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徐思遠委託轉載於此：

Posted on 2019年3月16日 by 褲論-徐思遠

與王奇生商榷“新文化”

原創： 民國紅粉 罪錯胡適之   （張耀傑老師 授權轉載）

與王奇生商榷“新文化”

2009年五四運動90周年期間，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憑藉着長篇論文《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及其配套演講而名噪一時。我當年正埋頭於《誰謀殺了宋教仁》的研究寫作，對於此事毫無察覺。直到2014年1月5日上網搜索相關資料時，才意外發現王奇生發表於《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同舟共進》2009年第5期、並且被編入2010年2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與反革命》第一章的《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在正文裡面不加說明地抄襲借用了我的一系列學術成果，卻在註解文字中自相矛盾地對我進行各種質疑詰責，這才促使我上網購買了《革命與反革命》這本書。

我在當天日記中留下的記錄是：“從當當網購買兩本書——王奇生的《革命與反革命》和張功臣的《民國報人——新聞史上的隱秘一頁》。訂單：7292858266，預計送達日期為：2014年01月06日。共計57元。”

一、《青年雜誌》的“低姿態”

《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一文在《近代史研究》發表時，採用的第一個小標題是“早期《新青年》”，第二個小標題是“《新青年》的‘復活’”。在錄入《革命與反革命》第一章時，第一個小標題修改為“普通刊物”，第二個小標題修改為“‘復活’與‘漸興旺’”。

在王奇生的《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出籠之前，把早期《新青年》明確還原為“普通刊物”，把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號還原為胡適所謂的“復活”二字，並且加以專題研究的，只有我一個人。王奇生在正文裡面不加說明地抄襲採信我的主要觀點——“可以說，早期《新青年》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以青年為擬想讀者的普通雜誌”——卻在為這句話所寫的註解裡面評論道：

“有論者稱，《青年雜誌》採取‘鋒芒內斂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態’，是為了‘儘可能地吸引讀者和作者’（參見張耀傑《〈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5期）。這一說法從常理上很難成立。”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中所敘述的基本事實是：

其一，陳獨秀鑑於《甲寅雜誌》被袁世凱政府明令查禁的殘酷現實，暫時捨棄了批評時政的輿論監督功能。借用陳獨秀的原話，即“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

其二，在已經形成品牌效應的《甲寅雜誌》面前，陳獨秀採取的主要不是逞強爭勝而是捆綁攀附的示弱態度。

抄襲採信了我的主要觀點的王奇生，不在歷史事實層面上腳踏實地地辨別真偽，反而採取含糊不清的所謂“常理”，對我所敘述的基本事實加以否定，顯然不是一位歷史學者的正當作為。

二、《甲寅雜誌》的“金字招牌”

我在《〈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中列舉大量文獻資料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汪孟鄒此前之所以在章士釗與陳獨秀之間做出厚此薄彼的抉擇，正是基於《甲寅雜誌》‘一時中外風行’的‘金字招牌’。他的一個‘竟’字，既透露出自己利用湖南人章士釗及其《甲寅雜誌》的‘金字招牌’拓展業務的生意經；同時也透露出湖南人陳子佩、陳子壽兄弟藉助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另創品牌的過人膽識。”

王奇生在正文裡面再一次抄襲採信我的主要結論：“陳獨秀最初有意與亞東圖書館合作出刊。而汪孟鄒以‘實在沒有力量做’為託詞拒絕了陳獨秀，卻接受了章士釗（秋桐）創辦於日本東京的《甲寅》雜誌。汪孟鄒之所以在章、陳之間做出厚此薄彼的選擇，顯然是基於章的聲望以及《甲寅》雜誌已具之影響。”

但是，在為這段文字所寫的註解中，王奇生又一次自相矛盾地提出挑戰：“有論者認為，汪孟鄒的選擇，乃基於《甲寅雜誌》‘一時中外風行’的‘金字招牌’（參見張耀傑《〈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筆者不敢苟同。因《甲寅》在日本僅出版過4期，不可能達到其廣告所稱的‘一時中外風行’的程度。”

我所謂的“金字招牌”，是把章士釗及其《甲寅雜誌》捆綁在一起加以界定的。章士釗成就他在全國範圍內的影響力即“金字招牌”，是1903年擔任上海《蘇報》主筆以及1912年擔任上海《民立報》主筆的疊加效應。至少在“批評時政”方面，章士釗1914年創刊於日本東京的《甲寅雜誌》，標誌着中國輿論界及學術界的最高水平。汪孟鄒在1916年打出“一時中外風行”的廣告語時，《甲寅雜誌》已經在日本東京及上海租界先後出版了整整10期，而不是王奇生所說的“在日本僅出版過4期”。

王奇生如此煞費苦心地既抄襲借用我的學術成果，又要順手給我扣上一盆污水，所表現出的是一種很不光明磊落的學術態度和學術套路。

三、《新青年》的印刷困難

基於這種煞費苦心地既抄襲借用我的學術成果，又要順手給我扣上一盆污水的學術套路，王奇生在正文裡面進一步寫道：

“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3卷後，因發行不廣，銷路不暢，群益書社感到實在難以為繼，一度中止出版。後經陳獨秀極力交涉，書社到年底才勉強應允續刊。”

