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灿原创：历史的简说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32-1941)
一九三二年
三月底，倪柝声接受单覃恩（Dr.Sterns）的邀请，访问山东省会济南。单覃恩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由美北长老会派往中国担任医疗传教士，在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医科教外科，后来又作了齐鲁大学的外科主任。虽然他来中国作教士，自己却还没有得救。有一天，他的一个孩子意外死亡，这刺激他思考人生的意义。当时，有人帮助他对主有点认识，使他获得悔改重生的经历。此后，单覃恩夫妇对福音很热心，并邀请人去他家领奋兴会，引导学生成为基督徒。接着，他接受一位来自福州学生的建议，就邀请倪柝声去讲道。倪柝声到济南后，正值齐鲁大学春假期间，单覃恩就专门租了一节火车厢，安排八十多名齐鲁大学学生到泰山半山腰一处公会的房舍，召开三天特会，带进了一次复兴，随后又在齐鲁大学医学院礼堂安排倪柝声向学生讲道十一天，使得更多的学生接受基督。这次访问为后来济南召会的成立铺了路，因为单覃恩与倪柝声接触以后，脱离长老会，并到上海参加地方召会聚会，回到济南后，他自行组织查经聚会，并在济南兴起地方召会。
六月间，倪柝声访问烟台。因着杜忠臣回烟台度假，把他在上海聚会美好的光景讲给李常受听。李常受真是向往，所以就写信请倪柝声到烟台。另一面，因为他们两个人在中华自立会时，牧师把他们比作迦勒和约书亚，给人非常好的印象。因此，他们就去见牧师、长老，建议他们邀请倪柝声来讲道。他们就请了，杜忠臣回到上海，也当面把一切的情形报告给倪柝声。于是，倪柝声便应邀前往。对公会里的信徒讲道一周。然后，他又应邀对黄县（烟台附近一城市）南浸信会神学院的学生及会友讲道。
从黄县回到烟台，倪柝声在李常受家住了两晚，他们就有了更多美好的交通。值得一提的是，倪柝声得着了李常受这一位重要的同工，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影响李常受往后几十年在主里的道路。期间，应倪柝声要求，李常受带他去见弟兄会中牛顿派在烟台的领头人布纳德。他们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李常受察觉布纳德不欣赏倪柝声为着主的见证；布纳德强调圣经知识的准确，而倪柝声强调生命的需要。
在倪柝声离开的那天晚上，有位中华自立会的弟兄来请他去讲道，为了安慰他正在遭受大苦难的一位朋友。李常受告诉他，倪柝声已经上船走了。因为在七月间，天气炎热，李常受就建议那位弟兄到他家附近的海边坐坐。于是，他们就有些交通，李常受也照着圣经回答那位弟兄关于受浸和擘饼的事。讲到夜里，月亮挂在高空。那位弟兄说：“李先生，不要讲了，现在我请你作一件事，水就在前面，你给我施浸吧！”李常受说：“这个不行。我是个年轻人，怎么可以？”那位弟兄马上责备说：“你这个人，能说不能行。你刚才告诉我，什么人可以受浸，什么人可以施浸，什么时候是合式的，什么地方是合宜的，有水就可以了。现在我认为我应该受浸，我也认为你应该施浸。时候对，水也对，你却推辞。”李常受借口说：“我们跪下祷告，看看主怎么引导。”他一跪下去，主就说话。主说：“你看，这里有水，受浸有何妨碍呢？你没有去找他，他也没有来找你。他是来找倪柝声弟兄的，就这样到了海边，谈到半夜，有多方便？你不作，你真是错。”接着，李常受就起来，没有话可说，但他还是找了一些话推辞。那位弟兄却不容他推辞，坚持叫他为自己施浸。最后，他们两个人就穿着夏天的衣服，到海里去，李常受把他浸到水里。
真奇妙，他们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讲，那位弟兄忽然说：“明天，我就到中华自立会，把我的圣经、诗歌拿回家，我再也不去那里了。我要到你家，就是我们两个人聚会，好不好？”李常受说：“好吧，我也不再到弟兄会去了，就在我们家聚会吧！”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开始聚会了。李常受所在英商仁德洋行里有两个同事，一个是他的同学，还有一个是他的邻舍，他们听见这事，也要求李常受给他们施浸，他不能推辞，就为他们施了浸。现在，他们就有四个人擘饼了。过了两周，有十一个人擘饼，再过两周，即七月二十一日，就有十四个人擘饼。自此，烟台的聚会就在这年夏天开始了，这是在山东烟台兴起的北方第一处地方召会。
八月二十七日，李常受写信给倪柝声交通到这件事。后来，信件内容被倪柝声刊载在《通问汇刊》第一期里。
十一月，因着倪柝声曾向英国弟兄会买书，并在信札上有过交通，使他们得知中国有弟兄们起来，脱离组织的基督教，并在各地隐藏着事奉神。于是，这时就有七、八位来自英国、美国和澳洲的信徒访问上海召会。弟兄们事先就已声明，只与他们个人有交通，与他们背后的团体却无关联。接着，倪柝声召开了特别聚会，彼此交通都很敞开，也很欢喜。只是这次访问带来了极大的难处，就是有些苏北弟兄接触他们后，受了影响，想要和他们来往，福州一带也是，这使得倪柝声吃了很大的苦。所以此后，他就从中学了一个功课，可以接受外来文本的帮助，却不可随便请人来。
一九三三年
三月，汪佩真访问烟台召会。
四月，倪柝声访问济南在主恢复里的圣徒，并从那里继续前往烟台访问。这次他仍是住在李常受家，上午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讲道，晚间对主恢复里的圣徒讲道。他的话语使许多人大得造就，并且帮助那里在主恢复里的召会建造起来。
六月，烟台召会聚会的人数，差不多有一百位。李常受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负责讲道，主日负责讲台，还要照顾一百位圣徒，他感觉相当吃力。在一九二五年时，他得救那一天，就在回家路上蒙主呼召。因此，到了这时候，主就提醒他：“你不是奉献了么？你不是答应了我的呼召么？”但他考虑当时在召会的弟兄中，收入最多的就是他和他的弟弟，而在召会财务的奉献上多半就是他们两个人。同时，他也考虑自己有了家庭，已经有三个孩子。如果放下职业，还要奉献顾及别人，那么谁能顾及他呢？他里头的信心着实不够。
