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燦原創：歷史的簡說
歷史的簡說_編年史(1981-1986)

 

一九八一年

主的恢復在世界各大洲（除中國大陸外），已興起四百四十處召會，實際聚會人數達四萬六千多。主的恢復在南美洲有六個國家，分別是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秘魯和玻利維亞。其中在巴西，有許多聖徒嚮往主恢復的情形。那裡的弟兄們，就在聖保羅附近的一個小地方蘇瑪瑞（Sumare），買了一塊地。那個地方離聖保羅有一百二十公里，面積約一百英畝，弟兄們就在山丘上蓋造了一個大會所，可容納一千多人。並且把那個地方一塊一塊劃出來，讓各地召會自己蓋訓練用的宿舍，自己照顧自己。這樣，巴西眾召會在特會接待期間，也可以享受職事的話語。

對於美國眾召會的現況，可以分成幾個大區；美國西岸的加州，從南邊洛杉磯區到北邊舊金山區，也就是灣區，約有二十一處召會，近一千七百人。這一區，是主恢復在美國工作開始的地點，大部分也都是因着這個工作興起來的。再往南就到了德州。德州開頭時，人數極少，從一九六四年李常受應邀在達拉斯市講道，腓力斯-本生被主得着。因着這位年輕弟兄，德州地區在這一年就有了一千多人。

往下是東南區，北卡羅萊納州有兩個小地方，洛麗（Raleigh）和哥德斯伯羅（Goldsboro），都有聖徒移民到那裡。南卡羅萊納和北卡羅萊納州，是全美基督徒最敬虔的地方，那裡的人非常愛主，尋求真理，而且都是正派人。再下來是喬治亞州，中心的亞特蘭大有召會。再往南的邁阿密和羅德岱堡（Fort Lauderdale）也有召會。總計美國現有將近八十處召會，七千位聖徒。雖然在此有真理的爭論，但弟兄們深信這個爭論，對美國全體基督徒是有益的，因為弟兄們天天把聖經深處的奧秘，擺在他們面前。當他們對真理有些認識後，反對的高潮自然往下降了。

主安排得非常好，差不多美國幾個重要區域都有召會。由德州往東、往西、往北去都是一千五百英里，所以德州是個中心。因這緣故，除了在安那翰有一個職事站外，在德州達拉斯附近的歐文又另闢了分站，並建造了另一個大會所（秋天完工），及水流職事站的出版設備。從第二年開始，冬季訓練在歐文會所舉行，暑期訓練仍在安那翰。李常受每年約有四個月住在德州，有些帶領和訓練。

春天的時候，李常受在安那翰釋放了“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他說：“主恢復的開展必須是我們終極責任的一部分。當主在地上的時候，祂差遣門徒兩個兩個的出去。…在各地的那兩個人，至少能帶十個人歸主。然後那裡就會有十二個人聚在一起，成為一個小小的燈台。…他們要把高品的福音帶去，把對聖經更深的認識帶去，把基督帶去，把耶穌的見證，就是基督的身體、新人、燈台和新婦帶去。我相信這是主預備祂新婦的路”（啟十九7-8）。

十一月，李常受在香港、台北兩地帶領亞洲眾召會事奉訓練，為期四周，其內容就是《歷史與啟示》一書。第一至十四篇講於香港，編為上冊；第十五至二十八篇講於台北，編為下冊。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在八十年代初，有許多地方陸續恢復聚會。唐守臨、周行義等人也在上海恢復地方召會的聚會，開始向有關部門要求落實政策歸還南陽路的聚會所，可未能成功，聚會只能借別處場地進行。後來，隨着上海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而聚會場所的數量卻不足以往的十分之一，已開放的每座教堂均人滿為患，於是上海市基督教兩會只好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歸還這座上海市容量最大的聚會場所，但一直被拖延。直到二00四年，上海市靜安區政府與市基督教“兩會”簽訂經濟補償協議，市基督教“兩會”得到經濟補償後，就放棄對該會所的產權要求。迄今，該會所仍屬於上海市未能落實政策的百分之三的宗教房產之列。

自從李常受的書籍被帶到中國大陸後，國度的福音沿着中國大陸的海岸線，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上海、山東等地擴展；同時沿着鐵路線，從廣東向北擴展到北京；又從北京擴展到內蒙古，很快就達到了最北的黑龍江省。這樣，整個中國南方、中部、北方部分地區、和東北都接觸到主恢復的信息。最福音化且有無數地方召會彰顯的省份，有廣東、浙江、河南和其它南方的省。中國北部和東北只有部分地方有在主恢復里的召會。

一面來說，主恢復的信息滋養了許多愛主、渴慕主話的聖徒。就像白受恩等人，他在政府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已被無罪釋放了。之後，他就與一班弟兄姊妹過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並藉着李常受的書報，如《操練敬虔》、《靈與生命》、《主的恢復―吃》、《與主同活》、《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等，被復興，裡面受壓的靈得釋放。又因着福音的傳揚，他們也藉助這些書報，來餵養大批信耶穌而蒙恩得救的人。另一面來說，李常受所釋放的較新的觀點，如普遍申言、七倍加強之靈、身體的基督、神新約的經綸等，卻又遭受國內地方召會中一些同工們的反對。換言之，國內地方召會中分為支持和反對的兩派；反對者中包括參加三自的上海召會長老唐守臨、任鍾祥，和不參加三自的福州召會長老陳恪三，甚至他晚年的信息，對李常受及地方召會有諸多指控（見年末附錄）。

雖然有人不贊同李常受在信息中所釋放的新詞彙，但他的書籍仍是被不斷地傳輸出去，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加以肯定。正如美國的廣播電台，播出有關聖經的節目時，有時就會採用他書裡的詞句，他們也講人的靈，甚至有的把啟示錄的信息，一篇篇原封不動地播出去。大布道家葛理翰（Ruth Bell Graham）出版的“抉擇”月刊上，有一次採用一篇別人寫的稿件，內容說：“讀聖經最好的讀法是禱告，更好是“禱讀”（pray-reading）”。“禱讀”一詞，是李常受所創造的詞彙，可見，基督教里也看見新名詞的需要。

對此，李常受說：“今天基督教採取我們所用的名詞；我們口袋裡有鑽石，不怕沒有人要，不怕別人來反對。即使遇到反對，只要把鑽石一亮，大家都會想要。又有人出羅馬書的解經，內容都是我們的東西。可惜他們不太忠誠，用了我們的東西，卻不知會我們，也不列明引用出處。不過無論如何，久而久之，人們會知道，這些東西都是從我們中間出來的。而我們也都不該守舊，倒要盡力在各面有學習。我作工的秘訣就在這裡；好比人學習練拳，老師教的是一種，實際上場又是一種，能否有效的運用，就在於我們的應變和智慧。”他又說：“幾十年前，全中國，甚至全東亞，在基督教聚會的地方，門口掛的牌子，上面都是寫着‘崇拜時間’，現在都跟着我們改為‘聚會時間’；從前用“交誼會”，現在都改成‘交通’；從前稱‘教友’，現在都稱‘弟兄姊妹’。所以說，只要是好東西一定會被人採用。”

同年，“美國校園團契出版社”再次發行《神人》英文版，流毒仍在蔓延。

附錄：對陳恪三晚年指控李常受及地方召會的回應

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出現了一位“奇人”，此人非陳恪三莫屬。本來他受過倪柝聲帶領，又曾在一九四八年被倪柝聲安排為福州召會的長老，可以說是值得尊敬的一位長輩，但因他晚年造謠生事，不得不叫人對他刮目相看了！僅以他的《陳恪三弟兄晚年部分信息暨神的福音真理》一書，就敗壞了許多聖徒。此書內容至今仍被撒旦所利用，成為攻擊李常受和地方召會的“調料”。不過，針對書中的不實指控，弟兄們在早些年就進行了辨正，以澄清真相，詳情刊於《真理辯正中文網》，可在線閱讀。然而，一些所謂的基督徒，卻無視真理，被仇敵所蒙蔽，盡訛傳、毀謗和攻擊之能事。倘若陳恪三仍然在世，看到他晚年的信息在他離世八年後被出版，即一九九四年，又看到弟兄們辯正的內容，再看到一些人利用他的言論對地方召會造成諸多傷害，就不知他的感想如何？

現僅以陳恪三的晚年信息對李常受及地方召會的不實指控作簡略回應：

一、關於“李常受勾消叫人受苦的十字架道理”。該指控所憑據的，並非李常受的著作或信息記錄，而是未具名的“弟兄們來信”。陳恪三非但未能查明李常受的信息全文內容，也不曾理解信息所傳達的負擔，竟草率根據他人來信的片語隻字，大作文章，定罪李常受及接受其職事者為“勾消叫人受苦的十字架道理”的異端。真可謂是斷章取義，蓄意扭曲。關於此方面的詳情，請見一九七五年的內容。

二、關於“三位一體”的指控。陳恪三定罪李常受的，與陳則信幾乎同出一轍，遵循宗教傳統，不懂“三位一體”翻譯的演變，也不明白早期教父們是如何來描述神的身位的，更是缺乏對李常受所教導之“三一神”論的研究，部分駁正片段見一九六五年的內容。

三、關於“愛子…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的指控，這裡講到歌羅西書一章十五節的翻譯，也說到“基督是受造物”，在本書一九五八年的內容里有一點駁正。

四、關於“基督…就是有撒旦的性情住着”的指控。這是十分嚴厲的指控，歷代以來所有研究聖經之人，都不能同意這樣的說法。地方召會從未講說“在基督的肉體裡有撒旦的性情（罪）住着”，只是因毀謗人士對李常受所言“罪之肉體的形狀”和“罪的性情”二者之差別，領會不清所導致。人因着墮落，既有罪之肉體的形狀，也有罪的性情。然而，基督的道成肉身，只有罪之肉體的形狀，卻無罪的性情，如同摩西在曠野所舉之銅蛇，只有蛇的形狀，卻無蛇毒。藉此，基督便能在十字架上，在罪之肉體的形狀里，定罪了罪。此一觀點在李常受的著作中，是十分明確且一貫的。正如他所傳講的：“說基督成為肉體，而在祂的肉體裡有撒旦，這是異端。但說基督成為肉體，而在（人的）肉體，（不是基督的肉體）里有撒旦，這是正確的。”神差遣祂的兒子成了“罪之肉體的形狀”，這絕不是說，耶穌成了有撒旦性情的肉體和基督成了罪的形狀，在祂裡面並沒有罪。罪之肉體就是有撒旦性情的肉體，耶穌只取了肉體的形狀，而不是有了肉體敗壞的性情。換言之，神的兒子基督成為一個人，有罪之肉體的樣式。墮落的人有罪，但基督沒有罪，祂成為墮落之人的樣式，卻沒有墮落之人的墮落性情。可是，陳恪三所指控的，實為顛倒黑白、張冠李戴、危言聳聽，與李常受的教導根本就是謬之千里。

五、關於“多次受浸”的指控，陳恪三說：“李使他的跟從者，一再的多次的，甚至幾十次的受浸”。事實上，遍查李常受的著作，從未發現要信徒“多次的，甚至幾十次”受浸的教導。不知陳恪三是自己夢到的，還是聽來的小道傳聞促使他做了這樣的夢？關於此方面的詳情，見一九六七年的內容。

六、關於“腳踩聖經”的指控。該指控所憑據的，惟獨經由一位不知名的弟兄輾轉傳告。如此重大的事，陳恪三甚至感覺“駭人聽聞，心極傷痛”，卻僅憑三手的傳聞，竟從未進一步查證；或者說，根據一個不確定的傳說，並將此傳說與李常受的信息發生聯想，就定罪“李常受謬講：現在已開始靈的時代，話的時代已過去了”，從而指控李常受“犯侮慢神、踩踏神的話語的大罪”。此等批判，從頭到尾全系一面之詞，再加上預設立場的假設和情緒化的據論，既無事實根據，又無聖經真理；豈非借尊重聖經之名，行毀謗之實？就其指控之嚴重性與立論草率的輕浮來看，實在令人扼腕。再則，對李常受關於“靈的時代”方面的信息，陳恪三明顯從未讀過其所引用之書刊的原文，亦不曾詳查李常受相關的信息著作，以致他在真理方面所謂的指控，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李常受多年來傳講的信息，總不忘強調：根據聖經，“話就是靈，靈就是話，那靈就是神的話”。只要稍微聽過李氏的信息或約略讀過其著作的人，都能作肯定的回答。

七、關於“沒有天堂”的指控。對於此點，不能因中文和合本聖經中有兩處被翻譯為“天堂”，就誤以為“天堂”真的存在，或是基督徒死後要去的地方。作為一個基督徒，若對聖經抱有認真的態度，起碼也得去多參考其它聖經譯本，對照一下，如《呂振中譯本》、《文理和合譯本》、《思高聖經》、《現代中文譯本》、《環球聖經新譯本》、《恢復本聖經》，然後看看來九24和彼前書三22這兩處，究竟該如何翻譯才貼近原文原意。

基督徒的基本信仰是根據聖經，聖經也是獨一無二之真理的準則。然而，遍查整本聖經，相信有天堂和地獄存在，並不是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充其量只能說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宗教觀念。天堂的觀念是召會歷史中，不純正的傳統所遺傳下來的。在這許多的傳統中，有些因着聖經真理的闡明，已成了歷史。例如：煉獄、教皇無誤論、贖罪券、敬拜古聖遺物之類；有些則仍存在於基督徒的觀念或實行里，例如：召會中的階級制度、聖誕節和復活節的慶祝等等。

那麼，聖經中究竟有無天堂呢？在中文和合本聖經中，有兩處翻譯為“天堂”，但在原文並無此詞彙。聖經中沒有“天堂”這件事。和合本聖經翻譯者受了異教的影響，產生出“天堂”的觀念。聖經原文本身就只有“天”，而那個“堂”乃是翻譯者錯加上去的。即便在常見英文譯本里，也不過是表達住所之意。而中國人都知道“天堂”是佛教字眼，這是佛教發明的，翻譯上的偏差，乃源於中國人的佛教思想。

