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湘江-1：

引子 浴血桂北—红军突破湘江

红六军团西征过桂北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广西兴安、全州、灌阳、资源与湖南道县的潇水、湘江、两河之间广阔的河床、漫滩、台地、低山、丘陵地带，发生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激战。史称“湘江战役”。参见湘江战役经过略图 http://blog.creaders.net/theson/user_blog_diary.php?did=44340

当时，蒋阶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国家军队(国军)，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红军(红军)的12师36团，约65，000人(含14000人的中央两纵队，和5，0000人的红1，3，5，8，9军团，挑夫估计1000人)，在这60 公里长(从兴安界首镇到全州的全州镇)的河谷走廊-湘江边上。

於是， 红军与国军展开了殊死争斗。国军战死数千人，红军伤亡近2，0000人，包括毛泽东的老底子红5军团整个三十四师5000人中至少4500人战死，林彪的红一军团红1、2师中4000人，澎得怀三军团3000人(含李天佑的2000和18团1800人至少1000死 )，和其他3000到8000人的死。仅存余3，0000多红军渡过湘江(含10000多人的中央两纵队)。

(注：全州共有77人此时参加红军，不少受伤红军留下养伤，我奶奶的凤凰乡，棕树园村，就有一位朱德的贴身警卫，外号“老红军”，一直留下来养伤，49年后，朱德派人来找过他。)

湘江血战真正的伤亡人数到底是多少？这是本系列文章想要搞清楚的。 下面择自庾新顺等 在“文史春秋”中的描述红六军团西征过湘江:

1934年7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央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险恶，中央红军屡战受挫，已无法在苏区内粉碎敌军“围剿”。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开始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在派出红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同时，又决定让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西征突围到湘中。

中央的战略目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从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开辟湘中，以便中央红军在尔后向贺龙领导的湘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

一切准备就绪，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红六军团9758人，于1934年8月7日从湘赣苏区的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突围。部队昼夜兼程，突破敌人封锁线，于8月11日进抵桂东县寨前圩，12日召开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任弼时宣布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并对西征战略转移任务作了进一步动员。

红六军团出敌不意的胜利突围，使蒋、湘、桂系军阀大为震惊。蒋介石急令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和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联合追剿。何键急调两个师对我军进行追击，急调1个旅、4个保安团进行拦截，并令刘建绪为“第四路前敌总指挥”。广西军阀也急令第七军两个师防堵我军进入广西。

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乘湘桂敌军防堵部署没有完成和湘江布防较弱之时，跃进湘桂边，提前执行军委原定的第二步行动。8月23日，部队西征抵达湘江东岸的蔡家埠一带，佯攻零陵，准备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进军。这时，湘敌刘建绪发觉红六军团抢渡湘江的企图，急调9个团防堵湘江；桂敌两个师也分途向道县、零陵推进，以配合湘军围歼我军于湘江沿岸。

敌情迅速变化，想在零陵渡过湘江已不可能，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向东南方的阳明山地域挺进，准备创建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求暂时立足。8月25日，湘敌进逼，我军即放弃在阳明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8月26日，红六军团进抵白果市，敌军跟踪而至。我军急转南下，经石家洞，由永安圩转至嘉禾县广发圩。8月29日，红六军团在嘉禾附近决定进入广西，从上游抢渡湘江，经延边山区北出湘西，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湘中计划”。

此时，湘敌由北而南追来，红六军团急转而上，连续急行军3天，于8月31日乘虚在道县以南抢渡潇水，把追敌远远甩在后边，挫败了刘建绪企图在零陵地区围歼红六军团的计划。何键严厉训斥追堵部将，将湘军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等撤职查办。

早在红六军团准备在零陵附近抢渡湘江时，桂系军阀就判断：红军如不能在零陵过江，则有可能转入广西，由上游渡湘江。桂系十分惧怕红六军团进入广西和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因此积极配合湘军在湘江以东之湘南地域的围歼行动，企图借助湘军把红六军团防堵于广西境外。但当时桂军主力远在柳州、南宁，桂北只有第十九师，所以白崇禧急令在赣南围剿中央红军的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寻机率部回桂，命令第七军军长廖磊坐镇桂林指挥。

红六军团从阳明山南下到达嘉禾并向西疾进时，桂系判断我军由永安关进入广西的可能性最大，因而特别加强了道县至蒋家岭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堵在桂境之外。

