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發云：紅歌、社會動員與控制的秘密武器（下）

6.  紅歌和49後一代

極權主義運動，需要同時扇動它的兩翼，一是造神，二是愚民。

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中國革命進程中，有一項長期的、系統的社會動員工程，那就是從少年兒童開始，將他們培養成革命事業接班人。早在三十年代的江西中央蘇區，就成立了少年兒童的政治組織“共產兒童團”，它的團歌直接搬用了蘇聯少先隊隊歌《燃燒吧，營火》，只是把歌詞做了中國化處理：

蘇聯少先隊隊歌《燃燒吧，營火》：

燃燒吧，營火，藍色的夜晚，
我們全都是少年先鋒隊員。
光輝的時代，今天已來到，
我們的口號：“永遠準備好！”
……
高高地舉起鮮紅的旗幟，
我們全都是工農的孩子。
光輝的時代，今天已來到，
我們的口號：“永遠準備好！”

江西中央蘇區《共產兒童團歌》：

準備好了麼？時刻準備着，
我們都是共產兒童團，
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

帝國主義者，地主和軍閥，
我們的精神使他們害怕，
快團結起來，時刻準備着。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紅色的兒童，時刻準備着！
拿起刀槍參加紅軍，
打倒軍閥地主，保衛蘇維埃。
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控制了文化藝術——特別是其中群眾歌曲的全部社會資源：創作，排練，演出，錄製，出版，播出，教材，藝術與政治評價，以及與以上環節相配合的各種職位、待遇與工作平台。唱歌從此納入國家意識形態的管理體系之中。

延安的紅歌實驗田，終於可以在一個泱泱大國全面推廣了。一時間，失聲了多少世紀的神州大地成為一個歌聲之國。所有的運動，都有與之相配合的歌曲，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新憲法、新婚姻法、合作社、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大辦鋼鐵、人民公社、直至消滅蒼蠅老鼠打麻雀……而民眾們水井邊的歌聲日漸消弭。

二十世紀的最偉大發明——收音機和廣播喇叭，成為這個文盲占大多數的國家最強大的傳播工具。這種來自天庭、無遠弗屆的聲音，這種代表着國家意志和最高領袖的聲音，讓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懾與臣服。

新政建立六個月之後，1950年4月，政務院新聞總署決定在全國建立廣播收音網，這是針對當時全國尤其是農村收音機數量極少、交通不方便等情況採取的重大措施。1956年1月，中共中央頒布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32條規定：“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的情況，分別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基本上普及農村廣播網”，由此，全國掀起了建設農村廣播網的高潮。那些世世代代生活於偏遠山鄉與世隔絕的人們，從此與一個神秘的外部世界有了聯繫。許多人後來都回憶起，他們最早的歌曲，都是從喇叭中學會的。他們還相信，這些喇叭會說話，也一定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這個喇叭，不光播放歌曲，還有故事，戲曲，電影錄音剪輯，國際國內新聞，報紙摘要，廣播體操和天氣預報……到得後來，縣裡，公社，大隊，小隊的各級領導，也可以在喇叭中向他們發出各種指令，表揚或批評某一件事或每一個人。這是一種不可辨駁也不許對話的單向聲音，是一種可以統攝靈魂或進行審判的聲音。

一個徹底改造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社會實驗開始了。生於1949年前後的一代，可以說是接受這種社會實驗最完整最徹底的一代。這也是在十七年後集體進入文革的一代。

1949年10月13日，共和國成立的兩周之後，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前身中國少年兒童隊成立，半年之後，由大文豪郭沫若作詞、大音樂家馬思聰作曲的《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誕生：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繼承着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新中國的太陽
開闢了新中國的方向
黑暗勢力已從全中國掃蕩
紅旗招展前途無限量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勇敢前進前進跟着共產黨

我們要擁護青年團
準備着參加青年團
我們全體要努力學習和鍛煉
走向光輝燦爛的明天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戰鬥在民主陣營最前線

