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灿原创：历史的简说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81-1986)

 

一九八一年

主的恢复在世界各大洲（除中国大陆外），已兴起四百四十处召会，实际聚会人数达四万六千多。主的恢复在南美洲有六个国家，分别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其中在巴西，有许多圣徒向往主恢复的情形。那里的弟兄们，就在圣保罗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苏玛瑞（Sumare），买了一块地。那个地方离圣保罗有一百二十公里，面积约一百英亩，弟兄们就在山丘上盖造了一个大会所，可容纳一千多人。并且把那个地方一块一块划出来，让各地召会自己盖训练用的宿舍，自己照顾自己。这样，巴西众召会在特会接待期间，也可以享受职事的话语。

对于美国众召会的现况，可以分成几个大区；美国西岸的加州，从南边洛杉矶区到北边旧金山区，也就是湾区，约有二十一处召会，近一千七百人。这一区，是主恢复在美国工作开始的地点，大部分也都是因着这个工作兴起来的。再往南就到了德州。德州开头时，人数极少，从一九六四年李常受应邀在达拉斯市讲道，腓力斯-本生被主得着。因着这位年轻弟兄，德州地区在这一年就有了一千多人。

往下是东南区，北卡罗莱纳州有两个小地方，洛丽（Raleigh）和哥德斯伯罗（Goldsboro），都有圣徒移民到那里。南卡罗莱纳和北卡罗莱纳州，是全美基督徒最敬虔的地方，那里的人非常爱主，寻求真理，而且都是正派人。再下来是乔治亚州，中心的亚特兰大有召会。再往南的迈阿密和罗德岱堡（Fort Lauderdale）也有召会。总计美国现有将近八十处召会，七千位圣徒。虽然在此有真理的争论，但弟兄们深信这个争论，对美国全体基督徒是有益的，因为弟兄们天天把圣经深处的奥秘，摆在他们面前。当他们对真理有些认识后，反对的高潮自然往下降了。

主安排得非常好，差不多美国几个重要区域都有召会。由德州往东、往西、往北去都是一千五百英里，所以德州是个中心。因这缘故，除了在安那翰有一个职事站外，在德州达拉斯附近的欧文又另辟了分站，并建造了另一个大会所（秋天完工），及水流职事站的出版设备。从第二年开始，冬季训练在欧文会所举行，暑期训练仍在安那翰。李常受每年约有四个月住在德州，有些带领和训练。

春天的时候，李常受在安那翰释放了“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他说：“主恢复的开展必须是我们终极责任的一部分。当主在地上的时候，祂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在各地的那两个人，至少能带十个人归主。然后那里就会有十二个人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小小的灯台。…他们要把高品的福音带去，把对圣经更深的认识带去，把基督带去，把耶稣的见证，就是基督的身体、新人、灯台和新妇带去。我相信这是主预备祂新妇的路”（启十九7-8）。

十一月，李常受在香港、台北两地带领亚洲众召会事奉训练，为期四周，其内容就是《历史与启示》一书。第一至十四篇讲于香港，编为上册；第十五至二十八篇讲于台北，编为下册。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在八十年代初，有许多地方陆续恢复聚会。唐守临、周行义等人也在上海恢复地方召会的聚会，开始向有关部门要求落实政策归还南阳路的聚会所，可未能成功，聚会只能借别处场地进行。后来，随着上海基督徒人数不断增长，而聚会场所的数量却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已开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满为患，于是上海市基督教两会只好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归还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会场所，但一直被拖延。直到二00四年，上海市静安区政府与市基督教“两会”签订经济补偿协议，市基督教“两会”得到经济补偿后，就放弃对该会所的产权要求。迄今，该会所仍属于上海市未能落实政策的百分之三的宗教房产之列。

自从李常受的书籍被带到中国大陆后，国度的福音沿着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等地扩展；同时沿着铁路线，从广东向北扩展到北京；又从北京扩展到内蒙古，很快就达到了最北的黑龙江省。这样，整个中国南方、中部、北方部分地区、和东北都接触到主恢复的信息。最福音化且有无数地方召会彰显的省份，有广东、浙江、河南和其它南方的省。中国北部和东北只有部分地方有在主恢复里的召会。

一面来说，主恢复的信息滋养了许多爱主、渴慕主话的圣徒。就像白受恩等人，他在政府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已被无罪释放了。之后，他就与一班弟兄姊妹过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并藉着李常受的书报，如《操练敬虔》、《灵与生命》、《主的恢复―吃》、《与主同活》、《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等，被复兴，里面受压的灵得释放。又因着福音的传扬，他们也借助这些书报，来喂养大批信耶稣而蒙恩得救的人。另一面来说，李常受所释放的较新的观点，如普遍申言、七倍加强之灵、身体的基督、神新约的经纶等，却又遭受国内地方召会中一些同工们的反对。换言之，国内地方召会中分为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反对者中包括参加三自的上海召会长老唐守临、任钟祥，和不参加三自的福州召会长老陈恪三，甚至他晚年的信息，对李常受及地方召会有诸多指控（见年末附录）。

虽然有人不赞同李常受在信息中所释放的新词汇，但他的书籍仍是被不断地传输出去，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以肯定。正如美国的广播电台，播出有关圣经的节目时，有时就会采用他书里的词句，他们也讲人的灵，甚至有的把启示录的信息，一篇篇原封不动地播出去。大布道家葛理翰（Ruth Bell Graham）出版的“抉择”月刊上，有一次采用一篇别人写的稿件，内容说：“读圣经最好的读法是祷告，更好是“祷读”（pray-reading）”。“祷读”一词，是李常受所创造的词汇，可见，基督教里也看见新名词的需要。

对此，李常受说：“今天基督教采取我们所用的名词；我们口袋里有钻石，不怕没有人要，不怕别人来反对。即使遇到反对，只要把钻石一亮，大家都会想要。又有人出罗马书的解经，内容都是我们的东西。可惜他们不太忠诚，用了我们的东西，却不知会我们，也不列明引用出处。不过无论如何，久而久之，人们会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而我们也都不该守旧，倒要尽力在各面有学习。我作工的秘诀就在这里；好比人学习练拳，老师教的是一种，实际上场又是一种，能否有效的运用，就在于我们的应变和智慧。”他又说：“几十年前，全中国，甚至全东亚，在基督教聚会的地方，门口挂的牌子，上面都是写着‘崇拜时间’，现在都跟着我们改为‘聚会时间’；从前用“交谊会”，现在都改成‘交通’；从前称‘教友’，现在都称‘弟兄姊妹’。所以说，只要是好东西一定会被人采用。”

同年，“美国校园团契出版社”再次发行《神人》英文版，流毒仍在蔓延。

附录：对陈恪三晚年指控李常受及地方召会的回应

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位“奇人”，此人非陈恪三莫属。本来他受过倪柝声带领，又曾在一九四八年被倪柝声安排为福州召会的长老，可以说是值得尊敬的一位长辈，但因他晚年造谣生事，不得不叫人对他刮目相看了！仅以他的《陈恪三弟兄晚年部分信息暨神的福音真理》一书，就败坏了许多圣徒。此书内容至今仍被撒旦所利用，成为攻击李常受和地方召会的“调料”。不过，针对书中的不实指控，弟兄们在早些年就进行了辨正，以澄清真相，详情刊于《真理辩正中文网》，可在线阅读。然而，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却无视真理，被仇敌所蒙蔽，尽讹传、毁谤和攻击之能事。倘若陈恪三仍然在世，看到他晚年的信息在他离世八年后被出版，即一九九四年，又看到弟兄们辩正的内容，再看到一些人利用他的言论对地方召会造成诸多伤害，就不知他的感想如何？

现仅以陈恪三的晚年信息对李常受及地方召会的不实指控作简略回应：

一、关于“李常受勾消叫人受苦的十字架道理”。该指控所凭据的，并非李常受的著作或信息记录，而是未具名的“弟兄们来信”。陈恪三非但未能查明李常受的信息全文内容，也不曾理解信息所传达的负担，竟草率根据他人来信的片语只字，大作文章，定罪李常受及接受其职事者为“勾消叫人受苦的十字架道理”的异端。真可谓是断章取义，蓄意扭曲。关于此方面的详情，请见一九七五年的内容。

二、关于“三位一体”的指控。陈恪三定罪李常受的，与陈则信几乎同出一辙，遵循宗教传统，不懂“三位一体”翻译的演变，也不明白早期教父们是如何来描述神的身位的，更是缺乏对李常受所教导之“三一神”论的研究，部分驳正片段见一九六五年的内容。

三、关于“爱子…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的指控，这里讲到歌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的翻译，也说到“基督是受造物”，在本书一九五八年的内容里有一点驳正。

四、关于“基督…就是有撒旦的性情住着”的指控。这是十分严厉的指控，历代以来所有研究圣经之人，都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地方召会从未讲说“在基督的肉体里有撒旦的性情（罪）住着”，只是因毁谤人士对李常受所言“罪之肉体的形状”和“罪的性情”二者之差别，领会不清所导致。人因着堕落，既有罪之肉体的形状，也有罪的性情。然而，基督的道成肉身，只有罪之肉体的形状，却无罪的性情，如同摩西在旷野所举之铜蛇，只有蛇的形状，却无蛇毒。藉此，基督便能在十字架上，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定罪了罪。此一观点在李常受的著作中，是十分明确且一贯的。正如他所传讲的：“说基督成为肉体，而在祂的肉体里有撒旦，这是异端。但说基督成为肉体，而在（人的）肉体，（不是基督的肉体）里有撒旦，这是正确的。”神差遣祂的儿子成了“罪之肉体的形状”，这绝不是说，耶稣成了有撒旦性情的肉体和基督成了罪的形状，在祂里面并没有罪。罪之肉体就是有撒旦性情的肉体，耶稣只取了肉体的形状，而不是有了肉体败坏的性情。换言之，神的儿子基督成为一个人，有罪之肉体的样式。堕落的人有罪，但基督没有罪，祂成为堕落之人的样式，却没有堕落之人的堕落性情。可是，陈恪三所指控的，实为颠倒黑白、张冠李戴、危言耸听，与李常受的教导根本就是谬之千里。

五、关于“多次受浸”的指控，陈恪三说：“李使他的跟从者，一再的多次的，甚至几十次的受浸”。事实上，遍查李常受的著作，从未发现要信徒“多次的，甚至几十次”受浸的教导。不知陈恪三是自己梦到的，还是听来的小道传闻促使他做了这样的梦？关于此方面的详情，见一九六七年的内容。

六、关于“脚踩圣经”的指控。该指控所凭据的，惟独经由一位不知名的弟兄辗转传告。如此重大的事，陈恪三甚至感觉“骇人听闻，心极伤痛”，却仅凭三手的传闻，竟从未进一步查证；或者说，根据一个不确定的传说，并将此传说与李常受的信息发生联想，就定罪“李常受谬讲：现在已开始灵的时代，话的时代已过去了”，从而指控李常受“犯侮慢神、踩踏神的话语的大罪”。此等批判，从头到尾全系一面之词，再加上预设立场的假设和情绪化的据论，既无事实根据，又无圣经真理；岂非借尊重圣经之名，行毁谤之实？就其指控之严重性与立论草率的轻浮来看，实在令人扼腕。再则，对李常受关于“灵的时代”方面的信息，陈恪三明显从未读过其所引用之书刊的原文，亦不曾详查李常受相关的信息著作，以致他在真理方面所谓的指控，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李常受多年来传讲的信息，总不忘强调：根据圣经，“话就是灵，灵就是话，那灵就是神的话”。只要稍微听过李氏的信息或约略读过其著作的人，都能作肯定的回答。

七、关于“没有天堂”的指控。对于此点，不能因中文和合本圣经中有两处被翻译为“天堂”，就误以为“天堂”真的存在，或是基督徒死后要去的地方。作为一个基督徒，若对圣经抱有认真的态度，起码也得去多参考其它圣经译本，对照一下，如《吕振中译本》、《文理和合译本》、《思高圣经》、《现代中文译本》、《环球圣经新译本》、《恢复本圣经》，然后看看来九24和彼前书三22这两处，究竟该如何翻译才贴近原文原意。

基督徒的基本信仰是根据圣经，圣经也是独一无二之真理的准则。然而，遍查整本圣经，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存在，并不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宗教观念。天堂的观念是召会历史中，不纯正的传统所遗传下来的。在这许多的传统中，有些因着圣经真理的阐明，已成了历史。例如：炼狱、教皇无误论、赎罪券、敬拜古圣遗物之类；有些则仍存在于基督徒的观念或实行里，例如：召会中的阶级制度、圣诞节和复活节的庆祝等等。

那么，圣经中究竟有无天堂呢？在中文和合本圣经中，有两处翻译为“天堂”，但在原文并无此词汇。圣经中没有“天堂”这件事。和合本圣经翻译者受了异教的影响，产生出“天堂”的观念。圣经原文本身就只有“天”，而那个“堂”乃是翻译者错加上去的。即便在常见英文译本里，也不过是表达住所之意。而中国人都知道“天堂”是佛教字眼，这是佛教发明的，翻译上的偏差，乃源于中国人的佛教思想。

天与“天堂”的真正差别在于后者将人引入一个物质领域的概念。历史证明，这个概念的影响，的确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而发展出各种不同，甚至非常华丽细致的“想像天堂”。其实，“天堂”的观念，在召会历史上是逐渐发展的，其由来是因着对圣经不够深入认识，加上人天然的物质观念所造成的。最主要症结的点在于对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至四节中“父的家”的领会，许多不正确的教训肇因于此。

