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灿原创：历史的简说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42-1950)
一九四二年
在年底，上海发生一个大的风波。最初由上海朱臣、杜忠臣等四位长老对倪柝声参与经营“生化药厂”一事产生疑惑和不满，后来就通过长老们交通决议，要求倪柝声在哈同路文德里停止讲道，并将他革除出上海召会。
对于长老们的决定，引起一些信徒揣测，甚至招来更为严重的说法。有的人恶意地批评他，说他做生意乃是与世人同桌吃饭，而这些人都是他过去见证所结的果子。就连那些从前暗中接受他经济帮助的一些弟兄，都公开反对他。当时，召会内部议论纷纷，属灵气氛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李渊如也牵入其中，一怒之下，退出事奉，隐居到无锡附近。有人说，那时全国只有两个半人，不反对倪柝声：一个是汪佩真，她在上海，是绝对为他作见证的；另一个是远在北方的李常受，是完全为他作见证的。至于另外半个，就是俞成华。因为他既不反倪，也不为倪作见证。
虽然倪柝声的整个见证都被人怀疑，当他面对攻击时，那些负责弟兄们却保持沉默，但是他觉得许多同工的需要都依靠他，就无法放弃他所承受的负担。并且，他回想起和受恩教士，以及定意要在主里学习十字架的功课，他就不想为自己辩解，不为自己伸冤。张品蕙曾问他，为何不解释？他说：“如果有人把倪柝声抬到天上，他仍是倪柝声；如果有人把倪柝声践踏到地狱里，他仍然是倪柝声。”神是公义的，这对他就足够了。
后来，日本特务机关成立的“伪基督教团”，压逼上海召会加入，但上海召会不肯。为此，特务机关找倪柝声去谈话，此前至少谈了两、三次。当晚，倪柝声就把船预备好，第二天坐船走了。这样内有风波，外有逼迫，许多弟兄姊妹退去，哈同路文德里的聚会就不得不暂停。但汪佩真对于真实的情况有从主所得清楚的异象，并为着主给祂召会的恩赐倪柝声坚定站住；她留在上海，有个明确的目的和期望，就是在上海的召会和倪柝声的职事都能得到恢复。而那时留下的，也随后转到圣徒家中聚会。
正当上海召会处在大风波时，在夏天的烟台，照着从倪柝声那里看见的蓝图，却有各样的实际事奉。李常受又被请到青岛传福音两个月，那里召会人数从一百几十位，加增到三百几十位。之后，他回到烟台继续带领。在年底的一个主日，他领唱诗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诗歌一唱，全体信徒都哭了，这是烟台大复兴的开始。这期间，有些弟兄姊妹盼望他和栾腓力，能到上海应付那个局面，正如一九三五年因 倪柝声的婚事闹出的风波出面一样。栾腓力也为这事写信给他，他就到主面前祷告，实在觉得不懂内情，无法帮上忙。所以，他们俩人都没有去。
一九四三年
从一月一日起，烟台召会藉着李常受的带领，天天有特会，连续聚会一百天之久，有八百位信徒全人奉献。每天晚上还未到聚会时间，人就来了，都是流着泪，带着要奉献的东西来。主把每一家都对付得干干净净；在圣徒的身上，实在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
那段时间的聚会很特别，没有讲什么专门题目，也没有专一的信息，每次开始都是大家祷告。有一天晚上，李常受事先没有感觉要讲什么道，但众人跪下祷告时，主的话来了，第一节是以赛亚书一章三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接着又有一节，就是耶利米书八章七节：“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主就给李常受负担讲这一篇道。等众人祷告完了，他就请大家读这两节圣经，并讲了短短一点话。
之后，一位青年弟兄发抖着站起来，说，今天他在家里和主交通时，主就是把这两节经文给他。他里头有负担，要起来作见证，但他和主讲理，说：“主阿，你叫我起来作见证，你必须感动李弟兄，在聚会中读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这两处经文。”哪知在聚会中，众人祷告后，李常受正好说：“请坐！”然后大家读以赛亚书一章三节，他吃了一惊；接着又读耶利米书八章七节，因此他全身发抖地起来作见证。类似这样的事，发生很多，显明那时圣灵实在有权能。
在复兴时期的一个主日，大家要求按手祷告。烟台会所是长形的，两面都有走道。李常受和长老们跪在中间，人从两面进来就跪下，把头放在他们手下，一个接着一个，接受他们的按手，一下子就按了两百位圣徒。他们为这两百位的祷告，如同一个祷告，都是新的祝福，并且话满了权能，整个合起来就是一篇道。在那个祝福里，很多都是旧约、新约的典故，更奇妙的是，那些按手的祷告，有很多都得着了应验。
又有一次，李常受上台讲道。一上台他就祷告，大约祷告了半个小时。那次的总题是“震动”，那个祷告好像就在会所里震动，一直震动，震动到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众人大得释放，甚至高举双手。那种光景难以形容，与会者没有一个不落泪的。因着这个复兴，众人就有负担移民到西北，把福音带到西北，头一步是到内蒙、绥远。他们的行动是有步骤的，先从教育程度较低，作小生意、出劳力的人开始移民。慢慢的再移教书的、作生意的，然后是医生、护士。
三至四月间，第一批搭船移民到西北内蒙的，总共有七十位。这七十位每一个都不出路费，完全由召会供给。除了路费之外，还供给三个月的生活费。到达目的地后，前三个月有生活费；尔后，自己开始作一点职业。他们中最高的学历只有小学程度。然而，不到一年的光景，主就借着这些小学程度的人，有修鞋的、有出劳力的、有作小生意的，在那里兴起四十多处地方召会。第二批移民到东北鸭绿江下游地区的，也有三十位。
因着烟台召会的复兴，也有两批移民出去，就轰动全城，也立即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他们怀疑其中有政治企图，并派地下工作人员，伪装圣徒前来听道，为要调查李常受到底是什么人。这样调查达两三个月之久。对于他们的调查，李常受仍是继续圣徒的造就工作。他在台上讲道，知道日本人在注意他，心里不能说一点不担心。他一面仰望主，一面想到基督教的光景。他生在基督教，长在基督教，可以说相当知道基督教的情形。他与倪柝声同工已近十年，知道主的真理在哪里。所以，他心里有一个意念说：“主阿，我不能死。因为我死了，这些真理怎么办？”他的心境就是，他不能死。
他平常睡觉不太作梦，但有一天晚上，他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安然走路，走到一个地方，前面是很陡的下坡，并且是个弯道，下面有四个台阶。他拄着柺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忽然有一只狼犬扑到他身上。那只狼犬的颜色，和日本宪兵队制服的颜色相同，那只狼犬扑到他身上，但他却没有受伤。一转眼，那只狗离开了。突然间，放眼前面，竟是一条康庄大道，非常平坦，并且宽广无限；那时正值旭日东升。他的心便豁然开朗，看见这康庄大道、旭日东升、前途无限的光景，他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这就是他的梦。在梦里所看到的光景，使他里面得着莫大的安慰。主借着这个梦告诉他：“放心，你不在日本人手下。”日军不过像狼犬一样扑到他身上，至终并不能伤到他。他知道，主还要留他在这地上，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他只管往前行走。
就在五月的一个主日早上，李常受像往常一样，不到八点便到会所。他刚进会所的门，两个穿着蓝布大褂的人来了。他一看，便知道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作翻译的汉奸。他们说：“李先生，对不起，我们想来拜访你。”李常受就招待他们，到他经常祷告读经的房间。他里面有主的引导，于是送给那日本人一本袖珍本圣经。末了，那日本人说：“对不起，李先生，请你到我们队上去，我们有些话要和你谈谈。”于是，李常受就被他们带到宪兵队去了。