這是一首標準的少年紅歌，它直接闡釋了中國少年先鋒隊的基本綱領——繼承革命傳統，崇拜偉大領袖，跟隨共產黨，學習共青團，為革命事業而奮鬥。這個組織的呼號是，輔導員領呼：“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少先隊員回答：“時刻準備着！”誓詞是：我是中國少年先鋒隊隊員，我在隊旗下宣誓：我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好好學習，好好鍛煉，準備着；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一切力量！

從這一刻起，億萬青少年連接上了黨文化母體。哪怕他四世同堂，哪怕他兄弟姐妹成行，千百年來，所有家族的，社區的，宗教的，師友的文化傳承的臍帶都被切斷。不論他出身在那一類家庭，長輩對他們說的話都是一樣，聽黨的話，聽組織的話，聽老師的話，聽毛主席的話。即便出身於正統革命家庭的孩子，他們與國家的關係也遠比自己的家庭深刻而牢固，因為他們知道，父母可能會犯錯誤，而國家永遠正確的。這也是無數的事實教給他們的。一旦國家和父母發生了衝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站在國家一邊。

於是，國家教給他們的歌，置換了母親的搖籃曲，國家講給他們聽的故事，替代了姥姥的童謠和古老的傳說。

五十年代中期，有過一段小陽春，儘管各類運動依然不斷，但是許多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整個社會還沒有感覺那種凜冽殺氣。這段時間的許多歌曲，多是粉紅、微紅或暗紅，也就是說不像上面那首隊歌，直接就把政治口號唱出來了。但恰恰是那些粉紅微紅暗紅的歌子，讓孩子們記住了一輩子並成為他們的生命回憶，那種種溫暖的紅色，成為他們精神的底色。這些歌，因為沒有過於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生命力也比其他紅歌長得多，直到今天，許多還是孩子們音樂教學中的保留曲目。

今年年初，我曾經非常喜愛的（其實，就他的作曲才華，我至今給予很高的評價）作曲家劉熾的女兒來家，我跟她談起前面提到的《祖國頌》，我說這是一首典型的極權主義音樂作品——那就是創造一個藝術中的“壯麗現實”，引領人們奔赴一個烏托邦世界，而每一個人生活的真實是微不足道的。她說，她父親也寫過一些非政治的好作品，比如《讓我們盪起雙槳》，我說這就是那種把意識形態隱含在美麗之中的隱紅歌曲。長期浸潤於極權主義語境之中的人，可能完全沒有感覺，比如“紅領巾迎着太陽，陽光灑在海面上……”紅領巾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符號，就像納粹少年團的黑領巾，如果一個猶太人聽一首歌：“黑領巾迎着太陽……”會有什麼感覺？它當然是足以使人想到納粹。還有“我問你親愛的夥伴，誰給我們安排下幸福的生活？”這個問題歌中沒有回覆，但是答案自在心中，那就是“黨和毛主席”，沒有別的答案。另外還有一首管樺作詞,李群作曲的《快樂的節日》：“小鳥在前面帶路，風啊吹向我們，我們像春天一樣，來到花園裡來到草地上。鮮艷的紅領巾，美麗的衣裳，像許多花兒開放！跳啊跳啊跳啊，親愛的父親毛澤東，和我們一齊過呀過這快樂的節日。”把一個領袖稱為父親，把一個政黨稱為母親，是把政治關係血緣化，在一個有着數千年宗法傳統的國家，它暗含着崇敬與服從。這類比喻，也是極權主義歌曲的重要特徵。

那一段時期，還出現了一大批少數民族讚美毛主席的歌，其中大部分是漢族作者創作或改編的，這類歌曲很多都沒有署名，只寫上“西藏民歌”、“新疆民歌”等字樣。直到數十年以後，他們的原作者才慢慢被人知曉，也有的則永遠是個謎了。領袖希望聽到這些“人民”、“各民族人民”編的歌，“把他來歌唱”。