与此同时，因着之前弟兄会信徒的来访应邀，倪柝声回访他们。在英国，他拜访《救知乐》的作者卡亭-乔治，同时去拜访潘汤和史百克。然而，弟兄会的人很不喜欢倪柝声这样行。因为潘汤是极力反对灵恩运动的，也承认撒旦是在人的肉体里。而史百克曾经是宾路易师母的同工，在他们看来，宾路易师母是交鬼的（支持得救的人能被鬼附）。因着倪柝声留在史百克弟兄那里擘饼，弟兄会的人发现，就回去报告，并认为这是极大的罪恶。虽然他们对倪柝声感到不悦，但还是一路陪送完倪柝声在国外的行程。
弟兄会有公开的和闭关的两派。公开弟兄会以慕勒为首，认为只要是得救的人，不管有没有脱离公会，在哪个团体吃圣餐，一概接纳；闭关弟兄会则以达秘为首，认为只要和任何别的团体有关系，在他们以外参加圣餐，那就是“恶伴侣”。这使倪柝声看清弟兄会中间混乱的情形，他重新把新约读了一遍，看见地方召会的界限，就是召会所在地的那个城市。若是人人都持守一城一会这个地方立场，就不会像弟兄会那样分裂了。
八月一日开始，李常受挣扎了三周之久；到八月二十一日那天，他里面实在过不去了，就和两位带头的弟兄交通，请他们为他祷告，他自己夜里也跪在主面前和主交通，最后定规次日辞职。第二天早晨，两位弟兄都印证，他应该离开职业，全时间事奉。于是他就去辞了工作。辞职以后，他到邮局去，邮局里的人给他一封从东北长春来的信。他在路上把信拆开，原来那是一封请他到别处去讲道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你，请你来讲道。”这是李常受一生所接到的头一封邀请信。他刚刚辞职，就接到一封信请他去讲道，他就得着明确的印证。立刻，他去见总经理，告诉他说，等他从东北回来再交代他所经手的事。
九月底，李常受在东北时，总经理写信给他说，他们不能让他走，还要给他加薪、升级。按公司的习俗，到每年年底都有一大笔的红利。李常受心想，再过三个月就年底了，他可以留下来，等领到红利再离开。这样，他里头就受了引诱。哪知，他从东北一回到家，他的弟弟就给他一封从“上海福音书房”转来的信。他打开一看，是倪柝声的来信，信里说：“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信是在八月十七日下午写的，也正是李常受在为是否放下职业挣扎的那三周中。他就惊奇：“倪弟兄怎么会在那个当儿，写这封信呢？”他虽然不知道，但是他看到那封信，几乎落泪。他就对主说：“主阿，没有话说，我明天就去向经理交代，我不作了。我要去上海见倪弟兄。”
在十月里，李常受到了上海，倪柝声留他作客。李常受头一件事就问：“倪弟兄，你为什么写那封信，你在哪儿写的？”倪柝声就告诉他说：“当我从欧洲回中国的时候，船在地中海上航行。八月十七日那一天，我在船舱里，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祷告之间，我觉得该写一封信给你，告诉你该全时间事奉主。”当时，李常受里头得到极深的印象：倪柝声一定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若不然，他人在中国挣扎，倪柝声远在海中坐船，怎么里头有感觉，应该写信谈及他所挣扎的事？因此，他对倪柝声非常敬佩，倪柝声也开始很赏识他，为他们的同工立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
不久，倪柝声和李常受交通到姊妹在会中开口这件事。弟兄会绝不许可姊妹们在聚会中开口，连祷告都不可以，只可以开口唱诗。倪柝声从经历中觉得，这种作法太使聚会受亏损了。每逢聚会，弟兄们这一边祷告，声音又高，姊妹们那一边却鸦雀无声，这个聚会就不能平衡。他认为应该让姊妹们开口。按照林前书十四章所说妇女要闭口不言，乃是指着姊妹们不可以施教、不可以定教义；这也和提前书二章十二节相符合，那里说，不准许女人施教，意思就是不准女人用权柄施教，解说并断定教义。但林前书十一章却说，姊妹们祷告或是申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5节）。可见，有姊妹祷告、申言这回事的。
在下半年，烟台、济南、天津、北平，这四处地方，完全正式有了地方召会。到了年底，为着众召会之间的交通，和不同地方之圣徒间的交流，倪柝声负担印行《通问汇刊》。
一九三四年
从这一年开始，上海召会就实行姊妹们在聚会中开口。各地召会也随着实行姊妹们开口祷告，可是还不能在聚会中说话。然而，有几位姊妹，特别有恩赐，她们每到一地，对姊妹们讲道，弟兄也喜欢得帮助，就用一个屏风或幔子隔开；弟兄们在幔子后面听，姊妹们就在幔子前面讲。慢慢的又放松一点，姊妹们可以作见证了；但见证来、见证去，难以避免带着一点教训。所以这些事，实在很难划出一成不变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说，在主的恢复里，只要注意重点，不要注意那些小点的问题。不过，姊妹们站住蒙头的地位，总是对的。至终，姊妹们开口祷告、作见证这件事，在地方召会算是行通了，没有难处。当然，也有极少数人，对这事不太满意，不过众人都还是有主的恩典。
一月，李常受仍在上海，因为要在上海召聚第三次得胜聚会，他就帮助倪柝声写关于得胜聚会的报导，以及替他回复各地的来信。期间，倪柝声也在一些事上来成全他。譬如，到了得胜聚会前一天的主日聚会，自然像是个预备聚会。来参加特会的人，比从前两次都多，外地来的圣徒，加上本地圣徒，约有三百多位，都等着在主日聚会听倪柝声讲道。李常受住在会所的楼上，很欢喜，把圣经预备好了，笔、笔记本也都预备好了，欢欢喜喜地准备下楼聚会。岂知聚会前十五分钟左右，倪柝声叫人递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常受弟兄，今天早晨大聚会你讲道。”他一看，又惊惧，又不太高兴，心想：“要我讲道，也应该在前一天告诉我，我还可以预备；现在会场里坐满了人，讲台又在中心，四面的人都朝着讲台，那里应该是倪弟兄站的地方。”他还没有考虑完，聚会时间就到了，倪柝声又不知在哪里。他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下楼，上台传讲信息。他的确知道，这也是一种成全。
