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燦原創：歷史的簡說

歷史的簡說_編年史(1932-1941)

 

一九三二年

三月底，倪柝聲接受單覃恩（Dr.Sterns）的邀請，訪問山東省會濟南。單覃恩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由美北長老會派往中國擔任醫療傳教士，在山東濟南的齊魯大學醫科教外科，後來又作了齊魯大學的外科主任。雖然他來中國作教士，自己卻還沒有得救。有一天，他的一個孩子意外死亡，這刺激他思考人生的意義。當時，有人幫助他對主有點認識，使他獲得悔改重生的經歷。此後，單覃恩夫婦對福音很熱心，並邀請人去他家領奮興會，引導學生成為基督徒。接着，他接受一位來自福州學生的建議，就邀請倪柝聲去講道。倪柝聲到濟南後，正值齊魯大學春假期間，單覃恩就專門租了一節火車廂，安排八十多名齊魯大學學生到泰山半山腰一處公會的房舍，召開三天特會，帶進了一次復興，隨後又在齊魯大學醫學院禮堂安排倪柝聲向學生講道十一天，使得更多的學生接受基督。這次訪問為後來濟南召會的成立鋪了路，因為單覃恩與倪柝聲接觸以後，脫離長老會，併到上海參加地方召會聚會，回到濟南後，他自行組織查經聚會，並在濟南興起地方召會。

六月間，倪柝聲訪問煙臺。因着杜忠臣回煙臺度假，把他在上海聚會美好的光景講給李常受聽。李常受真是嚮往，所以就寫信請倪柝聲到煙臺。另一面，因為他們兩個人在中華自立會時，牧師把他們比作迦勒和約書亞，給人非常好的印象。因此，他們就去見牧師、長老，建議他們邀請倪柝聲來講道。他們就請了，杜忠臣回到上海，也當面把一切的情形報告給倪柝聲。於是，倪柝聲便應邀前往。對公會裡的信徒講道一周。然後，他又應邀對黃縣（煙臺附近一城市）南浸信會神學院的學生及會友講道。

從黃縣回到煙臺，倪柝聲在李常受家住了兩晚，他們就有了更多美好的交通。值得一提的是，倪柝聲得着了李常受這一位重要的同工，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日子，影響李常受往後幾十年在主里的道路。期間，應倪柝聲要求，李常受帶他去見弟兄會中牛頓派在煙臺的領頭人布納德。他們三人聚在一起的時候，李常受察覺布納德不欣賞倪柝聲為着主的見證；布納德強調聖經知識的準確，而倪柝聲強調生命的需要。

在倪柝聲離開的那天晚上，有位中華自立會的弟兄來請他去講道，為了安慰他正在遭受大苦難的一位朋友。李常受告訴他，倪柝聲已經上船走了。因為在七月間，天氣炎熱，李常受就建議那位弟兄到他家附近的海邊坐坐。於是，他們就有些交通，李常受也照着聖經回答那位弟兄關於受浸和擘餅的事。講到夜裡，月亮掛在高空。那位弟兄說：“李先生，不要講了，現在我請你作一件事，水就在前面，你給我施浸吧！”李常受說：“這個不行。我是個年輕人，怎麼可以？”那位弟兄馬上責備說：“你這個人，能說不能行。你剛才告訴我，什麼人可以受浸，什麼人可以施浸，什麼時候是合式的，什麼地方是合宜的，有水就可以了。現在我認為我應該受浸，我也認為你應該施浸。時候對，水也對，你卻推辭。”李常受藉口說：“我們跪下禱告，看看主怎麼引導。”他一跪下去，主就說話。主說：“你看，這裡有水，受浸有何妨礙呢？你沒有去找他，他也沒有來找你。他是來找倪柝聲弟兄的，就這樣到了海邊，談到半夜，有多方便？你不作，你真是錯。”接着，李常受就起來，沒有話可說，但他還是找了一些話推辭。那位弟兄卻不容他推辭，堅持叫他為自己施浸。最後，他們兩個人就穿着夏天的衣服，到海里去，李常受把他浸到水裡。

真奇妙，他們兩個人在回家的路上邊走邊講，那位弟兄忽然說：“明天，我就到中華自立會，把我的聖經、詩歌拿回家，我再也不去那裡了。我要到你家，就是我們兩個人聚會，好不好？”李常受說：“好吧，我也不再到弟兄會去了，就在我們家聚會吧！”就這樣，他們兩個人開始聚會了。李常受所在英商仁德洋行里有兩個同事，一個是他的同學，還有一個是他的鄰舍，他們聽見這事，也要求李常受給他們施浸，他不能推辭，就為他們施了浸。現在，他們就有四個人擘餅了。過了兩周，有十一個人擘餅，再過兩周，即七月二十一日，就有十四個人擘餅。自此，煙臺的聚會就在這年夏天開始了，這是在山東煙臺興起的北方第一處地方召會。

八月二十七日，李常受寫信給倪柝聲交通到這件事。後來，信件內容被倪柝聲刊載在《通問彙刊》第一期里。

十一月，因着倪柝聲曾向英國弟兄會買書，並在信札上有過交通，使他們得知中國有弟兄們起來，脫離組織的基督教，並在各地隱藏着事奉神。於是，這時就有七、八位來自英國、美國和澳洲的信徒訪問上海召會。弟兄們事先就已聲明，只與他們個人有交通，與他們背後的團體卻無關聯。接着，倪柝聲召開了特別聚會，彼此交通都很敞開，也很歡喜。只是這次訪問帶來了極大的難處，就是有些蘇北弟兄接觸他們後，受了影響，想要和他們來往，福州一帶也是，這使得倪柝聲吃了很大的苦。所以此後，他就從中學了一個功課，可以接受外來文本的幫助，卻不可隨便請人來。

一九三三年

三月，汪佩真訪問煙臺召會。

四月，倪柝聲訪問濟南在主恢復里的聖徒，並從那裡繼續前往煙臺訪問。這次他仍是住在李常受家，上午在中華自立會的禮拜堂講道，晚間對主恢復里的聖徒講道。他的話語使許多人大得造就，並且幫助那裡在主恢復里的召會建造起來。

