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林昭
by 彭令范
林昭和我是嫡親姐妹。她原名彭令昭，父親給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學班昭。她起先用林昭為筆名，後來才正式改名為林昭。母親為此感到很不高興，認為這是姐姐與家庭疏遠的一種表現。
姐姐是長女，有一段時間家中只有她一個孩子，即使父親喜歡男孩，姐姐還是得到許多優惠和專利。加之她天資聰慧，對文學有特殊的穎悟力，很小就投稿，在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曾有類似“神童”的稱號。另外她身體嬌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親曾告訴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氣得只會哭。反正她是家中一個“寵壞”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愛文學，但有不同的偏愛，她喜歡魯迅，我喜歡巴金；她喜歡馬雅可夫斯基，我喜歡萊蒙托夫；她喜歡狄更斯的《雙城記》，我喜歡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歡華彥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歡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她喜歡杜甫，而我則喜歡李白。她喜歡哭，她的哭是撒嬌，是憤怒，是發泄，並不一定是悲哀。我極少哭，特別是經歷過種種塵世磨難後，我既沒有眼淚，也體驗不出哭的感情。我認為哭只能表達原始的悲哀，我的淚，流向心靈的深處。
姐姐有強烈的正義感，鬥爭性強，有熾熱的愛，也有或許是過分的恨。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蘇州景海中學高中畢業，那時她17歲。父母親理所當然地要她進大學，她卻暗自去考了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錄取後姐姐堅持要去，母親則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來整理了一個小包裹。我當時和她同住一個房間，就問她，你做什麼？她說，不許響！然後她從窗格柵欄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從前門出去到我們住的房間中間還有一條夾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門晚上閂上門閂，不熟悉的話很難離開。等她正在夾弄里摸索的時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裡的老保姆王媽。我說快去告訴母親，否則明天她會非常生氣的。王媽立即去了，母親馬上趕了出來，此時姐姐還未打開大門。於是母親把她“捉”了回來，對她說，明天早上再談。姐姐回到房裡大發脾氣，把我和王媽罵得狗血噴頭。
事情並未了結，第二天姐姐仍執意要走，母親堅決不許，於是形成僵局。最後母親傷感地說，苹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話，以後你就不要再回來了。姐姐毫不猶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來好了。這一下母親生氣了，說你口說無憑，立下契約，今後一去，恩斷義絕，以後“活不來往，死不弔孝”。姐姐說，好，我就寫。姐姐隨即拿起筆來一揮而就。她到底寫的什麼，我沒有看到。接著她拿起包裹，揚長而去。母親呆呆地好幾天沒有講幾句話。姐姐去後，大概有兩三年與家裡不通音訊，似乎真的斷絕了關係。到後來，蘇南新專的教務長羅列曾到我家和我母親談了不少時候。事後母親很生氣，因為姐姐再填表時，在家庭成分這一欄里填了“反動官僚”。
以後，姐姐又考進了北京大學新聞系。
姐姐進入北大後一度很受人注目。她當了《紅樓》編委，又是游國恩教授的得意門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轉到中文系，因為她的文學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裡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來，給我留下較好的回憶。有一天，她給我看一首名為《無題》的詩，我看後說，有感而發，你似乎愛上了什麼人。她笑著說，小鬼丫頭，你怎麼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講來聽聽。她說，我在舞會上遇到他，他很注意儀表，舉止瀟灑。那天，我很隨便地頭戴一個由野花編成的花環，頻頻起舞。他請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幾天，我在未名湖冰場上走，他在後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過頭去和他打招呼。我對姐姐說，要是我，就不回頭 ，看他怎樣？她說，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後來在《紅樓》編委會上發現他也是編委之一，另一編委是山東人，對我很感興趣，老是纏著我講這講那，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們交個朋友吧。我說，我們是朋友呀，他堅持要和我做進一步的朋友。我說不大感興趣。他又說，你不妨培養一下這種興趣…….《紅樓》編委張元勛等貼出北大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張元勛因涉及“七人集團”欲往英國代辦處政治避難而以參加反革命集團被捕。到“文革”時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張元勛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來上海提籃橋監獄探監。後來姐姐被“鎮壓”後，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說他是逃犯。我認為張對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賞他的風度。
