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燦原創：歷史的簡說

歷史的簡說_編年史(1942-1950)

 

一九四二年

在年底，上海發生一個大的風波。最初由上海朱臣、杜忠臣等四位長老對倪柝聲參與經營“生化藥廠”一事產生疑惑和不滿，後來就通過長老們交通決議，要求倪柝聲在哈同路文德里停止講道，並將他革除出上海召會。

對於長老們的決定，引起一些信徒揣測，甚至招來更為嚴重的說法。有的人惡意地批評他，說他做生意乃是與世人同桌吃飯，而這些人都是他過去見證所結的果子。就連那些從前暗中接受他經濟幫助的一些弟兄，都公開反對他。當時，召會內部議論紛紛，屬靈氣氛受到極大的影響，甚至李淵如也牽入其中，一怒之下，退出事奉，隱居到無錫附近。有人說，那時全國只有兩個半人，不反對倪柝聲：一個是汪佩真，她在上海，是絕對為他作見證的；另一個是遠在北方的李常受，是完全為他作見證的。至於另外半個，就是俞成華。因為他既不反倪，也不為倪作見證。

雖然倪柝聲的整個見證都被人懷疑，當他面對攻擊時，那些負責弟兄們卻保持沉默，但是他覺得許多同工的需要都依靠他，就無法放棄他所承受的負擔。並且，他回想起和受恩教士，以及定意要在主里學習十字架的功課，他就不想為自己辯解，不為自己伸冤。張品蕙曾問他，為何不解釋？他說：“如果有人把倪柝聲抬到天上，他仍是倪柝聲；如果有人把倪柝聲踐踏到地獄裡，他仍然是倪柝聲。”神是公義的，這對他就足夠了。

後來，日本特務機關成立的“偽基督教團”，壓逼上海召會加入，但上海召會不肯。為此，特務機關找倪柝聲去談話，此前至少談了兩、三次。當晚，倪柝聲就把船預備好，第二天坐船走了。這樣內有風波，外有逼迫，許多弟兄姊妹退去，哈同路文德里的聚會就不得不暫停。但汪佩真對於真實的情況有從主所得清楚的異象，並為着主給祂召會的恩賜倪柝聲堅定站住；她留在上海，有個明確的目的和期望，就是在上海的召會和倪柝聲的職事都能得到恢復。而那時留下的，也隨後轉到聖徒家中聚會。

正當上海召會處在大風波時，在夏天的煙臺，照着從倪柝聲那裡看見的藍圖，卻有各樣的實際事奉。李常受又被請到青島傳福音兩個月，那裡召會人數從一百幾十位，加增到三百幾十位。之後，他回到煙臺繼續帶領。在年底的一個主日，他領唱詩歌“眾人湧進主的國度，十架少人負”。詩歌一唱，全體信徒都哭了，這是煙臺大復興的開始。這期間，有些弟兄姊妹盼望他和欒腓力，能到上海應付那個局面，正如一九三五年因 倪柝聲的婚事鬧出的風波出面一樣。欒腓力也為這事寫信給他，他就到主面前禱告，實在覺得不懂內情，無法幫上忙。所以，他們倆人都沒有去。

一九四三年

從一月一日起，煙臺召會藉着李常受的帶領，天天有特會，連續聚會一百天之久，有八百位信徒全人奉獻。每天晚上還未到聚會時間，人就來了，都是流着淚，帶着要奉獻的東西來。主把每一家都對付得乾乾淨淨；在聖徒的身上，實在發生了一些奇妙的事。

那段時間的聚會很特別，沒有講什麼專門題目，也沒有專一的信息，每次開始都是大家禱告。有一天晚上，李常受事先沒有感覺要講什麼道，但眾人跪下禱告時，主的話來了，第一節是以賽亞書一章三節：“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的民卻不留意。”接着又有一節，就是耶利米書八章七節：“空中的鸛鳥，知道來去的定期；斑鳩燕子與白鶴，也守候當來的時令；我的百姓，卻不知道耶和華的法則。”主就給李常受負擔講這一篇道。等眾人禱告完了，他就請大家讀這兩節聖經，並講了短短一點話。

之後，一位青年弟兄發抖着站起來，說，今天他在家裡和主交通時，主就是把這兩節經文給他。他裡頭有負擔，要起來作見證，但他和主講理，說：“主阿，你叫我起來作見證，你必須感動李弟兄，在聚會中讀以賽亞書和耶利米書這兩處經文。”哪知在聚會中，眾人禱告後，李常受正好說：“請坐！”然後大家讀以賽亞書一章三節，他吃了一驚；接着又讀耶利米書八章七節，因此他全身發抖地起來作見證。類似這樣的事，發生很多，顯明那時聖靈實在有權能。

在復興時期的一個主日，大家要求按手禱告。煙臺會所是長形的，兩面都有走道。李常受和長老們跪在中間，人從兩面進來就跪下，把頭放在他們手下，一個接着一個，接受他們的按手，一下子就按了兩百位聖徒。他們為這兩百位的禱告，如同一個禱告，都是新的祝福，並且話滿了權能，整個合起來就是一篇道。在那個祝福里，很多都是舊約、新約的典故，更奇妙的是，那些按手的禱告，有很多都得着了應驗。

又有一次，李常受上台講道。一上台他就禱告，大約禱告了半個小時。那次的總題是“震動”，那個禱告好像就在會所里震動，一直震動，震動到全場的人都站起來，眾人大得釋放，甚至高舉雙手。那種光景難以形容，與會者沒有一個不落淚的。因着這個復興，眾人就有負擔移民到西北，把福音帶到西北，頭一步是到內蒙、綏遠。他們的行動是有步驟的，先從教育程度較低，作小生意、出勞力的人開始移民。慢慢的再移教書的、作生意的，然後是醫生、護士。

三至四月間，第一批搭船移民到西北內蒙的，總共有七十位。這七十位每一個都不出路費，完全由召會供給。除了路費之外，還供給三個月的生活費。到達目的地後，前三個月有生活費；爾後，自己開始作一點職業。他們中最高的學歷只有小學程度。然而，不到一年的光景，主就借着這些小學程度的人，有修鞋的、有出勞力的、有作小生意的，在那裡興起四十多處地方召會。第二批移民到東北鴨綠江下游地區的，也有三十位。

因着煙臺召會的復興，也有兩批移民出去，就轟動全城，也立即引起日本憲兵隊的注意。他們懷疑其中有政治企圖，並派地下工作人員，偽裝聖徒前來聽道，為要調查李常受到底是什麼人。這樣調查達兩三個月之久。對於他們的調查，李常受仍是繼續聖徒的造就工作。他在台上講道，知道日本人在注意他，心裡不能說一點不擔心。他一面仰望主，一面想到基督教的光景。他生在基督教，長在基督教，可以說相當知道基督教的情形。他與倪柝聲同工已近十年，知道主的真理在哪裡。所以，他心裡有一個意念說：“主阿，我不能死。因為我死了，這些真理怎麼辦？”他的心境就是，他不能死。

他平常睡覺不太作夢，但有一天晚上，他作了一個夢。夢見自己手裡拿着一根手杖，安然走路，走到一個地方，前面是很陡的下坡，並且是個彎道，下面有四個台階。他拄着柺杖，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忽然有一隻狼犬撲到他身上。那隻狼犬的顏色，和日本憲兵隊制服的顏色相同，那隻狼犬撲到他身上，但他卻沒有受傷。一轉眼，那隻狗離開了。突然間，放眼前面，竟是一條康莊大道，非常平坦，並且寬廣無限；那時正值旭日東升。他的心便豁然開朗，看見這康莊大道、旭日東升、前途無限的光景，他便大搖大擺地走了。這就是他的夢。在夢裡所看到的光景，使他裡面得着莫大的安慰。主借着這個夢告訴他：“放心，你不在日本人手下。”日軍不過像狼犬一樣撲到他身上，至終並不能傷到他。他知道，主還要留他在這地上，前面是一條康莊大道，他只管往前行走。