下面是幾首當年非常流行的歌。半個多世紀過去，我還能完整地唱出來。

《歌唱毛澤東》（新疆民歌，未查到原作者）：我們花園的園丁，是偉大的毛澤東；我們生活的意志，是偉大的毛澤東。關懷我們幸福，是偉大的毛澤東；我們人民的救星，是偉大的毛澤東。哎——，嗨！我們歡呼萬歲萬歲毛澤東……

《草原到北京》（內蒙民歌，王肯詞，趙雲程曲）：草原到北京哪呀要走多少天哪，草原到北京呀哈能有多少里呀！跨上紅楞楞的棗紅馬，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山哪嶺呀哈哈哪能擋得住？江啊河呀哈咱要跨過去。心愛的禮物送給親人，親人就是毛主席……

《在那金子的山上》（藏族民歌，作者不詳）：在那金子的山上，長滿了金子樣子的鮮花，我們一起上山去采呀！采來獻給毛主席。在那銀子的山上，長滿了銀子樣的鮮花，我們一起上山去采呀！采來獻給毛主席。在哪玉石的山上，長滿了玉石樣的鮮花，我們一起上山去采呀！采來獻給毛主席。

國民黨起義將領、民革中央副主席、毛澤東的湖南老鄉程潛先生的女兒程瑜，在《我為毛主席唱“在那金子的山上”》一文中曾寫道，1956年初，她小學六年級的寒假中，毛澤東請她一家吃飯，“那一天我有一種衝動，有一種特別想為毛主席唱一首歌的願望，就鼓起勇氣對李訥姐姐說：‘李訥姐姐，你去跟毛伯伯說說，我想唱支歌給他聽，好嗎？’李訥和我姐姐較熟悉，雖然我們是初次見面，倒也挺喜歡我的。當她看到我那認真又迫切的樣子時，笑着拉着我的手一同進了客廳。客廳裡面靠着一面牆成半圓形的擺放着棗紅色的絲絨面沙發，沙發前放着。李訥走到毛主席身邊，輕聲地對主席說道：‘程瑜想為您唱支歌。’毛主席說：‘好囉！唱給我們大家聽嘛！’我走到客廳中間站定，面對大家行了個少先隊隊禮，然後大大方方地唱起了一首歌頌毛主席的民歌，歌名為《在那金子的山上》……唱完後，大家報以掌聲。毛主席笑着向我招手，把我呼到身邊，讓我從果盤裡拿糖吃。記得他對父親說：‘將來這些伢子長大後，我們就為他們跑龍套。’那時年幼懵懂，不明白毛主席講的是什麼意思。心裡在想跑龍套的不就是戲裡打旗子的嗎?”

還有一首“藏族民歌”《金瓶似的小山》，這首歌直到今天還是歌廳節目單中的保留曲目，很多大牌歌手都唱過：金瓶似的小山，山上雖然沒有寺，美麗的風景已夠我留戀。明鏡似的西海，海中雖然沒有龍，碧綠的海水已夠我喜歡。北京城裡的毛主席，雖然沒有見過您，您給我的幸福卻永在我身邊。

多年來，一些好事者一直在“考古”，那些各種各樣少數民族歌曲的詞曲作者到底是誰？也有一些當年的詞曲作者，在時代寬鬆之後，出來聲稱自己是哪首歌的作者，有的甚至打起著作權官司來。2012年，60後作家徐迅雷，找到了《金瓶似的小山》的詞作者朱丁的線索，也找到了一段掩埋久遠的悲劇。朱丁，1949年畢業於上海華東新聞學院，奔赴青海當了一名記者。五十年代初，在一次採訪中，依據一首藏族民歌，改編成這首小詩，從結構看，估計在原有民歌的基礎上，加了最後一段，把它用在一個長篇通訊中。1955年，朱丁在反胡風運動中罹難，發配到海北勞改農場“勞動教養”，那是一個青海的夾邊溝。兩年後，他在電台工作的妻子也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帶着三個年幼的孩子，到勞改營來和朱丁團聚了，緊接着就是一場曠世大饑荒……以如此的忠貞寫下一首深情的歌，千萬人唱着這首歌去表達對一個人的深情，而作者卻成了這個人的敵人。