我军从嘉禾附近出发，避开阻敌，从江华、道县的两敌接合部抢渡过湘江上游支流的潇水。9月2日拂晓，前锋第五十二团突然向蒋家岭敌人发起攻击。桂军在这一线的部署是一字长蛇阵，主力放在道县县城和寿佛圩。蒋家岭靠近永安关，驻有第五十五团一个营和民团二中队。红六军团前锋第五十二团激战4个小时，将敌击溃。在我军连续突破敌人两翼阵地，眼看守敌即将全线溃败时，驻防道县和寿佛圩的桂军一个团又两个营来增援。我军为避免腹背受敌，于下午撤出战斗，绕道沙田，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经马山、斜水到达灌阳的五里圩，随后奔袭巨望乡，活捉敌乡长，击毙土豪蒋保德，并在五里坪、桂岩、岩口一带宿营。

9月3日凌晨，红六军团前锋向文市挺进。驻守文市的民团闻风溃散，我军占领灌江浮桥，主力顺利渡过灌江。红六军团部判断：位于蒋家岭地区的桂敌第十九师主力两个团很可能对我军尾追不舍，如不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对我军以后的行动将不利。为此，我军留下后卫第五十三团和第五十团的一个营在文市，准备阻击追敌。果然，蒋家岭的桂军两个团在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的率领下，气急败坏地向我军追来，于下午3时到达文市的灌江东岸，向我红五十团磨头山高地发起攻击。我军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击。在激战中红五十团团长刘式楷牺牲，红五十团撤退至文市河西，烧毁灌江浮桥，与红五十三团继续阻击桂军。此时，桂军又派3架飞机前来助战，并继续发起冲击，均被我军击退。至黄昏时分，我后卫部队已完成延滞追敌的任务。此时，敌以一个团兵力从灌江上游渡河，企图迂回袭击我军，我军即撤出战斗，是役红军伤亡百余人。桂军经此打击，不敢再追，我军迈开大步，乘夜进抵全州之石塘地域，在余水田一带宿营。

桂敌经过蒋家岭、文市两役，恐受红军伏击，当晚也不敢衔尾穷追，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敢渡过灌江进占文市河西阵地。此时，我军前距湘江仅20公里。从全州至兴安的湘江沿线，敌人守备力量极为薄弱，除全州驻有两个民团常备大队，兴安唐家司驻有一个民团常备大队外，60公里内的湘江已经无兵防守。桂军湘江防线洞开，正是红六军团乘虚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在我军后面，经阻击后的桂军两个团也不敢孤军穷追。敌桂系白崇禧害怕红六军团南下兴安、桂林，紧急下令征用汽车，将在平乐的第七十团运往界首，将在荔浦的独立团运往桂林，又将在柳州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和第七十二团星夜调运桂林，并以第七十一团的一个营驻防兴安。这时湘敌刘建绪根据早已过时的情报，判断红六军团主力还在道县以南的高明桥，他选定在黄沙河地区围歼红六军团，认为：红军在黄沙河上游渡河之可能为多，下游为少，不出东安之白沙，大庙口趋新宁，便出梅溪口趋城步。

中革军委在9月3日将截获的湘军作战计划电告红六军团。军委电示：“在黄沙河附近或在全县地域渡河是不利的，因敌占优势，地形不良，且临大河”，“六军团应力求于全县、灌阳及全县、兴安间渡河前进。应在全县以南之陈家卫、石塘、咸水口、山枣司进至西延山地取得休息”，“你们再迟应于6日晨到达西延后，可停止休息，严密警戒，并继续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路线。”9月4日，红六军团部指挥部队从石塘出发，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经麻市直驱湘江凤凰嘴之董家堰，利用一条卵石滚水坝，8000余将士未放一枪一弹安然抢渡过了湘江，并径直西上，进入时属全县所辖的西延山区（1935年设置资源县），在越城岭下的鲁塘一带宿营。

桂军为了掌握我军动向，连日派遣飞机进行侦察，并散发反动传单。9月7日，红六军团前锋进抵大埠头以西之石溪村时，一敌机低空扫射，我军组织对空射击。敌机被击中后迫降于稻田中，飞行员二人弃机逃命，被红军击毙。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击落的第一架敌机。