就在五月的一個主日早上，李常受像往常一樣，不到八點便到會所。他剛進會所的門，兩個穿着藍布大褂的人來了。他一看，便知道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作翻譯的漢奸。他們說：“李先生，對不起，我們想來拜訪你。”李常受就招待他們，到他經常禱告讀經的房間。他裡面有主的引導，於是送給那日本人一本袖珍本聖經。末了，那日本人說：“對不起，李先生，請你到我們隊上去，我們有些話要和你談談。”於是，李常受就被他們帶到憲兵隊去了。

去到那裡，他們稱說很忙，請李常受坐一會。就這樣過了中餐、晚餐，直拖到晚上九點、十點，又說太晚了，請李常受在那裡睡覺，明天再說。當時，他們並沒有把李常受立刻下在監里，而是把一個憲兵的床，讓給他睡。那天晚上，夢又來了，那隻狼犬在他身邊左纏右纏。因着前一個夢，他知道它不會傷害他。第二天早晨，他們把李常受帶到審問的地方，那裡有冷水，有木板。他們要他躺在木板上澆冷水，從他口裡、鼻子裡灌水，也把水澆到他身上。之後，他們就開始逼問和拷打，隨後拘禁一個月。在審問的末了，他們想出了一個計謀。這一天，日本人和翻譯裝模作樣地坐在那裡，問李常受：“你整天講神，到底神重要，還是國家重要？”他們是想要他說國家重要，因為那時日本在東北成立了偽滿州國。然而李常受若真說“國家重要”就中計了，他們會認為他是表面上掛基督教的招牌，骨子裡是為國家作事的人。主給他智慧識破了他們的計謀，所以他不肯回答哪個重要。他們就一直要他說，他就回答神重要。最後，他們就說：“從今天起不給你飯吃，你去跟你的神要飯吃吧！”

他們因着怕中國人坐監出去後，把消息帶出去，就不准中國人和李常受一同坐監，所以與他一同坐監的，乃是個年輕的希臘教徒。通過英語交談，得知李常受為主受苦，敬佩之餘，就硬要把食物給他吃，看作是為主所作的一點犧牲。第二天，翻譯隨同日本人，多次試驗李常受，問：“神給你吃飯了沒有？”李常受答：“神實在是給我吃了。”後來又問他：“你為什麼把那個大會叫作復興會？”日本人懷疑這是掛着基督教的牌子，為國家效力，復興中華之意。李常受就慢慢告訴他，召會凡事都照着聖經，在各公會是叫奮興會，可這個在聖經里是沒有的，聖經里是說到復興會。那天，審問桌子上正好有一本先前李常受送給日本人的聖經，那日本人就馬上丟給李常受，要他證明聖經哪裡說到“復興”。李常受一翻就翻到哈巴谷書三章二節，他指給日本人看：“耶和華阿，求禰在這些年間復興禰的作為。”並說道：“我指的就是這個復興。”再後來，他們又考驗聖經中的詞彙，每問一個，李常受就一下子講解出來。這樣，日本人就被完全征服了，認為他只是個懂得聖經的“耶穌迷”，遂將其釋放。可沒過幾天，日本人又來找他，客氣地說對不起，實際上是想請他幫忙作點類似監視的事。李常受含糊地應付過去。一周后，日本人又來，問他有沒有情報提供？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他突然吐血，倒了下去。原來，在他入獄時感染了肺結核。日本人聽到這個消息，怕受感染，就對他放手，但規定他出入煙臺，必須到憲兵隊去申請。

而倪柝聲被革職後，在這年初，他盡其所能地幫助他的朋友，特別是為照顧重病躺臥在醫院的同工單覃恩，甚至變賣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因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要把上海所有的西國人，都關進上海城南龍華集中營里，單覃恩難逃此劫，但因他身患重病，就被送到醫院治療，可他的家人卻被關起來，所以倪柝聲就有了照顧他的義務。以後，單覃恩於一九四六年重返美國。又在這年三月十六日晚上，倪柝聲夫婦冒着危險，秘密款待兩位外國來宣教的姊妹，伊利莎白-費巴和菲利斯-迪克，在簡單的飯食前向神禱告，宣告祂的信實。

一九四四年

春天，李常受帶着病，在煙臺召會有少量的話語服事。十月間，他得着機會，從煙臺逃到了青島，加上太平洋戰事，日本人也就不太注意他，他這才得以在青島平靜的休養。但他的家人都還留在煙臺，青島的弟兄們安排接待他，也要求他在那裡休養時，每周至少能有個時間和他們一起交通。

當時因着日本特務機關強逼青島的召會，參加日軍所監管的一個基督教聯合會，青島召會覺得不便參加，為着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只好暫時解散聚會，關起會所大門。青島會所在當時就是個非常好的會所，完全用大石頭砌造的，外觀像堡壘一樣，地方相當大，也有招待所。李常受就在那裡休養，並且每周一次，在一位弟兄家裡有少數人的追求、交通。當然，平日他出去散步，也有人來和他交通。就這樣，他在那裡住了一年半多，直到一九四六年夏天。

在這期間，欒腓力患了非常嚴重的肺病、高血壓、失眠症等。他是相當忠心的一位弟兄，不太顧到自己，多是顧到別人。兩三年前，他覺得應當到北平，照顧那裡的召會，就去了北平。沒有多久，他所罹患的肺病加重了。為此，他個人禱告，弟兄姊妹也禱告，都有信心，主就醫治了他。此後，弟兄姊妹就贊同他不再養病，起來照常活動。可是，到了次年四月間，欒腓力就被主接去了。

談起欒腓力的得救，是很有意思的。他是東北人，比李常受大一兩歲，為人很正派。他原是反基督教的，因着搞政治、搞黨派，所以比較時髦。有一天他到一個古廟去，看到在偶像前的供台上，有一本打開的大字聖經，上面一層灰，不知是誰放在那裡的。打開的那一頁是詩篇第一篇。欒腓力一向反對基督教，輕視聖經，就去看看到底聖經講些什麼，讀到詩篇第一篇：“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他越讀越覺得基督教的聖經相當不錯，越讀越受感動，就在那裡認罪悔改，甚至仆倒在地，痛哭流淚，就這樣得救了。他得救很透徹，也很愛主、愛聖經，就加入遠東宣教會讀神學，作傳道人，那是“荒漠甘泉”的作者考門夫人的丈夫所成立的。以後他看見光，就轉到主恢復的這條路上，成為杭州等地召會的同工。

同年，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合格作政府的工作，有些弟兄們試着要把他帶到主面前。他們覺得，若是像他這樣有資格的人得救了，對召會當然是最好的。那時，弟兄們去告訴倪柝聲，但倪柝聲說：“不，他只適合在政府工作；他不適合召會。”召會所需要的不是有才幹或夠資格的人，他們能建立巴別塔，但不能建造基督的召會。我們也不要以為召會中的長老必須是具有某些天然資格和才幹的人。不，這不是召會所需要的，而是世界的組織所需要的。世界的組織需要具有才幹和聰明頭腦，以及有好性格的人。有些人也許說這種人會成為好長老，但他不是好長老，他只能在一個社團里成為好主席。他是一位好經理，但他未必是召會的好長老。

一九四五年

三月六日，倪柝聲仍在幫助其弟倪懷祖經營戰時營業困難的“生化藥廠”，因他們從不與日本人合作，又為便於匯款給工人之事，就計劃長期離開上海。於是，他們就到了自由省份地區的重慶。三天后，在重慶召會的張郁嵐請他去擘餅，倪柝聲斷然拒絕。不但如此，以後請他出來講道，他也是拒絕。因為他尊重上海召會的決定，停止了一切事奉，也不參加任何地方召會的擘餅。

起先，倪柝聲到重慶後，在張郁嵐家暫住了十天，後搬到附近的小龍坎。在那裡有一班弟兄姊妹，許多是從山東齊魯大學去的，也有少數來自別處。在這些聖徒中間，幾乎沒有反對倪柝聲的氣氛。有些弟兄姊妹每周有一兩次到他那裡尋求交通，使得許多難題得到解決。他總是給人非常甜美的感覺，可親可敬，態度溫柔謙卑，話中滿有膏油。然而，倪柝聲始終不肯參加召會的聚會，因為他靈里覺得，上海召會對他的問題沒有清楚之先，他不能參加別處召會的聚會。這是因他認識真理，知道眾召會在全地乃是一個身體，在一處召會有問題，在各處召會都有問題；自己在上海不被接受，不能因為到了重慶，就沒有問題。但是，一面因着弟兄們的饑渴，一面因着沒有什麼反對的氣氛，他就答應弟兄們，每周最少一次，和他們在一個非召會聚會的地方，一同有交通，並有一點查經。他們所查讀的真理，後來整理印行出來，就是《教會的正統》一書。