现今，有许多基督徒把启示录里的新耶路撒冷理解成“天堂”，当作一座物质的城，这是人们对“天堂”天然头脑的领会。甚至有人持守迷信的观念，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父的家”，他们相信主耶稣到天上去为他们预备这样一座天堂。许多世纪以来，这种迷信使许多基督徒传讲并教导说，一旦信徒死了，他就到天堂去。

然而，新耶路撒冷并非是一个物质的场所，现今许多神学家都赞成这个观点，并接受有神同在即为“天”的想法。而李常受对此却有清晰且详细地阐述，也确实认为启示录里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天堂，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座真实的城，乃是一个表号，指明神与人同在，互相调和的终级彰显。当我们研读约翰福音十四章里“父的家”，对此有清楚的领会，然后认识并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异象时，那关于天堂的酵就必除尽。

八、关于“呼求主名”的指控。陈恪三对“呼求主名”的实行，完全不得全貌；他对地方召会的实行，惟一根据一点二手消息（内侄女写信传述）。此二手消息，前后彼此矛盾，陈恪三本人亦于文中承认：“某某兄复信说：他在同工中没有这句话”。而“某某兄弟一手搬海外的呼喊，到我内侄女搬第二手，就走样了。”他在自己承认“传言”、“搬第二手”、“走样”的情形下，竟凭极度偏颇不全的消息，对地方召会的实行妄加推断定罪、肆意谩骂，毁谤李常受所教导的“呼求主名”，及地方召会实行“呼求主名”的圣徒：1、为撒旦用来激动、外表的方法欺骗圣徒；2、聚会大喊大叫，警察制止，给邪灵开门；3、从人头脑来的产品，用情感代替圣灵，可说是用情感冒充圣灵的工作；4、好比迦密山巴力先知的呼喊；5、假“属灵人”之权威，暗指会导致心思空白、意志被动；6、会引进邪灵；7、犯属灵律；8、借前辈之说，比同巫术交鬼念咒语，一直重复；9、假劳伦斯属灵格言权威，指会失去信心，心思空白、意志空白，邪灵进来；10、假某某弟兄被附之例，指会被邪灵所附；11、万一实施，李常受异端越烂越大。

由此可见，陈恪三对地方召会“呼求主名”的实行是多么仇恨！此实行自从在洛杉矶开始，迄今已有几十年历史。在全球众地方召会，这实行帮助了无数的圣徒亲近主，享受祂并爱祂。试问：各地的圣徒过着正常的召会生活，可有任何上述指控的蛛丝马迹？再则，假如各地方召会成千上万的信徒，因“呼求主名”而造成以上十一点严厉的指控后果，那根本不需要陈恪三来“揭露真相”，也不需要以圣经真理来批判；地方召会的实行早就不能见容于一般的“社会大众”了。然而，现今仍有些人士竟步陈恪三后尘，将其书中收录的内容借题发挥，实质是行毁谤之实，对各地方召会的信徒造成极大的伤害。关于“呼求主名”的真理，详情见一九六七年的内容。

九、关于“邪灵附身”的指控。可以说，到这个时候，陈恪三已经造谣惑众到极点，把他晚年的属灵光景暴露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作为一个得救多年的基督徒前辈，定罪别人“邪灵附身”，更需要格外谨慎，否则在自己定罪别人的时候，恐怕自己就被邪灵附身了，还浑然不知。

对于他的这项指控，网络上流传的版本颇多，加上政治因素的干预，所以基本上流传的是形形色色，混杂着政府和所谓反对李常受的“老聚会处”所散布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但说法不一，更带着强烈的“煽动性”。其中较具典型的是，如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上山之钥》中所记载的：

“1949年李常受弟兄去了台湾。1978年大陆开放不久，李常受弟兄的书籍、录音带等被大量送进大陆来。陈（恪三）弟兄看了、听了之后，发现李弟兄偏离正道、严重变质了。他为之非常忧伤，在主面前像但以理那样为李常受弟兄祷告，有25天之久（参但十9-10）；到第25天，他正祷告的时候，主清楚地对他说了一句话：‘李常受弟兄1931年第一次在山顶上大声呼喊的经历是邪灵的假冒！’陈弟兄说，到那时为止，他一生中最清楚有两次主对他说话，这是其中一次。

1947年冬，李常受、陈恪三两位弟兄及汪佩真、李拉结两位姊妹经过汕头同到鼓浪屿服事。由于替李翻译汕头话的负责弟兄眼睛忽然瞎了，鼓浪屿的一位徐维均弟兄（当时蒙恩重生才五年）甚感震惊，心想：‘这是为什么？’他要试验李常受所受的灵究竟是什么灵（约壹四1-4）？是不是圣灵？于是在李到鼓浪屿后第一场聚会，那天晚七时，你（徐弟兄）独自坐在会所楼上求问主：‘主阿，若李所受的引导是出于祢的，愿主让他自由释放信息，否则求主禁止。’聚会时间到了，李与翻译弟兄同登讲台，我（陈恪三）好像坐第一排。那天唱诗歌一首又一首，唱了许多首，从来未见聚会处主日聚会唱这么多首诗歌（一般都是两三首），我觉得奇怪。半小时后，李站到台前，说，‘聚会时间已过了半小时，今天我所预备的信息，神扣住了。’…‘神扣住了’几个字给人很深的印象。这在聚会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现在因李在海外的异端传到浙江温州、平阳等地，呼喊与不呼喊势不两立、彻底分裂，证明（背后）是分裂的灵，就是邪灵。‘呼喊’这一件事是特大的异端，是1931年李从撒旦邪灵直接接受来的，1947年这件事证明他受的是什么灵。1947年他就是局部被附（参约十三2、27）的传道人。这句话（我）是在主宝血遮盖下敬虔、谨慎地说，是在圣灵启示里、是在神面前战兢恐惧地说，绝不敢毁谤，更不敢随便说说。

…对李身上这‘另一个灵’，我们打中其要害，不是与李（宣扬的）异端（对照圣经）原文逐字的辩明。看他一直突出‘活在灵中’，擅自把圣灵放在第二位，强调如今是‘灵的时代’，高举灵。他所高举的灵，实际上是他身上那‘另一个灵’，绝不是圣灵。这一切都为他1931年起开始接受的邪灵铺了路―一切听从那个灵对他（李）讲的，贬低圣经。因此，受欺者发狂言：‘读李常受的书一遍，胜过读圣经一百遍’、‘李常受的话比圣经价值高一百倍’。哦，主阿！求祢拯救我们的肢体。”

这就是整个“邪灵附身”事件的来龙去脉，其记载也引用了《陈恪三弟兄―晚年部分信息》一书中的原话。对于在真理方面，陈恪三所持异议的点，以及他的狂言厥词，不再驳正赘述，因为以上各项指控回应中都已陈明。现在主要讨论的是，陈恪三所造的两个谣言：一九三一年，李常受从撒旦邪灵直接接受“呼喊”，这一件事是特大的异端；一九四七年冬，李常受是局部被附的传道人，接受的是分裂的灵，就是邪灵。

先来说说一九三一年。在八月的一天，李常受在街上走的时候，想到自己在弟兄会里接受的教训大半都是道理，虽累积了许多知识，自己却是死沉的；虽正常参加聚会，却是那么冷淡不结果子。于是，他经历了深刻且真实的忏悔。次日清晨，他爬到他家附近的山丘上，迫切地向主呼求并哀泣。以后每天早晨，他都到那里去祷告。从那天起，他也不怎么想说话，只想要祷告。这经历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次年二、三月。

这是一个寻求主之人的普遍经历，也是特殊的经历。因悔改能够祷告呼求主，甚至哀泣，是普遍的；而若能持续六、七个月，那就是特殊的。本来，这是一件平常且值得众圣徒提说的事，可到陈恪三这里就变得面目全非了。仅凭他祷告二十五天末了的一句话，和毫无真凭实据的主观臆想，就认为“李常受此举是为邪灵铺了路”。试问，一个人呼求主耶稣，能否会把撒旦或邪灵呼进来？若真如陈恪三所说的“圣灵对他清楚地说李常受在山上大声呼喊的经历是邪灵的假冒”，那么再问，邪灵会指使一个人呼求主耶稣吗？谁见过一个被邪灵附身的人，达半年多时间持续不断地寻求主，向主祷告、悔改哀泣，迫切要得着主？邪灵铺路就是为要使人呼求主耶稣、要与主更亲近吗？难道这位邪灵是“好灵”？可见，陈恪三的这项指控，不但是侮慢神，贬低主耶稣的身位，若生在两千年前，更有亵渎圣灵之嫌。法利赛人说主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就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而陈恪三把主耶稣与撒旦和邪灵相提并论；明明是圣灵的能力，感动一个人呼求主耶稣并与祂有更亲密的交通，却在陈恪三的口里成了“靠撒旦邪灵呼喊主耶稣”，岂不是极大的罪过？

再则，一九三一年，陈恪三与李常受互不相识，甚至李常受与倪柝声还未见面，陈恪三就有“通灵”的预见和判定了！他岂是跟在李常受后面天天爬上山？假若真是圣灵对他说了一句话，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李常受用半年多时间天天呼求主耶稣、祷告主，圣灵没有理睬，反而被撒旦或邪灵钻空子了，甚至在那个时候圣灵的能力远不如撒旦或邪灵的能力？而陈恪三祷告二十五天，圣灵就对他说话，意思是圣灵承认几十年前“一不小心”给了撒旦或邪灵机会，并且这个机会使李常受更愿意呼求主耶稣的名，而不是呼求撒旦或邪灵？是不是这样呢？这足以证明，对陈恪三说话的根本不是圣灵，还是他在撒谎，或不着边际地胡说八道？在此也给人看见，若非出于圣灵，谁能每个早晨持续地呼求祂，求圣灵来充满？若非如法利赛人一般亵渎圣灵，谁又能指控“靠着撒旦邪灵呼求主耶稣”？恐怕连撒旦都不敢有这样的指控，而陈恪三“通灵”的能力，实在是法力无边。

撒旦或邪灵帮助人呼求主耶稣、亲近主，岂是一件小事？难道撒旦或某个邪灵向神“投降”了？难道撒旦一伙起内讧了，向陈恪三告撒旦或某个邪灵的状？从陈恪三的谬论指控中，不得不叫人再推论出，有个“灵”跟从撒旦背叛神的路，现在要起来反对撒旦了？而对陈恪三说话的这个“灵”真是太大胆了，连“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为摩西的身体争论的时候，尚且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词毁谤他，只说，主责备你吧”（犹一9），但这些作梦的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犹一10上）。这样看来就很明了，究竟是李常受身上有“另一个灵”，还是陈恪三身上有“另一个灵”呢？至于陈恪三身上的这个“灵”，到底是何方神圣？有来自亵渎圣灵的法利赛人身上的，也有来自与撒旦一起堕落的，究竟是什么？很混杂，甚至超乎常人所能想到的，只能让有兴趣者，自己去研究了！

再来说说一九四七年。陈恪三仅凭他的一个祷告，以及“李常受说预备的信息被神扣住了”，就判定“李常受是局部被附的传道人，接受的是分裂的灵，就是邪灵”。这未免荒唐、太武断了！如果一起同工的几位弟兄在作相反的祷告，不同心合意，有了敌对的灵，换上任何人，岂不也有讲不出来、被扣住的时候？陈恪三与人同工不同魂，恣意定罪别人有邪灵，岂不可恶？况且，倪柝声一九四八年恢复职事有李常受很大的功劳，若如陈恪三所说，难道是李常受在“局部被附”的情形下，帮助倪柝声恢复职事的？当李常受在福州津门路特会中讲道，福建全省的众同工都在那里，只有陈恪三一人的眼睛是“明亮”的？等特会结束，当众人听说李常受、汪佩真和李拉结要去倪柝声家，那二十几位请求李常受说情，为要有份于倪柝声的交通，而李常受在其间的说情和交通，也是在“局部被附”的情形下进行的？甚至，当倪柝声在他家谈及耶路撒冷的路线，津门路的聚会要“交出来”，也是来告诉一个“局部被附”的人？而陈恪三被倪柝声设立为福州召会的长老，又岂能与“局部被附”的李常受脱离干系？既然他洞察李常受是“局部被附”的传道人，又为何不吭不响，任其在各地作工呢？若真是圣灵给了他辨别邪灵的能力，为何就没有叫他去禁止呢？还就是当初不确准，过了几十年，一个“灵”的一句话，使他彻底被“充满”了？

现在要问，究竟该相信倪柝声呢，还是相信陈恪三呢？在中国召会中，倪柝声是有名的“属灵人”。他所著的关于灵命的书籍，如《正常基督徒生活》、《属灵人》等，不但指引了“属灵征战”的原则，更是全面性地影响着整个中国召会的灵命，以及属灵征战观。而李常受与陈恪三，可以说是倪柝声的“徒弟”。那么，陈恪三“鉴别邪灵”的能力，要“高出”他的“师傅”倪柝声吗？若他真有这样的能力，岂不是说倪柝声“昏庸糊涂”，以至于那么重用李常受？而陈恪三能够连续十九年看着倪柝声“昏庸”下去，却又接受倪柝声的安排和带领，岂不是说明他与众不同，“奇人”之称谓不正合乎也？