去到那里，他们称说很忙，请李常受坐一会。就这样过了中餐、晚餐，直拖到晚上九点、十点，又说太晚了，请李常受在那里睡觉，明天再说。当时，他们并没有把李常受立刻下在监里，而是把一个宪兵的床，让给他睡。那天晚上，梦又来了，那只狼犬在他身边左缠右缠。因着前一个梦，他知道它不会伤害他。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李常受带到审问的地方，那里有冷水，有木板。他们要他躺在木板上浇冷水，从他口里、鼻子里灌水，也把水浇到他身上。之后，他们就开始逼问和拷打，随后拘禁一个月。在审问的末了，他们想出了一个计谋。这一天，日本人和翻译装模作样地坐在那里，问李常受：“你整天讲神，到底神重要，还是国家重要？”他们是想要他说国家重要，因为那时日本在东北成立了伪满州国。然而李常受若真说“国家重要”就中计了，他们会认为他是表面上挂基督教的招牌，骨子里是为国家作事的人。主给他智慧识破了他们的计谋，所以他不肯回答哪个重要。他们就一直要他说，他就回答神重要。最后，他们就说：“从今天起不给你饭吃，你去跟你的神要饭吃吧！”
他们因着怕中国人坐监出去后，把消息带出去，就不准中国人和李常受一同坐监，所以与他一同坐监的，乃是个年轻的希腊教徒。通过英语交谈，得知李常受为主受苦，敬佩之余，就硬要把食物给他吃，看作是为主所作的一点牺牲。第二天，翻译随同日本人，多次试验李常受，问：“神给你吃饭了没有？”李常受答：“神实在是给我吃了。”后来又问他：“你为什么把那个大会叫作复兴会？”日本人怀疑这是挂着基督教的牌子，为国家效力，复兴中华之意。李常受就慢慢告诉他，召会凡事都照着圣经，在各公会是叫奋兴会，可这个在圣经里是没有的，圣经里是说到复兴会。那天，审问桌子上正好有一本先前李常受送给日本人的圣经，那日本人就马上丢给李常受，要他证明圣经哪里说到“复兴”。李常受一翻就翻到哈巴谷书三章二节，他指给日本人看：“耶和华阿，求祢在这些年间复兴祢的作为。”并说道：“我指的就是这个复兴。”再后来，他们又考验圣经中的词汇，每问一个，李常受就一下子讲解出来。这样，日本人就被完全征服了，认为他只是个懂得圣经的“耶稣迷”，遂将其释放。可没过几天，日本人又来找他，客气地说对不起，实际上是想请他帮忙作点类似监视的事。李常受含糊地应付过去。一周后，日本人又来，问他有没有情报提供？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他突然吐血，倒了下去。原来，在他入狱时感染了肺结核。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怕受感染，就对他放手，但规定他出入烟台，必须到宪兵队去申请。
而倪柝声被革职后，在这年初，他尽其所能地帮助他的朋友，特别是为照顾重病躺卧在医院的同工单覃恩，甚至变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把上海所有的西国人，都关进上海城南龙华集中营里，单覃恩难逃此劫，但因他身患重病，就被送到医院治疗，可他的家人却被关起来，所以倪柝声就有了照顾他的义务。以后，单覃恩于一九四六年重返美国。又在这年三月十六日晚上，倪柝声夫妇冒着危险，秘密款待两位外国来宣教的姊妹，伊利莎白-费巴和菲利斯-迪克，在简单的饭食前向神祷告，宣告祂的信实。
一九四四年
春天，李常受带着病，在烟台召会有少量的话语服事。十月间，他得着机会，从烟台逃到了青岛，加上太平洋战事，日本人也就不太注意他，他这才得以在青岛平静的休养。但他的家人都还留在烟台，青岛的弟兄们安排接待他，也要求他在那里休养时，每周至少能有个时间和他们一起交通。
当时因着日本特务机关强逼青岛的召会，参加日军所监管的一个基督教联合会，青岛召会觉得不便参加，为着避免不必要的困扰，只好暂时解散聚会，关起会所大门。青岛会所在当时就是个非常好的会所，完全用大石头砌造的，外观像堡垒一样，地方相当大，也有招待所。李常受就在那里休养，并且每周一次，在一位弟兄家里有少数人的追求、交通。当然，平日他出去散步，也有人来和他交通。就这样，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多，直到一九四六年夏天。
在这期间，栾腓力患了非常严重的肺病、高血压、失眠症等。他是相当忠心的一位弟兄，不太顾到自己，多是顾到别人。两三年前，他觉得应当到北平，照顾那里的召会，就去了北平。没有多久，他所罹患的肺病加重了。为此，他个人祷告，弟兄姊妹也祷告，都有信心，主就医治了他。此后，弟兄姊妹就赞同他不再养病，起来照常活动。可是，到了次年四月间，栾腓力就被主接去了。
谈起栾腓力的得救，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东北人，比李常受大一两岁，为人很正派。他原是反基督教的，因着搞政治、搞党派，所以比较时髦。有一天他到一个古庙去，看到在偶像前的供台上，有一本打开的大字圣经，上面一层灰，不知是谁放在那里的。打开的那一页是诗篇第一篇。栾腓力一向反对基督教，轻视圣经，就去看看到底圣经讲些什么，读到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他越读越觉得基督教的圣经相当不错，越读越受感动，就在那里认罪悔改，甚至仆倒在地，痛哭流泪，就这样得救了。他得救很透彻，也很爱主、爱圣经，就加入远东宣教会读神学，作传道人，那是“荒漠甘泉”的作者考门夫人的丈夫所成立的。以后他看见光，就转到主恢复的这条路上，成为杭州等地召会的同工。
同年，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合格作政府的工作，有些弟兄们试着要把他带到主面前。他们觉得，若是像他这样有资格的人得救了，对召会当然是最好的。那时，弟兄们去告诉倪柝声，但倪柝声说：“不，他只适合在政府工作；他不适合召会。”召会所需要的不是有才干或够资格的人，他们能建立巴别塔，但不能建造基督的召会。我们也不要以为召会中的长老必须是具有某些天然资格和才干的人。不，这不是召会所需要的，而是世界的组织所需要的。世界的组织需要具有才干和聪明头脑，以及有好性格的人。有些人也许说这种人会成为好长老，但他不是好长老，他只能在一个社团里成为好主席。他是一位好经理，但他未必是召会的好长老。
一九四五年
三月六日，倪柝声仍在帮助其弟倪怀祖经营战时营业困难的“生化药厂”，因他们从不与日本人合作，又为便于汇款给工人之事，就计划长期离开上海。于是，他们就到了自由省份地区的重庆。三天后，在重庆召会的张郁岚请他去擘饼，倪柝声断然拒绝。不但如此，以后请他出来讲道，他也是拒绝。因为他尊重上海召会的决定，停止了一切事奉，也不参加任何地方召会的擘饼。
起先，倪柝声到重庆后，在张郁岚家暂住了十天，后搬到附近的小龙坎。在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许多是从山东齐鲁大学去的，也有少数来自别处。在这些圣徒中间，几乎没有反对倪柝声的气氛。有些弟兄姊妹每周有一两次到他那里寻求交通，使得许多难题得到解决。他总是给人非常甜美的感觉，可亲可敬，态度温柔谦卑，话中满有膏油。然而，倪柝声始终不肯参加召会的聚会，因为他灵里觉得，上海召会对他的问题没有清楚之先，他不能参加别处召会的聚会。这是因他认识真理，知道众召会在全地乃是一个身体，在一处召会有问题，在各处召会都有问题；自己在上海不被接受，不能因为到了重庆，就没有问题。但是，一面因着弟兄们的饥渴，一面因着没有什么反对的气氛，他就答应弟兄们，每周最少一次，和他们在一个非召会聚会的地方，一同有交通，并有一点查经。他们所查读的真理，后来整理印行出来，就是《教会的正统》一书。
