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二）
第六章 信心的试验
这些年间，张家时常从天津回到福州，张传官现在被聘为基督教宣道会的牧师。他们和倪家仍维持很好的友谊。当时严紧的社交风俗正逐渐松弛，所以成长中的青年们能自由交往。因此，这段交往使倪柝声对他童年的玩伴张品蕙萌爱意，因她既聪慧有貌美非凡。
然而倪柝声已找到了救主，并且承担起一项极有展望的革新工作。不单如此，他已决定毕业后步上陆忠信的后尘，做一项特殊的选择。他不愿进入圣约翰大学，也不愿接受其他更高、更正式的教育，而要用一生从事宣扬耶稣基督的工作。这中抉择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并且显明这是出于他自己的信念。
当时，他察觉到张品蕙在他心中，占有相当的份量，虽然他们尚未论及婚嫁，但这中想法占据他的心，可是他们第二次的见面，使他死了这条心。他向来惧怕的事，在他们短短的谈话中，都一一呈现出来。她充满了对世俗的爱好，喜欢追求时髦的服饰，而且沉迷其中，她无法与他分享他对主的爱，这爱在倪柝声的抉择中是居首位的。她有自己的目标，渴望得到世人认为的成功，而这中成功是他早已丢弃的，很显然地，他们是各奔一方了。
有一阵子，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他读到诗篇七十三篇25节：“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的灵抓住了他。“你在地上还有一个错误的爱慕，你必须放弃对张小姐的恋慕。她有什么资格成为传道人的妻子呢？”他的回答似乎有向神讨债还债的企图。他说：“主啊，我愿为你做任何事，即使要我将你的福音传到偏远边疆部落，我也愿意去，但只有这件事我做不来。”那时他刚满二十一岁，怎能叫他从心里舍弃曾如此爱慕的人呢？
于是他把自己投身于福音工作上，许多福音的门向他打开。在福州的新年聚会后，他到乡村工作，特别是教导初信者，在这里他很快学到一些新的功课。他说：“在我得救一年后，我有一种讲道欲，要我沉默不语是不可能的。好像在我里面有一些东西催促我不得不向前，传道成了我的生命。”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熟读圣经，所以很自然地以为自己应能胜任此中教导乡民的工作，特别是其中的妇女们大多为文盲。经过几次的探访，为要坚固她们的信仰，反而使他的自尊大受挫折。他发现这群妇女虽不识字，但对主却有相当亲密的认识。他说：“我知道她们读经并不流利，但她们却认识圣经所论到的哪一位。”因此他开始学习谦卑，但他的热心未尝稍减，而且深刻学习到结果子的神圣定律：“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5）
这时，他学院奖学金停止了，也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他开始面对在物质供应上仰望神的功课。他从两位英国传教士的书架上，看到乔治慕勒和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的信心事迹，他受到很大影响。这些人凭信心依靠神充分供应在工作上看得见、摸得着的需用，显出他们对未见之事的信心，而近在眼前的和教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还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位忠心的犹太基督徒勉励她：“若是神差遣你，祂必负责”，自此就没有接受任何保证的支持。倪柝声知道她会用到剩下最后一块钱，但神却从未失信过。1923年她曾告诉弟兄们，她为着扩展在海关附近的工作，需要一栋十个房间的旅馆而向神祷告，她不知道这个需要将从何处得到供应。叫倪柝声大为惊讶的是不久之后一所临近的工业学校关门了，神给她二十个房间，只要她付些租金。
这样的信心是很具影响力的。有一次周末，在倪柝声的家里，有一位朋友口袋里仅剩两块钱，而礼拜一早晨他们却需用一百五十元，当时邮船礼拜六及礼拜天不开，无法等着凑齐全数。当他的朋友把这事交托给神之后，便出去传道。他遇到一个人提醒他尚欠一块钱，他就付了一块钱。还存在他口袋中的银币就显得更为宝贵。后来他又碰到一个乞丐，想要它他兑换成铜钱来施舍时，神却制止了他，他就把整个银币给了乞丐。当这块钱施舍出去后，神的及时恩典就进来了。他回家睡的平稳，礼拜一早晨他意外收到有电报汇来的整整一百五十元。
对倪柝声而言，这条属灵的定律“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已成为他生活的准则。他相信，只要愿意关切别人的需要，那么神必亲自照顾我们一切的需用。不但如此，他坚持绝不向旁人透露自己财务上的需要，即使朋友们不知道他的贫穷，而误以为是富足，仍旧如此守密。不单如此，除了偶尔接受短暂的款待外，在神的事工上，不该“从外邦人支取分文”，如此就可避免把主放置在受惠与罪人的地位上。
很快地，他把这些原则付诸试验。倪柝声有一位同学魏光禧，早年离开三一学院，就读于金陵大学，现在赋间在建瓯的家中，他父亲是那儿行道会医院的医生。建瓯位于福州上游约二百四十公里处，深山环绕，诸水淮流，是造纸工业的中心及内陆交易的商场。倪柝声接到当地差会寄来主领一连串福音聚会的邀请信。他清楚觉得主必供给他费用，祷告之后，他就打电报回复了：他决定在礼拜五出发。
问题是如何到达那里？当时他手头上只有三十几块钱，而乘汽艇的费用最少也要八十块钱，更糟的是，他知道有一位在福州的弟兄，比他更急需财务上的供应。礼拜四，神提醒他这件事，他知道必须有所行动，于是在十分挣扎中，经王载转手给那位弟兄二十块钱的奉献。
次日早晨，在倪柝声离开之前，没有人为他奉献什么。他带着仅存的十块钱摆渡到码头。那时，他在绝望中祷告：“主啊！我现在不向你要钱，只求你把我带到建瓯！”到了栈桥，一艘小汽艇的船主跟他打招呼，问他说：“你要去南平还是建瓯？”他答到：“去建瓯”“那么跟我来，我会带你去。”“要多少钱呢？”“只要七块钱。”他大为惊讶。在携带行李上船后，他问明原由。才知道这艘船已经租给了当地政府官员，但船主可以把雇主多出来的座位，出让给旅客以便赚一些小外快。因此倪柝声在这长途的航行中，可以不为盗贼所扰，也不必为航程中经过无数的税关，如水口、南平等等，延误了行期。
这真是一次美好的旅行，起初是穿过丘陵起伏、土壤肥沃的乡村，山坡上栽满了丛丛的龙眼、荔枝、柚子和绿色、金黄色果子的橘子树，倪柝声从小就爱吃橘子。提起橘子，他带着见见识广博且自傲的口吻说：“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其它地方的橘子，能比得上福建出产的。”接着溯河而上，松林山岭近逼眼前，其间布满凸岩，浮木漂在漩流的河中，汽艇在突出的巨岩下，沿着蜿蜒河道轧轧作响缓慢地驶向目的地。