姐姐成為“右派”的詳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張元勛他們的那張大字報。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論壇”上宣揚“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當然還有不少理論觀點。據說她並未劃為“極右分子”。北大新聞系後來併到人民大學。合併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勞動，一度與譚天榮在一起，他們感情不錯，姐姐稱譚為小弟。後來譚天榮也被逮捕了。平反後譚在蘭州大學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學後在資料室勞動，與王前同在一室。後來在學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歲參加部隊，在四川參加過土改，隨後南下，在軍隊中成長，以後保送到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習。在特定的環境下他和姐姐相處得非常投機，組織上警告他們不要來往，他們非但不聽，反而計劃要結婚。組織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勞改農場，他以後歷盡艱難從新疆回到北京，那時姐姐早已被“鎮壓”了。一直到“四人幫”倒台，姐姐平反後，在北京開了一次追悼會，甘粹在會上唱了一曲林昭譜寫的歌曲《你在哪裡》，粗獷的歌聲傾訴了他所有的感情。張元勛會後對我說，林昭這首歌是寫給譚天榮的。
姐姐在北京勞教了兩年多，因支氣管擴張，經常咯血，母親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養病。母親常為此後悔，說如果讓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會出事，我卻認為像姐姐的個性，任何地方都一樣，她的結局是不會改變的。
姐姐不論在劃了“右派”之前還是之後，她的思想是不變的。她是一個革命極端主義者，沒有中間道路，沒有妥協，沒有調和，“不自由，毋寧死”。她的志向是要改變社會，改變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變人的思想意識，即使她的思維邏輯並不完全合理，但她認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爭議之處，她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復興公園遇到蘭州大學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為觀點相似，往來頻繁，以致後來被稱之為是個“集團”。他們認為對彭德懷的處理不公，對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嚴重的錯誤，因未被公允處理而強烈不平。對南斯拉夫被稱之為修正主義，認為是莫須有的罪名。這些觀點，他們寫成信件寄去北京有關方面。他們似乎並未考慮到事情有複雜性，只以為陳述自己的意見是正常的行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派人去蘇州將姐姐逮捕。
那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分居，父親住在蘇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親家裡。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親的房內。公安人員進來進行了搜查，把罐頭都打開來看，姐姐譏諷道：如果我有能耐將情報藏在罐頭裡，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了。恰好這時父親闖了進來，他立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地說，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說著踉蹌離去。不到一個月，我父親自殺身亡。
姐姐逮捕後認罪態度惡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則各為7年和13年。事實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參與者，只因為她的態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醫，我和母親去靜安分局接她。她帶了一隻小包裹出來，一見我們立即往回走，並說我不回去。當時分局的人都很驚訝，大概從來沒有見過有人不願回家的。在分局的門房內折騰了半天，姐姐對母親說，你怎麼這樣天真，他們放我出去仍要抓我進來的，何必多此一舉。後來公安人員說，你們想法把她帶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執意不走，我和母親根本拉她不動。最後由母親請一位朋友家裡的花匠來，硬把她按上三輪車載回家裡。
姐姐保外後，情緒漸見好轉，很喜歡講話。總是要告訴我們獄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們都不想聽，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說，她說，哎，你們要不要看“雜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銬了一百八十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反銬了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臉、吃飯和大小便。母親說不要瞎說。姐姐說，真可惜你們不要看我表演，因而喪失了一個機會理解二十世紀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她說著，空氣似乎凝結了，我們都無言。
