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灿原创：历史的简说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51-1957)
一九五一年
一月一日，倪柝声在上海召会的聚会中，讲了一篇新年信息“五饼二鱼”，关于神迹与神的祝福。他说：“一切的服事基于神的祝福，我们可能设想周全并且殷勤，也可能相信祂的大能并向祂祷告，且付诸实行，但若缺乏神的祝福，那我们所有的设想、殷勤、信心及祷告，都要落空。而另一面，尽管我们有了错误，甚至到绝望的环境，只要有神的祝福，它仍将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工作。”
一月期间，《见证报》取消，《复兴报》复刊，出版第三十七期，后来又继续出版两期，直到倪柝声被捕，这报就自动中断了，《敞开的门》也是如此。
二月至三月，在马尼拉的圣徒实行“召会传福音”，虽然缪绍训趁李常受不在时唱反调，但主还是祝福。仅在三月十一日，有一次受浸，人数就达二百二十八位。受浸之后，他们就接受李常受的带领。
三月，在土改运动中，鼓岭执事之家成为一个重点，俞成华因联合签名问题而被拘禁，但不久后被释放。那时，他接替倪柝声，负责鼓岭训练的后期工作。先前在上海期间，他曾陆续翻译了《与神同在》（劳伦斯著）和《馨香的没药》（盖恩夫人传记）等国外属灵名著，由“上海福音书房”出版。这些书籍现今都是众人耳熟能详的属灵读物。随后，也就是执事之家被管制约半年之后，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没收，全体人员被迫离开。鼓岭本地的圣徒帮助运东西下山，显出主内相爱的真挚。弟兄姊妹安全下了山，有汪佩真为他们事先预备好房间。但此时，也有人要离开，于是众人流着泪相互道别。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由吴耀宗出任主席。此次会议中，召集了在中国的各个基督教团体的领袖们，为要缓和突然切断海外财源的恐慌。当时，倪柝声奉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但很快就从会议宣布的“共同纲领”中获悉，宗教自由是会有的，可这种权利只能为那些拥护他们的人所享有。二十七日，上海当局逮捕成千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也有些同工被监禁，众人都在试炼中，召会的聚会也在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形下继续着。
五月二日，《天风》杂志刊出文章，口号是“多多宣传、彻底批评”，强烈要求全体会众参加自我批评及改造，以获得加入“三自会”的资格。不久，在各界中控诉某些人的“控诉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基督教团体也不例外。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日夜作工，为圣徒们预备圣经资料和属灵信息，作为坚固他们信心的工具。
五月初，李常受从马尼拉返回台北，在他离开马尼拉的前几天，有位做生意的王弟兄要求独自见他一面。他对李常受说：“李弟兄，我对你在台湾的工作很有负担，请你务必告诉我，你这次回去，台湾岛上整个主的工作，需要多少款项，以及每一年台湾岛上的工作需要多少款项，我要全数奉献。”李常受说：“王弟兄，我愿意让你知道，我们从年轻学习事奉主，就学了一个功课，从来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人，从来不向人募捐。”王弟兄说：“李弟兄，我绝对知道这原则，但你要知道，这不是你来告诉我，也不是你来募捐，是我来求你。你为着主，我也为着主，我来求你，你一定要告诉我。”在这种情形下，李常受觉得这是出乎主的，就告诉了他。
这位王弟兄实在忠诚，以后十年间，每一年他都完全照数办理。那时，因着李常受没有银行账户，就请他把款项汇到香港，存在魏光禧在汇丰银行的账户里。什么时候台湾的工作需要用款，魏光禧再寄到台北。因着这位王弟兄在经济上的供给，就把原来的小会所拆掉，重建了一个较大的会所。此外，也用职事款（圣徒因着爱主托在李常受手里的款项，那时被称作职事款），买了二会所、三会所、四会所的地、以及高雄会所那块七百八十坪的地。这些一概是为着召会用的，主的工作因此有了些开展。有一次，这位王弟兄和李常受交通，他说：“李弟兄，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有时我奉献这个款，并不是我有这个款，而是我贷款来奉献给主的。”李常受听了，眼泪几乎要落下来，以后每当他提起这事，仍想落泪，他没有忘记这一家的人，时常记念他们，愿主祝福他们。
五月底，李常受开始负担出版《话语职事》。此后，这份刊物连续出版了三十三年。而在台湾全省三大都市：台北、台中、台南，及南北两大港口高雄、基隆，还有五处次要城市宜兰、新竹、嘉义、屏东、马公都有了擘饼聚会。
六月十日，“三自革新”运动在上海跑马场如火如荼，并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宣教士的集会。凡不参加的基督徒都被引起注意，而许多基督徒被迫相互攻击，这就给不参与的基督教团体带来了灾难。各地召会都在严重的试炼中，特别是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随后七月，倪柝声再次病倒在床。与此同时，李常受在六月份第二次访问马尼拉，并于七月返台。
八月二十日，倪柝声对众人的讲说中，谈到他里面有一个极大的争执，如何来适应新的环境，如何来顺服当权者。面对所处的困境，他所担负的实在沉重，因为这不只是关乎他个人，更是关乎到全国几百处地方召会的命运或属灵前途，甚至是圣徒们的性命。在此前后，有人叫他加入三自，他不同意。又对他说：“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参加三自，我要叫你作三自的头头。”但他仍是拒绝参加。这期间，他在不停地向神祷告，寻求主的旨意并祂亲自的引领，且巴望主能够快快来到。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歌，开头的一节是：“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至今祢仍未向我们呼召；历世历代我们都求看见祢，但祢好像不听我们祷告。祢来，就来！我们呼求祢快来！我们的心所有盼望是祢来！我们等候祢快来！”
九月，李常受第三次访问马尼拉，并在年底返台。以后几年间，他回台北，多半是先开特会，然后作训练。可在马尼拉，却不是这样；他在那里有时有特会，有时有一点训练，但几乎每个主日，都是他在那里讲道。
