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期武宜三和他主編的《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 今天轉載我的好友，資深媒體人曾慧燕為紀念反右30周年而寫下的泣血之作

我不是右派，但我是右派的女兒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沉吟遙指，數英才多少興亡成敗。”

今年（按：1987年）是“反右”運動30周年紀念。歷史的舊事，真的一去不復返嗎？我們在淚水中泡浸得太久的心靈，怎樣才能恢復正常？1957年，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是何其悲慘一頁。但當時並未引起人們足夠重視。以致十年後，再來一場文化大G命的浩劫。

“歷史在香港沉思”

 由於中國封建株連影響，“反右”和“文革”，我是一個身受其害者。早在襁褓之中，父親就成了“右派”，被發配青海柴達木盆地勞動教養。身為澳大利亞歸國華僑的母親，在巨大社會壓力下， 懷着對愛情的幻滅和一顆破碎的心，忍痛與父親辦了離婚手續而遠走高飛。從此我成了飄零燕，開始苦痛充溢的人生。

經過長期的沉思苦索，我終於在紛亂的思緒中理出一個頭緒：造成我們民族那麼多苦難的，除了當權者要負責任外、還要歸咎於我們的民族，缺乏一種懺悔精神。雖然對“反右”、“文G”的反省，許多人都正在做，但大多數都停留在譴責“四人幫”身上。他們固然是十惡不赦，死有餘辜，但他們只不過是四個人，有哪麼大的能耐吞噬千千萬萬個生命嗎？如果不是傳統的歷史文化和直接的社會政治原因，如果不是中共建國以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如果不是我們每個人身上還有許多民族性的弱點。我想，在經歷“反右”的“前車之鑑”後，是不應再發生文G的。

然而，不該發生的事情仍然發生了。令人擔憂的是作惡者大多沒有受到懲罰，也沒有復甦的良知折磨他們。

天津作家馮驥才說得好：“歷史的過錯原本是一宗難得的財富，丟掉這財富便會陷入新的盲目。”在反右這一千古奇冤仍未徹底清算的今天，“五七”幽靈仍在神州大地遊蕩，我們只有像巴金老人那樣，在解剖社會的時候，先從解剖自己入手，不迴避自己的責任，自覺地與民族共同承擔痛苦，與民族共懺悔，把個人反省與歷史反省結合起來，才能防止類似悲劇再發生。

因此，在“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前夕，我這個右派的女兒，有責任讓“歷史在香港沉思”。在未徵得仍在內地生活的父親同意下，我決心把我知道的事實寫出來，希望每一位中華兒女都能汲取歷史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只有這樣，中華大地才能開滿愛與希望的鮮花。

把苦酒——潑在我們的身後？

把甘露—— 灑在我們的前頭……

不知是哪個惡魔作祟，父親總是心有餘悸，不願意對任何人談他的過去。

肅反中被冤枉

一九七九年一月，經過五年多來不屈不撓的努力，我終於獲准來港和生母團聚。但由於“歷史的誤會”，政治的不幸引起家庭悲劇。二十二年來的魂牽夢縈，換來的是更大打擊，母親舍我而去，命運將我推向另一個深淵。

當時，我心頭不停滴血。人海茫茫，何處才有飄零燕的棲身之地？但也許畢竟我的心靈經受過多次煉獄， “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我在絕望中掙扎奮起，生活稍為安定後，我不斷寫信給父親，要求他將其遭遇告訴我，作為右派的女兒，我有權利知道“反右”這一劫難真相，父親是如何成為右派的？過去，我對此一無所知，他也諱莫若深。

我曾於1994年申請父親來美探親，圖為他與外孫一起玩樂。可惜天不假年，1995年初他返國，翌年猝逝。

從我十六歲立志要寫一部自傳式的小說開始，我對父親的過去產生濃厚興趣。因為，個人命運和整個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父親走過的道路，正是千千萬萬個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

父親早年畢業於廣東勷勤學院教育系。大學畢業後，他榮歸故里，出任當時吳川一中校長，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

