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by 傅国涌 林昭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 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 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 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 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 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 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 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 （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 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著火 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 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 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 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 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 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 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 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 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 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 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 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 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 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 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 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 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 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 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 吃不下、睡不著，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 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 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 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 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 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著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 “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著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 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 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 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 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著。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 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 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著魔棍，并指著一个木框 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 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 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 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 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 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 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著人们我也不止一次 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 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 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 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 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 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著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 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 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我怎么能认错”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 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 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 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 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 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 ”，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 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 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 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 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 ‘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 望可知，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著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 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 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惟是与 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 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 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 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 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 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 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 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 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 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 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 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著边际的名词，而是有著美好 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 的人，一个有著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 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 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著美好的感觉。 幼承庭训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 大舅许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妹妹说她身 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 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 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 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 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 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去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 发过母亲。 她的父亲彭国彦，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在国民党 时代有过从政经历，一直清廉耿直、洁身自好。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 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 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 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 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间 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狱，到精神病院做鉴定，她对院长粟宗 华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 告我无罪。”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 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著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 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著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 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著辛亥革命先驱者陈 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 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为林昭自称）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 ”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 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可以说，是基督教给了她内 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 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 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打成右派 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 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得不 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她称自己所做的一 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 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 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为了这 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 光。她自称是“一个奉著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 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 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 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 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 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 ……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 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北大传统 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 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 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 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著五 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 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著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为右派、 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 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 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的《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种籽─ ─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 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 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 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 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 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后 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 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 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 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著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 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 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艾晓明:死者青春长在_悼林昭
读林昭十四万言书
by 傅国涌
林昭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苏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 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而被划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长期关 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68年被秘密枪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 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 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 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 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 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 （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 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著火 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 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 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 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 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 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 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 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 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 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 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 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 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 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 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 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 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 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 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 吃不下、睡不著，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 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 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 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 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 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著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 “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著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 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 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 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 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著。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 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 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著魔棍，并指著一个木框 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 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 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 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 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 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 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著人们我也不止一次 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 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 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 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 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 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著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 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 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我怎么能认错”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 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 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 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 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 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 ”，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 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 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 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 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 ‘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 望可知，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著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 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 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惟是与 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 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 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 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 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 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 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 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 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 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 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 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著边际的名词，而是有著美好 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 的人，一个有著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 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 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著美好的感觉。 幼承庭训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 大舅许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妹妹说她身 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 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 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 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 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 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去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 发过母亲。 她的父亲彭国彦，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在国民党 时代有过从政经历，一直清廉耿直、洁身自好。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 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 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 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 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间 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狱，到精神病院做鉴定，她对院长粟宗 华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 告我无罪。”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 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著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 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著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 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著辛亥革命先驱者陈 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 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为林昭自称）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 ”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 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可以说，是基督教给了她内 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 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 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打成右派 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 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得不 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她称自己所做的一 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 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 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为了这 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 光。她自称是“一个奉著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 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 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 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 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 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 ……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 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北大传统 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 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 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 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著五 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 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著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为右派、 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 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 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的《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种籽─ ─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 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 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 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 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 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后 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 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 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 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著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 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 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艾晓明:死者青春长在_悼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