六月，煙臺召會聚會的人數，差不多有一百位。李常受白天到公司上班，晚上負責講道，主日負責講台，還要照顧一百位聖徒，他感覺相當吃力。在一九二五年時，他得救那一天，就在回家路上蒙主呼召。因此，到了這時候，主就提醒他：“你不是奉獻了麼？你不是答應了我的呼召麼？”但他考慮當時在召會的弟兄中，收入最多的就是他和他的弟弟，而在召會財務的奉獻上多半就是他們兩個人。同時，他也考慮自己有了家庭，已經有三個孩子。如果放下職業，還要奉獻顧及別人，那麼誰能顧及他呢？他裡頭的信心着實不夠。

與此同時，因着之前弟兄會信徒的來訪應邀，倪柝聲回訪他們。在英國，他拜訪《救知樂》的作者卡亭-喬治，同時去拜訪潘湯和史百克。然而，弟兄會的人很不喜歡倪柝聲這樣行。因為潘湯是極力反對靈恩運動的，也承認撒旦是在人的肉體裡。而史百克曾經是賓路易師母的同工，在他們看來，賓路易師母是交鬼的（支持得救的人能被鬼附）。因着倪柝聲留在史百克弟兄那裡擘餅，弟兄會的人發現，就回去報告，並認為這是極大的罪惡。雖然他們對倪柝聲感到不悅，但還是一路陪送完倪柝聲在國外的行程。

弟兄會有公開的和閉關的兩派。公開弟兄會以慕勒為首，認為只要是得救的人，不管有沒有脫離公會，在哪個團體吃聖餐，一概接納；閉關弟兄會則以達秘為首，認為只要和任何別的團體有關係，在他們以外參加聖餐，那就是“惡伴侶”。這使倪柝聲看清弟兄會中間混亂的情形，他重新把新約讀了一遍，看見地方召會的界限，就是召會所在地的那個城市。若是人人都持守一城一會這個地方立場，就不會像弟兄會那樣分裂了。

八月一日開始，李常受掙扎了三周之久；到八月二十一日那天，他裡面實在過不去了，就和兩位帶頭的弟兄交通，請他們為他禱告，他自己夜裡也跪在主面前和主交通，最後定規次日辭職。第二天早晨，兩位弟兄都印證，他應該離開職業，全時間事奉。於是他就去辭了工作。辭職以後，他到郵局去，郵局裡的人給他一封從東北長春來的信。他在路上把信拆開，原來那是一封請他到別處去講道的信。信上說：“我們這裡非常需要你，請你來講道。”這是李常受一生所接到的頭一封邀請信。他剛剛辭職，就接到一封信請他去講道，他就得着明確的印證。立刻，他去見總經理，告訴他說，等他從東北回來再交代他所經手的事。

九月底，李常受在東北時，總經理寫信給他說，他們不能讓他走，還要給他加薪、升級。按公司的習俗，到每年年底都有一大筆的紅利。李常受心想，再過三個月就年底了，他可以留下來，等領到紅利再離開。這樣，他裡頭就受了引誘。哪知，他從東北一回到家，他的弟弟就給他一封從“上海福音書房”轉來的信。他打開一看，是倪柝聲的來信，信里說：“常受弟兄，關於你的前途，我覺得你應當全時間事奉主。你感覺如何，願主引導你。”信是在八月十七日下午寫的，也正是李常受在為是否放下職業掙扎的那三周中。他就驚奇：“倪弟兄怎麼會在那個當兒，寫這封信呢？”他雖然不知道，但是他看到那封信，幾乎落淚。他就對主說：“主阿，沒有話說，我明天就去向經理交代，我不作了。我要去上海見倪弟兄。”

在十月里，李常受到了上海，倪柝聲留他作客。李常受頭一件事就問：“倪弟兄，你為什麼寫那封信，你在哪兒寫的？”倪柝聲就告訴他說：“當我從歐洲回中國的時候，船在地中海上航行。八月十七日那一天，我在船艙里，為着主在中國的工作禱告。禱告之間，我覺得該寫一封信給你，告訴你該全時間事奉主。”當時，李常受裡頭得到極深的印象：倪柝聲一定是個活在主面前的人。若不然，他人在中國掙扎，倪柝聲遠在海中坐船，怎麼裡頭有感覺，應該寫信談及他所掙扎的事？因此，他對倪柝聲非常敬佩，倪柝聲也開始很賞識他，為他們的同工立下了一個很好的關係。

不久，倪柝聲和李常受交通到姊妹在會中開口這件事。弟兄會絕不許可姊妹們在聚會中開口，連禱告都不可以，只可以開口唱詩。倪柝聲從經歷中覺得，這種作法太使聚會受虧損了。每逢聚會，弟兄們這一邊禱告，聲音又高，姊妹們那一邊卻鴉雀無聲，這個聚會就不能平衡。他認為應該讓姊妹們開口。按照林前書十四章所說婦女要閉口不言，乃是指着姊妹們不可以施教、不可以定教義；這也和提前書二章十二節相符合，那裡說，不准許女人施教，意思就是不准女人用權柄施教，解說並斷定教義。但林前書十一章卻說，姊妹們禱告或是申言，若不蒙着頭，就羞辱自己的頭（5節）。可見，有姊妹禱告、申言這回事的。

在下半年，煙臺、濟南、天津、北平，這四處地方，完全正式有了地方召會。到了年底，為着眾召會之間的交通，和不同地方之聖徒間的交流，倪柝聲負擔印行《通問彙刊》。

一九三四年

從這一年開始，上海召會就實行姊妹們在聚會中開口。各地召會也隨着實行姊妹們開口禱告，可是還不能在聚會中說話。然而，有幾位姊妹，特別有恩賜，她們每到一地，對姊妹們講道，弟兄也喜歡得幫助，就用一個屏風或幔子隔開；弟兄們在幔子後面聽，姊妹們就在幔子前面講。慢慢的又放鬆一點，姊妹們可以作見證了；但見證來、見證去，難以避免帶着一點教訓。所以這些事，實在很難劃出一成不變的界限。這就是為什麼說，在主的恢復里，只要注意重點，不要注意那些小點的問題。不過，姊妹們站住蒙頭的地位，總是對的。至終，姊妹們開口禱告、作見證這件事，在地方召會算是行通了，沒有難處。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對這事不太滿意，不過眾人都還是有主的恩典。