那時，逃亡到重慶的基督徒會集加增，並在江守道、張郁嵐等弟兄的服事下逐漸興旺，倪柝聲也幫助一些逃亡的弟兄們，把他們安插在製藥公司工作。從他停止職事到恢復職事期間，他雖幫助他弟弟在公司經營方面有很大成就，但他也在經歷受苦，就是拆毀與重組，內里生命有巨大的變化。從中他看見，外面之人的破碎與人靈的出來；聖靈安排的環境來管治，為要用神聖的成分在人裡面重組。外面的人極其需要破碎，好叫人裡面的靈，連同基督的靈能得着釋放，將生命分賜給別人。對於為神作工與流露生命，又正如他所說的：“神注重我們所是的，過於我們所做的。真實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而算得上的事奉，總是基督的活出。將自己獻給神，不是為神工作，乃是讓神做工；凡不能讓神作工的，就不能為神工作。”

四月間，李常受得到他親愛母親和親愛同工欒腓力相繼離世的消息，心裡相當傷痛。然而他相信，人的生命是在神手中。到這個時候，他已經離家差不多半年了，所以有些想家；另一面，一個人在外總有許多不便，他就有意考慮再回煙臺。於是，就把他的冬衣，全數托一位要回煙臺的弟兄帶回去。只是當時煙臺的環境，因着日軍仍在那裡，他回去總是不太妥當，所以就放棄回去的想法。豈知那位弟兄所搭乘的那艘日本船隻，在從青島開往煙臺的途中，被美國軍機炸沉了。因為那時美國不許可日本船隻，在那一帶海域上往來，不僅是軍艦，就是商船也不准許。所以那位弟兄，連同他的冬衣，都葬在海底了。李常受估計他自己最低限度，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能，會搭上那條船，和那位弟兄一同回家看看；若是那樣，他和他的冬衣也就葬在海底了。但他這個人還在，人的性命的確是在神手裡。

同年八月，日本答應無條件投降，戰後各地召會亟待覆興。

一九四六年

春天，張郁嵐因在政府機關工作，抗戰勝利後，他就隨着國民政府，從重慶回到南京。同時，還有一位原先在煙臺經商的王裕堂，這位弟兄到南京作生意。弟兄們聚在一起後，就判定開始聚會。因着王裕堂的推薦，他們就寫信請李常受到南京。

六月，李常受的肺病已痊癒了，可當時山東的大部分地區為八路軍占領，召會工作受阻。就在此時，俞成華和汪佩真也邀請他南下，幫助恢復上海的地方召會。於是，他覺得時候到了，就定意從青島出門，應邀訪問南京和上海兩地召會。在南京的時候，他住在張郁嵐家，一進門，就發現兩位他非常熟悉的姊妹，李淵如和張耆年。

李淵如這時非常灰心，卻又非常冷靜，因為上海召會從一九四二到四六年，這不到四年的時間裡，一直在風波中，風波更是非常厲害；其中有一部分，她也受了影響。她在同工中比較年長，屬靈分量也比較重，雖是個姊妹，多年來卻相當受眾人景仰。由於她有份於那個波動，因此波動相當的厲害。然而，經過將近四年的時間，她開始有悔意，覺得自己不該有份於那個風波；一步錯，百步歪，再也難以挽回那個局面，她實在非常難過。所以，她住在無錫附近，聽見李常受要去南京的消息，就和她的同伴張耆年，親自到南京等他。

他們在那裡有很透徹的交通，李常受完全了解她的心情。李淵如表示她沒有任何地位，在弟兄姊妹中間說任何話，因為她作了那樣一件錯事。言談之間，她流露出，她覺得似乎是主的憐憫，在上海召會起風波時，特別保守李常受不在那裡，今天才能給主一條路，作一點挽回的事。因着李常受在青島養病期間，只看見一件事，就是在主的恢復里，在祂的工作里，所缺的就是生命。所以，他在南京一上台就釋放“生命樹”的信息。開頭為着身體的緣故，他不敢放膽講說，並且絕對守住一次信息不超過四十分鐘。雖然信息很短，卻是叫許多人得益處。尤其是李淵如，當她一聽到這些信息，真是大吃一驚，可以說是聞所未聞，因此第一個受益的就是她。她裡頭覺得上海召會的難處，的確是由於缺少生命。

其實，生命樹是極其簡單的，就是生命；種的是生命，長的也是生命，給人得着的是生命，結果也是生命，一切都是生命。李常受以約翰福音中的許多事例，給弟兄姊妹看見，主耶穌就是生命樹，祂的對面卻處處都是善惡樹；善惡樹就是“是非樹”，善就是是，惡就是非，都不外乎是是非非；閒話就是“是是非非”，都是善惡知識樹上的東西。當時，這“生命樹”的信息在南京救了許多人，又釋放了許多人，叫他們的靈得着釋放，心也得着開啟。

這期間，李淵如發信給遠在浙江的許大衛和張愚之，要他們無論如何快快到南京見李常受。因為當初上海召會波動時，張愚之受了牽連，許大衛也受了影響；他們都是同工，且是受牽連的主要分子，後來都癟了氣，什麼都不能作，像李淵如在無錫一帶一樣；幾年內，大家都沒有辦法盡什麼功用。李淵如把信函發出去後，他們就都來了。

張愚之是個說話爽快的人，他見到李常受就直問：“你真覺得倪弟兄沒有錯麼？”這就給人看見，李常受在那裡講生命樹，但魔鬼卻利用他最親愛的同工，用知識樹的對錯來試探他。差不多經歷過的弟兄姊妹，都不能通過那個引誘。然而，李常受裡頭的確有生命樹，他就問張愚之：“你們都覺得倪弟兄錯了，請問你這樣覺得以先，你是活的，還是死的？等到你覺得倪弟兄錯了，定他的罪後，你又是活的，還是死的？”在這裡，李常受從主學到一個功課，要回復魔鬼借着人發出的問題時，不要先答他的問題，乃要在問題上問一個問題，叫他先作答。

這位張弟兄在沒有定罪倪柝聲之先，並不是那樣的死，所以在李常受問完他之後，他幾乎哭着說：“李弟兄，我必須說實話，我不覺得倪弟兄錯的時候，我實在是活的，就是從我覺得倪弟兄錯了，並且定罪他開始，我死到今天，我一點也沒有辦法活過來。”李常受再問他，他覺得死的原因是什麼，但他無法確定。李常受就對他說：“愚之弟兄，你問我關乎倪弟兄的事我怎麼看，現在我答覆你。首先我們要看見，你和我以及我們眾人，沒有一個人能否認，我們所以能到今天這個屬靈的境地，屬靈的程度，都是從倪弟兄得着了幫助。就如作兒女的所以能生出來，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是從父親生的。作父親的是對或錯，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我們這些作兒女的，能生存在這世上，都是由於父親生的。”

他又說：“在聖經創世記九章里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所有的兒女，對父親一有了消極的話，就要受虧損。我們都知道在挪亞身上所發生的事，有一天他喝醉酒了，就赤身露體地躺在帳棚里，這實在是他的軟弱。”在這點上，李常受也特別對弟兄們說：“你們不要聽錯了，不要以為我是說倪弟兄有他的軟弱。我先聲明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們也不要這樣領會。我乃是對你們講到挪亞的歷史，我們看見挪亞那時實在是軟弱了，他的兒子含出去把他父親的軟弱，不是大大批評，或大大反對，只不過是告訴了他的兄弟們，這樣，含就受到了咒詛。他的兄弟閃和雅弗，卻快快拿件衣服，倒退着進去，不看他父親的赤身，而將他父親遮蓋起來。他們二人就因此蒙了祝福（創九22-27）。這不是件小事情，今天在地上，閃和雅弗的後代都比含的後代蒙祝福。論到倪弟兄的是非，這件事是嚴重的，倪弟兄是錯或不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連你們也不能否認，就是我們都在屬靈的事上是他的負債人，因為我們是從他得着屬靈供應的。”