那时，逃亡到重庆的基督徒会集加增，并在江守道、张郁岚等弟兄的服事下逐渐兴旺，倪柝声也帮助一些逃亡的弟兄们，把他们安插在制药公司工作。从他停止职事到恢复职事期间，他虽帮助他弟弟在公司经营方面有很大成就，但他也在经历受苦，就是拆毁与重组，内里生命有巨大的变化。从中他看见，外面之人的破碎与人灵的出来；圣灵安排的环境来管治，为要用神圣的成分在人里面重组。外面的人极其需要破碎，好叫人里面的灵，连同基督的灵能得着释放，将生命分赐给别人。对于为神作工与流露生命，又正如他所说的：“神注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而算得上的事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工作，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能让神作工的，就不能为神工作。”
四月间，李常受得到他亲爱母亲和亲爱同工栾腓力相继离世的消息，心里相当伤痛。然而他相信，人的生命是在神手中。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家差不多半年了，所以有些想家；另一面，一个人在外总有许多不便，他就有意考虑再回烟台。于是，就把他的冬衣，全数托一位要回烟台的弟兄带回去。只是当时烟台的环境，因着日军仍在那里，他回去总是不太妥当，所以就放弃回去的想法。岂知那位弟兄所搭乘的那艘日本船只，在从青岛开往烟台的途中，被美国军机炸沉了。因为那时美国不许可日本船只，在那一带海域上往来，不仅是军舰，就是商船也不准许。所以那位弟兄，连同他的冬衣，都葬在海底了。李常受估计他自己最低限度，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会搭上那条船，和那位弟兄一同回家看看；若是那样，他和他的冬衣也就葬在海底了。但他这个人还在，人的性命的确是在神手里。
同年八月，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战后各地召会亟待复兴。
一九四六年
春天，张郁岚因在政府机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就随着国民政府，从重庆回到南京。同时，还有一位原先在烟台经商的王裕堂，这位弟兄到南京作生意。弟兄们聚在一起后，就判定开始聚会。因着王裕堂的推荐，他们就写信请李常受到南京。
六月，李常受的肺病已痊愈了，可当时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为八路军占领，召会工作受阻。就在此时，俞成华和汪佩真也邀请他南下，帮助恢复上海的地方召会。于是，他觉得时候到了，就定意从青岛出门，应邀访问南京和上海两地召会。在南京的时候，他住在张郁岚家，一进门，就发现两位他非常熟悉的姊妹，李渊如和张耆年。
李渊如这时非常灰心，却又非常冷静，因为上海召会从一九四二到四六年，这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风波中，风波更是非常厉害；其中有一部分，她也受了影响。她在同工中比较年长，属灵分量也比较重，虽是个姊妹，多年来却相当受众人景仰。由于她有份于那个波动，因此波动相当的厉害。然而，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她开始有悔意，觉得自己不该有份于那个风波；一步错，百步歪，再也难以挽回那个局面，她实在非常难过。所以，她住在无锡附近，听见李常受要去南京的消息，就和她的同伴张耆年，亲自到南京等他。
他们在那里有很透彻的交通，李常受完全了解她的心情。李渊如表示她没有任何地位，在弟兄姊妹中间说任何话，因为她作了那样一件错事。言谈之间，她流露出，她觉得似乎是主的怜悯，在上海召会起风波时，特别保守李常受不在那里，今天才能给主一条路，作一点挽回的事。因着李常受在青岛养病期间，只看见一件事，就是在主的恢复里，在祂的工作里，所缺的就是生命。所以，他在南京一上台就释放“生命树”的信息。开头为着身体的缘故，他不敢放胆讲说，并且绝对守住一次信息不超过四十分钟。虽然信息很短，却是叫许多人得益处。尤其是李渊如，当她一听到这些信息，真是大吃一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因此第一个受益的就是她。她里头觉得上海召会的难处，的确是由于缺少生命。
其实，生命树是极其简单的，就是生命；种的是生命，长的也是生命，给人得着的是生命，结果也是生命，一切都是生命。李常受以约翰福音中的许多事例，给弟兄姊妹看见，主耶稣就是生命树，祂的对面却处处都是善恶树；善恶树就是“是非树”，善就是是，恶就是非，都不外乎是是非非；闲话就是“是是非非”，都是善恶知识树上的东西。当时，这“生命树”的信息在南京救了许多人，又释放了许多人，叫他们的灵得着释放，心也得着开启。
这期间，李渊如发信给远在浙江的许大卫和张愚之，要他们无论如何快快到南京见李常受。因为当初上海召会波动时，张愚之受了牵连，许大卫也受了影响；他们都是同工，且是受牵连的主要分子，后来都瘪了气，什么都不能作，像李渊如在无锡一带一样；几年内，大家都没有办法尽什么功用。李渊如把信函发出去后，他们就都来了。
张愚之是个说话爽快的人，他见到李常受就直问：“你真觉得倪弟兄没有错么？”这就给人看见，李常受在那里讲生命树，但魔鬼却利用他最亲爱的同工，用知识树的对错来试探他。差不多经历过的弟兄姊妹，都不能通过那个引诱。然而，李常受里头的确有生命树，他就问张愚之：“你们都觉得倪弟兄错了，请问你这样觉得以先，你是活的，还是死的？等到你觉得倪弟兄错了，定他的罪后，你又是活的，还是死的？”在这里，李常受从主学到一个功课，要回复魔鬼借着人发出的问题时，不要先答他的问题，乃要在问题上问一个问题，叫他先作答。
这位张弟兄在没有定罪倪柝声之先，并不是那样的死，所以在李常受问完他之后，他几乎哭着说：“李弟兄，我必须说实话，我不觉得倪弟兄错的时候，我实在是活的，就是从我觉得倪弟兄错了，并且定罪他开始，我死到今天，我一点也没有办法活过来。”李常受再问他，他觉得死的原因是什么，但他无法确定。李常受就对他说：“愚之弟兄，你问我关乎倪弟兄的事我怎么看，现在我答复你。首先我们要看见，你和我以及我们众人，没有一个人能否认，我们所以能到今天这个属灵的境地，属灵的程度，都是从倪弟兄得着了帮助。就如作儿女的所以能生出来，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从父亲生的。作父亲的是对或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我们这些作儿女的，能生存在这世上，都是由于父亲生的。”
他又说：“在圣经创世记九章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儿女，对父亲一有了消极的话，就要受亏损。我们都知道在挪亚身上所发生的事，有一天他喝醉酒了，就赤身露体地躺在帐棚里，这实在是他的软弱。”在这点上，李常受也特别对弟兄们说：“你们不要听错了，不要以为我是说倪弟兄有他的软弱。我先声明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也不要这样领会。我乃是对你们讲到挪亚的历史，我们看见挪亚那时实在是软弱了，他的儿子含出去把他父亲的软弱，不是大大批评，或大大反对，只不过是告诉了他的兄弟们，这样，含就受到了咒诅。他的兄弟闪和雅弗，却快快拿件衣服，倒退着进去，不看他父亲的赤身，而将他父亲遮盖起来。他们二人就因此蒙了祝福（创九22-27）。这不是件小事情，今天在地上，闪和雅弗的后代都比含的后代蒙祝福。论到倪弟兄的是非，这件事是严重的，倪弟兄是错或不错，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连你们也不能否认，就是我们都在属灵的事上是他的负债人，因为我们是从他得着属灵供应的。”
这些话给了张愚之莫大的帮助，当这些话说到他里面后，他哭了，并且悔改，承认自己在上海召会，受到那个波动的影响。之后，他也把自己悔改认错的经过，交通给许大卫；这位许弟兄也悔改了。此乃是主第一场用生命树的信息，打了胜仗。
李常受在南京住了十来天的光景，就觉得应当去上海。他在上海又呆了约三周，期间有一次特会，他有负担专讲“生命树”。当全部“生命树”的信息，在上海差不多释放完毕，约莫一周的光景后，上海召会头一班三位长老中的一位，就是杜忠臣，特特来见李常受。他们年轻时就很熟识，是李常受介绍他到上海召会聚会的。当时杜忠臣是非常难过，也非常灰心，因为他也受了那个风波的影响。谈话开始，他就问了许多问题，李常受仍是用生命树来交通，结果他的眼泪就流下来，说：“我从前是活的，自从我受波动后，我就死了，并且死到今天。”就是这么简单，这位作长老的弟兄因着生命树，得着了挽回。