9月8日，我军在大埠头以西之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目前敌人企图当我军在城步地区及由城步北进时消灭我军。”“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9月20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十分明显，中革军委这个补充训令是要红六军团放慢向湘西进军的速度，暂时留在城步、绥宁、武冈活动，以直接策应即将突围西征的中央红军的转移行动。

这时，湘军为了加强沿赣江及湘南地区的防堵力量，封锁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刘建绪奉命率领湘军第十五师、第十六师回防湘赣边，而追堵红六军团的湘军部队，改由李觉（湖南保安代司令兼第十九师长）指挥。桂敌由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领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来执行追堵任务。这样，湘桂两军用于追堵红六军团的兵力已达15个团，正由武冈、新宁和全县、兴安、龙胜向西延、城步山区进发。根据上述敌情变化，红六军团决心迅速行动，趁湘敌尚未到达城步以前，首先进入城步以西地区，跳出敌人预定的合围圈，寻机歼敌，求得在城步、武冈、绥宁立足。于是，红六军团主力于9月9日由车田出发向西急进，向湖南城步县的蓬洞挺进。9月10日，后卫部队也离开广西进驻蓬洞。11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域，并向绥宁以南的安岳山、桐油坪、赤坡地展开。9月17日，红六军团乘虚袭占了通道县城，挫败了湘桂敌军围歼红六军团于西延、城步的计划。

桂军根据廖磊制定的所谓新“追击堵剿”计划，重新调整部署，9月8日才集结部队出发。9日，我红六军团主力已进入湖南城步境内，而桂军计划进驻龙胜的两个团只到达义宁；在我军后面尾追的廖磊所率的4个团，赶到西延大埠头以西的石溪口村时，根本没见到我军的影子。至11日，廖磊汗流浃背地爬上桂湘交界的大山（土名湖南大界）时，只见界上竖一木牌，上书：“此是湘桂交界之处，不劳桂军远送！”充分表现了红军指战员蔑视敌人的豪迈气概。

从9月2日至10日的9天时间里，红六军团长驱200多公里，历经灌阳、全州、兴安三县及西延地区，胜利通过广西，完全达到了预期抢渡湘江、进军城步的目的。为追堵我军，桂系动员其主力第七军之全部兵力2个师7个团12000余人，以及桂林、平乐、柳州三地区的部分民团，妄图堵击我军于桂、湘边境，继而追击我军于西延山区，均遭失败。坐镇前方指挥桂军追堵我军的第七军军长廖磊不得不承认：“匪众行军力量极强大，尤以爬山越岭为其特长。我军随后追剿，常有追赶不及之概〔慨〕。”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外间的报纸，很多讥诮我们，说我们天天唱剿共，现在共匪窜到自己的家里，都不肯打，这是我们广西很大的耻辱。” 

当红六军团进入湘西城步地区时，蒋介石判断红六军团必经黔东北上，前往沿河、秀山地区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因此紧急命令湘、桂、黔三省代表会商于贵阳，力求全歼红六军团于湘黔边。但是三省国民党军阀相互矛盾：桂军希望把红六军团“送”得更远点，以免威胁广西；湘军则想极力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以免增加湖南“剿匪”的困难；贵州王家烈最惧怕红六军团入黔，想借湘桂两军阻止红六军进入贵州或是把入境的红六军团逐出贵州。经过讨价还价的紧急协商，决定“围剿”方略：湘军7个团、桂军4个团进入贵州，与黔军联合“痛剿”红六军团，三省军队由桂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统一指挥，张开大网进攻红军。

但经过新厂、甘溪等战斗，10月24日红六军团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黔东印江县的横圩，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0月26日，红六军团又转抵至四川西阳的南腰界，开始创建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中央决策突破湘江

1934年10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中央红军86000余人的大军分途从瑞金、兴国、于都等地撤离中央苏区，向南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战略目的是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苏区。由于“左”倾的中央领导者在长征初期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和避战主义，多次拒绝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提出的积极作战的歼敌方针，消极避战，以致中央红军丧失了在粤赣边和湘南歼敌的良机，使得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国民党三道封锁线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月21日，中央红军突破赣南第一道封锁线损失了3700余人；11月4日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11月13日胜利突破湘南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长征作战一个月部队损失高达22000余人。

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地域时，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左”倾中央领导人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展开了激烈争论。11月6日，毛泽东在广东仁化县的城口分析敌情变化，向中央提议：“红军不要在砰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来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人。”如果能够这样，便可组织力量进行坚决反击，杀个回马枪，歼灭敌一路或一部，仍有可能扭转战局，打破“围剿”。