要澄清并揭开陈恪三这个谣言的真相，并不难，现在没有必要再去追究陈恪三的指控是出于什么样的灵？只要从以下几本书里摘取相关内容，来看倪柝声的原话，和倪柝声与李常受的关系，以及倪柝声对李常受在工作上的安排、称赞和配搭，再来分析就清楚了。

《聚会的生活》第二章，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上海召聚第三次得胜聚会，聚会前一天，倪柝声特意安排李常受上台讲道，为要成全他。得胜聚会之后，同工们有个查经聚会，倪柝声论到交通的实行，他说：“我们在聚会中，有顶大的福气，负顶大的责任，也受顶大的限制，你若到北平去，就必须到徐仲洁弟兄那里去擘饼；你若到天津去，就必须到李弼弟兄那里去擘饼；你若是到烟台去，就必须到李常受弟兄那里去擘饼。因为他们都是站在召会的地位上的聚会。”（注：倪柝声肯定李常受的工作，并认为他所带领的召会是站在正确地位上来聚会的。）

《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第二十四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倪柝声在泉州交通到“全国工作分区计划”，他说：“我们计划中的分法是这样：第一，平津区（都有聚会，北平强些），常受弟兄、汪佩真小姐去平津区负责，华北的工作就由常受弟兄及汪小姐负责。”（注：倪柝声安排李常受主要负责北平和天津，以及华北的工作，可见李常受此时在地方召会同工间的地位。）

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五月，在上海哈同路，倪柝声与同工们交通的内容，后来都收录于《倪柝声恢复职事过程中信息记录》，现摘取相关内容：

四月十二日，同工聚会（四），谈到“学习顺服权柄”，倪柝声说：“在圣经提到百夫长的话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太八9）。这就是顺服。李常受弟兄曾经对我说，‘你在讲台上厉害得很，在讲台下却不厉害。’不管厉害也罢，不厉害也罢，我总觉得一个不顺服权柄的人，是一个野的人、乱的人。一个活在召会里的人，应该是一个顺服权柄的人。一个不服权柄的人，虽然可以是得救的人，但他不像一个重生的人。”（注：倪柝声这里提到李常受，说明他们私下有亲密的关系，甚至可以直话直说。）

四月十四日，同工聚会（六），谈到“话语要简短，直截了当”，倪柝声说：“许弟兄（许大卫）的难处是在‘运出’。他灵里有多少负担我不知道，但他用许多的话，许多的时间，还不能把灵里的东西运出去。这原因乃是缺少操练，以至心思贫穷。说话要短，要简单。许弟兄的问题不是基本的问题，乃是在于说话上的讲究。他若多操练，就能避免复杂与停滞。李常受弟兄的祷告是分量重，时间轻的。人需要水，就拿一杯水来好了，不需要先拉好五十码长的水管子，再把水管接到杯子里来装一杯水。”（注：倪柝声公开称赞李常受的祷告。）

四月十五日，同工聚会（八），谈到“全体皆以福音为中心”，倪柝声说：“我听到常受弟兄在烟台所作的，也听到他在上海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十分对的。”（注：倪柝声描述李常受的工作，并加以肯定。）

四月十七日，同工聚会（十），谈到“工作的报告”，倪柝声说：“留在上海的同工们：许大卫弟兄、张愚之、朱臣、杜忠臣、任钟祥、李常受、江睡晤、李渊如、张耆年、汪佩真、周静梅小姐。…基督徒报─为初信的，请李常受弟兄编。…诗歌整编─请唐弟兄、周弟兄、和李弟兄，加上我本人。…今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摆在神面前，我们盼望唐弟兄、江弟兄最近就能出来；最近就是最近，盼望我的话不被误会。…陈恪三弟兄先回去。…李常受弟兄到了上海，他的家留在南京。他的孩子一年一年长大，李师母有办法照顾他们；没有照顾的话，可能将来孩子没法子管。”（注：倪柝声安排李常受负责《基督徒报》，并参与整编诗歌；倪柝声对李常受的家庭很了解，表明他平时较为关心。）

四月十九日，全召会造就聚会（三），在聚会开头，李常受与倪柝声配搭，先由李常受提出问题：从圣经来看并从召会的历史来看，召会的事奉应该是如何的事奉？然后，倪柝声作答，并释放了关于召会的荒凉与召会的进步，从使徒时代讲到马丁路德，又讲到召会恢复的两个预表，即旧约里的会幕和圣殿。（注：倪柝声让李常受在全召会造就聚会中配搭，已显示出他们在工作上的关系。）

四月二十日，在同工聚会（十三），关于经营生化药厂的交通，倪柝声说：“我个人的事情也应当交给弟兄姊妹安排。问题相当长，在这里我无需多提，但是有些事应该说一说。当初我对弟兄们说，如果有一天我倪弟兄需要去作生意，那是所有作生意的人的羞耻。同工们有的想要合作作生意，我总是竭力的禁止。所以背后就有话说，你作，我们就不能作。我对他们说，有我一个人作就够了，不必你们作了。后来许可了三位同工去作。…本来一年多来我已经不管事了。李弟兄到闽来，交通又恢复了。但是我要说，一九三九年我的感觉如何，今天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些日子感谢神，常受弟兄和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有好多的书要写，好多的诗歌要编。我们盼望重新翻译新约，但没有翻好。少年的同工要我出来负责，但是时间上不可能赶得上。如果把我摆在一九三九年，可能我还能再有一个起头。”（注：倪柝声公开描述与李常受的工作关系，以“有同样的感觉”来形容。）

四月二十六日，同工聚会（二十），谈到“全体事奉”，倪柝声说：“李常受弟兄说得对，召会向前的时候，财物赶不上，乃是弟兄姊妹的错；反过来说，如果财物赶上，福音赶不上，那就是同工的错。”（注：倪柝声在同工们面前引用李常受的话。）

四月二十八日，同工聚会（二二），讲到“在身体里实行权柄，以及身体的知觉”，李常受与倪柝声配搭，并补充说：“如果我们与弟兄姊妹的接触，多重在外面的办法，这就会变成一种的运动。今天我们在生命上、在启示上所花上的代价不够多。”（注：倪柝声让李常受在同工聚会中配搭，再次显示出他们工作上的关系。）

五月一日，同工聚会（二六），谈到“工作的报告”，倪柝声说：“在文字工作方面，我们也需要有完全的恢复。有四分报刊需要恢复，第一是‘基督徒报’，请李常受弟兄负责；第二是‘复兴报’，请俞成华弟兄负责。”（注：倪柝声再次重申《基督徒报》为李常受负责。）

五月二日，同工聚会（二七），谈到“钱财和奉献款”，倪柝声说：“我今天可以摘下帽子来为一位弟兄讨钱，若是有人误会，不愿意摆上一切的，可以请你们会后向常受弟兄收回你的奉献条子。在这里没有难为情，也没有羞耻；我们不勉强任何人。…为工作的款项，在北边的请寄到常受弟兄、唐弟兄那里，在南方的请寄到陈恪三、陈希文弟兄收。（注：倪柝声让李常受负责“交出来”的相关事项。）

五月四日，全召会祷告聚会（一），“为福音的祷告”，记录：“李常受弟兄、朱臣弟兄为即将回台湾，以后回马尼拉的张兴荣弟兄按手祷告：主阿，这里有一个人的心是已经被你得着的，愿意你在他里头所得着的，在他外头全人也显出来。求主赐他平安，也祝福一切与他有关系的的事务，使他在此所得着的，能够往外推广。愿主早日作成这工。”（注：在全召会祷告聚会中，安排李常受为别人按手祷告，可见其属灵分量。）

一九四八年，倪柝声在福州海关巷和鼓岭所释放的信息，与同工关于工作安排上的交通，以及问答聚会谈话记录，后收录于《鼓岭训练记录》，现摘取相关内容：

六月二日，第八篇―关于玛门，倪柝声说：“在中国目前安排有福州和上海两个工作区域，…我们必须从整区来看工作的事，工人要多负责任。在上海有李常受弟兄负责，在福州有陈恪三弟兄负责。（注：倪柝声让李常受负责上海的工作区域，这不是一件小事。）

六月三日，第九篇―为华北、东北局势祷告，倪柝声说：“政权的胜败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自己的态度应改变，不宜批评、咒诅、毁谤。只要一个政权不反对我们事奉神，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祝福。李常受弟兄说，纵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更坏一百倍，我们还应该为他们祷告。”（注：倪柝声引用李常受的话，透露出肯定与绝对。）

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三篇―关于权柄与顺服的问答，倪柝声说：“那些真是有权柄人，绝不会起来为自己的权柄说话。十个人有九个都是碰人，不是碰神。不管你是神设立的任何权柄，自己题起自己是权柄，总是不像。哥林多前书把使徒摆在第一位，但哥林多后书却把使徒摆在末后。前书把使徒摆第一，因为这是就真理来说；后书把使徒摆末后，这乃是因着使徒是为自己说话。这两卷书所说的都对。哥林多人藐视使徒，把第一的放在末后，保罗就说，我不承认自己是最末后的；但当使徒遭受攻击时，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乃是使徒中最小的。属灵的事都是两面。一个有权柄的人盼望人顺服，与一个不顺服的人盼望不顺服，一样是错的。比方常受弟兄若到这里，弟兄们就应当怕常受弟兄吃得不好，常受弟兄也应当怕自己吃得太好。如果掉一个头，弟兄们怕常受弟兄吃得太好，恐怕就是假弟兄；他怕自己吃得不好，也是完全错了。我们乃是维持神的权柄，不是维持自己的。我们必须先在神面前碰着权柄；若只在人面前碰权柄，只能说是良心软弱。”（注：此时倪柝声或许想起一九三四年李常受访问浙江平阳期间，吃生馒头人变瘦患胃病一事；话语中透露出那时的关切。）

七月三日，第二十篇―作权柄的条件（顺服），倪柝声说：“譬如说，曾有几位山东的弟兄到友华村聚会，我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应当顺服权柄。（那时我没有自由，还有许多话不能说）。他们听了我的话，就学习顺服。但他们回烟台后，却不顺服常受弟兄。这些人只是碰着人而已。人如果只碰着人，没有碰着神的权柄，就还不认识什么是权柄。凡是看见神权柄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能碰着权柄。”（注：在倪柝声看来，李常受是烟台召会当地的代表权柄，圣徒应当顺服。）

九月八日，第二十七篇―鼓岭的工作与今后全国的工作，倪柝声说：“盼望今后对于工作，应当扩大南北交换。（若常受弟兄在这里，恐怕许多弟兄姊妹要到上海去）。”（注：倪柝声赞赏李常受的工作。）

第六十篇―关于工作的交通，倪柝声说：“作工的原则，乃是尽力带出弟兄来，成全出能负责的弟兄来。…常受弟兄的长处，就是能带出人来，也能推弟兄姊妹事奉。你们要成全人、带领人，就必须作榜样；所以你们自己要分别为圣，不可放松。常受弟兄说，我们水沟开得越深，水流进来就越多。水只会向深处流；我们若挖得浅，水就往别处流去。神的祝福，是看我们的容量如何。盼望我们都能挖得深、挖得透。…山上的训练不过是给你们一个起头，使你们能在各方面有好的学习。所以你们下岭后，还要有更多、更深的学习。…你们必须学习脱离个人主义，才能有准确的判断。一面你自己里面必须先明亮；另一面你还要问问看：我当如何与弟兄们一同在主面前摸着神的旨意？主要我怎么与弟兄们配搭呢？这时即使无别的同工与你在一起，但你这样一问了，就不敢照你个人的意思去作了。常受弟兄有好的断案，因为他就是这样学习的。”（注：倪柝声赞赏李常受作工的原则，并引用他的话，以及称赞李常受活在身体里，摸着神的旨意，与同工有很好的配搭。）

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一月，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倪柝声与港穗同工的谈话记录，后收录于《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卷一），现摘取相关内容：

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篇谈话记录，倪柝声说：“常受弟兄也是紧，不容易倒；并且肯出代价，能拼，不爱惜自己。他常说，人不能推辞身体不好。他想到什么，说出什么，他就要能作到；这条路不通，又去找出另一条路。他就是这样拼，说什么也不肯倒。所以我劝你学这二位弟兄，能拼着作。不要等，越等只会越空。”（注：倪柝声称赞李常受做事为人。）

八月三十一日，第四篇谈话记录，倪柝声说：“初信造就要尽力作到最活。初信造就乃是召会的命脉。我曾与常受弟兄交通过，初信造就若没有作好，传福音就会停，因为新人进到召会没有受到妥善造就，反而会成为召会的重担。但初信造就如果作得好，召会就结实，福音的冲击力也能持续。”（注：初信造就很重要，倪柝声与李常受有此方面的交通，显明他们工作上的关系。）

一九五0年二月，香港聚会及谈话记录，后收录于《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卷一），现摘取相关内容：

二月三日，第九篇―撇下一切事奉神，倪柝声说：“圣灵的水流是一直往前的，不仅是在救恩上，在召会的地位上，在撇下一切的事上也是这样。一九四三年常受弟兄在烟台所作的，实际上是圣灵战略的举动，是圣灵作的，你没得办法。因着有的弟兄姊妹心都挖出来，哭着、笑着，非把一切财物拿出来不可，结果就把真理赶上，带进复兴。圣灵工作得很厉害，结果变作许多弟兄姊妹都得作，不作不平安。”（注：倪柝声肯定李常受在烟台所带领的“大复兴”，是圣灵战略的举动，是圣灵作的。）