這些話給了張愚之莫大的幫助，當這些話說到他裡面後，他哭了，並且悔改，承認自己在上海召會，受到那個波動的影響。之後，他也把自己悔改認錯的經過，交通給許大衛；這位許弟兄也悔改了。此乃是主第一場用生命樹的信息，打了勝仗。

李常受在南京住了十來天的光景，就覺得應當去上海。他在上海又呆了約三周，期間有一次特會，他有負擔專講“生命樹”。當全部“生命樹”的信息，在上海差不多釋放完畢，約莫一周的光景後，上海召會頭一班三位長老中的一位，就是杜忠臣，特特來見李常受。他們年輕時就很熟識，是李常受介紹他到上海召會聚會的。當時杜忠臣是非常難過，也非常灰心，因為他也受了那個風波的影響。談話開始，他就問了許多問題，李常受仍是用生命樹來交通，結果他的眼淚就流下來，說：“我從前是活的，自從我受波動後，我就死了，並且死到今天。”就是這麼簡單，這位作長老的弟兄因着生命樹，得着了挽回。

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如此，他們裡頭有主的愛，也是非常愛主。雖然受了波動的影響，但這條路是不能放棄的，所以他們都還是來尋求。李常受在那裡只住了短短的時間，那些重要的、關鍵的弟兄姊妹，都一個個悔改了。乃是“生命樹”的信息，立定了一個基礎，使上海召會得着復興。當時，在汪佩真和俞成華等人的幫助下，上海召會剛恢復聚會，但擘餅人數不過一百位左右。

十月，基於李淵如和領頭弟兄們的建議，李常受攜家眷遷住上海，兼顧南京在兩地作工。此後，他每個月安排三周在上海，一周在南京，月月都是如此。那時，倪柝聲已回到上海，為着他藥廠的工作住在那裡，但還沒有恢復盡職。李常受和汪佩真非常關心他職事的恢復。為此，他們常見面並有交通；許多時候，他們交通到生命、那靈、工作、眾召會和主恢復里的行動。在這一切事上，倪柝聲的回應是鼓勵李常受在其他召會實行同樣的事。李常受當面向他陳明，因着上海召會的恢復，和一些新地區敝開的大門，急切需要他恢復盡職。但倪柝聲說，因着某些背叛的弟兄，他盡職的靈不會許可他對上海召會盡職。另外，當時又有一股暗流，凝聚於有關倪柝聲的謠言，說他誤用召會款項，又曾與日本人（敵人）合作做生意。可他並未受其攪擾，曾對一位友人說：“我已全交在神的手中。”

一九四七年

新春，李常受向上海召會的長老們介紹他在煙臺的實行，就是“召會傳福音”。隨後，完全照着在煙臺所作的實行，就有二百多人受浸。到了夏天，不但得救人數加增到一千多位，而且那些退去的、冷淡的信徒，聽見召會活了的消息，裡頭就開始有些恢復，也都回來參加聚會了。僅僅半年多的時間，上海召會就分成十六家（十六處擘餅）之多，可以說上海召會的復興達到了高峰。這樣的消息傳到南方，也傳到北方，到處都很響應“召會傳福音”。

不久，李常受就收到各地的邀請函。說到福州的邀請函，不得不追尋一下已過的歷史。從一九二四年倪柝聲被福州的同工革除後，福州的聚會就開始落進一種不堪的情形。倪柝聲在他那一面，可說是盡了最大的容忍。他不願意和他們爭論，就遷居到馬尾附近的羅星塔，在那裡出版了《基督徒報》，以後去了南京，慢慢又遷到上海。到了一九二七年，他的工作就從福建轉到上海。雖然他久不在福州召會盡職，但有些弟兄姊妹還是願意從他的書報得益處。儘管這樣，那裡召會仍是發生一些問題。例如，當倪柝聲照着聖經講到蒙頭的事時，上海召會的姊妹們都接受這個真理，可福州召會那裡就特別反對蒙頭，甚至是故意的。有一次，倪柝聲母親從上海回到福州，參加那裡聚會，蒙着頭跪下禱告時，王載就當着眾人走到她面前，把蒙頭帽從老姊妹頭上摘下來，並且說了一句很強的話：“一切的責任，我在主面前負。”這就給人看見，他們強項到怎樣的地步，福州召會反對倪柝聲到什麼樣的地步。

再則，本來福州聚會是在福州城外的南台，可是在城裡的津門路又有個聚會，由王載的弟弟王峙興起。這個聚會和城外南台的聚會不是一個，是各自獨立的，卻時有來往交通。可以說，這個局面複雜得難以描繪。早在一九三四年，倪柝聲講過“基督是神的中心和普及”之後，就想解決福州的問題。經過了十年，他裡頭實在放不下。有一天，他對李常受說：“常受弟兄，我覺得你們三位弟兄應當去福州交通一下。”這三位弟兄，一位是李常受，一位是欒腓力，還有一位是江北的吳微。照原定計劃，李常受是去講真理的；欒腓力善於交涉，是去交通談判的；吳微較老練，他去就是運用他穩重老練的經驗。

李常受開頭不答應，因為那實在是一件太難的事了。對福州的情形，他是了解得太清楚。不要說他不是個內行的專家，即使他是，他也不能去，因為福州那樣一個病怎能治得好呢？然而，倪柝聲說：“你總得要去！”李常受只好答應說：“好吧！去吧！”可有一天，他和腓力去見李淵如，那時他們都把她看成老練的“總參謀”；見到李淵如後，他們就告訴她，倪柝聲是怎麼說的。李淵如卻嚴肅起來，對他們說：“你們去福州，恐怕弟兄們只會把你們看成小孩，因為你們是後起之輩，他們是老前輩，中間可能差了十年了。”接着，他們把這事交通給倪柝聲，倪柝聲就不再勉強他們去。不過，消息慢慢傳出去了，都說李常受是最跟隨倪柝聲的。所以，他在福州也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

然而，就在一九四七年夏季的這一天，有位在福州城內聚會的負責弟兄，他在美術學院教美術，受教育部徵召到南京去受訓。在行程中，他到了上海，在那裡留幾天，要看看上海的聚會。巧的是就在那個周末，上海召會有特會，這個特會抓住了他。特會過後，他覺得這實在是太好，就來見李常受，對他說：“李弟兄，無論怎樣，你非去福州不可。”說來也是奇妙，上海的特會結束後，李常受去了南京，在那裡也有一個特會，這位弟兄又在那裡，他是完全被燒透，被征服了。他回去後，立即約集城裡的負責弟兄，來了一封信函請李常受去。

不僅如此，李常受也收到其它地方的邀請函，如廈門、汕頭、廣州，甚至連香港的邀請函也都要他去訪問他們。李常受就答應他們，要在年底時出訪，到這幾個地方去。他與汪佩真、李拉結三個人先從上海飛到香港，在那裡有一點交通，這是他應邀初次訪問香港。另外，華北、華中的弟兄們，雖然沒有請他去，但他們要求到上海來交通，看一看主復興的光景。所以弟兄們定規，於次年四月間有一次特會，邀請全國所有有心尋求者到上海交通關於主恢復的事。

同年四月，李常受與上海召會的長老們有關於倪柝聲被革職之事的交通。弟兄們之間感到憂傷和良心內疚，正在耐心地尋求一條可以挽回的道路。隨後，李常受從長老們那裡接受調停的負擔。與此同時，倪柝聲退出製藥公司，在滿足股東的要求後，他與其弟商議，把一大筆利潤轉入工作及將來供應工人之用，然後他回到福州老家。臨走時，他表示已預備好回到在上海的召會。在他回到福州後，就用六年來經營“生化藥廠”的收入，買來在城東鼓嶺山上的兩棟度假房屋，準備作為工人長期訓練之用。

一九四八年

一月一日，李常受一行從香港去廣州，魏光禧同去。又去汕頭，再到廈門鼓浪嶼，最後抵達福州。在福州附近，有三、四十位全時間的同工，散在好幾處召會裡作工。當李常受到福州的消息傳開後，他們統統都來了，並且還帶着其他的弟兄姊妹同來。李常受在那裡留了三周，先是講造就的道，而後傳福音，就像在北方所作的召會傳福音一樣，立刻就有很多人受浸。