到了第二天，得胜聚会就开始了，说到“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和神的得胜者”。并且，聚会之后，同工们有个查经聚会，专查召会问题，其中的一个题目，是“地方召会的界限”，后来出版为《聚会的生活》一书。在书中第二章，倪柝声论到交通的实行，他说：“我们常想，我们能拣选，我们能任意改换我们聚会的地方。岂知并没有这件事。我们在聚会中，有顶大的福气，负顶大的责任，也受顶大的限制，你若到北平去，就必须到徐仲洁弟兄那里去擘饼；你若到天津去，就必须到李弼弟兄那里去擘饼；你若是到烟台去，就必须到李常受弟兄那里去擘饼。因为他们都是站在召会的地位上的聚会。”
此次得胜聚会，共十天。有好些人是从没有聚会的地方，从别的基督教团体来的。经过这次聚会，就把各地已有的圣灵工作引起来。除了华西、华中，就是四川、湖南、湖北一带以外，各地的聚会像雨后春笋般，一地一地的兴起来。例如，浙江省杭州和萧山、绍兴一带，福建省福清、莆田，陆续兴起地方召会的见证。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是：“脱离宗派，走主道路”。
这次得胜聚会后，李常受才回到北方家中，但在五月间他又回到上海。因为之前倪柝声对他说：“李弟兄，我们在这里的同工，都觉得你应当把家搬到上海，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工作。你将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李常受一祷告，亮光就来了，给他看见，在使徒行传里，主的工作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流，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再往外流，这一路上拣起来的人，都归于这一个流。保罗并没有另开一条路。那时主就给他看见，倪柝声向他的提议是对的，他不应该自己在北方再开一个头，另作一个工，他应该进到这个流里。以后，从这里再往外流出去。所以，他就答应倪柝声到上海和他一同作工。
六月，《讲经记录》停刊，与七月复刊的《基督徒报》合并，并开始出版关于福音的《佳音报》。在七月至八月里，《复兴报》发行第三十六期后停刊。
夏天的时候，因着李渊如被请至广州一带，在姊妹中间作工，就把《通问汇刊》代编这事委托给李常受。从各地送来的消息得知，脱离宗派的流，实在惊人。每一个脱离宗派的人，都正正式式去函给原来的公会，主要有两句话：“我要走主的正路，请将我的名字从你们的生命册上除掉。”这就使全国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西教士，生发恐慌，一致兴起了厉害的反对。这时，东北四大都市：长春、奉天（沈阳）、哈尔滨、大连，也都有了聚会。
八月间，李渊如回到上海，李常受就把《通问汇刊》的编辑工作交代了，然后出门，经过温州、瑞安，到浙江南部的平阳，因为那里有特会。平阳一带，已有将近八百到一千人，他们属灵的情形非常好。开特会的地方叫作马站，那里没有汽车，都是步行，有时弟兄们体谅他，替他雇一个小轿子。他们都很有爱心，知道他是北方人，喜欢吃馒头，就“好心”地作了一些馒头给他吃。但那些馒头外面发亮，里面却还是生的，吃了不消化。许多时候人爱主就像这样，非要照自己的意思爱不可。三周过后，李常受不仅瘦了，并且带着胃病回去。他从温州搭船到上海，再从上海搭车到杭州，刚好赶上十月间的第四次得胜聚会。后来倪柝声说，他在台上讲道，看见人一个个走进来，就是没有看见一张像李常受那样难看的脸。自此，李常受从“馒头”事件学了功课，切切不要以自己的主张来爱人，人的意见都应当被杀死。
十月十日，倪柝声在杭州召开第四次得胜聚会，主题是“亚伯拉罕的生平和属灵的争战”。这次聚会不仅北方有人来，东北也来了很多人。因着北方和东北的人数加多，所以对东北的聚会影响非常大。就在这次得胜聚会中，倪柝声母亲趁着众同工都在那里，来请同工中年长的李渊如帮助，催促倪柝声在她自己结婚的纪念日完婚。李渊如又找李常受和负责杭州召会的栾腓力（原名栾永生）交通，趁这机会和同工们说一说，盼望大家赞成，劝劝倪柝声结婚。
此时，张品蕙已经成为一位热心的基督徒。十年后，主的主宰又把她带回给倪柝声。起先，倪柝声不同意这个日期，因为十月十九日正是第四次得胜聚会最后的一天。至终，他接受了弟兄们的劝，他说：“好吧，同工们要我结婚可以，只要栾腓力弟兄答应作婚礼的司仪，李常受弟兄作傧相，我就结婚了。”那两位弟兄自然是答应的。可谁作证婚人呢？同工中间年长的不太多，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正好李常受曾去东北长春讲道、为人施浸，当中有位原是那里长老会的长老，他大约有六十岁，是个很有分量、很成功的商人，也从东北长春到杭州来赴特别聚会，他们就请他出来作证婚人。随后，就在那天下午，整个聚会完毕之后，倪柝声与张品蕙举行了婚礼。
特会结束，各地同工都转到上海去。倪柝声觉得机会到了，就判定设立长老。上海召会头一批的三位长老，一位名叫杜忠臣，一位名叫林光表，第三位是吴锡祜。倪柝声订定设立长老的日期后，有一、两位弟兄非常抗议，逼得他宣布全召会禁食一天。那天众人就都到上海兆丰花园禁食祷告，借着禁食，那位抗议最强的弟兄改变、同意了。于是就设立长老，这件事也算平安过去。
然而在十一月，因着倪柝声的婚事，上海召会就起了风波。由于张品蕙的姑妈张美珍强烈反对这一桩婚事，按她的心意，她的侄女应该嫁给一个富翁。出于对这事的怨恨，她就在全国最大的一张报纸上，连续一个星期登出了措词粗鄙的大广告，作为攻击倪柝声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许多单张在基督徒圈子内广肆分发，这在许多基督徒中间制造了相当大的骚动。有一位传教士说：“我读到这份传单，其恶劣的程度叫我不得不把它烧掉。不仅如此，我还得要沐浴一番，才能使身心洁净。”这事使倪柝声变得极其消沉，所幸妻子张品蕙在他身边不断地安慰和鼓励他，并在他工作上做得力的助手。可这件事却迫使倪柝声停止了公开的服事。
面对如此局面，李渊如马上去找在杭州的栾腓力，可怜他病得严重，肺病在身，血压又高，加上失眠，夜里睡不着。李渊如找他，他就打电报给李常受。此时，李常受因胃病，也刚回到烟台养病不久。
一九三五年