朱丁一家老小在高寒的大西北過着非人的流囚生活，直到二十多年後，朱丁回到他當年工作的報社，沒人知道他是誰。數年後，死於一次外出旅途中。

從延安開始，這一類黑色悲劇綿延不絕，到了文革，半數以上寫過紅歌的人都成為黑幫、黑線人物或別的什麼壞人。連國歌的詞作者田漢都未能倖免。

上面這類代言式的創作方式，到了文革已蔚然成風，一大批漢族作者，為全國五十幾個少數民族寫了千百首向領袖與國家表忠心、敘衷腸的歌，一些聞所未聞的民族——如錫伯族（《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佘土肯原詞，祝恆謙編曲）、佤族（《阿佤人民唱新歌》楊正仁詞曲）、柯爾克孜（《柯爾克孜人民歌唱毛主席》石夫詞曲）……因此讓人們得以知曉。

漢民族作者替少數民族代言，除了政治上的需要，還有一個隱秘的原因是他們打死也不說的——那就是為了旋律之美。延座以來，極左的音樂觀，給音樂創作設置了種種障礙，就像前面那位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樂團團長姚牧所說，連七聲音階都成為禁忌。這使得現代音樂語彙本來就非常貧乏的漢族音樂，不得不重返古老的五聲音階，在“宮商角徵羽”這個小小螺螄殼裡做道場。《東方紅》、《志願軍戰歌》、《學習雷鋒好榜樣》都是這類一個八度五個音的經典紅歌，簡單粗鄙，千曲一面。而少數民族歌曲，可以借用他們的民族旋律，擴展音樂的自由度，藉口他們的民族風情，夾帶一點愛情表達。49之後，極其稀少的愛情歌曲，幾乎都是藉由少數民族之口唱出來的——《敖包相會》、《婚誓》、《蝴蝶泉邊》、《花兒為什麼這樣紅》……我印象中，漢民族僅有的一首遮遮掩掩的《九九艷陽天》，文革前就開始挨批，作曲家高如星為此受盡磨難含恨而死。

海峽對岸“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我們這邊也有替他們代言的歌。五十年代中期，一首署名為“台灣民歌”的《我愛我的台灣島》開始流行：“我愛我的台灣呵！台灣是我家鄉，過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們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兄弟們啊！姐妹們！不能再等待。”今年春末，與台灣作家楊渡先生說起這首歌，並唱給他聽。楊渡先生說，這是台灣民眾很熟悉的一首愛情歌曲啊，說着就唱了起來：“我愛我的妹妹啊……”楊渡先生返台後，給我發來一篇關於這首歌淵源考證的論文，這首歌的祖輩叫《蘋果之歌》，是日本的一首流行歌曲，後由在日本學習音樂的台灣青年許石填詞編曲，歌名為《南都之夜》，就是楊渡先生唱的“我愛我的妹妹啊……”，後來又有易文填詞的《台灣小調》：

我愛台灣同胞呀，唱個台灣調。
海岸線長山又高，處處港口都險要。
四通八達有公路，南北是鐵道。
太平洋上最前哨，台灣成寶島。
四季豐收蓬萊島，農村多歡笑。
白糖茶葉買賣好，家家戶戶吃得飽。
鳳梨西瓜和香蕉，特產數不了……

所以這首歌，不論詞曲，與台灣民歌，高山族民歌都沒關係。

大陸版的《我愛我的台灣島》，於1947年福建石獅愛群小學的左翼音樂教師潘玉仁填詞，以抗議台灣二二八事件：“我愛我的台灣呵，台灣是咱家鄉，日本時真不會自由，現今加苦愁。看見狗（指日本人）去肥豬（指國民黨接收大員）來，目屎（眼淚）在腹內。咱同胞要怎樣，何時來報仇？”1954年，潘玉仁將此歌投稿《廈門日報》，發表出來時，歌詞有所改動，作者變為另一個人：楊楊。再往後，楊楊的署名也不見了，變成“台灣民歌”或“高山族民歌”了。1957年，潘玉仁因歷史問題打成右派被捕入獄，出獄後一直過着困窘的生活。

