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曾經純真（二）
——讀《大夢誰先覺》亦即《中國之春回憶錄》
民運的根本問題，是職業革命家們的吃飯問題。我雖然不曾幹過民運或從事過任何一種政治活動，但也根據常識意識到了這問題。在《革命經濟學導論》中，我指出，我黨的劣質革命宣傳，使得中國人悉數喪失常識，連革命只有投入，沒有產出，乃是世上最花錢的勾當都不知道。
其實這問題明擺着：要使任何一種運動成點氣候，具備起碼的規模，就必須有一群全日制的專業人士在其中運作。這些人以及其家屬都需要養活，辦雜誌、舉辦會議等等都需要大量的錢。這些錢從哪兒來？當然不會如毛毛雨一樣，從天上掉下來，只能要麼來自於某個外國政府，要麼來自於某個毀家革命的大資本家。前者如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獲得德國政府秘密的巨額資助，以及中共被蘇共長期豢養，後者如“基地”一樣，有本拉登那種百萬富翁鼎力支持。海外民運也就只有這兩種經濟來源，要麼拿台灣的錢，要麼如王炳章設想的那樣“以商養運”，也就是丁楚設想的“民運企業化”（雖然他沒用這字樣），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
這兩條路都是死路。Personally，我倒不認為拿台灣的錢是什麼醜聞——你總得讓那些志士活下去吧？無論是王炳章還是丁楚，本來都可以有自己的正當職業，並不是為了找口飯才去當職業革命家的。王炳章據說原來是個收入相當可觀的大夫，後來還當了保險經紀人，太太又開了個什麼“國際工商公司”，並不是非得以從政謀生不可。丁楚是在籍學生，在投身革命之前，他利用暑假給某個冷凍機修理公司打黑工，年收入可達三萬美元左右，在那個時代算是高的了（他在上大學前就是幹這行的，據說幹了七年，經驗豐富，根本不是美國技工可以相比的，與我個人經歷頗相似。看到書中的描寫，我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的確，西方的富庶慣壞了技術工人們，他們的所謂“修理”就是“更換”——查出某個零件壞了，換上個零件了事，根本不會如咱們那樣將它修好，或用種種歪門邪道對付之）。老闆非常賞識他，答應為他辦綠卡。即使他不上學，靠那手大陸練出來的技術也能活得輕鬆愉快，並不必去趕那趟渾水。
但既然要人家全日制幹革命，就得保證人家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這還是小事。一個政治組織要發展，不光得養一群機關人員，而且活動分子們得到處旅行演說遊說，還得定期召開各級會議，不但要為代表們提供往返機票，而且得安排人家的食宿，租用會場，等等，這些錢從哪兒來？當然要有個大財東。除了台灣，還能上哪兒去找去？
然而拿台灣的錢，就得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桀犬吠堯，各為其主。人家絕不會白養你，起碼大方向必須在人家的軌道上。這種受人豢養的民運非但無獨立可言，而且見不得人，蓋國人個個被官方洗腦一勞永逸地弄壞了腦子，一致堅信革命乃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賢事業，一旦聽說革命家們竟然拿國民黨情報機構的錢，頓時覺得那些人乃是廉價拍賣自己的毫無原則的敗類，卻不想想他們的所作所為，與國父孫中山、毛澤東諸先生比起來，曾不如魁父之丘比太行，更想不到那些人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實在是貓吃酸醃菜，一百二十個沒奈何。最痛恨施主的，恐怕還是他們自己。最想改變這飲鴆止渴狀態，獲得獨立的，恐怕也是他們自己。
這還不是受人豢養的唯一弊病。既是一種事業而非企業，當然就是open的，來者不拒，那就必然魚龍混雜，勢必摻進許多“找飯轍”的“民主混混”。在海外這個問題尤其突出，因為語言文化風俗障礙，找個體面的職業要比在國內艱難得多。例如呼延民吧，他在國內，哪怕中學語文從未及格過，憑那華東師範的文憑，也能隨便在哪個中學當個輕鬆體面的教書匠，但到美國二十多年至今仍目不識丁，口不能言，除了去唐人街中餐館端盤子，還能幹什麼？若不是童貫爺爺給他一筆豐厚的“遺產”，又豈能到中文網上廣撒票子作金主？在此類劣質人等眼中，全日制民運職務當然就要變成一種簡便輕鬆體面光榮的“飯轍”。
民運一旦變成一種誰都可以爭奪的簡易飯轍後，經費有限，粥少僧多，立即就會變成一種以內鬥為主要表現方式的惡性生存競爭。它的尷尬在於：它標榜的是“民主”，因而就毫無理由變成一種由少數高質精英壟斷的事業，什麼阿貓阿狗都可以打出“權利”、
“平等”
的冠冕堂皇旗號來爭奪飯轍，而有能力的精英根本就抵擋不了混混們的爭奪——人家有的是時間和精力，又沒有正事需要操心，可以全日制地陪你熬。高寒那個完全徹底的文盲狀告獨立中文筆會的職業作家們的醜聞，就最能體現這種惡性競爭。