後來，提拔父親的吳川縣縣長歐鍾岳到了香港準備興資辦學，也叫他的得意門生來幫忙，父親便到了香港，雄心勃勃意欲大展拳腳。但由於缺乏經濟支持，遇到不少困難。

這時，中共建立政權，懷着對新中國的希冀，他毅然回歸。初在廣州女子師範學院任教，並與李女熱戀，定於一九五二年底正式結婚。

誰知，禍從天降，曾與父親共事過的一名英語教師，在肅反運動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審查，要他檢舉揭發別人，“坦白從寬”。英語教師為了“立功贖罪”，便胡亂招供。他以為父親已去了香港，故把父親也扯出來“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將父親傳訊審查。

父親當時的未婚妻是一名女大學生，她所就讀的大學不乏進步學生，由於父親成了“特嫌”，其同學紛紛勸她另覓他人。李女以為這回父親必定性命不保，絕望之餘，便答應了另一位追求者的婚事。 

八個月後，父親的冤案證實子虛烏有，但戀人已別抱琵琶。當局安排父親到台山仁遠中學任教。

劃為右派分子

一九五五年底，父親在廣州圖書館邂逅當時就讀華僑補習學校的母親。母親是澳大利亞華僑，父母兄弟姐妹全部在外國生活。母親在回歸熱潮中隻身返國，立志要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 她與父親一見鍾情，父親風度翩翩，學識淵博；母親年輕活潑，漂亮大方，在別人眼中是佳偶天成。

曾慧燕的母親是澳洲歸國華僑。

但當兩人傳出婚訊時，卻遭到在澳洲的外公外婆全家反對，群起而攻之。他們反對理由有如下幾點：一、母親一家都是華僑，她不應單獨留在大陸生活，應返澳洲與家人團聚；二、父親比母親年長17歲；三、 父親是個窮教師；四、父親是個“鄉下仔”（我的家鄉湛江吳川梅菉是一個小城鎮，但當時在廣州人眼中，湛江也是鄉下）。

可是，母親愛情至上，不顧家人“威脅”：如與父親結婚就要斷絕關係，她排除阻力嫁給父親。

這時，噩夢開始。父親任教的學校，像全國各地一樣，掀起熱火朝天的幫助黨整風運動。“歡迎大鳴、大放、大字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一系列鼓動性的言詞鋪天蓋地。甚至有人表示：“誰不提意見，誰就是不愛黨。”

父親歷年被評為優秀高中畢業班主任，他輔導的高中畢業生，升學率為百分之九十幾，深受學生擁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經過，說起來簡單得很，也荒謬得很。他只不過向校長就教育問題提了一點意見，由於校長是共產黨員，黨就是領導，老虎屁股摸不得，便構成“醜化黨”的罪狀。

他的另一條罪狀是在教研組讀了一則有關“黨天下”的報道。事情經過是：他在教研室里，看到當天報紙有一篇文章是說“黨天下”的，他隨口說了一句：“這則報道很有意思呀！”其他教研組的同事聞言圍上來，大家都想看這篇文章，但報紙只有一張，有人提議說：“不如勞煩你朗讀一下吧。”這一來，便成為他“參與右派分子活動”“不容抵賴的事實”，後來更被說成是“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有步驟地向党進攻。”

在批鬥父親前後，領導“反右”的最高層一再申明：反右是人民內部矛盾，“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只要你向人民低頭認罪，事情就好辦了。”

父親被劃為右派後，繼續留校工作，其實這是“等待處理階段”，領導一再重申“要同右派劃清思想界線”。教師中沒有誰敢公開同他搭腔，只有同情者暗中和他打個眼色。大部分學生則對他表示難過、惋惜，他們大惑不解的是：這樣一位熱愛教學、工作勤勤懇懇、在師生中有祟高威信的人，怎麼變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了？

送往柴達木盆地勞教養

母親自父親被劃為右派後，傷心欲絕。她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頭，最要命的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共產黨在人們的心目中有無限威信，誰也不會懷疑共產黨有什麼不對。單純年輕的母親，懷着一腔熱血回國讀書，一切以黨的說話為真理，既然黨說父親有罪，那麼父親當然是有罪了。也難怪她，在外國生活多年，回國時間太短，弄不明白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母親心碎了！以為自己的愛情受到欺騙，悔不當初，不聽家人的話而嫁給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她受不了周圍的社會輿論壓力，決定離開傷心地，遂提出離婚要求。 