十月三十日，基督教官方定期刊物《天风》杂志，发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召会信徒的文章，大肆攻击南京祠堂巷聚会所，并站在爱国爱教的立场，毁谤全国各处的地方召会为秘密组织，且定罪倪柝声和他的职事。这篇文章仍继续以往的攻击和污蔑，罗列从前倪柝声受诬陷之事，包含各项内容。同工们见此，正观望倪柝声将如何处理，但倪柝声回想起神在他身上多次的熬炼，就寻思何必要伸冤呢？每一次的责备和打击，岂不是带来更多属灵的丰富吗？正如他在诗歌中所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牠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醡，牠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哒成膏，牠就不流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祢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祢收去的东西，祢以自己来代替。”
在这一年内，几乎所有的宣教士都撤离中国。不少宣教士经过上海或在城中等候出境许可时，参加了上海南阳路的聚会。当他们离开时，灵里得着饱足，福音的热情再次被鼓舞，并得到倪柝声解经上的帮助。他们也因着倪柝声个人的见证而感动，其中有一位说：“所有基督徒的服事在某方面都有它的助益，但倪柝声的帮助是完全的。”
一九五二年
二月，在台湾有一次特别聚会，这已是李常受到台湾后，召聚的全台第四次特会。主要讲到圣徒要全时间事奉主，以及移民出去开展福音。之前，在全台只有李常受和另一位侯姊妹，是全时间的，因为有经济上的难处。二月底，李常受又第四次去马尼拉，并于六月返台。而到了三月，在得到经济的供应后，随即有将近一百位全时间的人加进来，他们愿意放下职业，参加“蒙召者训练”（头一期不太正式的训练），并决定在训练后全时间事奉主。
四月十日，在中国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倪柝声在东北被逮捕，关押在哈尔滨，此后开始接受长达四年的秘密审讯。由于政府的保密，没有人能知晓他遭受了什么。然而那个时候，为了起诉一个人，搜集编造的“犯罪”证据，以及逼迫这人签字画押和写认罪悔过书，是常有的事。又因正值抗美援朝期间，许多人一直被单独关押反省且被拖延审判。当倪柝声离开信徒们之后，“三自革新”运动的代表，继续向各处地方召会的长老们伸出“友谊”之手。可因为无法联系倪柝声进行交通商讨，于是有的人就同意加入三自，但那拒绝的，就一个个轮流被逮捕。另外，在此之前，有的地方召会（“小群”会众）已被迫加入“三自革新”运动。
从这一年夏天开始，环境急剧变化，执事之家经济日益困窘，接着就陆续出售一些家具、被、帐等物，过去所揽的酱园也早已停产。在事奉方面，弟兄姊妹从山上搬下后，每星期只有两三次小聚会，加上各地召会已无法再派人来学习和训练，就准备结束。不久，又有好多位带领的弟兄姊妹相继离开，有的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有的返回原籍。而在办理结束的事上头绪纷繁，巨细均需兼顾，汪佩真蒙神赐她智能，处理多项事务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此后顺利地完结这件难于处理的事。
九月起，李常受在台湾带领连续七周的特别查经聚会，每周五次查读罗马书。十二月，他第五次去马尼拉，直至翌年六月底返台。
一九五三年
六月，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召开国际特会，分别有来自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圣徒。李常受负责释放信息，各地同工们也在聚会中作见证。六月底，李常受返台。
九月，在台湾全岛开始有为期四个月正式的事奉主训练，这成为往后几年都举行的定期训练。训练每周周二至周五共四天（周末返回本地事奉），内容有四大项：福音、事奉、造就、召会。福音包括怎样传福音，以及福音的内容；造就包括生命的追求，重在对生命的认识和经历。以后出版成书，一本名为《生命的认识》，一本名为《生命的经历》。此外，带着性格的操练，有三十多项；再者就是事奉，讲到召会的事奉，也讲到召会。除了这几项，还有查经，查读以弗所书。这次训练，全台湾及别处共有一百八十三人参加，一些海外同工的参与，使他们回到本地开始了东南亚工作的扩展。马尼拉领头的同工吴仁杰，也参加了这次训练，他大得帮助，相当程度地服下来，接受职事的带领。然而，等他回去后，接触了缪绍训，就受到影响。结果，他这个人就被破坏了。
在年底的时候，汪佩真从福州回到上海，开始致力于青年学生的工作。许多大专学生得救，使上海地方召会继续兴旺。南阳路的工作和“上海福音书房”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着，并且出版书刊，大多数是不具有署名的文章，但可以认出是倪柝声的解经信息。
同年，李常受从圣经中看见“吃喝享受主”这件事；并在台湾和圣徒们一同查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来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亮光，开始看见圣徒如何才能作祭司事奉神，以及作祭司事奉的路。后来他在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三十五篇里说：“这的确是个大亮光，我表达不出我看见作祭司事奉神的路有多么喜乐。在我作基督徒头二十五年的经历中，我知道信徒都是祭司，但我不晓得如何实际地作祭司事奉神。但在主的光照之下研读这一章，我就开始看见了那条路。我何等欢喜！何等快乐！因着主的怜悯，给我们看见作祭司事奉的路。这条路就是除了经历逾越节、每日的吗哪、流出的活水以外，我们对基督还要有附加的经历。如果我们要实际地作祭司，就需要经历基督作赎罪祭，看见这一点是极其要紧的。”
一九五四年
一月，李常受赴马尼拉召开特会，然后有六个月之久的事奉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于七月返台。
这期间，他与当地的同工们开始讲到召会的建造，并重新安排长老。在此，有必要提及“为着需要重新安排长老”之事，因为这是马尼拉召会以后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一天，在长老、同工事奉聚会里，有位长老站起来说，他要辞去长老的职责。因为他觉得在马尼拉召会作长老，不同于公会的长老。公会的长老是挂名长老，什么事都不用作，而在马尼拉召会作长老是实行长老，什么事都得作。他自己说，他作生意忙，身体又不好，担不起这个担子。因此缘故，他辞了。奇怪的是，别的长老跟着辞职，一个接一个辞，辞到一个地步，缪绍训也跟着辞了。所以，个个长老都辞了，当时李常受并没有说什么话。
缪绍训根据这个情形，就来见李常受，好像很恭维的样子，他说：“李弟兄，无论如何，请你在这里把长老的事，重新给我们安排安排；只有你能作这个事，趁你在的时候，替我们大家安排安排。”他是要借此，利用李常受稳定他的地位；他盼望李常受重新再安排，以他作第一名长老，因为那时有一班弟兄姊妹，对于他是同工是承认的，但对于他作长老就不以为然。然而，主给李常受智慧，他里面很清楚缪绍训的用心。其实，在主的恢复里，是没有政治这一套的，尽管缪绍训说了，李常受也不作什么。他所以不作，是要让时间拖长一点，把人的真相显露出来。