這時候，姐姐和母親常常發生齟齬，有時為了生活細節，有時也為了經濟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親數落了姐姐幾句，姐姐說，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說完就往外跑。母親馬上對我說，快跟著她！於是我立即追著她下樓，追上了她，說什麼她也不肯回來。我最後只能說，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還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時候，她才慢慢地走回來。
母親很自信，總認為姐姐在她身邊不會出事，於是把姐姐帶回了蘇州。在蘇州她遇到了另外兩位“右派”，由於姐姐對“右派”有深切感情，她與他們立即引為知音，演出了一場什麼戲劇我並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獄。以後，姐姐被囚於上海提籃橋監獄。但是我們不被允許去探監。有一次一位與姐姐同禁於一囚室的人釋放出來，找到我們說了些姐姐的情況，說她身體虛弱，經常咯血，但還絕食抗議，割破血管或用針刺出血寫血書，她處處與監獄管理人對立，態度強硬，看樣子凶多吉少。
我最後見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時“文革”已開始，母親已被批判，編入“學習班”。我接到監獄接見通知後，因沒有錢，不能買姐姐要的全部東西。去見的日子正逢全市大遊行，全市公共車輛停駛，我從早晨8時出發，走了5個多小時，才看到提籃橋監獄灰色的牆。
我遞上了接見通知，那門房警衛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後讓我進去排隊。那鐵絲網分隔著家屬和犯人，看守檢查著送去的東西，我站在那裡茫茫地等待。許多比我晚來的家屬都已走了，只有一條長凳上坐著我一個在那裡，我實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記了我還沒吃中飯。到夕陽的最後一道餘暉閃耀的時候，一個監獄人員走過，我就問道，還要等很多時候嗎？他沒有正視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還得等！難道等待就是我生活得主題嗎？我想起了小時候看過《基督山恩仇記》，我特別欣賞它的結束語：“在上帝揭露人類的未來以前，人的一切智慧時包含在兩個詞裡邊：‘等待’和‘希望’。”然而無窮無盡的等待時難以忍受的。
最後，當所有的家屬都已走光，犯人們也都回到監獄，姐姐出來了。她渾身縞素，上穿白襯衣，下穿用白被單做成的白長裙，她的長髮從頭頂部紮起一把拖在一邊，就像京戲中旦角受刑時的打扮；另外，在她的額頭用一塊白布條圍住，上用血寫了一個“冤”字。她慢慢地走了出來。我懂得了為什麼我得等到最後一個接見。隔著鐵絲網，我輕聲叫了一聲姐姐。她說，怎麼媽媽沒有來？
她已經開始不高興了。我說她在蘇州不能來。她說你帶來些什麼東西，我要的席呢？我說我沒有錢買。她說，哼，母親不在，你就用不著來看我。說完轉身就往回跑，甚至看也沒看我一眼。我把旅行袋交給了看守，仍呆呆地坐在那裡。我不知道後來自己是怎麼走回去的。我沒想到這是我們姐妹一場最後一次的見面，而且她還生我的氣，她還不知外面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展開。
1968年5月1日，我從鄉下回滬休假。下午二時左右，我聽到有人在樓下叫母親的名字，我就開門出去，上來一位公安人員，他問是林昭家屬嗎？收五分錢子彈費。母親問什麼？ 我非常冷靜地從抽屜里拿出五分錢給他。當母親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後立即暈厥過去。
姐姐罹難後，我們沒有見過判決書，也未看到任何公開審判告示貼出，像當時一般判死刑犯人一樣。大概半個月後，母親的一個學生黃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區離提籃橋不遠。我去後，他告訴我在他家附近一條街道的電線木杆上貼著有關林昭的判決。他說，你如果要去看的話，到天黑了帶一隻電筒去，不過得小心。我又緊張又焦慮地找了許多時候，終於在那不受人注意的電線木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種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語句，讀來很吃力。在幽暗的電筒光下，我背下了判決書。我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靜的夜晚。
打倒“四人幫”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歷史的審判》，其中有一段關於林昭的記載，成為林昭平反的序曲，應該感謝陸拂為先生給穆青先生提供了材料。此後陳偉斯先生在上海《民主與法制》上寫了一篇《林昭之死》的文章。不久後上海靜安區法院開始對林昭案件清查。其間我曾去提籃橋監獄訪問過監獄醫生，他曾一度為林昭而受過處分。我向他了解的一些情況均屬第一手材料，包括姐姐在世的最後幾天，以及從病床到刑場，還有姐姐在臨刑前監獄內開的審判會的情景和龍華執行時見證人所說的，這一些我都不想說也不忍說了。
姐姐已去世30年了。我經常在夢中見到她，見到她不高興的樣子，醒來總覺得無限的傷痛。我既不能捍衛她的信仰，籍承她的寫作能力，即令寫一篇有關她的文章大概也不會使她滿意。她的淳正樸實對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摯熾熱的愛和恨，她的不屈不撓執著的信念，還有她毫不妥協的犧牲精神，或許正是這偉大而可悲的時代所缺少的應有的品格罷。林昭的道路也許將湮沒於下一世紀的曙光中，我希望年輕的一代不再承受林昭的種種痛苦與磨難。新世紀的寵兒們，當你們沐浴於陽光燦爛、歡樂充盈的新時代，是否會留下神聖的一角來悼念林昭“未完成”的傑作呢？
我如今在異國求生存，中年從零開始另一種生活和職業是很艱苦的。我仍有我難言的痛苦，沒有歸屬的空虛，但我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平庸之輩和失敗者，甚至還不甘心像茨威格那樣留下“遺書”，我的最終一切有賴超自然的控制。 相見則是緣，能成為親姐妹當然更是緣分。不過我不相信來世，就像歌德說過的，如果是幸福、快樂的一生，此生已足；要是痛苦、坎坷的一生，又何必再來？幽冥異路，我和林昭姐妹一場也就從此終止了。深深的遺憾也難以彌補，淡淡的歡樂已不再復現。
