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旭彬
圖：“DNA之父”詹姆斯·沃森
文 | 諶旭彬
上周有很多人在討論詹姆斯·沃森和他的“種族智力論”和“基因差異論”。
相對“種族”、“基因”與先天智力的（可能的）關係，我更關心後天智力可能受到的影響。
所謂後天智力，即人出生後被拋入社會，所形成的理解、認知、分析事物的能力（廣義上講，從出生那一刻與父母接觸，就算進入社會了）。下文所有“智力”，都是這個意思。
一個人的智力高低，主要取決於兩點：
（1）信息獲取能力。 （2）邏輯思維能力。
前者決定了原材料的多寡，後者決定了加工能力的強弱。
不幸的是，在秦制國家，這兩點，都可以人為操控。進而也就會直接造就秦制國家的國民整體智力的低下。
控制民眾的信息獲取能力，主要有如下手段：
（1）污染、刪減民眾所獲取的信息。 （2）掌控、切斷民眾獲取信息的渠道。
康熙深度干預《明史》的修撰，欲將滿洲說成明代抗倭的中流砥柱——“嘉靖年間，倭寇為亂，不能平，後滿洲征服。至今倭刀、倭碗等物現存禁內。而《明史》（指《明史稿》）不載。可見《明史》偽妄，不足信也。”
這是典型的信息污染。
乾隆修《四庫全書》，凡涉及遼東、女直、女真字樣者一體銷毀。共計禁毀書籍“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禁毀書籍種數與所錄書籍種數幾乎相等。
這是典型的刪減信息。
漢成帝時，東平思王劉宇來長安，向朝廷求取“諸子及《太史公書》”。成帝與王鳳商議，王鳳堅決反對，理由是：“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意即，《史記》當中記載了奪取天下和朝廷運作的真相，絕不可以外泄。
這是典型的切斷信息獲取渠道。
晚清學制改革規定，歷史科目的教學要義是“略舉古來聖主賢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國文化所由來及本朝列聖德政，以養國民忠愛之本源”，“尤宜多講本朝仁政，俾知列聖德澤之深厚”，必須以“聖主賢君”及其“重大美善之事”作為歷史教科書的主要內容。
這是典型的掌控信息獲取渠道。
操縱民眾的邏輯思維能力，也有兩種主要手段：
（1）無視邏輯謬誤，直接向民眾灌輸結論。 （2）灌輸錯誤邏輯，間接引導民眾“自發”得出結論。
前者歷史悠久，與秦制國家相始終。略舉幾例：
（1）使用“稻草人論證”。曲解乃至捏造出一個對方並沒有的論點，然後展開攻擊，繼而宣布勝利。史上所有暴力鬥爭的勝利者，都會將失敗者當成稻草人，為其捏造不存在的、供批判的靶子。
（2）捏造事物的因果性。“天無二日”被用來為“地無二主”提供正當性；白虎與長稻穗，也被視為統治者實行“仁政”的所謂證據。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劉氏統治和滿足個人物慾，一輩子都在玩讖緯，儒士桓譚跟他講，天道這種東西聖人也難以參透，後世的淺薄儒生更沒戲。那些妄談讖緯天道的都是小人，陛下你要遠離他們；他們有說對的時候，也只是如猜數字的單雙一般純屬偶然，全憑運氣。劉秀要修靈台，想拿讖緯給自己的花大錢之舉撐腰，桓譚又跑來嘰嘰歪歪，差點被暴怒的劉秀砍了腦袋。這些都是捏造因果的典型案例。
（3）訴諸情感。利用煽動性的言詞，激發情緒，去影響受眾，使之站到擁護自己的立場。赤壁之敗後，曹操做《讓縣自鳴本志令》，以應對輿論對自己的批評，是此類手法的典型案例。文章從自己“舉孝廉”開始說起，再三強調自己如何如何為了國家鞠躬盡瘁，對自己的劣跡，比如習慣性屠城——“凡殺（徐州）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屠彭城，獲其相侯諧”；“太祖攻圍（雍丘）數月,屠之”；“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則隻字不提。
（4）訴諸群眾。朱元璋當年，曾在全國範圍內掀起針對胥吏的群眾審判運動，號召地方民眾將他們眼裡的貪污腐敗的衙門胥吏綁起來押送京城。但群眾意見不能等同於司法證據，人數的多少也不能用來決定貪腐的有無，歷史上因民眾喊打喊殺而冤死者不計其數。在伽利略之前，幾乎所有群眾都認為是太陽繞地球在轉，但這不能改變地球繞太陽在轉才是事實。