一月，李常受仍在上海，因為要在上海召聚第三次得勝聚會，他就幫助倪柝聲寫關於得勝聚會的報導，以及替他回復各地的來信。期間，倪柝聲也在一些事上來成全他。譬如，到了得勝聚會前一天的主日聚會，自然像是個預備聚會。來參加特會的人，比從前兩次都多，外地來的聖徒，加上本地聖徒，約有三百多位，都等着在主日聚會聽倪柝聲講道。李常受住在會所的樓上，很歡喜，把聖經預備好了，筆、筆記本也都預備好了，歡歡喜喜地準備下樓聚會。豈知聚會前十五分鐘左右，倪柝聲叫人遞給他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常受弟兄，今天早晨大聚會你講道。”他一看，又驚懼，又不太高興，心想：“要我講道，也應該在前一天告訴我，我還可以預備；現在會場裡坐滿了人，講台又在中心，四面的人都朝着講台，那裡應該是倪弟兄站的地方。”他還沒有考慮完，聚會時間就到了，倪柝聲又不知在哪裡。他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下樓，上台傳講信息。他的確知道，這也是一種成全。

到了第二天，得勝聚會就開始了，說到“基督是神的中心與普及，和神的得勝者”。並且，聚會之後，同工們有個查經聚會，專查召會問題，其中的一個題目，是“地方召會的界限”，後來出版為《聚會的生活》一書。在書中第二章，倪柝聲論到交通的實行，他說：“我們常想，我們能揀選，我們能任意改換我們聚會的地方。豈知並沒有這件事。我們在聚會中，有頂大的福氣，負頂大的責任，也受頂大的限制，你若到北平去，就必須到徐仲潔弟兄那裡去擘餅；你若到天津去，就必須到李弼弟兄那裡去擘餅；你若是到煙臺去，就必須到李常受弟兄那裡去擘餅。因為他們都是站在召會的地位上的聚會。”

此次得勝聚會，共十天。有好些人是從沒有聚會的地方，從別的基督教團體來的。經過這次聚會，就把各地已有的聖靈工作引起來。除了華西、華中，就是四川、湖南、湖北一帶以外，各地的聚會像雨後春筍般，一地一地的興起來。例如，浙江省杭州和蕭山、紹興一帶，福建省福清、莆田，陸續興起地方召會的見證。眾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口號是：“脫離宗派，走主道路”。

這次得勝聚會後，李常受才回到北方家中，但在五月間他又回到上海。因為之前倪柝聲對他說：“李弟兄，我們在這裡的同工，都覺得你應當把家搬到上海，在這裡和我們一同工作。你將這事帶到主面前禱告吧！”李常受一禱告，亮光就來了，給他看見，在使徒行傳里，主的工作只有一條路，只有一個流，從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從安提阿再往外流，這一路上揀起來的人，都歸於這一個流。保羅並沒有另開一條路。那時主就給他看見，倪柝聲向他的提議是對的，他不應該自己在北方再開一個頭，另作一個工，他應該進到這個流里。以後，從這裡再往外流出去。所以，他就答應倪柝聲到上海和他一同作工。

六月，《講經記錄》停刊，與七月復刊的《基督徒報》合併，並開始出版關於福音的《佳音報》。在七月至八月里，《復興報》發行第三十六期後停刊。

夏天的時候，因着李淵如被請至廣州一帶，在姊妹中間作工，就把《通問彙刊》代編這事委託給李常受。從各地送來的消息得知，脫離宗派的流，實在驚人。每一個脫離宗派的人，都正正式式去函給原來的公會，主要有兩句話：“我要走主的正路，請將我的名字從你們的生命冊上除掉。”這就使全國的基督教團體，特別是西教士，生發恐慌，一致興起了厲害的反對。這時，東北四大都市：長春、奉天（瀋陽）、哈爾濱、大連，也都有了聚會。

八月間，李淵如回到上海，李常受就把《通問彙刊》的編輯工作交代了，然後出門，經過溫州、瑞安，到浙江南部的平陽，因為那裡有特會。平陽一帶，已有將近八百到一千人，他們屬靈的情形非常好。開特會的地方叫作馬站，那裡沒有汽車，都是步行，有時弟兄們體諒他，替他雇一個小轎子。他們都很有愛心，知道他是北方人，喜歡吃饅頭，就“好心”地作了一些饅頭給他吃。但那些饅頭外面發亮，裡面卻還是生的，吃了不消化。許多時候人愛主就像這樣，非要照自己的意思愛不可。三周過後，李常受不僅瘦了，並且帶着胃病回去。他從溫州搭船到上海，再從上海搭車到杭州，剛好趕上十月間的第四次得勝聚會。後來倪柝聲說，他在台上講道，看見人一個個走進來，就是沒有看見一張像李常受那樣難看的臉。自此，李常受從“饅頭”事件學了功課，切切不要以自己的主張來愛人，人的意見都應當被殺死。

十月十日，倪柝聲在杭州召開第四次得勝聚會，主題是“亞伯拉罕的生平和屬靈的爭戰”。這次聚會不僅北方有人來，東北也來了很多人。因着北方和東北的人數加多，所以對東北的聚會影響非常大。就在這次得勝聚會中，倪柝聲母親趁着眾同工都在那裡，來請同工中年長的李淵如幫助，催促倪柝聲在她自己結婚的紀念日完婚。李淵如又找李常受和負責杭州召會的欒腓力（原名欒永生）交通，趁這機會和同工們說一說，盼望大家贊成，勸勸倪柝聲結婚。

此時，張品蕙已經成為一位熱心的基督徒。十年後，主的主宰又把她帶回給倪柝聲。起先，倪柝聲不同意這個日期，因為十月十九日正是第四次得勝聚會最後的一天。至終，他接受了弟兄們的勸，他說：“好吧，同工們要我結婚可以，只要欒腓力弟兄答應作婚禮的司儀，李常受弟兄作儐相，我就結婚了。”那兩位弟兄自然是答應的。可誰作證婚人呢？同工中間年長的不太多，都是二、三十歲的人。正好李常受曾去東北長春講道、為人施浸，當中有位原是那裡長老會的長老，他大約有六十歲，是個很有分量、很成功的商人，也從東北長春到杭州來赴特別聚會，他們就請他出來作證婚人。隨後，就在那天下午，整個聚會完畢之後，倪柝聲與張品蕙舉行了婚禮。

特會結束，各地同工都轉到上海去。倪柝聲覺得機會到了，就判定設立長老。上海召會頭一批的三位長老，一位名叫杜忠臣，一位名叫林光表，第三位是吳錫祜。倪柝聲訂定設立長老的日期後，有一、兩位弟兄非常抗議，逼得他宣布全召會禁食一天。那天眾人就都到上海兆豐花園禁食禱告，借着禁食，那位抗議最強的弟兄改變、同意了。於是就設立長老，這件事也算平安過去。