一切認識林昭的人，請在你們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幾分鐘來悼念她吧，她是愛你們的，這種愛，甚至遠遠超過我們姐妹之情。在我失去姐姐後，感謝你們把我當作你們自己的妹妹一樣。當我第一次聽到姐姐的新專同學陳祥蓀對我說，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們大家的妹妹。我聽了是很感動的。
無論生活多麼不公正，無論人性多麼險惡，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滿希望的聖光永遠存在。
姐姐，安息吧！
“北大”風雲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蘇最高考分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在這座民主搖籃里， 她猶如投入了慈母的懷抱，她滿懷信心地希望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女記者。她的寫作計劃滿滿一大堆，她要為寫《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寫傳記，要把魯迅的小說《傷逝》改編成電影，她因為參加過土改，要寫一本《中國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飛翔的海鷗。同時，她也如同當時敏銳的知識分子一樣，面臨了早春天氣的壓抑感，當她看到電影《武訓傳》被批判，又經歷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運動，她產生了一種迷惘與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兒在開放，整風的消息傳來。她在5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在這樣的春天，到處談論著整風，我們懷著興奮的心情，期待著……昨天出現了第一張責問主席團三大的代表由誰選出的大字報，隨後出現了用大字報幫助黨整風的建議……夜裡，大飯廳前出現了更多的大字報。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5月19日，由學生張元勛等貼出《是時候了!》的大字報，用詩的形式寫道：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弟兄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首激情的政治詩，激動了林昭，她沸騰了，當她看到有人反對這首詩時，她說，是這樣的嗎?不，絕不。她也忍不住寫詩支持《是時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捲入了這一民主浪潮。
與此同時，學生譚天榮在廣場上發表了演說，並與人展開辯論。到處是一團團的人群。 林昭對譚天榮的演說發生了興趣，使她震驚，她認為他是一個能獨立思考、不墨守成規、敢於提出自己的新見解、敢於觸動權威、富有創造性的人。她認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是祖國最需要的。她滿懷喜悅地注視著這位同學的神採風姿…… 至25日，校黨委書記江隆基做了講話，認為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體黨員虛心耐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不要沉不住氣，要繼續支持大鳴大放。
可是到26日，廣場出現了“反對惡意煽動誹謗!”“馬列主義衛道者萬歲!”等標語，出 現了新的辯論。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說隨著運動的進展，出現了一些背離社會主義的言論，是右派分子乘機向党進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說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神經錯亂，是“狂人”，是“瘋子 ”和“魔鬼”。她在日記中寫道：“是這樣的嗎?不!不是!”“……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當最知道孩子們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無濟於事了，這隻剛學會飛翔的海鷗，一頭栽進了羅網，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於是像牛虻一樣瘋狂了。她把一切啟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學過 的蘇南新專的一位老師發出了“責難”：“你們為什麼當時教育我要誠實、坦率，而沒有教 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與悲憤交織在一起的情緒，噴發為瘋狂，由瘋狂而走向絕望。她在絕命書中表白：“我的悲劇是過渡時期的悲劇，人們只看到我流淚，卻看到我心頭在無聲地流血……”她對那些在歷次運動中用別人的血來“染紅面貌的人”是深惡痛絕的。她說：“我 不愛也不能愛所有的人，那些折磨過踐踏過我的人，願我的影子永遠跟著他們，讓他們永遠記得曾出力把我拉開生活，殺死我，讓他們身上永遠染著我的血。”
林昭自殺被搶救後，她大聲說：“我決不低頭認罪!”林昭這些絕望中的表白，在當時自 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主要的工作是為學校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整天查閱過去的舊報紙。工作由王前(劉少奇同志前妻)領導，還有一位是人民大學學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對林昭等十分同情，對他們沒有多加管理，她見林昭身體不好，還時常送些食品給她。這一年多時間，林昭的生活還算平靜。
可是林昭的心情並不平靜，她在思索，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規模的群體性的大冤案?為什麼好心幫助黨整風提出的意見，統統都被說成是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罪行?