新年那天，李常受抵达上海。当时，因着张品蕙的姑妈平时接触的大多是公会的人，那些反对者就和她联合起来攻击倪柝声，尽所能的破坏他的职事。面对这种情形时，同工中发生难处，没说什么就一个个都走了，只有汪佩真留在那里。而李渊如说这个时候，弟兄们就应该作头，然后她也搭船去湖北了。栾腓力与李常受，被视为最有资格负责处理这局面的人，因为他们在倪柝声的婚礼中，一个作过司仪，一个作过傧相。起初，他们加上汪佩真的帮助，尽力使风波平息。但因着反对者猛烈的攻击，一切的努力似乎都归于徒然。至终，栾腓力因着疾病和疲倦，返回杭州家中休息。
一天早晨，倪柝声拿着当天的报纸，向李常受忧伤地说：“在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个婚姻，在全国最大的报纸上以大字刊登的广告中，公开受攻击。”第二天，他也离开上海，同张宜纶、倪怀祖和另一位弟兄，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到广西、贵州、云南，为着推广主的恢复勘察情况。
而上海的工作责任就托付给了李常受，他和汪佩真留在那里。他们两人实在作难，只会流泪，流到一个地步，就觉得不要再作什么了，也不要再去见什么人了；他们什么都不作，让反对的人去反对吧！他们只要好好祷告，好好聚会，再也不管这事了。奇妙的很，鬼魔的事，你越反对，它越麻烦你；你让它去，它反而平静下来。
五月，风暴仍在，但多少已平静了。李渊如从外地回来，倪柝声从西南各省旅行回来，而其他同工们因着都有主的恩典，又学习了一些功课，也都一个个回来了。那时，倪柝声因着各样的难处，心里为难，不肯出来讲道，李渊如请李常受同去说服他，最后他就接受李渊如的建议，答应带领约十来位同工，每个早晨在杭州西湖查读雅歌书。《歌中之歌》一书，就是那次的笔记。这次查经过后，倪柝声恢复正常的尽职。
顺带一提的是，《歌中之歌》书末附带了一篇“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这是倪柝声本人很喜爱的一首诗，歌词是这样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事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擘饼不想留饼；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祢活在这里时，祢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祢的人得安适。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在还原；所以让我学习祢那样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祢在这惨淡时期之內，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祢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有流传说，这首诗歌的词作者是中世纪的圣法兰西斯（St.Francis of Assissi，又名方济各），当倪柝声翻译的时候，又加上末了的数行，曲子是林知微姊妹谱的。然而，追究诗歌的词作者是谁，若说是圣法兰西斯，又好像站不住脚，虽然圣法兰西斯有一首著名的“和平祈祷词”，与这首很像，激励了许多爱主的圣徒，但从风格到内容却很不一样，并且在天主教的网站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诗歌，更何况与倪柝声同工几十年的弟兄们都能见证这是倪柝声生前所写的。归根到底，不管原作者是谁，这都是倪柝声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圣灵在人里面谱写的爱的诗篇，现今可以唱颂了。有许多圣徒也喜爱将这首诗书写出来装裱，以作为座右铭。
在七月初，倪柝声开始考虑与弟兄会交通的事，如何回信最合式。他们曾写了好几封信过来，却因上海风波，一直没有时间答复。最后，他亲自复信，另有上海的三位长老代表召会，以及三位同工（倪柝声、李常受和张光荣）在信上签名。随后，李常受又返回烟台。
七月期间，《通问汇刊》停刊，原因是以往的来稿，多是论到外面的事，如受浸、离宗派等，使此刊变成一个脱离宗派的专刊，与工作初衷注重生命的事相背。三十日，英国弟兄会召开了一次“决定性”的代表大会，与在上海聚会处以及中国别处地方的弟兄们正式地断绝交通。但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则坚持认为：交通是根据生命，必须向神的所有子民敞开，而不是根据自己看见多少亮光，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正如经上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神”（罗十五7）。
八月，倪柝声第三次到烟台。之前，张品蕙于七月先到那里。因为倪柝声感到在灵命上需要有一个突破，就定意去英国看望史百克求得帮助。在动身离开中国前，他打算在烟台度完夏天再启程。那时，在济南的单覃恩夫妇邀请倪柝声夫妇，到他们在烟台的避暑别墅小住，他们对倪柝声的印象非常好，并将内地会从苏格兰来的巴若兰小姐（E.Fischbacher）介绍给他认识，彼此便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别是藉着巴小姐的帮助，倪柝声在他个人祷告时进入了圣灵浇灌的经历，他的灵得到更新。随后，他在烟台当地召开一周的特会，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给烟台召会带来了一次复兴。他自己也相当复兴，就打电报到上海，告诉圣徒们这个经过。因此，上海召会急切盼望他回去，有同样的复兴会。于是，他就取消欧洲之行，搭船回上海去了。
他一回到上海，上海召会马上召开同工们的特会，也是个复兴。闽南听见了，也请他去访问厦门鼓浪屿、泉州；他去了，那里也得了复兴。十月底，李常受亲自到上海，与同工们交通到天津和北平的工作。虽然天津已有一个聚会，北平也刚兴起一个聚会，但两地聚会的规模都很小。这两地皆是百万人口的都市，相隔仅仅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来往非常频繁，旅客多得不可胜数。当时天津还是中国第二大出口港，仅次于上海。藉着这样的交通，弟兄们相当看重这两个城市。