今天，這首歌還在大陸流傳，成為學校的音樂教材和歌唱家們的經典曲目，但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首歌的作者及其命運。

六十年代，支援世界革命了，又出現了一批為其他國家代言的歌曲，如《哈瓦那的孩子》、《我是一個黑孩子》、《黑孩子賽琳娜》等。

7.  文革之火，何以燎原？

1957年反右之後，出現大量政治宣傳，階級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歌，如《三面紅旗萬萬歲》、《聽媽媽講那過去事情》、《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後來定為新的《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一直到今天，還是少年們必唱的歌：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輩的光榮路程，
愛祖國，愛人民，
鮮艷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不怕困難，不怕敵人，
頑強學習，堅決鬥爭，
向着勝利，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輩的光榮路程，
愛祖國，愛人民，
少先隊員是我們驕傲的名稱。
時刻準備，建立功勳，
要把敵人，消滅乾淨，
為了理想，勇敢前進，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49後一代，一路唱着這一類歌漸漸地長大，培養着對於領袖的忠誠，也積累着對敵人的仇恨——這其中包括那些給他們寫過歌的人們，只要領袖認為他們是敵人。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高調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進入少年時期的49後一代，迎來了紅歌的第二階段，歌曲的硝煙氣息越來越濃烈，領袖崇拜越來越極端。

1963年，毛澤東發出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向一個意外事故中死去的普通士兵學習什麼？林彪給雷鋒的題詞給予了回答：“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緊接着，中共主要領導人都迅即參與到題詞熱潮中——周恩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朱德題詞：“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劉少奇題詞：“學習雷鋒同志平凡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鄧小平題詞：“誰願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風格學習。”陳雲題詞：“雷鋒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大家向他學習。”……全國作家詩人藝術家以最快的速度，獻上了數以萬計的詩詞歌賦繪畫雕塑，連我這個剛上初中的十四歲孩子，都參加了校文工團歌唱雷鋒的演出，並為一支歌寫了幕前朗誦詩。

以舉國之力，以雷霆萬鈞之勢，全國城鄉掀起了的學雷鋒高潮。五十年代那種多少還有點詩意有點溫情的淡紅、微紅、隱紅歌曲退場。大紅歌曲豪邁登台，這類歌曲，歌詞剛硬淺白，直接使用政治概念或毛澤東的話語，擯棄一切文學性修辭。旋律簡單粗放，大多使用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音域一個八度，軍歌節奏。歌曲重返延座講話的美學精神。

下面是學雷鋒運動綿延數十年來，至今還在傳唱的一首經典歌曲。

《學習雷鋒好榜樣》（洪源詞生茂曲）

學習雷鋒好榜樣
忠於革命忠於黨
愛憎分明不忘本
立場堅定鬥志強

學習雷鋒好榜樣
艱苦樸素永不忘
願做革命的螺絲釘
集體主義思想放光芒

學習雷鋒好榜樣
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
全心全意為人民
共產主義品德多高尚

學習雷鋒好榜樣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
保衛祖國握緊槍
繼續革命當闖將

崇拜領袖，純潔精神，提振鬥爭勇氣，爭當革命闖將——這一場聲勢浩大、關涉每一個人道德境界和政治立場的運動，可以看成是文革的情感預熱。

從1962起，漸漸走出陰鬱消沉的三年大饑荒後，中國迅速進入一種緊張激越波詭雲譎的戲劇情景之中。1963年大規模的城鄉“四清”運動開始，同年，與蘇聯公開決裂，1964年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舉世聞名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出版，偉大領袖發出令文藝界心驚肉跳的最高指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1965年，捲入越戰……歌聲愈紅，硝煙愈濃，中國進入了一個被帝修反包圍，也被各種各樣內部敵人顛覆的危亡境地。對於剛剛跨入青春期的49後一代，一個渴望多年的時代就要到來了。就像那首激盪起多少青春熱血的歌所唱：