然後，王奇生在為這段話加寫的註解中，再一次斷章取義地抄錄我的文章說：

“1918年1月4日魯迅致許壽裳信中提到：‘《新青年》以不能廣行，書肆擬中止；獨秀輩與之交涉，已允續刊，定於本月十五出版雲。’見《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頁。張耀傑在《〈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中認為，《新青年》此次出版中斷，是因為自第4捲起採用新式標點符號，給印刷帶來困難，印刷廠不願代印。所舉證據為汪孟鄒致胡適的一封信。該信引自《陳獨秀年譜》，寫信時間為1918年10月5日。張耀傑懷疑寫信時間有誤，應為1917年10月5日。筆者查閱了此信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寫信時間為‘民國七年十月五日’。故張耀傑之說不能成立。”

因為這一段話，讓我想起從來沒有見過面的王奇生，當年曾經專門給我打過電話，詢問《陳獨秀年譜》的情況，他說從來沒有聽說過還有《陳獨秀年譜》這本書。

寫作《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王奇生顯然不知道，我在2007年由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的《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中，已經把錄入第三章的《〈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的上述錯誤進行了改正。我之所以能夠改正這一錯誤，並不是像王奇生那樣查閱了汪孟鄒致胡適信的原件，而是專門到圖書館查勘了耿雲志先生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7冊第276頁的影印件。

我通過相對完整的證據鏈條所要得出的主要結論是：“由此可知，‘新式圈點’的印刷問題，當時確實是擺在群益書社和《新青年》同人面前的一個很大的難題，同時也是《新青年》‘復活’的重要標誌之一種。”無論汪孟鄒致胡適信的落款時間是不是1918年10月5日，都不足以推翻這一結論。關於這一點，王奇生並不是沒有看明白，而是要故意模糊話題攪混水，以便掩蓋其既抄襲借用我的學術成果，又要順手給我扣上一盆污水的學術套路。

四、《新青年》的輪值編輯

王奇生以我的長篇論文《〈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為支撐依託而寫作的上述內容，雖然有些鬼鬼祟祟、夾纏不清，卻並沒有出現過分明顯的硬傷失誤。他一旦脫離我的長篇論文的支撐依託，立即就陷入了以訛傳訛的連環訛誤之中。

關於《新青年》雜誌的轉型“復活”，王奇生另有這樣一段話：

“陳獨秀入北大後，一批北大教授加盟《新青年》，使雜誌真正以全國最高學府為依託。除第3卷的章士釗、蔡元培、錢玄同外，第4卷又有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陳大齊、王星拱等人加入。與此同時，雜誌的編務，也不再由陳獨秀獨力承擔。第4卷開始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共同商定下期稿件。大約自第5捲起，編輯部開始採取輪流編輯辦法。第6卷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6人輪流編輯。6人均為北大教授。《新青年》遂由一個安徽人主導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轉變成為以北大教授為主體的‘全國性’刊物。”

“《新青年》遂由一個安徽人主導的地方性刊物，真正轉變成為以北大教授為主體的‘全國性’刊物”，同樣是我的長篇論文《〈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中的一個主要觀點。王奇生所謂“第4卷開始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共同商定下期稿件”，脫胎於魯迅《憶劉半農君》一文的事後虛構。而在事實上，《新青年》雜誌從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號開始，就已經轉型“復活”為由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輪值編輯的同人刊物，卻始終沒有建立起“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的“集議制度”。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早在2005年，我已經在台北《傳記文學》10月號發表《北京大學與〈新青年〉編輯部》一文。隨後，我把該文錄入2006年出版的《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第一篇。其中所考證出的歷史事實是這樣：

《新青年》第四卷共六號的輪值編輯，依次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出版時間為1918年1至6月。第五卷共六號的輪值編輯，依次是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胡適、沈尹默、陶孟和，出版時間為1918年7月至12月。第六卷共六號的輪值編輯，依次是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高一涵和李大釗頂替的是預備出國的陶孟和、劉半農留下的空缺。由於陳獨秀被變相免職和五四運動突然爆發，六卷各期沒有能夠按時出版，時間被拉長為1919年1月至11月。自1919年12月的7卷1號開始，《新青年》雜誌又恢復到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原初狀態；該雜誌作為民國史上第一同人刊物的短暫輝煌，也因此終結。

在我已經有兩部學術專著——《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來反覆考據論證圍繞《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一系列並不十分複雜卻又極其重要的歷史事實的前提之下，王奇生不肯踏實認真地下一點硬功夫、做一點真功課，僅僅淺嘗輒止地抄襲借用我的《〈新青年〉同人的經濟賬》一文的部分成果，就借着自己作為北京大學教授的“金字招牌”到處宣講《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像這樣的“運動”能力和“運動”膽量，着實是令人驚嘆。只可惜王奇生教授的為人和為文，實在是過分厚黑無恥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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