這期間，定規在二月里召聚一次集中的特會。然而，有南台聚會的弟兄來請李常受去吃飯，與他交通一點話語；他是不能講善惡樹的，也是不能講生命樹的。雖然如此，在福州此行召聚的特會中，他在津門路聚會所的講道，仍然使福建全省地方召會的同工們大受感動。

在特會結束後，李常受與汪佩真和李拉結三人願意留下來和倪柝聲有交通，他們就搬到南台海關巷倪柝聲的家裡，準備同住一段時間。當時，有些同工聽見這消息，就派出代表，懇求李常受為他們求情，希望能有份於倪柝聲的交通。起先，倪柝聲只准他們三人去，在他們住下後，李常受對他說：“弟兄姊妹的需要實在太大，心情也重，又真是如饑似渴，請你放寬一點，讓他們來吧！”他的心一軟，後來就同意讓那二十幾位同工來，可他卻說：“常受弟兄，准他們來可以，但他們要坐在那半面牆壁外，只有你們三位可以坐在裡面，並且你要擔保，他們只能聽話，聽了之後，不能出去對任何人講。”李常受說：“沒有問題，只要開一扇門，叫他們能坐在那裡聽，他們就都快樂了。”

交通談話起頭不太自由，因着現場的情形也不方便在眾人面前問及關乎同工的問題。倪柝聲這個人就是你問他什麼，他就答什麼，你不問，他也不會多說什麼。直到幾天后，李常受終於壓出一個問題，問他說：“倪弟兄，我這次出門，到廣州、福建等地走過，覺得各處召會實在太亂，你看，這到底該怎麼辦？”這一問，就把倪柝聲裡面那個水源打着了，他這一開口講，就是一個多小時。講到從前釋放的《工作的再思》信息，是看見安提阿的路線，但還不夠，還要看見耶路撒冷的路線。等他講完，坐在遠處的一位叫翁玉冰的老姊妹就突然站起來喊道：“既是這樣，為什麼我們不立刻照此實行呢？”倪柝聲沒有怪她違反約定，私自發言，就回答說：“你們若要各處的召會上軌道，工作上軌道，你們應當一個一個的，為着走耶路撒冷的路線，把自己交給工作（職事）。請簽字表明你們的奉獻，並交給李弟兄。”大家都同意，並且非常歡喜地響應了。

到了晚上，在福州城裡津門路聚會的負責人聽見這事，就派了二位代表來見李常受，說：“我們白天都去教書作事，回家後，就聽說你們這裡眾人都要交出來。弟兄們交通後，就差派我們二人來，代表福州城裡的聚會，把聚會和我們自己都交出來。”這真是不得了，連聚會都交出來了。李常受就去請教倪柝聲，告訴他這件事，問他怎麼辦？倪柝聲回答說：“接阿！”李常受趕緊問：“怎麼接法？”他說：“今天晚上在城裡召開大會，讓負責弟兄們在大會裡交出來。”

這樣定規後，倪柝聲要李常受在那聚會中說話。但李常受堅決要求倪柝聲在大會中說話，否則自己甚至不會去參加。因此，倪柝聲就接受這個負擔，大家都為此歡喜。也就在三月三日那晚，倪柝聲一站上講台，仍說到“約櫃的歷史”。二十四年前，他講的是上半段，二十四年後他講的是下半段，眾人都聽得滿有味道，說真是太好了。然而，在福州城外南台聚會的弟兄們聽見了，就覺得城裡的聚會是和他們有交通，不該單獨行動，並認為這是倪柝聲和李常受計劃好的，把罪名加在他們身上，否則怎能一上台，就釋放二十四年前所講的那篇未了的信息呢？第二天，倪柝聲指派李常受和汪佩真去和他們交通，講到不是對錯的問題，乃是存心和地位的問題，並說到同心合意。於是，事情才有了不很完滿的解決。

不久，王峙從南洋回國，為着福州城裡交出來這件事，責怪城裡的負責弟兄們，因為城裡的聚會是他開始的。這些負責弟兄們說：“我們現在看見亮光，召會在一個地方上要有獨一的立場，我們不能只作王家的召會。”王峙一聽，只好說：“好吧，我把鑰匙交給你們，盼望你們今後不再作王家的召會，也不要作倪家的召會。”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因着四月份在上海有一個全國性的交通聚會，華北、華中的弟兄們都要參加，李常受就堅決請求倪柝聲同去，他同意了，並受邀主領哈同路的聚會。當他到那兒，發現來自全國各地的六十位同工，及三十幾位長老，和上海召會的人都在等他。在這次特會中，倪柝聲請眾人唱《葡萄一生的事》。但許多唱的人不一定就了解他的用意，因為那葡萄就是指倪柝聲自己。葡萄一生的事就是受苦結果子，描繪葡萄不斷受各種苦難和對付，卻仍然結果子叫別人喜樂。經過多年的受苦之後，倪柝聲渴望藉着唱這首詩歌，來表達他屬靈的情操。這首詩歌原是散文體裁，由法文翻成英文，再由倪柝聲翻成中文。後來，當李常受剛到台灣完成編寫第二集詩歌時，又到香港與倪柝聲配搭同工一段時間，在他們最後相處的日子裡，倪柝聲幫助修改了其中的歌詞，再加上三節而完成。最後兩節的歌詞說：“估量生命原則，以失不是以得；不視酒飲幾多，乃視酒傾幾何；因為愛的最大能力，乃是在於愛的捨棄，誰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給人。誰待自己最苛，最易為神選擇；誰傷自己最狠，最能擦人淚痕；誰不熟練損失、剝奪，誰就僅是響鈸、鳴鑼；誰能拯救自己，誰就不能樂極。”

而當倪柝聲談到他為什麼去作生意時，他說：“我去作生意，如同寡婦被迫再嫁。”並且，他給了眾人一個統計，從哪年到哪年同工有多少，後來因着營養不足，肺病死去的有多少，他們的家屬所受的貧窮災苦又是多少。他告訴眾人，當他看到這樣的情形時，只好去作生意。說到這裡，他哭了。隨後，李淵如也哭了，對一九四二年那個上海事件懊悔極了。他們二人一見面，就握着手，所有的問題就都過去了。眾人都哭了，全場哭在一起。認錯的很多，認罪的很多，悔改的很多，整個上海召會就完全恢復了。

藉着這次特會，倪柝聲的職事完全得着恢復。四月九日至五月十五日，他在哈同路與同工們交通的一系列信息，後來都收錄在《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裡。

與此同時，上海召會買地造會所很順利。按當時地價，是二百一十根金條，分三次付清，每隔一個多月就要付七十根金條。起初，弟兄姊妹奉獻的金子，總共加起來合計有三十七根金條，只夠付第一期款的一半。有一天，倪師母張品蕙忽然來找李常受，說倪柝聲請他當天晚上到他家去一趟。於是，李常受就去了。到了他家，坐了一會兒，倪柝聲就拿出三十五根金條來。李常受大吃一驚，問他這是從哪裡來的。倪柝聲說：“這就是當初那位老姊妹的地沒有成交，退下來的那三萬元，一直到現在總數是三百五十兩金子。這本來就是為上海召會買地的錢，現在我聽說你們買了地，你們拿去用吧！”李常受聽了非常喜樂，弟兄姊妹已經奉獻了三十七根金條，現在又加上三十五根，不就是七十二根麼？正好付第一期款。

另一面，李常受裡頭非常受感動，因為那時已經有人在議論那筆錢的事，倪柝聲從來不說一句話，等到實在需要的一天，他擺出三十五根金條。若不是他在那裡，用各種方法管理那筆錢，也是化成灰了，貶值成廢紙了。李常受就看見，這裡有一位弟兄，不只明白真理，他實在是忠誠。眾人可以想想看，在那樣變動的時候，幣制一直改換，倪柝聲卻保守這筆錢的價值，末了還比原來的價值高。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忠心的人才肯這樣作。這是一個見證。