《一代一代往下傳》（劫夫作詞作曲）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進
像那高空的長風一陣一陣吹不斷
我們高舉革命的火把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傳
革命前輩揮血汗
創立了人民的好江山
我們繼往開來
建設這幸福的樂園
為了祖國，為了革命
赴湯蹈火不怕難
走向鬥爭，走向勞動
冒雨迎風直向前
永遠忠於共產黨
永遠忠於毛澤東
世世代代決不改變、決不改變……

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共產黨宣言》中最經典的一句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為大陸一首歌的歌名。這首豪情萬丈氣吞山河的歌，讓年輕一代有了一種世界眼光全球胸懷，一個摧毀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時刻就要到來。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光未然詞，瞿希賢曲）

山連着山，海連着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海靠着山，山靠着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時代。
看舊世界正在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
帝國主義反動派妖魔鬼怪，怎抵擋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紙老虎張牙舞爪，戳穿它，敲碎它，把它消滅，把它消滅！……

這首歌的曲作者瞿希賢，是為數不多的受過完整西方音樂教育的作曲家。前面提到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也是她的作品。文革中，這位被譽為“第二國際歌”的作者被捕，關押了6年7個月。2005年，北京開她的作品演唱會，她提前告知，不要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她對自己一生的創作，有過很多反思，她說，最近看了一個材料，知道大躍進年代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心裡很難過，她曾在甘肅省一個縣裡體驗生活。這個縣不具備條件建‘紅旗渠’那樣龐大的水利工程，但為跟上大躍進的步伐，硬是上馬硬幹。縣領導請她寫一首鼓幹勁的歌，瞿寫了並在工地上大唱起來。以後得知這個工程不但全部癱瘓，加之自然災害，糧食無收，更是餓死了許多人。她說：“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

像這樣能夠清醒地重新評價自己作品的紅歌作者，非常罕見。

1962年後，一大批中外小說、電影、戲劇、歌曲和其他藝術作品陸續被禁被批。沒有關於個人情懷的歌，沒有自由自在的愛，沒有任性隨意的生活選擇，杜絕了各種獨立思考與探索，甚至沒有更多可以填飽肚子的食物、沒有自己一間獨立的小屋或一張獨立的床……青春的熱情、欲望與夢想，被擠迫到唯一的跑道上——渴望一場大革命暴風雨的到來，讓無處綻放的生命飛翔！讓滿溢的青春力比多釋放。“準備着，時刻準備着”的一代人，在等待那一聲號角。

文革的爆發，是億萬青少年一直在期待着的，就像一群渴望奔騰的馬，被死死地封閉於紅色教育的馬廄里，沒有田野，沒有藍天，也沒有異性夥伴，熬煉着它們，憋屈着它們，嚴酷地訓育着它們，突然有一天，欄門大開，號角吹響，讓它們瘋狂馳騁——在一條叫做文化大革命的大道上。

1966年6月1日，六一兒童節。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那份“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剛剛告別這個節日不久的青少年們，終於聽見了那一聲號角。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放下了手中的課本，衝出了教室，從此告別了自己的讀書生活。

文革一開始，《少年先鋒隊隊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被唱着他的歌長大的紅衛兵們折磨得形同鬼魅，頭上帶着高帽子，身上沾着大字報，手裡拿着破臉盆，一邊走一邊敲……幾生幾死之後，這位忠心耿耿追隨革命的藝術家，終於冒死渡海潛入香港，最後逃到了他曾詛咒千百遍的美國，成為文革開始後第一樁名人叛逃大案。

