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歷史系列2 - 致敬譚合成 （之一）
序一：鮮血使人猛醒 楊繼繩 序二：又一座觸目驚心的墓碑 丁東 序三：譚合成的書 周實 序四：敢有歌吟動地哀 野夫 序五：為了中國不再淪為修羅場 何清漣 宋永毅：解構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神話 ——血的神話》英譯本序（另加） 幾點說明 卷一 第一章 浮滿屍體的河流 第二章 殺風捲地 第三章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殺人布告 第四章 十類殺人的基本手段 第五章 獲得道縣採訪的機會 卷二 第六章 1967•道縣•大屠殺前夕 第七章 祭刀 第八章 壽雁區殺人概況 第九章 拉開大屠殺的序幕 第十章 傳經送寶 第十一章 在周敦頤的故鄉 第十二章 清塘區“8•17殺人動員大會”始末 第十三章 一個公社書記的故事 卷三 第十四章 營江“紅聯前指”成立 第十五章 “8•21營江匯報會” 第十六章 車頭區“地富搶槍暴動”真相調查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第十八章 老先進遇到了新問題 第十九章 上關公社的殺人現場會 第二十章 不僅殺地富還要殺“叛徒”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輕 第二十二章 萬家莊公社殺人概況 第二十三章 寫在東洲草堂的“殺”字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殺人冠軍蚣壩區 第二十五章 沿河塘一日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第二十七章 蚣壩公社冠中冠 第二十八章 白骨累累的礦坑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變成野獸 第三十章 做夢都沒想到會殺孩子 第三十一章 夜夜噩夢 第三十二章 殺了也不嫁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第三十四章 一個中游水平大隊的殺人情況 第三十五章 清溪區殺人的來龍去脈 第三十六章 區武裝部長親臨殺人第一線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 第三十九章 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卷五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後的殺人亞軍 第四十四章 一個大隊支書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橋頭公社萬人殺人現場會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隊進駐道縣 第五十二章 艱難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附錄一 道縣文革中被殺人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附錄二 道縣（36個鄉鎮）文革殺人事件、時間統計表 附錄三 關於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幹部的一些情況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學殺了六名教師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第六十章 小彭德懷之死 第六十一章 生命的奇蹟 第六十二章 殺場餘生者說 第六十三章 老天爺都在哭啊 第六十四章 浮出水面的石頭 第六十五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第六十六章 道縣出了個李念德 第六十七章 一棟大屋與一群人的命運 第六十八章 “告狀油子”是怎樣煉成的 卷八 第六十九章 “開大鍋飯” 第七十章 支部書記殺貧協主席 第七十一章 大義滅親的女民兵 第七十二章 鐵姑娘刀劈18人 第七十三章 人獸之間 第七十四章 血海拾遺 第七十五章 一個老地主的“坦白交代” 第七十六章 遭遇被害者遺屬堵門告狀 第七十七章 喝酒誤事 第七十八章 道縣周圍十縣市文革殺人事件概述 卷九 第七十九章 夜奔省城 第八十章 華國鋒的指示 第八十一章 “9·23慘案” 第八十二章 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第八十三章 天意從來高難問 第八十四章 牢獄生活 後記 再版後記：惟真主義 序一：鮮血使人猛醒 楊繼繩 我從來沒有為別人的書寫過序這一類的東西，因為，一我算不得什麼名人，二也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一個普通的記者。可是當譚合成的長篇歷史實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以下簡稱《血》）擺在面前時，我決定破例為它作序，因為在《血》中我又認識了一位講真話、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國大陸進行這樣的調查、採訪，寫這樣的書要冒多大風險、承擔多大政治壓力，我深有體會。說一些常識性真話的人被視為“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打算講真話、求真理的同時就作好種種應對不測的思想準備，這不能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寫於24年前的1986年，由於工作關係，譚合成有緣接觸到發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及周圍十縣市的文革大屠殺的大量機密資料，並將之實錄在案；同時也因為這場命運的遭遇而被“負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軌跡也因之發生改變。此後，作者多次赴道縣採訪相關人事，核實、訂正、補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縣文革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與原稿相比，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一個質的飛躍。二十餘年來，作者一直通過各種努力，試圖將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真相公諸於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帶說明一點，目前流傳於海內外的關於這場大屠殺的資料大部分源自於譚的調查與採訪，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東西還在本書之中。 