在建瓯,倪柝声足足传了两个礼拜的福音,神的话语释放出来,非常激励当地信徒,但他口袋里只剩一块两角钱。他的信息深受众人欢迎,他的朋友魏光禧得到属灵的复兴,并更新了向神的奉献.在最后送别的筵席上,副主教腓利杭克(Archdecon Hugh Phillips)把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拉到一边,这位主教在传福音方面,有不少的经历,并为福音经历许多生命的危险.他说：“我们从你的讲道上得到许多帮助,我们可以分担你一些费用吗?”倪柝声急忙回答说：“不，我没有缺乏，我的需要已有预备。”老实说，接受传教士的帮助，会令他不安。他确信，神会在祂自己的道路上供应他。但是次日许多新朋友为他送行时，他往河边的途中不禁地祷告：“主啊！不能只带我来到这里，却不带我回家啊！”就在半路上，一位信差赶来，递给他一封从那位传教士带来的便笺。上面写着：“虽然有别人付你费用，但还是请你收下我这老弟兄的一小份吧！”他确知这是出于神的手，所以他手下这份为交通旅费的奉献。事实上他收到的远超过所需用的，因为同一艘汽艇正停泊在河边准备回航，而且空出同一座位索取同一船价。他兴奋地坐船顺着闽江急流而下，心中满有平安。回到福州后他发现，在他出发前的奉献，真正应付了弟兄当时的急需。这是一次令他永难忘怀的经历。此后他确信神的方法并非“积蓄就必富足”，而是“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的怀里。”
然而在南台，倪柝声和租用民房来传福音的同工之间，关系有了变化。年长的弟兄王载、王连俊及少数支持他们的弟兄们，要他离开他们的团契。造成这种结果的详情未可尽知。诚然，倪柝声到海盗出没的海岛传福音，后来却失信那件事曾叫他们失望，但也不至于产生这种反应。
在倪柝声寻求福音工作有新的突破时，他回到起初的根基上。他看见神才是祂自己一切工作的真正发起人，同时祂也是此工作的终极目标。但工作的过程又如何呢？照一般说法，祂也是此事的执行人——一位全权执行人。他觉得这是基督徒最容易忽视的一点。他的看法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一个十分聪明，口才流利，精力充沛并善于治理的人，我们就会说：『如果这人能为基督所用，那是何等宝贵呢！』但这种看法也就等于说，工作必须源于神也是为着祂的缘故，但其过程却可以藉人的力量来完成。”虽然福音的热心在他心中燃烧，使他不能稍停片刻，但耶稣的话一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五19）神对保罗所说的话就再也清楚不过了：“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十二9）这种事奉理念（福音工作的三要素），成为他后来在属灵成就上的主要泉源。
在春节前夕，倪柝声试着把这种看见传递给信徒。他以旧约的事迹来解说，用『以色列的约柜表明神的见证』为主题，提醒听众：在耶利哥因着约柜的出现，使该城倒塌；往后，以色列人挫败的日子，祭司的事奉仍在示罗执行，即使是神同在的约柜漂泊在外时，它仍然挫败那些掳掠者。倪柝声的问题是：今天神如何兴起圣工，与所能托付的工人呢？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倪柝声指出约柜的内容：法版、盛吗哪的金罐及亚伦发过牙的杖。亚伦的杖放在其中，为的是纪念一个黑夜及复活的早晨，他相信，这杖给予神的仆人暗示出一条多节果子的道路，我们要成就神的工作，不仅仅是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并赐下更大的机会而已，当一些超过我们所能承担时，我们也得时常为着新生命（木杖发芽所预表的）的流露而忍受黑暗的夜晚。当耶稣亲自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复活的生命才得完全表露出来，况且仆人是不能大过主人的。
这些心得曾刊载于他所编辑的不定期刊物上，其中有一期的费用，是从建瓯腓利副主教的奉献中支付的。他并不是用仔细的编校来弥补在讲道上过分的论调，而是由于他在服事上太倾向安静等候之故，引起了弟兄们的反对。他们中间除了看法的差异外，还有一些外在的压力，这时城里的反基督教运动正达到高潮，差会圈子里有一些人不赞成学生的见证，而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很少人能否定王载及王连俊两位海军军官奇妙的悔改，及属灵的生命，像这么有抱负与异象的人应该『加入』其他教会的建造。事实上，王载后来在上海接受了传教士的按手，正式接受了圣职。相反地，倪柝声则显得有些固执及歧异的立场，况且大家这时对任何造成外面混乱的因素都非常小心，一些学院里的同事，已试图禁止学生参加奋兴聚会，而且至少有一位传教士将倪柝声贬为『恶魔、大众的骗子』，这句话也许可以代表当时一般的看法。
由于以上的因素，王载及王连俊等人，要求倪柝声停止和他们一同崇拜，不久许多人对这中决定感到遗憾，后来大多数人决定翻案，其中一个人看出来说：“我们做了一件傻事，可能是我们的嫉妒心作祟，因为倪柝声的恩赐，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要明显突出。”虽然有一阵子保留了他的讲台服事，而他却为少数弟兄中间无法弥补的裂痕，感到极其忧伤。
后来倪柝声下到马山，到罗星塔岛及马尾之间的村庄，在那儿租了一间小茅屋，窗口面对渡口。这间茅屋成为他旅行布道的基地，他在这里开始研读圣经，认真地编辑他曾发行的实验性刊物，其间也有一两位青年留下来与他交通，而陆忠信弟兄就在对河不远的百牙潭。
大约这个时候，有一位行道会医院当医生的李小姐，到河的下游来找倪柝声，她领养一个名叫国清的男孩子，但国清却让她非常失望。国清现年十六岁，被学校退学，在绝望中她带他到马山，请倪柝声帮忙。因此倪柝声将他接回来，花时间教他圣经，不久这个孩子完全转变过来，孩子的母亲及家人因这孩子生命与行为转变的见证大为喜乐。
一九二五年一月，接近农历年，按惯例福州春令聚会正要举行，许多城里、城外的信徒将要前来聚集。这年王载送信给倪柝声请他不要来，因为争论的焦点正好落在他身上，如果他不在，他们比较容易进行。
倪柝声接受了这项要求，但此事影响了他在基督里的平安，使他陷入极深的沮丧中。当他难以忍受时，他渡到对岸海关去寻求和受恩教士的安慰。他大声申诉：“事情居然演变到这地步”，并将大致内容告诉她。她很轻淡地回答他，以默然的态度，对正在愁苦的他表示同情。
其次，他发现陆忠信虽然仍忠于福州年长的弟兄，却因为他与同工间的分裂深感忧伤，他们便一同祷告寻求神。倪柝声认真地衡量从各方面来的批评，并谦卑地将他的问题摆在神的面前，尽管这一年来，他们的见证使许多人悔改重生，难道他还有不讨神喜悦之处么？他曾在态度上顺服弟兄们吗？当他们祷告之后，心里得到清楚的答覆：“把问题交给神，继续去传福音吧！”
这时，刚好陆忠信的养母，正在梅花村做接生婆。此村位于罗列岛海湾的南岸外，此地在异教黑暗笼罩下，百姓对福音完全不知晓。陆忠信与倪柝声和另外四位弟兄准备利用假期向村民传讲基督，后来又有一位刚信主得救的李国清也加入，人数增到七位。
他们先写信给一位三一学院的老同学，他是负责那儿学校的老师。但是，黄昏时分，当他们在梅花村上岸后，他却拒绝他们使用学校空地做为传福音、作见证的场所。后来他们在一位好心的草药商的楼上，铺草架板为床，找到了落脚之处。