然而在十一月，因着倪柝聲的婚事，上海召會就起了風波。由於張品蕙的姑媽張美珍強烈反對這一樁婚事，按她的心意，她的侄女應該嫁給一個富翁。出於對這事的怨恨，她就在全國最大的一張報紙上，連續一個星期登出了措詞粗鄙的大廣告，作為攻擊倪柝聲品德的手段；她也印了許多單張在基督徒圈子內廣肆分發，這在許多基督徒中間製造了相當大的騷動。有一位傳教士說：“我讀到這份傳單，其惡劣的程度叫我不得不把它燒掉。不僅如此，我還得要沐浴一番，才能使身心潔淨。”這事使倪柝聲變得極其消沉，所幸妻子張品蕙在他身邊不斷地安慰和鼓勵他，並在他工作上做得力的助手。可這件事卻迫使倪柝聲停止了公開的服事。

面對如此局面，李淵如馬上去找在杭州的欒腓力，可憐他病得嚴重，肺病在身，血壓又高，加上失眠，夜裡睡不着。李淵如找他，他就打電報給李常受。此時，李常受因胃病，也剛回到煙臺養病不久。

一九三五年

新年那天，李常受抵達上海。當時，因着張品蕙的姑媽平時接觸的大多是公會的人，那些反對者就和她聯合起來攻擊倪柝聲，盡所能的破壞他的職事。面對這種情形時，同工中發生難處，沒說什麼就一個個都走了，只有汪佩真留在那裡。而李淵如說這個時候，弟兄們就應該作頭，然後她也搭船去湖北了。欒腓力與李常受，被視為最有資格負責處理這局面的人，因為他們在倪柝聲的婚禮中，一個作過司儀，一個作過儐相。起初，他們加上汪佩真的幫助，盡力使風波平息。但因着反對者猛烈的攻擊，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歸於徒然。至終，欒腓力因着疾病和疲倦，返回杭州家中休息。

一天早晨，倪柝聲拿着當天的報紙，向李常受憂傷地說：“在我一生中，從未見過一個婚姻，在全國最大的報紙上以大字刊登的廣告中，公開受攻擊。”第二天，他也離開上海，同張宜綸、倪懷祖和另一位弟兄，經過浙江、江西、湖南，到廣西、貴州、雲南，為着推廣主的恢復勘察情況。

而上海的工作責任就託付給了李常受，他和汪佩真留在那裡。他們兩人實在作難，只會流淚，流到一個地步，就覺得不要再作什麼了，也不要再去見什麼人了；他們什麼都不作，讓反對的人去反對吧！他們只要好好禱告，好好聚會，再也不管這事了。奇妙的很，鬼魔的事，你越反對，它越麻煩你；你讓它去，它反而平靜下來。

五月，風暴仍在，但多少已平靜了。李淵如從外地回來，倪柝聲從西南各省旅行回來，而其他同工們因着都有主的恩典，又學習了一些功課，也都一個個回來了。那時，倪柝聲因着各樣的難處，心裡為難，不肯出來講道，李淵如請李常受同去說服他，最後他就接受李淵如的建議，答應帶領約十來位同工，每個早晨在杭州西湖查讀雅歌書。《歌中之歌》一書，就是那次的筆記。這次查經過後，倪柝聲恢復正常的盡職。

順帶一提的是，《歌中之歌》書末附帶了一篇“讓我愛而不受感戴”，這是倪柝聲本人很喜愛的一首詩，歌詞是這樣的：“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只知傾酒不知飲酒，只想擘餅不想留餅；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來使人得舒服。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願意受虧損來度旅客的生涯；因為當禰活在這裡時，禰也是如此過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禰的人得安適。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在還原；所以讓我學習禰那樣的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求禰在這慘澹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學習知道禰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有流傳說，這首詩歌的詞作者是中世紀的聖法蘭西斯（St.Francis of Assissi，又名方濟各），當倪柝聲翻譯的時候，又加上末了的數行，曲子是林知微姊妹譜的。然而，追究詩歌的詞作者是誰，若說是聖法蘭西斯，又好像站不住腳，雖然聖法蘭西斯有一首著名的“和平祈禱詞”，與這首很像，激勵了許多愛主的聖徒，但從風格到內容卻很不一樣，並且在天主教的網站上根本找不到這樣的詩歌，更何況與倪柝聲同工幾十年的弟兄們都能見證這是倪柝聲生前所寫的。歸根到底，不管原作者是誰，這都是倪柝聲一生的真實寫照，也是聖靈在人裡面譜寫的愛的詩篇，現今可以唱頌了。有許多聖徒也喜愛將這首詩書寫出來裝裱，以作為座右銘。

在七月初，倪柝聲開始考慮與弟兄會交通的事，如何回信最合式。他們曾寫了好幾封信過來，卻因上海風波，一直沒有時間答覆。最後，他親自覆信，另有上海的三位長老代表召會，以及三位同工（倪柝聲、李常受和張光榮）在信上簽名。隨後，李常受又返回煙臺。

七月期間，《通問彙刊》停刊，原因是以往的來稿，多是論到外面的事，如受浸、離宗派等，使此刊變成一個脫離宗派的專刊，與工作初衷注重生命的事相背。三十日，英國弟兄會召開了一次“決定性”的代表大會，與在上海聚會處以及中國別處地方的弟兄們正式地斷絕交通。但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則堅持認為：交通是根據生命，必須向神的所有子民敞開，而不是根據自己看見多少亮光，就把自己封閉起來。正如經上說：“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羅十五7）。

八月，倪柝聲第三次到煙臺。之前，張品蕙於七月先到那裡。因為倪柝聲感到在靈命上需要有一個突破，就定意去英國看望史百克求得幫助。在動身離開中國前，他打算在煙臺度完夏天再啟程。那時，在濟南的單覃恩夫婦邀請倪柝聲夫婦，到他們在煙臺的避暑別墅小住，他們對倪柝聲的印象非常好，並將內地會從蘇格蘭來的巴若蘭小姐（E.Fischbacher）介紹給他認識，彼此便有很愉快的交通。特別是藉着巴小姐的幫助，倪柝聲在他個人禱告時進入了聖靈澆灌的經歷，他的靈得到更新。隨後，他在煙臺當地召開一周的特會，講到“基督得勝的生命”，給煙臺召會帶來了一次復興。他自己也相當復興，就打電報到上海，告訴聖徒們這個經過。因此，上海召會急切盼望他回去，有同樣的復興會。於是，他就取消歐洲之行，搭船回上海去了。