约莫过了四、五周，缪绍训又来找李常受，要他无论如何总得把这事办一办。李常受看他来了第二次，觉得事情成熟了，应该作一点。于是，他和年长的弟兄姊妹，就是当地召会中爱主、有属灵分量的人，无论他们是不是同工或长老，他都在那里和他们有个别的交通。那些爱主、属灵的人，都把他们的感觉告诉他。结果，他们所感觉的，与李常受的感觉是相同的。
接着有一天，大家来在一起，他们要李常受发表对长老安排的事。李常受就公布新长老的名单。等他一说完，缪绍训就不赞成了，因为长老的名单里没有他，也没有吴仁杰，他们里头大失所望，如同大石沉海。本来这两人都是希望利用李常受的地位和声望，设立他们，不只作长老，更是作头二名的长老。然而，李常受和召会中那一班属灵、爱主的人，在主面前，在属灵上细加考量，一点都不觉得那样。当时，因着这两位都辞了长老，并且是缪绍训请李常受为他们安排长老的，所以他们是不能说什么。但这就成了马尼拉召会以后出事的根。缪绍训却曾告诉人说，马尼拉召会原来有一班长老，而李常受一去，就把他们那些长老给换掉了。意思是被打压着换掉的，把他缪某人去掉了，也不准他作长老；李常受把他们都去掉，为要把那个地方的聚会，拿到他自己手中。
夏天，李常受应邀到香港举行为期七至十天的特会，这是他第二次访问香港，第一次还是倪柝声在香港的时候。他很清楚香港是个重地，他实在有负担常到香港。但在那个时候，台湾有一班基督徒造谣，说他是共党分子，有嫌疑替共党作事。因此，政府当局非常注意他，香港他是来不得的。等他回台北时，有弟兄们告诉他，监察他的恐怕有二百人，都是杂在接他的圣徒中间监视。他什么地方都被查过，连领带都查了。至终，他们知道李常受只是个地道的耶稣迷，根本没有心作别的。
在香港特会期间，参加的人数很多，屋里院外都坐满了人。几乎天天都唱“经历基督作那灵”的诗歌，如大本诗歌三六七、三六八、三六九、三七0，这四首是倪柝声写的；另外，三七一首是李常受写的。他也释放了一些信息，其中说到在基督得着荣耀的灵里，有神的成分，有人的成分，有祂死并死的功效，复活并复活的大能。这一切的成分就如同一种药剂，里头有杀菌的成分，好像死的功效；也有供应生命的成分，好像复活的大能。基督的灵里所有的成分，是全备的，包罗万有的。他又说到，主就是那灵（见年末附录），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在那灵里，那灵就是复合的灵，由复合的膏油所预表。
关于这些启示和亮光，他乃是看见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里，复合的膏油乃是表征包罗万有的灵。同时，他从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的《基督的灵》第五章得着极大的帮助，以及从诗歌看倪柝声对灵的认识，逐渐领会“基督的丰富”的几个重要的项目：一、整个神格丰满的具体化身（西二9），不是只有父的神格、子的神格或灵的神格的丰满，乃是整个三一神神格的丰满；二、基督的成为肉体乃是神与人成为一，这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也是神新约经纶的开始；三、基督包罗万有的死和复活。
十月开始，在台北有为期四个月的“属灵生命训练”，李常受带领圣徒们开始生命读经。属灵的空气是非常高的；一位住在三重埔的老弟兄，原来在上海是有名的大律师，来到台湾后得救了。他从不漏掉任何一次生命读经的聚会，他告诉人说：“我现在才懂得孔夫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都可以不作，就是这个生命读经不能不参加。”
当时，台湾的工作和见证，实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因为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台湾正式开工以后，李常受就有一个负担，要讲“圣经要道”六十题，一周讲两题。到了一九五一年，他就将“圣经要道”六十题的查经记录，刊载于《话语职事》，尔后又有训练，接着有生命读经。不仅如此，他又预备了诗歌第二集，以及福音诗歌，并且在出版《话语职事》之前，在一九五○年开始了“台湾福音书房”的服事。因此，在台湾也有了文本工作。
在年底，上海召会（聚会处）正式表示，退出三自。起因是在武汉城里，有位地方召会的同工叫何广涛，为着信仰的缘故，他带领会众退出“三自革新”运动。同时，他召集了全国中心地区的同工们聚会，鼓励他们凭信心带领会众从“三自爱国”运动中独立，并为那些尚未退出的召会祷告。在倪柝声离去的这段时间，许多地方召会再次寻得属灵的道路，而上海召会自然受其影响。另外，汪佩真倾向于激烈反对三自运动的立场，地方召会内许多人非常敬重她，她的态度也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地方召会。此后不久，原来已经参加三自的各处地方召会纷纷宣布退出。
附录：“基督是那灵”的恢复
关于“那灵”一词的翻译
关于“那灵”，即圣灵，重在强调同一位圣灵之所是的不同方面，如“神的灵”（创一2），有份于神创造的工作；“耶和华的灵”（代下二十14），有份于神与人的关系（创二7）；“圣灵”（路一35），有份于基督的成肉体，将人圣别归神；“耶稣的灵”（徒十六7），有份于耶稣的降生、生活并受苦；“基督的灵”（罗八9），有份于基督的复活与分赐生命；“耶稣基督的灵”（腓一19），有份于耶稣的降生、生活并受死，以及基督的复活与分赐生命，有全备的供应，使信徒随事都得蒙拯救；“生命的灵”或“赐生命的灵”（罗八2，林前十五45），有份于基督作人的生命并赐人生命。
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神的灵已经有了，但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借着复活）（约七39）。这里所说的那灵，乃是圣灵经过前面所说，祂所是的种种而成的，所以是包罗万有，终极完成的灵，作三一神终极的表现，以临及并进入信入基督的人。祂在早晨复活，在晚上来到门徒那里，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二十22）。”这灵乃是那得荣之耶稣的灵。在启示录，又讲到“七灵”（启一4-5），指七倍加强的圣灵，为使在荒凉中的召会，得到七倍丰富的恩典和能力。
“基督是那灵”的恢复，这是二十世纪主在地上最主要的恢复。林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这里的主，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一句话里的“那时还没有那灵”难倒了许多圣经学者，不晓得该如何翻译才好。中文和合本圣经加了一些字，将其译为：“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请注意中文和合本翻译在字旁的虚点，就是指原文里所没有、在虚点边上的字是在翻译时由译者加上去的)。在这里的希腊原文没有形容词“圣”，而“灵”之前有一个定冠词，就是等于英文里的the。所以按照文法，既然这个定冠词加在“灵”之前，就应当译为“那灵”，却不应当如和合本译者所自加的形容词而译为“圣灵”。华人召会所使用的和合本圣经在关于“那灵”翻译上，并不忠于原文，忽略用以修饰名词“灵”的定冠词“那”或“这”。因着翻译上的问题，而导致诸多误解。在中文圣经里首先使用“那灵”这翻译的，并不是李常受，而是一九三九年在北京出版的，由陆享理先生（Mr.H.Ruck）和郑寿林博士合作，从希腊文直接译成中文的《新旧库译本》。现今，由中国基督教两会所出版的照着原文逐字翻译的圣经《汉希英逐字五对照新约圣经》也将此译为“这灵”，这两种翻译都是对的。