父親雖然很難過，但也明白母親當時處境。父母結婚後，為了不影響母親在廣州華僑補習學校的學業，兩人分居兩地。父親為了成全她離開此地的心願，並為了幫助她儘快辦好離婚手續，遂以父親有婚外情為理由，向法院申請離婚，果然很快獲得批准。

母親同時提出返回原居地的申請。獲准後，她考慮到父母當初堅決反對她的婚事，今天果然不幸破裂。要強及愛面子的她，頗有點“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感覺，同時也由於惦念我在父親老家的關係，決定暫居香港。

父母離異，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由於母親孤身來港，舉目無親，她要靠雙手養活自己，不可能帶着我。我出生一個多月，就跟隨祖父母在家鄉生活，祖母常戲稱我是吃“百家奶”長大。沒有父慈母愛的人生，那種淒涼孤獨實不足為外人道。至今，我仍覺得生命中缺乏了一些東西。

再說父親，在1958年上學期快結束時，那天，他還在課堂上傾注感情講述魯迅先生的《我們不再受騙》這篇課文。剛下課，一名積極分子來叫他到教務處。他一看，便知情勢不妙。那裡站滿了全校教師和部分學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校長隨即拿出一疊公文，不宣布罪狀就開腔：“同志們，今天奉上級指示，把曾匡南（父親的名字）、余××兩人送去勞動教養。”大家還未及鼓掌、高呼口號，幾個打手便呼喝起來：“曾匡南、余××，滾出來！”並立即捆綁，押解上車。

當“囚車”駛離學校大門時，父親發現全校學生圍在門口，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有些眼圈通紅，有些放聲哭泣，父親的眼睛也不禁濕潤了。

縣城看守所當天門庭若市，車如流水馬如龍，一串串的“老右”從四面八方押解入去，登記冊上，一天之內就增加近一千人。彼此既都是“同一貨色”，最容易談得投契。這個是教導主任，那個是中學教師，用不着別人介紹，大家你一言，我一語，互相已認識得七七八八。奇怪的是有些並非右派，只是有點“歷史問題”的也“進倉”了。

　“光榮”被發配

逆來順受似乎是中國人的“美德”，阿Q精神勝利法在此也表露無遺。“勞教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公民權，比勞改好多了。”“勞教有工資領，期限是二至三年，捱幾年恢復工作，一切就煙消雲散了。” 父親他們阿Q式自我安慰。

在大監牢裡喧鬧了五天，父親一眾“難友”被集體送到台山大隆垌勞教場（補記：我的巜悲歡離合30年》發表後，父親一位當年的林姓學生告知，父親在大隆垌勞教場，即使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還偷偷塞了十元錢給一名準備自殺的譚姓右派學生，給了他活下去的勇氣）。此時，“大躍進”的哀號正在吹響，大家疲於奔命地大搞“螞蟻出洞”，為畝產萬斤拼盡全力。

這樣過了兩個月，集體行動的號令又下達了。父親一行乘三埠渡去廣州。上岸後才知是前往廣州西村勞教所。這是一間具有相當規模的勞教場，有小型工廠，大家都幻想可以在這裡呆過兩三年，直到所謂“改造好”，重新做人。

過幾天，有個“首長”向父親他們作動員報告，被動員的約有二千人。“動員什麼呢？”揭盅了，晴天霹靂。原來，是要他們“光榮”參加建設邊疆，究竟去哪裡，仍是一個謎。

光榮，光榮，“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進行！”有誰願意接受這種光榮呢？但沒人能夠擺脫厄運。

動員大會後，父親他們統統要交出帶來衣物，換上棉被、棉襖、棉衣、棉褲、棉帽、棉鞋、棉襪……一身全是棉，令人想起今後的日子一片冰冷。

兩天后，萬籟俱寂，半夜時分，哨子吹醒了父親的惡夢，兩千個“戰俘”背起背包踏上“征途”。他們排成兩行向火車站前進，周圍遍布全副武裝、戒備森嚴的軍警。

站在火車旁邊，父親忘掉了妻離女散的悲傷，哼着“祖國在前進，列車在飛奔，壯麗的河山盡入眼，林立的煙囪我入神……”的歌兒。他初時想得蠻天真：坐火車，從南到北，免費欣賞錦繡河山風光，不錯呀！