他一回到上海，上海召會馬上召開同工們的特會，也是個復興。閩南聽見了，也請他去訪問廈門鼓浪嶼、泉州；他去了，那裡也得了復興。十月底，李常受親自到上海，與同工們交通到天津和北平的工作。雖然天津已有一個聚會，北平也剛興起一個聚會，但兩地聚會的規模都很小。這兩地皆是百萬人口的都市，相隔僅僅兩個小時的火車車程，來往非常頻繁，旅客多得不可勝數。當時天津還是中國第二大出口港，僅次於上海。藉着這樣的交通，弟兄們相當看重這兩個城市。

十一月二十一日，倪柝聲在泉州交通到“全國工作分區計劃”，定規到大城市開展主恢復的見證，也定規各區域的負責人。他說：“今天主在我們中間的工作，可說僅限於沿海及東北。最近一二年中有許多行動伸展至內地，我們在主面前有把握的地方有以下各區（包括備用區）。這樣的分區好像使徒時代，不僅耶路撒冷是中心，安提阿也是中心。他們分猶太人區和外邦人區，彼得等負責在猶太人中間的工作，保羅等負責在外邦人中間的工作。工作雖有分區，但交通還是一個。”

關於全國工作計劃的分法，他主要定規李常受、汪佩真負責北平和天津及華北的工作；徐仲潔及山東的弟兄們，負責煙臺、青島、濟南一帶；季永同及其他四、五位弟兄，負責浦口下至南京，並江北區；欒腓力負責無錫、鎮江、蘇州一帶；許大衛、張光榮等人，負責浙江省中心杭州及浙江北區；而上海，由江德茂、李淵如、和倪柝聲本人負責。至於備用區，暫時沒有安排。

一九三六年

一月，李常受、汪佩真已在天津（兼負責北平）開展工作，張愚之也同被打發在此配搭。不久後，因着倪柝聲很看重北平和天津的見證，就親自從上海到北平，訪問當地召會。又從北平前往天津，加強那裡剛起頭的工作，並召開一周的福音布道特會，釋放“正常的基督徒信仰”，後被出版成書。該書原名為《基督教是什麼》，等到出版英文本時，弟兄們謹慎斟酌，認為“基督教”（Christianity）這詞不合式，才改為《正常的基督徒信仰》。因為我們只要“基督”（Christ），不要“教”（anity），“教”就是宗教組織，是有所宗而施教。基督和召會是我們所要的，但墮落的基督教，把基督和召會去掉，加上一些組織的東西，所以就變作“基督教”。

第七世紀時，景教來到中國。當時傳到中國來的，不是基督，而是一個教。景教如此，以後來的天主教，不論是法蘭西斯派，是多明尼克派，還是耶穌會的那一派，也都是帶着“教”而來。基督教的“教”，可以說相當於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節的面酵的“酵”。那裡說，有個婦人把面酵攙在細麵里。那個婦人就象徵羅馬天主教，面酵象徵邪惡的事和邪惡的教訓，細麵象徵基督是神子民的糧。天主教把面酵調到細麵里，以致整團面都發了起來，把召會變成一個“教”。在一般人眼裡，“教”不是個壞東西，但在屬靈的字典里，“教”不是個好東西，實在是個害意的字，因為“教”把基督抹煞了。主的恢復就是恢復基督，恢復細麵，除去異端的道理和邪惡的事物；基督乃是無酵餅，弟兄姊妹必須除去酵，過無酵節的生活。

在這裡，就要學一個功課，我們到任何地方去，不是去傳“教”，乃是傳“基督”而建立召會。像這樣，有人也許要問，信耶穌，不就是信基督教嗎？其實，基督信仰（Christianity）不應被稱為基督教，因它不是宗教。聖經從未教導主耶穌基督來世界的目的，是要在地上設立一個“宗教”，作它的“教主”，設立許多“教條”，“教”信徒嚴守它們來換取救恩；這是世界的宗教所教導和實行的。“宗教”教導人行善來得救，但那本為善的主耶穌，已替人行善，為人的罪而死，所以主耶穌不是“教主”，乃是“救主”；這是基督信仰與世上宗教的最大分別。今天，神的眾兒女所傳的，不該是一個“宗教”（religion），而應是一位“人物”（person）；不是傳教，而是傳道（神的道-主耶穌基督）。信主耶穌的人，也不是“進教或入教”，而是歸入基督的身體（林前十二13），歸入主的名來聚集（太十八20）。

五月，河南省政府有位財政廳長是基督徒，為福音熱心，要在同事中間傳福音，他邀請汪佩真同他們傳福音，然後邀請倪柝聲與李常受作同樣的事。於是，兩位弟兄應邀到河南開封。晚上，在那位財政廳長家的院子裡，他們向省政府的官員連同他們的妻子和朋友講道。聚會相當得勝，也有人得救，可惜當時沒有興起召會。而在白天的交通中，李常受略感到倪柝聲有點受壓，因為聽他說：“若是和受恩姊妹仍活着，我們屬靈的光景就會被拔高。”這使李常受曉得，倪柝聲在尋求某種屬靈的幫助。之後，倪柝聲從那裡返回上海，他也從那裡回去負責北平和天津的工作。在北平起初開展的果效，多半是在當地一所醫院裡，每逢聚會至少有二、三十位護士，也有一兩位醫生被帶進來。

十月，倪柝聲到福建鼓浪嶼，召開同工聚會，他用電報邀請魏光禧參加。那時魏光禧已經清楚主的呼召，要放下教職，過信心的生活來事奉主。正在仰望主的帶領時，就收到倪柝聲的電報，知道是主的安排，所以他立即前往參加。感謝主，給他這罕有的機會，聽見倪柝聲的見證，就是他後來在一九七三年公開發表的“倪柝聲弟兄三次公開的見證”。照他所知，這是倪柝聲一生中，僅有的一次如此詳細地說到自己的事。平時他很少公開地說到自己的經歷，這可能是因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過於在他身上所看見、所聽見的（林後十二6）。使徒保羅在林後書十二章所提的見證，是等到十四年後才公開發表。因此緣故，魏光禧多次擬將這三篇的見證公開發表，但因體會倪柝聲的心意，故遲延隔了三十七年，也就是倪柝聲離世與主同在後，才公開發表。目的是盼望讀者不必注意倪柝聲本人如何，乃要注意主在他身上如何作工，並他如何肯讓主在他身上作工。如此，主的榮耀才能從他身上彰顯出來。正如保羅所說的：“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祂身上得榮耀，都照着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帖後一12）。這次特別聚會後，倪柝聲和其他的同工就安排魏光禧先到廣州開工，然後到香港開工。