然而，有些宗教人士，不领会“那灵”之意，甚至认为林前书十五45节里“赐生命的灵”前面，不是用指定冠词（英文不是用the，乃是用a），所以应该是末后的亚当成了“一个”赐生命的灵，不是“那”赐生命的灵，亦即不是指圣灵，而是一个能叫人得生命的灵。由此得出在圣灵之外，另有一个灵赐人生命。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有两个赐生命的灵。若是如此，他们就是持守异端的教训了。但基督教不领会这个，他们反对“基督是那灵”的真理，或说他们否认基督是圣灵。按他们的逻辑，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基督），怎么可能是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圣灵）呢？甚至，在后来李常受说到父子灵三者是一：“子就是父（赛九六），子（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主（子）就是灵（林后三17）”，他们更感到惊讶和愤怒，误以为李常受持守的是“形态论”（过于强调三一神的一，而忽视三的方面）。此乃大谬，其实是他们对李常受的教导根本就没有研究。
现在，从诗歌节选几例来看倪柝声对灵的认识：
三百六十七首，五至七节说：“祢今仍旧施行拯救，仍旧说话，仍旧引导；祢今成灵，仍在涌流，仍旧光照，使人仆倒。祢成那灵，不停能力，祢成那灵，不停运行，祢的感动、祢的鼓励；祢仍安慰，祢仍命令。因为祢已成为那灵，祂来就是祢又来地，祂的内住是祢充盈，祂是祢灵，祂又是祢。”倪柝声在这三节诗歌里，四次提到基督成为那灵。
林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段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基督成了灵乃是圣经的说法。那成为肉体的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藉着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一说到复活，就含示带着死。新约圣经里专讲复活的一章，就是林前书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复活的例子，但林前书十五章专讲复活的道。基督复活带进一件大事，就是祂成了赐生命的灵。这对某些宗教人士来说，就渺茫了；什么是灵？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赐？怎样赐法？谁赐到谁里头？关乎林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段，几乎没有人注意。
三百六十七首，五至七节说：“祂今在我的心执行，祢的一切命令、希冀；有如从前祢在世境，执行父的所有旨意。我们识祂就是识祢，服祂就是服祢旨意；我们被祂渗透、洋溢，就是充满祢的自己。祢今不是远在高天，不是一去就不复返，乃是仍旧在这世间，奇哉！并住在我心坎。”这三节里的“祂”是指那灵，“祢”是指子，就是主基督。
三百六十八首，说：“祢今成为那灵再来，有如当初父显于祢，我要识父是看父怀，我要识祢在于灵力。…祢今乃是住我灵里，时刻用灵供应自己。曾有一次祢就是父，现今的祢就是圣灵…”
三百六十九首，说：“当祢住在肉身生命，知我识祢至不深刻，祢就定规成为那灵，要在我灵启示明白。从前祢是我救赎主，现今祢是我保惠师，不再是那外面接触，乃是里面合一不弛。我今因祢所成圣灵，住在灵里不断启示祢的自己，祢的性情，觉祢同在，感祢真实。…哦主，成为内住圣灵，祢是何等实在、实在！…圣灵现今是从衷里，时刻将祢供应给我…”
主在肉身生命活着的时候，人不一定清楚认识祂，所以祂成为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更能将祂自己启示明白。因为基督已经成为那灵，我们和祂乃是里面合一不弛。基督若不是那灵，谁能摸着祂？谁能经历祂？基督若不是那灵，谁能得救？正是因为基督成为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才能使我们经历“时时刻刻是我自己，时时刻刻也都是祢”。
三百七十首，第一节说：“哦，主耶稣，当祢在地，他们与祢多年同处；但是他们对祢自己，似识不识，似悟不悟。他们听过祢的声音，他们见过祢的丰姿，他们挤过祢的肉身，但祢是谁，似知不知。”门徒听过主、见过主、挤过主，但主是谁，他们并不实在知道。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主对门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腓力却说：“主阿，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对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么？”他们对主实在是似知不知。然后，诗歌第三节说：“我们好像盖重幔子，彷彿知道，又不透明，说不认识，早已认识，说已认识，认识不清。”如果不注重祂是那灵在我们灵里，也是这种光景。然而，四至九节说：“ 但祢今已化身那灵，成为另一位保惠师，带着祢的所有丰盛，在我里面将祢启示。愿祢这灵浸透充满，在我全人每一角落，没有一处不受祢感，没有一处不被祢摸。求祢这灵向我显现，加倍实在，在我心怀；无耳所听，无目所见，无手所摸，如此实在。当祢怜悯，肯来启示，将祢自己给了我们，世上有谁比祢更实？世上有何比祢更真？求祢这灵从我的灵，如同洪水漫溢全人…”
如果来读倪柝声写的这几首诗歌，就会看见，他清楚地说到基督成为那灵。这是一个重大的真理。一九三四年，李常受在上海跟倪柝声学习时，有一次倪柝声请了一位中国内地会的游行布道家来讲道，其中有一两句话说到：“你切切不要以为主耶稣和圣灵是两位，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就是这个圣灵。”李常受从来没有看见倪柝声听别人讲道，一直说“阿们”的；那是头一次。就在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去散步，没走几步，倪柝声就转过来说：“常受弟兄，这个先生讲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认识主就是圣灵。”
