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得性的恐懼

Learned Fear

一、生還者

五月，我有一個特別的旅行——從日本、台灣一路走到中國大陸。這並非只是觀光，而是一場對過往生命的回望，對我心靈深處某些未曾結痂的創傷的觸摸。

我專門繞道太原，唯一的目的，是看望我93歲的老校長。他是我命運的轉捩者，是在1989年那場政治風暴後，悄然伸出援手，把我從幾乎沒頂的災難中拖回安全港灣的人。還有我剛剛秦城歸來的曾經是省級幹部的老師。我沒有去打擾其他人，尤其是還在體制里有公幹的朋友們。有些門，一旦經過，便不必再回頭叩響。

那一年，我幾乎前途盡毀， 想用公民教育代替分數至上的填鴨模式的理想，被轟隆隆的坦克碾得粉碎。他以極大的個人聲望和隱忍沉着，把我安排進北京的一家遠離廣場的小學院。“小石頭，漩渦里最安全！”他叮囑我：“不要待在國營單位太久，一旦拿到北京戶口，就儘快跳到外企去。你已經有‘問題’了，不可能再被信任。”他看清了那個體制對人的邏輯，也看穿了我命運的軌跡。

更讓我感念的是，他也智慧地為其他被牽連的學弟學妹“擦乾淨了痕跡”，讓他們的人生得以輕裝起步。

那天，在他的小客廳里，我們坐在沙發上聊天。他已經聽力模糊、行動緩慢，卻仍神情清明。“你是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個學生，一個膽大包天的小女子，一個小trouble maker”。我笑着掩蓋着差一點掉下來的眼淚。已經是去公園減免門票的年齡了，在老師眼裡永遠是“小傢伙”。老師在，我們就永遠不老。他嘆息着：“天安門大屠殺，死了3萬人。”

心中一緊，我沒有追問數字的出處，坐在一旁的同行者——我的老師，校長的更老的學生，從秦城監獄出來的前省級官員，沉默着。

這位老師，原本是省長的熱門人選，卻因當年的友情被牽連，一夜之間從高位跌入囹圄，被打成“貪污犯”。其實，說他是“犯”，誰也不會驚訝——當年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能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從神壇跌入地獄。如果真要反腐，就該開放報禁，哪怕不徹底，也應賦予新聞足夠的自由空間，讓調查記者去發掘真相。如果紀檢委真的履職，怎會一茬又一茬的官員落馬？選擇性反腐，是打擊異己的工具。誰被定性，誰就是“有罪”。說實話，我不認為我的老師是什麼異己。他的問題，只是他有一個當權者不喜歡的政壇朋友。而政壇的風向，誰又說得清哪一位朋友會變成累贅？

看望校長的前一晚，我和老師一起走在濱河公園。我只敢輕聲問問師母和孩子的近況，其他的不敢多問，生怕觸碰那些仍未癒合的心靈傷口。我們無法交談太多，不清楚他的被監控狀態是怎樣的，不知道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我不想讓他再多承受一分為難。

我去看他，只是想告訴他——無論遠近，我們都惦記着他；無論外界怎樣定義他的“罪名”，我們仍視他為人生中重要的老師；在我們青春困頓時，是他引導我們撥開迷霧；無論外界怎樣為他塗色，我們知道他真正的底色。並不是說他是完人，而是說，我們知道他是誰。

也許，獄內獄外的區別，只是換了個地方而已，外面大一些，類似我這樣不看別人臉色、不肯將就去隨便交朋友、只想做自己的任性的傢伙可以相對方便地去看望他。他在位時，我們反而保持距離——也是為了不給他添麻煩。

他看起來很舒展，比以前健康，也更帥了，沒有那種臃腫疲態的不堪。頭髮雪白，後背挺直，線條平順。眉眼間安寧淡定，毫無糾結煩亂。一個穿越過人生風暴的人，清澈坦然。離開這樣的絞殺場，平民來又回歸平民，何其幸運！何恨何憾何怨之有？