天與“天堂”的真正差別在於後者將人引入一個物質領域的概念。歷史證明，這個概念的影響，的確刺激了人們的想像力，而發展出各種不同，甚至非常華麗細緻的“想像天堂”。其實，“天堂”的觀念，在召會歷史上是逐漸發展的，其由來是因着對聖經不夠深入認識，加上人天然的物質觀念所造成的。最主要癥結的點在於對約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至四節中“父的家”的領會，許多不正確的教訓肇因於此。

現今，有許多基督徒把啟示錄里的新耶路撒冷理解成“天堂”，當作一座物質的城，這是人們對“天堂”天然頭腦的領會。甚至有人持守迷信的觀念，根據約翰福音十四章三節“父的家”，他們相信主耶穌到天上去為他們預備這樣一座天堂。許多世紀以來，這種迷信使許多基督徒傳講並教導說，一旦信徒死了，他就到天堂去。

然而，新耶路撒冷並非是一個物質的場所，現今許多神學家都贊成這個觀點，並接受有神同在即為“天”的想法。而李常受對此卻有清晰且詳細地闡述，也確實認為啟示錄里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天堂，不是一個地方，也不是一座真實的城，乃是一個表號，指明神與人同在，互相調和的終級彰顯。當我們研讀約翰福音十四章里“父的家”，對此有清楚的領會，然後認識並看見新耶路撒冷的異象時，那關於天堂的酵就必除盡。

八、關於“呼求主名”的指控。陳恪三對“呼求主名”的實行，完全不得全貌；他對地方召會的實行，惟一根據一點二手消息（內侄女寫信傳述）。此二手消息，前後彼此矛盾，陳恪三本人亦於文中承認：“某某兄覆信說：他在同工中沒有這句話”。而“某某兄弟一手搬海外的呼喊，到我內侄女搬第二手，就走樣了。”他在自己承認“傳言”、“搬第二手”、“走樣”的情形下，竟憑極度偏頗不全的消息，對地方召會的實行妄加推斷定罪、肆意謾罵，毀謗李常受所教導的“呼求主名”，及地方召會實行“呼求主名”的聖徒：1、為撒旦用來激動、外表的方法欺騙聖徒；2、聚會大喊大叫，警察制止，給邪靈開門；3、從人頭腦來的產品，用情感代替聖靈，可說是用情感冒充聖靈的工作；4、好比迦密山巴力先知的呼喊；5、假“屬靈人”之權威，暗指會導致心思空白、意志被動；6、會引進邪靈；7、犯屬靈律；8、借前輩之說，比同巫術交鬼念咒語，一直重複；9、假勞倫斯屬靈格言權威，指會失去信心，心思空白、意志空白，邪靈進來；10、假某某弟兄被附之例，指會被邪靈所附；11、萬一實施，李常受異端越爛越大。

由此可見，陳恪三對地方召會“呼求主名”的實行是多麼仇恨！此實行自從在洛杉磯開始，迄今已有幾十年歷史。在全球眾地方召會，這實行幫助了無數的聖徒親近主，享受祂並愛祂。試問：各地的聖徒過着正常的召會生活，可有任何上述指控的蛛絲馬跡？再則，假如各地方召會成千上萬的信徒，因“呼求主名”而造成以上十一點嚴厲的指控後果，那根本不需要陳恪三來“揭露真相”，也不需要以聖經真理來批判；地方召會的實行早就不能見容於一般的“社會大眾”了。然而，現今仍有些人士竟步陳恪三後塵，將其書中收錄的內容借題發揮，實質是行毀謗之實，對各地方召會的信徒造成極大的傷害。關於“呼求主名”的真理，詳情見一九六七年的內容。

九、關於“邪靈附身”的指控。可以說，到這個時候，陳恪三已經造謠惑眾到極點，把他晚年的屬靈光景暴露得淋漓盡致。這是一項非常嚴重的指控，作為一個得救多年的基督徒前輩，定罪別人“邪靈附身”，更需要格外謹慎，否則在自己定罪別人的時候，恐怕自己就被邪靈附身了，還渾然不知。

對於他的這項指控，網絡上流傳的版本頗多，加上政治因素的干預，所以基本上流傳的是形形色色，混雜着政府和所謂反對李常受的“老聚會處”所散布的信息。這些信息不但說法不一，更帶着強烈的“煽動性”。其中較具典型的是，如在網絡上廣為流傳的《上山之鑰》中所記載的：

“1949年李常受弟兄去了台灣。1978年大陸開放不久，李常受弟兄的書籍、錄音帶等被大量送進大陸來。陳（恪三）弟兄看了、聽了之後，發現李弟兄偏離正道、嚴重變質了。他為之非常憂傷，在主面前像但以理那樣為李常受弟兄禱告，有25天之久（參但十9-10）；到第25天，他正禱告的時候，主清楚地對他說了一句話：‘李常受弟兄1931年第一次在山頂上大聲呼喊的經歷是邪靈的假冒！’陳弟兄說，到那時為止，他一生中最清楚有兩次主對他說話，這是其中一次。

1947年冬，李常受、陳恪三兩位弟兄及汪佩真、李拉結兩位姊妹經過汕頭同到鼓浪嶼服事。由於替李翻譯汕頭話的負責弟兄眼睛忽然瞎了，鼓浪嶼的一位徐維均弟兄（當時蒙恩重生才五年）甚感震驚，心想：‘這是為什麼？’他要試驗李常受所受的靈究竟是什麼靈（約壹四1-4）？是不是聖靈？於是在李到鼓浪嶼後第一場聚會，那天晚七時，你（徐弟兄）獨自坐在會所樓上求問主：‘主阿，若李所受的引導是出於禰的，願主讓他自由釋放信息，否則求主禁止。’聚會時間到了，李與翻譯弟兄同登講台，我（陳恪三）好像坐第一排。那天唱詩歌一首又一首，唱了許多首，從來未見聚會處主日聚會唱這麼多首詩歌（一般都是兩三首），我覺得奇怪。半小時後，李站到台前，說，‘聚會時間已過了半小時，今天我所預備的信息，神扣住了。’…‘神扣住了’幾個字給人很深的印象。這在聚會處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現在因李在海外的異端傳到浙江溫州、平陽等地，呼喊與不呼喊勢不兩立、徹底分裂，證明（背後）是分裂的靈，就是邪靈。‘呼喊’這一件事是特大的異端，是1931年李從撒旦邪靈直接接受來的，1947年這件事證明他受的是什麼靈。1947年他就是局部被附（參約十三2、27）的傳道人。這句話（我）是在主寶血遮蓋下敬虔、謹慎地說，是在聖靈啟示里、是在神面前戰兢恐懼地說，絕不敢毀謗，更不敢隨便說說。

…對李身上這‘另一個靈’，我們打中其要害，不是與李（宣揚的）異端（對照聖經）原文逐字的辯明。看他一直突出‘活在靈中’，擅自把聖靈放在第二位，強調如今是‘靈的時代’，高舉靈。他所高舉的靈，實際上是他身上那‘另一個靈’，絕不是聖靈。這一切都為他1931年起開始接受的邪靈鋪了路―一切聽從那個靈對他（李）講的，貶低聖經。因此，受欺者發狂言：‘讀李常受的書一遍，勝過讀聖經一百遍’、‘李常受的話比聖經價值高一百倍’。哦，主阿！求禰拯救我們的肢體。”

這就是整個“邪靈附身”事件的來龍去脈，其記載也引用了《陳恪三弟兄―晚年部分信息》一書中的原話。對於在真理方面，陳恪三所持異議的點，以及他的狂言厥詞，不再駁正贅述，因為以上各項指控回應中都已陳明。現在主要討論的是，陳恪三所造的兩個謠言：一九三一年，李常受從撒旦邪靈直接接受“呼喊”，這一件事是特大的異端；一九四七年冬，李常受是局部被附的傳道人，接受的是分裂的靈，就是邪靈。

先來說說一九三一年。在八月的一天，李常受在街上走的時候，想到自己在弟兄會裡接受的教訓大半都是道理，雖累積了許多知識，自己卻是死沉的；雖正常參加聚會，卻是那麼冷淡不結果子。於是，他經歷了深刻且真實的懺悔。次日清晨，他爬到他家附近的山丘上，迫切地向主呼求並哀泣。以後每天早晨，他都到那裡去禱告。從那天起，他也不怎麼想說話，只想要禱告。這經歷持續了好幾個月，直到次年二、三月。

這是一個尋求主之人的普遍經歷，也是特殊的經歷。因悔改能夠禱告呼求主，甚至哀泣，是普遍的；而若能持續六、七個月，那就是特殊的。本來，這是一件平常且值得眾聖徒提說的事，可到陳恪三這裡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僅憑他禱告二十五天末了的一句話，和毫無真憑實據的主觀臆想，就認為“李常受此舉是為邪靈鋪了路”。試問，一個人呼求主耶穌，能否會把撒旦或邪靈呼進來？若真如陳恪三所說的“聖靈對他清楚地說李常受在山上大聲呼喊的經歷是邪靈的假冒”，那麼再問，邪靈會指使一個人呼求主耶穌嗎？誰見過一個被邪靈附身的人，達半年多時間持續不斷地尋求主，向主禱告、悔改哀泣，迫切要得着主？邪靈鋪路就是為要使人呼求主耶穌、要與主更親近嗎？難道這位邪靈是“好靈”？可見，陳恪三的這項指控，不但是侮慢神，貶低主耶穌的身位，若生在兩千年前，更有褻瀆聖靈之嫌。法利賽人說主耶穌是靠鬼王別西卜趕鬼，就犯了褻瀆聖靈的罪。而陳恪三把主耶穌與撒旦和邪靈相提並論；明明是聖靈的能力，感動一個人呼求主耶穌並與祂有更親密的交通，卻在陳恪三的口裡成了“靠撒旦邪靈呼喊主耶穌”，豈不是極大的罪過？

再則，一九三一年，陳恪三與李常受互不相識，甚至李常受與倪柝聲還未見面，陳恪三就有“通靈”的預見和判定了！他豈是跟在李常受後面天天爬上山？假若真是聖靈對他說了一句話，那麼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李常受用半年多時間天天呼求主耶穌、禱告主，聖靈沒有理睬，反而被撒旦或邪靈鑽空子了，甚至在那個時候聖靈的能力遠不如撒旦或邪靈的能力？而陳恪三禱告二十五天，聖靈就對他說話，意思是聖靈承認幾十年前“一不小心”給了撒旦或邪靈機會，並且這個機會使李常受更願意呼求主耶穌的名，而不是呼求撒旦或邪靈？是不是這樣呢？這足以證明，對陳恪三說話的根本不是聖靈，還是他在撒謊，或不着邊際地胡說八道？在此也給人看見，若非出於聖靈，誰能每個早晨持續地呼求祂，求聖靈來充滿？若非如法利賽人一般褻瀆聖靈，誰又能指控“靠着撒旦邪靈呼求主耶穌”？恐怕連撒旦都不敢有這樣的指控，而陳恪三“通靈”的能力，實在是法力無邊。

撒旦或邪靈幫助人呼求主耶穌、親近主，豈是一件小事？難道撒旦或某個邪靈向神“投降”了？難道撒旦一夥起內訌了，向陳恪三告撒旦或某個邪靈的狀？從陳恪三的謬論指控中，不得不叫人再推論出，有個“靈”跟從撒旦背叛神的路，現在要起來反對撒旦了？而對陳恪三說話的這個“靈”真是太大膽了，連“天使長米迦勒與魔鬼爭辯，為摩西的身體爭論的時候，尚且不敢以神對他的判詞毀謗他，只說，主責備你吧”（猶一9），但這些作夢的人毀謗他們所不知道的（猶一10上）。這樣看來就很明了，究竟是李常受身上有“另一個靈”，還是陳恪三身上有“另一個靈”呢？至於陳恪三身上的這個“靈”，到底是何方神聖？有來自褻瀆聖靈的法利賽人身上的，也有來自與撒旦一起墮落的，究竟是什麼？很混雜，甚至超乎常人所能想到的，只能讓有興趣者，自己去研究了！

再來說說一九四七年。陳恪三僅憑他的一個禱告，以及“李常受說預備的信息被神扣住了”，就判定“李常受是局部被附的傳道人，接受的是分裂的靈，就是邪靈”。這未免荒唐、太武斷了！如果一起同工的幾位弟兄在作相反的禱告，不同心合意，有了敵對的靈，換上任何人，豈不也有講不出來、被扣住的時候？陳恪三與人同工不同魂，恣意定罪別人有邪靈，豈不可惡？況且，倪柝聲一九四八年恢復職事有李常受很大的功勞，若如陳恪三所說，難道是李常受在“局部被附”的情形下，幫助倪柝聲恢復職事的？當李常受在福州津門路特會中講道，福建全省的眾同工都在那裡，只有陳恪三一人的眼睛是“明亮”的？等特會結束，當眾人聽說李常受、汪佩真和李拉結要去倪柝聲家，那二十幾位請求李常受說情，為要有份於倪柝聲的交通，而李常受在其間的說情和交通，也是在“局部被附”的情形下進行的？甚至，當倪柝聲在他家談及耶路撒冷的路線，津門路的聚會要“交出來”，也是來告訴一個“局部被附”的人？而陳恪三被倪柝聲設立為福州召會的長老，又豈能與“局部被附”的李常受脫離干係？既然他洞察李常受是“局部被附”的傳道人，又為何不吭不響，任其在各地作工呢？若真是聖靈給了他辨別邪靈的能力，為何就沒有叫他去禁止呢？還就是當初不確准，過了幾十年，一個“靈”的一句話，使他徹底被“充滿”了？

現在要問，究竟該相信倪柝聲呢，還是相信陳恪三呢？在中國召會中，倪柝聲是有名的“屬靈人”。他所著的關於靈命的書籍，如《正常基督徒生活》、《屬靈人》等，不但指引了“屬靈征戰”的原則，更是全面性地影響着整個中國召會的靈命，以及屬靈征戰觀。而李常受與陳恪三，可以說是倪柝聲的“徒弟”。那麼，陳恪三“鑑別邪靈”的能力，要“高出”他的“師傅”倪柝聲嗎？若他真有這樣的能力，豈不是說倪柝聲“昏庸糊塗”，以至於那麼重用李常受？而陳恪三能夠連續十九年看着倪柝聲“昏庸”下去，卻又接受倪柝聲的安排和帶領，豈不是說明他與眾不同，“奇人”之稱謂不正合乎也？