而今，最可惜的是，从前跟随倪柝声职事的有些所谓的同工，后来却为反对者帮腔，定罪李常受讲“基督是那灵”。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是倪柝声最亲密的同工，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接受倪柝声带领的，却定罪“基督是那灵”。李常受跟着倪柝声传讲，岂有反李赞倪的道理？究竟是他们对真理欠缺认识，还是人格出问题了，或有其它的目的呢？
再来看历代属灵书报权威著者对灵的认识，列举一些例子：
第一位是慕安得烈，他所著《基督的灵》一书中，第二十五篇说到：“乃是当召会中有人认识并承认基督是主灵，…职事在信徒中间才能有生命和能力，才真是圣灵的职事。”第二位是赫基查理斯（Charles Hodge），他在讲解哥林多后书时说：“主就是那灵，就是说，基督就是圣灵…基督在那里，那灵就在那里；那灵在那里，基督也在那里。”
第三位是汉弥顿（Neill Q.Hamilton），他也讲同样的话。他在《保罗的圣灵与末世论》这本书中说：“那灵就是复活并高举的主。”第四位是丹尼雅各（James Denny），他在注释林后书三章十七节的“主就是那灵”时，说：“主当然就是基督，而那灵乃是保罗在第六节所提到的。那灵就是圣灵，就是主，就是新约中的赐生命者。凡转向基督的人都领受了那灵…。就着基督徒的实际经历说，基督的灵与基督自己一点没有区别。”
第五位是创办达拉斯神学院的多玛格力菲（W.H.Griffith Thomas），在《神的圣灵》一书中，他说：“基督与那灵，说是不同，却是相同；说是相同，却是不同。”第六位是阿福德（Henry Alford），他在《给英语读者的新约》中，注释林后书三章时说：“十六节的主，是六节那赐人生命的灵，意即这里所说的‘主’、‘基督’，就是‘那灵’，是与圣灵相同的：…这里的基督就是基督的灵。”
第七位是文生（M.R.Vincent），他在《新约字研》卷三说：“林后书三章十六节的主基督，就是充满新约，并给予新约活力的那灵。”第八位是华尔克（Williston Walker），他说：“那整个变化并内住的灵，就是基督自己。主就是那灵。”
第九位是史密底（Lewis B.Smedes），他在《一切都更新了》一书中，论到林后书三章十七节说：“十七节的主，就是实实在在的个人耶稣，祂死了、复活了，如今成了万有的主。这个可证实且实实在在的人位就是那灵。…那灵不是别的，乃是继续在地上行动的基督。”第十位是柏克赫特（Hendricus Berkhot），他在《圣灵的教训》一书中，也论到同样的经节，说：“十七、十八节中的‘主’，意义始终是基督。祂自己就是那灵。”
此外，森达士（J.Oswald Sanders）在他所著《属灵的成熟》一书中，也引用巴克蕾（William Barclay）的话说：“保罗把复活的主和圣灵看作同一位。…就着基督徒生命的经历说，圣灵的工作和复活之主的工作，是相同的，且是一个。”普路玛（Alfred Plummer）在注释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耶稣基督之灵”时，引用格底那（Gardner）的话说：“我们不可能在保罗的书信中对圣灵与属灵的基督之间作严格的区分。”弗瑞斯特（David W. Forest）在《历史上的基督与经历中的基督》一书中说：“那灵乃是内住在里面的基督。”兰斯基（R.C.H.Lenski）在注释林后书三章十七节时，也说：祂们（指基督与那灵）是两个身位，却有同样的本质，作同样的工作。主在那里，祂的灵也就在那里；那灵在那里，主也在那里。”
所以，这不是只有倪柝声看见的，也不是只有李常受跟着倪柝声传讲；这些历代有分量的属灵权威，他们是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所公认的，他们的著作里也说同样的话。退一步说，就是没有这些权威说话的印证，基督徒也应当相信圣经，不可任意更改圣经。这个真理，乃是圣经白纸黑字明写着的。申命记四章二节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启示录二十二章也说：“若有人在这话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害加在他身上；若有人从这书上预言的话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更改圣经的话，不是一件小可的事。
一九五五年
一月，“属灵生命训练”结束，简略地把新、旧约都读过了。在台湾的福音工作上，几年间信徒已从三、五百人增长到五万人。此时，有位弟兄从海外来信，向远东各处召会推荐伦敦的史百克。在马尼拉和香港的召会，也同时收到这位弟兄的推荐信。已过倪柝声两次到欧洲，都接触过史百克。尤其第二次去，他在那里住了很久。他发现，史百克在生命的原则和属灵方面，有相当的认识；对基督的身体在复活里，也有相当的看见。然而，对于召会的实行，以及如何在召会立场上有实际的建造这类的启示，他不只没有，还坚决拒绝并反对。一九三九年，倪柝声从伦敦回来，召开特会，李常受去参加了。在他们私下的谈话里，倪柝声很称赞史百克属灵的那一份。他们就问他：“既是这样，为什么不请史弟兄来呢？”倪柝声只说了一句话：“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实在有智慧。因为在一九三二年，那七、八位弟兄会的人来，那次他实在吃足了苦头，所以，往后他就不敢再请了。
当张郁岚和张晤晨收到那封推荐信后，他们就来对李常受说：“我们请史弟兄来吧！我们在属灵方面，总是需要他一点帮助。”李常受说：“弟兄们，现在是一九五五年的年初，我刚刚接到史百克弟兄的《见证报》，他在这一期的《见证报》里，大大方方地登了一小段文本，正式向那些寄给他圣诞贺卡的人道谢。我们对人的认识不在大事，乃在小事。这虽是一件小事，却给我们看见，史弟兄所处的地位和态度，与我们是有相当出入的。我们对圣诞节一概拒绝，但他竟然在他的《见证报》里，正正式式向送他圣诞卡的人道谢。既是这样，不如不请。你请他来，若是摸这些外面的事，意见就会出来，那会损伤我们和他的交通。弟兄们，我们从倪弟兄那里，得知史弟兄对属灵的事、对基督身体在复活里的原则，都有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召会的实行、立场、实际的建造，不只不讲，甚至是反对、拒绝。我们若是把他请来，在这些事上有了争议，就是个大亏损；对我们是亏损，对他也是亏损。倒不如保留现况，对大家都有益处，看看他的书，得些帮助就很好了。”
两位张弟兄接受了，可过了两周，他们又来见李常受，觉得在属灵这份上需要帮助，应该请史百克来。这一次，李常受觉得不能再说什么，因为弟兄们既然感觉在属灵上需要史百克帮助，他一直不同意也不好，所以他就说：“你们既是这样觉得，我们就请吧！”于是，他起草写了邀请函，二位张弟兄和他一同签了名字。同时，附上一封信给菲律宾的负责弟兄，说明那位弟兄推荐史百克的原委，若是他们觉得合式，也可以签上名字，并将邀请函转至香港给魏光禧。李常受另外附信给魏光禧，说，若是他赞成，也请他签上名。邀请函就正式发出去了。史百克收到信函后，自然十分欢乐，因为那时，他的工作正值为难之际，忽然，远东为他开了个大门，怎不叫他喜乐？其实，弟兄们交通的最终结果，乃是只接受史百克属灵一面的帮助，最好不要提召会实行的问题。因为这一点倪柝声曾经和他谈得很透彻，他们都无法谈通。实质上，这个邀请也足以证明地方召会不是闭关和狭窄的。