截止年底，倪柝聲打發出去的同工，如李常受、張子潔、陸忠信、江守道、張耆年、黃若深等人，使國內主要大城市與港口，如南京、蘇州、天津、青島、北平等，都興起地方召會的見證。全國各地的同工達到兩百位。

同年，倪柝聲從主得供給，也有開辦訓練的負擔，就在上海附近的真茹買地建造訓練中心；另外，《佳音報》出版三期後於一九三六年停刊，這些福音信息後來造就了許多的人。

一九三七年

一月一日，李常受、汪佩真、張愚之等人，在清晨抵達上海。因為倪柝聲給他們發電報，要他們立刻到上海參加全國同工的緊急聚會。倪柝聲到車站迎接他們，當天聚會就在上海附近的真茹訓練中心舉行。在這次聚會裡，倪柝聲有一個負擔，要對同工們說明工作的路，就是以後出版的《工作的再思》頭一次的信息。聚會期間，有幾天他感冒了，不能起床，就要李常受替他講使徒行傳第十三章的原則，他把路線和重點告訴李常受，李常受就照着講。過了兩三天，他病好了，重新再講。就着信息而言，這一次講得不算透徹。

但他特別指出，一個事奉主的人，最好不要長久留在一個地方，應該多往外去。主給我們真理的亮光多一些，那不是僅僅為着我們，而是為着所有神的兒女；他不僅要求同工們開展主恢復的工作，也要求有人專跑公會去講道，將主託付的真理、話語帶到公會，如同將糧倉里的糧食分給各處饑荒中的人。為此，他就安排一位弟兄，往上海、長江一帶，作這樣的工作；又安排李常受到華北和西北一帶，包括山西、綏遠、陝西、甘肅、河南等地。這實在是一個大的區域，但李常受接受了這個使命。同工聚會後，他應邀訪問杭州和南京兩地的召會，同時也經過濟南、青島、煙臺。過了兩個多月，在他回到天津後，就與同工們及當地的弟兄們交通，定規以後要從天津、北平往各處去，顧到各公會。

在上半年，倪柝聲在上海帶領大家查經，特別看“基督得勝的生命”和“聖靈的澆灌”，順帶也看一點關於進國度的事，有的人相當得幫助。在上海有幾位女西教士，也來聽他講道，得了莫大的幫助。後來，她們一個個都轉到這條路上來。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後，倪柝聲應邀訪問菲律賓。他在馬尼拉第一次講道時，一上講台，就問：“你們要我講什麼？”一位老姊妹問了一個關乎召會的問題，他就在那個回答里，把亮光釋放出去。他們就因着他的話，對召會的立場有了清楚的看見。然後，倪柝聲在碧瑤山上，花了一個月時間，對一百多人講道，釋放了“基督得勝的生命”、“聖靈的澆灌”、及關乎召會的信息，有一班人得了很大幫助。這樣，倪柝聲就在馬尼拉，種下了召會立場及生命方面的種子。

八月十三日，日本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國竭力抵抗，戰事更為猛烈，中央政府遷到漢口，後又退到重慶。在這期間，上海附近的真茹訓練中心，建築工程還未完成，就被入侵的日本人摧毀。因戰事蔓延，蘆溝橋離天津、北平很近，李常受仰望主，就準備回到煙臺。在去煙臺之先，有幾位弟兄姊妹在北平等他，也定規要一同到綏遠、山西、陝西長安一帶。外面環境雖因戰事亂成一團，他們卻從太原到堯都、汾陽府、禹都、馬站，到處傳講基督，大受歡迎。接着又去陝西，沒有火車，他們就坐牛拉的大板車，一路顛簸，晚上到了客店，連吃飯、喝水的力氣都沒有，倒在炕上就睡。然後，他們搭上隴海鐵路的火車，到了西安。有弟兄姊妹把他們接到家裡，他們就在那裡開始作工。

九月，倪柝聲應邀從菲律賓轉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實兆遠、檳城等地訪問，然後再回到上海。此時的上海，因爆發敵對情勢，群眾紛紛湧向租界避難，也有許多主恢復中的聖徒和同工被迫從沿海各省遷入內地。於是，倪柝聲有負擔出版《敞開的門》，這不是作為正式的刊物，乃是作為他個人職事的一部分，來服事分散的聖徒。他既要顧到上海，又要顧及跟着政府退到內地的弟兄姊妹，實在非常忙碌。

這裡，講一個小故事。當他們從海外再回到上海住處時，發現財物被盜，其中包括他送給張品惠的結婚禮物（一本中文聖經），後來這本聖經失而復得。故事是這樣的：有一位中國傳道人，正在愛爾蘭的一個聚會中講道時，有人大聲說：“我有一本中文聖經，就能把這一段講解得更清楚！”說着，他們就拿出一本中文聖經。那傳道人問他們，這本聖經是哪來的？他們就答道：“有一位朋友的兒子曾在租界區的英軍中服務，有一次被某種想獲得戰利品的直覺驅使，走進一間空房子裡撿到這本書。在書的空白頁上，他讀到一句英文，意思是‘讀此書能保守你遠離罪，罪必阻撓你讀此書’。他想這本書一定是聖經，就把它留下作紀念品。”那傳道人看一看署名，認得這些中文名字“品惠存，柝聲敬贈”。他就要求能否送還原主，他們就很快答應了。過了一些日子，倪柝聲夫婦被邀請到一位女士家中品茶，就驚奇並意外地重新獲得了這本聖經。

十月，李常受和汪佩真從西安到鄭州，再從鄭州到漢口。因為他們在西安時，接到倪柝聲的電報，要他們到漢口參加同工聚會。但在等待倪柝聲的時候，李常受又接到從煙臺來的電報，說：“日軍不久就要在煙臺登陸，煙臺弟兄姊妹都準備撤退到內地，你最好回煙臺，帶家眷撤退。”這實在叫李常受為難，因為從漢口到煙臺，要換五次車，然而主給他勇氣，他就這樣走了，回去照顧他的家人。一路上，實在是蒙主的恩典和保守，雖然日本軍機隨時轟炸鐵路，也常有警報，但他還是順利地回到家。不久，日軍登陸占領了煙臺，因交通阻斷，無法出來，他只好滯留在煙臺。以後一段時間，他就在華北、西北好些地方的公會講道。處處都受歡迎，真理釋放了，人也欣賞，卻是沒有結果。後來，正逢張晤晨回到煙臺，他就告訴弟兄們，他裡頭很清楚，他不應該再去跑公會，那個工作是白忙的，他要專心一意地留在煙臺，只作煙臺一個地方。從年底開始，他就在煙臺作工。

