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志
12月18日上午，
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對
女記者伊藤詩織遭性侵的民事訴訟案作出裁決，
判決伊藤詩織勝訴，
原TBS記者山口敬之
賠償其330萬日元（約21萬人民幣），
同時駁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的起訴。
伊藤詩織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寫道：
“我們贏了，謝謝所有人的支持。”
這一天，距離2015年4月3日案發，
已經過去了4年多的時間。 
照片來源：《每日新聞》
根據NHK的報道，
主審法官鈴木昭洋在裁決中說，
伊藤小姐找朋友、警察等詢問交談一事，
也從側面證明，
這次性行為違反了她本人的意志。
另一方面，
山口氏的供述與當時發送的郵件內容相矛盾，
核心部分存在不合理的口徑變化，
其可信度也極其值得懷疑。
照片來源：NHK作為日本歷史上，
首個實名指控職場性侵害的女性，
伊藤詩織也被視為日本me too運動的
代表人物之一。
伊藤詩織在法庭前接受採訪時說：
“這次判決給這個案件畫上了一個句號，
雖然勝訴了，但並沒有減少我受到的傷害。
現在也還有人在獨自不安地面對性暴力的危害，
希望制度能夠得到改善，
儘量減少這些人的負擔。”
全世界的網友聽聞此信息後，
紛紛在伊藤詩織的社交平台上留言：
“我們愛你詩織！為了這個結果，
你付出的個人代價是無比巨大的。
對你所做的一切，我們非常非常感謝。” “你的勝利，不僅僅屬於你一個人，
還屬於所有受到侵害，卻不敢站出來的女性，
我們雖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你給了我們希望。”
一條曾在今年7月16日，
伊藤詩織帶着圍繞着性侵案所寫的新書《黑箱》
來到上海時，採訪過她。
在得知她勝訴後，
一條第一時間通過出版社給她發去了慰問信息。 自述 伊藤詩織 撰文 倪楚嬌
伊藤詩織給人的第一印象是纖弱的。 7月16日的下午，當她穿着一件無袖連衣裙，走進一條的採訪間時，姿態略微緊張。 採訪一共持續了2個小時，她英語流利，聲音不大，邏輯清晰，情緒起伏不大。只有在說到女性權益，說到她拒絕因為受害者這個身份，而穿保守“體面”的衣服時，她鬥士的一面才展現出來。 2015年4月3日，25歲的伊藤詩織與48歲的山口敬之，就工作簽證問題相約進餐會談，詩織稱遭到對方性侵。山口時任TBS電視台駐華盛頓分局的局長。 之後的一年，伊藤詩織不斷訴諸法律，但換來的結果卻是“證據不足，不予起訴”。2017年5月，她召開新聞發布會。隨後，110年不曾改變的日本強姦法律，因為她做出了修改。2017年10月，伊藤詩織依據自身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黑箱》出版，在日本社會引起轟動。2019年7月8日，山口反訴伊藤詩織，伊藤詩織再一次站在民事法庭上，直面山口一方高達1億3千萬日元的索賠。2019年12月18日，法院判伊藤詩織勝訴，獲賠330萬日元。
 伊藤詩織在上海分享新書
通過以下伊藤詩織的自述，
讓我們再次回顧下事件： 那一天
我叫伊藤詩織，今年29歲，是一個記者和紀錄片導演，也是《黑箱》這本書的作者。 “黑箱”這個詞，我在調查和起訴的過程中多次聽到。警察告訴我，因為性犯罪、強姦、性暴力都發生在門背後，很少能找到目擊者，所以外人很難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而我這4年多，也在日本的司法體系和調查機構中，多次感知到了這種“黑箱”的存在。
山口敬之
2013年，我遇到山口敬之的時候，正在美國念新聞學的二年級。他當時是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他告訴我，他們公司一直在找實習生。
2015年，我回到日本後開始找工作。我給很多公司發去了郵件，包括CNN等等，山口敬之也是其中的一個，他們公司有製作人的空缺。於是我們就決定下班後見面聊一聊，看看怎麼樣能申請到去美國的工作簽證。 我們就是在吃飯喝酒，他和飯店裡好多人在說話，因為這個飯店他經常來。但是突然，我感到了一陣頭暈，便起身去廁所，這是我那天晚上能想起來的最後一件事。 我是在一陣劇痛中醒過來的，我躺在床上，身體被什麼重重的東西壓着。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湧入眼前的畫面，讓我明白遭遇了什麼。 我想，所有的事情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