誰知，一聲令下，他們被驅趕上豬車，每節車廂一百人，擠得活像沙甸魚罐頭似的。車廂四周密封，只有兩個長約七寸、寬五寸的小窗在上角，透進稀薄的光線和空氣。車廂一角放置一個便桶，大小便都得公開“表演”。大家不禁面面相覷，這怎會是“光榮”地去參加邊疆建設的人群呀？

火車從廣州開到韶關，鐵匣門打開了，有人遞進餅乾，說是幾天的糧食。此後每天從鐵匣門遞進兩三次開水，給他們和着餅幹當飯吃。幾乎人人都吃不慣這種東西，最初一天，大家還能勉強進食，以後便食不下咽，與絕食無異。不少人都對着餅幹流淚。　　

“充軍”柴達木盆地

車輪滾滾，列車在北上途中，沿途經過什麼地方，父親他們一無所知。只是到了鄭州站時，要換上西行隴海線列車，又來了一個特別戒嚴，把他們驅趕上另一列火車。大概又行駛兩天，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當時，往青海西寧的路軌還在興建中），領隊透過播音器呼喊：“大家帶齊衣物下車，準備集合！”

經過五六天來的挨餓、失眠、缺水，人人都感到四肢疲憊無力，身體健康的人已叫苦連天，老、弱、病、殘更是奄奄一息。不過，在充足的陽光和空氣中，吃幾個饃饃，比前幾天的乾糧容易入口多了。有些人雖然一點也不能進食，但帶隊的可管不了這麼多，哨子一響，隊伍便要開步走。但一開始就已潰不成軍，不少人一舉步便暈倒了，呻吟者有之，喘氣者有之，但並沒有人來搶救，有些更被人從背上踩過。

父親當時39歲，正值盛年，被身上的二三十斤衣物壓得也覺喘不過氣來，其他人可想而知如何吃力了。從火車站到汽車站僅兩公里，但大家幾乎是連爬帶滾才到達。經集合點名，據說沿途跌倒二三百人左右，占總人數約七分之一。

這個時候，領導不那麼諱莫若深了。他公開對父親他們說，先要去青海省省會西寧市。經過二十小時的汽車顛簸，到了西寧集中營，住的是帳篷。

休整三天，又要上汽車了，蜿蜒西行。此行要坐三四天汽車，車跑了一天，兩眼所見只是莽莽平沙，耳邊只聞大漠風響，以及汽車單調的引擎聲，一個人影也見不到，只看見一間孤伶伶的泥磚屋， 據說這是縣府所在地。

柴達木盆地是中國三大內陸盆地之一，屬封閉性的巨大山間斷陷盆地，在反右運動時，成了“中國的古拉格”。（取自網絡）

後來，父親他們才知是被“充軍”到柴達木盆地去了。這地方，那時仿佛處於沒有世紀的洪荒時代。二十萬平方公里廣袤的戈壁沙海，是靠開拓者的腳板踏出來的。他們第一天行車的終點，據說就是柴達木盆地首府，到達時已是深夜，盆地四周漆黑一團，看不到其面貌。

父親回憶，從第二天開始行車的情況來看，像極了《崑崙山上一棵草》的電影鏡頭。車子是憑藉指南針指引，在沒有路跡的戈壁灘上，像蝸牛一樣向前蠕動。沿途看見無數輛四腳朝天的破爛車子躺在黃沙上，令人不寒而慄。

車輛繼續前行，漸漸攀登海拔3196米的青海湖。這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湖中有小島。難以置信的是，這樣的高原竟會出現一個無邊無際的湖泊。一時間，父親忘掉了憂傷，好像溶解在這無邊的白浪里，又恍如置身於開天闢地的混沌世界中。　

曾慧燕2019年到青海尋找父親當年的足跡。

僥倖逃過劫數

一邊是浩瀚的湖水，遠處雪浪拋空，雲海茫茫；一邊是連綿起伏的山峰，這樣又走了一天多。翌日，背着青海湖繼續又向西行了一天多。最後，車子停在一片布滿沙柳包的地段上。周圍荒涼得可怕，看來是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這便是他們改造的營地了。