二月四日，第十篇―交出来与建造基督身体的关系，倪柝声说：“我要重复常受弟兄的话：水沟总得挖得深，水才能流得通；那里的水沟挖得最深，所有的水都往那沟里流。水不能往高处爬。…常受弟兄曾说，什么时候财物从召会里出去，什么时候灵魂才能从世界上进来。”（注：倪柝声重复李常受的话，说明李常受的谈话或讲道，使他很有印象和摸着。）

二月九日，第十五篇―对在职弟兄姊妹的交通，倪柝声说：“我能顶直的对你们见证说，栾腓力弟兄是很早交出来，把一切都卖掉的人。他是一个很强的人，许多东西是信主的第二天就交出来或者了结的，包括烟厂也结束了。他本来号称是满州国东三省的香烟大王，辖下的厂没有一个是小地方，共有二十七处分公司，一百多处代售所，但信主后一两天就不计代价的全部关门。所有他欠人的债都要还，被人欠的一概不讨还。后来栾弟兄到了香港，在经济上不知道受到多少的试炼。他原是当地的财主，为主自愿成为贫穷。栾弟兄不仅爱主，许多人能见证他真是爱弟兄姊妹。栾弟兄讲道也许赶不上常受弟兄，但他是彻底脱离自己的人，神能藉着他拯救许多人、造就许多人。在此我们看见有一位弟兄脱离玛门，就爱主、爱弟兄姊妹。断没有一个弟兄是斤斤较量而能爱弟兄的。”（注：倪柝声夸赞李常受的讲道恩赐。）

二月十一日，第十七篇―关于彻底交出来的交通，倪柝声说：“无论如何，你们的立场总要站好。常受弟兄说，在各公会中，人赶不上所奉献的钱；但在我们中间刚好相反，是钱赶不上人。人多，钱反而不多；这是因为我们不愿在你家中，因着你的奉献而有意外的争执发生，让主的名受羞辱。你们只要站在公义的地位奉献就是了。”（注：倪柝声再次引用李常受的话，对于公会的情形，他们曾有交通。）

二月十四日，第十九篇―长老的安排，倪柝声说：“常受弟兄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你多么没有用，他都用得着你。你如果不会作，他会带你作。所有有智慧、有恩赐的人都欢喜自己下手，但这样作，必须出很大的代价。你如果真有智慧，就必须叫埋银的把他们的一千掘起来；你要叫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懒惰的。长老必须有灵敏的感觉，能找出埋银的人，鼓励他把一千拿出来。如果有弟兄姊妹把一千埋在地里，而负责弟兄不知道，负责弟兄就是不尽责。”（注：倪柝声称赞李常受的带领，乃是有智慧的。）

二月十六日，第二十一篇―事奉交通，倪柝声说：“常受弟兄在这里，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人对他的攻击，就是对我的攻击；常受弟兄错，就是我错。许多人给我们便宜的批评，末了自己连一根小指头都没动。”（注：倪柝声有意要让李常受接替在香港召会的权柄，以叫人顺服，同时为以后在香港的事奉立下美好的根基，这也证明他们两位弟兄乃是一。）

二月十七日，第二十二篇―照着山上的样式走召会恢复的路，倪柝声说：“从今以后，香港召会关于福音、事务、研读圣经等各方面的训练，由常受弟兄带领。你们不要过轻松、懒惰的生活，除非有的人身体实在赶不上。你们个个都要儆醒、忙碌、拉紧，赶上来作。盼望香港召会是像神的军队，是有军事行动的召会（参民一至二）。求主施恩给我们。”（注：倪柝声重用李常受，将香港的工作交给他带领。）

台湾工作的交通，李常受说：“在过去差不多半年的工夫，我一直留在台湾。这半年得救的弟兄姊妹，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得救前都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与基督教发生过关系。台北现在已经有一千二百人得救了。但是那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新得救的人还不知道事奉的立场和道路。高雄现在有三百多位弟兄姊妹，去年这时候擘饼的只有几十个人。在高雄并没有一班所谓作工的弟兄姊妹，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有职业的，时间顶满。但因着人人摆上自己的一份，受过训练，得救的人就像潮水那样的涌进来。这次新年传福音，得救记名的有六百余人，都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注：李常受在台湾起头作工的开展，更使倪柝声得着印证，他派李常受去台湾是主的安排。）

二月十八日，第二十三篇―长老的性格与工作并今天事奉的路，倪柝声和李常受，两位配搭在聚会中讲道。（注：倪柝声有意让李常受在香港召会带领服事，为以后尽职铺路。）

二月十八日，第二十六篇―倪柝声会后交通（谈读经），他说：“我们同工们应当有圣经研读聚会，可以从罗马书开始读。方法是这样：先由第一位弟兄将罗马一章一节读出来，由第二位弟兄将英国标准本的翻译读出，再由一位将达秘译本读出，再一位读原文对照，将结果读出。之后由带领弟兄来评定何者译得对。本文研读完后，再读那几人的写经书，然后再读解经书。这样研读过后，我们就能发觉，不但我们已往马虎读圣经，世界上有名的弟兄也有马虎之处。我最怕人只读一本，把这本当作标准本。有的人甚至都不读参考书。我们当中有的人读经根基好，因为他们天然就喜欢多读参考书。这样读圣经也是比较可靠的。常受弟兄和我读经都是用上面所说的方法，盼望弟兄姊妹们也如此下工夫去研读。”（注：倪柝声对李常受的读经方法表示认同，且一致。）

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篇―属灵的知觉，倪柝声说：“我们属灵的知觉若没有，心中总是不能顺服。许多人相信自己的眼睛，往往自己看不见的，还以为看得很清楚，胸中自有主观在。这样的人，最难向他重复同一件事。如果全体负责弟兄姊妹没有属灵的看见，只把配搭时各项工作的安排，当作就是属灵的知觉，并且也实在是诚心的配搭，就我们仍是有大难处。今天我和常受弟兄两人，不约而同都有同样的感觉：弟兄姊妹属灵的知觉实在不够。所以今后盼望全体弟兄姊妹都要学习摸灵中的感觉，认识什么是属灵的知觉。”（注：在属灵的知觉上，他们有同样的感觉和看见。）

《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共有四十五篇，其中有十五篇是由倪柝声和李常受共同讲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附加《历史与启示》一书中，倪柝声打发李常受去台湾的记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因政局改变，倪柝声第一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聚会中，倪柝声先交通一点当前政局的情形，大家有些祷告，然后他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要打发李常受弟兄出国，我们大家还都要留在这里，继续作下去。”一九四九年二月，倪柝声正准备第二期鼓岭训练，但政局转变得太快，他就从福州到上海，再次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一开头他就重复前次紧急聚会的宣布：“不论李常受弟兄自己怎么感觉，我们总是要请他出国。”而他觉得自己与大家都必须留在国内，忠心到底，并预备要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聚会很快就结束。散会后，李常受感觉很重，因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他一个人打发走，所以在散步时他就问倪柝声，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不配留在国内为主忠心？倪柝声就对他说：“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们当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所以你必须出去，这样还会留下一些。”（注：此段话可以粉碎“李常受逃到台湾”的说法，更说明了在所有的同工中，李常受在倪柝声的心目中是特别的，是值得信托的。倪柝声绝对相信李常受能够接续他的负担，将主恢复的种子撒在海外，并扩展到全地。）

除了本书其它年份所记载的，仅凭以上所摘取的内容，就完全可以澄清陈恪三制造的谣言。该听倪柝声的，还是该听陈恪三的呢？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陈恪三的谣言不堪一击。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五0年，正是倪柝声重用李常受的年间，陈恪三却说一九三一年李常受就有邪灵进去，这是牵涉到倪柝声名誉的一桩历史徇案。陈恪三到底是在“抹黑”李常受呢，还是在“抹黑”倪柝声？到底是倪柝声属灵眼瞎，还是陈恪三居心莫测？难道陈恪三比“师傅”更会辨别邪灵？难道当时倪柝声真的瞎眼了吗？纵然如此，难道倪柝声身边那么多同工都跟着瞎眼，还有当时李常受服事众召会的众信徒也跟着瞎眼，只有陈恪三独具一格？难道他的眼睛具有属灵的洞察力（或是掌握了“通灵”能力），远超过众人？试问，陈恪三为什么要等到李常受去了台湾，再等到大陆开放不久，李常受的书籍和录音带被大量送进大陆来，他才开始说李常受有邪灵呢？究竟是为什么呢？是陈恪三为辨明真理，还是嫉妒、别有用心？

再则，从一九三一年开始，陈恪三发现“李常受是被鬼附”的人，到一九四八年福州鼓岭训练，倪柝声一会儿夸赞李常受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一会儿引用李常受这个“被鬼附” 的人的话，甚至还让李常受这个“被鬼附” 的人同台补充他讲的道。那时谁都可以看出来，倪柝声已准备把李常受派到台湾，然后把地方召会海外的工作（包括香港）整个地交给“被鬼附”的李常受。这就要仔细想想了，难道倪柝声竟然“糊涂”至如此，岂不是开玩笑？当时在鼓岭山下福州召会作长老、负责鼓岭训练后勤的陈恪三，在这样一个“关系到整个地方召会被鬼附化”的大事前，竟然一句话都不吭？岂不奇亦怪哉？！当时的情况可以说，倪柝声在山上讲的话，陈恪三在山下就听到了，而陈恪三竟然选择了一味的“沉默”！为什么他要等到倪柝声离世多年后，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了，才“大爆”李常受是被鬼附的内幕？他身上的“灵”为何该禁止时不发动，偏要等到他晚年才对他说话呢？只说了一句话，就使他热血沸腾了，然后开始传播“病毒”败坏了，有些人就从他得了瘟疫和大麻风！

其实，说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在谣言的逻辑里，不但倪柝声属灵眼瞎，甚至连史百克也不例外，因为李常受去伦敦访问的时候，用他的话说：“我在英国住了四周，这四周的特别聚会固然是我讲道，就是平日聚会，他（史百克）也完全让我讲。有人告诉我，这在史百克弟兄那里，是空前的举动。”

关于陈恪三，在此终结，不再谈论。只要看看全球众地方召会的福音开展，就知道圣灵的水流从未停留，即便有反对和攻击，主的恢复也一直是往前的。另外要说的是，网络上所谓攻击“李常受背叛倪柝声”等等的信息，其实他们的源头，多半来自“老聚会处”内部多位想要成为“倪柝声传人”的老辈同工。在此，也恳望那些宝爱倪柝声职事的弟兄姊妹，从“倪柝声自己的话”里，看清地方召会的这段历史，从这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不是“某某老弟兄说”），看清历史中实际发生的事。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澄清，能够起到一个“制造和平”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

李常受在一篇信息里提到，他为着“真实的敬拜”，已经争战了四十年之久。论到生命读经，他在彼得前书生命读经里说：“我释放这些生命读经信息的目标是双重的。首先，我的愿望是借着这些信息，神的话会进入圣徒里面；第二，我期待信息出版时，会成为撒在神子民中间的种子。无论有多少反对，我要继续撒这种子。这种子一面是生命的供应，另一面是预防注射。我信有一天，我们所撒的种子会产生收成。”

论到主恢复的前景，他又说：“主恢复的前途非常灿烂。目前，美国至少有七千位在主恢复里寻求的圣徒。往后十年，我们许多儿女会成为召会的成员。他们有些人二十几岁时，对主会相当有用。例如，倪弟兄年仅十九岁时就被主兴起。然而，主恢复的前途在于我们对真理的实行。我们若宝贵神的话，抓住每个机会进入其中，并将其接受到我们里面，至终我们会装备齐全。我们会认识真理，我们会认识生命，我们也会认识如何在主里长大。我们对属灵的事会有完全的认识和充分的经历。然后主会有路突破，并且得着祂许多世纪以来所寻求的。今天主如何能得着祂所要的？照着大多数基督徒的情况，主没有路。几乎到处门都向祂关闭。这就是主为什么必须找着一条路，好有所恢复。但我所关切的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仍有太多传统的实行。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的路，并接受新路，以认识真理，经历真理，且向别人陈明真理。”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美国德州欧文会所，李常受交通到儿童工作，他说：“为着儿童工作要有许多诗歌，越多越好。借着唱歌，甚至标语歌，儿童能很容易得着深刻的印象。他们一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歌。一首短歌一旦进到儿童里面，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会给他们基本的影响。儿童不喜欢一个小时都在听教导或讲说，这样的讲说会使他们厌倦，但他们永远不会厌倦唱歌。我们要多收集儿童诗歌，多鼓励儿童唱歌，越多越好。”

同年，洛杉矶召会艾尔登会所周围地区开始衰落，那里圣徒搬到蒙特利园市（Monterey Park）一带。不久后，他们在罗斯密买了一块地，要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会所，并出售艾尔登会所和艾尔登住所。在罗斯密买地盖会所，以及设计会所的事上，他们与李常受有商量，因他是选中艾尔登会所并购买的人。不仅如此，为着罗斯密购地和兴建会所，职事站也赠给了拾万美元。

此外，美国把申请居留名额放宽，每年有四万华人的名额。因这缘故，弟兄们开始注意到华语工作。

一九八三年

二月，在安那翰有一个特会，李常受交通到全美华语工作。对此，张湘泽看见当时的情形，先前来与他交通说：“我们需要顾到华语的圣徒，因为有许多人来到美国，其中有许多人因着缺少照顾而流失了。”自此，弟兄们开始顾到华语的圣徒。但这样作，后来发现在华语一边有所得着，在英语一边却有所亏损，以至于在白种人中间的增加率减少了。

