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

    机械师邰起良看见林彪已经到来，而机组其他5位成员还没到，他可能有点纳闷，到飞机下面抓起临时内线电话，找到调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人员怎么还没来齐？！”李海彬也大惊，才赶紧去敲我们的门。
    当时参与拦截飞机的，还有山海关机场场站的参谋长。他告诉我们：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然后他直奔机场，到了飞机下面，没看到潘景寅，却看到正在打电话的邰起良。当他把不准256飞机起飞的命令告诉机械师邰起良时，邰起良紧皱眉头，愣愣地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跨到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飞机。邰起良一边走一边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们能马上出现。可是最终也没能等到我们，他成为倒数第二个登机的人。
    最后一个登机者是林立果。
    已经登上飞机的叶群，还把头伸出驾驶舱的窗外，高喊：“油车赶紧让开！我们要起飞！”被她这么一喊，油车司机开始犹豫着往后面倒，可是还没等他完全把车倒走，飞机就急着开始滑行，结果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挂在了油车顶部，灯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机坪上。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其实涉及了两架飞机。除了三叉戟256之外，还有一架是被周宇驰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但是，很多年来，关于这架直升机的故事却很少被提及。
    巧的是，这架直升机的一位亲历者陈士印是我在航校时的同学，1964年7月我们一起被分配到34师。陈士印后来被调到新成立的四团改飞直升机，1967年，空军从法国进了“云雀”直升机之后，他又开始学习飞“云雀”，很快就担任飞行副大队长，当时不足30岁。
    1971年春，空军参谋长胡萍找到分管直升机团的专机师副师长，说空军首长要求，在首长(林彪)身边要培养一名直升机飞行员，这位准备学习直升机的人就是周宇驰。虽然周宇驰在空军的身份只是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但是他与林立果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所以副师长亲自带周宇驰学比较先进的云雀机。作为副大队长的陈士印也被指定担任训练飞行的指挥员，因此也认识并接触到周宇驰。
    9月13日凌晨1点多，正在熟睡的陈士印被周宇驰的电话叫醒。周宇驰让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指挥学院的小楼里，周宇驰拿出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陈士印看，上面是红铅笔写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上面没有红头，下面没有红章。周宇驰说有重要任务，让陈士印开直升机去北戴河给林彪送文件。
    周宇驰与于新野、李伟信3人在空军指挥学院办公室匆匆忙忙装上一大堆东西后，拉着陈士印赶到沙河机场。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型直升机，陈士印觉得没把握，又叫上了另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
    周宇驰拿着这张林彪手令，骗过了机械师打开直升机，也骗过汽车连连长给3685号飞机加了油，最后骗过调度长通过场站调度室值班员给直升机放飞。凌晨3点15分，3685号直升机起飞。其实那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通过在空军坐镇的李德生向全国发出了“禁空令”，这时张家口机场的歼击机已经起飞，决定对3685号直升机进行空中拦截。
    陈士印和陈修文当然不知道这一切。直-5的驾驶舱只能坐3个人，陈修文坐在左边正驾驶员的位置上，陈士印在右边驾驶，周宇驰坐在陈士印的后面。他关掉了通话开关，又熟练地关闭了航行灯和机舱所有灯光，说是任务绝密，要保持静默飞行。

   

    我们失去自由了

    陈士印被带回北京后，被拘留审查长达11年之久，最终被转业到沈阳老家。陈士印多年不愿意对外谈这段往事。我以老同学、老战友的身份找到他，终于说服他开启了尘封多年的回忆。这架返航的3685号直升机至今还保存在沙河的航空俱乐部里，我们俩还专门跑到那里，我为陈士印在那架直升机前照了张相。那被子弹击穿了4个洞的飞行工作服至今也保存完好。
    而那天晚上在山海关，虽然只睡了1个小时，但是经过一番惊心动魄，我们剩下的5个人谁也无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复回顾白天的细节，寻找种种不正常处，天色逐渐明亮起来，但我们仍一头乱麻。
    不过我们都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们推举副驾驶员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有人说，我们应该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可是怎么能找到党中央呢？最后大家想起找空军航行局局长，他是直接管飞行的。陈联炳把电话打到他那儿，把前后情况大致汇报了一番，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飞机走了把你们留下来的事？不可能！”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饭的时间，我们还在商量汇报的事，这时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我们听到后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岗。我明白，我们失去自由了。
    9月14日下午，我们机组5位成员，加上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孩子，每人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两个海军“陪同”，被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北京站时，同样还是每人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疾驰而去。
    我们被送到海军司令部后院的一个家属招待所，一人一间，被看管起来。其实看管我们的海军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有一天一个人还把我叫到破仓库里问：“山海关那边究竟出什么事了？”9月19日，一辆大轿车又把我们全拉到位于西山的北京军区政治部招待所。其实这时由纪登奎负责、公安部部长李震主抓的“中央专案组”已经成立了。
    单独关了一两天后，有一天半夜，我们几个人被叫到一间屋子，进去一看，找我们的是纪登奎。他对我们挺客气的，像聊天一样询问我们事件的详细经过，听罢说了句：“林彪急着抢班夺权，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我才知道那架飞机上的人的命运，以及整个事件的定性，顿时百感交集，又震惊，又有逃过一劫的侥幸和后怕。
    公平地说，专案组的人对我们还都挺客气的，但措施该严还是比较严。怕我们自杀，刮胡子不能用刮胡刀而是用推子，窗户都被糊上还用木板钉上，不让我们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北京军区专门挑选排以上干部轮流值班，一天24小时看着我们，上厕所不能关门，睡觉时可以关灯，但看管我们的人还要坐在那儿，视线绝不离开我们。
    我和陈联炳住在一屋，但有时我们俩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都是躺在那里，眼望天花板，想着自己的心事。那时我最担心的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妻子和老家多病的老母亲，我想妻子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会发疯一样到处找我。
    转眼到了11月，天气已是很凉了，我们身上还穿着离家时那身单布工作服。我们向专案组提出到我们每个人家里给我们拿过冬衣服，专案组没有拒绝这个要求。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举动，向家里人传递我们还活在世上的信息。事后证明，这的确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