勞動確能創造世界。父親他們靠一雙手，用鐵刨刨平了沙柳叢林，這些沙柳，對父親他們取暖禦寒起了重要作用。不多久，他們砌起幾十座泥磚平房，再在平房周圍築起圍牆堡壘。正式建立起“馬海勞教場”，他們從帳篷轉入平房居住。

塞外隆冬，寒風凜冽，滴水成冰。氣溫低達攝氏零下三四十度。在營房裡，雖有熱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時開始，都要外出勞動四五個小時。人們開始百病叢生，先是感冒，繼而肺病、心臟病接踵而來。最可怕的是凍僵病，腳趾一凍傷，就要鉗掉。幸運的，即使醫好也變成殘廢；不幸的，染上破傷風，便要向閻羅王報到了。

知識份子怎經得起那些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及疾病侵襲，父親的身體不到三個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暈倒，醒來才發覺躺在病床上。誰知，“禍兮福所倚”，在臥病過程中，醫生知道他具有一些醫學常識和懂得打針（先祖父是名醫），待他病情好轉時，便叫他協助護理病人，後來又叫他當護士長。這樣竟使他擺脫艱苦的戶外勞動，逃過劫數。

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來，同來的人中，死掉的已約有六分之一。父親經常要和其他護理員一起，用雙輪車將同伴的遺體運到離營房幾里遠的沙灘上，掘一個兩尺深的坑，就此草草掩埋。

在醫療室中，父親眼巴巴地看着與他同校兼同鄉的教師難友余老師不幸身亡，並親自掩埋了他的遺體。父親積聚多時的淚水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余老師“墳”前，放膽地流淚，默默地控訴“陽謀”。

為了表達他的哀思，他摘來一枝紅梅放在余老師“墳”頭，吟了一首詩：“不是寒徹骨，哪得撲鼻香？枝頭紅數點，含情伴夕陽。”歸途上，他又吟了一首詩：“冷月寒梅自高潔，落絮飛花碾作塵。黃沙滾滾風雷動，野曠天低遙望春。”

在勞教過程中，適值三年困難時期。父親有時餓得發慌，幸得母親在港顧念舊情，給他寄過好幾大包食物。父親後來雖然恨母親在患難中舍他而去，但對她“雪中送炭”念念不忘。　　

改造好仍要改造

一九六0年冬，在遠離社會、遠離親友的荒原中度過漫漫長夜後，父親與一批倖存者被宣布：改造好了，從今摘掉帽子，解除勞教。他們又再經過青海湖畔、柴達木盆地、西寧，其時蘭青鐵路已通。父親他們以自由身坐在火車上，以為從此可以脫離厄運，誰料等待他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和屈辱。

父親返回原單位要求恢復工作，得到的答覆是“名額已滿，無法安排”。校方並着他回原籍要求分配工作。他回到家鄉後，向當地教育局要求安排，得到的答覆是：原來的單位是在什麼地方，就回什麼地方要求恢復工作。

皮球就這樣踢來踢去，問題卻得不到解決，勞教雖然不幸，每月還可領取48元工資。解除勞教後，父親卻變成閒散人員，失掉工資。此後除了受盡精神折磨外，還要解決最起碼的生存問題。幸虧祖父是地方名醫，家裡多一張口還不成問題。但父親覺得自己四十出頭了，還要靠老父養活，光陰在無所事事中虛擲，受盡街坊鄰舍白眼，他內心充滿痛苦，脾氣變得暴躁了。

我來港後，接觸過不少父親當年的老同學、老朋友，都稱讚父親溫文爾雅、才華出眾、熱心助人，大學時全班數他成績最好，大家都公認他最有前途。但在我小時記憶中，父親是個不講理的人，時常無緣無故將我痛打一頓。我見他，有如老鼠怕貓一樣。

長大後，我才知父親打我，是因為我長相似母親，他不順心時，想起被母親“遺棄”，情不自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何況，在家裡他要靠祖父養活，加上他是孝子，故不會將氣發泄在祖父母身上；在社會上他是“摘帽右派”，是“階級鬥爭”對象，只能“老老實實接受人民監督改造”。因此，我便成了父親的“出氣筒”。