十一月二十一日，倪柝声在泉州交通到“全国工作分区计划”，定规到大城市开展主恢复的见证，也定规各区域的负责人。他说：“今天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可说仅限于沿海及东北。最近一二年中有许多行动伸展至内地，我们在主面前有把握的地方有以下各区（包括备用区）。这样的分区好像使徒时代，不仅耶路撒冷是中心，安提阿也是中心。他们分犹太人区和外邦人区，彼得等负责在犹太人中间的工作，保罗等负责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工作虽有分区，但交通还是一个。”
关于全国工作计划的分法，他主要定规李常受、汪佩真负责北平和天津及华北的工作；徐仲洁及山东的弟兄们，负责烟台、青岛、济南一带；季永同及其他四、五位弟兄，负责浦口下至南京，并江北区；栾腓力负责无锡、镇江、苏州一带；许大卫、张光荣等人，负责浙江省中心杭州及浙江北区；而上海，由江德茂、李渊如、和倪柝声本人负责。至于备用区，暂时没有安排。
一九三六年
一月，李常受、汪佩真已在天津（兼负责北平）开展工作，张愚之也同被打发在此配搭。不久后，因着倪柝声很看重北平和天津的见证，就亲自从上海到北平，访问当地召会。又从北平前往天津，加强那里刚起头的工作，并召开一周的福音布道特会，释放“正常的基督徒信仰”，后被出版成书。该书原名为《基督教是什么》，等到出版英文本时，弟兄们谨慎斟酌，认为“基督教”（Christianity）这词不合式，才改为《正常的基督徒信仰》。因为我们只要“基督”（Christ），不要“教”（anity），“教”就是宗教组织，是有所宗而施教。基督和召会是我们所要的，但堕落的基督教，把基督和召会去掉，加上一些组织的东西，所以就变作“基督教”。
第七世纪时，景教来到中国。当时传到中国来的，不是基督，而是一个教。景教如此，以后来的天主教，不论是法兰西斯派，是多明尼克派，还是耶稣会的那一派，也都是带着“教”而来。基督教的“教”，可以说相当于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的面酵的“酵”。那里说，有个妇人把面酵搀在细面里。那个妇人就象征罗马天主教，面酵象征邪恶的事和邪恶的教训，细面象征基督是神子民的粮。天主教把面酵调到细面里，以致整团面都发了起来，把召会变成一个“教”。在一般人眼里，“教”不是个坏东西，但在属灵的字典里，“教”不是个好东西，实在是个害意的字，因为“教”把基督抹煞了。主的恢复就是恢复基督，恢复细面，除去异端的道理和邪恶的事物；基督乃是无酵饼，弟兄姊妹必须除去酵，过无酵节的生活。
在这里，就要学一个功课，我们到任何地方去，不是去传“教”，乃是传“基督”而建立召会。像这样，有人也许要问，信耶稣，不就是信基督教吗？其实，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不应被称为基督教，因它不是宗教。圣经从未教导主耶稣基督来世界的目的，是要在地上设立一个“宗教”，作它的“教主”，设立许多“教条”，“教”信徒严守它们来换取救恩；这是世界的宗教所教导和实行的。“宗教”教导人行善来得救，但那本为善的主耶稣，已替人行善，为人的罪而死，所以主耶稣不是“教主”，乃是“救主”；这是基督信仰与世上宗教的最大分别。今天，神的众儿女所传的，不该是一个“宗教”（religion），而应是一位“人物”（person）；不是传教，而是传道（神的道-主耶稣基督）。信主耶稣的人，也不是“进教或入教”，而是归入基督的身体（林前十二13），归入主的名来聚集（太十八20）。
五月，河南省政府有位财政厅长是基督徒，为福音热心，要在同事中间传福音，他邀请汪佩真同他们传福音，然后邀请倪柝声与李常受作同样的事。于是，两位弟兄应邀到河南开封。晚上，在那位财政厅长家的院子里，他们向省政府的官员连同他们的妻子和朋友讲道。聚会相当得胜，也有人得救，可惜当时没有兴起召会。而在白天的交通中，李常受略感到倪柝声有点受压，因为听他说：“若是和受恩姊妹仍活着，我们属灵的光景就会被拔高。”这使李常受晓得，倪柝声在寻求某种属灵的帮助。之后，倪柝声从那里返回上海，他也从那里回去负责北平和天津的工作。在北平起初开展的果效，多半是在当地一所医院里，每逢聚会至少有二、三十位护士，也有一两位医生被带进来。
十月，倪柝声到福建鼓浪屿，召开同工聚会，他用电报邀请魏光禧参加。那时魏光禧已经清楚主的呼召，要放下教职，过信心的生活来事奉主。正在仰望主的带领时，就收到倪柝声的电报，知道是主的安排，所以他立即前往参加。感谢主，给他这罕有的机会，听见倪柝声的见证，就是他后来在一九七三年公开发表的“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照他所知，这是倪柝声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如此详细地说到自己的事。平时他很少公开地说到自己的经历，这可能是因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过于在他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林后十二6）。使徒保罗在林后书十二章所提的见证，是等到十四年后才公开发表。因此缘故，魏光禧多次拟将这三篇的见证公开发表，但因体会倪柝声的心意，故迟延隔了三十七年，也就是倪柝声离世与主同在后，才公开发表。目的是盼望读者不必注意倪柝声本人如何，乃要注意主在他身上如何作工，并他如何肯让主在他身上作工。如此，主的荣耀才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正如保罗所说的：“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祂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帖后一12）。这次特别聚会后，倪柝声和其他的同工就安排魏光禧先到广州开工，然后到香港开工。
截止年底，倪柝声打发出去的同工，如李常受、张子洁、陆忠信、江守道、张耆年、黄若深等人，使国内主要大城市与港口，如南京、苏州、天津、青岛、北平等，都兴起地方召会的见证。全国各地的同工达到两百位。