我只是想不通，他這麼一個通透的人，怎麼會和監獄有關？我尚且能僥倖逃脫了進監獄的命運，還混得順利畢業，極其幸運地做了一個漏網之魚留在北京，矯情地與新單位領導犯渾耍賴，為的是讓他們煩我，離開的時候順利放掉我。比我成熟一千倍的老師，怎麼會和監獄有關？！也許，因為他是一介平民子弟，又不肯丟棄過往的友誼，而高處不勝寒，我的校長可以遮護我卻夠不着他。只是啊，可惜了他的才能！政壇需要的不是才能，至少不僅僅是。

曾讀過一位經歷過十年文革牢獄、兩度進入死囚牢房的LL先生的博客。他寫道：剛出獄的人，需要一個適應階段，那是動盪、焦慮的時期。比如：不習慣熄燈就寢、不習慣一個人走路沒人尾隨、不習慣自由說話……。也許，我的老師已經渡過了那個階段？至少我看到的他，思路清晰，談吐分明，真的如同輕舟已過萬重山？

期待哪一天，我們可以沒有顧忌、沒有恐懼地開懷暢談，一起自嘲、調侃我們註定不平坦的“理想主義”人生。

而今，我們三代師生坐在這間安靜的屋子裡：一個是曾被貼上“六四暴徒”標籤如今已年逾花甲的廣場學生；一個是曾被打成階下囚的年過古稀的前省級官員；一個是穿越文革浩劫默默守護學生的鮐背之年的教育家。突然意識到：我們都在倖存者的名單上，也都從未真正遠離那個深淵。

歷史已經無數次提醒我們：沒有德先生的賽先生，終究無法走得太遠。而沒有德先生的國度，誰都不安全。

二、M.D. 媽媽要去自首

約好友M.D.一起去校園裡看看。她在土木系，我是電子系，同為校刊編輯搭檔，成為終身好友。她總是溫文爾雅、從容不迫，而我則熱情洋溢、愛憎分明。

她帶我參觀她成績斐然的建築設計公司，幾十個年輕工程師安靜地畫圖、討論，辦公室寬敞整潔，氛圍中透着專業與活力。她的合伙人也是同學，藝術范兒十足，令人賞心悅目。她們設計的“xx小區”美輪美奐和諧一體，業內聲名遠揚，我由衷敬佩。隨着時光沉澱，期待這個作品可以平平安安變老，成為真古董。

隨後，我們一起去看望她88歲的老媽媽。老太太精神矍鑠，笑聲爽朗，看到我立刻認出：“呀，還是那個大活寶！”談起當年在她實驗室洗照片、熬通宵的事，老人家笑得前仰後合，和我們一起回憶。

第一次看到M.D.老爸年輕時的照片，英俊挺拔，空軍教官的制服更添幾分英氣，只是眉宇間流露着年輕人少有的沉寂。老人疫情期間去世。央美畢業的小外孫為外公雕刻的銅像栩栩如生。

然而，走出她家去校園的路上，M.D. 悶悶地問我：“你注意到我媽媽有什麼變化嗎？”

我一愣：“她對文革的事情記得很清楚，對近期的事就不太記得。但老年人記不起近來發生的事是很普遍的。”

她頓了頓，輕聲說：“她疫情封控時，有一天，忽然拉着我，非要讓我陪她去居委會自首不可。”

我錯愕：“自首！為什麼？”

她無奈地苦笑着，透着疲憊的哀傷：“唉！她說她製造並傳播了新冠病毒。”