要澄清並揭開陳恪三這個謠言的真相，並不難，現在沒有必要再去追究陳恪三的指控是出於什麼樣的靈？只要從以下幾本書裡摘取相關內容，來看倪柝聲的原話，和倪柝聲與李常受的關係，以及倪柝聲對李常受在工作上的安排、稱讚和配搭，再來分析就清楚了。

《聚會的生活》第二章，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上海召聚第三次得勝聚會，聚會前一天，倪柝聲特意安排李常受上台講道，為要成全他。得勝聚會之後，同工們有個查經聚會，倪柝聲論到交通的實行，他說：“我們在聚會中，有頂大的福氣，負頂大的責任，也受頂大的限制，你若到北平去，就必須到徐仲潔弟兄那裡去擘餅；你若到天津去，就必須到李弼弟兄那裡去擘餅；你若是到煙臺去，就必須到李常受弟兄那裡去擘餅。因為他們都是站在召會的地位上的聚會。”（註：倪柝聲肯定李常受的工作，並認為他所帶領的召會是站在正確地位上來聚會的。）

《特會、信息、及談話記錄》第二十四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倪柝聲在泉州交通到“全國工作分區計劃”，他說：“我們計劃中的分法是這樣：第一，平津區（都有聚會，北平強些），常受弟兄、汪佩真小姐去平津區負責，華北的工作就由常受弟兄及汪小姐負責。”（註：倪柝聲安排李常受主要負責北平和天津，以及華北的工作，可見李常受此時在地方召會同工間的地位。）

一九四八年四月至五月，在上海哈同路，倪柝聲與同工們交通的內容，後來都收錄於《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現摘取相關內容：

四月十二日，同工聚會（四），談到“學習順服權柄”，倪柝聲說：“在聖經提到百夫長的話說，‘我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太八9）。這就是順服。李常受弟兄曾經對我說，‘你在講台上厲害得很，在講台下卻不厲害。’不管厲害也罷，不厲害也罷，我總覺得一個不順服權柄的人，是一個野的人、亂的人。一個活在召會裡的人，應該是一個順服權柄的人。一個不服權柄的人，雖然可以是得救的人，但他不像一個重生的人。”（註：倪柝聲這裡提到李常受，說明他們私下有親密的關係，甚至可以直話直說。）

四月十四日，同工聚會（六），談到“話語要簡短，直截了當”，倪柝聲說：“許弟兄（許大衛）的難處是在‘運出’。他靈里有多少負擔我不知道，但他用許多的話，許多的時間，還不能把靈里的東西運出去。這原因乃是缺少操練，以至心思貧窮。說話要短，要簡單。許弟兄的問題不是基本的問題，乃是在於說話上的講究。他若多操練，就能避免複雜與停滯。李常受弟兄的禱告是分量重，時間輕的。人需要水，就拿一杯水來好了，不需要先拉好五十碼長的水管子，再把水管接到杯子裡來裝一杯水。”（註：倪柝聲公開稱讚李常受的禱告。）

四月十五日，同工聚會（八），談到“全體皆以福音為中心”，倪柝聲說：“我聽到常受弟兄在煙臺所作的，也聽到他在上海所作的，這些工作都是十分對的。”（註：倪柝聲描述李常受的工作，並加以肯定。）

四月十七日，同工聚會（十），談到“工作的報告”，倪柝聲說：“留在上海的同工們：許大衛弟兄、張愚之、朱臣、杜忠臣、任鍾祥、李常受、江睡晤、李淵如、張耆年、汪佩真、周靜梅小姐。…基督徒報─為初信的，請李常受弟兄編。…詩歌整編─請唐弟兄、周弟兄、和李弟兄，加上我本人。…今天我們再一次把自己擺在神面前，我們盼望唐弟兄、江弟兄最近就能出來；最近就是最近，盼望我的話不被誤會。…陳恪三弟兄先回去。…李常受弟兄到了上海，他的家留在南京。他的孩子一年一年長大，李師母有辦法照顧他們；沒有照顧的話，可能將來孩子沒法子管。”（註：倪柝聲安排李常受負責《基督徒報》，並參與整編詩歌；倪柝聲對李常受的家庭很了解，表明他平時較為關心。）

四月十九日，全召會造就聚會（三），在聚會開頭，李常受與倪柝聲配搭，先由李常受提出問題：從聖經來看並從召會的歷史來看，召會的事奉應該是如何的事奉？然後，倪柝聲作答，並釋放了關於召會的荒涼與召會的進步，從使徒時代講到馬丁路德，又講到召會恢復的兩個預表，即舊約里的會幕和聖殿。（註：倪柝聲讓李常受在全召會造就聚會中配搭，已顯示出他們在工作上的關係。）

四月二十日，在同工聚會（十三），關於經營生化藥廠的交通，倪柝聲說：“我個人的事情也應當交給弟兄姊妹安排。問題相當長，在這裡我無需多提，但是有些事應該說一說。當初我對弟兄們說，如果有一天我倪弟兄需要去作生意，那是所有作生意的人的羞恥。同工們有的想要合作作生意，我總是竭力的禁止。所以背後就有話說，你作，我們就不能作。我對他們說，有我一個人作就夠了，不必你們作了。後來許可了三位同工去作。…本來一年多來我已經不管事了。李弟兄到閩來，交通又恢復了。但是我要說，一九三九年我的感覺如何，今天的感覺是一樣的。這些日子感謝神，常受弟兄和我有同樣的感覺，我們有好多的書要寫，好多的詩歌要編。我們盼望重新翻譯新約，但沒有翻好。少年的同工要我出來負責，但是時間上不可能趕得上。如果把我擺在一九三九年，可能我還能再有一個起頭。”（註：倪柝聲公開描述與李常受的工作關係，以“有同樣的感覺”來形容。）

四月二十六日，同工聚會（二十），談到“全體事奉”，倪柝聲說：“李常受弟兄說得對，召會向前的時候，財物趕不上，乃是弟兄姊妹的錯；反過來說，如果財物趕上，福音趕不上，那就是同工的錯。”（註：倪柝聲在同工們面前引用李常受的話。）

四月二十八日，同工聚會（二二），講到“在身體裡實行權柄，以及身體的知覺”，李常受與倪柝聲配搭，並補充說：“如果我們與弟兄姊妹的接觸，多重在外面的辦法，這就會變成一種的運動。今天我們在生命上、在啟示上所花上的代價不夠多。”（註：倪柝聲讓李常受在同工聚會中配搭，再次顯示出他們工作上的關係。）

五月一日，同工聚會（二六），談到“工作的報告”，倪柝聲說：“在文字工作方面，我們也需要有完全的恢復。有四分報刊需要恢復，第一是‘基督徒報’，請李常受弟兄負責；第二是‘復興報’，請俞成華弟兄負責。”（註：倪柝聲再次重申《基督徒報》為李常受負責。）

五月二日，同工聚會（二七），談到“錢財和奉獻款”，倪柝聲說：“我今天可以摘下帽子來為一位弟兄討錢，若是有人誤會，不願意擺上一切的，可以請你們會後向常受弟兄收回你的奉獻條子。在這裡沒有難為情，也沒有羞恥；我們不勉強任何人。…為工作的款項，在北邊的請寄到常受弟兄、唐弟兄那裡，在南方的請寄到陳恪三、陳希文弟兄收。（註：倪柝聲讓李常受負責“交出來”的相關事項。）

五月四日，全召會禱告聚會（一），“為福音的禱告”，記錄：“李常受弟兄、朱臣弟兄為即將回台灣，以後回馬尼拉的張興榮弟兄按手禱告：主阿，這裡有一個人的心是已經被你得着的，願意你在他裡頭所得着的，在他外頭全人也顯出來。求主賜他平安，也祝福一切與他有關係的的事務，使他在此所得着的，能夠往外推廣。願主早日作成這工。”（註：在全召會禱告聚會中，安排李常受為別人按手禱告，可見其屬靈分量。）

一九四八年，倪柝聲在福州海關巷和鼓嶺所釋放的信息，與同工關於工作安排上的交通，以及問答聚會談話記錄，後收錄於《鼓嶺訓練記錄》，現摘取相關內容：

六月二日，第八篇―關於瑪門，倪柝聲說：“在中國目前安排有福州和上海兩個工作區域，…我們必須從整區來看工作的事，工人要多負責任。在上海有李常受弟兄負責，在福州有陳恪三弟兄負責。（註：倪柝聲讓李常受負責上海的工作區域，這不是一件小事。）

六月三日，第九篇―為華北、東北局勢禱告，倪柝聲說：“政權的勝敗不關我們的事，我們自己的態度應改變，不宜批評、咒詛、毀謗。只要一個政權不反對我們事奉神，我們就應該為他們祝福。李常受弟兄說，縱使一個國家的政府更壞一百倍，我們還應該為他們禱告。”（註：倪柝聲引用李常受的話，透露出肯定與絕對。）

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三篇―關於權柄與順服的問答，倪柝聲說：“那些真是有權柄人，絕不會起來為自己的權柄說話。十個人有九個都是碰人，不是碰神。不管你是神設立的任何權柄，自己題起自己是權柄，總是不像。哥林多前書把使徒擺在第一位，但哥林多後書卻把使徒擺在末後。前書把使徒擺第一，因為這是就真理來說；後書把使徒擺末後，這乃是因着使徒是為自己說話。這兩卷書所說的都對。哥林多人藐視使徒，把第一的放在末後，保羅就說，我不承認自己是最末後的；但當使徒遭受攻擊時，他為自己辯護說，自己乃是使徒中最小的。屬靈的事都是兩面。一個有權柄的人盼望人順服，與一個不順服的人盼望不順服，一樣是錯的。比方常受弟兄若到這裡，弟兄們就應當怕常受弟兄吃得不好，常受弟兄也應當怕自己吃得太好。如果掉一個頭，弟兄們怕常受弟兄吃得太好，恐怕就是假弟兄；他怕自己吃得不好，也是完全錯了。我們乃是維持神的權柄，不是維持自己的。我們必須先在神面前碰着權柄；若只在人面前碰權柄，只能說是良心軟弱。”（註：此時倪柝聲或許想起一九三四年李常受訪問浙江平陽期間，吃生饅頭人變瘦患胃病一事；話語中透露出那時的關切。）

七月三日，第二十篇―作權柄的條件（順服），倪柝聲說：“譬如說，曾有幾位山東的弟兄到友華村聚會，我對他們說，你們在這裡應當順服權柄。（那時我沒有自由，還有許多話不能說）。他們聽了我的話，就學習順服。但他們回煙臺後，卻不順服常受弟兄。這些人只是碰着人而已。人如果只碰着人，沒有碰着神的權柄，就還不認識什麼是權柄。凡是看見神權柄的人，無論到哪裡，都能碰着權柄。”（註：在倪柝聲看來，李常受是煙臺召會當地的代表權柄，聖徒應當順服。）

九月八日，第二十七篇―鼓嶺的工作與今後全國的工作，倪柝聲說：“盼望今後對於工作，應當擴大南北交換。（若常受弟兄在這裡，恐怕許多弟兄姊妹要到上海去）。”（註：倪柝聲讚賞李常受的工作。）

第六十篇―關於工作的交通，倪柝聲說：“作工的原則，乃是盡力帶出弟兄來，成全出能負責的弟兄來。…常受弟兄的長處，就是能帶出人來，也能推弟兄姊妹事奉。你們要成全人、帶領人，就必須作榜樣；所以你們自己要分別為聖，不可放鬆。常受弟兄說，我們水溝開得越深，水流進來就越多。水只會向深處流；我們若挖得淺，水就往別處流去。神的祝福，是看我們的容量如何。盼望我們都能挖得深、挖得透。…山上的訓練不過是給你們一個起頭，使你們能在各方面有好的學習。所以你們下嶺後，還要有更多、更深的學習。…你們必須學習脫離個人主義，才能有準確的判斷。一面你自己裡面必須先明亮；另一面你還要問問看：我當如何與弟兄們一同在主面前摸着神的旨意？主要我怎麼與弟兄們配搭呢？這時即使無別的同工與你在一起，但你這樣一問了，就不敢照你個人的意思去作了。常受弟兄有好的斷案，因為他就是這樣學習的。”（註：倪柝聲讚賞李常受作工的原則，並引用他的話，以及稱讚李常受活在身體裡，摸着神的旨意，與同工有很好的配搭。）

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一月，在廣州和香港兩地，倪柝聲與港穗同工的談話記錄，後收錄於《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現摘取相關內容：

八月二十九日，第一篇談話記錄，倪柝聲說：“常受弟兄也是緊，不容易倒；並且肯出代價，能拼，不愛惜自己。他常說，人不能推辭身體不好。他想到什麼，說出什麼，他就要能作到；這條路不通，又去找出另一條路。他就是這樣拼，說什麼也不肯倒。所以我勸你學這二位弟兄，能拼着作。不要等，越等只會越空。”（註：倪柝聲稱讚李常受做事為人。）

八月三十一日，第四篇談話記錄，倪柝聲說：“初信造就要盡力作到最活。初信造就乃是召會的命脈。我曾與常受弟兄交通過，初信造就若沒有作好，傳福音就會停，因為新人進到召會沒有受到妥善造就，反而會成為召會的重擔。但初信造就如果作得好，召會就結實，福音的衝擊力也能持續。”（註：初信造就很重要，倪柝聲與李常受有此方面的交通，顯明他們工作上的關係。）

一九五0年二月，香港聚會及談話記錄，後收錄於《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卷一），現摘取相關內容：

二月三日，第九篇―撇下一切事奉神，倪柝聲說：“聖靈的水流是一直往前的，不僅是在救恩上，在召會的地位上，在撇下一切的事上也是這樣。一九四三年常受弟兄在煙臺所作的，實際上是聖靈戰略的舉動，是聖靈作的，你沒得辦法。因着有的弟兄姊妹心都挖出來，哭着、笑着，非把一切財物拿出來不可，結果就把真理趕上，帶進復興。聖靈工作得很厲害，結果變作許多弟兄姊妹都得作，不作不平安。”（註：倪柝聲肯定李常受在煙臺所帶領的“大復興”，是聖靈戰略的舉動，是聖靈作的。）