到了秋季，史百克就来了。他先到香港，李常受正在那里有四周的训练，刚要结束，就给他几天特会讲道，然后他们一同回到台湾。史百克在台湾住了不到一个月，只交通属灵的事，谈属灵的原则和生命，完全不过问召会立场、召会实行的建造等类的事。期间，差不多都是李常受替他翻译的。这次的结果相当好。史百克非常开心，和陪同他来的女婿金弥耳医生（Kinnear）拍了一些照片，回到英国，再去美国，到处放映那些照片，替地方召会作宣传。他很高兴，弟兄们也喜乐，所以就判定再度邀请他来。
同年，香港召会内部开始出现不和谐，魏光禧等人坚持李常受的“工头”地位，陈则信等人则认为倪柝声安排李常受负责海外工作已成为历史。有一天，张晤晨与陈则信谈话，对他作见证说：“李弟兄今天在海外负见证的责任，是当初倪柝声弟兄安排的，我们大家所作的，就是一个工作。”陈则信却回答说：“那已经是历史。”可是，在对他有利的事上，他却去抓住倪柝声的安排。就是说，倪柝声的安排，若与他的地位权力有利，他就接受；若与他的权力地位没有利，他就说那是历史。当时，张晤晨举出他许多不当之处，他就流泪悔改，并且承认他作错事。然而，没有多久，他故态复萌，也常和魏光禧发生冲突。奇怪的是，有那么一次，他竟忽然跑到魏光禧家，抱着魏光禧亲他，向他悔改认罪，可不久又依然故我。这叫弟兄们实在难以应付。
同时，香港召会发出一种异议的声音：“台北也不一定有更好的东西。”意思是，台北不一定比香港好。李常受认为，从他幼年事奉主开始，最避讳的，就是不可以两地召会竞赛，说甲地比乙地好，或说乙地比甲地好；这是不可以的。当这个声音出来后，虽然他没有和张晤晨交通到这事，但他相信张晤晨恐怕也闻到了这个味道。他们都听见这话，但他们却没有谈过，因为一谈，就怕事情会发酵起来。他们学了一个功课，除非事情发生，否则不要把它当成一件事，因为那是愚昧的，并且给撒旦开了门。无论如何，只有神知道人的心。然而，从另一面说，香港召会和台北召会似要较高下，有争竞的意味出来。这就是异议者的“心”在权力地位上出问题，导致给香港召会的祝福带来了漏洞。
一九五六年
一月十八日，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在南阳路聚会处内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全体会众参加。一连串的罪名加在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身上。集会持续十二天，为要引起众圣徒的愤慨，预备在月底所要举行的群众控诉大会中有所斩获。他们事先告知召会的长老们及年长的姊妹们，给予机会承认自己是共谋，并且要求其领导召会公开抨击倪柝声为人民的敌人。随后，有两位长老作了声明，但被认为不够妥当，而俞成华、李渊如和汪佩真则拒绝任何控诉。
一月二十九日，倪柝声的案子在上海公安局法庭秘密举行听证会，控告他在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从事有计划地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阴谋，控告项目包括：在政治上极其反动（没有站在坚决反帝的人民立场上，与外国传教士有来往，并从事间谍及破坏工作），在经济上偷税漏税（数目高得荒唐，甚至超过他曾经参与经营的药厂总价值），在生活上和一百多位女同工有染，并购买摄影机拍摄并私藏色情影片（纯属捏造的谎言，因为那个时代的摄影机极其笨重，根本无法保密，况且与这么多人有染，岂能不被人察觉）。其实，这一系列罪证都是原中国三自发起人，即个别宗教领袖的诬陷。而倪柝声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正如他一贯的作风，他常说：“他们所描绘的倪柝声，我自己也会定罪。”
就在同一天，人民政府对聚会处开展肃反运动，即大清洗。地方召会大批同工长老，包括俞成华、张愚之、蓝志一、汪佩真和李渊如等人都突然被监禁起来。很快地，在全国各地召会有几千名圣徒先后纷纷被捕（据有人估计，实际数目要高出一倍）。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天后俞成华被关进提篮桥监狱拘留审查，由于接受日夜轮流审讯，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昏迷了三次。后于四月十二日被“保外就医”，十三日于上海宏仁医院离世。
一月三十日，预先安排的控诉会在人民会堂举行，约有二千五百人参加。这次控告公布所有细节，展览照片、“罪证”文件，而这些所有资料都是官方用几个月时间编纂出来的。其间，有位副市长演讲说：“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有些革命分子躲在基督徒聚会所内，倪柝声及他的同伙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不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而是他们有共同秘密的企图。”
二月一日，上海市的《解放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倪柝声被捕的官方报导，实质上是特意并公开把他和他的三弟倪洪祖的名字连在一起，以作为间谍证据而专门设计的。倪洪祖虽未公开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曾做过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因为大陆方面保证归还他在上海的私人财产，所以他就从香港返回，可最终以叛国罪被处死。与此同时，张品蕙被列入“对象”之一，却因高血压及糖尿病影响视力，身体太虚弱在医院受到隔离治疗，也未能参与控诉大会，后被关进监牢，直至一九五七年才被释放回家。
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届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阎迦勒代表北京地方召会积极加入三自，带头参与对倪柝声的控诉。他和上海召会的左弗如，都被增选为常务委员（共四名，他们占两个席位）。四月中旬，上海南阳路聚会所的再教育宣告完成。这时，上海召会已经过改组，由唐守临、任钟祥以及左弗如负责。他们和北京召会的负责人阎迦勒一样，宣布再次革除倪柝声，并重新参加三自组织。许多信徒不再去南阳路聚会。而郑证光（在福州中洲聚会所）、李因信（在西安）也带领部分信徒加入三自。
三月起，李常受在台湾带领八周的事奉训练，讲到“召会的三方面”。每天上午三堂课，从周二到周四。晚间继续查读旧约诗歌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生命读经，近三百七十人参加。