一種寒意從脊椎升起。不是因為老人的話荒謬，而是因為我明白：那並不是一個老人的胡言亂語，而是一種深埋於家族記憶中的恐懼，以幻覺的形式浮出水面。

M.D. 的祖父曾是南京大法官，1949年曾逃去香港，卻放心不下妻兒，心懷僥倖又回到南京，結果被終身監禁，慘死獄中。她祖母在文革中被折磨至精神崩潰，最終自殺。她父親是家族中唯一順利完成學業、成家立業的人。她大姑姑和兩個叔叔，終其一生蝸居在老城區一間低矮小屋中，相互依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中的一部分接濟孤立無援的姑姑和叔叔們。黑五類家庭出身讓M.D.的父母成天心驚膽顫，如履薄冰。

M.D.老媽媽的幻覺，不是孤立事件。那是整個家族的潛意識在她腦中投下的陰影。文革並未結束，它只是改變了形態，從身體的鬥爭變成心靈的圍困。那些沒有被哀悼的亡靈，沒有被清算的傷害，終將在某個深夜或災難中以幻覺的方式重新浮現。

三、那本無法寫完的回憶錄

我把M.D. 老媽媽要“自首”的故事講給一個三觀相合的小群里的親密網友們聽。大家分享着各自家庭在世道變遷中荒誕的榮辱沉浮。一位網友S講述了自己爺爺的往事。

S的爺爺是當年的地下黨員，解放前失聯於上下的秘密聯絡，解放初期本該是功臣的爺爺卻被誤認為叛徒，投入大牢。S的父親也受牽連被劃為右派。家裡除了姐姐是唯一看到過父親神采飛揚的青年高校教師的形象外，其他孩子們都是看着爸爸沉鬱的右派臉長大的。更不幸的是，她從小就是父親情緒的出氣筒，每天都可能無端挨打，活在恐懼中。我不知道她是怎樣成長為那麼知性那麼有韌性而且自我意識非常清晰的職業女性的。要是我，估計不是死去就是抑鬱成疾了。唉，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好扎心的童年經歷！與我的童年故事不同，卻同樣令人心疼。（見後附：我的童年結束在不到五歲的那一天。）

S的爺爺出獄後，已經垂垂老矣。家人期待老人把那段經歷寫下來，算是為後代留下家族記憶。於是她姐姐執筆、爺爺口述。

起初進展還算順利。但漸漸地，內容的語氣發生了變化。他開始用一種“匯報思想”的方式講述自己被捕、審訊、批鬥、坐牢的經歷，好像回到了那個需要“老實交代”才能活命的年代。

她姐姐很痛心地說：“爺爺，您這不是回憶錄，是交代材料啊！”

爺爺愕然。不經意中，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徹底內化壓迫的囚徒，即使在監獄外面。他已經不懂得如何講述真相，只懂得如何懺悔、檢討、服從。語言變了，思維也隨之扭曲。他試圖修正，卻又回到“老實交代”的語氣，改來改去，始終逃不出那套“坦白從寬”的格式，像一隻在籠中奔跑的倉鼠，累而無果。當年風流倜儻的富家子弟，滿懷改造世界的激情和理想投身共產革命，最終異化為無法用自己的語言表述自己所經歷的真實生活的心靈囚徒！

喬治奧威爾曾說，難道你不明白“新話”（Newspeak）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嗎？最後，我們會使思想犯罪成為不可能，因為那時已經沒有用來表達思想的詞彙了。

或許，他的心中，始終未曾放下那句話：“組織上是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即使冤枉了，他也已學會在心裡為組織辯護。因為對那個年代的人來說，反抗的代價是滅頂，和滅家，逆來順受才是活路。

最終，這本口述回憶無疾而終。真是心痛難抑！好可惜，即使是坦白從寬式的記錄，也好於無啊！

四、學文科太不安全

高中文理科分班的時候，理科不錯的我曾表達了對文科的熱愛。那不是一時興起，而是沉澱已久的渴望。我喜歡讀書，喜歡表達，喜歡琢磨人心與時代。可我的話剛說出口，父母和老師就異口同聲地否定了我。“理科更安全”——他們的語氣不容置疑，像是在替我擋下一場未見的風暴。

