作者：馮崇義
    
    日前，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建議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傳開，舉世譁然。修憲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為習近平量身定做的一項重大舉措。此舉旨在為習近平終身任職掃清道路，非同小可。朝野上下與國際輿論強烈反彈，形成軒然大波。戊戌年初的這場修憲風波，顯示習記統治集團的重大危機，或許也同時昭示重大政治風暴的來臨。
    

    
    我們知道，肇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始毛澤東歸天，災難深重中華民族迎來一場重大的社會轉型，也就是從毛澤東統治的極權社會轉變為以“改革開放”和人權意識覺醒為主要標記的後極權社會。黨國專制的政治一元依然延續，但是黨國極權的管控能力衰退鬆弛，經濟和文化從一元走向半多元。
    
    這場社會轉型體現在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潮流之上。市場化首先涉及半拉子存量改革，比如在農村的人民公社解體，代之以家庭承包經營；城市的國有企業也經歷承包製、股份化、公司化等項改革。市場化的增量改革成就更大，從個體戶、鄉鎮企業、到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私營經濟早就占領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儘管上游產業仍由黨國所壟斷。由於黨國專制的政治制度沒有相應改變，中國經濟演化成為嚴重向黨國和權貴傾斜的黨國資本主義半市場經濟。
    
    全球化由最初打開小缺口開辦經濟特區經營外貿外資，到全面打開國門“參加世界大循環”、承接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資金技術大轉移和經濟全球化成果。同時也大規模引進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法律法規和國際慣例，走出幾乎完全封閉的狀態而很大地拉近了和世界的距離。
    
    民主化的成果最不如人意。但是，也有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所主導“思想解放”、撥亂反正和“自由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是一場壯麗的政治和解，解放了數千萬政治“賤民”。在中共政權的頂端湧現一批很值得稱道的政治家，包括人道主義總書記胡耀邦、“三寬部長” （寬容、寬鬆、寬厚）朱厚澤和在重大政治抉擇中堅決堅持 “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總書記趙紫陽。更有獨立精神復甦、人權意識覺醒、甚至於擁抱自由主義思想體系的億萬公民，以及由各類社團和互聯網所構成的公民社會。遺憾的是，黨國政治改革進程在1989年春天那場大鎮壓之後半途而廢，中國的自由民主力量受到黨國頑固勢力的不斷摧殘。
    
    就四十多年前中國所開啟的走出極權體制、建立“有限政府”的努力而言，政企分開、黨政分開等改革舉措已被黨國當局拋棄，基層民主選舉和黨內民主選舉的改革措施也已被黨國當局扭曲。僅存的成果是“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代之以退休制度和任期、年齡方面的限制。1982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嚴格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職務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共沒有對黨章進行修改以對黨的領導職務做出相應的限任制規定，而只是在實踐中參照憲法照章辦理。直到2006年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對黨政幹部一視同仁，規定“黨政領導幹部在同一職位上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不再推薦、提名或者任命擔任同一職務”。實際上，“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的核心是廢除最高領導的終身制。這一法規總結了當年“偉大領袖”毛澤東終生掌握所有幹部群眾的生殺予奪大權，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包括連綿不斷的政治迫害和政治運動、餓死三千萬無辜生命的“大躍進”、“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由於對以往的慘烈經歷和慘痛教訓有廣泛的共識，這一法規制定之後受到比較嚴格的實施。胡耀邦、趙紫陽受迫害而下台，沒有機會任滿兩屆。江澤民不是正常換屆上台，多任了半屆。李鵬、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人都有章可循，只任兩屆。
    

    
    2012年習近平入承大寶之時，中國面臨維穩體制和憲政轉型之間的抉擇。覺醒公民的正當訴求和中國的社會邏輯，是從後極權體制到憲政民主的大轉型；中共的黨國邏輯，則是強化維穩體制以使黨國專制延續下去。 面對這樣的抉擇，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若明若暗的分歧。處於弱勢的是溫和態度，除了“胡趙餘黨”的憲政呼聲，還體現於胡錦濤所提出的 “和諧社會”（儘管三心兩意且在實踐中變味）與“不折騰”、溫家寶對普世價值、政治改革和防止文革復辟的呼籲（儘管他無法落到實處）。居於強勢的則是強硬態度，特別是“紅二代”重整朝綱、捍衛和強化黨權的本能衝動。不過，當時的強硬派遭遇挫折。主導維穩體制的周永康和倡導“重慶模式”（“唱紅打黑”和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潮）的薄熙來被胡、溫挫敗，給啟動憲政轉型提供了難得的條件和機遇。
    