十一月，倪柝聲夫婦已繞開戰區，沿長江上行抵達漢口。在漢口，他對全國同工，重新講《工作的再思》，這次他說得更完全，內容更深，啟示更清楚。這信息的速記內容，流傳各地，立刻引起出版的需要。並藉着李淵如和張品惠在文字上的幫助，得以及時付印。

到年底，香港、廣州以及內陸省份的漢口、重慶、桂林、昆明、蘭州、天水、西安等地，也已興起了地方召會的見證。

一九三八年

二月，倪柝聲從上海到香港、新加坡、檳城，並分別在這些地方的召會舉行聚會。四月，旅經印度。五月，到達倫敦。這次，他不再去訪問弟兄會，而直接到史百克聚會的地方，住了一年多。在那裡聚會的人，因為和倪柝聲交通過、聽他講過道，所以都相當尊敬他，也都從他得幫助。

七月二十二日，倪柝聲與史百克同赴開西大會。他與一位日本基督徒同坐在講台上，當輪到他為遠東禱告時，他說：“主掌權！祂在掌權！祂是萬有的主！沒有什麼能摸着祂的權柄！那出去損害主在中國和日本之權益的，乃是屬靈的權勢。我們不為日本禱告，我們不為中國禱告，但我們為禰兒子在中國和日本的權益禱告。我們不責怪任何人，他們不過是主仇敵手中的工具。主，我們在禰的旨意中站住。主，粉碎黑暗的國。主，逼迫禰的召會就是逼迫禰。”全會眾都被這禱告所抓住，並且深受感動。許多人認為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一個啟示，給予每一位有幸參與此次聚會的人，難以忘懷的回憶。

十月，倪柝聲應邀訪問丹麥。在丹麥的赫爾辛基市國際學校里，他就羅馬書五至八章發表了一系列的信息，他給這些信息取名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然後，他繼續訪問挪威、德國、瑞士，再經由巴黎返回倫敦。住在倫敦時，倪柝聲覺得，歷來在東方的弟兄們，都相當接受史百克屬靈職事的一份，但他們在召會的實行和認識上有所缺失。為使東西方能完全的平衡，並一同為着主的見證，他就有負擔，將關乎召會的異象和實行方面的事，交通給史百克及英國的弟兄們。然而，他在那裡試了再試，交通未能順暢。因此緣故，他就把《工作的再思》翻成英文，書名為“Concerning Our Missions”。翻譯工作得巴若蘭小姐等人的幫助而完成（巴若蘭小姐已轉到主的恢復中），並在史百克的書室出版了。出版之後，史百克發現書裡講到關於召會、立場這些事，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就要求這本書一定要修改，否則不能再出版。

同年夏天，煙臺和北平、天津間的交通已恢復，李常受被請到天津、北平去，一直住到十月間。那期間，在日本人占領下的環境雖改變了，但聚會卻蒙祝福，屬靈情形相當不錯。之後，他回到煙臺，在煙臺有特別聚會，僅僅一個月，就引起日軍的注意，將他們八個人抓走。然而，主有暗中的保守，如同神預備以斯帖一樣，借着一個女人家，把他們八個人都釋放了。爾後，他仍然可以自由作布道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

五月，倪柝聲離開英國，本來計劃經過美國返國。但是，當他前往大使館查詢時，得知日本人正利用太平洋的一些港口作為強迫宣傳的基地，以阻止一些中國人從西方回國。因而，他決定搭乘英國輪船直駛黃浦。旅程經過孟買及可倫坡，在印度有短暫的停留，後經新加坡返回上海。當他回到上海後，發覺張品蕙一直為他留在有戰爭危機的西方而掛慮，卻見他安全回來而大得釋放和歡喜。倪柝聲訪問別的國家，他給所接觸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是主所託付的”。這些接觸為後來主的恢復在中國以外的推廣鋪了路。

八月，倪柝聲再次召聚為期十一天的特會，專特地講到“基督的身體”，以及屬靈生命較深之事的信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這次特會，他盼望各地都能有人參加，然因戰事，交通不便，參加的人數很少。而李常受與四位青年同工有機會前往上海赴會，當時他們正在青島濰縣一帶作工，接到電報就都來了。在特會的所有聚會中，倪柝聲邀請李常受在他講道前讀經文。通過這次特會，李常受的眼睛得開啟，看見基督的身體。另外，他作為倪柝聲的客人，他們再次有親密的交通。倪柝聲為他講述了歐洲之行的一些事，使他清楚主在英國和北歐各國工作的真實情況。

也在倪柝聲回到上海後，他自己擔負起栽培同工的工作。他了解到中國的抗日戰爭會持久，工作中經濟上的短缺會很大，為此他開始幫助其弟倪懷祖經營“生化藥廠”。以將藥廠的一部分盈利調撥出來，在艱難時期維持他的同工們的需要。同時，他也安排許多弟兄進藥廠工作。此後，在屬靈上的商議及物質上的支持，則多少靠倪柝聲個人親自照顧，將近有四十位工人實際上是由他直接負責。而工作的基金，是與召會分開處理的，也由他和另外兩三位年長的同工一起來管理。

九月，《敞開的門》發行第十九期後暫停。

一九四0年

春天，倪柝聲在聚會中講到“召會、得勝者及神永遠的旨意”，又以“神如何對付祂的百姓”為題，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中做出一系列深刻的講論。並在四月份上海友華村的訓練中，講到“召會、身體及奧秘”。

李常受帶了幾位弟兄姊妹同去參加訓練。他在那裡一面受訓，一面寫《基督徒報》的稿子，其中有幾期專門講國度的真理。有一天，他和倪柝聲從會所樓上下樓時，倪柝聲對他說：“常受弟兄，我們手裡對於建造召會有神的藍圖。”