同年，倪柝声从主得供给，也有开办训练的负担，就在上海附近的真茹买地建造训练中心；另外，《佳音报》出版三期后于一九三六年停刊，这些福音信息后来造就了许多的人。
一九三七年
一月一日，李常受、汪佩真、张愚之等人，在清晨抵达上海。因为倪柝声给他们发电报，要他们立刻到上海参加全国同工的紧急聚会。倪柝声到车站迎接他们，当天聚会就在上海附近的真茹训练中心举行。在这次聚会里，倪柝声有一个负担，要对同工们说明工作的路，就是以后出版的《工作的再思》头一次的信息。聚会期间，有几天他感冒了，不能起床，就要李常受替他讲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原则，他把路线和重点告诉李常受，李常受就照着讲。过了两三天，他病好了，重新再讲。就着信息而言，这一次讲得不算透彻。
但他特别指出，一个事奉主的人，最好不要长久留在一个地方，应该多往外去。主给我们真理的亮光多一些，那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而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他不仅要求同工们开展主恢复的工作，也要求有人专跑公会去讲道，将主托付的真理、话语带到公会，如同将粮仓里的粮食分给各处饥荒中的人。为此，他就安排一位弟兄，往上海、长江一带，作这样的工作；又安排李常受到华北和西北一带，包括山西、绥远、陕西、甘肃、河南等地。这实在是一个大的区域，但李常受接受了这个使命。同工聚会后，他应邀访问杭州和南京两地的召会，同时也经过济南、青岛、烟台。过了两个多月，在他回到天津后，就与同工们及当地的弟兄们交通，定规以后要从天津、北平往各处去，顾到各公会。
在上半年，倪柝声在上海带领大家查经，特别看“基督得胜的生命”和“圣灵的浇灌”，顺带也看一点关于进国度的事，有的人相当得帮助。在上海有几位女西教士，也来听他讲道，得了莫大的帮助。后来，她们一个个都转到这条路上来。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后，倪柝声应邀访问菲律宾。他在马尼拉第一次讲道时，一上讲台，就问：“你们要我讲什么？”一位老姊妹问了一个关乎召会的问题，他就在那个回答里，把亮光释放出去。他们就因着他的话，对召会的立场有了清楚的看见。然后，倪柝声在碧瑶山上，花了一个月时间，对一百多人讲道，释放了“基督得胜的生命”、“圣灵的浇灌”、及关乎召会的信息，有一班人得了很大帮助。这样，倪柝声就在马尼拉，种下了召会立场及生命方面的种子。
八月十三日，日本在上海发动战争，中国竭力抵抗，战事更为猛烈，中央政府迁到汉口，后又退到重庆。在这期间，上海附近的真茹训练中心，建筑工程还未完成，就被入侵的日本人摧毁。因战事蔓延，芦沟桥离天津、北平很近，李常受仰望主，就准备回到烟台。在去烟台之先，有几位弟兄姊妹在北平等他，也定规要一同到绥远、山西、陕西长安一带。外面环境虽因战事乱成一团，他们却从太原到尧都、汾阳府、禹都、马站，到处传讲基督，大受欢迎。接着又去陕西，没有火车，他们就坐牛拉的大板车，一路颠簸，晚上到了客店，连吃饭、喝水的力气都没有，倒在炕上就睡。然后，他们搭上陇海铁路的火车，到了西安。有弟兄姊妹把他们接到家里，他们就在那里开始作工。
九月，倪柝声应邀从菲律宾转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实兆远、槟城等地访问，然后再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因爆发敌对情势，群众纷纷涌向租界避难，也有许多主恢复中的圣徒和同工被迫从沿海各省迁入内地。于是，倪柝声有负担出版《敞开的门》，这不是作为正式的刊物，乃是作为他个人职事的一部分，来服事分散的圣徒。他既要顾到上海，又要顾及跟着政府退到内地的弟兄姊妹，实在非常忙碌。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当他们从海外再回到上海住处时，发现财物被盗，其中包括他送给张品惠的结婚礼物（一本中文圣经），后来这本圣经失而复得。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中国传道人，正在爱尔兰的一个聚会中讲道时，有人大声说：“我有一本中文圣经，就能把这一段讲解得更清楚！”说着，他们就拿出一本中文圣经。那传道人问他们，这本圣经是哪来的？他们就答道：“有一位朋友的儿子曾在租界区的英军中服务，有一次被某种想获得战利品的直觉驱使，走进一间空房子里捡到这本书。在书的空白页上，他读到一句英文，意思是‘读此书能保守你远离罪，罪必阻挠你读此书’。他想这本书一定是圣经，就把它留下作纪念品。”那传道人看一看署名，认得这些中文名字“品惠存，柝声敬赠”。他就要求能否送还原主，他们就很快答应了。过了一些日子，倪柝声夫妇被邀请到一位女士家中品茶，就惊奇并意外地重新获得了这本圣经。
十月，李常受和汪佩真从西安到郑州，再从郑州到汉口。因为他们在西安时，接到倪柝声的电报，要他们到汉口参加同工聚会。但在等待倪柝声的时候，李常受又接到从烟台来的电报，说：“日军不久就要在烟台登陆，烟台弟兄姊妹都准备撤退到内地，你最好回烟台，带家眷撤退。”这实在叫李常受为难，因为从汉口到烟台，要换五次车，然而主给他勇气，他就这样走了，回去照顾他的家人。一路上，实在是蒙主的恩典和保守，虽然日本军机随时轰炸铁路，也常有警报，但他还是顺利地回到家。不久，日军登陆占领了烟台，因交通阻断，无法出来，他只好滞留在烟台。以后一段时间，他就在华北、西北好些地方的公会讲道。处处都受欢迎，真理释放了，人也欣赏，却是没有结果。后来，正逢张晤晨回到烟台，他就告诉弟兄们，他里头很清楚，他不应该再去跑公会，那个工作是白忙的，他要专心一意地留在烟台，只作烟台一个地方。从年底开始，他就在烟台作工。
十一月，倪柝声夫妇已绕开战区，沿长江上行抵达汉口。在汉口，他对全国同工，重新讲《工作的再思》，这次他说得更完全，内容更深，启示更清楚。这信息的速记内容，流传各地，立刻引起出版的需要。并藉着李渊如和张品惠在文字上的帮助，得以及时付印。
到年底，香港、广州以及内陆省份的汉口、重庆、桂林、昆明、兰州、天水、西安等地，也已兴起了地方召会的见证。
一九三八年