    習近平上台之初，沒有自己的人脈、根基薄弱，在依託“紅二代”的同時也爭取其他派系的支持。他曾經裝出對憲政的興趣，特別是在紀念1982年憲法頒布30周年紀念會上高調表示要落實憲法、追求法治，曾經激發世人希冀他順勢而為的良善期待。但是，就其價值體系和知識結構而言，習近平骨子裡是深度毛粉和極權主義者。他時刻彰顯其“紅色基因”、將自己定位為紅色江山天經地義的接班人，他將他的使命確定為防止發生於原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轉型、確保共產黨的紅色江山不改變顏色。這樣的定位和使命，與世界潮流、普世價值以及人心所向的中國社會前進方向針鋒相對。
    
    因而，當世人爭議習近平是向左轉還是向右轉的時候，他既不向左轉，也不向右轉，而是堅定不移地向後轉，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將中國社會從後極權社會拉回到極權社會。他不只是繼承薄熙來和周永康，而且將薄熙來、周永康的惡政升級換代，將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升級為更加系統和徹底的“掃黑除惡”，將周永康通過政法委以“干髒活”方式實施的維穩體制，升級為由凌駕於黨政軍各級機構之上的國安委直接指揮、由《國家安全法》和《網絡安全法》等專門法規支撐、在法律框架內更加理直氣壯地系統推行的超強版維穩體制。他為重建黨的一元化領導而摧殘不服從的江湖，剿滅公民社會中獨立於黨國的社會團體和網站網頁、剿滅批評黨國倡導憲政轉型的意見領袖、剿滅促進法治和憲政轉型的維權律師及各類民主維權人士、剿滅同情和資助憲政轉型事業的企業界人士。他為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公開向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理念宣戰，公開要求媒體姓黨，直接領導“清網”運動，慫恿各類媒體製造個人崇拜，殘酷打壓“異端”思想和迫害思想文化界的異見人士，將整個文宣系統和教育系統重新變為黨文化獨占的陣地。他為重建定於一尊的領袖專制而破壞 “集體領導”體制，建立完全由他一個人說了算的各類“領導小組”來架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務院的正常決策程序，摧毀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限任制而重新復辟已被廢除的終身制，將掣肘黨魁大權獨攬的寡頭專制轉變為類似於君臣關係的個人專制。
    
    對於習近平柄政五年來的“政績”，也應放到促進還是阻礙中國憲政轉型這一大框架中來評價。比如，在現代正常國度，反腐以官員財產公示為基礎、由獨立司法部門來執行、由獨立媒體來監督。習近平和王岐山聯盟所進行的反腐，則是由中共紀檢部門主導，由中共政法委和司法部門配合，以清洗政敵為首要目標的黑道政治和選擇性執法，扭曲中國已經形成的司法體系，對法治進程造成嚴重混亂和危害。我一再強調，腐敗的確切定義是“以權謀私”，所謀之私可以是財色裙帶，也可以是權力地位。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謀取和濫用最高專制權力的習近平是最大的腐敗分子。專制本身就是犯罪。而且，濫用權力進行政治迫害，是比謀取財色嚴重得多的反人類罪。我們知道，由最大的腐敗分子進行大規模的反腐來建立“政績”，是君主專制和黨國專制的統治者們的傳統把戲。專制乃腐敗之根與源，有人希冀借專制權力反腐而實現廉政，實是飲鴆止渴。古代中國的專制統治者們將“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把戲玩了幾千年，禍國殃民的罪惡罄竹難書。習王聯盟依靠中紀委越過司法程序大規模懲辦不受他們待見的黨政軍要員，比明代的東廠制度和錦衣衛執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再比如，在現代正常國度，扶貧救危的社會福利制度已牢靠建立，根本不是某屆政府可以拿來吹噓的政績功德。習近平則與其他專制統治們一樣，將動用國庫和民脂民膏進行的“扶貧”，當成他們對下民的恩典，將黨國放鬆管制以後國民的脫貧致富當成他們的政績，進而以“扶貧”和脫貧的政績來奠定其行使專制權力這一犯罪行為的資格，強制國民的擁戴，並強化為所欲為的專制權力。古今中外有過太多這樣的專制統治者，以及他們所留下的悲劇、鬧劇和醜劇。
    