春季期间，李常受在安那翰，释放了“圣经中的五大奥秘”，即宇宙的奥秘、人的奥秘、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和召会的奥秘，现已出版成书；他又在德州欧文释放信息，论到主的恢复首要的方面，就是恢复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所救赎的人里面作生命，使祂在地上得着完全的彰显。

四月十日，《弯曲心思者》的出版商（汤玛斯-尼尔森公司）与地方召会达成和解协议，并在美国十八份报纸登报收回尚未卖出的书，并公开声明：“不再继续出版该书，免得使李常受和众地方召会以及其中的信徒受到任何的破坏和损害。无论哪一版，都不应该把地方召会列入其中异端和邪教之列。为这缘故，该公司收回《弯曲心思者》一书中对李常受及地方召会的论断，并向众地方召会中善良的基督信徒道歉。”

其实，汤玛斯-尼尔森出版社，是个著名的圣经出版社，在纽约华尔街有股票上市。地方召会一向法院上诉，报纸立刻刊登出来，他们公司的股票就受影响，全美基督教界也哗然。其它各家出书报攻击、毁谤地方召会的，先前对弟兄们的信件不睬不理，这时才醒悟过来。弟兄们再打电话给他们时，他们的态度明显转变了，有的说：“我们很欢迎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来和我们谈谈？我们真是愿意敞开和你们谈。”有的说：“我们真是怕被告，我们没有钱打官司。”所以各个都要请弟兄们吃饭，要坐下来好好谈，并且都声明收回、停止、或修正那些毁谤地方召会的书。本来这些书报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地出版，也如一群蚂蚁争相竞食。然而，当弟兄们上诉法院，就如喷打杀虫剂，所有的蚂蚁都消踪灭迹了。

在此就给人看见，那些攻击和毁谤的，一直把地方召会看作是“软柿子”，他们认为可以随便捏来捏去。甚至，有些人不承认地方召会的圣徒是弟兄，却又以“弟兄不可状告弟兄”为幌子，在招摇撞骗。若状告了，他们反而可以抓住把柄，又承认是“弟兄”状告弟兄，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控告地方召会。实际上，他们一直为自己的利益或达到某种目的，对弟兄们的回应不理不睬，也不顾到给地方召会造成的伤害。可一旦发现他们自己的利益将会因此受损，就立刻换作另一副嘴脸了。他们若是为真理辨明而出版那些书籍的，他们有什么害怕的呢？若那些出版书籍中，所描述的都是真实的，他们何必担心官司会输赔偿呢？他们不是喜欢谈论“正统”、高举“真理”吗？那他们为何一见弟兄们上诉法院，腿脚就发软，果断地决定不再为“真理”站住呢？可见，人心是多么诡诈的！

然而，这样既客观又明摆的事实，现今却被一些居心叵测之人狡辩说：“他们只是迫于压力和威吓而道歉，并未否认书中的内容。”可见，人心的诡诈具有何等的破坏性！撒旦都会引用圣经，而人若找出许多的借口和理由来支持自己荒唐的说辞，又有何难的呢！倘若人只注意出版商的道歉之举，而漠视他们公开声明的全部内容，以及他们出版恶毒书籍的真正意图，不妨把出于同一份底稿改编写成的《神人》一书诽谤案的判决书拿出来细心揣摩，就该知道这背后的源头是什么？该判决书在一九八五年六月由加州阿拉米达郡高等法院宣判，其中就大致提供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何止说谎、欺骗和攻击呢！

再来看此时的中国大陆，对于李常受的信息，又存在两种偏激和不当的反应：一种是有极少数人，因着国内大环境的限制，不能及时接受福音真理的帮助，对全面的圣经教训认识不清，不慎走入极端，导致实行上的偏差。甚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呼求主名”或李常受教训的旗号，在行为上扰乱社会秩序，给社会治安带来困扰。另一种是，因着极端分子的个别案例，反使政府格外关注李常受与地方召会。因为仅以河南省为例，在这一年就已兴起一百多处地方召会，而基督徒大部分都在主恢复的召会中。随后，也就在四月份，唐守临和任钟祥二人为配合政府的行动，又借着为中国金陵协和神学院编写函授教材之机，根据在美国出版的《神人》和《弯曲的心思者》这两本诽谤、恶毒的书，就编写出了《坚决抵李常受的异端邪说》这份材料，从而为逼迫主内肢体的运动送去“东风”。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李常受在德国斯图嘎访问，并有负担地释放“神的经纶”之信息。他首先说到神原初的心意及其终极总结，然后陆续从先祖和以色列子民的经历所启示的神的经纶，说到基督职事里神的经纶，接着陈述保罗、彼得、犹大、雅各、以及约翰职事里神的经纶。并且，他还说：“神这些时代的安排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和一个中心观点，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这些信息现已出版，收录于《神圣经纶的中心观点》一书。

六月，中国政府根据唐守临和任钟祥编写的材料，认定李常受与地方召会为“呼喊派”；把信仰纯正的信徒与那些违法的极端分子同等看待，统一冠以“呼喊派”之名，这样表面上能起混淆视听的作用，况且有对地方召会的诽谤材料作为“证据”。同时，政府又向全国发出通告，要严厉打击并坚决取缔反动组织“呼喊派”。据政府发出的通告称，“呼喊派”是一打着宗教旗号进行非法活动的反动组织。他们狂呼乱叫、煽动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他们煽动狂热，危害公民生命安全；他们赶鬼治病，残害人命；他们造谣惑众，骗奸妇女。

这场打击所谓“呼喊派”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扩大化，通告一发出，各地公安机关纷纷抓捕。许多家庭被搜查，书和信息被充公。他们判定“呼喊派”的标准，大体有两种：一是呼求主耶稣的名，另一是阅读李常受的著作。以呼求主名来作“呼喊派”的标准，就把大范围的基督徒都包括进去了，因为许多人祷告都要呼求主耶稣的名；以阅读李常受的书籍来作“呼喊派”的标准，凡在家中或聚会处查到李常受著作的，就说这些人是“呼喊派”，随之被抓、被关、被罚。

仅以河南省叶县为例，一次就抓去数百人，有的关在大队里，有的关在人民公社里，有的关在县委党校里，因为县里的拘留所和审查站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容纳这么多人。但大多数在经过审查、审讯之后都被释放回家，只有白受恩等五位召会中的长老，继续被关押在县看守所里。一年之后，他们才被正式逮捕，并被迅速判了严重的刑罚。刑期少则八年，多则十五年，白受恩又被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后被送到开封市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可是，从他们的判决书上得知，公安机关并未查出他们任何的刑事犯罪，如政府关于“呼喊派”的通告上所列的。以白受恩为例，他被判的罪名是阅读并传播李常受的著作，在基督徒聚会中播放李常受的《马太福音生命读经》。可见，在这场运动中，除了那些极少数违法极端分子“名副其实”为“呼喊派”，而更多人却是被诬告且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试问，李常受的著作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现已在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传，千万的人都可以读到、听到，其内容哪能找到半点反动的言论呢？这些文字所到之处都给当地社会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许多原先生活、工作无定向的青年人成为优秀的文学家、工程师、律师、教授和医生。甚至某些曾经行为不检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并生活在召会生活中而成为优良公民。在许多地方召会中，有不可胜数的美好见证，见证他们因着心思的更新而活出圣经中所启示最高标准的道德生活。再问，读李常受的著作，就是所谓的“呼喊派”吗？然而，并非如此。关于地方召会不是所谓的“呼喊派”，内容见年末附录。

同年，全球各地召会（除中国大陆外），共有六百多处。其中，韩国有三十处召会，约一千五百位圣徒。

附录：地方召会不是所谓的“呼喊派”

李常受的教导与地方召会的实行，是否就与所谓“呼喊派”中少数人在真理和实行上是一样的呢？现简略地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

一、关于定性。地方召会是接受倪柝声、李常受所教导完整齐备、不偏不倚之圣经教训与实行的正统基督徒信仰团体。而“呼喊派”中少数人乃是指一般对圣经教训认识不清，也不愿意接受李常受属灵的帮助误入极端，以致实行偏差、扰乱社会秩序之极少数分子。

二、关于圣经观。地方召会的教训均以圣经为独一无二的标准。而“呼喊派”中少数人对于圣经权威刻意制造误解，误引信徒可以不必遵守圣经教训。

三、关于基要的信仰。地方召会以整本圣经为信仰的独一标准，但认同、接受使徒信经、奈西亚信经的全部内容。李常受说：“按我的研究和查考，（使徒信经）所摆出的每一点都是对的，并且相当深入而透彻，…根据使徒信经为决断，订定了所谓的奈西亚信经。”而“呼喊派”中少数人未能接受整本圣经的纯正真理为信仰的独一标准，对三一神缺乏正确领会，排斥三一神信仰，也不认识基督的身位，即“基督是完整的神，也是完整的人”这一个真理。

四、关于三一神的信仰。地方召会接受关于三一神完整的启示，相信神只有一位，但同时有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并且这三者自过去到将来到永远，是同时共存、彼此内住的。一面神是绝对独一的，一面祂却永远有父、子、灵的分别。李常受的教训中有强调“一”的一面，也有强调“三”的一面。在传统神学中，只接受“一”的一面就变成形态论，只接受“三”的一面就变成三神论。而“呼喊派”中少数人对三一论的观点失去平衡，过分强调“一”的一面，而落在形态论异端中。形态论强调父成为子，再没有父；子成为灵，再没有子。故此，父、子、灵不可能同时存在。

五、关于基督的身位。地方召会持守基督的神人二性。一面高举基督是完整的神、创造主，一面也承认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受造者。李常受说：“基督是神，祂是创造者；然而，基督是人，有份于受造的血肉之体（来二14上）。”而“呼喊派”中少数人因对基督身位的认识失去平衡，过分强调基督是受造者的一面（基督人性一面的教训），漠视基督是创造者的一面（不慎否定了基督神性一面的教训）。他们忽略了李常受在其著作中，一再重复宣称基督也是至高的神、创造的主宰的话语。因其对李常受关于基督身位之平衡教训认识不清，误入极端。

六、关于基督的肉体。地方召会绝对坚持基督的无罪性；祂的神性固然无罪，祂的人性也是无罪的。李常受在新约恢复本，约翰福音八章三节注解中说：”主（耶稣）是惟一无罪的、是惟一有资格赦免罪的，也是惟一能叫人从罪得释放的。”在十一节注解中，他又说：“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也只有祂有资格定这（犯罪的）妇人的罪。”在罗马书八章三节的注解中，他又说：“祂（基督）只有肉体的样式，没有肉体的罪。…基督虽然没有肉体里的罪，却仍是在肉体里被钉死（西一22，彼前三18）。如此，就把与肉体相联有关的撒旦，连同撒旦身上所挂着的世界，一并都在十字架上审判了（约十二31，十六31）。”而“呼喊派”中少数人断章取义地引用李常受教训中的一些话语，宣称在基督的身体里有撒旦的性情（罪）住着，造成李常受教训支持此等谬论的错觉。李常受曾用“老鼠笼”比喻堕落的肉体，而以“老鼠”比喻撒旦。“呼喊派”根据这点，宣称既然人的肉体是“老鼠笼”，基督又取了肉体（约一14）。故此，基督的肉体就必定也是“老鼠笼”，是装撒旦的地方，此为对李常受教训的严重误解。李常受从未说基督的肉体有罪，地方召会也从来不相信基督有罪论，这是“呼喊派”中极端分子对真理认识偏差所导致的结果。

七、关于宣扬世界末日。地方召会根据圣经，并历代信徒和信经所持守的，相信耶稣基督将会第二次降临地上，建立诸天之国，结束这时代。但圣经教训清楚指出，这不等于信徒要离开世界，弃绝社会，放弃社会和家庭责任。相反的，圣经教训信徒要殷勤作工，努力生产，过正常社会生活，作正当公民。而“呼喊派”中极端分子宣称：“今天就是末世的末期，主耶稣要来了，世界要毁灭了，不要耕种，不要建造房屋，不要嫁娶。”于是，他们借此不事生产，不服政府，放弃正当生活，整天等待世界毁灭，末日来临。

八、关于理智。地方召会认为，神为人创造了心思、情感、意志，是要人运用的。神需要人运用他的头脑、心思来明白神的事。但神除了为人创造心思之外，还为人造了一个灵。祂的心意不仅是要人运用他的心思，也要人运用他的灵。光是运用心思、理智并不能叫人明白神，必须用心思也用灵。而“呼喊派”中少数人误解李常受教训，过分高举运用灵的一面，甚至否定运用心思的一面，认为信徒不用头脑，单用灵，要抛弃理智知识，因而误入极端。

九、关于知识。地方召会对知识与灵命并重。认为圣徒一面需要加强知识，一面需要追求灵命。李常受一面教训人要追求灵命，不能仅仅追求知识；另一面他也鼓励信徒，特别是青年人，要好好求学追求知识，他说：“你们是年轻人，必须利用时间求学。虽然主可能在几年内回来，但你们还需要读书。”他又说：“我们虽有知识，却不因知识骄傲，也不被知识充满，反而是倒空的。若是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圣经。”而“呼喊派”中少数人因误会李常受的教训，过分强调知识与神对立，而造成排斥知识之实行上的偏差。