最初几天，渔夫和农民们忙于例行喧嚷的庆典：如拜拜、吃斋、祭拜祖先、赌钱、放烟火、施舍及第四天的祭拜家中诸偶像，因此，不听福音是不足为奇。但是到了第九天，他们仍对所传的福音没有反应。年轻的李国清大为灰心，他询问群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们不信呢？”他们说这是因信奉名叫“大王”的偶像之故，并且占卜定在十一日举行赛会。他们坚称过去二百八十六年来，“大王”所选定的日子都是阳光普照。倔强的李国清向他们扬言：“那么我跟你们说，我们的神是真神，十一日必定下雨。”听众被这句挑战的话楞住了，他们说：“不用多说，如果十一日下雨，那么你的耶稣就是真神，我们就要去听祂的。”
倪柝声尚在村落的其他地方传福音，而这个消息像野火般地传开，当消息达到他的耳中时，他大为战兢。神的尊荣似乎被置于赌注中，他们深怕过去并未全然信托神，他可能不原帮助他们。（他知道，他们七位都要负起责任，不只是李弟兄一个人）。但神若不支持这件事，他的福音就无法在此海岛传下去了。难道他们犯了罪么？他自己省察，并把它摆在神的面前有几天之久。难道他们现在就要离开此地，而让“大王”掌握下去么？他们回到寄居所在，极其谦卑、战兢地寻求神，准备接受祂的责备。
有一句话临到倪柝声：“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有了如此清楚的确据，他们知道十一日一定会下雨，他们便出去把这项挑战传开。
那天晚上，他们的房东提醒他们，村民确实有此经历，“大王”的确是保守这地平安的土地神，他真的保佑那些拜他的人不生病，庄稼不遭天灾，他们的妇女生产平安，因着这些信众的热心，他相信赛会的日子必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不止如此，房东告诉他们，这些渔民都是经年累月在海上谋生，他们多少都能精确预测出未来几天的气候。听到这里，弟兄们就更认真、专注地为下雨祷告，于是神应许的话：“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又在他们耳边响起。次日，他们渡到邻近一个海岛——即前此倪柝声未能成行的海盗窝——在那儿立刻有三家人转向基督，并当众焚毁偶像，当晚他们很迟才回来，虽然疲倦，心灵却很喜乐。
次日早晨他们起得很晚。倪柝声说他被阁楼上小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晒醒了。他叫了起来：“没有下雨！”已经过了七点钟了。他起身跪下祷告：“主啊！求你为我们赐下雨来！”但是那句“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再度响在他的耳中。他顺服下来，默默地走下楼，最后他们坐下来吃早餐，七位弟兄和房东都一语不发。这时天空无云，但他确信神已应允。正当他们低头谢饭时，倪柝声说：“我看时候到了，现在一定下雨，我们可以把这事带到主面前求祂纪念。”他们如此默祷。“以利亚的神在那里”的确据再度临到他们，然而这次却不带着责备，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说出“阿门”之前，他们就听到几滴雨落在房顶上。他们一面吃饭，雨势一面增大，当添第二碗饭时，倪柝声大声说：“让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并且他求神赐下更大的雨。当他们吃第二碗饭时雨水倾盆而下，他们吃完早饭后，街上积水已漫过草药店大门的第三个台阶。
初下雨时，一些年轻的村民已先得到开启，并公开说：“有真神了！大王不再是神，这雨把他困住了。”但他的信徒不肯罢休，他们把轿子抬出来，确信他能化解大雨。然而大雨倾注，才走了几步路，抬的人便滑跌在地，大王也随着跌下轿椅，断了左臂伤了下鄂，他们急速把他修好，仍然把它放回位上。在梅花街的半路上，他们一路跌跌撞撞，半拖半拉地前行。村里一些六十岁到八十岁的老人，因着他们相信大王出会必是好天，没有带斗笠及伞，落的狼狈难行。游行停止了，偶像被抬入一间祠堂里，重新卜卦后得到回答，说：“今天的日子错了，出会应该是十四日下午六点。”
听到这样的消息，弟兄们立刻确信神必再次行事。他们在祷告中向祂祈求：“主啊！求你十四日下午六点下雨，在这四天里给我们好天气。”当天下午天气转晴，并且他们也有真心愿意听福音的群众。在短短的三天内，神在梅花村赐给他们三十几位真心悔改的人。十四日天亮时，又是一个好天，他们继续有一些听众。
当黄昏来临时，他们在约定的时刻聚集，把这件事带到主前求主纪念。不到一分钟，神的答应到了，暴雨及洪水一如从前。撒但藉着偶像所显出的权势已被打破，“大王”再也不能成为灵验的偶像。
第二天，他们的日子满了，因为有些弟兄要上班必须离开，由于这些岛屿是某一差会的工场，他们保证接下跟进、造就悔改者的工作。后来倪柝声回顾那次的事件，使他藉着经历得到了许多属灵的功课，当时这件事的发生确是最好的时机，让他及同伴们大获信心，当他们紧紧地依靠神时，祂必负责处理其余的事。
第七章 海外工场
从倪柝声的马山“临江茅屋”往外眺望，深水码头外景色宜人，河道中的江舟及远洋轮船往返穿梭，逆河而上有马尾船及海事学校。下游在罗星（流星）岛面对湾处有高三十公尺的塔，码头是因塔而取名。闽江的两大主流，经十一公里的南台岛在此汇合，其水流在河道中造成深泓，可容大货轮在江中停泊。沿山坡而上的梯田几乎高达山顶，其坡度甚陡只可供矮小枞木成长。运货的舢板和驳船来往频繁，甲板上汗流浃背的苦力“嗨哟！嗨哟！嗨哟！”带韵律的吆吧声，与海鸥的叫声相呼应。
这儿生活简朴，倪柝声从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都以此为根据地，这里也成为他的过渡期，亦是属灵生命极大长进的时期，这时他开始为自己订下目标。记得在求学时，有一回他学骑脚踏车时曾打定注意，只要把两眼定睛在把手上他就能骑得正，不料到了小街上他老是撞到墙壁并把指头碰伤。后来有一位骑车的朋友指出他的错误：“你要向前看路，两眼定在前头的马路。”如今他也想把这原则运用在神的工作上。
他看到自我装备的需要，于是定下严格的学习课程。他明了传道人本身的重要，不下于他传讲的信息。他看见这点就知道神必须先在他身上作工，才能透过他来传讲信息。这段时间，倪柝声的健康情形不佳，常常为咳嗽所苦，即便如此，他仍专心于研读圣经并广泛阅览书籍，如：阿福德（Alford）及卫司可（Westcott）的解经，路得（Luther），诺克斯（Knox），约拿单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乔治怀特菲（George Whitfield）及大卫布莱纳（David Brained）的生平。身体健康时他就从事游行布道及编辑“复兴报”，它是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小型属灵报纸。其内容是他自己的解经，加上选择西方属灵作家的翻译作品作为补充资料。“复兴报”是非买品。免费分送给一切索取的人，他的出版是不定期的，因为神是以零星小额的奉献来供应他。由于它有效地传述了神在基督里救赎的目的，这份小型杂志不久便广传各地，也带来许多个别见证及讲道的邀请。