這個時刻，唱着紅歌長大的一代，自己已經可以寫歌了。

載入史冊的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成員嚴恆，為自己的組織寫了一首《革命造反歌》，這首戰歌也從此載入史冊。它曾讓無數的人熱血澎湃，也讓無數的人心驚肉跳：

（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地——演唱提示）

拿起筆作刀槍，
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師生齊造反，
文化革命當闖將。

忠於革命忠於黨，
刀山火海我敢闖，
革命後代舉紅旗，
毛澤東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黨，
黨是我的親爹娘，
誰要敢說黨不好，
馬上叫他見閻王！
殺！殺！殺——嘿！

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橋劇場聽到這首簡單、強橫，豪邁又粗鄙的歌，讚許之餘，說要找作曲家給他們幫幫忙，希望這首歌流傳下去。但修改已經來不及了，在沒有動用國家宣傳機器之前，它已經迅即傳遍了全國各地，成為二十世紀最著名戰鬥之歌與死亡之歌。也成為後來無數影視劇中典型的文革符號。儘管當時紅二代中樂思飛揚，出口成章的才子也不乏其人，但是恰恰是這一首歌，歷史地成為了他們的聖戰之歌，在這樣的方式中，他們找到和父輩相通的精神紐帶。它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符都浸泡在獻身的熱望與敵人的血海里。

文革之後，很多人控訴十年浩劫文化一片荒漠。這是針對人類正常文化形態而言的，但是極權主義文化有它自己的標準——紅旗的海洋，歌聲的海洋，紅寶書和黃軍裝的海洋，百萬人葵花向陽般笑臉的海洋……毛澤東破天荒地穿上了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他的崇拜者揮手致意，並發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振奮人心的指示，49後一代，就這樣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那是一場日日夜夜都在進行的青春的狂歡與血肉的盛宴，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文革一樣讓全國數以億計的人們一同手舞足蹈放聲歌唱——語錄歌，忠字舞，樣板戲……成為每個人的必修功課，地角田頭車間軍營都神州大地無處不是舞台，除了原有的各級劇團，軍隊、學校、廠礦、公社紛紛建立專業半專業演出團體，連我當初插隊的那個數十戶人家的小山村，都有一支這樣的文藝宣傳隊；也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產生過那麼多的音樂、舞蹈和美術作品，光是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就數以萬計。從這樣的角度看，十年文革，腥風血雨，加鶯歌燕舞。

8.  下一支號角何時吹響

喧囂一時的52紅歌會，在爭議蜂起之時，突然詭異地消聲了，成為了又一個重要事件的“爛尾樓”。數月過去了，馬曉力女士呼籲的“迅速嚴查！一定追究到底！務必給相應責任人以紀律處分，以正視聽！”也沒見有什麼結果。從媒體傳出的各種信息看，似乎是幾個騙子假冒了國家最高意識形態部門的名義圈錢的一次商演。一個文化活動管制嚴格，幾條微信一段視頻都可以監控的國度，一場事先就廣為宣傳大肆張揚、地點設在最神聖的人民大會堂的政治性極強的大型晚會，難道會失察？況且裡面的節目還涉及到在任的最高領導人。事發之後，騙子既沒有逃匿也沒有辯解，只說一切聽官方的。真是一個很講政治的騙子。

其實，探究這些內幕其實並沒有多少意義。這台晚會，放在中國的大歷史中，是一個太正常不過的政治正確的演出。它和多年以來與此同類的各種晚會一樣，沒有本質的區別。

作為一場極端社會運動的文革束了，但是作為文化形態的文革，它其實是一直在照常運行。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台與文革有深切關聯的紅色經典晚會，並沒有因為文革的終結而退出歷史舞台，也從來沒有對它進行過任何分析、反思與批判，直至近年，官方還隆重推出它的五十周年紀念版（2014年人民大會堂），經典版（2015年人民大會堂）。這一切，都是極權主義藝術活動的題中應有之義。紅歌本身就是文革——也就是極權主義最典型的符號，沒有大半個世紀的紅歌，就沒有文革，也沒有中國的極權主義運動。