這篇長達五十萬言的歷史實錄，是用實錄實證的方法寫成的，讓事實說話。譚合成雖然沒有經過系統的社會科學訓練，但他的研究方法卻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資料多達數百萬字，僅案例就有近400個，採訪了幾乎所有同意接受採訪的關鍵人物。正因為有如此翔實的資料作為鋪墊，作者下筆倒也乾脆利索，少見頗費躊躇的痕跡。作者以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經歷為依據，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實，引領人們重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現場，回顧一個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體的瘋狂中墮入野蠻狀態。 在道縣大屠殺中，有九千多無辜者死於非命，其慘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作者將道縣大屠殺的殺人手段歸為十類：1.槍殺；2.刀殺；3.沉水；4.炸死；5.丟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繩勒；9.火燒；10.其它。僅這些抽象的名詞便足夠叫人心驚膽戰，而其間對人類良知和精神的殺戮更在其上。由於職業的原因，我對人性的缺陷和社會的黑洞可謂所見頗多，但書中的內容依然讓我十分震撼，大量細節不忍卒讀，而這些細節又因為不經中間環節直接出自親歷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僅是揭開了一個被千方百計包裹的民族膿瘡，更是切開了一個機體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觸角直抵“偉大革命”的本質。道縣大屠殺怎麼發生的、何以會發生、它的源頭究竟在哪裡，是本書始終在探求的一個主題。根子早已深埋，蛛絲馬跡隨處可見。大量史料表明，道縣文革大屠殺絕對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端的偶然事件，它不會因為某個偶發事件、某個人和某一群人的作為而引發。文革中，全國出現了多起與道縣大屠殺類似或者不類似的殺人事件。僅以首都北京為例，公元1966年的“紅八月”，紅衛兵小將就打死1，772人，從時間看比道縣大屠殺還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樣驚心動魄。深入揭開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真相，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權利將責任推給後人。更不能讓後人因為我們的失憶而受到欺騙。 朱厚澤先生曾經對我說過：“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這本喚醒人們記憶的書，可以作為試金石，它在中國的的命運將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現在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血》由於大量親歷者的口述實錄而呈現龐雜斑駁的原生態，內涵因此更加豐富。書中不但有大量被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也有大量殺人者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還有既非被殺者也非殺人者卻被捲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與生存狀態。這種多角度的描述，不僅使普通讀者對道縣慘案以全方位、多側面的了解，也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貴的資料。 道縣大屠殺這一驚天慘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來，人們用“封建社會”來描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實際上，自秦始皇以後，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專制社會。而和毛澤東對應的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社會。極權主義以強有力的中央統治為特徵，試圖通過強制和鎮壓，對個人生活各方面進行控制和指導。極權主義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它壟斷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通過這“四個壟斷”，政權對人民的整個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統治。 在這樣的極權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許更多）被定為政治賤民（地、富、反、壞、右、資及其其家屬），通過政權機器所控制的一切輿論工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對這批政治賤民不斷妖魔化，使他們處於“眾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這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賤民是階級鬥爭的靶子，一有政治運動，他們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他們的生命如草芥，如螻蟻。那些不是政治賤民的人們，也是經濟壟斷、政治壟斷、真理壟斷、信息壟斷的受害者。他們只能知道政權讓他們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權讓他們相信的。他們是政治愚民。他們還處於恐懼、貧困之中。由於無知和恐懼，政權指向哪裡，他們就打向哪裡。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的屠殺，而背後操縱的是政治權力。譚合成的《血》中記錄了一位處遺工作組負責人與一名殺人兇手的一段對話，該負責人詢問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該兇手竟理直氣壯地回答：“上頭叫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這種專制土壤培育出來的愚昧而又野蠻的奴性，聞之令人魂飛魄散。