二月四日，第十篇―交出來與建造基督身體的關係，倪柝聲說：“我要重複常受弟兄的話：水溝總得挖得深，水才能流得通；那裡的水溝挖得最深，所有的水都往那溝里流。水不能往高處爬。…常受弟兄曾說，什麼時候財物從召會裡出去，什麼時候靈魂才能從世界上進來。”（註：倪柝聲重複李常受的話，說明李常受的談話或講道，使他很有印象和摸着。）

二月九日，第十五篇―對在職弟兄姊妹的交通，倪柝聲說：“我能頂直的對你們見證說，欒腓力弟兄是很早交出來，把一切都賣掉的人。他是一個很強的人，許多東西是信主的第二天就交出來或者了結的，包括煙廠也結束了。他本來號稱是滿州國東三省的香煙大王，轄下的廠沒有一個是小地方，共有二十七處分公司，一百多處代售所，但信主後一兩天就不計代價的全部關門。所有他欠人的債都要還，被人欠的一概不討還。後來欒弟兄到了香港，在經濟上不知道受到多少的試煉。他原是當地的財主，為主自願成為貧窮。欒弟兄不僅愛主，許多人能見證他真是愛弟兄姊妹。欒弟兄講道也許趕不上常受弟兄，但他是徹底脫離自己的人，神能藉着他拯救許多人、造就許多人。在此我們看見有一位弟兄脫離瑪門，就愛主、愛弟兄姊妹。斷沒有一個弟兄是斤斤較量而能愛弟兄的。”（註：倪柝聲誇讚李常受的講道恩賜。）

二月十一日，第十七篇―關於徹底交出來的交通，倪柝聲說：“無論如何，你們的立場總要站好。常受弟兄說，在各公會中，人趕不上所奉獻的錢；但在我們中間剛好相反，是錢趕不上人。人多，錢反而不多；這是因為我們不願在你家中，因着你的奉獻而有意外的爭執發生，讓主的名受羞辱。你們只要站在公義的地位奉獻就是了。”（註：倪柝聲再次引用李常受的話，對於公會的情形，他們曾有交通。）

二月十四日，第十九篇―長老的安排，倪柝聲說：“常受弟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管你多麼沒有用，他都用得着你。你如果不會作，他會帶你作。所有有智慧、有恩賜的人都歡喜自己下手，但這樣作，必須出很大的代價。你如果真有智慧，就必須叫埋銀的把他們的一千掘起來；你要叫所有的人，沒有一個是懶惰的。長老必須有靈敏的感覺，能找出埋銀的人，鼓勵他把一千拿出來。如果有弟兄姊妹把一千埋在地里，而負責弟兄不知道，負責弟兄就是不盡責。”（註：倪柝聲稱讚李常受的帶領，乃是有智慧的。）

二月十六日，第二十一篇―事奉交通，倪柝聲說：“常受弟兄在這裡，你們原諒我這樣說：人對他的攻擊，就是對我的攻擊；常受弟兄錯，就是我錯。許多人給我們便宜的批評，末了自己連一根小指頭都沒動。”（註：倪柝聲有意要讓李常受接替在香港召會的權柄，以叫人順服，同時為以後在香港的事奉立下美好的根基，這也證明他們兩位弟兄乃是一。）

二月十七日，第二十二篇―照着山上的樣式走召會恢復的路，倪柝聲說：“從今以後，香港召會關於福音、事務、研讀聖經等各方面的訓練，由常受弟兄帶領。你們不要過輕鬆、懶惰的生活，除非有的人身體實在趕不上。你們個個都要儆醒、忙碌、拉緊，趕上來作。盼望香港召會是像神的軍隊，是有軍事行動的召會（參民一至二）。求主施恩給我們。”（註：倪柝聲重用李常受，將香港的工作交給他帶領。）

台灣工作的交通，李常受說：“在過去差不多半年的工夫，我一直留在台灣。這半年得救的弟兄姊妹，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得救前都沒有聽過福音，從來沒有與基督教發生過關係。台北現在已經有一千二百人得救了。但是那裡有一個問題，就是新得救的人還不知道事奉的立場和道路。高雄現在有三百多位弟兄姊妹，去年這時候擘餅的只有幾十個人。在高雄並沒有一班所謂作工的弟兄姊妹，每個弟兄姊妹都是有職業的，時間頂滿。但因着人人擺上自己的一份，受過訓練，得救的人就像潮水那樣的湧進來。這次新年傳福音，得救記名的有六百餘人，都是年輕的弟兄姊妹。”（註：李常受在台灣起頭作工的開展，更使倪柝聲得着印證，他派李常受去台灣是主的安排。）

二月十八日，第二十三篇―長老的性格與工作並今天事奉的路，倪柝聲和李常受，兩位配搭在聚會中講道。（註：倪柝聲有意讓李常受在香港召會帶領服事，為以後盡職鋪路。）

二月十八日，第二十六篇―倪柝聲會後交通（談讀經），他說：“我們同工們應當有聖經研讀聚會，可以從羅馬書開始讀。方法是這樣：先由第一位弟兄將羅馬一章一節讀出來，由第二位弟兄將英國標準本的翻譯讀出，再由一位將達秘譯本讀出，再一位讀原文對照，將結果讀出。之後由帶領弟兄來評定何者譯得對。本文研讀完後，再讀那幾人的寫經書，然後再讀解經書。這樣研讀過後，我們就能發覺，不但我們已往馬虎讀聖經，世界上有名的弟兄也有馬虎之處。我最怕人只讀一本，把這本當作標準本。有的人甚至都不讀參考書。我們當中有的人讀經根基好，因為他們天然就喜歡多讀參考書。這樣讀聖經也是比較可靠的。常受弟兄和我讀經都是用上面所說的方法，盼望弟兄姊妹們也如此下工夫去研讀。”（註：倪柝聲對李常受的讀經方法表示認同，且一致。）

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篇―屬靈的知覺，倪柝聲說：“我們屬靈的知覺若沒有，心中總是不能順服。許多人相信自己的眼睛，往往自己看不見的，還以為看得很清楚，胸中自有主觀在。這樣的人，最難向他重複同一件事。如果全體負責弟兄姊妹沒有屬靈的看見，只把配搭時各項工作的安排，當作就是屬靈的知覺，並且也實在是誠心的配搭，就我們仍是有大難處。今天我和常受弟兄兩人，不約而同都有同樣的感覺：弟兄姊妹屬靈的知覺實在不夠。所以今後盼望全體弟兄姊妹都要學習摸靈中的感覺，認識什麼是屬靈的知覺。”（註：在屬靈的知覺上，他們有同樣的感覺和看見。）

《主恢復中成熟的帶領》共有四十五篇，其中有十五篇是由倪柝聲和李常受共同講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另外，附加《歷史與啟示》一書中，倪柝聲打發李常受去台灣的記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因政局改變，倪柝聲第一次緊急召聚上海眾同工的聚會。聚會中，倪柝聲先交通一點當前政局的情形，大家有些禱告，然後他說：“我覺得，無論如何，我們要打發李常受弟兄出國，我們大家還都要留在這裡，繼續作下去。”一九四九年二月，倪柝聲正準備第二期鼓嶺訓練，但政局轉變得太快，他就從福州到上海，再次緊急召聚上海眾同工的聚會。一開頭他就重複前次緊急聚會的宣布：“不論李常受弟兄自己怎麼感覺，我們總是要請他出國。”而他覺得自己與大家都必須留在國內，忠心到底，並預備要為主的工作犧牲一切。聚會很快就結束。散會後，李常受感覺很重，因為大家都要留下，只把他一個人打發走，所以在散步時他就問倪柝聲，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他不配留在國內為主忠心？倪柝聲就對他說：“常受弟兄，你要知道，我們當然仰望主；但是可能有一天，仇敵會將我們一網打盡，所以你必須出去，這樣還會留下一些。”（註：此段話可以粉碎“李常受逃到台灣”的說法，更說明了在所有的同工中，李常受在倪柝聲的心目中是特別的，是值得信託的。倪柝聲絕對相信李常受能夠接續他的負擔，將主恢復的種子撒在海外，並擴展到全地。）

除了本書其它年份所記載的，僅憑以上所摘取的內容，就完全可以澄清陳恪三製造的謠言。該聽倪柝聲的，還是該聽陳恪三的呢？所有的證據都表明，陳恪三的謠言不堪一擊。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五0年，正是倪柝聲重用李常受的年間，陳恪三卻說一九三一年李常受就有邪靈進去，這是牽涉到倪柝聲名譽的一樁歷史徇案。陳恪三到底是在“抹黑”李常受呢，還是在“抹黑”倪柝聲？到底是倪柝聲屬靈眼瞎，還是陳恪三居心莫測？難道陳恪三比“師傅”更會辨別邪靈？難道當時倪柝聲真的瞎眼了嗎？縱然如此，難道倪柝聲身邊那麼多同工都跟着瞎眼，還有當時李常受服事眾召會的眾信徒也跟着瞎眼，只有陳恪三獨具一格？難道他的眼睛具有屬靈的洞察力（或是掌握了“通靈”能力），遠超過眾人？試問，陳恪三為什麼要等到李常受去了台灣，再等到大陸開放不久，李常受的書籍和錄音帶被大量送進大陸來，他才開始說李常受有邪靈呢？究竟是為什麼呢？是陳恪三為辨明真理，還是嫉妒、別有用心？

再則，從一九三一年開始，陳恪三發現“李常受是被鬼附”的人，到一九四八年福州鼓嶺訓練，倪柝聲一會兒誇讚李常受的工作是聖靈的工作，一會兒引用李常受這個“被鬼附” 的人的話，甚至還讓李常受這個“被鬼附” 的人同台補充他講的道。那時誰都可以看出來，倪柝聲已準備把李常受派到台灣，然後把地方召會海外的工作（包括香港）整個地交給“被鬼附”的李常受。這就要仔細想想了，難道倪柝聲竟然“糊塗”至如此，豈不是開玩笑？當時在鼓嶺山下福州召會作長老、負責鼓嶺訓練後勤的陳恪三，在這樣一個“關繫到整個地方召會被鬼附化”的大事前，竟然一句話都不吭？豈不奇亦怪哉？！當時的情況可以說，倪柝聲在山上講的話，陳恪三在山下就聽到了，而陳恪三竟然選擇了一味的“沉默”！為什麼他要等到倪柝聲離世多年後，大陸開始改革開放了，才“大爆”李常受是被鬼附的內幕？他身上的“靈”為何該禁止時不發動，偏要等到他晚年才對他說話呢？只說了一句話，就使他熱血沸騰了，然後開始傳播“病毒”敗壞了，有些人就從他得了瘟疫和大麻風！

其實，說到這裡已經很清楚了，在謠言的邏輯里，不但倪柝聲屬靈眼瞎，甚至連史百克也不例外，因為李常受去倫敦訪問的時候，用他的話說：“我在英國住了四周，這四周的特別聚會固然是我講道，就是平日聚會，他（史百克）也完全讓我講。有人告訴我，這在史百克弟兄那裡，是空前的舉動。”

關於陳恪三，在此終結，不再談論。只要看看全球眾地方召會的福音開展，就知道聖靈的水流從未停留，即便有反對和攻擊，主的恢復也一直是往前的。另外要說的是，網絡上所謂攻擊“李常受背叛倪柝聲”等等的信息，其實他們的源頭，多半來自“老聚會處”內部多位想要成為“倪柝聲傳人”的老輩同工。在此，也懇望那些寶愛倪柝聲職事的弟兄姊妹，從“倪柝聲自己的話”里，看清地方召會的這段歷史，從這些“第一手的原始資料”（而不是“某某老弟兄說”），看清歷史中實際發生的事。同時，也希望這樣的澄清，能夠起到一個“製造和平”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

李常受在一篇信息里提到，他為着“真實的敬拜”，已經爭戰了四十年之久。論到生命讀經，他在彼得前書生命讀經里說：“我釋放這些生命讀經信息的目標是雙重的。首先，我的願望是借着這些信息，神的話會進入聖徒裡面；第二，我期待信息出版時，會成為撒在神子民中間的種子。無論有多少反對，我要繼續撒這種子。這種子一面是生命的供應，另一面是預防注射。我信有一天，我們所撒的種子會產生收成。”

論到主恢復的前景，他又說：“主恢復的前途非常燦爛。目前，美國至少有七千位在主恢復里尋求的聖徒。往後十年，我們許多兒女會成為召會的成員。他們有些人二十幾歲時，對主會相當有用。例如，倪弟兄年僅十九歲時就被主興起。然而，主恢復的前途在於我們對真理的實行。我們若寶貴神的話，抓住每個機會進入其中，並將其接受到我們裡面，至終我們會裝備齊全。我們會認識真理，我們會認識生命，我們也會認識如何在主里長大。我們對屬靈的事會有完全的認識和充分的經歷。然後主會有路突破，並且得着祂許多世紀以來所尋求的。今天主如何能得着祂所要的？照着大多數基督徒的情況，主沒有路。幾乎到處門都向祂關閉。這就是主為什麼必須找着一條路，好有所恢復。但我所關切的是，在主的恢復里，我們中間仍有太多傳統的實行。我們需要放棄傳統的路，並接受新路，以認識真理，經歷真理，且向別人陳明真理。”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美國德州歐文會所，李常受交通到兒童工作，他說：“為着兒童工作要有許多詩歌，越多越好。借着唱歌，甚至標語歌，兒童能很容易得着深刻的印象。他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歌。一首短歌一旦進到兒童裡面，他們永遠不會忘記，這會給他們基本的影響。兒童不喜歡一個小時都在聽教導或講說，這樣的講說會使他們厭倦，但他們永遠不會厭倦唱歌。我們要多收集兒童詩歌，多鼓勵兒童唱歌，越多越好。”

同年，洛杉磯召會艾爾登會所周圍地區開始衰落，那裡聖徒搬到蒙特利園市（Monterey Park）一帶。不久後，他們在羅斯密買了一塊地，要在那裡建造了一個會所，並出售艾爾登會所和艾爾登住所。在羅斯密買地蓋會所，以及設計會所的事上，他們與李常受有商量，因他是選中艾爾登會所併購買的人。不僅如此，為着羅斯密購地和興建會所，職事站也贈給了拾萬美元。