她時常徘徊於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輩，她也在這裡尋求答案。她的難友勸她不要碰硬，雞蛋是碰不過石頭的。她立刻嚴正地回答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她又在日記中寫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斷地求索，但是現實所回答她的卻是絕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輕，孤身隻影在北京，雖說有朋友可以照顧，但在臥床治病中卻必須有家人照料。我母親得知消息後，急忙來到北京將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經過調養後，漸有起色。她是一個不耐寂寞的人，總是經常要出去走走，去圖書館、去公園。在日常去公園散步時，逐漸認識了幾個青年朋友，時間久了，相互間不免要縱論時事，漫說中外。1958年，中國大地上又出現了一場極大的折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天等於二十年”、砍盡樹木大煉鋼鐵等浮誇風瀰漫全國。他們幾個人談論著那種“瞎指揮”的“共產風”，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多久他們又眼看著生產蕭條的景象出現，物資迅速匱乏，什麼也買不到，街道上排滿了長隊，人們因營養不良體質迅速下降，浮腫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處的大哄大嗡依舊。林昭和她的幾個有共識的朋友們，率直地對當時那種隨意性極大的左傾政策表示不滿。 他們又談到廬山會議彭德懷按照組織原則如實反映了情況後而受到批判和撤職一事更覺得是非顛倒。他們懷著赤子之心表達著自己的共同看法，編了一本名為《星火》的刊物，陳述著他們的針砭時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寫了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編印未被批準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們純粹為一股政治熱情驅使，不顧一切地傾吐著他們的衷腸之言。他們看到了一本《南共綱領》的書，認為南斯拉夫的情況與中國有類似之處，很值得參考借鑑，於是也寫成了文章。以後他們又將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寫成一篇報告，準備寄給領導機關參閱，希望對某些錯誤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說，這是一種極危險的探索方式，結果他們都沒有預料到，他們被以“反革命小集團”的名義被捕了。
這是噬臍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卻並不後悔，她認為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價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後的日記中曾談到這件事，她寫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駕車回家時， 看見一頭公豬陷於泥淖，拼命掙扎已經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滅頂。林肯想下車把它救起， 一低頭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僅有的整齊衣服，不免遲疑，便匆匆駕起車走了。走上半里，耳邊似乎一直聽到那頭豬在呼叫，終於還是調車回頭找那泥淖。林肯費了九牛之力，幾乎成了泥人，終於把那頭豬救了上來。事後人們雖稱賞他的行為，但都認為這樣做不值得。林肯說：‘我不是為那頭豬，我為自己的良心。’”亞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話，終於成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為對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願付出一切。這一次，她由一個“右派”勞教分子升級到了“現行反革命罪犯。”
獄中八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獄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訊全無。母親千方百計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無結果。一年多後，她轉到靜安分局關押，才有信出來，說可以送一些錢和她所要的東西進去，但是要見面就很困難。母親每次送物回來，總是很沮喪，因為知道了姐姐在裡面“表現”很壞。姐姐每次來信，總是要白被單，我們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後來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單她都撕成條條用來寫血書。
姐姐在1962年被准許保外就醫。她回家後，講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監獄裡的情況，她對有些看守人員深惡痛絕，尤其是在一所時，有一個女獄警非常殘忍，姐姐稱她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經常針鋒相對地對她對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進行指責，姐姐有時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飽飯”等等，直到呼叫到聲嘶力竭，然後她就開始絕食。至一二天后他們將她送往監獄醫院去吊鹽水針。
在一所時，大都是所謂“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單獨囚禁。開始林昭的鬥爭影響還不大 ，由於她的“不安分”，個別獄警對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們當班時高唱革命歌曲，大聲 要求給囚犯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合理待遇，如果他們不理，她會整夜敲打獄門。
在判刑後，有一度她關到提籃橋監獄。她仍單獨囚禁，但比之一所與其他人的隔離情況似有改善。有一次獄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沒有所謂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發動其他人拒絕用餐，並帶頭喊口號，跟她喊口號的並不太多，於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國際歌》，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聲附和，獄中仿佛沸騰起來了。後來當局立即以絕食為藉口將姐姐送進監獄醫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進醫院時，對主治大夫就大罵了一通：“哎，你這位醫生，是救人的還 是殺人的?像你這種人會有人道主義嗎?你不要碰我!”這回第二次進來，她對主治大夫的看法漸漸改變了，大夫對姐姐輕輕地說：“請你安靜些，在這裡多住幾天，這裡畢竟是醫院。” 說完就悄悄地走了，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以後他總是暗中設法在一定範圍內照顧她，儘量地給予方便。林昭的名字從一所到靜安分局監獄都是赫赫有名的，監獄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監獄中，還有一位獄警老人，對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還同他鬧，他等她發作完後一面搖頭一面說：“你何必生這麼大氣呢?留些精神吧，已經夠你受了。”林昭遇到醫生和這位老人時，少受不少痛苦。
面對對自己施行虐待的獄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對，她除了放聲大罵外，還割開血管寫血書，例如她在一首詩《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中寫道：
向你們，
我的檢察官閣下，
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
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
無聲無息，
溫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她經常以血書抒發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寫的詩中寫道： 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里，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洗吧!