但“左”倾中央领导者粗暴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一味实行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命令部队继续西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这样，中央红军在战略上处于了极端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在湘南缓慢突围作战20天。彭德怀在率红三军团进抵郴江、宜章时又致信中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这个建议，“左”倾中央领导者们也没有理睬。

在中央红军进抵湖南宁远时，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改变进军方向问题的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但“左”倾中央领导者们还是不理睬。

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始终密切关心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在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可惜，“左”倾中央领导者们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这一战略建议，他们舍不得丢掉从中央苏区搬运出来的“坛坛罐罐”、辎重物资，去实行轻装机动作战，而是顽固地坚持他们在中央苏区既定的错误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此时，蒋介石已基本部署好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左”倾中央领导者们坚持错误的战略决策，一味向西退却，一再丧失了红军在湖南歼敌的良机。博古、李德命令红军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硬要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中央红军进军缓慢，中央军委纵队居中，主力红军5个军团前后左右掩护突围。彭德怀痛斥：“这是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

直到11月18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五团袭击攻占湖南的道县，粉碎了湘敌妄图首先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聚歼红军的恶毒计划。22日，军委决定，继续打击尾追之敌，迅速开辟西进道路，进军广西，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根据军委的指示，11月23日，前锋红一军团第二师从道县出发，向湘桂边界的蒋家岭（属道县）、永安关（属灌阳县）方向前进。11月24日，红军一部阻击尾追之敌周浑元部的第九十六师和李云杰部的第二十三师，一举攻占了江华县城。是日黄昏，红一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前进，其前锋部队红二师当晚全部抵达蒋家岭、永安关。红三军团全部西渡潇水后，已向通往灌阳及江永县北的平行山路派出侦察警戒。各军团、各纵队的军事行动，均已形成进军广西的有利态势。

红军“大搬家式”的突围转移，居然能够胜利突破敌人的三道堡垒封锁线，最主要的是靠红军战士们英勇作战，同时还有周恩来、朱德等卓有成效的秘密统战工作，巧妙地利用粤桂地方军阀和蒋介石的矛盾，为红军的前进排除了障碍的结果。然而，李德、博古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更不敢承认这一点。相反，却以为三道封锁线的顺利突破是他们正确指挥的结果，相信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想到这里，博古顿时神气起来，为了要维护自己在党内、在红军内的统治地位，他只能集中全力开展党内斗争，以压制日益抬头的毛泽东的影响，哪能容得下毛泽东的战略意见。向来看不起毛泽东的洋顾问李德此时更加趾高气扬，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着红铅笔在地图上重重地划上一条直线，示意博古命令中央红军直奔湘江，去钻敌人日益收紧的口袋。

当中央红军进至湘桂边界时，蒋介石紧急调集20个师的兵力，并督令桂系的5个师，一起向我军扑来。毛泽东同志再次向中央郑重提出：红军进入广西境内后，立即从灌阳的文市北上攻占全州，但不应该从全州县城以南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从全州以北的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湖南东安，后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从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继续北上攻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与敌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中建立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毛泽东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不要去钻敌人精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不要从全州以南、兴安以北的界首一带渡过湘江，不要从敌人的结合部突围出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要去同相当于我4倍之敌硬拼，以免造成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意见是真诚的，但是如同过去那样，李德、博古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中央红军全军将士浴血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11月25日下午5时，中革军委正式发布突破敌人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分成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具体部署是：一军团主力为第一路纵队，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州以南前进；军委第一纵队和一军团一个师、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二路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军委第二纵队和三军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路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伺机占领灌阳后向兴安前进；八军团、九军团为第四路纵队，经江永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

进军广西的有中央领导机关、红军总部机关编成的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作战部队12个师36个团，建制基本完整。全军辖有70000余人，武器有各种步枪、手枪35000枝，轻重机枪750余挺，轻炮1513门。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这是长征准备和长征初期拥有中央最高决策权力的领导核心，博古、李德握有指挥红军长征的决定权。

进入广西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机关统一编为两个纵队共有14000多人。军委纵队称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纵队）也称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及工青妇等机关系统编队。

(未完待续)

喋血湘江-2：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四大渡口 http://blog.creaders.net/theson/user_blog_diary.php?did=44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