事發後2天，我才把這件事告訴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最大的掙扎是，我想不起來我是怎麼去的酒店，我從來沒有喝醉過。我也無法相信他會是強姦犯，我曾是那麼尊重他。我當時還上網查了一下，發現他竟然給首相安倍晉三寫過兩本自傳。 報警是在5天后。警察竟然說：“這種事太常見了，立案調查有難度啊。”我原以為，報了警，總算站在了起跑線上，這句話對我來說實在太殘酷了。 我懷疑山口給我下了藥，但是時間已經過去一周，檢驗不出來了。後來我們找到了一些證據，比如我內衣上他的DNA，旅店裡的錄像，出租車司機的證詞…… 但很不幸的是，2016年7月22日，日本警方宣布，此案因證據不足而不予起訴。一年後，檢察審查會維持了原判。 山口敬之目前在法律上一直沒有受到懲罰。但是他聲稱，因為我通過書籍和紀錄片等方式的曝光，導致他無法再工作。他起訴了我，要求我賠償1億3000萬日元（約人民幣860萬），並公開道歉。 他要求的那個數額，我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我也損失了很多東西，都是不能用金錢來換算的。
就在上個月，我和山口的民事訴訟案開庭了。這是那天晚上以來，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此前，我做了很長時間的心理建設，在那一刻我沒有崩潰。我看着他的臉，我很高興我做到了。我們都回答了雙方律師提出的問題。 我不確定結果會如何，我不敢說是樂觀的。畢竟在刑事法庭上是這樣的結果，說明了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之前的刑事法庭做了什麼樣的討論，為什麼他們不起訴，我都是無法知道的。但民事法庭是更加公開的，我們有機會接觸到證人和證據。 我希望通過起訴，讓大家看到，在我們尋求正義、公正的過程中，到底哪一個環節出了錯或者有缺失。
2017年5月29日
伊藤詩織在新聞發布會上
從小，我在我們家都是一個異類。我小時候就會質疑教育系統，16歲就離家去美國求學，因為喜歡“獅子王”，一直想去非洲拍東西。事發後，我也很擔心我的未來、我的家庭。很多人告訴我，如果我曝光了此事，我將無法在日本的媒體界立足。但想要有所改變，首先要做的就是讓大家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我覺得這是我的任務。清水潔記者的一段話在我的心中不斷迴響：“擁有權力與頭銜的人發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會響徹人間。然而，那些孱弱細小的聲音卻不一樣，它們無法抵達國民或世人的耳中。成為傳遞這種聲音的橋梁，或許才是新聞報道的使命。”2017年5月29日，我召開了新聞發布會，第一次告訴公眾我的故事。因為我相信新聞，我相信故事的力量。我對那天的記憶不太多了。只記得那個房間不大，裡面有好多人，非常熱，到處都是閃光燈。坐在那麼多記者前面，有一種很古怪的感覺，曾經我是處在他們那個位置的。
工作中的伊藤詩織
記者會結束後，一個出版社的編輯找到我，反覆說服我一定要親自寫一本書，也就是現在的《黑箱》。這本書已經被翻譯成中文、韓語、法語、9月份瑞典的版本也要出了，明年會有英語版本。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和我的編輯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為我們很擔心會被突然叫停。所以我是在英國寫完了整本書。 寫書的過程需要回憶所有的細節，這很難。有兩個星期，我甚至都不能看一眼我的稿子。我告訴編輯：“這件事也許我要過幾年後再做。” 但是她說：“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候。你已經撬開了一點點門縫，是時候把它踹開了！” 我也與BBC合作拍攝了這一案件的紀錄片《日本之恥》。我選擇BBC是因為他們有能力傳播回日本。我現在還在持續記錄，包括我來中國做活動等等，未來，我打算再繼續推出相關的紀錄片。