那時我不理解“安全”兩個字背後的重量。後來才慢慢明白，他們不是在為我的未來謀劃什麼競爭優勢，而是在試圖躲避一種命運的重演。他們親歷過一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說錯一個字，寫錯一句話，輕則被批鬥，重則家破人亡。從胡風集團到老舍投湖，血跡斑斑的文人命運對他們來說不是歷史書上的詞條，而是一種本能的恐懼。他們對文科的排斥，其實是對系列浩劫的延遲反應，是一種深植於骨髓的“自我保護”。

而我，只是那個想提筆寫下心裡話的孩子，卻被推向了他們有共識的“更安全”的那一邊。

他們自己也曾是有理想的人，可社會變遷中的系列運動讓他們學會了：安全，不在於你是否有錯，而在於你是否“安靜”。於是他們把這套生存之道包裹成“為你好”的忠告，嘴上說着“文科沒出路”，其實心裡害怕的是——你若開口，就可能惹禍。

越老越理解家長老師們的良苦用心。

然而，哪個領域是安全的呢？

五. 老“海龜”的忠告

出國前，我向先生的博導告別。

那天下午，我到他海淀區的公寓話別。房間裡陳設簡單，一塵不染。正值夏末，蟬鳴穿透窗玻璃，熱浪微浮。他迎我入座後，先警覺地將所有門窗關嚴，拉上窗簾，又走到角落打開了一台老式收音機，將音量調到最大——那種刺耳的噪聲掩蓋了談話的每一個細節，像某種儀式。

然後他才湊到我耳邊，幾乎用氣音對我說：“你們，如果沒拿到公民身份，千萬不要回來。一定要記住：千萬不要。”

那是我第一次面對“耳語政治”的現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學者，不是在討論未來，也不是回顧功業，而是以一種幾近驚恐的神態，將“安全”作為最高命題傳遞給我。

我點點頭。他忽而抬頭望着窗外低聲道：“我們那代人，是用親人和自由，交換了一個幻覺的未來。”

那一刻，收音機里的噪聲仿佛放大了他的寂寞。那不是雜音，而是一種保護，一種防禦，一種求生本能。

老先生是普渡大學電子系的博士，四十年代末的“海龜”。伊利諾伊州來的美國妻子在“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宣告聲中，帶着兒子在北京苦等他一個月，期待他能重新考慮回祖國生活的決定，未果，帶着孩子揮淚而去。

文革中，老先生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第二任妻子斷絕關係，被自己的親生女兒劃清界限，小兒子在街頭被肆意欺凌。帶着沉痛的憂傷和對兒子的愧疚，文革後他恢復原職，一校之長兼實驗室主任，但再沒有結婚，而是與心靈受到嚴重創傷的兒子相依為命。

即使他逃過了肉體的牢籠，但精神上的恐懼，至死不休。

想起一位更老的更打牌的先生，葉企蓀，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為多位物理學家的老師文革中的悲慘遭遇。

文科是不安全，理科就真的安全嗎？

六. 被亞特蘭大華裔筆會踢群

來美多年，我從不參加任何華裔社群，（華人教會除外，在此先按下不表。）離那些同鄉會、同學會什麼的遠遠的，亞特蘭大華裔筆會是唯一一個被好奇心驅使而進入的華裔社團，以為喜歡寫作的人們，一定是愛讀書的，因而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群規明確規定：“不談政治”。

一次，有人分享起“偉人”文革中接見他們紅衛兵的故事，後面的人們也興致勃勃地聊起自己去接受檢閱的往事，我隨口分享了1988年剛去北師大讀研時見到躺在水晶棺里毛的經歷，別的都不記得了，只記得紀念堂里令人窒息的惡臭。結果群主，與我同在一個醫療系統工作的博士，神經外科實驗室的行政主管LD，直接打電話責備我，說我“態度不對”，說我的話讓有些人不適。我不以為然，當時還沒有空調，屍體的氣味和排隊群眾的汗味混在一起，是令人窒息的惡臭氣味記憶。我沒說謊，只是講了真話。有人不適那是他們的問題，與我何干？結果我被踢群。我抗議：其他人談毛沒事兒，為什麼我說了就不行？要踢群也得是他們先被踢才對啊！這是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踐踏！ LD反駁說，我這是給她”上綱上線”。我說，“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就是綱就是線，不需要上”。其實，那群里不是不能談政治，而是不能談他們認為不合轍的政治而已，是不是事實對於他們而言是太不重要的事情。