 失去青春難補償

由於祖父在國共合作時期，以地方知名人士身份被推舉出任副鎮長；加上他是一位基督徒，以長老身份主持過地方教會事務，這兩點便構成“歷史反革命”罪狀。

文革期間，我們這個家，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運動一到，祖父、父親都是“運動員”，抄家、挨批、游斗、關押……無日無之，真的有“生不如死”之感。父親曾先後自殺兩次，但都命不該絕，被及時搶救過來。

在婚姻方面，父親也極為不幸。在母親和他離婚十年後，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位農村寡婦為妻。他們的婚姻完全建築在“互相需要”基礎上。由於我是女孩子，家鄉盛行重男輕女，祖父母希望父親續弦後，生一名男孩傳宗接代；後母是農業人口，且是寡婦，嫁給父親，可到城裡居住，擺脫農村艱苦的勞動生活。因此兩人一拍即合。

但他們剛結婚即文革爆發。後母經常哭哭啼啼，大吵大罵，認為嫁給父親很委屈。那時，我雖然小小年紀，也頗為父親抱不平：如果不是父親落魄潦倒，又怎會以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為人師表者，討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村寡婦為妻？說起來，這也是現代文明的悲哀。正由於後母是文盲，又不夠通情達理，兩人結合當然難有幸福。而事實上，後母嫁入我家，跟着我們受苦，也很難為她。　

我生母也是受害者。她與父親離婚赴港後，一直希望接我出來母女團聚。但因人為阻撓，骨肉分離二十二年。在我獲准來港前三年，她以為我申請無望，被迫再婚。但第二次婚姻同樣失敗，使她遷怒於我。她一直以為我對她沒有感情，遲遲不願來港和她生活，而不知是公安局百般刁難。我這個大傻瓜，當時給愛國思想迷了心竅，總以為說公安局的“壞話”，即是說自己國家壞話，也擔心信件遭截查，從不為自己分辯半句，加上其他一些複雜因素，導致母親對我誤會重重。……　

一九七八年，由於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毅然決定改正“反右”這段歷史沉冤，五十萬“老右”及其後代終於撥開雲霧見青天。父親問題獲得解決，當局承認劃他為右派是劃錯了，恢復了他的公職。可是，父親二十二年的寶貴青春，怎可以補償！

但願我們把歷史上這段泥濘的路，永遠永遠留在日曆牌的後邊吧。

正是：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原載香港《百姓》半月刊，寫於1987年，為紀念反右30周年而作）

----------------------------------------

曾慧燕：資深媒體人，香港作家協會首任理事，紐約華文作家協會資深會員、北美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創會會員。自1980年起至2017年底，先後任職港台和北美七家大報共38年，發表二千多萬字報導，為海峽兩岸三地採訪過最多名流政要的華人記者。其文章為海內外各大報刊廣泛轉載，並收録在《中國當代新聞文學選》等數十本出版書籍，其事跡為海內外一百多家媒體報導，併入選《香港滄桑──紀念香港回歸10周年—香港著名女記者曾慧燕》(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等。

1983年獲“香港最佳記者”、“最佳特寫作者”、“最佳一般性新聞寫作”三個大獎，打破歷屆得獎紀錄；1984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1985年當選“世界十大傑出青年”。2006年入選“全球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2017年獲美國中國戲劇工作坊“跨文化傳媒貢獻獎”。2018年獲美國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所華美族研究會“卓越貢獻獎”。2021年獲華美族移民文學佳作奬，以及海外華文著述獎新聞寫作評論佳作獎。

重要著作包括：《外流人材列傳》；《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中英談判我見我聞》；《一蓑煙雨》；《飛花六出》（合著）等；曾撰寫《大城小景》、《外流人材》、《傑青天地》、《路漫漫》、《人在紐約》、《慧言燕語》、《人間煙火》等十餘個專欄。

我一直勉勵自己：

把目睹的罪惡告訴大家，是一種良知；

把了解的內幕告訴大家，是一種道德；

把聽到的謊言告訴大家，是一種博愛；

把親歷的苦難告訴大家，是一種告誡；

把追求的真理告訴大家，是一種信仰…

當社會災難到來之時，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