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 在我第一次公開露面的那場發布會之前，一個我信任的記者對我說：“你應該穿一件白色襯衫加外套，這樣看上去會更體面。” 但我說，不可能，我不想這樣做，也不想給大家一種印象：“哦，受害者就該穿成這樣。”受害者也該有正常的生活。 不過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我猜，之所以我會受到那麼多反對的聲音，也和我的衣着有關。我被起了很多名字，比如婊子、妓女，說我只是想沽名釣譽，說我是一個靠和別人睡覺來找工作的人。 很多人在網上評論，說他們不相信一個強姦案的受害者會公開自己的身份。也有人畫了漫畫，呼籲大家小心“靠睡覺上位的女子”。 也有人說：“每個人都會在工作中遇到不喜歡的人，如何妥當地拒絕本身就是一種技能。”也有人說：“她在男人面前喝酒，還喝醉了，這本身就有問題。”……最讓我害怕的是，有人曝光了我家人的照片，對他們評頭論足。 我受到了各種威脅，威脅我不能出門，不能坐公共交通……他們說我是在給日本抹黑。
我甚至覺得是我、是我們所有人一貫的沉默，助長了性侵的頻繁發生，也導致了受害者的緘默。 在日本只有4%的受害者報警。我們都知道強姦案在發生，卻很少聽到過這類案子的存在。 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日常，是被性侵圍繞着的。 我10歲的時候，穿着比基尼在游泳池裡玩。有一個人過來抓住了我，我當時就僵住了。等他結束後，我馬上告訴了我的 父母和朋友。 一個朋友的媽媽對我說，那是因為我穿着比基尼，可愛的比基尼。我知道她是想安撫我，但是這一點讓我很震驚，原來這是我的錯誤，原來是因為我穿了比基尼。 我上學後，性騷擾幾乎是日常。尤其是我穿着校服的時候，尤其是在地鐵上的時候。我的很多女同學都有同樣的經歷，我們只能默默忍受。 當之前這些性騷擾發生時，我都沒有站出來，所以才遇到了這個傷我最深的性暴力事件。這一次，我一定要說出來。
2018年伊藤詩織在國際論壇上發表 不要，就是不要 在日本，關於強姦的法律是在110年前制定的，一直到2017年我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它才有了改變。舊法規定：只有受害者可以去報警，其他人不行。最過分的是在過去，偷東西需要坐5年牢，但是強姦只需要坐3年牢。 大家對“強姦”有太多誤解了。以為強姦只會發生在黑暗的街道里，一個陌生人突然沖向你，你拼命反抗並且受了傷，這才算強姦。但實際上，約90%的強姦案都發生在熟人間。 如果你不曾哭喊求助，不曾反抗到受傷，日本法官會認為你是同意發生性行為的。但是瑞典的一份研究表明，當人們遭受性暴力的時候，70%的受害者會由於過度害怕，出現“假死”的狀態，身體無法動彈，無法表示拒絕。
有警察在聽完我的敘述後說：“你要哭得更凶一點，更憤怒一點，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該有個受害者的樣子啊……”我父親聽到我被性侵後，也有類似的反應：“你幹嘛不更憤怒一些啊！你應當生氣啊！” 之後，我也向精神科的醫生諮詢過這個問題。據說，遭到虐待的孩子在提起自己經受的傷害時，會採取一種跟朋友聊天似的、輕描淡寫的態度。這叫作“解離”。 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用最尋常的語氣跟你敘述他的痛楚，他可能已經拼盡全力了。 山口敬之從來沒有否認過他和我發生過關係。但他堅持當時我是清醒的，並且同意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在日本，女人說“不要”代表着“要！我喜歡！”那天晚上，我最初是用日語表示拒絕的，這反而讓山口敬之更加興奮。我不得不用英語，喝住了他。 我們太缺少性教育了，但在日常生活中卻充斥着和性有關的內容。 直到現在，才有一些便利店決定把色情雜誌撤下來。在過去，色情雜誌很容易買到。有時候裡面也會有強姦的主題。女性一開始不願意，後來慢慢順從到最後很享受。如果大家的性教育都從這種書裡獲得，當然不知道什麼是“同意”。
