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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其庚 (據《鐘山風雨》)
南大請來的“打工仔”
1968年7月。南京大學。
一年一度的暑假已被取消，無休無止的“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一天早上，大約六點半鐘，師生多數都在食堂吃早飯，只見一女生從南園女生宿舍五層樓上縱身跳下，落到三層樓時被電纜線猛地一彈，然後就重重地跌落到水泥地坪上，兩個膝蓋粉碎性脫落，鮮血和碎肉及碎骨噴灑到幾米之外……
跳樓者名叫奚小柔，外文系法語本科64屆學生。落地時奚小柔頭部傷情不重，尚處在半清醒狀態，幾個好心的同學把她送到附近的鼓樓醫院。按說如果搶救及時，還有可能從死亡線上拉回一條性命。可是那時醫院內部分為對立的兩大派，得知奚小柔“裡通外國”，為了表示和“階級敵人”劃清界線，兩派醫生誰都不敢救治，害怕給自己招來“麻煩”。在家長的一再哭求下，一名護士“冒險”用紗布把奚小柔的膝蓋脫落處簡單包紮一下，除此之外其它什麼措施都沒有。奚小柔因傷痛難忍，晝夜呻吟，幾天后終因失血過多，眼睜睜“不治”身亡，時年僅23歲。
奚小柔是南京市人，家住玄武區一枝園。1961年考進南京九中高中部，和筆者系同班同學，一同就是三年。1964年考進南大，和筆者碰巧又是同班。正因為有兩次同班的“學緣”，再加上筆者有機會接觸省和南京市領導人，所以有關奚小柔“裡通外國”跳樓的前前後後，和其他南大同學比較起來，筆者知道的要更多更確切。
我們進入南大法語本科學習後，學校用月薪600元的高價聘來了法國教師任教。該教師名叫阿爾維•德耐思，男，22歲，平民出身，畢業於巴黎東方語言專科學校漢語專業。用現在的話說，德耐思到中國來任教，等於是出國“打工”，工資比在法國國內要高得多。任教一個多月後，德耐思和奚小柔的接觸漸漸“多”了起來，奚小柔的穿着也漸漸“洋”了起來，就連在課堂上提問，德耐思“提問”奚小柔的次數明顯都要比提問其他同學多得多。
然而儘管這樣，在那閉關自守的蒙昧年代，對這種高度敏感且令人耳目一新的“動態”，班上多數人都渾然不知，更不敢多想、多說，只有和奚小柔同宿舍的幾個善於觀察的女同學知道“底細”。她們覺得事關重大，及時報告團支部書記，團支書又及時逐級向上級報告。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知情人守口如瓶，比軍事秘密還要“軍事秘密”。歲月滄桑，人事消磨，有些“秘密”也許永遠都解不開！
奚小柔突然不知動向
1965年寒假結束，班上同學都開學上課了，唯有奚小柔和一名姓施的女同學突然蒸發，不知去向。同學們私下紛紛議論，有的說被提前調到外交部去了，有的說被調到東方歌舞團去了，還有的說被國家秘密機關調去搞情報去了……對這些傳言，學校既不證實，也不否認。你猜來我猜去，時間長了，也就沒有人再議論此事了。
幾年後從大字報上得知，奚小柔“失蹤”後，德耐思先是找外文系領導打聽，問這問那，回答都好像是事先統一好的“口徑”：“你回去安心教學，我們可以幫助查查，有消息時我們再告訴你。”等了一段時間，見沒有“消息”，德耐思又去找校長匡亞明。幾次到校長室,秘書總是客氣地告訴他，“很抱歉，校長出發（或開會）還沒有回來，等校長回來你再來。”畢竟是“愛”的驅動，學校找不成，德耐思又去找南京市領導，市領導答覆“這是學校管的事，你還是去找學校。”德耐思還不甘心，又去找奚小柔家所在地的玄武區領導，區領導回答很乾脆：“我們區里沒有這樣人，請你以後不要再來。”
“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1965年6月，在南大招生辦公室里，德耐思搞到一份全國高等院校系科目錄，他靈機一動，採取“天女散花”戰術，按照目錄上的相關專業和地址，逐一向全國高校外語系寄發信件。到底是成功不負有心人，遠在重慶山區四川外語學院的奚小柔果然收到了“鴻雁傳書”。這時，“陪同”奚小柔的施同學立即把“情況”報告給學院領導；院領導接着就請示國家教育部。部領導指示：1、把奚小柔軟禁在學院內，平時不許隨意外出，外出時必須要有人“陪同”；2、對她和德耐思的來往信件，校方安排專人隨時發現隨時扣壓；3、切實做好安全和保密工作，以免造成國際影響。