二月，倪柝声从上海到香港、新加坡、槟城，并分别在这些地方的召会举行聚会。四月，旅经印度。五月，到达伦敦。这次，他不再去访问弟兄会，而直接到史百克聚会的地方，住了一年多。在那里聚会的人，因为和倪柝声交通过、听他讲过道，所以都相当尊敬他，也都从他得帮助。
七月二十二日，倪柝声与史百克同赴开西大会。他与一位日本基督徒同坐在讲台上，当轮到他为远东祷告时，他说：“主掌权！祂在掌权！祂是万有的主！没有什么能摸着祂的权柄！那出去损害主在中国和日本之权益的，乃是属灵的权势。我们不为日本祷告，我们不为中国祷告，但我们为祢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权益祷告。我们不责怪任何人，他们不过是主仇敌手中的工具。主，我们在祢的旨意中站住。主，粉碎黑暗的国。主，逼迫祢的召会就是逼迫祢。”全会众都被这祷告所抓住，并且深受感动。许多人认为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一个启示，给予每一位有幸参与此次聚会的人，难以忘怀的回忆。
十月，倪柝声应邀访问丹麦。在丹麦的赫尔辛基市国际学校里，他就罗马书五至八章发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给这些信息取名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然后，他继续访问挪威、德国、瑞士，再经由巴黎返回伦敦。住在伦敦时，倪柝声觉得，历来在东方的弟兄们，都相当接受史百克属灵职事的一份，但他们在召会的实行和认识上有所缺失。为使东西方能完全的平衡，并一同为着主的见证，他就有负担，将关乎召会的异象和实行方面的事，交通给史百克及英国的弟兄们。然而，他在那里试了再试，交通未能顺畅。因此缘故，他就把《工作的再思》翻成英文，书名为“Concerning Our Missions”。翻译工作得巴若兰小姐等人的帮助而完成（巴若兰小姐已转到主的恢复中），并在史百克的书室出版了。出版之后，史百克发现书里讲到关于召会、立场这些事，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就要求这本书一定要修改，否则不能再出版。
同年夏天，烟台和北平、天津间的交通已恢复，李常受被请到天津、北平去，一直住到十月间。那期间，在日本人占领下的环境虽改变了，但聚会却蒙祝福，属灵情形相当不错。之后，他回到烟台，在烟台有特别聚会，仅仅一个月，就引起日军的注意，将他们八个人抓走。然而，主有暗中的保守，如同神预备以斯帖一样，借着一个女人家，把他们八个人都释放了。尔后，他仍然可以自由作布道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
五月，倪柝声离开英国，本来计划经过美国返国。但是，当他前往大使馆查询时，得知日本人正利用太平洋的一些港口作为强迫宣传的基地，以阻止一些中国人从西方回国。因而，他决定搭乘英国轮船直驶黄浦。旅程经过孟买及可伦坡，在印度有短暂的停留，后经新加坡返回上海。当他回到上海后，发觉张品蕙一直为他留在有战争危机的西方而挂虑，却见他安全回来而大得释放和欢喜。倪柝声访问别的国家，他给所接触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主所托付的”。这些接触为后来主的恢复在中国以外的推广铺了路。
八月，倪柝声再次召聚为期十一天的特会，专特地讲到“基督的身体”，以及属灵生命较深之事的信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次特会，他盼望各地都能有人参加，然因战事，交通不便，参加的人数很少。而李常受与四位青年同工有机会前往上海赴会，当时他们正在青岛潍县一带作工，接到电报就都来了。在特会的所有聚会中，倪柝声邀请李常受在他讲道前读经文。通过这次特会，李常受的眼睛得开启，看见基督的身体。另外，他作为倪柝声的客人，他们再次有亲密的交通。倪柝声为他讲述了欧洲之行的一些事，使他清楚主在英国和北欧各国工作的真实情况。
也在倪柝声回到上海后，他自己担负起栽培同工的工作。他了解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持久，工作中经济上的短缺会很大，为此他开始帮助其弟倪怀祖经营“生化药厂”。以将药厂的一部分盈利调拨出来，在艰难时期维持他的同工们的需要。同时，他也安排许多弟兄进药厂工作。此后，在属灵上的商议及物质上的支持，则多少靠倪柝声个人亲自照顾，将近有四十位工人实际上是由他直接负责。而工作的基金，是与召会分开处理的，也由他和另外两三位年长的同工一起来管理。
九月，《敞开的门》发行第十九期后暂停。
一九四0年
春天，倪柝声在聚会中讲到“召会、得胜者及神永远的旨意”，又以“神如何对付祂的百姓”为题，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中做出一系列深刻的讲论。并在四月份上海友华村的训练中，讲到“召会、身体及奥秘”。
李常受带了几位弟兄姊妹同去参加训练。他在那里一面受训，一面写《基督徒报》的稿子，其中有几期专门讲国度的真理。有一天，他和倪柝声从会所楼上下楼时，倪柝声对他说：“常受弟兄，我们手里对于建造召会有神的蓝图。”
这个时候，蓝图对李常受是个新名词。事实上，倪柝声提到“建造召会的蓝图”，主要讲到两面：一面是认识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在复活的生命中；另一面是认识召会必须有实际的建造，有实际的事奉。因此，就需要有长老室，有长老的事奉，并设立执事室，有执事的事奉。李常受看见并接受了这个蓝图，两个月后，他就带着这个蓝图回到北方，在烟台召会整顿长老室、执事室，带进实际的事奉，并推动“召会传福音”。在当时，中国各地已有几十处召会，只有上海、烟台二处有这蓝图，并且按图实际的建造。但因着战事，上海的聚会受到难为，而在北方却有了转机，许多该学、该实现的，都在北方学到了，也实现了。