阿倫特說，真正的惡往往不是出自惡意，而是出自無思。而我所面對的，不是惡人，而是那些在時代中學會恐懼、繼而把恐懼當成約束力的人。我想，LD的行為，基於的也是害怕，不談政治，怕被封群，怕其他熱愛毛的群友舉報，也許還有她自己對於毛的感情或者她害怕數字時代的控制。我所在的幾十個群里，好幾個群已經轉世幾十次，上百次了。 也真沒看到有過什麼出格兒的言論

唉，在自由世界裡，真話，依然讓人不安。隔着一個寬闊的太平洋，仍然感到老大哥灼灼的目光。華裔美國人的言論自由是可以被他們這些不壞的人以各種理由隨意剝奪的。群主就是老大，就有生殺大權，管它規矩不規矩，管它公平不公平。有人說，每一個中國人心裡都是一個小毛澤東。信然。

海外如此，更別說國內了。

一位早已財務自由的大學好友，極有親和力和領導力，也非常愛讀書，健談而且很有獨立見解，八十年代，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問題，沒有禁忌。但此次卻絕口不談涉及政治的任何話題，如果談，就是滿口“正能量”。 一時間，我惶惑，也許有了經濟實力就可以幸福生活，不必理會窗外的風雨。與美國朋友聊起，這位加州伯克利數學和哲學碩士畢業的工程師斷然否定了我的想法。“如果馬雲可以無故失蹤幾個月，如果那位說不折騰的前最高領導人沒有被當着全世界被折騰離席，那麼你說的就不錯。”豁然。

不去“妄議”，是上面的要求，也是朋友劃給自己的一條安全底線。

親戚朋友們，也和這位老友一樣，三緘其口。

我理解並尊重，也深深遺憾。

真誠希望這樣真的可以保他們平安。

今夕何夕！

六、刪除記憶與主動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六四是不是真的有大屠殺，更多的人不知道白紙運動。更有人可以知道歷史真相的時候主動選擇不知道。

遺忘，信息圍堵和歷史改寫是成功的，就像我小時候不知道79， 78， 77級為什麼一個年級只有四個班而我們年級1963年出生的孩子們卻有十幾個班一樣。那是三年人為大饑荒的人口斷層。我不知道。沒有人告訴我，沒有書告訴我；就像我小時候被課本告知，抗日戰爭中，英勇的八路軍、新四軍戰鬥在敵後方，那麼誰戰鬥在敵前方？

這是控制者最成功的策略：不是“反駁記憶”，而是“刪除記憶”。

離開上海的最後一天上午，拉着一位好友一起去烏魯木齊中路看看。她不解，這平平常常的地方有什麼好看的呢？我解釋道：

2022年11月24日，新疆烏魯木齊大火，樓內封控把逃生門焊死，樓外小區封控欄杆阻擋消防車的救援，結果死傷慘重。

兩天后，11月26日南京傳媒大學裡首次出現一位女學生手舉白紙，沉默不語，抗議“刪帖、封號、清零”，此舉很快蔓延至全國至少19個省份的21個主要城市。

2022年11月26日晚，上海市民和學生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抗議。

2022年11月27日晚，大批北京市民自發前往四通橋抗議，聲援2022年10月13日上午在北京海淀區四通橋上拉起橫幅點起狼煙高呼口號後即刻被捕的彭載舟，並高呼彭載舟的口號“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白紙運動一直持續到12月初。同學瞬間明白了，“原來如此！” 2022年的12月7號，清零封控沒有任何準備突然放開，很多人立刻變“羊”。