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
誰能抹得去?
林昭在獄中曾寫了一首《家祭》的詩，懷念她的大舅父許金源。三十七年前蔣介石“四一二”事變中，許金源擔任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時，被國民黨抓去裝入麻袋拋入長江中。現在林昭在身陷牢獄中想起舅父時不禁失聲痛哭：
……
三十七年的血跡誰復記憶？
死者已矣，
後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淚。
舅舅啊！
甥女在紅色牢獄裡哭您！
在《國際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媽，
而教媽的是您……
歷史的變化真是如此地不可解，林昭分明踏著革命烈士的血跡前進，卻得到了如此悲慘的摧殘！
與姐姐拘於同一室的一位基督徒俞以勒，成了姐姐的好朋友。她倆相約如一旦分開，用敲擊和停頓代表英文字母的密碼聯繫，不久真的分開了，幸而正在鄰室，她們的密碼就用上了，藉此經常談話。
俞以勒出獄後，曾到我工作的醫院來看我，並告訴我姐姐在獄中的情況。她感到特別痛苦的是林昭經常寫血書，她的二十萬言的“上書”寫完後，紙筆都被沒收了，因此她改用血書，起先只是用血寫些詩，她用牙刷柄在獄中硬地上磨尖後，刺破血管用血寫在白被單條上。俞以勒說她是一位勇敢異常的女性，但是她身體顯然已每況愈下。
姐姐一度保外治療時，我們問她為什麼要這麼多的白被單，她支吾其辭。當我們看到她手腕部血跡斑駁的傷痕時，母親立即把她衣袖拉起來，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親當時放聲大哭：“你為什麼要這樣作賤自己?這也是我的血肉呀!”當俞以勒告訴我的時候，姐姐的手臂一定是更慘不忍睹的。
1962年8月29日初審開庭時，林昭在日記中回憶說：“法官問：‘你有病嗎？’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們，管有什麼病也得，可能這個年輕人在反右後以及其他許多事件重重刺激下有了精神異常現象，但至少不比先生們更加精神異常得厲害！”
林昭在獄中以呼口號、寫血書、蔑視法庭來表達良心的抗議，她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這就出現了她在獄中的一場“制服與反制服”的鬥爭。獄警們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這黃毛丫頭我們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記中寫道：“原來你們還有一條黃毛丫頭必須制服的條例，那也好，黃毛丫頭除了奉陪以外，還有什麼其他辦法?”
獄方確實小看了黃毛丫頭。於是批判的武器改為武器的批判。林昭寫道：“這麼地，一 場‘制服’與‘反制服’的鬥爭就開始了。而這事情也跑不了兩種可能……(以下字跡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鐐銬，人們不知玩了多少花樣。一副反銬，兩副反銬，不行，時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傷痛猶在。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性的在我絕食之中，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之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鐐銬，從未為我減輕些，譬如暫時除去一副。天哪，天哪，這是真正的地獄，人間何世?”
姐姐在提籃橋監獄時，有一次母親和我曾去探監，經過一道道戒備森嚴的大門，警衛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著我們。最後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內見到了她，她步伐緩慢地走出來，身體十分虛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當時公安局希望母親能說服她坦白認錯，他們也就藉此下台。母親對姐姐說得口乾舌焦，姐姐什麼都聽不進去，什麼都不接受。她對母親說：“你怎麼這樣天真，他們是不會放我過門的，我一定會死在他們手中。”母親說：“你可以不讓自己死在他們手中，眼光放得遠些。”“這是不可能的!”姐姐斬釘截鐵地回答。母親又氣又急，提高了聲音說：“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腦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後誰也不會追認你為烈士的，你死在溝壑中，無聲無息……你的所作所為，只會給我們家庭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母親還未說完，姐姐毫不猶豫地接著說：“那也只能對你們不起了，我為真理不惜任何代價!”