十、关于道德。地方召会在道德问题上最为执著，坚决反对、拒绝并禁止任何不道德的行为。所有地方召会，都要向圣经所启示的更高道德标准负责。地方召会中的信徒，贞守婚姻，视为神圣，尊重家庭，重视道德。所有犯道德罪恶的，不光法律上要受制裁，在召会中也会受对付。而“呼喊派”中极少数不肖人士宣讲反道德的谬论，甚至造谣惑众，这是所有地方召会信徒同声谴责的。

十一、关于文化。地方召会肯定文化的正面价值。李常受说：“我们的人性生活大都是由文化组成的。就着人来说，文化非常好，每一个社会都是借着文化而蒙保守并得以维持。人如果没有文化，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就要多得多了。目前，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是补社会文化的不足。当人不照着文化正当行事时，警察就来干涉。每一个国家、社会、团体，都是借着文化、法律和警察而蒙保守的。”他又说：“小孩子必须照着文化的标准来养育。他们在达到接受基督的适当年龄前，必须先在文化上得着建立。…文化的用途可以比作圣经里律法的功用。律法正确的作用，乃是看守神的选民，直等到基督来到。…文化应当用来看守小孩子，直到他们能接受基督，并且照着基督而活。…看见文化这种正当的用途是很重要的。”而“呼喊派”中少数极端分子宣称文化是基督的仇敌，若要为基督作刚强的见证人，就必须抛弃文化。甚至别有用心的人士借此趁机煽动闹事、打倒文化、消灭传统，其扰乱与暴动行为，为善良社会带来不安。

十二、关于公民身体健康。地方召会虽有“呼求主名”的实行，但绝非盲目、无理智的吶喊。信徒珍惜健康、热爱生命、肯定人生、追求道德、孝顺父母、敬师睦邻，在全世界各地均为高标准的社会善良公民。而“呼喊派”中少数人刻意抛弃理智，无谓喊叫，实行上的偏差为别有用心人士借机煽动，引致信徒思想混乱、失常、损害公民身心健康。

十三、关于社会秩序。地方召会以教导圣经真理为主，循规蹈距，端正作人。所有聚会都有正当的负责人主理，信徒虽然都有自由发表，但不是混乱的，乃是有秩序的。若有不守规矩的人在会中作乱，负责人会加以禁止。信徒不得在社会上闹事，包括游行示威、罢工静坐等反抗政府或社会的行动，更不能从事任何反政府、反社会的运动和组织。而“呼喊派”中少数人利用信徒盲目信仰的热忱，煽动信徒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十四、关于国家。地方召会是一奉公守法团体，所有信徒均明确接受圣经教导要顺服神安排的代表权柄。这些代表权柄包括政府、国家，在任何情况下，信徒不得从事任何分裂政府、反对政府的事情。相反的，根据神给他的感觉，信徒当积极参与政府建设，为政权祷告。而“呼喊派”中少数人因对真理认识不清，过分宣扬不当思想及言论，刻意造成人民与政府、社会对立、甚至对抗的局面，实属不幸。

综观以上十四点可见，地方召会与所谓“呼喊派”中少数人，无论在教义上或在实行上，都有基本的不同。故此，地方召会不是“呼喊派”。所谓“呼喊派”中少数人也绝不能代表地方召会。地方召会定罪“呼喊派”中少数人在信仰与实行上的偏差以及扰乱社会治安之狂举。“呼喊派”中少数人虽口称跟从李常受的著作及文字上的教导，但实质乃违反李常受的异象、使命、立场与目标。现今大体接受纯正“呼求主名”实行的信徒，并不接受这种行为。地方召会的信徒，多年来严守正统信仰，奉公守法、爱国爱民、追求公义、制造和平，与全世界所有正统基督徒同为神的儿女，同作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在各地虽然彼此没有组织上的联结，但维持灵中的交通，并在各地做地方召会的见证，彼此尊重，叫神得着荣耀。

然而，颇具遗憾的是，近三十年来，国内许多地方召会的圣徒受逼迫被抓，有的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判多年的劳改。如果政府要打击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犯罪分子，这情有可原。但若使无辜单纯的基督徒受到迫害、牵连，岂不破坏政府在信教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也给极少数试图破坏政府和信教群众关系的人有机可乘？因此，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更好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对于此事的拨乱反正势在必行。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许多人对“呼喊派”的理解，仍是相当模糊，所涵盖的范围，各地公安部门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一般外界对“呼喊派”的定义有二：有一派人士认定，“呼喊派”即为一切跟从李常受教训，接受“呼求主名”之实行者，如人称的“小群”、“聚会所”等；但有另一派人士认为，今日“呼喊派”的定义已愈来愈暧昧不明，社会大众几乎将所谓“呼喊派”解释为一切不与政府合作的基督徒。在大卫-安德尼（David H.Adeney）所著的《中国―教会的长征》（China：The Church's Long March）一书中第一百五十九页，便有以下的陈述：“‘呼喊派’，现在似乎已变成了包含各类家庭教会人士的统称了。”而汤尼-赖伯特（Tony Lambert）在其著作《中国基督徒大众》（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一书中第一百二十四页，也有类似陈述：“一切拒绝加入三自运动者，均被冠予‘呼喊派’之名而遭逮捕。”事实上，地方召会的圣徒基于圣经的教训，追求最高标准的道德，且奉公守法，虽依照圣经有“呼求主名”的实行，却未自成一派，更遑论扰乱社会秩序。唐劳-麦卡因（Donald E. MacInnis）在《今日中国宗教―政策与实行》（Religion in China Today：Policy and Practice）一书中第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二十三页，他写道：“有些‘小群’的年长圣徒…传扬真正的福音；他们从未抵抗政府，也未曾有违法之举。”

而今，有些人仍把“呼求主名”之实行的信徒（地方召会），与政府曾经通告严打焦点的“呼喊派”混为一谈，实在是错谬至极。可曾见过地方召会中，有政府关于“呼喊派”的通告上所列的行为呢？外邦人罢了，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为他们祷告。但对于基督徒而言，若是因眼瞎和嫉妒，要知道瞎眼的人，只会借助魔鬼的杖走路，并扫清面前一切的障碍，以抚慰嫉妒的心，却自以为在行使神的使命。法利赛人和犹太宗教家逼迫主耶稣，岂不正是如此么？甚至，使徒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真光打倒之前，岂不到处捉拿呼求主名的人么？但他那时却不晓得逼迫基督身体上最小的肢体，就是逼迫主。

一九八四年

二月，李常受在加州安那翰召聚第一次为期二周的国际性长老训练，有来自六大洲超过三百五十位弟兄参加。这次聚集所释放的信息，就是《长老训练》前四册的内容，主要陈明新约职事的基本方面，陈明主恢复的异象，说到实行异象的路，以及关乎主恢复之实行其它紧要的事。在训练的开头，李常受就谈到分裂的危机。以后几年，他又陆续召聚了几次长老训练，总共释放完成十一册《长老训练》信息。

九月，李常受完成了新约生命读经和恢复本注解的写作。他有很强的感觉应该回到台湾，为主的恢复有一个新开始，他称之为新路。因为他领悟，在主恢复里聚会和事奉的方式是老旧、传统、天然、且照着习惯的，以至于众召会都在停顿的状态里。不仅如此，借着他的观察发现，就连整个基督教几乎已经停顿下来。统计数字显示，几个主要宗派的人数都在减少。基督教人数的增加虽少，回教徒和佛教徒的增加却很多。

这事实使李常受对主恢复中的情形有极重的负担，他认为，在这末后的时代，主不会尊重祂过去所容忍不合圣经的实行。现在是主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恢复合乎圣经的聚会与事奉之路的时候。有了这异象，他就准备停下在美国的工作，到台北作一些研究、实验的工作。他觉得，他不能作很多来帮助在美国的众召会，但他计划等到一个召会生活的模型在台湾兴起以后，再带这条为着召会生活的新路回美国。

十月，李常受回到台湾，带领实行神命定的事奉与聚会之路。并设立了八十几位长老，目的就是要建立起长老聚会，把召会的责任确实担负起来，发展、带领召会，使召会往前。他准备建立一模型，使各处召会可以跟随，同时举办台北全时间训练，并呼召五百位全时间同工在台北受训，推行五年福音化台湾行动。他选择台北为实行新路的实验室，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台北是全地最大的召会；二、台北是主恢复海外众召会的发源地；三、台北召会是他亲自陪过的，一切的实行是他自己安排的，他有地位和权柄作改变。

虽然如此，当李常受提出改制、走新路的问题后，他并没有立刻着手改制，因为还需要不断的研究新路实行的步骤。一面来看，好像他作了许多，似乎一切都是他在主持，但事实上，他乃是一再地与台北召会的长老们有交通，召会一切的事该怎么作，都要经过八十几位长老聚会、商讨、议决，才可以作。他认为，不是他告诉他们怎么作，他们就去作，这是不对的；也不是两三个人觉得该怎么作，就定规去作了，这也是不对的。乃是必须按着长老治会的原则，也就是长老们一同议事，一同寻求主的引导，在长老聚会里决断一切事情。等决断以后，再谈论由谁去执行，这也是由长老聚会指定人去执行的。同时，李常受一再地声明说：“由于这一条新路我们自己并没有走多少，所以我们在这里乃是试作。我们需要很多的研究，而全时间训练中心乃是我们的实验室，所作的都还没有定型。所以我们的训练怎么作，人且不要批评，因为还不是定局，还不到下断语的时候。智慧的人绝不作这样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实验不是为着我自己，乃是为着主今天在地上的恢复。这个实验不是为着一地的召会，乃是为着全地的召会；也不仅是为着这个时代，乃是为着往后所有的时代。因此，凡是同心的、虚心的，让我们一同走这条路，埋头苦干，多方研究。”

论到改制的目的，他又说：“消极方面为叫我们真正脱离遗传的宗教，积极方面乃为恢复每个肢体活生机的功能，使基督和祂的身体得以开展。虽然我们用‘改制’一词，但我们不是改变一种作法，或一个制度；我们的目的，乃是愿意在今时代，看见主和祂的身体，在祂的恢复里得着开展。”

十一月，李常受访问马尼拉召会，释放了“主恢复中的四大支柱”（福音、真理、生命、召会）。他也从圣经清楚地看见新约福音祭司的职任，并在台北释放了一系列信息，内容集中在建造召会的四方面实际的实行：生（传福音）、养（在家中聚会喂养新人）、教（聚会富有彼此互相性的小排聚会）和建（主日人人申言建造召会）。以建立生、养、教、建的召会生活架构，使众圣徒的生机功能大得启发，以后众召会普遍得着扩增，此即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六节之应验。

截止年底，全地六大洲（除中国大陆外），在主的恢复里，至少有八百处地方召会。

同年，封志理与水流职事站起了冲突，产生不满和抵抗情绪。自此，他对李常受的职事就开始时有批评，并于次年开始发酵。之所以用“发酵”这个词，是因为背叛含有面酵。而这面酵、这败坏，乃是从香港召会开始的。自从一九七0年香港召会的风波过后，他被安排协助年长的弟兄们尽话语职事，他一面是当地召会的帮助，另一面却是召会配搭的难处，尤其对两位年长的长老，更是为难。从前他参加洛杉矶国际特会时，曾与李常受交通到香港的情形，并着重说到要放弃香港的年长圣徒，而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李常受很强地劝他，不要那样作，并切切警告他，一个召会不能没有年长的一代。

然而，封志理总是在香港召会制造难处。对此，李常受和弟兄们曾多次讨论交通，他和张晤晨、张湘泽两位弟兄，也尽力遮盖并成全他，盼望他能接受调整，而在主手中变得更为有用，使召会能从他得着帮助。后来，李常受又打发杜焕章去香港，带着积极的目的，尽力帮助并平衡他。可是，他的难处达到一定程度，甚至使那里召会的长老郑谦渊后来写信给李常受说：“弟等多年见封兄的野心和脾气，深恐我们退职，港召会由封兄任所爱为。”可见，他在香港召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

一九八五年

年初，李常受继续在台北劳苦，带领训练初期的全时间同工，并建立正常召会生活的榜样。有一百三十位青年人进入全时间事奉，仅仅两个多月，有十六队共六百人为着福音被差遣出去。行动的中心、核心，就是那一百三十位青年人。十六队以全新的方式出去，三周之内，他们就浸了一千九百七十五人。这是出自没有老旧的传统，也是改制实验的开头。

六月十六日，封志理在香港事奉者的聚会中，开始公开说批评的话。在他充满暗示的谈话中，比较严重的话，如：“主好像对我们说，不靠大汉，只靠身体”，这是何等傲慢，高估自己，所言属灵大汉指的是谁？“只读生命读经，不读圣经，乃是大错，这是把召会带到歧途上去”，什么人和什么召会只读生命读经呢？“职事去了高雄…这些话都是高抬个人，制造教皇”，何谓制造教皇呢？“今天还有许多人要立王，要代替主”，这许多人是谁，要立谁为王代替主呢？“职事站一直要取代教会书室”，这是根据什么说的，能举出事实为证吗？