六月二十一日，倪柝声在上海市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审判经过了五个小时，被判犯了所指控的各项罪名，给他判处最高的有期徒刑十五年监禁和劳改。他被发配在上海市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服刑。个人囚房大约九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房内只有一张木制的平台可供睡觉，也是惟一的家具。后来李渊如和汪佩真，以及其他同工也被判多年的监禁和劳改，有的在狱中离世，有的在文革时期不肯跪拜偶像被处死，有的晚年仍不忘传扬福音。正如圣经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提后书四7）。
同年，李常受从圣经里开始看见神的建造，他也从彼前书二章里看见得救包括变化，这变化是为着建造。另外，仅台北召会圣徒人数应有一万六千，人数增长得很快，稳定过召会生活的约有三千人。
一九五七年
年初，史百克第二次访台，停留六周，有特会和训练。此次训练，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数超过五百。全台湾各处召会的长老、同工、执事、和一切有心学习事奉的，都来参加了。另外还有些海外客人，来自英国、美国、丹麦和香港。
有一天，有位同工，就是后来在台湾闹事的领头人之一，他来向李常受提议，安排一个早上，让所有同工和史百克有交通。于是，他们就在工人之家，有了一次交通聚会。聚会中，这位同工第一个站起来，请史百克发表他对访台的观感。史百克的回答叫人大吃一惊。他说：“你们当兵的弟兄们，怎么还没有出会所的门，就把帽子戴上去了？”李常受非常惊讶这么一个属灵的人，这么一个属灵的职事，怎么会摸一个戴帽子的问题？
在史百克提出这个问题后，杜焕章回答说：“史弟兄，恐怕你不知道东方的风俗。在这里，军人到处都是不脱帽的，但弟兄们来聚会，是根据林前书十一章的教导，脱下帽子；等到聚会结束，一宣布散会，就把帽子戴上了。”杜焕章的话一讲完，史百克就很强地说：“你们是跟随风俗呢，还是要跟随圣经？”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个擘饼，散漫无章，既没有主持的人，也没有一条路线。”众人都闭口无声，没有人再谈下去，这个交通聚会几乎是不欢而散。
在屋子里不戴帽子，是英国的风俗，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是说，男人祷告、讲道，不可以蒙着头（林前十一4）。弟兄们所行的，是照着圣经，而史百克照着英国的风俗来定罪，并不公道。再则，史百克摸军人戴帽子这件事，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像吃肉的定罪吃蔬菜的，或吃蔬菜的定罪吃肉的。另有一天晚上，几位长老和海外来的客人，共十几位弟兄，在从前北楼的长老室有交通聚会。有位弟兄忽然说：“请问史弟兄一件事，在台北这里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这五个地方哪个对，哪个不对？”李常受一听就知道麻烦来了，但又不能不翻译，只好照翻。这个问题正好给史百克机会，来打击召会立场的问题。先前在工人之家，一百多位同工和史百克谈话时，他开头就说：“我第一次来看见一些事，但是我不说，我是准备再一次来才说。”所以，他是有备而来，要打立场的问题。他回答那位弟兄说：“这几个召会没有一个对，都是相对的对。”弟兄又问：“请问史弟兄，相对的对，相对什么呢？”史百克不假思索地立刻回答说：“谁基督的身量多，谁对得多。”意思是以基督的身量为准则。弟兄们都不说话，当时李常受作翻译，也不便讲话，他只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再有一个晚上，众人又聚在一起。当然，众人里面都知道有个故事，并且这个故事背后有个很难解的结，谁也不愿意去摸，所以都静默无言。这一次，李常受觉得他不该再不干预，应当表示他的态度，否则只让张晤晨、张郁岚和史百克应对，很对不起他们。在众人静默之后，他开口说：“史弟兄说一个地方的聚会，对与不对，或对多少，是以基督的身量为准则。我们的弟兄这两次来，对我们讲道时，很推崇麦尔博士（F.B.Meyer）。我也读过他的书，得着相当的帮助。没有疑问，他是有一份基督的身量，但是我愿意请教，他一直到死，是在什么地方？他一直到死，都留在史弟兄所定罪的组织基督教（Organized Christianity）里。那么，能不能根据麦尔博士身上那份基督的身量，说他所在的那个组织基督教，是相对的对？”这个道理很清楚，史百克若说是相对的对，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一面定罪组织基督教，一面又说，对得多或少只看基督的身量就可以。
当时，李常受的态度很客气，话语温柔而沉重，所以没有一个人讲话。有一位丹麦来的弟兄，他很聪明，坐在一个高椅子上看光景。李常受看他们都不讲话，他又接下去说：“这三百年来，凡注意内里生命的人，许多人都从盖恩夫人得着帮助。谁都承认她的确有一份基督的身量；她不只是有一份，而且她那一份相当可观。今天在座的人中，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基督的身量比盖恩夫人还高。那么我请问，盖恩夫人在哪里？她在天主教里，在我们大家都定罪的天主教里。我们能不能因为盖恩夫人有那样高的基督的身量，就因此说她所在的天主教，是相对的对？”
李常受说完这话后，没有人回应，他就继续说：“这是历代基督徒的实例。现在我们再从圣经找出个例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照圣经的记载，他们中间最属灵的人就是但以理。当被掳的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时，若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传道人站起来，告诉大家，在耶路撒冷和在巴比伦，没有什么两样，全在乎你属灵的身量。那么就但以理而言，谁也不比他属灵，但他没有回耶路撒冷，他还在巴比伦，所以是不是只要属灵就可以了？”这时他问那位看光景的丹麦弟兄：“弟兄，你看这个传道人怎么样？”他没有回答。李常受就接下去说：“属灵程度是一件事，你所站的地位又是一件事。但以理所以没能回耶路撒冷，是因为时间不许可。他虽然没有回去，但是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跪下祷告神。那开启的窗户，就代表他的心情。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他是要回去的，这是圣经的记载。”
在这次交通后的次日早晨，照样是训练聚会，会中史百克说到基督，说到一个地步，脸色变了，声音也高起来了，他公开反对召会立场，并且说：“你们把基督弄成小基督，把召会弄成小召会，就是要适合你们这个立场。”李常受站在他旁边作翻译，心中一凛，但还是不动声色地翻出来了。那时，他里头真是痛，真是难过。散会后，他从会所走出来，有位弟兄跑来问他：“李弟兄，发生事情啦？怎么一回事？”他不便告诉那位弟兄，只说：“安静、安静，慢慢来。”那时，弟兄们为了接待史百克夫妇，和从美国、丹麦来的几位客人，特别在临沂街附近买了一所房子，装修整齐，接待他们。同时，安排三位姊妹照顾他们，尽力照英国人的规矩，下午三点多也有下午茶。
