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生病了。
去年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的电话叫醒，对面是母亲慌张的声音。
“以生，你爸爸晕倒了，头撞在沙发棱上，现在我们在车上。”母亲一直问我，“怎么会晕倒呢？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晕倒了呢？”
太太安慰我说“没事的，可能是老人家贫血。”但我自从接到母亲的电话后就再也没有睡着，心中凌乱异常。天刚亮，我便买了次日的机票。
飞了23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我拖着行李赶到医院，医生将我和母亲叫到办公室，确认“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吗”。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场白。那一刻我预感到，我原本以为可以恒久的平衡生活要发生改变了。
医生最初一直在用专业术语解释手中那张抽象的CT图，大致就是脑部发现了一个肿瘤，阻碍了血液的输送。母亲一直死盯着那张CT图，几乎没有何医生对视过。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这个词母亲听懂了，我也听懂了。母亲浑身一颤，扭身哭倒在我肩上。我搂着她颤栗的肩膀，努力在心中理出一个头绪，我需要一个头绪，但是脑子里却空白一片。
像大部分中国式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诚然，他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我想他同样有权维持自己那份安然的希望。
老何最初以为自己只是跌倒摔伤了脑袋。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了。”
我帮他削平果，拿起刀子，却削的笨拙。老何笑了，说“你这辈子啥时候削过苹果。”继而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纹丝不断地整整齐齐削了下来，习惯性地递给了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
我习惯了接受老何的照顾，他可以很自然地为我削平果、做饭、乃至洗衣服。我习惯了他以父亲的姿态不苟言笑地存在，训斥我、嘲笑我，仿佛他永远是正确和不被打倒的那一个。
而如今我要强迫自己面对他大厦将倾，却连一个苹果也削不好。或者他也不希望我削好。因为一旦他吃了我削的苹果，就相当于缴械投降，正式交出了一家之主的权杖。
多么可憎的自尊，可憎的矜持，可憎的男人的面子。
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如此像我的父亲。我最终也只是一个匮于陈词的木讷男人。
三天后我返回美国，回去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人在千尺高空中更容易分泌肾上腺素导致流泪。
在回美国的红眼航班上，黑暗的客舱中只有发动机的轰鸣，我坐在四面环包的公务舱里，独自泣不成声，我试图抑制，却只是听得到自己从喉咙底部发出的沉重的哽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从自己身体里发出这种原始的声音。
除了母亲外，我还请了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我也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西安，每日来探望老何。
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在几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不那么简单，也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但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保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
每次看到我来到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对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妻子又说了女儿的什么趣事，比如当天又发生了什么社会热点事件。我们就像两个相敬如宾的老同事，进行着不疼不痒的话题。
每次不到半小时，老何就会催促我去忙我的事情。我说我现在在休假，他就会催我回美国。有时他干脆扭过身去，告诉我“我困了想睡一会儿，你走吧。”
但第二天一早，他又会早早巴望着，问护工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息，几点过来。
老何的病情发展很快，最初他还是医院和家里两边轮着住，后来疼痛的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也不再准许他回家。他就在安静而精致的单人病房里，任时光如抽丝一般从生命中流去。
我以为老何会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说一些情绪化的话，或者交代一些身后事。但他却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始终每日只是和我聊一些不疼不痒的日常话题，即使是疼痛，他也是默默隐忍着，只是让医生给他开药，即使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
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仿佛一旦流露出真实的情绪，就如同剥掉胸腔外的皮囊一般，他也将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就这样他包裹着自己的尊严逐渐衰亡着，终于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够进食，每日鼻饲。
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空前依赖了。每天若醒着，便用眼神到处寻找，如果看不到我，就失望地闭上眼睛。
如果看到我，他就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一直望着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内容，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和情绪。所有的痛苦、遗憾、爱与期许，他可以拒绝告诉我，却无法阻挡眼神的表达。他不曾留下什么深入骨髓的遗训，但每当我想起老何，他最后那段时间看我的眼神，都让我心揪着疼痛。
不会说话的老何，在各种塑料管的背后变得那么无助和真实。他的眼神终究是出卖了他。他的眼神有时是痛苦的，有时是求助的，但我却救不了他。
我突然想到爷爷在牛棚里失血过多而死的画面。我心中嗡的一下。在那一刻我突然变成了少年时的老何，看着自己的父亲在眼前消亡，恐惧而绝望，最后只看到血流淌在泥里，留下暗红一片。
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揭开，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
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也让我更加无法释然老何的即将离去。
在一个陪夜的深夜里，病房一片死寂，偶而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或是走廊上医疗器械车推过的金属声。
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地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的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心中安然。我不知道老何是否醒着。他一动不动，我就那么靠着他，索性把脸埋在他的背上。
我就在他的身边那么躺了一宿。
早晨起来看到老何看着我，眼神里竟没有疼痛，全是安宁祥和。
这么多年，作为在中国社会变革中代沟最深刻的两代人，我和老何始终别着一股劲儿。而如今所有的隔阂和执拗，都在生命尽头的这个早晨，获得和解。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但似乎从那天起，我没有再从他的眼中读到过恐惧。
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心理最后的建设，可以泰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
三天后老何身边的监测器从曲线变成了直线。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妻子带着女儿从美国赶了过来。女儿像大人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包容着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我从此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我从此成了家里那个必须坚强的人。如果我需要用最大程度的淡定来保护我所有的内心活动，我想我可以这样做。
我终究理解了老何内心的惶恐，和他执念式的坚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童年的自己追随着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集市，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老何早已离去。正在落寞间，蓦然转身，却惊见了童年的自己，他冲我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了你。”
低头，我穿着发黄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终于变成了老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