同年，倪柝声的亲戚带他去上海探访。在那儿他得知张品蕙在天津的消息。虽然他们已分手多时，但他的心仍然惦念着她。他得知她在济慈学院表现出色，有希望能由此进入北平的燕京大学。当他听到她仍然衷于社交活动，更加深了倪柝声一个信念，如果他要完全跟随主，就得放弃对她的想念。他忧伤地把她从自己的思念中抹去。他进入屋里跪下，将这事交托神，然后写下一首“主爱长阔高深”的诗：
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测度；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被恩泽！
我主出了重价，买我回来归祂；
我今愿意背十字架，忠心一路跟祂。
我今撇下一切，为要得着基督；
生也，死也，想都不屑--有何使我回顾？
撒但，世界，肉体，时常试探，欺凌；
你若不加小子能力，恐将贻羞你名！
有一天早晨，倪柝声在上海读到耶稣的话：“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路四43）不久他接到母亲打来的一封电报：“我应邀到马来西亚传福音，你有空陪我去吗？”
原来大约一个月以前，和平在一位朋友生日宴席上，遇到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陈姓客人，他正陷于道德的泥沼，显然有属灵上的需要。她觉得主对她说：“我曾向撒玛利亚夫人讲道，你也去把生命之道讲给他听！”显然他曾听过倪家母子奇妙悔改的故事，当她向他作见证时，他就急切地为自己的生命呼求神。现在他从霹雳洲（Perak）的锡他瓦（Sitiawar）写信给她，问他能否到锡他瓦的教会向他们讲道？因为教会中有几位听见他找到了在基督里的救恩。他愿付所有的旅费，并由他姊夫几姊姊林提康（译音）夫妇接待，他们是一对虔诚的基督徒。和平把这件事摆在主面前，主给她路加福音一句话做为凭据：“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有了这个印证（确据），她打电报给上海的倪柝声叫他与她同行。
他们路过新加坡、怡保来到锡他瓦，受到林家热情的款待，而美以美教会却相当的冷淡。牧师说：“一个月以前有两个美国人在此举行奋兴会，我们为了请人聚会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天有三百多人来，第二天六十人，第三天只有十二人。现在情形更难，所有的人都去橡胶园割树乳，除了主日以外没有别的时间来听道。”
第二天晚上他们到教堂时，只见大门深锁，他们找到了牧师，发现他正在核算白天所割下来的树乳，他不得已解释说，他忘了聚会的时间，他们默然无声地取了钥匙，开了门，开始用借来的扫帚清扫屋子，有一位印度信徒站在街上请人进来。起初人数少得令人泄气，直到倪柝声提到他个人的见证，说到路加福音上“我必须传道”的那句话时，才有转机。这时林和平才知道这次神用同样的一句话呼召他们前来事奉。他立刻得到鼓舞，就更释放及火热传讲神的道。许多人流泪悔改，承认他们的罪，脱离许多恶行。人数一直增到三百以上，其余的则站在窗外听道。过了十六天，牧师怕信徒过分激动，觉得聚会应该结束，然而在林弟兄邀请下，他们继续有一段时间在家中查经，给初信者在神话语上的造就。离开锡他瓦之前，倪柝声打电报给陆忠信，请他来此继续造就工作，而早在几年前陆弟兄以感觉到神要召呼他到马来西亚及印尼事奉。
在这几个礼拜里，倪柝声的母亲觉得在林家过得很舒服，特别是与林家大女儿爱倩在一起，她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基督徒，林和平心中觉得这个女孩与她儿子非常相配。她向爱倩的父母提起此事，也告诉她那个性温良的丈夫，但几乎没有问过倪柝声的意思。这事以后，由于他们在马来西亚还有别的邀请，所以两家再又见面和平要急切地促成此事，忘了她年轻是痛苦的经历，而倪柝声却因碍于孝道不便违抗。终于在一次小型宴席上，两家交换信物宣布订婚，这时倪弟兄内心立刻感到极度的不安。正当他和母亲还在新加坡等后回家时，有一位学校老师设计陷害林小姐，便告诉倪柝声一段相当逼真的故事，来毁谤她的人格，他并不愿信以为真，但这件事给了他一种游移不定的感觉。因此事关系到神在他一生中的旨意，他唯恐走错一步。他有几天在痛苦中祷告着，在神面前权衡应该怎么做，最后，当他们抵达上海时，他告诉母亲神拦阻这门亲事。他一面劝母亲归还信物；一面自己写信给林家，很礼貌的解释他的处境。他的母亲很难接受，因她早已将爱情视如己出。后来当他们被伯特利医院石美五医生请去讲道时，母子间呈现紧张的气氛。不久和平被邀到中西女塾作见证，此时她忆起求学时期所遭遇不和心意的订婚事件，她透析此事时开始站在倪柝声的立场来看待这事。因此在她坐船回福州的路上，她已预备好承认她可能把这事做错了。
倪柝声的讲道所以能吸引人，主要是他有恩赐能将“神的道路唯独行在基督所完成的工作上”，讲得非常清晰。太多的基督徒都是努力追求靠己行善的救恩，这种方式几乎跟佛教的道理没有差别，对他们传讲新生命乃是神白白的恩赐，使他们感到惊讶及新奇。倪柝声对福音的认识不止于因信称义，他也从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 )及迈尔(F.B.meyer)的著作中认识到从罪中得释放的成圣生活，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也阅读芬尼( Charkes G.finney )和依文罗拔士（Evan Roberts）及1904年至1905年的威尔斯大复兴，同时他也考察司达克梅尔（Otto
Stockmayer）及宾路易师母（Jessie penn-Lewis）有关魂与灵，及得胜撒但权势方面的作品。而她藉着新约的自修，证实了这些有伟大经历之基督徒的著作，需要透过简单的词句，向与她在一起的信徒说明。
这些题目出现在他的讲道中，一年以后也被刊在杂志上，而且内容获得福建各地及其他地区读者热烈的回应。无疑地，这些信息使他殷勤研究，加上敏锐悟性的结果，但他仍然觉得需要得着亲身的经历。由于年轻人的热心，不久他便起意撰写一部有关基督徒属灵生命之概要，信息的内容多数是他所读到而令他感到兴奋的，也是周围差会的教会所未曾讲论的。他很乐意被人邀请去讲道，原因是要告诉听众，仅仅得到赦罪和得救的确据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过是个起点，还必须认识复活的救主――就是他的生命，这样他才可能在行事为人上讨神的喜悦。
每次倪柝声主领聚会时，会众皆聚精会神地聆听，因为他给那些以为福音不过是给信徒一个天堂的应许，而对他们生活中所遭遇的患难，并无所助益的听众一些新鲜的观念。他以“接受了救主，而后把救主置诸脑后，照着世人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理论来解释，为何许多挂名的基督徒家庭里，孔孟思想是与圣经占有同样的分量。