当天下午茶时间，李常受里面觉得应该去看看史百克，他就去和他们一同饮茶。用过下午茶后，其他人一个个都告退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他就对史百克说：“我下午来，是愿意让你知道，我们直到现在，对你个人还是非常尊敬，对于你的职事还是非常推崇。请你安心。”他是恐怕史百克这样一闹，这五百多人的训练就成了泡影。不料，史百克听了之后竟然若无其事地说：“有什么不对么？”李常受就对他说：“从这几天接触谈话，我们看出来，你对我们非常注重召会的实行，特别是关于召会的立场，很不以为然，但是不要因这事起了嫌隙，我们对你还是很尊敬，对你这份职事还是很推崇，这是我来的目的。”史百克拍拍李常受的肩膀，说：“弟兄，请你告诉其他的弟兄，我和他们一样，一点也没有问题。”李常受回头就把史百克的话，告诉张晤晨和张郁岚。他们心知肚明，这些都是英国人的外交手腕。当然，后来的日子，史百克很谨慎，不再谈召会的实行和立场的事；李常受更是尽力不谈，他曾劝过弟兄们，不要再问关于召会实行、召会立场的事，因为那是谈不通的。
之后，史百克就离开台北去香港，在那里也有聚会，他希望李常受能陪他去，再为他翻译。李常受觉得无论如何，史百克比他年长十多岁，又是远来的客人，既如此表示，他就愿意同去。过程中，史百克几次邀请李常受去访问伦敦贵橡（Honor Oak），就是他尽职的地方，但李常受没有立刻回应。
关于史百克的这次来访，给地方召会造成了难处。他认为地方召会所走的这条路，各方面都好，只有一件事不对，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召会的立场，也就是召会的实行。他拒绝地方的立场，不仅定罪立场，而且厌烦立场。他的论调一出来，就鼓励了那些倾向独立，愿意自由行动的人；换句话说，这就是无形中鼓励人分裂。
在史百克离开后，台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觉得，应当积极的，越发实行所看见的地方合一立场。于是，就去接触两个在台北奉主名聚会的团体；一个是植物园旁边的基督徒聚会处，一个是南京东路礼拜堂。弟兄们诚心诚意为着主的见证，要与他们合一，和他们有诚恳的交通。因着那时，台北召会人数多，产业也多，有好多个会所，弟兄们恐怕他们担心，就一再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答应众人合一，弟兄们就把长老职分完全让给他们，也把召会一切的产权，无条件交出来。然而，谈到末了，他们还是愿意自己独立，不愿意合一。
弟兄们第一次与基督徒聚会处长老们交通合一的事时，他们说要祷告。过了一周，孙丰露、张郁岚、杜焕章和张晤晨，四个人又去接触他们。他们的答复是：“在我们看，一个地方不一定是一个召会，我们还是独立好了。”张晤晨的个性比较直，就对他们说：“弟兄，若是这样，这个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诚心诚意，愿意合一。”至于南京东路礼拜堂，他们的负责人吴勇长老与弟兄们交通说，他们对合一的看法，就是保持南京东路礼拜堂，然后谁请他们，他们就去，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合一。由此可见，地方召会乃是接纳所有神所接纳之神的儿女，不是闭关的，也与闭关弟兄会有很大的不同；愿意合一，可别的基督徒团体要么赞成独立，要么保持他们的现状。试问，责任在谁？
与此同时，同工中发生难处，有位领头的，极其推崇史百克，持不同的观点，就引起他与其他弟兄们激烈的辩论。后来，这位弟兄于四月份离开台湾。一年后，李常受应邀访问英国顺便去看望他，他说，当飞机从台北起飞往香港时，他里面的流就切断了，一直没有恢复。
另外，有几个青年同工（徐尔建、史伯诚、魏建章、何广明、林三纲）受史百克来访的影响，里面开始有了异议。早在一九五三年，他们都在台北三会所，有个特别的追求，就是追求史百克所有的信息。他们的追求不过是个表面工夫，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小组，以后想用史百克的东西，来反李常受。他们都从大陆过来，弟兄们很看重他们，并愿意成全他们，后来他们也被安排在台湾各地召会服事。然而，他们并不知足，因着高傲而被仇敌利用。在上海时，他们是受过李常受带领，有的甚至在倪柝声恢复尽职前，从未见过倪柝声，但他们后来背叛时却在各地声称是受倪柝声带领的。
其实，在史百克第二次来台前，问题就已经潜伏在他们中间。并且，在史百克离开后，就写信给他们中的徐尔建，他在信中说：“我非常坚守基督为召会的根基和基础，也坚信凡在基督里并在基督这根基上聚会的，都是在召会的立场上。这并不是说他们个个都明白召会的全部意义，但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基督在其中，那里就有祂的召会，即使仅仅是两三个人。”若是如此，举例来说，台北有六万圣徒，那么是否可以有二万或三万个召会呢？那是什么东西？那就变成百足虫了。不错，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主是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主的名里，主就在他们中间；但那不能构成召会。因为十七节也提到，当两三个人不能解决犯罪之罪人的问题时，就要告诉召会。可见，两三个人和召会，并不是同位语。史百克这个说法是扰乱听闻，叫认识不够的人受蒙蔽。然而，后来徐尔建写信给李常受，就摘录史百克的这段话，来支持他的异议。
对此，李常受认为，史百克有他一定的道德水准，他并不是居心来破坏主的恢复，他有他属灵的看法。他虽赞成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有基督在其中，那里就有主的召会。但他不应该根据他个人的属灵看法，也因着无法接受地方召会强调“地方”的立场，来写信给地方召会的青年同工，表达他的异议，而造成地方召会中间的难处。
三月，台北召会有第五次的“属灵训练”，查读以西结的异象。
秋季，全台有十天的特别造就聚会，弟兄们要求李常受，彻底将立场的问题讲清楚。于是，他就释放了三十几篇关乎召会立场的信息，后被刊载在《话语职事》里，题目为“召会的见证与立场”。
同年，李常受访问马尼拉，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另外，召会生活也扩展到日本，日本的工作就开了头。
- 待续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介言)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编年史_1(1920-193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32-194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42-1950)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51-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