此外，美國把申請居留名額放寬，每年有四萬華人的名額。因這緣故，弟兄們開始注意到華語工作。

一九八三年

二月，在安那翰有一個特會，李常受交通到全美華語工作。對此，張湘澤看見當時的情形，先前來與他交通說：“我們需要顧到華語的聖徒，因為有許多人來到美國，其中有許多人因着缺少照顧而流失了。”自此，弟兄們開始顧到華語的聖徒。但這樣作，後來發現在華語一邊有所得着，在英語一邊卻有所虧損，以至於在白種人中間的增加率減少了。

春季期間，李常受在安那翰，釋放了“聖經中的五大奧秘”，即宇宙的奧秘、人的奧秘、神的奧秘、基督的奧秘和召會的奧秘，現已出版成書；他又在德州歐文釋放信息，論到主的恢復首要的方面，就是恢復三一神將祂自己分賜到所救贖的人裡面作生命，使祂在地上得着完全的彰顯。

四月十日，《彎曲心思者》的出版商（湯瑪斯-尼爾森公司）與地方召會達成和解協議，並在美國十八份報紙登報收回尚未賣出的書，並公開聲明：“不再繼續出版該書，免得使李常受和眾地方召會以及其中的信徒受到任何的破壞和損害。無論哪一版，都不應該把地方召會列入其中異端和邪教之列。為這緣故，該公司收回《彎曲心思者》一書中對李常受及地方召會的論斷，並向眾地方召會中善良的基督信徒道歉。”

其實，湯瑪斯-尼爾森出版社，是個著名的聖經出版社，在紐約華爾街有股票上市。地方召會一向法院上訴，報紙立刻刊登出來，他們公司的股票就受影響，全美基督教界也譁然。其它各家出書報攻擊、毀謗地方召會的，先前對弟兄們的信件不睬不理，這時才醒悟過來。弟兄們再打電話給他們時，他們的態度明顯轉變了，有的說：“我們很歡迎你們，你們為什麼不來和我們談談？我們真是願意敞開和你們談。”有的說：“我們真是怕被告，我們沒有錢打官司。”所以各個都要請弟兄們吃飯，要坐下來好好談，並且都聲明收回、停止、或修正那些毀謗地方召會的書。本來這些書報如雨後春筍、爭先恐後地出版，也如一群螞蟻爭相競食。然而，當弟兄們上訴法院，就如噴打殺蟲劑，所有的螞蟻都消蹤滅跡了。

在此就給人看見，那些攻擊和毀謗的，一直把地方召會看作是“軟柿子”，他們認為可以隨便捏來捏去。甚至，有些人不承認地方召會的聖徒是弟兄，卻又以“弟兄不可狀告弟兄”為幌子，在招搖撞騙。若狀告了，他們反而可以抓住把柄，又承認是“弟兄”狀告弟兄，更可以肆無忌憚地控告地方召會。實際上，他們一直為自己的利益或達到某種目的，對弟兄們的回應不理不睬，也不顧到給地方召會造成的傷害。可一旦發現他們自己的利益將會因此受損，就立刻換作另一副嘴臉了。他們若是為真理辨明而出版那些書籍的，他們有什麼害怕的呢？若那些出版書籍中，所描述的都是真實的，他們何必擔心官司會輸賠償呢？他們不是喜歡談論“正統”、高舉“真理”嗎？那他們為何一見弟兄們上訴法院，腿腳就發軟，果斷地決定不再為“真理”站住呢？可見，人心是多麼詭詐的！

然而，這樣既客觀又明擺的事實，現今卻被一些居心叵測之人狡辯說：“他們只是迫於壓力和威嚇而道歉，並未否認書中的內容。”可見，人心的詭詐具有何等的破壞性！撒旦都會引用聖經，而人若找出許多的藉口和理由來支持自己荒唐的說辭，又有何難的呢！倘若人只注意出版商的道歉之舉，而漠視他們公開聲明的全部內容，以及他們出版惡毒書籍的真正意圖，不妨把出於同一份底稿改編寫成的《神人》一書誹謗案的判決書拿出來細心揣摩，就該知道這背後的源頭是什麼？該判決書在一九八五年六月由加州阿拉米達郡高等法院宣判，其中就大致提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何止說謊、欺騙和攻擊呢！

再來看此時的中國大陸，對於李常受的信息，又存在兩種偏激和不當的反應：一種是有極少數人，因着國內大環境的限制，不能及時接受福音真理的幫助，對全面的聖經教訓認識不清，不慎走入極端，導致實行上的偏差。甚至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打着“呼求主名”或李常受教訓的旗號，在行為上擾亂社會秩序，給社會治安帶來困擾。另一種是，因着極端分子的個別案例，反使政府格外關注李常受與地方召會。因為僅以河南省為例，在這一年就已興起一百多處地方召會，而基督徒大部分都在主恢復的召會中。隨後，也就在四月份，唐守臨和任鍾祥二人為配合政府的行動，又借着為中國金陵協和神學院編寫函授教材之機，根據在美國出版的《神人》和《彎曲的心思者》這兩本誹謗、惡毒的書，就編寫出了《堅決抵李常受的異端邪說》這份材料，從而為逼迫主內肢體的運動送去“東風”。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李常受在德國斯圖嘎訪問，並有負擔地釋放“神的經綸”之信息。他首先說到神原初的心意及其終極總結，然後陸續從先祖和以色列子民的經歷所啟示的神的經綸，說到基督職事裡神的經綸，接着陳述保羅、彼得、猶大、雅各、以及約翰職事裡神的經綸。並且，他還說：“神這些時代的安排有一個目的，一個目標，和一個中心觀點，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裡面。”這些信息現已出版，收錄於《神聖經綸的中心觀點》一書。

六月，中國政府根據唐守臨和任鍾祥編寫的材料，認定李常受與地方召會為“呼喊派”；把信仰純正的信徒與那些違法的極端分子同等看待，統一冠以“呼喊派”之名，這樣表面上能起混淆視聽的作用，況且有對地方召會的誹謗材料作為“證據”。同時，政府又向全國發出通告，要嚴厲打擊並堅決取締反動組織“呼喊派”。據政府發出的通告稱，“呼喊派”是一打着宗教旗號進行非法活動的反動組織。他們狂呼亂叫、煽動鬧事，擾亂社會秩序；他們煽動狂熱，危害公民生命安全；他們趕鬼治病，殘害人命；他們造謠惑眾，騙姦婦女。

這場打擊所謂“呼喊派”的運動從一開始就明顯地擴大化，通告一發出，各地公安機關紛紛抓捕。許多家庭被搜查，書和信息被充公。他們判定“呼喊派”的標準，大體有兩種：一是呼求主耶穌的名，另一是閱讀李常受的著作。以呼求主名來作“呼喊派”的標準，就把大範圍的基督徒都包括進去了，因為許多人禱告都要呼求主耶穌的名；以閱讀李常受的書籍來作“呼喊派”的標準，凡在家中或聚會處查到李常受著作的，就說這些人是“呼喊派”，隨之被抓、被關、被罰。

僅以河南省葉縣為例，一次就抓去數百人，有的關在大隊裡，有的關在人民公社裡，有的關在縣委黨校里，因為縣裡的拘留所和審查站並沒有那麼大的空間容納這麼多人。但大多數在經過審查、審訊之後都被釋放回家，只有白受恩等五位召會中的長老，繼續被關押在縣看守所里。一年之後，他們才被正式逮捕，並被迅速判了嚴重的刑罰。刑期少則八年，多則十五年，白受恩又被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後被送到開封市河南省第一監獄服刑。可是，從他們的判決書上得知，公安機關並未查出他們任何的刑事犯罪，如政府關於“呼喊派”的通告上所列的。以白受恩為例，他被判的罪名是閱讀並傳播李常受的著作，在基督徒聚會中播放李常受的《馬太福音生命讀經》。可見，在這場運動中，除了那些極少數違法極端分子“名副其實”為“呼喊派”，而更多人卻是被誣告且加上莫須有的罪名。

試問，李常受的著作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現已在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流傳，千萬的人都可以讀到、聽到，其內容哪能找到半點反動的言論呢？這些文字所到之處都給當地社會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許多原先生活、工作無定向的青年人成為優秀的文學家、工程師、律師、教授和醫生。甚至某些曾經行為不檢的人，因着相信耶穌並生活在召會生活中而成為優良公民。在許多地方召會中，有不可勝數的美好見證，見證他們因着心思的更新而活出聖經中所啟示最高標準的道德生活。再問，讀李常受的著作，就是所謂的“呼喊派”嗎？然而，並非如此。關於地方召會不是所謂的“呼喊派”，內容見年末附錄。

同年，全球各地召會（除中國大陸外），共有六百多處。其中，韓國有三十處召會，約一千五百位聖徒。

附錄：地方召會不是所謂的“呼喊派”

李常受的教導與地方召會的實行，是否就與所謂“呼喊派”中少數人在真理和實行上是一樣的呢？現簡略地來看兩者的不同之處：

一、關於定性。地方召會是接受倪柝聲、李常受所教導完整齊備、不偏不倚之聖經教訓與實行的正統基督徒信仰團體。而“呼喊派”中少數人乃是指一般對聖經教訓認識不清，也不願意接受李常受屬靈的幫助誤入極端，以致實行偏差、擾亂社會秩序之極少數分子。

二、關於聖經觀。地方召會的教訓均以聖經為獨一無二的標準。而“呼喊派”中少數人對於聖經權威刻意製造誤解，誤引信徒可以不必遵守聖經教訓。

三、關於基要的信仰。地方召會以整本聖經為信仰的獨一標準，但認同、接受使徒信經、奈西亞信經的全部內容。李常受說：“按我的研究和查考，（使徒信經）所擺出的每一點都是對的，並且相當深入而透徹，…根據使徒信經為決斷，訂定了所謂的奈西亞信經。”而“呼喊派”中少數人未能接受整本聖經的純正真理為信仰的獨一標準，對三一神缺乏正確領會，排斥三一神信仰，也不認識基督的身位，即“基督是完整的神，也是完整的人”這一個真理。

四、關於三一神的信仰。地方召會接受關於三一神完整的啟示，相信神只有一位，但同時有父、子、靈三方面的講究，並且這三者自過去到將來到永遠，是同時共存、彼此內住的。一面神是絕對獨一的，一面祂卻永遠有父、子、靈的分別。李常受的教訓中有強調“一”的一面，也有強調“三”的一面。在傳統神學中，只接受“一”的一面就變成形態論，只接受“三”的一面就變成三神論。而“呼喊派”中少數人對三一論的觀點失去平衡，過分強調“一”的一面，而落在形態論異端中。形態論強調父成為子，再沒有父；子成為靈，再沒有子。故此，父、子、靈不可能同時存在。

五、關於基督的身位。地方召會持守基督的神人二性。一面高舉基督是完整的神、創造主，一面也承認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受造者。李常受說：“基督是神，祂是創造者；然而，基督是人，有份於受造的血肉之體（來二14上）。”而“呼喊派”中少數人因對基督身位的認識失去平衡，過分強調基督是受造者的一面（基督人性一面的教訓），漠視基督是創造者的一面（不慎否定了基督神性一面的教訓）。他們忽略了李常受在其著作中，一再重複宣稱基督也是至高的神、創造的主宰的話語。因其對李常受關於基督身位之平衡教訓認識不清，誤入極端。

六、關於基督的肉體。地方召會絕對堅持基督的無罪性；祂的神性固然無罪，祂的人性也是無罪的。李常受在新約恢復本，約翰福音八章三節註解中說：”主（耶穌）是惟一無罪的、是惟一有資格赦免罪的，也是惟一能叫人從罪得釋放的。”在十一節註解中，他又說：“只有主耶穌是沒有罪的，也只有祂有資格定這（犯罪的）婦人的罪。”在羅馬書八章三節的註解中，他又說：“祂（基督）只有肉體的樣式，沒有肉體的罪。…基督雖然沒有肉體裡的罪，卻仍是在肉體裡被釘死（西一22，彼前三18）。如此，就把與肉體相聯有關的撒旦，連同撒旦身上所掛着的世界，一併都在十字架上審判了（約十二31，十六31）。”而“呼喊派”中少數人斷章取義地引用李常受教訓中的一些話語，宣稱在基督的身體裡有撒旦的性情（罪）住着，造成李常受教訓支持此等謬論的錯覺。李常受曾用“老鼠籠”比喻墮落的肉體，而以“老鼠”比喻撒旦。“呼喊派”根據這點，宣稱既然人的肉體是“老鼠籠”，基督又取了肉體（約一14）。故此，基督的肉體就必定也是“老鼠籠”，是裝撒旦的地方，此為對李常受教訓的嚴重誤解。李常受從未說基督的肉體有罪，地方召會也從來不相信基督有罪論，這是“呼喊派”中極端分子對真理認識偏差所導致的結果。

七、關於宣揚世界末日。地方召會根據聖經，並歷代信徒和信經所持守的，相信耶穌基督將會第二次降臨地上，建立諸天之國，結束這時代。但聖經教訓清楚指出，這不等於信徒要離開世界，棄絕社會，放棄社會和家庭責任。相反的，聖經教訓信徒要殷勤作工，努力生產，過正常社會生活，作正當公民。而“呼喊派”中極端分子宣稱：“今天就是末世的末期，主耶穌要來了，世界要毀滅了，不要耕種，不要建造房屋，不要嫁娶。”於是，他們藉此不事生產，不服政府，放棄正當生活，整天等待世界毀滅，末日來臨。

八、關於理智。地方召會認為，神為人創造了心思、情感、意志，是要人運用的。神需要人運用他的頭腦、心思來明白神的事。但神除了為人創造心思之外，還為人造了一個靈。祂的心意不僅是要人運用他的心思，也要人運用他的靈。光是運用心思、理智並不能叫人明白神，必須用心思也用靈。而“呼喊派”中少數人誤解李常受教訓，過分高舉運用靈的一面，甚至否定運用心思的一面，認為信徒不用頭腦，單用靈，要拋棄理智知識，因而誤入極端。

九、關於知識。地方召會對知識與靈命並重。認為聖徒一面需要加強知識，一面需要追求靈命。李常受一面教訓人要追求靈命，不能僅僅追求知識；另一面他也鼓勵信徒，特別是青年人，要好好求學追求知識，他說：“你們是年輕人，必須利用時間求學。雖然主可能在幾年內回來，但你們還需要讀書。”他又說：“我們雖有知識，卻不因知識驕傲，也不被知識充滿，反而是倒空的。若是這樣，我們就能明白聖經。”而“呼喊派”中少數人因誤會李常受的教訓，過分強調知識與神對立，而造成排斥知識之實行上的偏差。