這就是極權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為止，國內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員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惡史。這樣的“文革史”也介紹了知識分子受害，卻沒有指出迫害知識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員。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識分子是被官員們“拋”出來的。有了被“拋”出來的樣板，有了政權確立的政治標準，大批知識分子隨之受害。《血》向我們揭示了文革的另一個側面，也許是更為重要、更為真實的側面：普通百姓的受害。從這個側面，我們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層面。 文革前，官僚集團主宰着中國，官僚們依照等級享受着特權。工人、農民在名義上有着較高的政治地位，實際上沒有參與任何決策的權利；他們經濟上被剝奪，雖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貧如洗。廣大群眾對這種官僚體制極為不滿。只要有人號召，就會起來“砸爛”這個“國家機器”。毛澤東也對這個制度不滿意，他也想改變它。關於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義思想，也可能是烏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惡除他以外的官僚主義，也可能是害怕權力的失落。毛澤東希望“砸爛”這個制度，想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號召老百姓起來造官僚們的反。多年造神運動形成的毛澤東的神聖地位，加上老百姓對官僚們的憎恨，毛澤東登高一呼，全國就出現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嘯。官僚們受到應有的或不應有的打擊，官僚體制一時土崩瓦解。沒有官僚制度，社會就出現混亂。毛澤東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麼“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來就不是有效的制度體系，不可能用來收拾亂局。國家不能長期處於無秩序的狀態。社會的需要，官僚們利益的追求，毛澤東不得不向官僚們讓步，原來的官僚體制逐漸恢復原態。一旦受過衝擊的官僚們重新回到權力寶座，原來響應號召造反的人們，就會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報復：“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都是衝着老百姓來的。而“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只不過是毛澤東和恢復舊秩序的官僚們的較量。文革中各種政治力量時有沉浮，“城頭變幻大王旗”，今天這些官僚得勢，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勢。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勢者的對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文革中流傳的這首民謠正反映了老百姓的處境。 十年文革結束，三十年改革開放。還是沿襲了文革前的官僚體制。還是官僚主宰着中國，官僚是中國的主人；還是下級對上級依附，下級對上級效忠。改革以後的官僚體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處：官僚們掌握的財富更多，他們的享受遠遠超過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們除了繼續享受特權以外，還利用手中的權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還用理想的旗幟來掩蓋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幟作掩護，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聚斂財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的“蛋糕”的確做大了，但官僚們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額和最甜美部分，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們只能分享官僚們的剩餘。政治上，老百姓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連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靈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剝去。這就是權力市場經濟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雖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極權制度，但與民主制度還有相當的距離。在這種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不可能有社會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諧。 鮮血不會創神話，但鮮血會使人震驚，會使人猛醒。猛醒的人們推動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政治賤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開始覺悟。解放的政治賤民，覺悟了的政治愚民將會用新的努力，一定會將官僚為主體的權力市場經濟制度改造為民有、民享、民治的憲政民主制度。 這就是重喚歷史記憶的真正價值。 序二：又一座觸目驚心的墓碑 丁東 譚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們相識於1997年。我和陳敏之先生應黃德志女士之邀，編輯了《顧准日記》一書，但出版受阻。當時擔任《書屋》主編的周實，介紹我認識了運作過《中國左禍》一書的譚合成。譚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說通了經濟日報出版社社長初志英，並自己承擔投資風險，迅速推出此書，知識界爭相傳閱，堪稱一時盛舉。 