（5）倒因為果。民眾不喜歡戰亂，喜歡和平，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所以，在秦制國家，得了天下（結束戰亂）的人，只要他不發了瘋似的繼續折騰，民眾還有一條苟延殘喘的活命之路，肯定願意“支持”這個新政權，也就是“得天下者得民心”。但秦制政權更喜歡把因果顛倒過來，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將自己打扮成“救民於水火”的大恩人。康熙畢生致力於塑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所用的就是這樣一套邏輯。
此外，在秦制政權灌輸結論時被無視的邏輯謬誤還包括：訴諸權威（先王、孔孟、祖制之類）、循環論證（用結論的一種表述證明另一種表述）、偷換概念（以政權為國家）、人身攻擊（批判私德、扣帶有道德色彩的大帽子）、訴諸暴力（黃巢“替天行道”）……
灌輸錯誤邏輯，間接引導民眾“自發”得出秦制國家想要的結論。這種辦法，常見於與核心利益相關的問題。
比如，前些天有朋友留言教育我：
“你要記住一個真理，軍閥地主貧農佃戶他們都為自己私利互相打劫，都不如皇帝愛國！最愛國的人必然只有皇帝！國內最公正的人，只有皇帝。最希望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必然是皇帝！”
顯然，這位朋友被灌輸了一種錯誤邏輯——社會公平正義，最有利於秦制國家的穩固，最符合皇帝的利益。事實上，對秦制國家的皇權而言，重要的從來不是社會的公平正義，而是如何與自己的“統治基礎”構成利益共同體。讓“統治基礎”開心，遠比讓草民感受到公平正義更重要。
以中國古代史諸多財政改革為例。黃宗羲很早就發現：這些改革，雖然無一例外打着“減輕百姓負擔”口號，說是要致力於稅賦的公平正義，但其結果，在增加國家稅賦的同時，無一例外嚴重加深了百姓的負擔。
比如，唐代改“租庸調”為“兩稅法”。按照唐朝政府的官方說法，這次改革的目標是追求稅賦公平，徵稅標準“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把以前的“租庸雜徭”，全部歸併為“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兩種，誰的田產多，交的稅就多，不像從前按人頭收稅，不管具體的人有資產沒資產。聽起來很美好是不是？可惜，實際情況是，從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租庸調之外那些無法律依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也全部併入了“兩稅”。按王夫之的評價就是：
“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從前那些缺乏正當依據、具有臨時性質的苛捐雜稅（暫時法外之法），全部被納入到“兩稅”這個大口袋之中，變成了正規賦稅。
更絕望的是：秦制國家從來不會意識到，政府與國民之間存在着必須遵守的契約關係。按照契約，田租（租）、徭役（庸）、戶稅（調）和各種“法外之法”，已經被全部併入到了新的“兩稅”，政府此後無權再在“兩稅”之外，重複徵收已合併的這些稅種。但現實是：很快，各種“法外之法”再次出現在政府的催繳清單之中。
宋代的方田均稅、明朝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全部打着與“兩稅法”類似的“追求稅賦公平正義”的旗號，全部都在玩着“法外之法”被納入正稅然後又再次出現這樣的絕望遊戲。每一次以提升汲取能力的財政改革，都有着很漂亮的口號（“方田均稅”這樣的名詞，光聽着就似乎很有公正感），每一次改革之後，隨之而來的都是巨大的民生慘劇。
在秦制國家，皇帝從來不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他追求的，是皇權的穩固。而穩固皇權的關鍵，是提升政權的汲取能力，以維繫其統治基礎（官僚系統和暴力軍事集團）的正常運轉。當這種常識，被另一種錯誤邏輯所取代（社會公平正義最有利於秦制國家的穩固），自然，人很容易自動得出“最希望社會公平正義的人必然是皇帝”這種錯誤結論。
而這，也正是秦制國家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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