这中生活与新生命结果子的生活差异何其远！它留给内住圣灵的地位也太少了，而圣灵却是学习真理之人的导师，也是倪柝声日渐更多依靠的。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谦卑的陈姓裁缝，几个月前他捡到马可福音的最后几张圣经，这人未成接受过任何基督徒的教导，也未向倪柝声问过这些经文的可靠性，然而他却选择了十八节有关医病之事，做为基督徒最起码的神迹论据，出去到村里寻求印证。后来在邻舍一次奇妙痊愈的结果中，他得到了信念，就回到裁缝店那儿忠心地为基督作见证。
诸如次类的经历却帮助倪柝声解决了一件向来捆扰他的问题。他说，早年他很怕碰到无神论者及高等批判学者，因为他们会向他证明圣经可疑之处，使他因此失去信心，如今因着别人和自己的经历，并且面对面遇见了活的基督，他知道自己已经得着了答案。面对他们所有的辩论，他都能从容地回答：“是的，你所说的也许有众多理由，但是我认识我的神，这就够了。”
在另一个村子里，一位初信的农夫碰到麻烦，他的稻田是山坡上的梯田，正在灌溉渠道的旁边，他辛苦打上来的水，一再被山坡下面的农夫偷去。他的邻舍趁着夜晚凿开田埂使水流到自己的田里。这位农夫在灰心中，来到教会弟兄们那里申辩说：“这不公平，在这种情形下，我该怎么办呢？请你们告诉我。”他们和他跪下来祷告，而后有人建议他试着“走第二里路”。他们说：“如果我们只做应该做的事，那么我们毕竟都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必须越过仅仅对的事。”所以第二天他带了木槽和”龙脊骨水车”再去打水。这个早晨他先为下面邻人的两畦水田打水，下午才给自己的田打水。
邻舍为之哑口无言，经过一番思考，就去拜访这位基督徒农夫，并十分真诚地要明白其缘由，不久这邻舍也饮于生命之道的活水。
倪柝声就是在这种对神和祂话语的热诚中，被呼召来栽培及服事。这里的人们对神的话都是相当认真，并显出重生圣徒真实的交通。在此，他也看到基督在地上教会的实体，及祂的灵向外邦人作见证的工作。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具有此种令人转变的福音见证能力，每一群弱小的团体都应该认识神是他们敬拜及见证的中心，如果神的旨意在那里，那里就有基督活生生的见证。
第八章 脱去旧人
从外观高雅的三一学校教堂，到倪柝声与两三位青年非正式祷告的河边茅屋，不过只有十六公里，他却为这样的迁移有一段长时间的思考。在南台岛东西两大潮流，都一齐冲激在他身上，后面山坡上遍布着舒适的外国别墅，河道上有来自欧美的邮轮及货轮，各自在航道上停泊或航向海外。在轮船之间交叉穿梭，摇晃于波浪上的则是本地的小舢板和“拖船”。这些人均为妈祖信徒，沿岸拥挤着他们简单的住屋及吵闹、臭味杂陈的市集。在这种环境中他不断地自问，他的基督教信仰能否进入并适应如此复杂的情况呢？
在福州，安立甘的“石砌教堂”（与美国公理会红砖建筑相对）正代表着基督教的信仰。正如当时的人所描述，这个由领事、港埠官员及商贾们所组成的“社会”，屈尊降卑地来参加由港埠牧师所主领短短一个钟头的宗教仪式，当仪式完毕后他们便打道回府，而那些怡和洋行的商务代表们，也在例行的教会崇拜后商议本周的茶价，其他人则赴英人俱乐部作周日消遣。
当然，在较小的城里也有信徒们多年奉献所建造的教会，其成员几乎全为中国信徒及传道人。但在建筑及教会风气上，仍保留西方的特色及风格，因此信徒们相当被动地依靠一个累赘的教会组织，以及外籍的主教为上司。这种情形就像是一个人不管轿子轻或重，都定规要四个轿夫来抬。不但如此，他们长期缺乏按立的牧师，而有资格主领圣礼的牧师与教会数目的比例都低于一比七。另一位福建的宣教士说：“无可避免的结果发生了，本来值得重视的圣礼制度，由于荒废不用反而受到忽略，反而本土宗派却大为发展。（在倪柝声年轻时，由唐巴拿巴所创立的真耶稣教会，吸引了不少福建的牧师及信徒进入他们的交通。）如果你所在的教会，不能提供你一个有效服事的职位及按时举行圣礼，而其组织形态又不能使你觉得自己是这个属灵团契的一份子。如果你的态度十分认真，通常就会离开此地，加入其他能提供这些祝福的教会去了。”
倪柝声在数年之后提到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件关于圣礼的事。“我认识一个人，他心里恨着一个人，因那人曾大大得罪他，其受害之深就是杀了他都不足以补偿。后来，被得罪的人得救了，有好几年他不再把那人放在心上。有一次他到另外一个城去，并在当地的教会参加主日掰饼聚会，当他被介绍给会众认识后，他突然看到了他从前的仇人。他暗自思量：『他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是否得救，我该怎么办呢？我真糊涂竟然让他们介绍！』当会众再祷告时，他静静地起身离开那儿，边走边想他所蒙的救恩，及对那人的怨恨。他走得愈远，心里就愈觉得不该这样离开聚会；另一方面也愈恨他的仇人。他想起十年前得救的光景，当时主如何一笔勾消他以往的过失，而他却觉得不能宽恕他的仇敌。最后圣灵使他想起一句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十三35）这时他破碎自己并降服下来，大声呼叫出：『主啊！我饶恕他了。』并且泪流满面地转头回去聚会。当他进入会堂，他们已祷告完正准备掰饼，他站起来要求说一些话。他把整个故事说出来，提到神如何带领他宽恕了这个人。”
倪柝声一直在寻找一些人，而这些人是神的灵能在他们身上畅通无阻地运行的，他相信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狭窄的宗派团体里。所以稍后不久，他对一群会众说：“今天当我们围绕主的桌子，我们的眼光若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团体，就不配掰饼，因为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就应与整个教会发生关连，而不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我们的心需要宽广以容纳所有神的儿女，否则我们掰饼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在此应宣告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不容许任何分门别类的思想，并且切记临到我们的圣灵也同样临到他们。”
当他尝试去解释由分门别类的宗派所引起的问题时，无论是从历史或价值方面来看，他觉得这些答案决不能为初信者所称许。由于许多差会的宗派观念，使得具有潜力的中国教会陷于分裂的痛苦中，在当代年轻的基督徒中，也有许多人像倪柝声一样，寻求回到新约简单的命令上，以期有效地肯定信徒的合一，而这个合一是耶稣曾祷告，且为其摆上生命的目标。