這樣，由教育部牽頭，會同南京大學和四川外語學院，還有省、市相關領導，層層設防，高度保密，奚小柔——德耐思的“跨國戀”被封得嚴嚴實實。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發“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如同急風暴雨平地而起。隨着北大校長陸平和南大校長匡亞明先後被“揪”出，各個高校都掀起了狂瀾，鬥爭矛頭直指校黨委。接着“紅衛兵”運動興起，全國各地相繼展開了革命“大串連”。在這種“大好”形勢下，“軟禁”中的奚小柔暫時得到了“解放”。同年10月，她天馬行空，獨自一人一舉“串連”到北京，一舉“串連”到法國駐華大使館大門口。不用說，她“串連”鬧革命是假，想見見德耐思是真。但她不知道，此時德耐思早已回到法國。看到使館門口筆挺地站着兩個威武的持槍中國士兵，她張望、徘徊了很久很久，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直到夕陽西下，“斷腸人”才萬分無奈地退了回來。
1967年8月，全國各省市相繼被奪權，造反派之間打得你死我活，難分難解，呈現出混亂不堪的無政府狀態。機會千載難逢，於是奚小柔便從四川回到南京，在家中“躲進小樓成一統，不管春夏與秋冬”。當時我父親（原在南京市委工作）被打成“走資派”，被關進牛棚；我本人則因參加過“保皇”組織而受到批鬥，心灰意懶，也在家中做逍遙派。可能是“同病相憐”，也可能是出於對我的信任，奚小柔回到南京後不久即找到我家，老同學僅兩年多點時間未見，結果就被革命“革”得恍若隔世。此時的奚小柔已非往日的奚小柔，一臉憔悴，談話中不時流露出懼怕和憂慮。我除了把她走後的學校情況告訴她以外，又問她是怎樣被秘密轉到四川外語學院的，她說是教育部派人到四川聯繫安排的，名義上是“借讀”，學籍和檔案材料都還保留在南大。她去法國駐華大使館受阻的經過，也是她親口對我說的。談話結束時，鑑於當時的政治形勢，雙方都約定所談內容“永遠保密”。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誰也沒有想到，公元1968年，竟然是奚小柔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年。這年5、6月間，隨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進一步深入，置身家中近乎隱姓埋名的奚小柔最終還是被造反派“揪”了出來。一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整個校園內外成了批奚的“海洋”。宣傳車走街串巷，高音喇叭響徹石城上空，其規模和聲勢比之當年批判匡亞明有過之而無不及。“裡通外國”、“民族敗類”和“女妖精”等誣陷性字眼,重重地扣在奚小柔的頭上。造反派成立批奚專案組，他們內查外調，上北京，去四川，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就差一點沒有去法國。他們以奚小柔“跨國戀”為證，斷言從劉少奇到教育部到南京大學，推行的是一條修正主義賣國投降路線。大字報上綱上線上到了嚇人的高度，實在是無以復加。據說就連“旗手”江青和伯達、“康老”等文革頂級“首長”，都對南大揪出奚小柔給予充分肯定。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事到如今，對身處十八層地獄的奚小柔來說，要想“自由”，除了一死，別無選擇。死，不是消極，不是懼怕，不是懦弱；相反，死是勇敢，死是抗爭，死是超越。經過一個多月的看管和批鬥，奚小柔四大皆空，萬念俱灰。同年7月的一天早上，趁着兩名看管女生去食堂買飯的當兒，受盡折磨和凌辱的奚小柔大步走到五樓窗口，頭也不回，想也不想，望也不望，縱身就是往下一跳……
就在這從生到死的一剎那間，她或許能有所欣慰，因為10年之後，在改革開放的中華大地上，她的“跨國戀”終於不再是一種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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