在五月下旬，倪柝聲就接續負擔，到福州鼓嶺主持為期四個月的同工訓練。李常受、汪佩真、李淵如則被指定留在上海，顧到召會和訓練的供應，並負責建造上海召會南陽路145號聚會所。倪柝聲在徵求家人的同意後，也將倪家在福州的三處房產全部奉獻出來。中洲中東巷24號房產，改建為福州召會的第二個聚會所；海關巷14號倪家房產，改建為執事之家；玉林山館房產，奉獻給福州召會使用。對於福州召會，倪柝聲重新安排了陳恪三、陳必蔭、陳貞藩等四位長老負責，並實行全體事奉傳福音。不久，就帶進福州召會的大復興，信徒人數從一百五十人擴增到一千四百人以上。

關於第一期鼓嶺訓練，內容為《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教會的事務》、《信徒造就》等。有八十多位從上海動身去參加受訓，總共參加人數有一百多位。那些受訓的人，下山以後，特別是北方的弟兄們，他們到了青島廣傳福音，在那裡不到一個月，一天中受浸就達七百多人。因此緣故，倪柝聲有負擔再辦第二期的鼓嶺訓練。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期鼓嶺訓練結束的聚會中，倪柝聲把一個“二十年福音傳遍中國”的計劃擺在眾人面前。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很多西教士，特別是內地會的，到中國傳福音。大戰勝利後，內地會又打發西教士到中國來，看看福音的情形。這些西教士回報內地會說，照他們的觀察，中國不需要西教士了，因為全中國都在“小群”福音的手下。那時候，全國三十幾省，每一省都有主恢復的召會，約計有四百多處到五百處。加上鼓嶺山上的訓練又是那樣成功，個個靈里火熱，所以倪柝聲就訂出來一個計劃，要“二十年福音化中國”。

為此，他計劃了五條大路線：第一是最北的一條，從天津、北平進入綏遠；第二條，從煙臺、青島到隴海路，進到西安；第三條，從上海順着長江一直到四川；第四條，從福建廈門經過江西，進到內地；第五條是由香港入廣州，至西南，這是最南邊的一條。倪柝聲自己負責帶領訓練，受過訓練的人由李常受分派，到這五條路線去傳福音。然而，因着局勢的變遷，這五條大路線都沒能實行。歷史終歸是歷史。倪柝聲一生的工作，不是重在開展工作，乃是重在生命。雖然按着鼓嶺山上受訓的情形，無論誰在那裡，都不能不覺得，就福音而論，主是把全中國都交給了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他們實在應當為着主有點作為。但主的意思不是如此，所以這個大計劃沒有作成。

十一月，因政局改變，倪柝聲第一次緊急召聚上海眾同工的聚會。為着同工們該留下或離開，禱告、交通並尋求主清楚的引導。當時，李常受在杭州為着辦理七、八十位弟兄姊妹從浙江肴山移民到江西的事，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會。正當末了一次聚會結束的中午，他接到倪柝聲的緊急電報，要他立刻放下所有的事，到上海去。聚會中，倪柝聲先交通一點當前政局的情形，大家有些禱告，然後他說：“我覺得，無論如何，我們要打發李常受弟兄出國，我們大家還都要留在這裡，繼續作下去。”但沒有一個人說話，因為不知道怎麼說，定規該怎麼辦。最後倪柝聲只好說：“讓我們把這事帶到主面前，看主要如何帶領我們。”

因着華北政治局勢的改變，倪柝聲與李常受還交通到其他弟兄，並拍了一封電報，大意是：“青島的張晤晨、孫豐露和劉效良三位弟兄，請你們和在上海的趙靜懷弟兄，帶着家眷移民到台灣，以擴展主的恢復。”之後，倪柝聲就離開上海，到福州準備第二次的鼓嶺訓練。臨走時他囑託李常受，無論如何要盡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上海會所蓋造起來。

在倪柝聲恢復職事後，他也負責安排出版《見證報》代替《復興報》，專一述說生命的信息；《道路報》代替《基督徒報》，主題是宣說聖經真理，指明屬靈道路；《執事報》代替《敞開的門》，性質乃是指出事奉的路，幫助事奉主者和各地召會前進，並解決職事上的困難；《福音報》代替《佳音報》，主題乃是傳揚神的福音，內容是福音信息、得救見證和福音故事。

一九四九年

年初，復興達到空前的黃金時代，全國有幾百處地方召會；復興的火把、福音的靈、事奉的熱心，甚至財物的奉獻，樣樣都是空前的，連車站、碼頭，都有聚會。這期間發生一個小故事：弟兄姊妹們都儘自己所能的奉獻財物；有一個富有的弟兄，也想有點財物的奉獻，就對弟兄們說，他要奉獻一部福音車。弟兄們知道這位弟兄還沒有把自己奉獻給主，人既沒有奉獻，東西奉獻有什麼用呢？就沒有接受他的福音車。而他看見弟兄們不接受福音車，就改奉獻一筆款子。但弟兄們仍是不接受。因為神要的乃是我們這個“人”，不是人的“財物”。人必須先獻給主，然後才能獻上人的物。

地方召會雖迎來空前的大復興，但不久就遇到一個非常大的難處，就是中共興起。因前蘇聯斯大林時期對召會的逼迫，又因其信仰的反宗教本質，弟兄姊妹都很擔心。為此，眾人在主面前有很多的禱告，求主眷顧並記念祂的召會。

一月，張郁嵐及國防醫學院的七十多位弟兄姊妹，隨着國民政府遷到台灣。除了一九四八年底幾位弟兄攜家眷外，這是去台灣的第二班聖徒。當時，李常受的大兒子和大女兒，原來都就讀於南京著名的高中，快要畢業了。但因着情勢混亂，他們不願意再回南京，而願意到台灣去，李常受只好把他們托給去台灣的張郁嵐、張振這兩位弟兄，讓他們到台灣入學讀書。

二月，倪柝聲正準備第二期鼓嶺訓練，但政局轉變得太快，他就從福州到上海，再次緊急召聚上海眾同工的聚會。一開頭他就重複前次緊急聚會的宣布：“不論李常受弟兄自己怎麼感覺，我們總是要請他出國。”而他覺得自己與大家都必須留在國內，忠心到底，並預備要為主的工作犧牲一切。聚會很快就結束。散會後，李常受感覺很重，因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他一個人打發走，所以在散步時他就問倪柝聲，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他不配留在國內為主忠心？倪柝聲對他說：“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們當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敵會將我們一網打盡，所以你必須出去，這樣還會留下一些。”

四月，倪柝聲再上鼓嶺開辦第二期的訓練，當時參加人數約有一百位。四月二十八日，倪柝聲從福州發電報，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李常受把上海造會所的事，交給弟兄們負責，然後叫他快快到台灣去。次日，李常受買票動身，預備先到台灣看兩個孩子，再去福州與弟兄們有些交通。他的家人問他，他們怎麼辦？他就托弟兄們替他們買去台灣的船票，買得到船票就上船，買不到船票就留在那裡。感謝主，李常受於三十日到了台灣，他們不久也抵達了基隆。李常受在台北停留三、五天，將他們稍作安頓，就再去福州。等他到福州時，才知道因國共兩方的內戰打到靠近福州不遠之處，訓練已從鼓嶺搬到海關巷。沒過多久，他又在五月間一路輾轉再回到台灣。離開時，倪柝聲托人轉了三百幾十元美金給他。當時李常受一家十口，加上兩個不能辭掉的傭人，總共十二口，就帶着那三百幾十元美金到台灣開始生活和作工。

與此同時，在工作上，倪柝聲定規，有些受帶領的青年弟兄姊妹，也要到台灣去。於是，他們分成兩批，一批安全抵達；另一批所搭的船開到吳淞口，卻因船隻破舊，惟恐到不了台灣，就折回上海沒能離開。那時，連同李常受以及這批去台灣的聖徒，總共有三班，約三、五百人。而這些弟兄姊妹，他們是主所撒的種子，散居在台灣各地。