倪柝声深深了解，离开已建立的教会之任何行动，会导致陷入民族本位及反差会的危险中，其结果等于宣告所有其它的基督教团体是错误的。在他所阅读的西方作品中，有一些作者如加维特（Govett）、潘汤（Panton）以及更早的达秘（Darby），他们为着良心的缘故，辞去了安立甘教会的职位，而寻求圣经上更真实的崇拜及服事，并且得到神明显的称许。在圣经中像他们如此顺服神声音的例子很多。而一个人的立场，决定了他属灵生命的品质，他说：“在神的工作上，每一件事取决于所差派出去的工人，什么样的工人便产生什么样的信徒。”如果他是以品质为目标，就不必从事对抗差会建造的改革运动。他不敢把自己的属灵路程，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混淆。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在学生中出现了一股新的爱国情操浪潮。在过去几年来，他们的老师一直叮咛告诫，他们是民族的希望，有一天必成为民族的拯救者。但是与过去士大夫从政的制度相较，他们毕业后的前途未必平坦。尤其是青年们多为理想主义者，在喜新厌旧的情绪中，任何进取性的群众运动，都俨然以领袖自居。
有一件事使倪家母陷于悲伤中，他们的三子宣祖，在属世的影响及祖母娇纵下成长，他急于投身政治活动，常常惹事生非，因此成了家人挂虑的重担。表面上他打着“救国”的旗号，实则为逃避读书，先后加入了铁血志团及敢死队两个革命团体。终于有一天家人的挂虑成了事实，消息传来他在一次革命示威中丧生。
一九二五年的新年，倪柝声与他的弟兄们在海岛上作见证，而福州旧城爆发一次发宣教士的暴动，天主教的修女及一些英国行道会的女教士们遭受侮辱，仅得逃命。同年三月十二日孙逸仙博士逝世于北平，留下了一个未能及时填补的权力真空。五月三十日发生历史上的南京路事件，当时上海租借地的警察，向示威的学生开枪，掀起了一片反英情绪，并导致南方各城更激烈的示威。
福州的宣教士们在夏令退修会中，迅速把仅存的行政管理职位让出来，以期获得国人的好感，使三一学院秋季重新开学。往昔对“淡色眼珠的洋鬼”之传说又复燃起来，再度给在差会服事的中国人极大的压力，他们为着基督的缘故，被称作“洋人的走狗”，然而也留下了勇敢的见证。次年因反基督同盟的传播及骚扰，以致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所有内地的传教士暂退到沿海地区，夏季时初级中学被焚毁，到一九二八年元月，高级中学的校舍被一群马克斯狂热分子纵火焚烧，更正教差会的复兴时期似已终止。
但倪柝声本人，仍尊重许多为神仆人的宣教士，他们曾与他一同分享对救主活泼的认识。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应其中数人之邀请，到福建南部的厦门向同文书院的学生及美国长老会差会的神学院讲道。在那儿他遇见了两位聪颖的研究所学生——覃但以理及一位牧师的儿子陈雅各，他们日后成为倪柝声工作上的亲密同工。
这次拜访，他是受到灵光出版社的邀请，该社系由南京差会机构所主持。他的朋友李渊如姊妹是灵光杂志的编辑同工，他应邀与他们工作一段时间，由于他身体不好，若能改换气候或许对他有益。然而更重要的是主在他心里说：“去吧，你可以得到一些出版上的经验。”于是他决定并知道神会使他成行。
这趟上海的旅行，他得以拜访旧友、结识新知，对他而言相当有价值，有一些朋友是他日后极赞许的。他的新杂志“基督人”（自一九二六年元月开始接续复兴报出版）的许多读者住在上海、南方城镇以及长江上游各地，因此他看上海是全国工作的良好基地。上海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风气及政治运筹的场所；也是一个具有刺激或危险的城市，其道德状况被评为：“如果神宽赦了上海，那么祂就对不起所多玛及蛾摩拉了。”然而，它毕竟是建设中国的主要工商业及财经中心。相反的罗星塔码头，位于偏远及方言的省份，缺乏发展机会，既然福州原有的弟兄都已分散，又缺乏工作的展望，他想是否要把总部迁到上海？
在南京有许多较大的宣教团体和机构，他遇到许多乐于在基督里同工的弟兄，并从中得到一些编辑和出版方面的经验，与李姊妹的交通给了他极大的帮助。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姊妹，属灵经历超过自己，他觉得自己实在需要这样的一位“年长的姊妹”。他把自己期待将生命之道传遍中国的异像与她交通，并发现她是位有智慧的顾问，及有颗同心的灵。她印证了他的感觉，特别在当时动荡的局势，正唤醒中国青年一股新的属灵饥渴，这种饥渴也是起于对基督教的不满。他能不能应付这个需要呢？她支持他以上海为据点的看法，并说她觉得神呼召她辞去南京的职位，投入他在上海的工作，特别是他正开始的文字事奉。
倪柝声与长老会的关系只有短短几个月，他不认为神要他永远在此机构服事。更严重的是，他在南京不仅没有工作而且病倒了，他知道他必须回去。他再度顺河而下，灵里虽有更新，但心中消沉身体软弱，有一度他的咳嗽一直不停，晚上常出冷汗，他渴望早日回到温暖的家乡，并在途中寻求医生的诊治。
上海的医生为他检查，立刻要他作胸部X光透视，照片显示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一边肺全部感染了，而另一边局部感染。当倪柝声正等候医生拿出潮湿的片子检视时，他听见医生用英语跟护士说：“可怜的人，看看那张片子就知道了，你记得上回我们曾照过一张跟他一样的片子吗？他六个月后便死了。”倪柝声被叫进去，“你的肺大部分感染结核病，”医生告诉他：“回家疗养吧，吃些营养的食物，这是你所能做的，你会好起来的。”
在回航的船上，倪柝声的心中极其痛苦。他有许多的计划，盼望能成就大事。而今神却对他所有的计划加以“否定”。他开始省察自己的行为、动机和雄心，并且迫切祈求“在神面前有清洁的心”他认罪，看在何处有得罪神的地方。叫他良心感到捆扰的就是有关马来西亚锡他瓦林爱倩的事，他早就知道那个告密的人是欺骗他的，那么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顺从而犯罪呢？他是否听信了谎言，而得罪了她及她的家人呢？是不是他在整个事情中误认了神的引导？他愿意为主工作而守独身，他似乎对于以往的事无法做任何的弥补。
一九二六年秋天的早晨，这艘沿海轮船逆流而上，行经闽江狭流带；他在罗星塔码头上岸。当他重回马山茅屋时，它已成了荒凉之地，他一生的路途似乎突然失去了指望。他想要哭出来，向神抗议，一一向他质问。
他试着平静下来工作，从箱中找出他早已计划要写的一本书的大纲。早在三年前，他已写了两章半初稿，是有关属神的人在属魂体方面的题目。由于这些题目太理论化，所以他把这个计划搁置下来，因为缺乏经历来证实，而且有太多的事在这段时间发生。他在自己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许多新的实际，也看到许多人从黑暗的权势下得着释放。假若神不久就要将他接去，倪柝声觉得他无论如何，总要把神所赐给他的宝贵经历写下来，他坐着眺望江面，拿出了笔墨和稿纸。
当他这样安静下来时，身上仍在发烧，无法下笔，甚至无法集中思想，他只好把圣经和手稿收起来，因为他知道无法独自完成。他再一次关上房门，下到罗星塔码头，雇了一是舢舨渡到海关去。陆忠信弟兄在旅馆门口迎接他，在男士部给他找了一个房间，他躺在窄床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叫他得安慰的就是这儿还有一个旅馆可以休息。倪柝声的父亲早先曾提醒他，工业学校快要重新开设，新的工程科教员已从美国来了，旅馆是属于该校的。而和教士却在这炎热的数周到福州的鼓岭去退修，完全安息在神里面。她在那里接获消息，学校的财政突遭破产，终究不能开课，因此这间住所仍归她使用。