十、關於道德。地方召會在道德問題上最為執著，堅決反對、拒絕並禁止任何不道德的行為。所有地方召會，都要向聖經所啟示的更高道德標準負責。地方召會中的信徒，貞守婚姻，視為神聖，尊重家庭，重視道德。所有犯道德罪惡的，不光法律上要受制裁，在召會中也會受對付。而“呼喊派”中極少數不肖人士宣講反道德的謬論，甚至造謠惑眾，這是所有地方召會信徒同聲譴責的。

十一、關於文化。地方召會肯定文化的正面價值。李常受說：“我們的人性生活大都是由文化組成的。就着人來說，文化非常好，每一個社會都是借着文化而蒙保守並得以維持。人如果沒有文化，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就要多得多了。目前，警察局和法庭的工作是補社會文化的不足。當人不照着文化正當行事時，警察就來干涉。每一個國家、社會、團體，都是借着文化、法律和警察而蒙保守的。”他又說：“小孩子必須照着文化的標準來養育。他們在達到接受基督的適當年齡前，必須先在文化上得着建立。…文化的用途可以比作聖經里律法的功用。律法正確的作用，乃是看守神的選民，直等到基督來到。…文化應當用來看守小孩子，直到他們能接受基督，並且照着基督而活。…看見文化這種正當的用途是很重要的。”而“呼喊派”中少數極端分子宣稱文化是基督的仇敵，若要為基督作剛強的見證人，就必須拋棄文化。甚至別有用心的人士藉此趁機煽動鬧事、打倒文化、消滅傳統，其擾亂與暴動行為，為善良社會帶來不安。

十二、關於公民身體健康。地方召會雖有“呼求主名”的實行，但絕非盲目、無理智的吶喊。信徒珍惜健康、熱愛生命、肯定人生、追求道德、孝順父母、敬師睦鄰，在全世界各地均為高標準的社會善良公民。而“呼喊派”中少數人刻意拋棄理智，無謂喊叫，實行上的偏差為別有用心人士藉機煽動，引致信徒思想混亂、失常、損害公民身心健康。

十三、關於社會秩序。地方召會以教導聖經真理為主，循規蹈距，端正作人。所有聚會都有正當的負責人主理，信徒雖然都有自由發表，但不是混亂的，乃是有秩序的。若有不守規矩的人在會中作亂，負責人會加以禁止。信徒不得在社會上鬧事，包括遊行示威、罷工靜坐等反抗政府或社會的行動，更不能從事任何反政府、反社會的運動和組織。而“呼喊派”中少數人利用信徒盲目信仰的熱忱，煽動信徒鬧事，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十四、關於國家。地方召會是一奉公守法團體，所有信徒均明確接受聖經教導要順服神安排的代表權柄。這些代表權柄包括政府、國家，在任何情況下，信徒不得從事任何分裂政府、反對政府的事情。相反的，根據神給他的感覺，信徒當積極參與政府建設，為政權禱告。而“呼喊派”中少數人因對真理認識不清，過分宣揚不當思想及言論，刻意造成人民與政府、社會對立、甚至對抗的局面，實屬不幸。

綜觀以上十四點可見，地方召會與所謂“呼喊派”中少數人，無論在教義上或在實行上，都有基本的不同。故此，地方召會不是“呼喊派”。所謂“呼喊派”中少數人也絕不能代表地方召會。地方召會定罪“呼喊派”中少數人在信仰與實行上的偏差以及擾亂社會治安之狂舉。“呼喊派”中少數人雖口稱跟從李常受的著作及文字上的教導，但實質乃違反李常受的異象、使命、立場與目標。現今大體接受純正“呼求主名”實行的信徒，並不接受這種行為。地方召會的信徒，多年來嚴守正統信仰，奉公守法、愛國愛民、追求公義、製造和平，與全世界所有正統基督徒同為神的兒女，同作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他們在各地雖然彼此沒有組織上的聯結，但維持靈中的交通，並在各地做地方召會的見證，彼此尊重，叫神得着榮耀。

然而，頗具遺憾的是，近三十年來，國內許多地方召會的聖徒受逼迫被抓，有的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有的判多年的勞改。如果政府要打擊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犯罪分子，這情有可原。但若使無辜單純的基督徒受到迫害、牽連，豈不破壞政府在信教群眾中的良好形象，也給極少數試圖破壞政府和信教群眾關係的人有機可乘？因此，為了維護政府的形象，更好地團結廣大信教群眾，對於此事的撥亂反正勢在必行。

值得一提的是，現今許多人對“呼喊派”的理解，仍是相當模糊，所涵蓋的範圍，各地公安部門的理解也有較大差異。一般外界對“呼喊派”的定義有二：有一派人士認定，“呼喊派”即為一切跟從李常受教訓，接受“呼求主名”之實行者，如人稱的“小群”、“聚會所”等；但有另一派人士認為，今日“呼喊派”的定義已愈來愈曖昧不明，社會大眾幾乎將所謂“呼喊派”解釋為一切不與政府合作的基督徒。在大衛-安德尼（David H.Adeney）所著的《中國―教會的長征》（China：The Church's Long March）一書中第一百五十九頁，便有以下的陳述：“‘呼喊派’，現在似乎已變成了包含各類家庭教會人士的統稱了。”而湯尼-賴伯特（Tony Lambert）在其著作《中國基督徒大眾》（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一書中第一百二十四頁，也有類似陳述：“一切拒絕加入三自運動者，均被冠予‘呼喊派’之名而遭逮捕。”事實上，地方召會的聖徒基於聖經的教訓，追求最高標準的道德，且奉公守法，雖依照聖經有“呼求主名”的實行，卻未自成一派，更遑論擾亂社會秩序。唐勞-麥卡因（Donald E. MacInnis）在《今日中國宗教―政策與實行》（Religion in China Today：Policy and Practice）一書中第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二十三頁，他寫道：“有些‘小群’的年長聖徒…傳揚真正的福音；他們從未抵抗政府，也未曾有違法之舉。”

而今，有些人仍把“呼求主名”之實行的信徒（地方召會），與政府曾經通告嚴打焦點的“呼喊派”混為一談，實在是錯謬至極。可曾見過地方召會中，有政府關於“呼喊派”的通告上所列的行為呢？外邦人罷了，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為他們禱告。但對於基督徒而言，若是因眼瞎和嫉妒，要知道瞎眼的人，只會藉助魔鬼的杖走路，並掃清面前一切的障礙，以撫慰嫉妒的心，卻自以為在行使神的使命。法利賽人和猶太宗教家逼迫主耶穌，豈不正是如此麼？甚至，使徒保羅在去大馬色的路上，被主的真光打倒之前，豈不到處捉拿呼求主名的人麼？但他那時卻不曉得逼迫基督身體上最小的肢體，就是逼迫主。

一九八四年

二月，李常受在加州安那翰召聚第一次為期二周的國際性長老訓練，有來自六大洲超過三百五十位弟兄參加。這次聚集所釋放的信息，就是《長老訓練》前四冊的內容，主要陳明新約職事的基本方面，陳明主恢復的異象，說到實行異象的路，以及關乎主恢復之實行其它緊要的事。在訓練的開頭，李常受就談到分裂的危機。以後幾年，他又陸續召聚了幾次長老訓練，總共釋放完成十一冊《長老訓練》信息。

九月，李常受完成了新約生命讀經和恢復本註解的寫作。他有很強的感覺應該回到台灣，為主的恢復有一個新開始，他稱之為新路。因為他領悟，在主恢復里聚會和事奉的方式是老舊、傳統、天然、且照着習慣的，以至於眾召會都在停頓的狀態里。不僅如此，借着他的觀察發現，就連整個基督教幾乎已經停頓下來。統計數字顯示，幾個主要宗派的人數都在減少。基督教人數的增加雖少，回教徒和佛教徒的增加卻很多。

這事實使李常受對主恢復中的情形有極重的負擔，他認為，在這末後的時代，主不會尊重祂過去所容忍不合聖經的實行。現在是主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恢復合乎聖經的聚會與事奉之路的時候。有了這異象，他就準備停下在美國的工作，到台北作一些研究、實驗的工作。他覺得，他不能作很多來幫助在美國的眾召會，但他計劃等到一個召會生活的模型在台灣興起以後，再帶這條為着召會生活的新路回美國。

十月，李常受回到台灣，帶領實行神命定的事奉與聚會之路。並設立了八十幾位長老，目的就是要建立起長老聚會，把召會的責任確實擔負起來，發展、帶領召會，使召會往前。他準備建立一模型，使各處召會可以跟隨，同時舉辦台北全時間訓練，並呼召五百位全時間同工在台北受訓，推行五年福音化台灣行動。他選擇台北為實行新路的實驗室，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台北是全地最大的召會；二、台北是主恢復海外眾召會的發源地；三、台北召會是他親自陪過的，一切的實行是他自己安排的，他有地位和權柄作改變。

雖然如此，當李常受提出改制、走新路的問題後，他並沒有立刻着手改制，因為還需要不斷的研究新路實行的步驟。一面來看，好像他作了許多，似乎一切都是他在主持，但事實上，他乃是一再地與台北召會的長老們有交通，召會一切的事該怎麼作，都要經過八十幾位長老聚會、商討、議決，才可以作。他認為，不是他告訴他們怎麼作，他們就去作，這是不對的；也不是兩三個人覺得該怎麼作，就定規去作了，這也是不對的。乃是必須按着長老治會的原則，也就是長老們一同議事，一同尋求主的引導，在長老聚會裡決斷一切事情。等決斷以後，再談論由誰去執行，這也是由長老聚會指定人去執行的。同時，李常受一再地聲明說：“由於這一條新路我們自己並沒有走多少，所以我們在這裡乃是試作。我們需要很多的研究，而全時間訓練中心乃是我們的實驗室，所作的都還沒有定型。所以我們的訓練怎麼作，人且不要批評，因為還不是定局，還不到下斷語的時候。智慧的人絕不作這樣的事。我可以告訴你們，這個實驗不是為着我自己，乃是為着主今天在地上的恢復。這個實驗不是為着一地的召會，乃是為着全地的召會；也不僅是為着這個時代，乃是為着往後所有的時代。因此，凡是同心的、虛心的，讓我們一同走這條路，埋頭苦幹，多方研究。”

論到改制的目的，他又說：“消極方面為叫我們真正脫離遺傳的宗教，積極方面乃為恢復每個肢體活生機的功能，使基督和祂的身體得以開展。雖然我們用‘改制’一詞，但我們不是改變一種作法，或一個制度；我們的目的，乃是願意在今時代，看見主和祂的身體，在祂的恢復里得着開展。”

十一月，李常受訪問馬尼拉召會，釋放了“主恢復中的四大支柱”（福音、真理、生命、召會）。他也從聖經清楚地看見新約福音祭司的職任，並在台北釋放了一系列信息，內容集中在建造召會的四方面實際的實行：生（傳福音）、養（在家中聚會餵養新人）、教（聚會富有彼此互相性的小排聚會）和建（主日人人申言建造召會）。以建立生、養、教、建的召會生活架構，使眾聖徒的生機功能大得啟發，以後眾召會普遍得着擴增，此即以弗所書四章十一至十六節之應驗。

截止年底，全地六大洲（除中國大陸外），在主的恢復里，至少有八百處地方召會。

同年，封志理與水流職事站起了衝突，產生不滿和抵抗情緒。自此，他對李常受的職事就開始時有批評，並於次年開始發酵。之所以用“發酵”這個詞，是因為背叛含有面酵。而這面酵、這敗壞，乃是從香港召會開始的。自從一九七0年香港召會的風波過後，他被安排協助年長的弟兄們盡話語職事，他一面是當地召會的幫助，另一面卻是召會配搭的難處，尤其對兩位年長的長老，更是為難。從前他參加洛杉磯國際特會時，曾與李常受交通到香港的情形，並着重說到要放棄香港的年長聖徒，而有一個新的開始。但李常受很強地勸他，不要那樣作，並切切警告他，一個召會不能沒有年長的一代。

然而，封志理總是在香港召會製造難處。對此，李常受和弟兄們曾多次討論交通，他和張晤晨、張湘澤兩位弟兄，也盡力遮蓋並成全他，盼望他能接受調整，而在主手中變得更為有用，使召會能從他得着幫助。後來，李常受又打發杜煥章去香港，帶着積極的目的，盡力幫助並平衡他。可是，他的難處達到一定程度，甚至使那裡召會的長老鄭謙淵後來寫信給李常受說：“弟等多年見封兄的野心和脾氣，深恐我們退職，港召會由封兄任所愛為。”可見，他在香港召會是怎樣的一個光景。

一九八五年

年初，李常受繼續在台北勞苦，帶領訓練初期的全時間同工，並建立正常召會生活的榜樣。有一百三十位青年人進入全時間事奉，僅僅兩個多月，有十六隊共六百人為着福音被差遣出去。行動的中心、核心，就是那一百三十位青年人。十六隊以全新的方式出去，三周之內，他們就浸了一千九百七十五人。這是出自沒有老舊的傳統，也是改制實驗的開頭。

六月十六日，封志理在香港事奉者的聚會中，開始公開說批評的話。在他充滿暗示的談話中，比較嚴重的話，如：“主好像對我們說，不靠大漢，只靠身體”，這是何等傲慢，高估自己，所言屬靈大漢指的是誰？“只讀生命讀經，不讀聖經，乃是大錯，這是把召會帶到歧途上去”，什麼人和什麼召會只讀生命讀經呢？“職事去了高雄…這些話都是高抬個人，製造教皇”，何謂製造教皇呢？“今天還有許多人要立王，要代替主”，這許多人是誰，要立誰為王代替主呢？“職事站一直要取代教會書室”，這是根據什麼說的，能舉出事實為證嗎？