不出所料，烏魯木齊中路，攝像頭林立，警車森嚴。那些年輕人尤其那些年輕的女孩子們，是白紙革命的領跑者。不知道這些學生和市民怎麼樣了。

其實，封堵資訊、刪除記憶之所以有效，還因為很多人選擇主動不知道。

十幾年前，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醫療系統任職醫學圖像處理系統工程師，短暫與幾位在賓大攻讀博士的大陸留學生合租一棟房子。他們聰明、自律、目標明確，仿佛每一步都走在“成功學”的軌道上。

有一天我問：“你們知道‘六四’嗎？”他們神色如常，有人笑笑說：“不清楚。”有人低聲說：“沒必要關心那些。” 

我明白了，他們對“六四”不是無知，而是對提起“六四”本身的“危險感”無比熟悉。他們不是看不見，而是選擇只看那些能看、敢看、該看的部分。

崔健在“一塊紅布”里唱道：“一塊紅布蒙住了眼睛，也蒙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什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那塊紅布不是壓迫的象徵，而是一種內化的秩序。

他們不是盲目者，而是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聰明人。他們看到的不是世界，而是紅布投影下那個可控制的、規訓過的、既定好的現實。他們看似有一切獲取信息的條件，卻對“知道”保持距離。他們知道知道的代價，也知道不知更輕鬆。

他們是自我審查的高手，也是沉默藝術的繼承人。他們對父母隱喻中的“別多管”、師長話語中的“別亂說”、體制暗示下的“別出頭”都心領神會。他們知道該說什麼，不該想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即使人在自由世界，也依舊選擇活在紅布之下。他們不是不自由，而是主動不自由。他們不是不記得歷史，而是深知歷史無法帶來現實的好處。

這不是簡單的順從，更像是一種更深層、更隱秘的東西——一種習得的恐懼，像家傳之物一樣一代代傳下去。這種恐懼不會高聲喧囂，它是沉默的，它滲進身體，就像潮氣爬進老屋的牆壁。

即便到了所謂“自由”的世界，他們依然把那塊紅布壓在眼前——不是因為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是因為到了那時，若沒有它，赤裸裸地看這個世界，已經變得無法承受。

明治維新已經過去一百五十年，台灣也政黨輪替有好幾個回合了。

在日本的東京和京都的尋常巷陌，看到日本共產黨改革的主張和反核宣言，看到競選不同角色的招貼；在台灣的高雄和台北，看到街上競選市長和議員的形形色色的廣告。沒有恐懼，沒有害怕，自然，體面，和諧，自信。

無論日本還是台灣，都是保留了中華傳統最完整的地方，他們的民主實踐、他們的全民醫保、他們的教育水平在民主國家裡可圈可點，名列前茅。

五千年專制的文化遺傳基因的厥詞可以休矣！

七、文革，從未結束

文革1.0結束於1979年的改革開放。但文革的制度基礎沒有消失，文革製造的恐懼沒有死去。心理創傷從未療愈，迫害者就在身邊，毛的屍體依然供人瞻仰。

我帶孩子們經過五次安檢，進入天安門廣場，再經過三次身份驗證，進入毛紀念堂。那屍體不再像1988年那樣塌陷腐臭，而是滿面紅光神采奕奕，惡臭不再，是技術進步的作用嗎？也許。荒誕在繼續。這是與蘇聯列寧水晶棺，北朝鮮金家父子水晶棺的並列存在。

想起1976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群剛剛升入六年級的中學生放學了，三三兩兩地陸陸續續走出教室。 還沒拐過前排的教室，就看到迎面跑回來的h一個工人家的孩子，她滿頭大汗，顫抖地尖叫着：“不好了，毛主席死了！” 我們聽到的第一反應是：“你怎麼可以這樣說？這個可是反革命罪呀！” “真的真的，你們聽！”她指着前面的大喇叭。果然，哀樂低徊，聲音沉痛…。說好的萬歲萬萬歲呢？那是我們與真相的第一道斷裂。也是我們對官宣的第一次惶惑。