这段期间，宣教士们以牛奶和营养的食物当做药品帮助他，弟兄们也轮替来照顾他。黑暗的日子持续几个礼拜之久，他的体重日渐减轻，力气逐渐衰退。陆忠信回忆说：“他是如此的自视卑微，极其渴望得到医治。他曾要我每天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祷告。”当他软弱到只有凭着记忆中的经文寻求拯救，如“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五6）——但他不敢完全引用这句话。倪柝声说：“有两个月之久，我每天都在撒但的牙缝中生存。”
和教士定期带着“基督是得胜者”的信息来探望他。虽然他知道宝血赦罪的能力，也知道能从那位曾担当我们软弱者的身上支取疾病的医治，但他坚持自己犯了过错，而在生活中给了撒但反对基督的地位。然而和教士不断引用经文证实主的复活是包括了一切，最后他终于用信心接受：“基督是得胜者！”
慢慢地神答应了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的手加上饮食及休息使他有了转机。他稍有力量时就再度提笔写作。现在终于得到神的许可，他就全心致力于这件自认为急切的工作，好像新闻记者赶着截稿时间一样，他以最后的气息，倾心于描述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与属灵争战的谋略。
几个月以后，第一部包括四卷内容的“属灵人”终于脱稿了。这是一本很有系统的作品，其中详论信徒的救恩，灵、魂、体各方面。在序言中，他形容此作品为圣经心理学，他提醒读者若只把他当作自我分析的工具，必定会成为他们消失在基督里的拦阻。这部苦难中的产品，富于透视，但缺乏他一般讲道时的活泼，这部作品归功于他博览群书以及敏锐的心思，加上他丰富的圣经知识，所以其中的信息具有透亮的开启性。
到了五月，虽然倪柝声的身体仍很虚弱，但稍有好转，便携稿到上海。李渊如早已从南京到此，因为南京有暴动，并杀害了一些宣教士。她的中文素养甚佳，志愿替他定稿准备付印。
此时南京已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国民革命军北上经过湖南攻克长沙及汉口，然后挥军向东取上海。为了保护百姓性命，蒋委员长于四月十二日，扑灭了上海工人中一些人的暴动，这个城市才重归平静。
当倪柝声在上海正要完成他的计划时，他学习另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往后对于”从罪中得释放”这个主题的认知。他曾多次传讲罗马书的话，这些话突然活现在他眼前。他看见属灵上重要的事实，而且越过了个人由信心而来的经历，他说：
“从我信主几年后，一直被教导得释放之道，只在乎『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六11）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一直是如此『算』，但困难的是我愈如此做，就愈觉得向罪是活着的。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是死了，我无法『死』，罪仍然胜过我，我知道有些基本的事可能错了。所以我求神指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句话的意义，我明白当神论到这事时他从末说：『你必须如何』；而是说『你们已经是如何』。但从自己经常失败的经验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自己欺骗自己，我几乎要下结论，只有不诚实的人才会有这种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我寻求别人的帮助时，总是再次被带回罗马书六章11节上面，我欣赏它的教训，然而我不了解为何它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因为没有人给我点出”知道”（第六节）必须在『算』之先。有几个月我一直困惑，迫切的祷告，查读圣经寻求亮光，我对主说：『假如你不带我看见这最基本的真理，我就不原再传道，我要先把这点弄清楚。』
“有一天早晨－－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天！――我在罗马书看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罗六6），『知道！』我怎能知道呢？我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接着一刹那间我看到了。我早已读过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我翻开再把它看一遍。『你们得在基督里是神的作为！』何等惊奇！假如基督的死是一个确切的事实，而神又把我放在祂里面，那么我必定也死了。突然间我明白，我是与基督合而为一，而且我已在祂里面，当祂死时，我也死了，我向罪死是一件过去的事，而不是将来的事，这件属灵的事实向我揭开了。我欢欣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下楼对在厨房工作的青年弟兄说：『弟兄』！我用手抓住他：『你知道我已经死了吗？』他困惑地望着我说：『你说什么啊？』我接着说：『你不知道基督已经死了吗？你不知道我已经与祂同死了吗？你不知道我的死是与祂的死同样真实吗？』哦，对我来说它是那么真实！我兴奋地想到上海的大街小巷去宣讲我所发现的事。从那天起直到今日，我从未有一刻怀疑那句话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20）”
第九章 脆弱的瓦器
在上海的日子，倪柝声的身体日渐健康恢复，并且继续留在住所里，进行该书的其它部分，他确信神要他完成它。慢慢地，在李渊如姊妹的文字指导下，他将许多痛苦及失败的经历，以及所领悟的真理，用文字发表出来。他也乐于以冷静的态度来观察差会的光景，在此他第一次与中国内地会有密切的接触，这个庞大的国际性组织，是戴德生所创立，六十年来其福音见证深入中国的内陆。透过与内地会档案部一位宣教士祝康宁（Charles H.Judd）的友谊，向他见证了神常新的真实。祝康宁是一位在福音工场上，有长期工作经验的人，他们在灵里很深入地交通，倪柝声常到他家拜访，并且分享读经的乐趣，倪柝声常向他提及愿将福音传遍中国的盼望，当他体力许可时，他们偶尔也与一些青年人到城里的街上或郊区传福音。