六月二十六日，美國加州高等法院，經一連串的調查取證，並採用專家（如美國宗教研究所所長梅爾敦博士，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宗教研究所沙禮巴博士，聖公會神學院及費城神學院院長葛逑思博士，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及比較宗教學教授史達克博士，富勒神學院心理學研究所資深心理學教授馬若黎博士，曾任美國教會歷史學會會長高斯達博士）證言，判決涉及《神人》之出版商及作者敗訴，並判原告應得一千一百九十萬美元。然而，在法庭宣判的前夕，“偽靈剖析會”預期會敗訴，竟突然宣告破產且沒有出庭，所以原告只得三百四十萬美元的懲罰性賠款。事後顯明，他們破產的聲明只是想要逃避賠款的責任，並且裝出遭受地方召會打擊的可憐樣子。這卑鄙的手段果然使許多人中計，博取了他們的同情。而在法院的取證中，有幾件驚人的證據出現：

一、作者尼爾-達迪在書中所描繪的，都是不經採證的捏造和誣陷。並且，他自身道德敗壞，如吸毒、尚未離婚就與情婦同居等。幾次在美國取證時，請他不到。後來他逃到歐洲，因為他無法面對真相，甚至企圖自殺。把他救活後，他吐出真相，書中的指控全是他惡意的、造假的毀謗。

二、關於神學或基本信仰上對李常受論點的引用，作者都是惡意的斷章取義，從未花時間仔細研究整體的教訓；有時還故意在所引用的字句中竄改原文，好將錯誤加諸其上。讀者因沒有機會直接去讀李常受的信息作直接考證，就被誤導了。

三、法院發現了書面證據，寫這些書本的原因，乃是由一個在美國校園中具有聲望的基督徒團體所策劃的（其背景見一九六九年的內容）。因為在六十年代末與七十年代初，有幾位他們組織中的帶領人，因為看見了李常受的信息而被這些真理吸引。這個團體因為懼怕他們的工作受到打擊，又想在美國維持他們原先的利益，就花錢請些所謂的邪教專家來攻擊李常受，目的是要將地方召會消滅殆盡，好維持他們預先設想的利益。這些資料都收集在長達五年的搜證資料中。

雖說訴訟花了五年時間，地方召會在兩本書的案件上都得了勝訴，終於使真相公告於天下；這兩本書被暴露出來，也被敕令收回，就受了制止。但同時，地方召會的好名聲受到了破壞，名譽在全世界已受了玷污。然而，若沒有採取這行動，那兩本書還會繼續破壞到極點。遺憾的是，現今卻有人指責地方召會好打官司，弟兄狀告弟兄，這樣的指責是愚昧無知的，只不過是不顧真理，不顧主的權益，不願意正視事實，豈不是同情魔鬼的行為嗎？

八月六日，封志理在香港事奉者的聚會中，又公開批評，如：“有人以為李弟兄就是主的恢復，沒有他就沒有恢復”，有人，指的是何人呢？在何處，可否具體指出例證？“已過二十年，我們中間人數沒有增加”，在這二十年內，僅在美洲、歐洲、非洲、澳洲就新增了三百餘處召會，根據什麼說沒有增加？“我們與大陸情形相似，常搞運動”，這指的是什麼，可有例證？“跟李常受身邊都是靠攏的人，所作的事都沒有結果”，這是侮辱弟兄，如此驕傲，誰又能與你同工？以上這些，僅是舉例列之，都是帶着許多暗示說的。從他六月和八月這兩次聚會談話，可以讀出發言者是個什麼樣的靈？是否在貶低主在地上各地的恢復？兩篇所言，明指暗射，是否無不以李常受為中心靶子或反抵對象？讀之，真是令人寒慄畏避！

十月，李常受和封志理有一次談話，主要因着封志理用水流職事站出版的英文恢復譯本內文，編了一本新約希中英對照本，並且送了許多本到台北福音書房要他們出售。他從未對李常受知會過一句話，也沒有得到李常受的許可使用恢復譯本內文，就出版這個對照本。於是，他們談到這個事，封志理同意不再出售該書，但遲至次年一月，他仍然在出售該書。

十二月，在台北的體育館裡有兩次大型的福音聚會，裡面能坐一萬兩千人。令人驚訝的是，第一次福音聚會就有一萬四千人，體育館裡的人超過座位所能容納的，也至少有七千位新來的人。當聚會快結束的時候，李常受呼召未得救的人接受主時，大約有一千五百人至兩千人願意接受主。而在德州歐文冬季訓練的最後二堂聚會中，李常受交通到出來全時間的事，結果有一百九十八位響應呼召要全時間。這實在是主的祝福。

一九八六年

二月五日，封志理經過西雅圖時，與堪倫-約珥（Joel Kennon）和史密斯-戴克斯特（Dexter Smith）見面，散布消極的話語。他忿忿不平，“不同意李弟兄實際的帶領”，說“我們都應當有自由跟從靈”。他又說到“李弟兄的錯誤”，並聲稱“在台北所發生的事不是復興”，在那裡的召會不過是“救了一些人而已”。

二月下旬，李常受在長老訓練中，說到神命定的路，也說到同心合意。他告訴眾長老：“我不再容忍我們中間的光景，並且我從主領受了負擔，要有一個新的開始。我也說我像基甸一樣吹號，呼召凡願意完全同心合意為着基督身體權益爭戰的人。我的意思不是所有弟兄都必須完全與我是一，我也不是說凡不跟隨我的就不再是主恢復中的召會。但我的確要那些不跟隨號聲的人不要批評或反對。因為凡批評並反對的人會製造難處，甚至可能造成分裂。”針對封志理多年的難處，以及對他的大加批評，他也略微提及說，他曾為一位弟兄受了十五年的苦。但他仍然遮蓋封志理，沒有在會中提到名字，有些弟兄還以為李常受是在說他們。

在出版的事上，李常受着重強調“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他說：“我們若對主的恢復認真，就必須避免任何一種在難處上的牽連。我們在中國大陸時，只有倪弟兄有出版，福音書房單單也惟獨屬於他。…我自己從未出版任何東西。我總是將我的稿件寄到在倪弟兄和他幫手之下的福音書房；我的稿件該不該刊登，在於他們的分辨。我喜歡有人檢核我的作品，看看在真理上是否有些不準確。…我們只有一種出版。一切都是經過倪弟兄的福音書房出版的，因為出版其實就是吹號。吹號不僅是在口頭的信息中，更是在文字上。

我盼望你們有些弟兄多多發展並解釋我所釋放的一切信息。不要僅僅說一些論點，加上你自己的‘色彩’和‘風味’，這使味道改變，把我的信息破壞了。…我不狹窄。我願看見你們眾人都成為神大用的僕人，那是何等美妙。但我不喜歡看見一些人僅僅重複我所說過的，假裝那是他們的作品，帶着他們的風味和色彩。…照着我可靠的觀察，那些刊物沒有新的亮光或生命的供應。其中也許含有一些聖經的道理，但任何生命或亮光的點，都采自水流職事的刊物。幾乎沒有一項生命或亮光，是我們的刊物所沒有論到的。

這不是說我很能幹或很有知識。這全在於我們主宰的主有沒有給你這一份。即使我在中國大陸寫了一些書，我也從來不敢自己出版什麼。我不喜歡有另一種聲音。只有一種聲音必定是一，所以我們必須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有些人在浪費他們的時間，撰寫並出版他們自己的材料。這不是他們的份。…我勸你們眾人要顧到這事。你必須吞沒異議，不要讓異議吞吃你。”

在訓練最後一天的早晨，他接到一封長達二十七頁的信，其中第一頁是信的內容，其餘二十六頁是四百一十九位弟兄的簽名，所有的簽名標明是來自各地召會的參訓者。這封信寫於二十一日，內容是：

“親愛的李弟兄：聽過您在這次長老訓練中的交通後，我們都贊同在主的恢復里要有新的開始。為此，我們都贊同要同心合意，並且單單藉着禱告、那靈和話，完成主這新的行動。我們更贊同在教訓、實行、思想、說話、素質、外表和彰顯上成為一，以實行這恢復。我們廢棄眾召會中間所有的不同，以及向着職事、職事站、和其他召會所有的冷漠。我們贊同我們所在地的召會與全地所有的地方召會一致。我們也贊同跟隨您的帶領，是您將神新約的經綸帶給我們，並且引導我們進入實行。我們贊同這帶領對我們的一是不可少的，並且承認在主職事裡的一個角聲，以及我們中間一位智慧的工頭。

我們更贊同在我們所在之地，絕對以新路實行召會生活；在家申聚會裡，藉着並基於家中聚會建造召會；帶領每位肢體習慣盡功用，無意倚靠任何偉大的講員；以教育的方式教導眾聖徒認識基本真理，使他們能教導別人，以傳播真理；在生命的長大上建造聖徒，使他們能供應生命給別人，彼此牧養，並照顧退後的人；帶領眾聖徒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傳揚福音；儘可能避免領頭；並且有家中聚集，在生命上養育聖徒，也有大聚會，在真理上教育聖徒。我們贊同前面各點都是照着神新約經綸而有的清楚且明確的聖經教訓。最後，我們贊同這新行動的成功是我們的責任，並要起來以我們約合人勞苦並竭力，仰望主的憐憫和恩典，使我們忠信到底。您為着主恢復的弟兄們敬上”。

二月二十二日，也是在安那翰長老訓練的最後一天，李常受和封志理有敞開的談話，另有杜煥章、陳澤全、余潔麟、林鴻四位弟兄在座。在談話之先，封志理很緊張，並且告訴陳澤全說，李常受要把他挪去。事實上，李常受主要提議兩件事：第一件，建議他回到香港時，應當向長老們敞開，接受他們的交通；第二件，關於出版的事，他應當曉得有著作權法，如果他要出版李常受的文字，就應當和水流職事站多有交通。另外，當李常受查問他在西雅圖所說的話時，他無言以對。於是，李常受告訴他：“雖然我知道你將我當作屬靈父親，但按照你在西雅圖所說的，我很難作你的屬靈父親。”關於這次談話，後來陳澤全見證說，方式是充滿關心、關切、和為父的心。

在這之後，李常受還對封志理說：“以往在你的《生命樹》雜誌上，你用了我的許多著作，卻加上很多竄改，而不指明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職事站出版的。我一直容忍這件事。但以後，你再不可竄改任何我的著作，並且在你的刊物上應當清楚的交代，這些是我的著作，是由水流職事站出版，又徵得許可使用的。否則我不同意你用我的文字出版刊物。”至此，封志理就停止出版那份雜誌。

三月六日，李常受在台北寫信給香港召會的四位長老，告訴他們他在二月間與封志理的談話，並建議：“切望兄等為主之故，完全向封志理弟兄打開，將兄等對他的感覺，無保留的，用愛心逐一說出，加以忠誠勸戒。深願封弟兄肯接受兄等忠告，使主的恢復不受虧損，使港中召會不受破敗，也使他不至失去在主手中之用處，而得蒙主身體的保守。”

三月三十日，南加州的英格斯很強地為着同心合意以及職事說話，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特會裡說：“當你離開了職事，你就是離開了你起初的愛；…當我們離開了職事，我們就已經墮落了；…職事把生命樹帶給我們；…職事預備我們，使我們能忠信以至於死；…當我們接受職事，…我們就得着隱藏的嗎哪，…職事對我們就像晨星一樣。…主是藉着職事回來，…職事把七靈帶給我們，…以及藉着持守職事，我們就成為非拉鐵非。”由此可見，李常受在二月份長老訓練中釋放的同心合意的信息，僅僅一個月後，這篇信息就被英格斯在別處釋放出來。這顯明李常受的信息，在弟兄們中間得着印證，並且講的人向着他的職事是非常積極的。

四月十一日，李常受考量了二月份參訓弟兄們聯合簽名給他寫的信，他多少有些擔心簽名的弟兄們不完全認識他們信中所說一些話的意義，所以他在回信中表示他對該信之懇切、真誠、忠信的關切。他回信說：“親愛的弟兄們：收悉諸位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信及簽名冊，至感。深感虧欠，遲延至今始得暇覆函致謝，至感諸位簽名信中所表之意。與職事為一乃重大之事，其影響極為嚴肅。其適切定義非為跟從任何人，任何道理，或任何運動，乃按主異象而與主今日之行動為一，並與高舉任何人，或推動任何工作之內在因素。願主憐憫並施恩與我們，不使此一舉動遭人誤解、誤用，予仇敵撒旦有可趁之機，而阻擾主今日之行動。甚願此一舉動合於主用，吞滅已過甚至已存在我們中間一段時日，不合一之毒菌。願主記念諸位所致美意，並祝福諸位在祂裡面之勞苦。你們在基督里的弟兄李常受啟”。

這封回信是以交通方式寫的，含有很強用意，要使簽名弟兄們對與職事為一的正確定義，有深刻印象。按照其中措辭，李常受的覆信向弟兄們指出，他們信中所表達與職事為一的方式，可能會被一些人誤解或誤用，而造成難處。他說這種誤解或誤用，很可能圍繞在高舉一人的想法上。有慮於此，在回信中他提醒簽名的弟兄們，與職事為一的適切定義，乃是與主的行動為一，“並無高舉任何人，或推動任何工作之內在因素”。因此，在李常受覆信中所表達的，可視為警告。他給出這個警告，或許是因為當時他裡面的直覺。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回信後，僅過了二十個月，其中約有六位就收回他們的簽名，定罪同心合意。他們竟像反背之弓，把箭頭轉向射箭的人。他們自食其言，忽視他們所接受並承認的真理；不顧他們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所寶愛、高舉、推展的主的恢復；行事不像君子，反而是密謀毀壞李常受職事的不真誠之人；不看重他們在那忠信之主前的忠誠；並且起了改變，暗中勾引別人加入他們在黑暗中的背叛，遂行他們的計謀。對此，李常受回應說：“由四百一十九位弟兄簽名之信的全部意義，乃是向我保證，他們為了主的恢復，願意並忠實的保守同心合意。如今以上所提那六位，因着他們不穩的體認，有了變動。無論他們的體認是什麼，沒有人能否認，照着神聖的話語，同心合意不僅是對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使我們能為着主在地上的權益，在一起工作。在我們中間，不該有人稱義或推動主行動中的不一與不同。”無論如何，後來背叛的情形都已真實地應驗了他的警告。主宰的主凡事都知道，並主宰一切的事。