六月二十六日，美国加州高等法院，经一连串的调查取证，并采用专家（如美国宗教研究所所长梅尔敦博士，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宗教研究所沙礼巴博士，圣公会神学院及费城神学院院长葛逑思博士，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及比较宗教学教授史达克博士，富勒神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资深心理学教授马若黎博士，曾任美国教会历史学会会长高斯达博士）证言，判决涉及《神人》之出版商及作者败诉，并判原告应得一千一百九十万美元。然而，在法庭宣判的前夕，“伪灵剖析会”预期会败诉，竟突然宣告破产且没有出庭，所以原告只得三百四十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事后显明，他们破产的声明只是想要逃避赔款的责任，并且装出遭受地方召会打击的可怜样子。这卑鄙的手段果然使许多人中计，博取了他们的同情。而在法院的取证中，有几件惊人的证据出现：

一、作者尼尔-达迪在书中所描绘的，都是不经采证的捏造和诬陷。并且，他自身道德败坏，如吸毒、尚未离婚就与情妇同居等。几次在美国取证时，请他不到。后来他逃到欧洲，因为他无法面对真相，甚至企图自杀。把他救活后，他吐出真相，书中的指控全是他恶意的、造假的毁谤。

二、关于神学或基本信仰上对李常受论点的引用，作者都是恶意的断章取义，从未花时间仔细研究整体的教训；有时还故意在所引用的字句中窜改原文，好将错误加诸其上。读者因没有机会直接去读李常受的信息作直接考证，就被误导了。

三、法院发现了书面证据，写这些书本的原因，乃是由一个在美国校园中具有声望的基督徒团体所策划的（其背景见一九六九年的内容）。因为在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有几位他们组织中的带领人，因为看见了李常受的信息而被这些真理吸引。这个团体因为惧怕他们的工作受到打击，又想在美国维持他们原先的利益，就花钱请些所谓的邪教专家来攻击李常受，目的是要将地方召会消灭殆尽，好维持他们预先设想的利益。这些资料都收集在长达五年的搜证资料中。

虽说诉讼花了五年时间，地方召会在两本书的案件上都得了胜诉，终于使真相公告于天下；这两本书被暴露出来，也被敕令收回，就受了制止。但同时，地方召会的好名声受到了破坏，名誉在全世界已受了玷污。然而，若没有采取这行动，那两本书还会继续破坏到极点。遗憾的是，现今却有人指责地方召会好打官司，弟兄状告弟兄，这样的指责是愚昧无知的，只不过是不顾真理，不顾主的权益，不愿意正视事实，岂不是同情魔鬼的行为吗？

八月六日，封志理在香港事奉者的聚会中，又公开批评，如：“有人以为李弟兄就是主的恢复，没有他就没有恢复”，有人，指的是何人呢？在何处，可否具体指出例证？“已过二十年，我们中间人数没有增加”，在这二十年内，仅在美洲、欧洲、非洲、澳洲就新增了三百余处召会，根据什么说没有增加？“我们与大陆情形相似，常搞运动”，这指的是什么，可有例证？“跟李常受身边都是靠拢的人，所作的事都没有结果”，这是侮辱弟兄，如此骄傲，谁又能与你同工？以上这些，仅是举例列之，都是带着许多暗示说的。从他六月和八月这两次聚会谈话，可以读出发言者是个什么样的灵？是否在贬低主在地上各地的恢复？两篇所言，明指暗射，是否无不以李常受为中心靶子或反抵对象？读之，真是令人寒栗畏避！

十月，李常受和封志理有一次谈话，主要因着封志理用水流职事站出版的英文恢复译本内文，编了一本新约希中英对照本，并且送了许多本到台北福音书房要他们出售。他从未对李常受知会过一句话，也没有得到李常受的许可使用恢复译本内文，就出版这个对照本。于是，他们谈到这个事，封志理同意不再出售该书，但迟至次年一月，他仍然在出售该书。

十二月，在台北的体育馆里有两次大型的福音聚会，里面能坐一万两千人。令人惊讶的是，第一次福音聚会就有一万四千人，体育馆里的人超过座位所能容纳的，也至少有七千位新来的人。当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李常受呼召未得救的人接受主时，大约有一千五百人至两千人愿意接受主。而在德州欧文冬季训练的最后二堂聚会中，李常受交通到出来全时间的事，结果有一百九十八位响应呼召要全时间。这实在是主的祝福。

一九八六年

二月五日，封志理经过西雅图时，与堪伦-约珥（Joel Kennon）和史密斯-戴克斯特（Dexter Smith）见面，散布消极的话语。他忿忿不平，“不同意李弟兄实际的带领”，说“我们都应当有自由跟从灵”。他又说到“李弟兄的错误”，并声称“在台北所发生的事不是复兴”，在那里的召会不过是“救了一些人而已”。

二月下旬，李常受在长老训练中，说到神命定的路，也说到同心合意。他告诉众长老：“我不再容忍我们中间的光景，并且我从主领受了负担，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也说我像基甸一样吹号，呼召凡愿意完全同心合意为着基督身体权益争战的人。我的意思不是所有弟兄都必须完全与我是一，我也不是说凡不跟随我的就不再是主恢复中的召会。但我的确要那些不跟随号声的人不要批评或反对。因为凡批评并反对的人会制造难处，甚至可能造成分裂。”针对封志理多年的难处，以及对他的大加批评，他也略微提及说，他曾为一位弟兄受了十五年的苦。但他仍然遮盖封志理，没有在会中提到名字，有些弟兄还以为李常受是在说他们。

在出版的事上，李常受着重强调“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他说：“我们若对主的恢复认真，就必须避免任何一种在难处上的牵连。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书房单单也惟独属于他。…我自己从未出版任何东西。我总是将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帮手之下的福音书房；我的稿件该不该刊登，在于他们的分辨。我喜欢有人检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准确。…我们只有一种出版。一切都是经过倪弟兄的福音书房出版的，因为出版其实就是吹号。吹号不仅是在口头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

我盼望你们有些弟兄多多发展并解释我所释放的一切信息。不要仅仅说一些论点，加上你自己的‘色彩’和‘风味’，这使味道改变，把我的信息破坏了。…我不狭窄。我愿看见你们众人都成为神大用的仆人，那是何等美妙。但我不喜欢看见一些人仅仅重复我所说过的，假装那是他们的作品，带着他们的风味和色彩。…照着我可靠的观察，那些刊物没有新的亮光或生命的供应。其中也许含有一些圣经的道理，但任何生命或亮光的点，都采自水流职事的刊物。几乎没有一项生命或亮光，是我们的刊物所没有论到的。

这不是说我很能干或很有知识。这全在于我们主宰的主有没有给你这一份。即使我在中国大陆写了一些书，我也从来不敢自己出版什么。我不喜欢有另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必定是一，所以我们必须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有些人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撰写并出版他们自己的材料。这不是他们的份。…我劝你们众人要顾到这事。你必须吞没异议，不要让异议吞吃你。”

在训练最后一天的早晨，他接到一封长达二十七页的信，其中第一页是信的内容，其余二十六页是四百一十九位弟兄的签名，所有的签名标明是来自各地召会的参训者。这封信写于二十一日，内容是：

“亲爱的李弟兄：听过您在这次长老训练中的交通后，我们都赞同在主的恢复里要有新的开始。为此，我们都赞同要同心合意，并且单单藉着祷告、那灵和话，完成主这新的行动。我们更赞同在教训、实行、思想、说话、素质、外表和彰显上成为一，以实行这恢复。我们废弃众召会中间所有的不同，以及向着职事、职事站、和其他召会所有的冷漠。我们赞同我们所在地的召会与全地所有的地方召会一致。我们也赞同跟随您的带领，是您将神新约的经纶带给我们，并且引导我们进入实行。我们赞同这带领对我们的一是不可少的，并且承认在主职事里的一个角声，以及我们中间一位智慧的工头。

我们更赞同在我们所在之地，绝对以新路实行召会生活；在家申聚会里，藉着并基于家中聚会建造召会；带领每位肢体习惯尽功用，无意倚靠任何伟大的讲员；以教育的方式教导众圣徒认识基本真理，使他们能教导别人，以传播真理；在生命的长大上建造圣徒，使他们能供应生命给别人，彼此牧养，并照顾退后的人；带领众圣徒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传扬福音；尽可能避免领头；并且有家中聚集，在生命上养育圣徒，也有大聚会，在真理上教育圣徒。我们赞同前面各点都是照着神新约经纶而有的清楚且明确的圣经教训。最后，我们赞同这新行动的成功是我们的责任，并要起来以我们约合人劳苦并竭力，仰望主的怜悯和恩典，使我们忠信到底。您为着主恢复的弟兄们敬上”。

二月二十二日，也是在安那翰长老训练的最后一天，李常受和封志理有敞开的谈话，另有杜焕章、陈泽全、余洁麟、林鸿四位弟兄在座。在谈话之先，封志理很紧张，并且告诉陈泽全说，李常受要把他挪去。事实上，李常受主要提议两件事：第一件，建议他回到香港时，应当向长老们敞开，接受他们的交通；第二件，关于出版的事，他应当晓得有著作权法，如果他要出版李常受的文字，就应当和水流职事站多有交通。另外，当李常受查问他在西雅图所说的话时，他无言以对。于是，李常受告诉他：“虽然我知道你将我当作属灵父亲，但按照你在西雅图所说的，我很难作你的属灵父亲。”关于这次谈话，后来陈泽全见证说，方式是充满关心、关切、和为父的心。

在这之后，李常受还对封志理说：“以往在你的《生命树》杂志上，你用了我的许多著作，却加上很多窜改，而不指明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职事站出版的。我一直容忍这件事。但以后，你再不可窜改任何我的著作，并且在你的刊物上应当清楚的交代，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职事站出版，又征得许可使用的。否则我不同意你用我的文字出版刊物。”至此，封志理就停止出版那份杂志。

三月六日，李常受在台北写信给香港召会的四位长老，告诉他们他在二月间与封志理的谈话，并建议：“切望兄等为主之故，完全向封志理弟兄打开，将兄等对他的感觉，无保留的，用爱心逐一说出，加以忠诚劝戒。深愿封弟兄肯接受兄等忠告，使主的恢复不受亏损，使港中召会不受破败，也使他不至失去在主手中之用处，而得蒙主身体的保守。”

三月三十日，南加州的英格斯很强地为着同心合意以及职事说话，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特会里说：“当你离开了职事，你就是离开了你起初的爱；…当我们离开了职事，我们就已经堕落了；…职事把生命树带给我们；…职事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忠信以至于死；…当我们接受职事，…我们就得着隐藏的吗哪，…职事对我们就像晨星一样。…主是藉着职事回来，…职事把七灵带给我们，…以及藉着持守职事，我们就成为非拉铁非。”由此可见，李常受在二月份长老训练中释放的同心合意的信息，仅仅一个月后，这篇信息就被英格斯在别处释放出来。这显明李常受的信息，在弟兄们中间得着印证，并且讲的人向着他的职事是非常积极的。

四月十一日，李常受考量了二月份参训弟兄们联合签名给他写的信，他多少有些担心签名的弟兄们不完全认识他们信中所说一些话的意义，所以他在回信中表示他对该信之恳切、真诚、忠信的关切。他回信说：“亲爱的弟兄们：收悉诸位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信及签名册，至感。深感亏欠，迟延至今始得暇覆函致谢，至感诸位签名信中所表之意。与职事为一乃重大之事，其影响极为严肃。其适切定义非为跟从任何人，任何道理，或任何运动，乃按主异象而与主今日之行动为一，并与高举任何人，或推动任何工作之内在因素。愿主怜悯并施恩与我们，不使此一举动遭人误解、误用，予仇敌撒旦有可趁之机，而阻扰主今日之行动。甚愿此一举动合于主用，吞灭已过甚至已存在我们中间一段时日，不合一之毒菌。愿主记念诸位所致美意，并祝福诸位在祂里面之劳苦。你们在基督里的弟兄李常受启”。

这封回信是以交通方式写的，含有很强用意，要使签名弟兄们对与职事为一的正确定义，有深刻印象。按照其中措辞，李常受的复信向弟兄们指出，他们信中所表达与职事为一的方式，可能会被一些人误解或误用，而造成难处。他说这种误解或误用，很可能围绕在高举一人的想法上。有虑于此，在回信中他提醒签名的弟兄们，与职事为一的适切定义，乃是与主的行动为一，“并无高举任何人，或推动任何工作之内在因素”。因此，在李常受复信中所表达的，可视为警告。他给出这个警告，或许是因为当时他里面的直觉。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回信后，仅过了二十个月，其中约有六位就收回他们的签名，定罪同心合意。他们竟像反背之弓，把箭头转向射箭的人。他们自食其言，忽视他们所接受并承认的真理；不顾他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所宝爱、高举、推展的主的恢复；行事不像君子，反而是密谋毁坏李常受职事的不真诚之人；不看重他们在那忠信之主前的忠诚；并且起了改变，暗中勾引别人加入他们在黑暗中的背叛，遂行他们的计谋。对此，李常受回应说：“由四百一十九位弟兄签名之信的全部意义，乃是向我保证，他们为了主的恢复，愿意并忠实的保守同心合意。如今以上所提那六位，因着他们不稳的体认，有了变动。无论他们的体认是什么，没有人能否认，照着神圣的话语，同心合意不仅是对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使我们能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在一起工作。在我们中间，不该有人称义或推动主行动中的不一与不同。”无论如何，后来背叛的情形都已真实地应验了他的警告。主宰的主凡事都知道，并主宰一切的事。