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如此，他们里头有主的爱，也是非常爱主。虽然受了波动的影响，但这条路是不能放弃的，所以他们都还是来寻求。李常受在那里只住了短短的时间，那些重要的、关键的弟兄姊妹，都一个个悔改了。乃是“生命树”的信息，立定了一个基础，使上海召会得着复兴。当时，在汪佩真和俞成华等人的帮助下，上海召会刚恢复聚会，但擘饼人数不过一百位左右。
十月，基于李渊如和领头弟兄们的建议，李常受携家眷迁住上海，兼顾南京在两地作工。此后，他每个月安排三周在上海，一周在南京，月月都是如此。那时，倪柝声已回到上海，为着他药厂的工作住在那里，但还没有恢复尽职。李常受和汪佩真非常关心他职事的恢复。为此，他们常见面并有交通；许多时候，他们交通到生命、那灵、工作、众召会和主恢复里的行动。在这一切事上，倪柝声的回应是鼓励李常受在其他召会实行同样的事。李常受当面向他陈明，因着上海召会的恢复，和一些新地区敝开的大门，急切需要他恢复尽职。但倪柝声说，因着某些背叛的弟兄，他尽职的灵不会许可他对上海召会尽职。另外，当时又有一股暗流，凝聚于有关倪柝声的谣言，说他误用召会款项，又曾与日本人（敌人）合作做生意。可他并未受其搅扰，曾对一位友人说：“我已全交在神的手中。”
一九四七年
新春，李常受向上海召会的长老们介绍他在烟台的实行，就是“召会传福音”。随后，完全照着在烟台所作的实行，就有二百多人受浸。到了夏天，不但得救人数加增到一千多位，而且那些退去的、冷淡的信徒，听见召会活了的消息，里头就开始有些恢复，也都回来参加聚会了。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上海召会就分成十六家（十六处擘饼）之多，可以说上海召会的复兴达到了高峰。这样的消息传到南方，也传到北方，到处都很响应“召会传福音”。
不久，李常受就收到各地的邀请函。说到福州的邀请函，不得不追寻一下已过的历史。从一九二四年倪柝声被福州的同工革除后，福州的聚会就开始落进一种不堪的情形。倪柝声在他那一面，可说是尽了最大的容忍。他不愿意和他们争论，就迁居到马尾附近的罗星塔，在那里出版了《基督徒报》，以后去了南京，慢慢又迁到上海。到了一九二七年，他的工作就从福建转到上海。虽然他久不在福州召会尽职，但有些弟兄姊妹还是愿意从他的书报得益处。尽管这样，那里召会仍是发生一些问题。例如，当倪柝声照着圣经讲到蒙头的事时，上海召会的姊妹们都接受这个真理，可福州召会那里就特别反对蒙头，甚至是故意的。有一次，倪柝声母亲从上海回到福州，参加那里聚会，蒙着头跪下祷告时，王载就当着众人走到她面前，把蒙头帽从老姊妹头上摘下来，并且说了一句很强的话：“一切的责任，我在主面前负。”这就给人看见，他们强项到怎样的地步，福州召会反对倪柝声到什么样的地步。
再则，本来福州聚会是在福州城外的南台，可是在城里的津门路又有个聚会，由王载的弟弟王峙兴起。这个聚会和城外南台的聚会不是一个，是各自独立的，却时有来往交通。可以说，这个局面复杂得难以描绘。早在一九三四年，倪柝声讲过“基督是神的中心和普及”之后，就想解决福州的问题。经过了十年，他里头实在放不下。有一天，他对李常受说：“常受弟兄，我觉得你们三位弟兄应当去福州交通一下。”这三位弟兄，一位是李常受，一位是栾腓力，还有一位是江北的吴微。照原定计划，李常受是去讲真理的；栾腓力善于交涉，是去交通谈判的；吴微较老练，他去就是运用他稳重老练的经验。
李常受开头不答应，因为那实在是一件太难的事了。对福州的情形，他是了解得太清楚。不要说他不是个内行的专家，即使他是，他也不能去，因为福州那样一个病怎能治得好呢？然而，倪柝声说：“你总得要去！”李常受只好答应说：“好吧！去吧！”可有一天，他和腓力去见李渊如，那时他们都把她看成老练的“总参谋”；见到李渊如后，他们就告诉她，倪柝声是怎么说的。李渊如却严肃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去福州，恐怕弟兄们只会把你们看成小孩，因为你们是后起之辈，他们是老前辈，中间可能差了十年了。”接着，他们把这事交通给倪柝声，倪柝声就不再勉强他们去。不过，消息慢慢传出去了，都说李常受是最跟随倪柝声的。所以，他在福州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
然而，就在一九四七年夏季的这一天，有位在福州城内聚会的负责弟兄，他在美术学院教美术，受教育部徵召到南京去受训。在行程中，他到了上海，在那里留几天，要看看上海的聚会。巧的是就在那个周末，上海召会有特会，这个特会抓住了他。特会过后，他觉得这实在是太好，就来见李常受，对他说：“李弟兄，无论怎样，你非去福州不可。”说来也是奇妙，上海的特会结束后，李常受去了南京，在那里也有一个特会，这位弟兄又在那里，他是完全被烧透，被征服了。他回去后，立即约集城里的负责弟兄，来了一封信函请李常受去。
不仅如此，李常受也收到其它地方的邀请函，如厦门、汕头、广州，甚至连香港的邀请函也都要他去访问他们。李常受就答应他们，要在年底时出访，到这几个地方去。他与汪佩真、李拉结三个人先从上海飞到香港，在那里有一点交通，这是他应邀初次访问香港。另外，华北、华中的弟兄们，虽然没有请他去，但他们要求到上海来交通，看一看主复兴的光景。所以弟兄们定规，于次年四月间有一次特会，邀请全国所有有心寻求者到上海交通关于主恢复的事。
同年四月，李常受与上海召会的长老们有关于倪柝声被革职之事的交通。弟兄们之间感到忧伤和良心内疚，正在耐心地寻求一条可以挽回的道路。随后，李常受从长老们那里接受调停的负担。与此同时，倪柝声退出制药公司，在满足股东的要求后，他与其弟商议，把一大笔利润转入工作及将来供应工人之用，然后他回到福州老家。临走时，他表示已预备好回到在上海的召会。在他回到福州后，就用六年来经营“生化药厂”的收入，买来在城东鼓岭山上的两栋度假房屋，准备作为工人长期训练之用。
一九四八年
一月一日，李常受一行从香港去广州，魏光禧同去。又去汕头，再到厦门鼓浪屿，最后抵达福州。在福州附近，有三、四十位全时间的同工，散在好几处召会里作工。当李常受到福州的消息传开后，他们统统都来了，并且还带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同来。李常受在那里留了三周，先是讲造就的道，而后传福音，就像在北方所作的召会传福音一样，立刻就有很多人受浸。
这期间，定规在二月里召聚一次集中的特会。然而，有南台聚会的弟兄来请李常受去吃饭，与他交通一点话语；他是不能讲善恶树的，也是不能讲生命树的。虽然如此，在福州此行召聚的特会中，他在津门路聚会所的讲道，仍然使福建全省地方召会的同工们大受感动。
在特会结束后，李常受与汪佩真和李拉结三人愿意留下来和倪柝声有交通，他们就搬到南台海关巷倪柝声的家里，准备同住一段时间。当时，有些同工听见这消息，就派出代表，恳求李常受为他们求情，希望能有份于倪柝声的交通。起先，倪柝声只准他们三人去，在他们住下后，李常受对他说：“弟兄姊妹的需要实在太大，心情也重，又真是如饥似渴，请你放宽一点，让他们来吧！”他的心一软，后来就同意让那二十几位同工来，可他却说：“常受弟兄，准他们来可以，但他们要坐在那半面墙壁外，只有你们三位可以坐在里面，并且你要担保，他们只能听话，听了之后，不能出去对任何人讲。”李常受说：“没有问题，只要开一扇门，叫他们能坐在那里听，他们就都快乐了。”