1968年4月，林昭終於從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執行。她在接到判決書時，留下了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彈費以後，不久母親的朋友朱太太來電話叫我們到她家裡去一次。我去後發覺她家裡氣氛沉重而又異常。她先問我有無姐姐的消息，姐姐在執刑前有幾個月他們沒有她的音訊。我就把付子彈費的情況告訴了朱太太，她聽後立即臉色灰白，沉痛地說：“這是真的了。”在我追問下，她告訴我，她的大兒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龍華飛機場勤工儉學，4月29日由同學送回家時已面無人色，神情呆滯，半晌講不出話來。朱太太追問發生了什麼事，那同學說：“我們今天在龍華看到槍斃人，是個女的，祥祥看了立即變色，說是認識她的。”等那同學走後，祥祥突然哭了起來，說：“大姐姐被殺害了!”因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擊，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問個究竟，祥祥說他們一幫勤工儉學的在機場內做些雜務工，每天下午三時左右結束。那天結束後，在機場內多玩了一會兒。到三時半左右，突然望見有兩輛軍用小吉普飛快開來，停在機場的第三跑道，接著由兩個武裝人員架出一反手綁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著東西。他們向她腰後踢了一腳，她就跪倒了。那時走出另外兩個武裝人員對準她開了一槍，當她倒下後又慢慢地強行爬起來，於是他們又向她開了兩槍，看她躺下不再動彈時，將她拖入另一輛吉普車飛快疾馳而去。祥祥說，他當時幾乎叫出大姐姐來。朱太太再三追問他是否會看錯，祥祥說絕對不會錯，大姐姐有她的特點，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醫院裡的衣服。我聽完後，我只說最好你們暫時不要告訴我母親，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歸途中，我腦海里浮起的只是這一幕血淋淋的慘相，龍華、四月、自由、五分錢子彈費、母親的淚…… 過了幾天，有人轉告我，同獄一犯人在一次公審大會上看到審判林昭的經過。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為林昭在獄中無人不曉，犯人們見到她出來都呆住了。林昭被帶出來時，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這種塞子能隨著張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縮，專防囚犯喊口號用的，因此她越想張口，塞子就越大，整個面頰都會鼓滿起來。另外還可依稀看到她頸部的塑料繩子，這是用來扣緊喉管，防止發聲的。這些都是監獄對特別“危險”的囚犯的處理辦法，不過雙管齊下尚屬罕見。林昭的臉發紅髮青，她眼中燃燒著怒火，許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難過。
按照常規，獄中公審大會開始時，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們便要大聲呼喊口號， 但是那天審林昭時竟寂靜無聲。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們這些囚犯都死了嗎?”然後就 領頭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號，而和者卻並不很“熱烈”。轉告我的那位講得十分詳盡， 我聽了卻無法表達我的感情，只覺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氣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執刑後幾天，我們收到通知去提籃橋監獄取遺物，我陪著神志恍惚的母親一起去了。在門房遞上通知單，所有裡面的警衛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著我們。母親很哀傷，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點表情也沒有。這次取得包裹一隻，內有棉襖一卷已完全拆碎檢查過，血跡斑駁的被單若干和不少白布條上模糊的血書，還有幾件衣服。我們反覆尋查所謂遺物，難覓片紙隻字或林昭在獄中多年的別的留存。
林昭雖在含冤中被鎮壓，但在以後的年月里我與外界的接觸中，我感覺到社會的正義力量支持著林昭，儘管那些支持並不能改變林昭的命運。
我記得，姐姐在第二次入獄後，曾住過上海精神病醫院作精神鑑定。精神病院院長是著名的精神科權威粟宗華醫師，他親自為林昭作精神分析。在“文革”中，粟醫師因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和林昭兩個病例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幾乎也劃為反革命，罪名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想以精神不正常為理由來開脫嚴慰冰和林昭的“滔天罪行”。粟醫師為此抑鬱成疾，不久便逝世。當年在《二醫戰報》上有粟宗華的專輯，摘錄了粟與林昭精神分析的對話。林昭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年輕人的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政治是騙局，爾虞我詐。過去我一直不信，當悟出真理時已太遲了，現在我已超過了受騙的年齡，但尚未到達騙人的階段。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那期專輯中猛烈詆毀粟宗華醫師不學無術，包庇反革命。而粟宗華曾對人說，林昭是個難得的人才。