四月期间，香港召会的四位长老接到李常受的信后，其中有两位从香港到台北来见李常受，交通封志理的问题。他们回到香港时，李常受于四月二十六日又写了另一封信给那里的长老，列举封志理在前一年所说的那些暗示的话，并指出这些批评的严重性。他们进一步劝告封志理，最后封志理写给李常受两封信，向李常受道歉他出版希中英对照本。虽然如此，但他心里仍是产生不满和怨恨，认为李常受是在公开地责骂他。

五月，因着在德国斯图嘎召会服事的苏民强的邀请，由于李常受繁忙，无法亲自前往，就有五位弟兄从美国代替他去那里访问。期间，腓力斯-本生说了一些有关水流职事站的话。他是在出版书刊和录影、录音带的范围内说那些话的。而格雷富瑞（Ray Graver）因为斯图嘎水流出版社不是用水流职事站的设备，乃是用他们自己的，又为了李常受到斯图嘎时，水流职事站的录影和录音设备与斯图嘎水流出版社的线路都能配合，就问起“线路从何处架设，录音室在何处”的建筑蓝图，提议在斯图嘎的弟兄们把“蓝图”交给李蒙泽（李常受的儿子，当时为水流职事站经理）看，以得着相当的帮助。本来这些事都是在出版书刊和录影、录音带的范围里，为着彼此得着帮助，与斯图嘎召会的事务无关，却被斯图嘎召会的几位带领弟兄误解，看作是某种“暗示”或“干涉召会，李蒙泽寻求权力、想要控制众召会”的证据，其中至少包括了克汉-比尔（Bill Kirkham）、苏民强和乌兰布鲁（Jorn Uhlenbruck）。并且，随着这种先入为主的误解，加上从英国来的误解和传闻（水流职事站准备在英国设立分站），使得他们里面产生难处，以致后来愈发加深。

然而，当时苏民强在与带领弟兄们的交通中，仍是很强地见证说：“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绝对没有控制，我确信我们的弟兄（李常受）在这件事上是一个独特的见证。他从不控制我们；他从不控制任何地方，他也从不控制任何事物。但是这里有一个独一的领导，并且我们需要这个领导。不是像李弟兄所说的百分之八十，…我们乃是百分之百的需要这个领导，需要百分之百的跟从这个领导；…我们需要操练我们全人，百分之百的跟从，甚至是仔细的、细致的跟从。”

关于水流职事站，他又说：“我们（需要）为我们这一面的无知与漠不关心悔改，…需要建立这样的关系…职事包括职事站，这二者乃是一。…我确信我们能说，仇敌的攻击之一，是特别朝着（职事站），而不是朝着李弟兄，这攻击是从内部来的。…职事需要职事站实际的配合，…众人应当为职事站和职事站的经理祷告。…你看，若没有这个职事站，主今天在地上就无法行动，…事实上，主当前的行动相当倚靠职事站的功用。…所以弟兄们，对于我们真实需要顾到这两件事的交通，我响应并说阿们。（第一件事就是要顾到）我们弟兄的领导，…需要绝对跟从他的带领。同时，我们也需要顾到职事站。如果我们与职事站没有关系，就该建立起关系。…如果我们不采取步骤与使徒并与水流职事站有交通，不用太久，我们就会走岔路。…我们看见文字的重要性，实际地说，不仅每个地方或每个国家该出版自己认为当地需要的东西，更是在出版东西时，真正与水流职事站多有交通。…凡是职事今天所说的，就是主今天所说的。”

说起苏民强，一九七七年冬季训练期间，他从斯图嘎来告诉李常受，急需款项购买作斯图嘎会所用的房地产。随即，李常受把斯图嘎召会这个需要交通出来，结果有二十多万美元奉献出来，送到斯图嘎。一九七八年初，水流职事站把一些海外录影训练的奉献款转给斯图嘎，帮助他们支付会所的贷款。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苏民强的阴谋在美国已经形成后，水流职事站仍是把最后一笔奉献款送到斯图嘎。转给斯图嘎的款项共计十一万多美元，加上为购买会所的特别奉献，送到斯图嘎的款项，总数达到三十三万多美元。另外，当五位弟兄在斯图嘎的时候，看到有些录影带并没有复制分发，他们也不用水流职事站的设备，李蒙泽就问苏民强是怎么回事。苏民强说，他能立即预备一百台机器。李蒙泽听后就失去了信心；他希奇为什么苏民强无法负担小钱复制和分发录影带，却能预备一百台机器。他到哪里去得这笔款项？他的用意何在？他真的打算立即买一百台机器么？

五月二十三日，苏民强与三十九处召会的六十三位弟兄们一同联名写信给李常受，说：“藉着你所打发的弟兄们的交通，我们里面对神新约的经纶，并对主恢复中新行动的异象，已经得了更新并加强。不仅如此，藉着与弟兄们甜美的交通，唤起了我们心里要与主恢复中众召会有交通的深切渴望。…为着主在地上的负担和新的行动，我们与你完全合一。…我们驳斥众召会之间一切的不同，以及向着职事、职事站、和别的召会一切的漠不关心。…我们也同意，要紧密地跟从你的领导；你是把神新约经纶带给我们的人，你曾经领导我们，现在仍然领导我们进入其实行。我们同意这个领导对我们的同心合意是不可或缺的，并承认在主职事中的一个号声，以及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工头。…我们看见并同意，正如你所交通的，在西方世界主恢复的扩增和扩展，百分之八十是由于文字出版。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个翻译与扩展职事的工作，并绝对与水流职事站配搭，承认在主恢复中只有一个工作。…在欧洲与非洲的众召会向你问安，李弟兄，我们爱你。”

夏季期间，在斯图嘎的弟兄们与水流职事站之间有了安排，要在德国欧文印刷德文书籍。同时，水流职事站也决定在英国设立分站。但这两件事苏民强并不赞同，而他与职事站之间就开始有了磨擦，这个磨擦逐渐恶化。李常受并不晓得有关磨擦的详情，仍是一直对苏民强信任和看重，甚至他在安那翰召集的一次聚会中，邀请一些弟兄，包括苏民强在内，全体与他一同去台北，帮助那里的全时间训练。因为李常受觉得，所要作的事是新的，弟兄们都应当放下老旧的作法。他盼望苏民强能有份于这个行动。但苏民强说，因为他必须在生意上帮助他弟弟，所以他不能去。可后来他告诉汉森-弗雷德（Friedel Hansen）说，他不在这个训练上有份，是因为余洁麟和韩德璞（他认为这两位弟兄走偏了，并且他们与他想要打倒的全时间训练和职事站有关）。

七月，张湘泽在参加美国欧文的夏季训练时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他晚年中风又眼睛失明。安息聚会上，李常受在会中痛哭，并且评价张湘泽“的确是个得胜者”，称赞他身上的四个特点：“第一、他是绝对地寻求并跟随主以及祂的恢复；第二、他在主恢复的职事中是有用和忠信的；第三、他不变的、持续不断的与职事是一；第四、他完全不顾自己的性命。”

八月，在台北开办“圣经真理召会事奉训练”，这是正式的第一期全时间训练。因为在新路改制初期，因属实验阶段，各面尚未齐备上轨道，所以由职事站来总管、备办各面服事。职事站的角色，乃为配合训练各方面作利未服事的事，其目的乃为产生正常、活的、能尽功用之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直到一九八九年新路改制成功，就把这个训练交给台湾的弟兄们，而称全名为“台湾福音工作全时间训练”。初次训练，约有二百五十位全时间服事者从美、加各地，以及非洲、欧洲、澳洲及南美等地来台，与台湾的四百五十位全时间服事者共同展开为期四个月的训练。藉着这训练所作的研究和实验，主带领祂的恢复走上前所未走过的新路。而实行出外叩门、带人得救、给人施浸，这是新路的头一步。

同时，李常受清楚地看见，主的恢复要有新开始的路，乃在于改变聚会的制度。这新的开始必须革命性地推翻不合圣经以及传统聚会的路。若能推翻这种聚会的路，宗教阶级制度在地方召会中间就没有地位；必须要推翻大聚会一人讲众人听的路，这就是废掉圣品阶级与平信徒的制度。正确聚会的路乃是满了彼此互相的。然而，他也预料到，并非所有的圣徒都会实行新路。在主耶稣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门徒都绝对地跟从主。主曾一时向五百多位弟兄显现（林前十五6），但在耶路撒冷的楼房里，包括姊妹们在内，只有一百二十位门徒留下来。

自从改制、实行新路，推动叩门传福音，弟兄姊妹曾在一百天之内，受浸了七千一百人，再过一个多月，又受浸了一千一百多人；加起来共八千二百多位。这个数字是个证明，说出这条新路确有其效能。有位从美国来的弟兄见证说，在那一百天之内，他为一百二十九人施浸；马来西亚来的一位弟兄说，他浸了一百二十位；一位安那翰来的弟兄说，他浸了八十几位。而此后有一个季节，最多生了三万八千人。那么，光是生，人不尽功用，又在真理上得不着成全，以至于留不住人，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众圣徒不留在旧路里面，而要有实际的实行，就是联于生养教建；生了以后，就需要养，需要走新路。新路是什么呢？新路就是要把圣徒恢复到人人都尽功用、人人都事奉的地步，让聚会是属于人人的，而不光是外表的大场面、大聚会。并且，实行人人传福音，而不是光靠大聚会传。假若谁什么都不会讲，拿着《人生的奥秘》这本福音小册子，读给人听总可以。这样推行的目的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去传福音。

八月十八日，苏民强给李常受写信，表示他对水流职事站的安排和决定感到不愉快。与此同时，李常受收到克汉-比尔的来信，知道必定有种误会存在。但因他在台北带领全时间训练没时间答复，也没有完全注意这事，更没有与任何人谈论。

十月，苏民强访问台北，停留十天，第一次有了批评。他说训练教人施浸所用的方式只能行在台北，若行在德国是行不通的。他也说，李常受在台北训练所作的，只是为着台北，而他苏民强必须考虑全地的局面。他接着批评那些在训练里带头的人，指责他们把人鼓动起来，又说他们给李常受的报告故意使人误解，真实的光景却不让李常受知道，并说新路有许多问题，却不让李常受晓得。在他离开台北前的当晚，他与一位带头的长老和一位同工吃饭谈话，再次批评全时间训练。这些批评的话，后来都可由巴登（Jim Batten）、维登罗伦（Roland Verdon）、林穣和希嘎西-霍华德（Howard Higashi）等弟兄作见证。并且，他私下的谈话，也使英国有些圣徒感到相当为难，以至于到李常受那里，询问该怎么办。

十一月，李隆辉访问香港召会。封志理对他说：“职事站有关的圣徒访问香港时，没有经过召会执事室的正确管道。他们来香港不是来聚会，乃是来观光、购物。”李隆辉说：“我不是来观光、购物，乃是来参加聚会。”封志理还是继续不断地发出指控，他攻击弟兄们宣告与职事是一，说弟兄们只是“唯唯诺诺的人”，是在跟从并高抬一个人。他又说，主的恢复在真理和实行上都错了，台湾的全时间训练是完全失败的。当他这样说时，李隆辉很诚恳地回答他：“封弟兄，你若有问题，特别是在真理上有问题，让我们来在一起，与李弟兄交通这事。”然而，封志理说他不会这么作，因为李常受曾公开责骂他，得罪了他。他不会与李常受来在一起，除非李常受向他道歉。李隆辉开始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真理，乃是别的事。他也发现封志理没有和解的意图。

十二月十八日，李常受写好给克汉-比尔的复信，但迟疑了十三天，直到这年最后一天才寄出。本来他想把克汉-比尔的信连同他的复信带去，与曾去过德国斯图嘎的腓力斯-本生有交通，但很犹豫，最终没有给腓力斯-本生看，因他是要尽他所能的消除纠缠，减少谈论。

在这个冬季，有一次，罗斯密召会的王智仁和关同安来问我李常受，包尔-弗兰西斯（Francis Ball）是否能加入他们那里的长老职分，因为张宜纶已于前一年安息主怀。李常受对他们的建议觉得很好。故此，包尔次年二月一日，由关同安和工智仁在一个主日早晨聚会中介绍给罗斯密的圣徒。不久以后，由于台湾工作的需要，包尔就去了台北。

截止年底，在美国共有一百零八处召会，约一万一千位圣徒一同聚集。而在巴西和南美，共有一百三十处召会，约五千位圣徒。此后两年，圣徒们藉着登门访人传福音，全南美就达到二百五十三处召会，仅在巴西就有一万人得救并受浸。巴西圣徒们的经历，见证主的新路是可行的。

在此，实在需要提及一件事，即便现今，这件事仍在网络上流传，其源头主要是来自香港那些持异议的反对者。他们宣称说，根据一九八六年台北“白马训练”的报告，在台北的训练中心中，传出许多颂扬李家父子的颂美之言，竟至呼求李常受。这样的控告是邪恶的，因为“呼求李常受”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神的儿女中间，若有人教导呼求人的名而不呼求主的名，就该被定罪的！因此，对任何这类的指控，应该有详细具体的证据，否则就是乱扣别人的帽子了！异议者说，他们根据报告，不知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是什么？这份“报告”是谁写的？里面有没有提到谁带领“呼求李常受”的？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的？是一些刚得救新人一时口误的见证（当然，连这样的口误也需要立刻纠正的），还是训练正式的带领？若真的发生这么大带领的异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起来抗议？为何在网络上迟迟不见“报告”的附件或原本，是否因怕被人拆穿事实的真相，而别有用心地故意栽赃抹黑？只要想想这些问题，其中的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 待续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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