交通谈话起头不太自由，因着现场的情形也不方便在众人面前问及关乎同工的问题。倪柝声这个人就是你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你不问，他也不会多说什么。直到几天后，李常受终于压出一个问题，问他说：“倪弟兄，我这次出门，到广州、福建等地走过，觉得各处召会实在太乱，你看，这到底该怎么办？”这一问，就把倪柝声里面那个水源打着了，他这一开口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讲到从前释放的《工作的再思》信息，是看见安提阿的路线，但还不够，还要看见耶路撒冷的路线。等他讲完，坐在远处的一位叫翁玉冰的老姊妹就突然站起来喊道：“既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立刻照此实行呢？”倪柝声没有怪她违反约定，私自发言，就回答说：“你们若要各处的召会上轨道，工作上轨道，你们应当一个一个的，为着走耶路撒冷的路线，把自己交给工作（职事）。请签字表明你们的奉献，并交给李弟兄。”大家都同意，并且非常欢喜地响应了。
到了晚上，在福州城里津门路聚会的负责人听见这事，就派了二位代表来见李常受，说：“我们白天都去教书作事，回家后，就听说你们这里众人都要交出来。弟兄们交通后，就差派我们二人来，代表福州城里的聚会，把聚会和我们自己都交出来。”这真是不得了，连聚会都交出来了。李常受就去请教倪柝声，告诉他这件事，问他怎么办？倪柝声回答说：“接阿！”李常受赶紧问：“怎么接法？”他说：“今天晚上在城里召开大会，让负责弟兄们在大会里交出来。”
这样定规后，倪柝声要李常受在那聚会中说话。但李常受坚决要求倪柝声在大会中说话，否则自己甚至不会去参加。因此，倪柝声就接受这个负担，大家都为此欢喜。也就在三月三日那晚，倪柝声一站上讲台，仍说到“约柜的历史”。二十四年前，他讲的是上半段，二十四年后他讲的是下半段，众人都听得满有味道，说真是太好了。然而，在福州城外南台聚会的弟兄们听见了，就觉得城里的聚会是和他们有交通，不该单独行动，并认为这是倪柝声和李常受计划好的，把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否则怎能一上台，就释放二十四年前所讲的那篇未了的信息呢？第二天，倪柝声指派李常受和汪佩真去和他们交通，讲到不是对错的问题，乃是存心和地位的问题，并说到同心合意。于是，事情才有了不很完满的解决。
不久，王峙从南洋回国，为着福州城里交出来这件事，责怪城里的负责弟兄们，因为城里的聚会是他开始的。这些负责弟兄们说：“我们现在看见亮光，召会在一个地方上要有独一的立场，我们不能只作王家的召会。”王峙一听，只好说：“好吧，我把钥匙交给你们，盼望你们今后不再作王家的召会，也不要作倪家的召会。”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因着四月份在上海有一个全国性的交通聚会，华北、华中的弟兄们都要参加，李常受就坚决请求倪柝声同去，他同意了，并受邀主领哈同路的聚会。当他到那儿，发现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位同工，及三十几位长老，和上海召会的人都在等他。在这次特会中，倪柝声请众人唱《葡萄一生的事》。但许多唱的人不一定就了解他的用意，因为那葡萄就是指倪柝声自己。葡萄一生的事就是受苦结果子，描绘葡萄不断受各种苦难和对付，却仍然结果子叫别人喜乐。经过多年的受苦之后，倪柝声渴望藉着唱这首诗歌，来表达他属灵的情操。这首诗歌原是散文体裁，由法文翻成英文，再由倪柝声翻成中文。后来，当李常受刚到台湾完成编写第二集诗歌时，又到香港与倪柝声配搭同工一段时间，在他们最后相处的日子里，倪柝声帮助修改了其中的歌词，再加上三节而完成。最后两节的歌词说：“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视酒饮几多，乃视酒倾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谁待自己最苛，最易为神选择；谁伤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泪痕；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响钹、鸣锣；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
而当倪柝声谈到他为什么去作生意时，他说：“我去作生意，如同寡妇被迫再嫁。”并且，他给了众人一个统计，从哪年到哪年同工有多少，后来因着营养不足，肺病死去的有多少，他们的家属所受的贫穷灾苦又是多少。他告诉众人，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形时，只好去作生意。说到这里，他哭了。随后，李渊如也哭了，对一九四二年那个上海事件懊悔极了。他们二人一见面，就握着手，所有的问题就都过去了。众人都哭了，全场哭在一起。认错的很多，认罪的很多，悔改的很多，整个上海召会就完全恢复了。
藉着这次特会，倪柝声的职事完全得着恢复。四月九日至五月十五日，他在哈同路与同工们交通的一系列信息，后来都收录在《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里。
与此同时，上海召会买地造会所很顺利。按当时地价，是二百一十根金条，分三次付清，每隔一个多月就要付七十根金条。起初，弟兄姊妹奉献的金子，总共加起来合计有三十七根金条，只够付第一期款的一半。有一天，倪师母张品蕙忽然来找李常受，说倪柝声请他当天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李常受就去了。到了他家，坐了一会儿，倪柝声就拿出三十五根金条来。李常受大吃一惊，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倪柝声说：“这就是当初那位老姊妹的地没有成交，退下来的那三万元，一直到现在总数是三百五十两金子。这本来就是为上海召会买地的钱，现在我听说你们买了地，你们拿去用吧！”李常受听了非常喜乐，弟兄姊妹已经奉献了三十七根金条，现在又加上三十五根，不就是七十二根么？正好付第一期款。
另一面，李常受里头非常受感动，因为那时已经有人在议论那笔钱的事，倪柝声从来不说一句话，等到实在需要的一天，他摆出三十五根金条。若不是他在那里，用各种方法管理那笔钱，也是化成灰了，贬值成废纸了。李常受就看见，这里有一位弟兄，不只明白真理，他实在是忠诚。众人可以想想看，在那样变动的时候，币制一直改换，倪柝声却保守这笔钱的价值，末了还比原来的价值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忠心的人才肯这样作。这是一个见证。
在五月下旬，倪柝声就接续负担，到福州鼓岭主持为期四个月的同工训练。李常受、汪佩真、李渊如则被指定留在上海，顾到召会和训练的供应，并负责建造上海召会南阳路145号聚会所。倪柝声在征求家人的同意后，也将倪家在福州的三处房产全部奉献出来。中洲中东巷24号房产，改建为福州召会的第二个聚会所；海关巷14号倪家房产，改建为执事之家；玉林山馆房产，奉献给福州召会使用。对于福州召会，倪柝声重新安排了陈恪三、陈必荫、陈贞藩等四位长老负责，并实行全体事奉传福音。不久，就带进福州召会的大复兴，信徒人数从一百五十人扩增到一千四百人以上。
关于第一期鼓岭训练，内容为《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教会的事务》、《信徒造就》等。有八十多位从上海动身去参加受训，总共参加人数有一百多位。那些受训的人，下山以后，特别是北方的弟兄们，他们到了青岛广传福音，在那里不到一个月，一天中受浸就达七百多人。因此缘故，倪柝声有负担再办第二期的鼓岭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期鼓岭训练结束的聚会中，倪柝声把一个“二十年福音传遍中国”的计划摆在众人面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西教士，特别是内地会的，到中国传福音。大战胜利后，内地会又打发西教士到中国来，看看福音的情形。这些西教士回报内地会说，照他们的观察，中国不需要西教士了，因为全中国都在“小群”福音的手下。那时候，全国三十几省，每一省都有主恢复的召会，约计有四百多处到五百处。加上鼓岭山上的训练又是那样成功，个个灵里火热，所以倪柝声就订出来一个计划，要“二十年福音化中国”。