譚先生學工出身，卻酷愛寫作，他的報告文學在80年代就名動三湘。當時，中共高層老人重掌國柄不久，在各級政權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還未達到，餘悸猶在，所以強調徹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學界看準了文革題材的轟動效應，所以也十分熱心組織和投入這方面的創作。作為大型文學期刊《芙蓉》的編輯，譚先生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採訪良機，以官方身份深入道縣，全方位採訪1967年發生的大規模殺人慘案。譚先生採訪時，道縣慘案善後工作尚未結束。這使他不但可以查閱全部原始檔案，而且可以採訪大量當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親屬，也包括在押的行兇者。以後二十多年間，他又幾赴道縣，補充調查，全方位、多層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資料。這本題為《血的神話》的大作，長達五十萬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有各方面數據的詳實統計和分析，有對大量個案的生動描述，如實地記錄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可以說，為這起不能掩蓋也不應遺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觸目驚心的墓碑。 道縣事件發生於文革期間。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縣全部10個區，37個公社，都出現了濫殺無辜的暴行，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占全縣總人口1.17%。受道縣影響，殺人風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區其餘九縣市，全地區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致傷致殘214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殺人的同時還伴隨着抄沒財產、強姦妻女等暴行。一時間，屍體漂滿了瀟水。血腥之氣長久不散。 讀完這部大著，掩卷長思。我不能不思考，這種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們的看法並不一致。文革前期擔任47軍軍長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黎原將軍，當時曾和華國鋒等人採取緊急措施，制止了殺人風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起因是一個造反派組織將縣武裝部的武器搶劫一空，並在縣城打死工人、農民各一人。引起各地農民群眾紛紛組織‘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展開大規模的殺地主及其子女的殺人活動。後來，地主家庭成員也起而報復，一時間，雙方互相殘殺，越殺越眼紅，並波及到江華、江永等縣。”但是，譚合成卻告訴我們，1984年，處理殺人遺留問題領導小組就調查清楚：“被殺的9000多人中，無一人在當時有過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無一人有過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於辯白，說自己無罪。”“這段時期，道縣破獲的七大‘反革命組織’經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說，所謂敵情根本不存在。而殺人過程中也不是兩派互相殘殺，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殺沒有資格參加運動也沒有任何反抗能力政治賤民。黎原寫回憶錄時早已不在湖南工作，憑藉的還是1967年的印象。而譚合成的答案，則建立在反覆調查和比較鑑別的基礎之上。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野蠻征服曾經一再發生。殺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慣用方式。類似的血腥的屠殺，也曾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年的道縣事件，雖然在行為方式上有相似之處，但主導性的理念不是對異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條件下，以階級鬥爭名義進行的大屠殺。 中國共產党進行階級鬥爭，源於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列寧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國奪取政權以後，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演變為治國之道。他把人劃分為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富農和貧農、僱農，剝奪資本家、地主、富農的財產，甚至消滅其肉體。中國共產黨是列寧在中國扶植的秘密政治團體，最初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主張和政治實踐，曾經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體現了青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解和發揮。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內容。抗日戰爭時期，因為國共合作，一度改行減租減息的溫和政策。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從解放區到全國，再度開展土改運動。其間打死、逼死的地主富農難以數計，僅1947年幾個月內，在北方的幾個解放區就死了25萬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經試圖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評。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執政黨革命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道縣殺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補課。