    有人將習近平的反腐和整頓吏治當成推進法治之舉，大謬不然。習近平以黑反貪、借反貪清洗政敵並強化專制權力的作為，與法治背道而馳，徹底違反法治三大原則。法治的第一原則是法律至上，法律具有高於任何團體和個人的最高權威。習近平則頑固地將“黨的領導”當作習記“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徵”，蠻橫地將法律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不是遵從法律的權威來反腐，而是遵從他以及他所理解的中共意志來反腐。踐踏法紀，莫此為甚。法治的第二原則是司法公正，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獨立於立法機構、行政機構以及一切政黨的司法機構遵從嚴格的司法程序獨立辦理任何案件。習近平則頑固而蠻橫地要求公檢法都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由中共的政法委領導和協調執法和司法。貪贓枉法，莫此為甚。法治的第三原則是法律以保護公民權利為目的，國家不能指定任何違反公民權利的法律。習近平則領導中共堅持那些違反公民權利的惡法，而且系統地制定違反公民權利的一系列新惡法。習近平是明目張胆地在二十一世紀發揚光大古代中國嚴刑峻法蹂躪百姓的法家傳統和列寧主義黨國政治掛帥的法制傳統，與民主法治的人類文明為敵，將法律作為管制和鎮壓公民的專政工具。
    

    
    習近平及其跟班們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他們當今的“三個自信”或“四個自信”，是基於市場化的全球化的意外成功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財富積累和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受到民粹主義的衝擊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由於認知錯亂，他們將中國的財富積累誤讀為黨國專制制度的制度優越性，將西方民主世界的暫時困難誤讀為西方的衰落。基於這樣的的誤讀誤判，他們地野心迅速膨脹到了爆棚的程度，迫不及待地重建領袖獨裁和紅色帝國，並無比狂妄無知地要為世界指明方向、提供方案。
    
    極權專制的突出特色之一，正是以崇高的名義和人民的名義作惡。習近平五年來正是認為他“不忘初心”，有崇高理想，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是人民愛戴的領袖（領袖已就在全世界變成一個令人噁心的稱號），因而剛愎自用、肆無忌憚。習近平敢於公開宣揚毛澤東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不能相互否定，敢於公開將奪去幾千萬無辜生命、使整個中華民族陷入赤貧的滔天大罪宣布為“有益探索”，正是基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極權主義價值觀，以意圖倫理取代責任倫理來為專制統治洗滌罪行。而習近平五年來的所作所為，也正是與二十世紀的所有極權領袖一樣，激活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思想毒素，激活極權鎮壓機制、操控極權政治機器人來荼毒社會和世道人心。在“治國理政”方面的直接後果是，各類警察，特別是專門對付異見人士的國保國安和專門對付群體維權的武警，喝足大國崛起的迷魂湯，重新振作起來理直氣壯地濫用權力作惡；體制內外的各類五毛，也沿着“楚王好細腰、宮中有餓殍”的軌道，競相將各種左傾奇葩言行推向極端以向領袖獻媚邀寵，害人害己。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擋不住中國憲政轉型的大潮流和大趨勢。如果習近平順勢而為，讓後極權黨國繼續衰微，放鬆黨國對公民和公民社會的嚴厲管控，讓健康的替代力量得以自然成長。如果他更上層樓，果斷平反冤假錯案、向中華民族贖罪以爭取新的政治和解，為中共黨徒建立與其他政治勢力公平競爭的民主機制或者在失手時安全退出的機制，為中國憲政轉型創造有利條件和祥和氛圍，他本來可以建功立業、有所作為。他五年來的倒行逆施，既自毀前程，也增加了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的成本和代價。至今他已經心勞日拙，險象環生，使中國政治充滿危機變數。據說這次修憲延長任期，在中共高層也遭到抵制，有多達十一位副國級以上離退休幹部聯名上書反對。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一意孤行，既是他無止境的權力欲望和“二愣子使命感”使然，也是因為在他看來滿朝文武沒有合格的接班人，才出此下策。紅二代集體世襲的宗社黨思維，本來就腐朽至極。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樣，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中共黨國傳承不到紅三代，“紅色江山萬年紅”只是痴人說夢，黨國極權體制的終結是無可奈何花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