为此，他计划了五条大路线：第一是最北的一条，从天津、北平进入绥远；第二条，从烟台、青岛到陇海路，进到西安；第三条，从上海顺着长江一直到四川；第四条，从福建厦门经过江西，进到内地；第五条是由香港入广州，至西南，这是最南边的一条。倪柝声自己负责带领训练，受过训练的人由李常受分派，到这五条路线去传福音。然而，因着局势的变迁，这五条大路线都没能实行。历史终归是历史。倪柝声一生的工作，不是重在开展工作，乃是重在生命。虽然按着鼓岭山上受训的情形，无论谁在那里，都不能不觉得，就福音而论，主是把全中国都交给了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实在应当为着主有点作为。但主的意思不是如此，所以这个大计划没有作成。
十一月，因政局改变，倪柝声第一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为着同工们该留下或离开，祷告、交通并寻求主清楚的引导。当时，李常受在杭州为着办理七、八十位弟兄姊妹从浙江肴山移民到江西的事，有一个很重要的特会。正当末了一次聚会结束的中午，他接到倪柝声的紧急电报，要他立刻放下所有的事，到上海去。聚会中，倪柝声先交通一点当前政局的情形，大家有些祷告，然后他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打发李常受弟兄出国，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继续作下去。”但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定规该怎么办。最后倪柝声只好说：“让我们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要如何带领我们。”
因着华北政治局势的改变，倪柝声与李常受还交通到其他弟兄，并拍了一封电报，大意是：“青岛的张晤晨、孙丰露和刘效良三位弟兄，请你们和在上海的赵静怀弟兄，带着家眷移民到台湾，以扩展主的恢复。”之后，倪柝声就离开上海，到福州准备第二次的鼓岭训练。临走时他嘱托李常受，无论如何要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上海会所盖造起来。
在倪柝声恢复职事后，他也负责安排出版《见证报》代替《复兴报》，专一述说生命的信息；《道路报》代替《基督徒报》，主题是宣说圣经真理，指明属灵道路；《执事报》代替《敞开的门》，性质乃是指出事奉的路，帮助事奉主者和各地召会前进，并解决职事上的困难；《福音报》代替《佳音报》，主题乃是传扬神的福音，内容是福音信息、得救见证和福音故事。
一九四九年
年初，复兴达到空前的黄金时代，全国有几百处地方召会；复兴的火把、福音的灵、事奉的热心，甚至财物的奉献，样样都是空前的，连车站、码头，都有聚会。这期间发生一个小故事：弟兄姊妹们都尽自己所能的奉献财物；有一个富有的弟兄，也想有点财物的奉献，就对弟兄们说，他要奉献一部福音车。弟兄们知道这位弟兄还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人既没有奉献，东西奉献有什么用呢？就没有接受他的福音车。而他看见弟兄们不接受福音车，就改奉献一笔款子。但弟兄们仍是不接受。因为神要的乃是我们这个“人”，不是人的“财物”。人必须先献给主，然后才能献上人的物。
地方召会虽迎来空前的大复兴，但不久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就是中共兴起。因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对召会的逼迫，又因其信仰的反宗教本质，弟兄姊妹都很担心。为此，众人在主面前有很多的祷告，求主眷顾并记念祂的召会。
一月，张郁岚及国防医学院的七十多位弟兄姊妹，随着国民政府迁到台湾。除了一九四八年底几位弟兄携家眷外，这是去台湾的第二班圣徒。当时，李常受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原来都就读于南京著名的高中，快要毕业了。但因着情势混乱，他们不愿意再回南京，而愿意到台湾去，李常受只好把他们托给去台湾的张郁岚、张振这两位弟兄，让他们到台湾入学读书。
二月，倪柝声正准备第二期鼓岭训练，但政局转变得太快，他就从福州到上海，再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一开头他就重复前次紧急聚会的宣布：“不论李常受弟兄自己怎么感觉，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而他觉得自己与大家都必须留在国内，忠心到底，并预备要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聚会很快就结束。散会后，李常受感觉很重，因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他一个人打发走，所以在散步时他就问倪柝声，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不配留在国内为主忠心？倪柝声对他说：“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
四月，倪柝声再上鼓岭开办第二期的训练，当时参加人数约有一百位。四月二十八日，倪柝声从福州发电报，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李常受把上海造会所的事，交给弟兄们负责，然后叫他快快到台湾去。次日，李常受买票动身，预备先到台湾看两个孩子，再去福州与弟兄们有些交通。他的家人问他，他们怎么办？他就托弟兄们替他们买去台湾的船票，买得到船票就上船，买不到船票就留在那里。感谢主，李常受于三十日到了台湾，他们不久也抵达了基隆。李常受在台北停留三、五天，将他们稍作安顿，就再去福州。等他到福州时，才知道因国共两方的内战打到靠近福州不远之处，训练已从鼓岭搬到海关巷。没过多久，他又在五月间一路辗转再回到台湾。离开时，倪柝声托人转了三百几十元美金给他。当时李常受一家十口，加上两个不能辞掉的佣人，总共十二口，就带着那三百几十元美金到台湾开始生活和作工。
与此同时，在工作上，倪柝声定规，有些受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也要到台湾去。于是，他们分成两批，一批安全抵达；另一批所搭的船开到吴淞口，却因船只破旧，惟恐到不了台湾，就折回上海没能离开。那时，连同李常受以及这批去台湾的圣徒，总共有三班，约三、五百人。而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主所撒的种子，散居在台湾各地。
李常受到台湾那个时候，台北召会已上了轨道，有了带领，约有一百人左右。先前倪柝声与他交通，他们就写信给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赵静怀、张郁岚，请他们五位正式负台北召会长老的责任。七月底，李常受等人搬到台北仁爱路会所聚会。因着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回到台湾，看见主工作开展和见证的需要，就奉献在台北仁爱路买地盖造了容纳三百人的会所。