看着紀念堂中依然烏泱烏泱的悼念人群，毛的確還活着，活在千千萬萬人敬仰者的心中。那一束束敬獻的菊花排滿了前前後後。

這麼一個給中國人帶來深重災難的人，何以仍然有那麼多人去悼念他？那種深埋心底的恐懼，到底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我們即使走出國門、獲得自由，依然會在夜裡驚醒、在朋友圈繼續審查並自我審查？

八. 恐懼是會遺傳的，也是會被戰勝的

恐懼通過家訓、沉默、眼神、嘆息，代代相傳。它不靠語言傳播，卻比語言更強大。一個父親在孩子面前避談“那年”；一個母親在孩子面前阻止電視裡播放有關“某事件”的紀錄片；一個祖父在餐桌上突然咽住話頭——這些都是“教育”。

恐懼，變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它不只是怕政府、怕輿論，更是一種“怕連累”的心態。怕說錯話牽連家人，怕有思想就會變成“異類”，怕站出來就會被遺忘在歷史角落裡，像1989年那些喋血長安街的人們。

更可怕的是，這種恐懼在潛意識中成為我們與社會互動的一種“默認值”——就像就像M.D.母親要去“自首”，就像網友S爺爺寫回憶錄時的“檢討”，就像老“海龜”教授緊閉門窗的耳語囑咐，就像家長老師們阻攔孩子去學文科，就像親戚朋友自覺不聊政治，就像一群高學歷的華裔筆會自覺踢群不同於主流的真話……

如果文革只是一段歷史，它本應有開始、有終結、有清算、有紀念。可是，它並沒有。

它變成了生活方式、話語風格、家庭關係、思維結構，變成了幻覺、自我審查、沉默的代際繼承。無論獄裡獄外，國內國外，都是心靈的囚徒。

回去，聽到最多的問題是：國家變得怎麼樣？

我由衷地回答：換了人間！森林一樣的住宅樓，萬國博覽會一樣的精彩建築，路邊搖曳着美麗的花朵，地鐵扶手上的廣告牌，隔一段距離就有的手機充電寶，旅館裡自動送餐機，高鐵的便捷和服務…都是好得令人讚嘆。

這驚人的變化，皆來自改革，來自開放。

1949年7月的延安窯洞對，黃炎培問及如何改變朝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時，毛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如果沒有走這樣的新路，這個治亂循環還會繼續循環下去嗎？

記得第一次看到清明上河圖時的震撼：那可是北宋的汴京，一千年前的繁榮市井生活景象啊！比小時候所經見的有天攘之別。北宋以來，中國經歷了六個朝代，平均150年就是一個改朝換代的廝殺。

以前，總相信咱中國人不像日本人那麼有延續幾百年的品牌，缺乏匠人精神，似乎是國民性的問題。可如果看看巨流河中的大曲折，看看大江大河的輾轉呼號，就懂了，這樣慘烈的朝代更迭，讓商業怎樣保持幾百年品牌？讓他們怎樣匠人精神？

疫情清零時，繁華熱鬧的大上海，頃刻變得空蕩寂靜。船隻不再游戈，車輛不再行駛，仿佛人間不再需要煙火。

一天，在旅館裡早餐，鄰座的是位移民澳大利亞的上海商人，邊吃邊聊了一會兒。他沉痛地說，這大上海的停擺，不是來自當地政府，而是來自中央政府。要是當地政府，一定不會做出如此選擇。我得承認，上海的城市管理的確是可圈可點的，不遜色於東京和台北，雖然偶然會遇到深夜出租車的不規矩，雖然偶然會看到樹周圍的煙蒂，但總體而言，真的很棒。他說，那麼多的供應鏈好不容易擠進去、建起來，這麼長時間不守信譽的做法，誰還敢跟你做生意？