80年代初，我向上海高級法院院長關子展提出對林昭案件平反覆查問題，受理後由靜安區中級法院院長趙鳳岱承辦該案。當時《民主與法制》雜誌的陳偉斯先生曾去採訪，看到有一房間關於林昭的檔案。在這期間，有一天我接到通知，上海公安局有人為林昭的事要找我談話。我在外灘的一間辦公室內見到了這位同志。他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要見我的目的。在談話中我才明白他要告訴我一些有關林昭的情況，他對林昭的一切比我要清楚得多。他告訴我林昭的案件自始至終在公安局內部有兩派意見，從判刑處理、執行到目前平反覆查其分歧之大不可調和，因此平反的事甚感棘手。他告訴我內情的一番真意我很感激，我知道了他在林昭問題上是持反對意見的。
為了要尋求細節，我決定乘案件平反覆查之時，前往監獄醫院去採訪那位給姐姐看病的醫生。我為了確保訪問成功，事先即托人了解那醫生願否見我，能否講一些林昭的情況。托人去了解的結果，他說了一句：“醫院是不會讓她進來的。”我於是決定直闖監獄醫院，到那邊我向門衛說明林昭被“四人幫”殺害，現正進行平反，要向醫院了解些情況，門衛打通電話後讓我進去了。我在一間像護士室的小房間內等候，約十分鐘後那位醫生進來了，他個子雖小但顯得精明能幹的樣子。見面時他有些緊張，我說明來意後他有些驚訝。在談話中知道，林昭在醫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數是由他給診治的。他的內心是對林昭持同情態度的，總是設法讓林昭在醫院裡多住幾天。他說，她是一個“任性”的女孩子，有極強的煽動性，在治療中稍有一些恢復的時候，就又宣傳起她的政治主張來了。她能說會道，影響很大，文筆又快，剛好一點，就“上書”、“參本”，忙個不停。她來住醫院，起先主要是因絕食而搶救，後來有幾次因寫血書把血管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才送來醫院，也有因咯血不止而入院的。他說，林昭去精神病院鑑定也是他提出來的，因為她常常說其他人包括醫生在內都要謀害她，他覺得她的思維有時給折磨得不正常。人是很殘酷的，他只覺得她太可惜了。他因為“包庇”她，起先他被“靠邊站”，後弄去勞動了一年多。他說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違心的事。遺憾的是他沒有能力救她。她最後一次來醫院是大咯血，人瘦得還不到70磅。他簡直認不出她來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閃爍著光芒。趁沒有人在旁時，他對她說：“唉，你又何苦呢？”她輕聲地回答：“寧為玉碎。”他有些不好的預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個武裝人員直衝進病房，把林昭從病床上強拉起來，當時她還在吊葡萄糖，那幾個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懼並從容不迫地說：“讓我換件衣服。”他們說不行，隨即像老鷹抓小雞似地將她架著走。她在門口還對護士說：“請向X醫師告別。”醫生說，其實他當時就在隔壁病房內，聽得很清楚，他說他不敢出來，他只覺得自己渾身正在發抖。他說當了一輩子的獄醫，從來沒有看到任何犯人從病床上拉起來立即開了公審大會就去執行的，他不知道她犯了什麼罪，也不想知道，他沒有能力去辨別。當她慷慨激昂地在病房傳布她的言論時，他總是遠遠地躲避。他也從不要看她的“萬言書”，這樣才能與她保持純粹的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他曾對領導說，他從來不知道她的政治主張，他只是看她的病。他最後對我說：不知道你想了解什麼，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但想到你姐姐最後一句話向我告別，或許你姐姐還是希望告訴你一些我知道的事實真相。 談話後我的感情都浸沒於那些陰森的畫面中了，腦際呈現出姐姐在最悲慘的日子中的剛強的身影。我正想著，醫生已經站起來了，他向我握手道別，我向他道謝，他一言不說，只是搖搖頭。當我走出門回頭看時，他木然地站在那裡，像一座塑像一樣。
我離開提籃橋監獄大門時，我回顧了一下，這道灰暗高牆的陰影將永遠伴隨著我的餘生而難以忘卻……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說過“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她的被評反、恢復名譽正是20年以後的事，如今又將過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開的昭示，可是她能獲得真正的歷史的評價,恐怕還在遙遠的將來了。歷史無情，當歷史的洪流將千萬人捲走時，什麼痕跡也留不下來，林昭或許只是最後升起的一星泡沫，一瞬間也就歸於虛無--我堅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恆的。
1998年11月寫於美國巴爾的摩
彭令范訪談錄_張敏
張元勛: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