當年唱紅的“祖國的花朵”們，現在已入晚境，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了廣場大媽、紅歌合唱團成員、或餐桌歌廳的歌霸麥霸，當年那些歌，已融入他們的靈魂。這是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薰陶，是一種了無痕跡又刻骨銘心的印記，這種用音樂植入心靈的感情，永生不忘，成為一種非理性的情緒記憶。如今，又有千千萬萬的孩子們，學子們在這樣的歌聲中長大，這些旋律，這些美麗宏大的歌詞刻入他們的童年與青春，成為他們永遠的生命記憶，這次52紅歌會的演出團體，叫“五十六朵花少女組合”，豆蔻年華，青春初綻，正是半世紀前天安門廣場上百萬朝覲者的年齡，她們除了唱前輩們的歌，還唱了《包子鋪》、《不知該怎麼稱呼你》，後一首歌，由湖南官方製成精美的MV，今年春節前夕在湖南衛視播出。不久之後的兩會中，湖南省委書記當面向被歌頌者匯報了這首歌播出後的盛況。他頷首微笑。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千里萬里來到苗寨里;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風裡雨里走進我家裡。
摸鋪蓋，看米缸，
一條松木板凳連着我和你。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把我的手握在手心裡;
不知該怎麼稱呼你，
你把我的事裝進你心裡。
拉家常，細叮嚀，
一句精準扶貧暖透我心裡。

我在你心裡，
你在我心裡。
你愛我們老百姓，
我們老百姓深深地愛你，愛你，愛你。

中國曆朝歷代，最不缺的就是頌聖諛上的文人，上至堂堂國師，下至窮酸秀才。他們要寫，本是天要下雨的事，關鍵在於聖上的態度。在一個傳播受到嚴格控制的國家，放哪一首出來，放到什麼規格，是大有講究的。

毛澤東之後，個人崇拜並沒有從制度上完全根絕。其後的數任最高領導人，華、鄧、胡、趙、江、胡、習，其中起碼有四位，享受過這種高規格待遇。華國鋒在“英明領袖”時期，頌歌也是鋪天蓋地，數年之後，隨着他黯然下台，這些歌也就煙消雲散了。鄧有《春天的故事》，江有《走進新時代》，都上了國家媒體，算是極權主義音樂餘韻。只要保存着這樣的餘韻，哪怕細若游絲，它就不會中斷文脈，隨時可能興盛起來。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就在中國極權主義準備起航的時刻，曾經的美國共產黨員馬克斯•伊斯特曼，在一次訪蘇之後，放棄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在1941年5月11日寫給《紐約時報》的一篇通訊中，談到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特徵。兩個月後，胡適——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曾經想要向法西斯學習的胡適先生——在一次演講中引用了伊斯特曼的提法，下面是其中的幾條：把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政權。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神化“領袖”，把領袖當作一般信仰的中心。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胡適先生的這些告誡，多是針對當年的執政黨的，作為在野的共產黨也是贊同的，並發表過許多同類的言論。但是，民眾看到的常常不是這個樣子，而是一種令人激動的美。孫立平先生說過：“極權主義無疑是20世紀留給人們的一個最大的謎。儘管此前有種種極權主義的思想和種子，但只有到了20世紀，它才真正開花結果。它是一場富有感召力的運動，又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於誘人的理想和不容質疑的正義，卻釀造了無盡的罪惡；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踐踏着人性，其中卻又夾雜着動人的故事；它是無數人的希望，又是無數人的厄運。可以說，沒有極權主義，人類整個20世紀的歷史將會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發着巨大的誘惑力。”

極權主義沒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個百變金剛，能夠以各種各樣的面目出現。它也是一種病毒，可以浸入各種社會形態，讓它形成一個新的樣式。

52紅歌會是一次試探性演出，由於它它太沒有創新，也就是說沒有以新的變種示人。於是它變成一支喑啞的號角。

下一次號角什麼時候吹響？我們能否遏制又一次民族大災難？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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