八月一日，李常受和五位长老交通定规，有了第一次的特别聚会，那是李常受在台湾工作的正式开始。为着在台北的聚会，弟兄们还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通告众圣徒，盼望所有从大陆来台的圣徒，来接触、联络，能有所交通。各地圣徒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头一个主日，就来了许多人。他们中大多是从大陆来，找不着他们原来的公会，听说这里有新“礼拜堂”，所以都来了。李常受进会场一看，就了解必须讲一篇很“奇妙”的道，不然，下面的工作很难作下去。于是，他在会中说：“今天基督教就如餐馆一样。中国人开餐馆，有福建菜、广东菜、扬州菜、四川菜、湖南菜、京菜等。你要吃什么口味的菜，就到什么餐馆去。譬如，你要吃馒头，必须到山东馆；要吃白饭，就必须到福建馆。今天基督教各礼拜堂，有一个普遍的风气，就是帮人介绍婚姻，举行结婚仪式，帮人找职业，或为人提供医药、教育等福利；但我们这里不作这些。若是用餐馆来比方，我们是卖白饭、馒头的，其它什么也没有；我们不为人介绍婚姻，也不帮人找事。我们只单纯的传福音，讲圣经真理。要吃这个的人，请来；不吃这个的人，可以到别处去。这样，你们不用白费工夫，我们也不用白费工夫。”讲过此篇道以后，下一个主日，李常受就事先和弟兄们说：“今天要把记名单和铅笔，都预备好。到一个时候，我说，请记名；你们就要到他们中间去记名。”聚会时间到了，他进去一看，真如所料，人数减了一半，那些要吃湖南辣椒、四川面、上海菜饭的，统统走了，只剩下一些要吃白饭、馒头的。这一天，他就讲圣经里的道。讲过之后，他说：“我们许多人都是初次来的，彼此姓名、地址都不知道，你们若愿意，就请把你们的大名、住处留给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去探访、交通。”感谢赞美主，那天记名了几百位，这就是弟兄们在台北召会和工作的基础。
之后，弟兄姊妹在那里广传福音，遍发福音单张，满城张贴福音标语，甚至差出福音队。每主日下午，他们都穿着福音背心列队游行，又打鼓又唱诗，把不少人带到新公园听福音。每次总能带回三、四百张记名单，许多人因此得救。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召会人数就成倍增长。到年底，人数就达到了八、九百位。除了台北召会，高雄是第二大召会。林穆湘一家在烟台被主兴起，后来到了高雄，就在自己家里开始有聚会。一九四八年底，曲郇民和郑大强两位弟兄，也分别从青岛和上海到了高雄。他们的同事中，又有一班人到了高雄，藉此加强了高雄的聚会。在基隆方面，有位弟兄于交大工程系毕业后，在一九四八年来到基隆造船公司实习工程。他离开上海时，曾与李常受有很长时间的交通；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又怕失去那个属灵的带领，因为到基隆只有他孤单一人。然而因着环境的安排，他至终接受了这样的带领。到了基隆，就碰见南京来的李维一，这位弟兄在肥料公司里作工程师，于是就开始有了聚会。同样的，台中的聚会也是因为有弟兄从大陆来才开始的。首先是朱亚伯和刘去非等弟兄，他们都在空军单位服务，有的是化学工程师，有的是医学院里的副院长，他们到了台中，就开始有了聚会。不久，嘉义和新竹两地由朱质朴等几个姊妹兴起聚会。
然而，按着已过弟兄们在大陆的经历，大体来说，基督教各公会是拒绝台北这个见证的。因着李常受在中国大陆作工期间，多半陪在倪柝声身边，所以他看得很清楚；约从一九三二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各公会就都不请倪柝声讲道了。不仅如此，那些领头的人，也尽所能的关门，拒绝主的恢复；只有少数爱主的个人，还来寻求真理，寻求交通。到了一九三四年，公会中圣徒脱离宗派的风气很盛，各处都有圣徒出来奉主的名聚会。特别是中国内地会，有好些弟兄脱离那个组织。在浙江平阳县，甚至有几乎整批内地会的弟兄姊妹，脱离了宗派。这件事使公会大吃一惊，也非常不愉快。所以，他们对台北这个见证，不仅批评、反对，并且完全关闭。另外，李常受曾被工作安排在华北、西北一带，专门到公会讲道，为要把真理送给他们。他们虽然没有拒绝他，但是也没有什么果效。这就如同在旱地上浇水，这里浇两桶，那里浇两桶，浇到末了，全是徒劳无益。因此，圣徒们在台北开工，他就断定不再去摸公会。而只作三件事：第一、传福音；第二、讲生命的道；第三、众人来在一起，按着圣经聚会敬拜神。
九月，在鼓岭训练结束后，倪柝声从福州去到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照料那里的召会。那时，中共已于五月二十五日解放上海。在十二月底，倪柝声再回到香港九龙半岛的钻石山，与张品惠相聚。
截止年底，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在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约七百处地方召会，信徒有七万左右，其中近四万在浙江省；但据另一方面统计，地方召会在各地的总人数达到十五万至三十万，无疑是中国最大的基督徒团体。而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外，海外众召会大部分是在南洋一带。日本尚未有召会，韩国也没有；台湾不过五、六处，香港仅有一处召会。在东南亚方面，大部分召会都在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个国家。再往南到缅甸、印度，仅仅与少数人有接触，并没有任何一处正式的聚会。所以，总计起来，海外最多不过八、九十处的召会。
一九五0年
年初，倪柝声在香港主领特别聚会，带进香港召会的复兴。不久，信徒扩增到三千人，以后就买地新建了尖沙嘴天文台道聚会所。特会期间，倪柝声拍电报给李常受，要他在自己回中国大陆以前到香港面见。当时，李常受在台北正参加重要的特会，一时无法离开。倪柝声就回复说：“不管我还在不在香港，只要你有空，就要到香港来，安排当地召会的事奉。”
二月十六日下午，李常受抵达香港，由倪柝声与许骏卿长老等人交通，安排弟兄姊妹去启德机场接他。本来，上午就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到机场接他，但是台湾一直下大雨，飞机不能起飞，所以去接机的人，都扑了个空。第二天早晨，倪柝声把李常受带到同工和领头人的聚会中，他在众人面前说：“常受弟兄，照着主所给你的权柄，请安排此地召会一切同工、长老和执事的事奉。”无论在大聚会里讲道，或在少数人的交通中，谈到属灵的事，倪柝声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个重大的责任，李常受知道倪柝声是要他开始带领，为香港召会的事奉立下美好的根基。当天晚上，倪柝声把他带到复兴的特别聚会中，并要他讲道。但他说：“只要你在这里，我就没有负担讲道。”于是，倪柝声就继续在那些特别聚会中尽职。每天晚上都有大会；每个上午都有长老、同工、有心追求者的事奉聚会，最少十几位，最多二十几位。
三月二十日左右，倪柝声接到上海长老们发来的电报，说那里有许多问题，请求他早点回去。这时，由信徒自愿奉献盖建的上海南阳路聚会所已投入使用，可容纳三千人，外面还可以容纳两千人。其容量超过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尔堂和怀恩堂。于是，倪柝声接到电报后，就不顾同工们多次的力劝，定意要从香港返回上海，并由内弟张宜纶送他到火车站前往大陆。走时，他担心再有劝阻，与李常受不告而别，从此他们没有再见过面，也没有通信。而在走前，他曾对李常受及其他同工说：“倘若一个母亲发觉家中失火，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她会怎样作？虽明知危险，岂不仍冲进屋内？我虽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还在内，岂能就此一去不回？我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它支撑住，即使要我的性命也不顾惜。大陆有那么多处召会，怎么办？我必须回去照顾他们，并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当时，从出生地汕头传来母亲倪林和平蒙召进入荣耀的消息，都未能影响他的决定，只是请他的大姐安葬，而自己则回到上海，为着照顾全国的众召会。当他回到上海后，又叫张品蕙离开香港定居上海。