有效支援系統的缺失 我很難給受害者一些建議。為了日後的調查，儘快報警、取證，是比較好的。但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活下去。 去年我在一次講話的開頭介紹自己為“倖存者”。當我說出“倖存者”這個詞的時候，我覺得特別不舒服。因為對我來說，每一天都還是煎熬。 這種痛苦很難形容。我之前在南美、非洲進行拍攝的時候，遇到過很多危險，連生命安全都無法保證。但我已經很難想起這些事了，而那晚的事一直在持續折磨着我。 直到今天我還是會哭，還是會恐慌。我也無法接受一段戀情，因為我不能想象我會成為他的……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 會有很多人告訴你，你應該忘記這件事，把日子繼續。但這件事不是那麼輕易就能忘記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永遠不要責怪自己。
性是人最基本的東西，它就像一所房子。當它倒塌的時候，它會影響到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夥伴、甚至整個社區。所以在戰爭時期，強姦會被當做武器，最便宜的武器，因為它對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根據BBC的紀錄片，日本差不多有259500個警察，但只有8%是女性。在東京，只有唯一一家24小時開放的強姦救援中心，為1300萬人口服務。 而當我打電話過去尋求幫助的時候，對方卻問道：“您能前來面談嗎？”我解釋說，自己只想請教一下該去哪家醫院，做何種檢查。對方卻告訴我，必須和本人直接面談，否則無法提供任何信息。甚至不願意告知一些簡單的應對措施。 如果公共機構能夠製作一些普及相關常識的頁面，把它置於搜索結果的前端，就會有人因此獲救，不是嗎？ 2018年，一個電視台的記者決定把她被財政副部長性侵的事情曝光出來。她說，她是受了我的鼓舞。 其實在日本，並沒有很多人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可能她們覺得站出來也沒有用吧，依舊無法得到足夠的支持和幫助。 我們應該一起建立一個有效的支援系統、一個能夠互相理解的社會氛圍、一套健全的法律，來幫助這些人……
我們都在經受“精神割禮” 在性別問題上，不同的地區、國家有不同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本質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在非洲拍攝關於割禮的紀錄片，跟拍了幾個女孩。割禮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壓力，如果你想做一個好女人，你就需要把陰蒂割掉。 最讓我震驚的是，割禮都是由年長女性操刀的，也就是說這個傳統是受到女性支持的。 《黑箱》在日本出版的時候，我收到的第一封郵件就來自一個女性，她說她為我感到羞恥。她用詞非常禮貌，但說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 我以為，每一個女性本該是互相理解的。每一份傷痛、每一份掙扎，我們都能感同身受。但觀念的改變太難了。 我在一個日本大學說起非洲割禮的事情時，其中一個女同學對我說，她覺得她經受了精神上的割禮。在日本，雖然沒有人要閹割我們的身體，但社會也有對女性的一套要求。 在新宿，我們發現這本書的讀者大部分是男性。有些男性說，他們很難想象性暴力是什麼樣的，但是他們能明白被強權控制是什麼感受。 我很確信每個人都感受過這種被權力控制的感覺，無論是學校、公司還是家庭中。
去年6月，一條曾經發布過《性侵，你必須知道的10件事！》一文。當時採訪了從事心理諮詢的隋雙戈博士和資深律師徐維華老師。今天再做簡單摘錄，希望能再次提醒大家。1.性侵的報案率極低，中國大陸只有7.3%。而國際平均約10%。3.未成年人性侵56%是家庭成員作案，15%是鄰居。6.年紀大，一樣有被性侵的危險。河南曾發生過一個案子，最大的受害者95歲。7.目前男性被強姦還沒有被列入強姦罪的規定範圍內。男性被性侵後取證更難，但傷害往往比女性更大。8.被性侵後，容易抑鬱、自殺，有些甚至變為性侵犯的實施者。 10.如果被性侵，千萬不能洗澡。要保留所有的證據，包括能取到的精液、內衣內褲、身上的傷痕等。如果有可能，手機收集錄音，也能作為很有效的證據使用。之後，應該儘快尋求法律援助和必要的心理諮詢。作為家人，不責備是底線，被害者在此時最需要的是家人的依靠和理解。
謹以此文，轉告更多姑娘，要勇敢，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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