李常受到台灣那個時候，台北召會已上了軌道，有了帶領，約有一百人左右。先前倪柝聲與他交通，他們就寫信給張晤晨、孫豐露、劉效良、趙靜懷、張郁嵐，請他們五位正式負台北召會長老的責任。七月底，李常受等人搬到台北仁愛路會所聚會。因着兩位菲律賓華僑弟兄回到台灣，看見主工作開展和見證的需要，就奉獻在台北仁愛路買地蓋造了容納三百人的會所。

八月一日，李常受和五位長老交通定規，有了第一次的特別聚會，那是李常受在台灣工作的正式開始。為着在台北的聚會，弟兄們還在中央日報刊登啟事，通告眾聖徒，盼望所有從大陸來台的聖徒，來接觸、聯絡，能有所交通。各地聖徒在得知這個消息後，頭一個主日，就來了許多人。他們中大多是從大陸來，找不着他們原來的公會，聽說這裡有新“禮拜堂”，所以都來了。李常受進會場一看，就了解必須講一篇很“奇妙”的道，不然，下面的工作很難作下去。於是，他在會中說：“今天基督教就如餐館一樣。中國人開餐館，有福建菜、廣東菜、揚州菜、四川菜、湖南菜、京菜等。你要吃什麼口味的菜，就到什麼餐館去。譬如，你要吃饅頭，必須到山東館；要吃白飯，就必須到福建館。今天基督教各禮拜堂，有一個普遍的風氣，就是幫人介紹婚姻，舉行結婚儀式，幫人找職業，或為人提供醫藥、教育等福利；但我們這裡不作這些。若是用餐館來比方，我們是賣白飯、饅頭的，其它什麼也沒有；我們不為人介紹婚姻，也不幫人找事。我們只單純的傳福音，講聖經真理。要吃這個的人，請來；不吃這個的人，可以到別處去。這樣，你們不用白費工夫，我們也不用白費工夫。”講過此篇道以後，下一個主日，李常受就事先和弟兄們說：“今天要把記名單和鉛筆，都預備好。到一個時候，我說，請記名；你們就要到他們中間去記名。”聚會時間到了，他進去一看，真如所料，人數減了一半，那些要吃湖南辣椒、四川面、上海菜飯的，統統走了，只剩下一些要吃白飯、饅頭的。這一天，他就講聖經里的道。講過之後，他說：“我們許多人都是初次來的，彼此姓名、地址都不知道，你們若願意，就請把你們的大名、住處留給我們，以後我們可以去探訪、交通。”感謝讚美主，那天記名了幾百位，這就是弟兄們在台北召會和工作的基礎。

之後，弟兄姊妹在那裡廣傳福音，遍發福音單張，滿城張貼福音標語，甚至差出福音隊。每主日下午，他們都穿着福音背心列隊遊行，又打鼓又唱詩，把不少人帶到新公園聽福音。每次總能帶回三、四百張記名單，許多人因此得救。在很短的時間內，台北召會人數就成倍增長。到年底，人數就達到了八、九百位。除了台北召會，高雄是第二大召會。林穆湘一家在煙臺被主興起，後來到了高雄，就在自己家裡開始有聚會。一九四八年底，曲郇民和鄭大強兩位弟兄，也分別從青島和上海到了高雄。他們的同事中，又有一班人到了高雄，藉此加強了高雄的聚會。在基隆方面，有位弟兄於交大工程系畢業後，在一九四八年來到基隆造船公司實習工程。他離開上海時，曾與李常受有很長時間的交通；他捨不得離開上海，又怕失去那個屬靈的帶領，因為到基隆只有他孤單一人。然而因着環境的安排，他至終接受了這樣的帶領。到了基隆，就碰見南京來的李維一，這位弟兄在肥料公司里作工程師，於是就開始有了聚會。同樣的，台中的聚會也是因為有弟兄從大陸來才開始的。首先是朱亞伯和劉去非等弟兄，他們都在空軍單位服務，有的是化學工程師，有的是醫學院裡的副院長，他們到了台中，就開始有了聚會。不久，嘉義和新竹兩地由朱質樸等幾個姊妹興起聚會。

然而，按着已過弟兄們在大陸的經歷，大體來說，基督教各公會是拒絕台北這個見證的。因着李常受在中國大陸作工期間，多半陪在倪柝聲身邊，所以他看得很清楚；約從一九三二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各公會就都不請倪柝聲講道了。不僅如此，那些領頭的人，也盡所能的關門，拒絕主的恢復；只有少數愛主的個人，還來尋求真理，尋求交通。到了一九三四年，公會中聖徒脫離宗派的風氣很盛，各處都有聖徒出來奉主的名聚會。特別是中國內地會，有好些弟兄脫離那個組織。在浙江平陽縣，甚至有幾乎整批內地會的弟兄姊妹，脫離了宗派。這件事使公會大吃一驚，也非常不愉快。所以，他們對台北這個見證，不僅批評、反對，並且完全關閉。另外，李常受曾被工作安排在華北、西北一帶，專門到公會講道，為要把真理送給他們。他們雖然沒有拒絕他，但是也沒有什麼果效。這就如同在旱地上澆水，這裡澆兩桶，那裡澆兩桶，澆到末了，全是徒勞無益。因此，聖徒們在台北開工，他就斷定不再去摸公會。而只作三件事：第一、傳福音；第二、講生命的道；第三、眾人來在一起，按着聖經聚會敬拜神。

九月，在鼓嶺訓練結束後，倪柝聲從福州去到香港，然後回到上海，照料那裡的召會。那時，中共已於五月二十五日解放上海。在十二月底，倪柝聲再回到香港九龍半島的鑽石山，與張品惠相聚。

截止年底，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在中國各地先後建立了約七百處地方召會，信徒有七萬左右，其中近四萬在浙江省；但據另一方面統計，地方召會在各地的總人數達到十五萬至三十萬，無疑是中國最大的基督徒團體。而除了在中國大陸以外，海外眾召會大部分是在南洋一帶。日本尚未有召會，韓國也沒有；台灣不過五、六處，香港僅有一處召會。在東南亞方面，大部分召會都在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個國家。再往南到緬甸、印度，僅僅與少數人有接觸，並沒有任何一處正式的聚會。所以，總計起來，海外最多不過八、九十處的召會。

一九五0年

年初，倪柝聲在香港主領特別聚會，帶進香港召會的復興。不久，信徒擴增到三千人，以後就買地新建了尖沙嘴天文台道聚會所。特會期間，倪柝聲拍電報給李常受，要他在自己回中國大陸以前到香港面見。當時，李常受在台北正參加重要的特會，一時無法離開。倪柝聲就回覆說：“不管我還在不在香港，只要你有空，就要到香港來，安排當地召會的事奉。”

二月十六日下午，李常受抵達香港，由倪柝聲與許駿卿長老等人交通，安排弟兄姊妹去啟德機場接他。本來，上午就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到機場接他，但是台灣一直下大雨，飛機不能起飛，所以去接機的人，都撲了個空。第二天早晨，倪柝聲把李常受帶到同工和領頭人的聚會中，他在眾人面前說：“常受弟兄，照着主所給你的權柄，請安排此地召會一切同工、長老和執事的事奉。”無論在大聚會裡講道，或在少數人的交通中，談到屬靈的事，倪柝聲從來沒有這樣說過。這是個重大的責任，李常受知道倪柝聲是要他開始帶領，為香港召會的事奉立下美好的根基。當天晚上，倪柝聲把他帶到復興的特別聚會中，並要他講道。但他說：“只要你在這裡，我就沒有負擔講道。”於是，倪柝聲就繼續在那些特別聚會中盡職。每天晚上都有大會；每個上午都有長老、同工、有心追求者的事奉聚會，最少十幾位，最多二十幾位。

三月二十日左右，倪柝聲接到上海長老們發來的電報，說那裡有許多問題，請求他早點回去。這時，由信徒自願奉獻蓋建的上海南陽路聚會所已投入使用，可容納三千人，外面還可以容納兩千人。其容量超過上海任何一座教堂，包括著名的慕爾堂和懷恩堂。於是，倪柝聲接到電報後，就不顧同工們多次的力勸，定意要從香港返回上海，並由內弟張宜綸送他到火車站前往大陸。走時，他擔心再有勸阻，與李常受不告而別，從此他們沒有再見過面，也沒有通信。而在走前，他曾對李常受及其他同工說：“倘若一個母親發覺家中失火，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她會怎樣作？雖明知危險，豈不仍衝進屋內？我雖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還在內，豈能就此一去不回？我不以性命為念，如果房子塌下來，我的孩子還在裡面，我必定把它支撐住，即使要我的性命也不顧惜。大陸有那麼多處召會，怎麼辦？我必須回去照顧他們，並為着主的見證與他們站在一起。”當時，從出生地汕頭傳來母親倪林和平蒙召進入榮耀的消息，都未能影響他的決定，只是請他的大姐安葬，而自己則回到上海，為着照顧全國的眾召會。當他回到上海後，又叫張品蕙離開香港定居上海。