當時的殺人風，無論是指導思想，還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繼續和重演。不同點僅僅在於決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級幹部，而是出自縣、區、鄉、村幾級基層政權。掌握縣級領導權的是人武部，實施者是人武部、“紅聯”和區、社、大隊三級領導班子的三位一體。當時介入殺人的國家幹部有426人，占全縣幹部總數的22.6％，農村基層幹部有4665人，占全縣基層幹部的66.5％。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些參與或支持過殺人的地方幹部，被追究刑事責任數年以後，又重新入黨，官復原職，有的還得到提拔和重用。他們本來就是執政黨的自己人。 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縣在文革中首創。毛澤東稱讚“好得很”的湖南農民運動，農民協會就掌握過生殺大權。1947年，領導解放區土改的劉少奇曾經主張，組織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農會各派法官，土改期間每村都搞一個，給他們殺人權。1951年的鎮反運動中，毛澤東也曾經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權從省下放到專區。並提出一般城市殺人至少應達到當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五，敵情嚴重的地區可以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區亦可突破，但不可超過千分之一點五。那場運動實際殺人為七十一點二萬人，占當時五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最高領導人預先確定殺人的百分比，已經埋下了大規模錯殺無辜的隱患。當今世界，許多文明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國家執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國大陸近年將死刑的核准權上收最高人民法院。應當說，這是靠近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譚著告訴我們：如果基層官員握有生殺大權，且無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後果是多麼可怕！ 道縣慘案，放在人權意識有所覺醒的今天，可謂駭人聽聞。但對於這種暴行的反思和檢討，在中國大陸仍然困難重重。歷史的傷疤仍然被權力有意地粉飾。在全球範圍內，希特勒等種族主義狂人的大屠殺受到了文明人類的一致譴責，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階級的名義進行的大規模殺戮，只在部分歐洲國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對紅色高棉前領導人的審判剛剛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以階級鬥爭的名義殺害無辜的政治運動，上自建國初的土改、鎮反，下至1977年對王申酉、李九蓮、鍾海源、史雲峰等一批政治犯判處死刑，許多歷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譚合成先生正是清理歷史的先行者之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遮蔽國恥，四維不張。中國應當有更多的歷史學家和作家，承擔起清理歷史的使命。讓中華民族的復興，真正建立在人性尊嚴的基石之上。 序三：譚合成的書 周實 譚合成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出版了。當我拿到這本書時，多麼厚的一本書啊，我第一句是聲感嘆：這事終於做成了！從想做這事到做成這事，屈指算一算：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〇年，二十五年過去了，做事不容易，由此可見了。 合成囑我寫點文字，我想我能寫什麼呢？我的思緒自然地回到二十五年前。那時，我年輕，三十剛出頭，在《芙蓉》雜誌做編輯。編輯部討論選題時，我提出要抓紀實文學，最好是每期能抓出一個，篇幅五萬字左右。道縣文革大屠殺作為撥亂反正的典型自然也就列入了。而合成在當時正好借調到編輯部，且他又會寫，尤其擅長報告文學，自然就是不二人選，於是，這個光榮的任務也就落到他身上，這就是所謂緣分了。 五萬字，他完成了，可惜，卻沒能發出，於是，才有了這本書，有了這個五十萬字，這就是所謂宿命了。 當我拿到這本書時，我說出的第二句是：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是一份紀實，一份詳細的檔案紀實，不但保存下來了，而且公開出版了，誰都能夠看到了。這事，以前不容易，今天仍舊很難得。合成做到了，不是偉大是什麼？ 我要說的第三句是，在中國當代史上，湖南省鐵定了要“青史留名”的有一個人、一件事，人是毛澤東，事是道縣文革大屠殺。它說明了專制有多麼可怕，民主有多麼必要。民主是個好東西，可惜沒有人施捨，要靠自己去爭取。從專制向民主轉型，學習民主，實踐民主，完善民主，鞏固民主，哪一件事情不難得？再難得，還得去努力。不然不論把樓砌多高，總有樓塌的那一天。明人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有一首曲子：“將五十年興亡看飽。眼看他起高樓，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塌樓的時候那情景太可怕了。 多年以前，編《書屋》時，我也曾經約過文章專門探討文革的問題，也有人曾質問我：什麼不好約，為何約這些？文革是錯誤，文革是災難，已經有結論，事情已經過去了，為何偏偏還要提？這樣對誰有好處？我的回答是這樣：重提是為了不要忘記，探討是為了不再重犯，以免災難再次發生，這樣對百姓有好處，這樣他們在今後若是再遇上類似的情況，就有可能打個問號：為什麼要提這樣的口號？為什麼要搞這樣的運動？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其背後有什麼？其目的是什麼？得利的會是誰？受損害的又是誰？這樣多少能減少愚昧，使人能夠更加像人。 我的回答非常簡單，問題本身就不複雜，只要你還具有良知。 合成是具有良知的，所以，他能去做這事，而且，能夠做成這事。（未完待續）
搶救歷史系列1- 他甘願做老鼠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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