在倪柝声离开香港前，有一个多月时间，和他亲爱的同工李常受在一起配搭，共同处理香港召会的事务，也有私下更多的甜美且难以忘怀的交通。他希望李常受不要再回中国大陆，并把实在的情形和需要告诉他。而他表示他到香港只是看一下，他的负担仍是要回到大陆去。他把香港的工作交给李常受，陈则信和魏光禧则负责香港召会。在对福音书房和文字工作上，他安排福音书房要在三地成立：上海、台北和香港。他亲自管理“上海福音书房”；李常受负责“台湾福音书房”；魏光禧负责“香港福音书房”，同时李常受要在文字和编辑上协助。并且，三个书房都有共通的版权；换言之，三个书房就是一个。
四月一日，李常受返回台北。然后，他带领弟兄姊妹藉着广发福音单张，派出福音队游行，在市中心的新公园露天音乐台以及租来的会场大传福音。
五月，中共领导人与上海青年会吴耀宗为首的三位自由派新教领袖，在北平进行一连串的形式会议。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三十日，《敞开的门》再度复刊，《执事报》取消。七月，农村开始掀起人民公审地主及富农的群众大会，而基督徒也不能免除参加政治教育学习和斗争大会。此时，鼓岭的房产被要求没收，全国的地方召会有上万圣徒联合签名希望政府能够保留。七月二十八日，吴耀宗、邓裕志、赵紫宸、刘良模等四十名基督教人士发表《三自宣言》，征求信徒签名。宣言倡导“三自革新”运动，并称“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
不久，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在鼓岭执事之家的全体人员开始受到管制。即便聚会，也要有政治学习。但汪佩真一面顺应环境学些政治，一面在事奉上和属灵的事上，仍坚持原则，不苟且附和。她对执事之家有很重的负担，日夜操劳、忍辱负重，主也给她恩典，把许多难关一步步都带领过去。
十月二十二日，因着外面有的刊物，责难抵挡地方召会的见证，攻击倪柝声及他的职事，并将他从前受诬陷之事重提。于是，在抱着静默的态度和不乐于争辩之后，上海召会的十二位同工（唐守临、杜忠臣、繆韵春、俞成华、许达微、李渊如、张光荣、朱臣、汪佩真、江守道、张愚之、张耆年），联名在《敞开的门》第二十二期发表声明，说几句不得已的话：“因我们一面愿在主面前学功课，一面也愿让主自己来替我们证明。总之，将来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怀意念都必要显明出来。但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敢不敬畏祂！不过对于倪弟兄个人，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见证，他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虽然经营生产事业，但他的目的从来没有为着他个人的什么。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经营生产的事业上，我们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关切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们代祷。”
十一月十七日，李常受应邀到马尼拉讲道，并安排服事，此后住在那里约有五个半月，使马尼拉召会兴盛起来。说到他访问马尼拉，其实在他刚去台湾的那个时候，遇见二位从马尼拉来的华侨弟兄，就是出钱买地盖造台北第一个会所的那二位。他们就极力邀请他去马尼拉。那时，中国人到菲律宾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一九四六年，菲律宾政府脱离美国的辖管，成为独立的国家后，就非常限制中国人到那里去。因此，办签证极不容易。而到了十一月这个时候，李常受在台湾的工作告一个段落；同时，菲律宾的手续也办出来了，他就去了马尼拉。
到马尼拉第三天，他就得了严重的痢疾，送医院急救。因为接待他的会所，那里蚊虫相当多。但主怜悯他，叫他得着了恢复。之后，他就被安排住在一位老姊妹家。马尼拉的第一场同工聚会，是在一位弟兄家里。缪绍训开场就说：“李弟兄，我们在这里多年，感觉羞耻，工作作得不像样，召会带领得也不像样。所以我们请你来，真觉得需要你的帮助。”其实，后来证明他的话不过是假意，但倪柝声曾说过：“即使人嘴唇的话是骗你的，你也得信。”李常受清楚这一点，他也认为：“不要因为你聪明，人嘴唇的话，你知道不是真的，你就不信。”于是，他真的就照缪绍训的交通，接受了负担，在那里开始撒下神工作的种子。
年底的时候，李常受请了三班人，同工、长老、执事，总共差不多四十人，一同来聚会。他对他们说：“我来了一个半月的光景，你们同工起先对我说，需要我的帮助，长老们也说要我帮助，执事们又说需要我帮助。我是个敞开的人，我们受主差遣出来，帮助一个地方召会，但帮助的方法不同，要视一个地方召会的实际情形而定。我们对召会的帮助分二种，有的召会自己可以往前去，只是需要我们来加强，这种帮助是作客的帮助。我们帮了一段时间，就会走了。另一种，就是这里的召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把召会交给我们，要我们重新带领，好好的帮助。这就不是作客的帮助，乃是我们作主体，带领整个召会。我请你们一点不要客气，都在主面前告诉我，你们需要哪一种帮助，是作客的帮助，还是作主体的帮助？”
他的话刚说完，缪绍训就站起来说：“我代表众同工，请你来作主体的帮助。”另一位也站起来，代表长老说：“我们需要第二种的帮助。”后来，又有一位弟兄站起代表执事们说：“请你照着第二种方式，帮助我们。”因着这样，李常受就接受他们的邀请，定规每年划出一部分时间，大概是三、四个月在马尼拉，其它时间留在台湾作工。同时，他也盼望马尼拉的同工、长老、执事，人位一概不动。并且众人来在一起事奉，从前的作法，要一概到此为止，今后一切要随从新的作法。接着，在马尼拉召会就成立了长老室、执事室，并安排陈美西、王淑贵这二位同工姊妹，为执事室的总负责人。大家都同意了。
然而，没过多久，这二位姊妹就来对李常受讲：“李弟兄，我们没有办法作下去了，因为你安排的，等到你不在时，缪弟兄把这些全都改了。”李常受就对她们说：“你们且不要管，因为那天，他们众人统统交出来了，要受带领，要我作主体的帮助。你们还是照着我交待你们的作，缪弟兄怎么改都不要紧，你们还是照我说的改回来。”李常受不在时，缪绍训就把一切都改回去，这叫李常受里面打了问号，到底他开头说需要帮助的话，是客气话呢，还是真话？
再说说马尼拉召会的背景。菲律宾第一个有聚会的地方，就在马尼拉。先是有几位中国人，在圣公会里聚会，后来因着稍微看见一点真理、亮光，就不愿意留在那里。一九三五年，王载到了菲律宾，对他们讲道。他们就得他帮助，从圣公会出来，自己有一个聚会。王载回国后，就把缪绍训介绍到马尼拉传道作工。缪绍训是在福州得救，而后一同事奉的。那时，他是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和福州城外南台的聚会比较接近，但并不在那里聚会。这时，王载把他介绍到马尼拉，此后他就在那里传道、作工，也有了聚会。再后来，陆续有人得救，那些得救的人，虽没有直接得到倪柝声的帮助，却间接借着他的书报得了帮助。此外，一九三七年七月，倪柝声访问马尼拉，花了一个月时间，在碧瑶山上对一百多人讲道，帮助了一些人看见召会立场及生命方面的事。
- 待续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介言)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编年史_1(1920-193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32-194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42-1950)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51-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