民運為其參加者提供的虛幻“權力”感的誘惑更惡化了這種惡性生存競爭。在讀丁楚回憶錄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極度詫異：那不就是個野雞組織麼？有何政治權力可言？
“曾經擔任民運組織要職的人在身退之後，如何在社會上為自己定位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說的跟江總退下來也差不多了。“民聯沒有錢了，《中國之春》瀕臨破產，大家也沒有什麼好爭的，都樂得讓我獨攬朝綱，把所有的‘權力’恨不得都交給我，同時也把所有的事務擔子都壓到我身上來。”聽上去跟說敬愛的黨中央政治局似乎也無甚差別，鬧得跟真的似的，都什麼事啊！
但後來我想想也就明白了。當年咱們也曾純真，一夥志同道合者辦了個《海納百川》網站，那既不是政治組織，更不是飯轍，完全是只有付出、毫無收益扛死馬的背時事。然而幾個人在當慣了“生殺予奪大權在握”的斑竹後，竟然會為那再虛幻不過的“權勢”感迷醉，變成了大槐安國的皇帝，甚至沉醉在“壓寨夫人”（＝被暴力搶上山的性奴）的下賤幻覺中不能自拔。為了維持那幻覺，竟然干出比王炳章提走全部公款、關閉賬戶有過之無不及的爛事來——把數據庫和服務器捲逃一空後拉閘斷電，讓我等統統翻船落水，與此同時趁機開張新店，把所有的訪客悉數拉過去。這到底為什麼？還不就是為那虛幻的“權勢”感。
所以，阿奇頓爵爺說：“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敗。”那“權力”其實並不一定非是真實的，虛幻的權力同樣能使人腐敗。
有了“飯轍”和“虛幻的權力”這兩個因素，民運作為一種事業迅速敗壞就是必然的，而且它必然要經歷“汰優存劣”的逆向篩選過程，將真正有能力、有抱負的志士排擠出去，最後只剩一夥純“飯轍”，而民運就完全成了簡便稻粱謀，最終變成於今所謂“政避民運”，墮落到出錢僱傭政治避難尋求者來開會的地步，當年的純真的理想主義氣息被沖刷得乾乾淨淨。
這個逆向篩選的過程之所以必然出現，原因也是明擺着的：一心不能二用，要幹事業，就沒功夫如呼延民那樣全日制琢磨人，不惜每月花兩百多美元的電話費去發展“橫向聯繫”，以“制衡總部權力”。而民運既然是一種民主事業，當然就只能搞少數服從多數那一套。有能力有抱負的精英們把精力全花在經營事業上，當然就不可能有呼延民那種職業搗亂家的人脈，只會在票決時敗下陣來。有能力者被淘汰出局後，猢猻們也就把大樹爬倒了，再無油水可撈，自然也就一鬨而散。《海納百川》的《罕見奇談》論壇在短期內由盛而衰，就再生動不過地演示了這種逆向篩選過程。
丁楚之聰明，就在於他朦朧地意識到了這些弊病。王炳章乃是個如假包換的毛共分子，他領導下的民聯完全是個如假包換的列寧式政黨，不是西方式民主政黨。而丁楚當了民聯的大管家後，便着手改造這局面，據他說：
“後來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組織理論，系統地提出了當代民主運動的一些組織原則：組織活動非政治化，政治活動非組織化；組黨組黨，組而不黨；以網絡結構取代金字塔結構，等等。 ”
這完全是應該的起碼的改造，否則對不起那“民主”二字。更難得的是，他說，他在剛剛上任時，就向胡平提出民聯需要調整“三大關係”，即調整與共產黨的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以及和大陸內部民運的關係。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個關係。
他認為，民聯對待共產黨的態度應該從“你死”轉向“我活”。民聯不是要消滅或打倒共產黨，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對選民。因此民聯所有活動的立足點不應該放在讓共產黨的丟分上，而應該放在為自己增分上。只要民聯能活下來，能在國內與共黨並存，就是民主事業的偉大勝利。
此外，他還和胡平一道，提出了對國人來說是振聾發聵的基本原則：“權利重於是非、形式重於內容、手段重於目標。”
這些想法可謂根本性的戰略突破，深得西方民主政治神髓，完全背離了毛共“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傳統全民思維方式，在那個時代堪稱先知先覺。