四月期間，香港召會的四位長老接到李常受的信後，其中有兩位從香港到台北來見李常受，交通封志理的問題。他們回到香港時，李常受於四月二十六日又寫了另一封信給那裡的長老，列舉封志理在前一年所說的那些暗示的話，並指出這些批評的嚴重性。他們進一步勸告封志理，最後封志理寫給李常受兩封信，向李常受道歉他出版希中英對照本。雖然如此，但他心裡仍是產生不滿和怨恨，認為李常受是在公開地責罵他。

五月，因着在德國斯圖嘎召會服事的蘇民強的邀請，由於李常受繁忙，無法親自前往，就有五位弟兄從美國代替他去那裡訪問。期間，腓力斯-本生說了一些有關水流職事站的話。他是在出版書刊和錄影、錄音帶的範圍內說那些話的。而格雷富瑞（Ray Graver）因為斯圖嘎水流出版社不是用水流職事站的設備，乃是用他們自己的，又為了李常受到斯圖嘎時，水流職事站的錄影和錄音設備與斯圖嘎水流出版社的線路都能配合，就問起“線路從何處架設，錄音室在何處”的建築藍圖，提議在斯圖嘎的弟兄們把“藍圖”交給李蒙澤（李常受的兒子，當時為水流職事站經理）看，以得着相當的幫助。本來這些事都是在出版書刊和錄影、錄音帶的範圍里，為着彼此得着幫助，與斯圖嘎召會的事務無關，卻被斯圖嘎召會的幾位帶領弟兄誤解，看作是某種“暗示”或“干涉召會，李蒙澤尋求權力、想要控制眾召會”的證據，其中至少包括了克漢-比爾（Bill Kirkham）、蘇民強和烏蘭布魯（Jorn Uhlenbruck）。並且，隨着這種先入為主的誤解，加上從英國來的誤解和傳聞（水流職事站準備在英國設立分站），使得他們裡面產生難處，以致後來愈發加深。

然而，當時蘇民強在與帶領弟兄們的交通中，仍是很強地見證說：“我們在主的恢復中絕對沒有控制，我確信我們的弟兄（李常受）在這件事上是一個獨特的見證。他從不控制我們；他從不控制任何地方，他也從不控制任何事物。但是這裡有一個獨一的領導，並且我們需要這個領導。不是像李弟兄所說的百分之八十，…我們乃是百分之百的需要這個領導，需要百分之百的跟從這個領導；…我們需要操練我們全人，百分之百的跟從，甚至是仔細的、細緻的跟從。”

關於水流職事站，他又說：“我們（需要）為我們這一面的無知與漠不關心悔改，…需要建立這樣的關係…職事包括職事站，這二者乃是一。…我確信我們能說，仇敵的攻擊之一，是特別朝着（職事站），而不是朝着李弟兄，這攻擊是從內部來的。…職事需要職事站實際的配合，…眾人應當為職事站和職事站的經理禱告。…你看，若沒有這個職事站，主今天在地上就無法行動，…事實上，主當前的行動相當倚靠職事站的功用。…所以弟兄們，對於我們真實需要顧到這兩件事的交通，我響應並說阿們。（第一件事就是要顧到）我們弟兄的領導，…需要絕對跟從他的帶領。同時，我們也需要顧到職事站。如果我們與職事站沒有關係，就該建立起關係。…如果我們不採取步驟與使徒並與水流職事站有交通，不用太久，我們就會走岔路。…我們看見文字的重要性，實際地說，不僅每個地方或每個國家該出版自己認為當地需要的東西，更是在出版東西時，真正與水流職事站多有交通。…凡是職事今天所說的，就是主今天所說的。”

說起蘇民強，一九七七年冬季訓練期間，他從斯圖嘎來告訴李常受，急需款項購買作斯圖嘎會所用的房地產。隨即，李常受把斯圖嘎召會這個需要交通出來，結果有二十多萬美元奉獻出來，送到斯圖嘎。一九七八年初，水流職事站把一些海外錄影訓練的奉獻款轉給斯圖嘎，幫助他們支付會所的貸款。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蘇民強的陰謀在美國已經形成後，水流職事站仍是把最後一筆奉獻款送到斯圖嘎。轉給斯圖嘎的款項共計十一萬多美元，加上為購買會所的特別奉獻，送到斯圖嘎的款項，總數達到三十三萬多美元。另外，當五位弟兄在斯圖嘎的時候，看到有些錄影帶並沒有複製分發，他們也不用水流職事站的設備，李蒙澤就問蘇民強是怎麼回事。蘇民強說，他能立即預備一百台機器。李蒙澤聽後就失去了信心；他希奇為什麼蘇民強無法負擔小錢複製和分發錄影帶，卻能預備一百台機器。他到哪裡去得這筆款項？他的用意何在？他真的打算立即買一百台機器麼？

五月二十三日，蘇民強與三十九處召會的六十三位弟兄們一同聯名寫信給李常受，說：“藉着你所打發的弟兄們的交通，我們裡面對神新約的經綸，並對主恢復中新行動的異象，已經得了更新並加強。不僅如此，藉着與弟兄們甜美的交通，喚起了我們心裡要與主恢復中眾召會有交通的深切渴望。…為着主在地上的負擔和新的行動，我們與你完全合一。…我們駁斥眾召會之間一切的不同，以及向着職事、職事站、和別的召會一切的漠不關心。…我們也同意，要緊密地跟從你的領導；你是把神新約經綸帶給我們的人，你曾經領導我們，現在仍然領導我們進入其實行。我們同意這個領導對我們的同心合意是不可或缺的，並承認在主職事中的一個號聲，以及在我們中間的一個工頭。…我們看見並同意，正如你所交通的，在西方世界主恢復的擴增和擴展，百分之八十是由於文字出版。我們把自己完全交給這個翻譯與擴展職事的工作，並絕對與水流職事站配搭，承認在主恢復中只有一個工作。…在歐洲與非洲的眾召會向你問安，李弟兄，我們愛你。”

夏季期間，在斯圖嘎的弟兄們與水流職事站之間有了安排，要在德國歐文印刷德文書籍。同時，水流職事站也決定在英國設立分站。但這兩件事蘇民強並不贊同，而他與職事站之間就開始有了磨擦，這個磨擦逐漸惡化。李常受並不曉得有關磨擦的詳情，仍是一直對蘇民強信任和看重，甚至他在安那翰召集的一次聚會中，邀請一些弟兄，包括蘇民強在內，全體與他一同去台北，幫助那裡的全時間訓練。因為李常受覺得，所要作的事是新的，弟兄們都應當放下老舊的作法。他盼望蘇民強能有份於這個行動。但蘇民強說，因為他必須在生意上幫助他弟弟，所以他不能去。可後來他告訴漢森-弗雷德（Friedel Hansen）說，他不在這個訓練上有份，是因為余潔麟和韓德璞（他認為這兩位弟兄走偏了，並且他們與他想要打倒的全時間訓練和職事站有關）。

七月，張湘澤在參加美國歐文的夏季訓練時去世，享年八十二歲，他晚年中風又眼睛失明。安息聚會上，李常受在會中痛哭，並且評價張湘澤“的確是個得勝者”，稱讚他身上的四個特點：“第一、他是絕對地尋求並跟隨主以及祂的恢復；第二、他在主恢復的職事中是有用和忠信的；第三、他不變的、持續不斷的與職事是一；第四、他完全不顧自己的性命。”

八月，在台北開辦“聖經真理召會事奉訓練”，這是正式的第一期全時間訓練。因為在新路改制初期，因屬實驗階段，各面尚未齊備上軌道，所以由職事站來總管、備辦各面服事。職事站的角色，乃為配合訓練各方面作利未服事的事，其目的乃為產生正常、活的、能盡功用之基督身體上的肢體。直到一九八九年新路改制成功，就把這個訓練交給台灣的弟兄們，而稱全名為“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初次訓練，約有二百五十位全時間服事者從美、加各地，以及非洲、歐洲、澳洲及南美等地來台，與台灣的四百五十位全時間服事者共同展開為期四個月的訓練。藉着這訓練所作的研究和實驗，主帶領祂的恢復走上前所未走過的新路。而實行出外叩門、帶人得救、給人施浸，這是新路的頭一步。

同時，李常受清楚地看見，主的恢復要有新開始的路，乃在於改變聚會的制度。這新的開始必須革命性地推翻不合聖經以及傳統聚會的路。若能推翻這種聚會的路，宗教階級制度在地方召會中間就沒有地位；必須要推翻大聚會一人講眾人聽的路，這就是廢掉聖品階級與平信徒的制度。正確聚會的路乃是滿了彼此互相的。然而，他也預料到，並非所有的聖徒都會實行新路。在主耶穌的時候，不是所有的門徒都絕對地跟從主。主曾一時向五百多位弟兄顯現（林前十五6），但在耶路撒冷的樓房裡，包括姊妹們在內，只有一百二十位門徒留下來。

自從改制、實行新路，推動叩門傳福音，弟兄姊妹曾在一百天之內，受浸了七千一百人，再過一個多月，又受浸了一千一百多人；加起來共八千二百多位。這個數字是個證明，說出這條新路確有其效能。有位從美國來的弟兄見證說，在那一百天之內，他為一百二十九人施浸；馬來西亞來的一位弟兄說，他浸了一百二十位；一位安那翰來的弟兄說，他浸了八十幾位。而此後有一個季節，最多生了三萬八千人。那麼，光是生，人不盡功用，又在真理上得不着成全，以至於留不住人，怎麼辦呢？這就需要眾聖徒不留在舊路裡面，而要有實際的實行，就是聯於生養教建；生了以後，就需要養，需要走新路。新路是什麼呢？新路就是要把聖徒恢復到人人都盡功用、人人都事奉的地步，讓聚會是屬於人人的，而不光是外表的大場面、大聚會。並且，實行人人傳福音，而不是光靠大聚會傳。假若誰什麼都不會講，拿着《人生的奧秘》這本福音小冊子，讀給人聽總可以。這樣推行的目的就是要每一個人都去傳福音。

八月十八日，蘇民強給李常受寫信，表示他對水流職事站的安排和決定感到不愉快。與此同時，李常受收到克漢-比爾的來信，知道必定有種誤會存在。但因他在台北帶領全時間訓練沒時間答覆，也沒有完全注意這事，更沒有與任何人談論。

十月，蘇民強訪問台北，停留十天，第一次有了批評。他說訓練教人施浸所用的方式只能行在台北，若行在德國是行不通的。他也說，李常受在台北訓練所作的，只是為着台北，而他蘇民強必須考慮全地的局面。他接着批評那些在訓練裡帶頭的人，指責他們把人鼓動起來，又說他們給李常受的報告故意使人誤解，真實的光景卻不讓李常受知道，並說新路有許多問題，卻不讓李常受曉得。在他離開台北前的當晚，他與一位帶頭的長老和一位同工吃飯談話，再次批評全時間訓練。這些批評的話，後來都可由巴登（Jim Batten）、維登羅倫（Roland Verdon）、林穣和希嘎西-霍華德（Howard Higashi）等弟兄作見證。並且，他私下的談話，也使英國有些聖徒感到相當為難，以至於到李常受那裡，詢問該怎麼辦。

十一月，李隆輝訪問香港召會。封志理對他說：“職事站有關的聖徒訪問香港時，沒有經過召會執事室的正確管道。他們來香港不是來聚會，乃是來觀光、購物。”李隆輝說：“我不是來觀光、購物，乃是來參加聚會。”封志理還是繼續不斷地發出指控，他攻擊弟兄們宣告與職事是一，說弟兄們只是“唯唯諾諾的人”，是在跟從並高抬一個人。他又說，主的恢復在真理和實行上都錯了，台灣的全時間訓練是完全失敗的。當他這樣說時，李隆輝很誠懇地回答他：“封弟兄，你若有問題，特別是在真理上有問題，讓我們來在一起，與李弟兄交通這事。”然而，封志理說他不會這麼作，因為李常受曾公開責罵他，得罪了他。他不會與李常受來在一起，除非李常受向他道歉。李隆輝開始發現，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真理，乃是別的事。他也發現封志理沒有和解的意圖。

十二月十八日，李常受寫好給克漢-比爾的覆信，但遲疑了十三天，直到這年最後一天才寄出。本來他想把克漢-比爾的信連同他的覆信帶去，與曾去過德國斯圖嘎的腓力斯-本生有交通，但很猶豫，最終沒有給腓力斯-本生看，因他是要盡他所能的消除糾纏，減少談論。

在這個冬季，有一次，羅斯密召會的王智仁和關同安來問我李常受，包爾-弗蘭西斯（Francis Ball）是否能加入他們那裡的長老職分，因為張宜綸已於前一年安息主懷。李常受對他們的建議覺得很好。故此，包爾次年二月一日，由關同安和工智仁在一個主日早晨聚會中介紹給羅斯密的聖徒。不久以後，由於台灣工作的需要，包爾就去了台北。

截止年底，在美國共有一百零八處召會，約一萬一千位聖徒一同聚集。而在巴西和南美，共有一百三十處召會，約五千位聖徒。此後兩年，聖徒們藉着登門訪人傳福音，全南美就達到二百五十三處召會，僅在巴西就有一萬人得救並受浸。巴西聖徒們的經歷，見證主的新路是可行的。

在此，實在需要提及一件事，即便現今，這件事仍在網絡上流傳，其源頭主要是來自香港那些持異議的反對者。他們宣稱說，根據一九八六年台北“白馬訓練”的報告，在台北的訓練中心中，傳出許多頌揚李家父子的頌美之言，竟至呼求李常受。這樣的控告是邪惡的，因為“呼求李常受”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神的兒女中間，若有人教導呼求人的名而不呼求主的名，就該被定罪的！因此，對任何這類的指控，應該有詳細具體的證據，否則就是亂扣別人的帽子了！異議者說，他們根據報告，不知這份“報告”的詳細內容是什麼？這份“報告”是誰寫的？裡面有沒有提到誰帶領“呼求李常受”的？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發生的？是一些剛得救新人一時口誤的見證（當然，連這樣的口誤也需要立刻糾正的），還是訓練正式的帶領？若真的發生這麼大帶領的異端，當時為什麼沒有人起來抗議？為何在網絡上遲遲不見“報告”的附件或原本，是否因怕被人拆穿事實的真相，而別有用心地故意栽贓抹黑？只要想想這些問題，其中的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 待續

 

 

高恩燦:歷史的簡說(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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