这一年，因着倪柝声在真理上属灵的进一步看见和传讲，同时因着地方召会在福音上的见证和拓展大大加强，就使许多人得复兴和造就，连一些基督教团体里的信徒都受吸引慕名前来。有一些宣教士虽留在他们的立场和职事上，却欣赏地方召会工场的见证，并为之代祷。可是，这样也招来一些人的批评和指责，有的人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攻击倪柝声的工作，并控告他，如“倪柝声以使徒名义，开展错误的事工”、“拐骗众多门徒来跟随他”、“接受外国资金供应，资金使用不明”，等等。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后三12）。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0年左右，在济南召会的单覃恩返回美国，不久又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上海红十字会的医院作医生。他的岁数较大，有五十多岁，生命也有长进，倪柝声就设立他为上海召会的长老之一。
同年，《基督徒报》暂停发行，其中有著名的《十二蓝》，为众圣徒必读信息。
一九四一年
从正月开始，烟台召会实际实行建造召会的蓝图，就是李常受从倪柝声交通中所看见的。他将一切事付诸实行，有长老，有执事；有长老室，有执事室，也有各种服事小组，并实行“召会传福音”。之前，他们趁着过年亲友都回家，就想要抓住机会传福音。除夕那天晚上，众人都禁食祷告；非但不过年，不吃年节的食物，还禁食祷告。他们是这样的全召会全体传福音，连孩子们都个个出动，甚至也祷告。
到了正月初一早上，头一场聚会就打了胜仗，来的亲友相当多。他们一连传了四天福音，一天两次，上午一堂，下午一堂，一共八堂，得救的人是成群的。已过的记录，一天受浸没有超过三十几位的，但从这年新春开始，他们打破了记录，一天有一百多位受浸，并且还不只一次。这是头一个月的收成，往后还有四、五个月，也有几百位受浸。
一月二十四日，张郁岚接受基督信仰，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后成为重庆等地方召会的长老。
十二月七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击夏威夷的珍珠港，同时占领上海租界，并组织伪基督教团体。这时候，银行存款因着币值的变动，都有问题。上海召会账上存的三万元，也自然成了一个问题。本来，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在上海聚会的一位家境富有的年长姊妹，她有一块地，地点非常好，面积也很实用，价钱约是当时的六、七万元。她听见召会要造会所，愿意把地送一半给召会；也就是说，定规六万元的地价，召会只要出三万元。那时，出三万元也不容易，可是弟兄姊妹都拼过来了。但到了正式成交立约时，这位老姊妹的一个女儿，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将来召会造会所时，在会所一个角落放一块石碑，记载这个会所有一半是她母亲奉献的。倪柝声不接受这个条件，他告诉那位女士说：“我们的奉献都是不记名的，不能特特为你母亲的奉献立个碑。”这样，弟兄们为此交涉很久，终不成功，就把地退还给她们，拿回三万元，留在召会的账上。
哪知到了这战乱时期，有一天，一个所谓的“弟兄”拿枪到李渊如的住处，威胁她说：“我确实知道召会有这笔款存在银行里，你去告诉负责弟兄，把这笔款准备一下，明天给我拿来。”李渊如马上找长老交通，一同祷告，把这件事交给主。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报纸登出那个人在马路上，被电车撞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要知道，服事召会并不容易。又可说，主恢复的见证，每件事都得争战，就是买块地造会所也不例外。地买不成是难处，留下一笔钱存在银行里也是难处。那时人把钱存在银行里，经过几次币制的转换，币值一路贬，到最后都化为乌有，不过是一堆不值钱的纸张而已。所以，这三万元存款也是一个负担。然而，倪柝声实在是主忠心的仆人，虽然有些人常动这笔钱的主意，也有人造谣说他使用经济不明，但他保存了这笔钱，不仅没贬值，反而升值了（三十五根金条），且在一九四八年拿出来买地造会所。
另外要说的是，早在倪柝声去英国访问弟兄会时，他们曾说，若是中国圣徒们的聚会也走他们的路，他们就愿意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负责买一块地，造一个会所。那时上海是全中国生活程度最高的地方，地价很贵，以本地弟兄们的力量，不大可能盖造一个会所。弟兄会的人知道这种情况，就提出那个条件，但是被倪柝声拒绝了。
在这一年，浙江各地聚会情形很好，祷告的事也都得主答应。其实，自日本人占领中国后，全国就分成南北两个区域。各地召会只有私下的聚集，弟兄们彼此很少往来。后方虽有聚会兴起，但与各地的交通还是不容易。有一次，在上海召会的一个祷告聚会里，一位领头的姊妹献上很长的祷告。在那个祷告里，她叹息着说：“主阿，怜悯我们，这里的召会真是软弱。”随后，倪柝声立刻献上一个祷告。在这祷告里，他说：“赞美主，召会不软弱，召会是荣耀的。”他的祷告震撼了每个人。在这两个祷告之间，似乎在打仗。哪一个祷告是对的呢？最终，当圣徒们进入新耶路撒冷时，就要看见倪柝声的祷告是对的。召会完全是荣耀的。不要帮助撒旦那说谎者散布它的谎言，不要相信谎言。今天召会若没有显出荣耀，或许明天、明年、或下一代，就是荣耀的。在永世里，所有的召会必定是荣耀的。
十二月，倪柝声的父亲病逝，他到香港安排葬礼，并在香港九龙佐敦道七号会所讲道。倪文修离世前，已是神的一位真儿子。
- 待续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介言)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编年史_1(1920-193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32-194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42-1950)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51-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