除了為民聯奠定這些基本原則外，他還力圖使《中春》企業化，將賬號公開，使得國民黨的資助從黑錢變為明捐。據他說，胡平接任之後，民聯的政治聲譽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轉，大陸留學生開始普遍認同《中國之春》上的政治觀點。而在他的經營下，民聯在嚴重經濟危機後迅速復甦，在財政上達到了最高點，存款達8萬美元之多。他和林心聲常接待帶着各種投資項目的客人，為民聯賬上的資金尋找投資方向。再有半年時間，《中國之春》就會擁有自主產權的辦公室，就會有自己的企業。民聯將會有一塊堅實的立足之地，經費將會有活的來源。再有半年時間，《中國之春》將無論在專業化水準上，還是在可讀性上會有一個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國之春》已經站在這個飛躍的台階上了。當時他已經在各地設立了幾個記者站，並在國內設立了幾個資料供應點，定期供應剪報資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他還在家裡建立了一套大陸各方面的資料庫。由於國內政治氣候寬鬆，各種出版資料也開始多起來，有了充足的資料，《中國之春》上關於大陸方面的消息和報導就會生動和豐富起來，《中國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讀者面前。他下一步計劃是在全世界擴大發行網點，開拓商業廣告渠道，最後做到自給自足，甚至盈利。到那時，他們就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擺脫國民黨的控制，挺過民運低潮，為回國找到一個立足點。
然而這大好局面卻被呼延民發起的罷王風波無情腰斬了，民聯分崩離析，《中春》風雨飄搖，經費逐年遞減，這一口氣從此再也沒緩過來，那個起飛前的主動勢態再也沒有出現過。令他不禁扼腕太息，覺得自己猶如遇上了西安事變的先總統蔣公，而呼延民當然也就是張學良。
這就是說，丁楚發現了民運的根本死穴在哪裡：作為事業，它只能靠人豢養，無政治上的獨立性可言，因此只能辦成企業，求得經濟上的自立，從而取得政治上獨立的經濟基礎。
但他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世上能有“民運企業”、“民主公司”這種怪物麼？民主本是管理國務的一種政治制度，豈能拿去管理企業？世上有哪家企業實行民主管理，經理由競選產生？就算倒王風波不發生，《中春》順利實現了經濟起飛，那又便如何？不過是辦成《多維》網而已，充其量辦成《鳳凰網》，當然擁有經濟自立能力，也可以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性，那又便如何？能算是一個民主政治組織，為我黨和其他政治勢力作個表率麼？
丁楚其實也意識到了這問題，他在回憶錄中說：
“林心聲在內戰期間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頭爛額，整天憤忿不平地在辦公室發牢騷：‘那些支部和盟員憑什麼對總部指手劃腳？他們自稱有這個權力那個權利，可是他們盡了多少義務？是他們養着總部還是總部養着他們？’林心聲習慣於西方式的思維，他看不起大陸人學習西方的那種囫圇吞棗的樣子。林心聲的實際意思是要加強總部的權力和功能，他的說法不是沒有道理。”
我看到這段話時不禁大笑出聲。當初我等辦《海納百川》網站時也是搞民主管理，實行一人一票。到後來才發現這整個是扯淡，絕對的不公平，蓋權利與責任毫不對稱。有些人什麼事都不曾做，加入俱樂部正如文革期間“造反兵團”的“戶口兵”，只是掛個名而已（本人在文革中就當過這種“戶口兵”），出大力流大汗的乃是我這日產萬節的主筆，然而到最後人家把持了斑竹的“權力”，就是有那本事將我永遠驅逐出海納百川。這還是斑竹干的，斑竹好歹還管理論壇，算是有點勞力付出。有的人如魏碑者什麼事都沒幹過，然而到投票時跟其他人有同等的決策權，吵起架來嗓門還比誰都大，您說世上還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事麼？
所以，丁楚為大好局面的夭折，把腳杆都抹細了，我看大可不必，他應該慶幸才是，幸虧《中春》的起飛沒有實現，總部不曾財源滾滾，否則民主混混們更要眼紅，只怕要打出人命來。
因此，說到底，民運的內在悖論是無法解決的：根據民主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是一種強調廣泛參與、來者不拒的群眾事業。但那需要金主，因而沒有獨立性可言，必將變成飯轍而引起無窮無盡的內鬥，無法由能幹的精英壟斷決策權與執行權，最終出現逆向篩選，猢猻們爬到大樹後便一鬨而散。若是為了避免這弊病而辦成企業，由有理想、有抱負的能幹精英壟斷權力，則它就不是一種民主政治組織，只能算一種開放自由的出版企業。這個悖論並不為民聯和《中春》獨有，乃是所有民運組織的共同難題。這就是為何民聯的沒落為幾乎所有的海外民運組織標出了鮮明的共同墮落軌跡。
由此似可導出，所謂“民運”，不能成為某一部分人的標籤，只可能是一種全民事業。任何一個比較開明的報刊、網站，都應該視為全民民主事業的一部分，無論它們的政治背景如何，哪怕就連《鳳凰》網站那種被普遍視為親共的網站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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