這個時候，藍圖對李常受是個新名詞。事實上，倪柝聲提到“建造召會的藍圖”，主要講到兩面：一面是認識召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在復活的生命中；另一面是認識召會必須有實際的建造，有實際的事奉。因此，就需要有長老室，有長老的事奉，並設立執事室，有執事的事奉。李常受看見並接受了這個藍圖，兩個月後，他就帶着這個藍圖回到北方，在煙臺召會整頓長老室、執事室，帶進實際的事奉，並推動“召會傳福音”。在當時，中國各地已有幾十處召會，只有上海、煙臺二處有這藍圖，並且按圖實際的建造。但因着戰事，上海的聚會受到難為，而在北方卻有了轉機，許多該學、該實現的，都在北方學到了，也實現了。

這一年，因着倪柝聲在真理上屬靈的進一步看見和傳講，同時因着地方召會在福音上的見證和拓展大大加強，就使許多人得復興和造就，連一些基督教團體裡的信徒都受吸引慕名前來。有一些宣教士雖留在他們的立場和職事上，卻欣賞地方召會工場的見證，並為之代禱。可是，這樣也招來一些人的批評和指責，有的人甚至公開發表文章攻擊倪柝聲的工作，並控告他，如“倪柝聲以使徒名義，開展錯誤的事工”、“拐騙眾多門徒來跟隨他”、“接受外國資金供應，資金使用不明”，等等。聖經說：“凡立志在基督耶穌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後三12）。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0年左右，在濟南召會的單覃恩返回美國，不久又從美國回到中國，在上海紅十字會的醫院作醫生。他的歲數較大，有五十多歲，生命也有長進，倪柝聲就設立他為上海召會的長老之一。

同年，《基督徒報》暫停發行，其中有著名的《十二藍》，為眾聖徒必讀信息。

一九四一年

從正月開始，煙臺召會實際實行建造召會的藍圖，就是李常受從倪柝聲交通中所看見的。他將一切事付諸實行，有長老，有執事；有長老室，有執事室，也有各種服事小組，並實行“召會傳福音”。之前，他們趁着過年親友都回家，就想要抓住機會傳福音。除夕那天晚上，眾人都禁食禱告；非但不過年，不吃年節的食物，還禁食禱告。他們是這樣的全召會全體傳福音，連孩子們都個個出動，甚至也禱告。

到了正月初一早上，頭一場聚會就打了勝仗，來的親友相當多。他們一連傳了四天福音，一天兩次，上午一堂，下午一堂，一共八堂，得救的人是成群的。已過的記錄，一天受浸沒有超過三十幾位的，但從這年新春開始，他們打破了記錄，一天有一百多位受浸，並且還不只一次。這是頭一個月的收成，往後還有四、五個月，也有幾百位受浸。

一月二十四日，張郁嵐接受基督信仰，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後成為重慶等地方召會的長老。

十二月七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攻擊夏威夷的珍珠港，同時占領上海租界，並組織偽基督教團體。這時候，銀行存款因着幣值的變動，都有問題。上海召會賬上存的三萬元，也自然成了一個問題。本來，一九三六年的時候，在上海聚會的一位家境富有的年長姊妹，她有一塊地，地點非常好，面積也很實用，價錢約是當時的六、七萬元。她聽見召會要造會所，願意把地送一半給召會；也就是說，定規六萬元的地價，召會只要出三萬元。那時，出三萬元也不容易，可是弟兄姊妹都拼過來了。但到了正式成交立約時，這位老姊妹的一個女兒，提出一個條件，要求將來召會造會所時，在會所一個角落放一塊石碑，記載這個會所有一半是她母親奉獻的。倪柝聲不接受這個條件，他告訴那位女士說：“我們的奉獻都是不記名的，不能特特為你母親的奉獻立個碑。”這樣，弟兄們為此交涉很久，終不成功，就把地退還給她們，拿回三萬元，留在召會的賬上。

哪知到了這戰亂時期，有一天，一個所謂的“弟兄”拿槍到李淵如的住處，威脅她說：“我確實知道召會有這筆款存在銀行里，你去告訴負責弟兄，把這筆款準備一下，明天給我拿來。”李淵如馬上找長老交通，一同禱告，把這件事交給主。沒想到第二天早晨，報紙登出那個人在馬路上，被電車撞死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要知道，服事召會並不容易。又可說，主恢復的見證，每件事都得爭戰，就是買塊地造會所也不例外。地買不成是難處，留下一筆錢存在銀行里也是難處。那時人把錢存在銀行里，經過幾次幣制的轉換，幣值一路貶，到最後都化為烏有，不過是一堆不值錢的紙張而已。所以，這三萬元存款也是一個負擔。然而，倪柝聲實在是主忠心的僕人，雖然有些人常動這筆錢的主意，也有人造謠說他使用經濟不明，但他保存了這筆錢，不僅沒貶值，反而升值了（三十五根金條），且在一九四八年拿出來買地造會所。

另外要說的是，早在倪柝聲去英國訪問弟兄會時，他們曾說，若是中國聖徒們的聚會也走他們的路，他們就願意提供經濟上的幫助，負責買一塊地，造一個會所。那時上海是全中國生活程度最高的地方，地價很貴，以本地弟兄們的力量，不大可能蓋造一個會所。弟兄會的人知道這種情況，就提出那個條件，但是被倪柝聲拒絕了。

在這一年，浙江各地聚會情形很好，禱告的事也都得主答應。其實，自日本人占領中國後，全國就分成南北兩個區域。各地召會只有私下的聚集，弟兄們彼此很少往來。後方雖有聚會興起，但與各地的交通還是不容易。有一次，在上海召會的一個禱告聚會裡，一位領頭的姊妹獻上很長的禱告。在那個禱告裡，她嘆息着說：“主阿，憐憫我們，這裡的召會真是軟弱。”隨後，倪柝聲立刻獻上一個禱告。在這禱告裡，他說：“讚美主，召會不軟弱，召會是榮耀的。”他的禱告震撼了每個人。在這兩個禱告之間，似乎在打仗。哪一個禱告是對的呢？最終，當聖徒們進入新耶路撒冷時，就要看見倪柝聲的禱告是對的。召會完全是榮耀的。不要幫助撒旦那說謊者散布它的謊言，不要相信謊言。今天召會若沒有顯出榮耀，或許明天、明年、或下一代，就是榮耀的。在永世里，所有的召會必定是榮耀的。

十二月，倪柝聲的父親病逝，他到香港安排葬禮，並在香港九龍佐敦道七號會所講道。倪文修離世前，已是神的一位真兒子。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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