想起我在家附近健身房遇到的一位當地朋友，她是公司的採購。以前一家中國公司是她公司里唯一的供貨商，盡職、可靠、準時，偶然急需，中方居然可以連夜派人跨越太平洋送過來。可瘟疫封控，中國公司動彈不得，她的公司不得不尋找其他國家的更穩定更可靠的貨源供應，這麼好的中國合作公司面臨被淘汰的命運，至少不再是以前的那個唯一。

和旅館服務員聊天，和出租汽車公司攀談，都告訴我，現在的生意還沒有恢復到疫前水平。想見疫前是繁榮的，有期待的，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高樓建好，等待出售。而現在，夜幕降臨，看到不少黑魆魆的樓宇，沒有任何燈火。

現在，舉國上下國內國外都噤若寒蟬地不敢談與每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政治、政策、時事，難怪2024年BBC報道走線的華人增加了50倍。他們在用腳投票。

的確，並不是每個人都對政治感興趣，但每個人都該有談論政治而不恐懼的自由。

改開取得的成就，也會隨着不再改開而失去。

羅大佑在《亞細亞的孤兒》裡唱道：

“黑色的眼睛有白色的恐懼，…

沒有人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那是唱給大陸的嗎？

因為台灣，因為台灣人不與恐懼會心，不與恐懼合作，從而爭得沒有恐懼的、可以自由言說的、長治久安的、真的不折騰的政治制度。

仰天長嘆，似乎看到志永們聖徒般的公民的坦然和沉靜……

附：我的童年結束在不到五歲的那一天

我爺爺是傅作義部隊的軍醫，北平易幟，他拒絕加入到打到南京府解放全中國的隊列，覺得打內戰沒有意義。這是他日後成為老運動員的原因。

我奶奶是家屬中的積極分子，很有領導能力，還被毛接見，街上最淘氣的孩子見到她也恭恭敬敬。五十年代中期，奶奶曾是訪蘇代表團成員，條件是與爺爺劃清界限。“我沒去過的地方多了，不去蘇聯又怎麼樣？”奶奶樸素地做出這樣的決定，讓浦安修這樣的高知頓時現出小來。

文革中的1968年，爺爺很多天不在家。奶奶每天帶着大弟弟參加什麼學習班。工程師爸爸醫生媽媽必須工作，不到五歲的我成為看護剛剛滿月的二弟弟的唯一可靠人選。我問：“爺爺去哪裡了？”回答：“出差了”。直到有一天，我終於可以在街上和小朋友們一起玩跳皮筋兒，前院大我一歲的P告訴其他小朋友，我們不要和她玩，她爺爺是反革命。我瞬間明白了，爺爺不是出差了而是出事了！P的媽媽是爺爺和媽媽醫院裡的前台病例管理職員。那一天，是我童年的結束日。我從此告別了一個孩子的無憂與天真，變得機警多疑。我不再相信大人的話，而是時刻豎起耳朵，撿拾他們竊竊私語中的蛛絲馬跡。

到底是孩子，幾天后，街上的小朋友們來找我一起玩。頂着想玩的巨大誘惑，我拒絕了。哪顆蔥，你們想和我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

我學會自己和自己玩，學會和大我很多的後院高中生YX和她的初中生弟弟們玩。直到文革結束，我才知道爺爺的確切罪名，他被屈打成招，成為不存在的XX市63人國民黨區黨部的特務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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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冬青：1989年時在北師大教育系讀研究生。當時是麻派、鴛鴦蝴蝶派、托派中的托派。起初只是旁觀者，看大雨中人們把花圈放在紀念碑；看同學們在新華 門抗議；看王丹宣讀訴求；直到目擊郭海峰三人下跪請願，夠了！再也看不下去了，再也不會心安理得地做托派了。從此從北師大學自聯到絕食團指揮車做播音員。 後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後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