在倪柝聲離開香港前，有一個多月時間，和他親愛的同工李常受在一起配搭，共同處理香港召會的事務，也有私下更多的甜美且難以忘懷的交通。他希望李常受不要再回中國大陸，並把實在的情形和需要告訴他。而他表示他到香港只是看一下，他的負擔仍是要回到大陸去。他把香港的工作交給李常受，陳則信和魏光禧則負責香港召會。在對福音書房和文字工作上，他安排福音書房要在三地成立：上海、台北和香港。他親自管理“上海福音書房”；李常受負責“台灣福音書房”；魏光禧負責“香港福音書房”，同時李常受要在文字和編輯上協助。並且，三個書房都有共通的版權；換言之，三個書房就是一個。

四月一日，李常受返回台北。然後，他帶領弟兄姊妹藉着廣發福音單張，派出福音隊遊行，在市中心的新公園露天音樂台以及租來的會場大傳福音。

五月，中共領導人與上海青年會吳耀宗為首的三位自由派新教領袖，在北平進行一連串的形式會議。六月二十八日，中國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三十日，《敞開的門》再度復刊，《執事報》取消。七月，農村開始掀起人民公審地主及富農的群眾大會，而基督徒也不能免除參加政治教育學習和鬥爭大會。此時，鼓嶺的房產被要求沒收，全國的地方召會有上萬聖徒聯合簽名希望政府能夠保留。七月二十八日，吳耀宗、鄧裕志、趙紫宸、劉良模等四十名基督教人士發表《三自宣言》，徵求信徒簽名。宣言倡導“三自革新”運動，並稱“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

不久，鼓嶺執事之家被定為“團體地主”，在鼓嶺執事之家的全體人員開始受到管制。即便聚會，也要有政治學習。但汪佩真一面順應環境學些政治，一面在事奉上和屬靈的事上，仍堅持原則，不苟且附和。她對執事之家有很重的負擔，日夜操勞、忍辱負重，主也給她恩典，把許多難關一步步都帶領過去。

十月二十二日，因着外面有的刊物，責難抵擋地方召會的見證，攻擊倪柝聲及他的職事，並將他從前受誣陷之事重提。於是，在抱着靜默的態度和不樂於爭辯之後，上海召會的十二位同工（唐守臨、杜忠臣、繆韻春、俞成華、許達微、李淵如、張光榮、朱臣、汪佩真、江守道、張愚之、張耆年），聯名在《敞開的門》第二十二期發表聲明，說幾句不得已的話：“因我們一面願在主面前學功課，一面也願讓主自己來替我們證明。總之，將來在基督台前，各人的心懷意念都必要顯明出來。但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不敢不敬畏祂！不過對於倪弟兄個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見證，他是神的一個忠心的僕人。他雖然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着他個人的什麼。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的事業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特此敬告凡關切到我們的弟兄姊妹，也請你們為我們代禱。”

十一月十七日，李常受應邀到馬尼拉講道，並安排服事，此後住在那裡約有五個半月，使馬尼拉召會興盛起來。說到他訪問馬尼拉，其實在他剛去台灣的那個時候，遇見二位從馬尼拉來的華僑弟兄，就是出錢買地蓋造台北第一個會所的那二位。他們就極力邀請他去馬尼拉。那時，中國人到菲律賓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在一九四六年，菲律賓政府脫離美國的轄管，成為獨立的國家後，就非常限制中國人到那裡去。因此，辦簽證極不容易。而到了十一月這個時候，李常受在台灣的工作告一個段落；同時，菲律賓的手續也辦出來了，他就去了馬尼拉。

到馬尼拉第三天，他就得了嚴重的痢疾，送醫院急救。因為接待他的會所，那裡蚊蟲相當多。但主憐憫他，叫他得着了恢復。之後，他就被安排住在一位老姊妹家。馬尼拉的第一場同工聚會，是在一位弟兄家裡。繆紹訓開場就說：“李弟兄，我們在這裡多年，感覺羞恥，工作作得不像樣，召會帶領得也不像樣。所以我們請你來，真覺得需要你的幫助。”其實，後來證明他的話不過是假意，但倪柝聲曾說過：“即使人嘴唇的話是騙你的，你也得信。”李常受清楚這一點，他也認為：“不要因為你聰明，人嘴唇的話，你知道不是真的，你就不信。”於是，他真的就照繆紹訓的交通，接受了負擔，在那裡開始撒下神工作的種子。

年底的時候，李常受請了三班人，同工、長老、執事，總共差不多四十人，一同來聚會。他對他們說：“我來了一個半月的光景，你們同工起先對我說，需要我的幫助，長老們也說要我幫助，執事們又說需要我幫助。我是個敞開的人，我們受主差遣出來，幫助一個地方召會，但幫助的方法不同，要視一個地方召會的實際情形而定。我們對召會的幫助分二種，有的召會自己可以往前去，只是需要我們來加強，這種幫助是作客的幫助。我們幫了一段時間，就會走了。另一種，就是這裡的召會覺得自己沒有辦法，把召會交給我們，要我們重新帶領，好好的幫助。這就不是作客的幫助，乃是我們作主體，帶領整個召會。我請你們一點不要客氣，都在主面前告訴我，你們需要哪一種幫助，是作客的幫助，還是作主體的幫助？”

他的話剛說完，繆紹訓就站起來說：“我代表眾同工，請你來作主體的幫助。”另一位也站起來，代表長老說：“我們需要第二種的幫助。”後來，又有一位弟兄站起代表執事們說：“請你照着第二種方式，幫助我們。”因着這樣，李常受就接受他們的邀請，定規每年劃出一部分時間，大概是三、四個月在馬尼拉，其它時間留在台灣作工。同時，他也盼望馬尼拉的同工、長老、執事，人位一概不動。並且眾人來在一起事奉，從前的作法，要一概到此為止，今後一切要隨從新的作法。接着，在馬尼拉召會就成立了長老室、執事室，並安排陳美西、王淑貴這二位同工姊妹，為執事室的總負責人。大家都同意了。

然而，沒過多久，這二位姊妹就來對李常受講：“李弟兄，我們沒有辦法作下去了，因為你安排的，等到你不在時，繆弟兄把這些全都改了。”李常受就對她們說：“你們且不要管，因為那天，他們眾人統統交出來了，要受帶領，要我作主體的幫助。你們還是照着我交待你們的作，繆弟兄怎麼改都不要緊，你們還是照我說的改回來。”李常受不在時，繆紹訓就把一切都改回去，這叫李常受裡面打了問號，到底他開頭說需要幫助的話，是客氣話呢，還是真話？

再說說馬尼拉召會的背景。菲律賓第一個有聚會的地方，就在馬尼拉。先是有幾位中國人，在聖公會裡聚會，後來因着稍微看見一點真理、亮光，就不願意留在那裡。一九三五年，王載到了菲律賓，對他們講道。他們就得他幫助，從聖公會出來，自己有一個聚會。王載回國後，就把繆紹訓介紹到馬尼拉傳道作工。繆紹訓是在福州得救，而後一同事奉的。那時，他是個全時間的傳道人，和福州城外南台的聚會比較接近，但並不在那裡聚會。這時，王載把他介紹到馬尼拉，此後他就在那裡傳道、作工，也有了聚會。再後來，陸續有人得救，那些得救的人，雖沒有直接得到倪柝聲的幫助，卻間接借着他的書報得了幫助。此外，一九三七年七月，倪柝聲訪問馬尼拉，花了一個月時間，在碧瑤山上對一百多人講道，幫助了一些人看見召會立場及生命方面的事。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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