这时李渊如姊妹介绍他认识一位可亲的汪佩真姊妹，她是富有法官的女儿，过去曾是李姊妹的学生。那时李渊如还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曾一度想破坏汪姊妹的信仰。汪姊妹在青年的时候就蒙召信主，她父母想尽办法要她背弃他，首先以珠宝贿赂，继而刺激她去自杀，最后将她逐出家门。她从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就成为一位自由传道，因为学生们的渴慕，加上她特殊的见证，常在学校中引领许多人归向基督。几年以后她也尝到引领自己母亲归向主的喜乐。
1927年底的一个主日，倪柝声、祝康宁、李渊如姊妹及汪佩真四人，这是他们头一次在汪姊妹家中聚会掰饼敬拜神。他们继续了几个礼拜，倪柝声已感觉到他必须踏出信心的下一步，租下适当的房子，作为教导圣经和见证之用。俗语有句话：“从小处着手”恰与先知所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终于在1928年初他在文德里找到一间房子。从租界地的哈同路向东转入，房屋位于蒲石路北边，在堤岸西边不到五公里。那时又有几位弟兄加入，他们也搬进去住，在楼上聚会直到楼下店铺空间腾出来，可做为讲道的场所。每个主日一早，祝康宁就骑脚踏车，从内地会在吴淞路的总公会处到哈同路与他们一同掰饼，然后回到他自己所负责的教会（该教会是一差会的自由基督徒教会）。但这种配搭并不长久，不到一年，祝康宁就被调回加拿大，就往后历史的眼光来看，与宣教士们在这深具价值的工作配搭，就此忽告中断。
1928年六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平，而倪柝声所著的“属灵人”最后六卷已准备付印。他按着原初的感动完成了这本书，这是他第一本也是他最后一本亲自写完的书，其余的书籍都是从他的讲道及教导中誊写出来。属灵人第三卷讨论“疾病”的一章，虽然这章与其他题目均出于经历，但正如其他神仆人的经历一样，不久他也亲身经历所写的论点。因此在许多年后，常提到他觉得“属灵人”太“完全”了。然后它使人产生一种“它是一切问题答案所在”的错觉。因此1941年说：“这书不再出版了，并不是我说错了什么，因为我现在再来看它，仍然同意其中的每一个说法。它在真理方面立论相当完全，然而这正是他的弱点。因为当一个人读完了，会使他觉得不再有任何问题了。但我发现，神却不是这种做法，他很少让我们如此认为。因为将属灵事物系统化的危险，就是使一个人以为不需要藉圣灵的帮助，就可以领会这些事物。不成熟的基督徒只是一直寻求理解性结论上的满足。神的话有其基本的特质，他总是对我们的灵及生命说话。”由此可知，“属灵人”这本书并非今天的教科书，而是作者个人经历的一个里程碑而已。毕竟他写书时还不满二十五岁。
当时在哈同路文德里的聚会场所，仅仅容得下一百多人。但1928年底在在这里举行了规模小而具深刻意义的第一次上海特别聚会，从城里各处的信徒聚集在此，并为他们解开神的话，倪柝声的信息得到热烈的回响。因着聚会的体力付出，加上连续不断的帮助那些来访者，再度豪尽了他的精力。寒冷的冬天来临时，他咳嗽又发，体重再度减轻。于1929年初，一些家中的事要他处理，所以他就乘机回到福州，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与和受恩教士的最后一次会面。和受恩教士早期带着几分犹疑地将一些寇迪（C.A.Coates）及达秘（J.N.Darby）的解经著作借给他看。他觉得这些作品很合自己的口味，他就写信给伦敦出版商，索取其他这类作品，结果他与英国的乔治威儿（Geroge Ware）弟兄通信了一年，有很好的交通。他是属于伦敦弟兄会严守达秘信念的团体，他本人寻求一种更原始的基督徒崇拜方式，不受传统所累积的细节拘束。如今他发现自己已步入所熟悉弟兄会先进者的脚踪，主日崇拜的中心是晚间围绕主桌的掰饼聚会，每个人都在发自内心的敬拜与感谢中，与众人同领主的饼和杯。教会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信徒的施洗、解经、信徒彼此照顾、一同关心神的工作，经常公开见证神在基督里的救恩。关于姊妹的活动，倪柝声也和弟兄会一样严格采取保罗对姊妹的教导，禁止她们公开在有弟兄出席的场合讲道，强制她们在教会聚集时带头纱。因为中国女子向来不覆纱或带帽，所以这中纱帽是经过特别设计，用黑线构成一种标准的发纲，而中国的姊妹门都愿意遵守这规矩。李渊如及汪佩真两位姊妹，除了在姊妹聚会中讲道外，都放弃了颇受欢迎的公开讲道，而从事个别教导工作。
回到罗星塔，他很清楚指出和教士在为青年人上圣经课时所发生的错误，她谦逊静听一言不发。事实上，她对这些伦敦弟兄会教义的立场感到不安。早在陆忠离开她前往与化沿海附近从事拓荒工作时，就曾他透露过这种疑虑了。她觉得他们不过是一些自视教条纯正，而彼此却不相容的聚会长达一世纪之久他们拘泥于自己的立场，而与其他的基督徒不相往来。但她几乎不对倪柝声说什么话，只是介绍另一位英国传道人也是解经家的奥斯丁，史百克（T-Austia-Sparks）的一些作品给他。史百克有关十字架的信息，颇有宾路易师母的风格，在过去一年多曾给他带来祝福。
这次短暂的拜访使他大得帮助，由于他身体忽好忽坏，使他不能久留接受她的款待。他坐船到南台，在两小时的旅程中他再度发烧。恶者藉肺病所产生的情绪低沉，引发他里面的埋怨：“你本有光明的前途，也有很多机会，而你却放弃了这些灿烂前程来事神。而今你的职事满有前途，以你的恩赐而言，你一定会成功，可是你又放弃了它，为什么呢？你舍弃太多了，而你得到又是什么呢？有时神听你的祷告，但他大多是沉默不语。你跟那些在大型福音机构中的人比比看，他们也有光明的前程，而且能够把握住它，因此属灵事业大得兴旺，工作也得到神的称许，并且使许多灵魂得救，他们也继续追求神。再者，他们看起来才像是个基督徒，这样快乐、满足、自持。而你呢？看看你自己吧！”
上了岸，他回到坐落岸边的家，向父母问安并料理自己的事务。他不顾自己身体的不适，想替他们做一些事。他心想只要他能恢复健康，他愿意为神做任何事。第二天他来到城里，忧伤地避开两处早已分裂的地方教会会所。桥下正好有带着捕鱼鸟的渔夫在干活，他像孩提时一样到停下来注视他们，对捕鱼鸟的耐心大为惊讶，而后他拄着拐杖蹒跚而行。
在街上他遇到从前三一学院的教授，他向教授一鞠躬。教授带他到一家茶馆，经过直截了当的几句话后，教授停下来打量着他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显然带着几分轻蔑高声说：“学校这么多人当中，我们一直认为你是成大器之才。看你现在的样子，为何如此落魄呢？”
传统上，中国学生都很敬重老师，每每以自己学业上的成功来报答师恩，所以这句话无情地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是倪柝声衷心敬佩的人，而他认为倪柝声受教育是枉费了。他在教授洞察凝视下显得沮丧，因为他所说的都是实情，他失去了健康，前途也破灭，他还能拿什么给人看呢？这位他从前教中国法律的教授又问道：“你难道一点没进步吗？没有进展，没有事业，什么都没有么？”那时倪柝声虽已成人，但也几乎落泪。
就在这一瞬间（他后来告诉我们），“我知道什么是荣耀圣灵常在我身上的意义，我能抬头向神说：『主啊！我赞美你，因为我已拣选那上好的道路。』虽然对我的教授而言，事奉主耶稣是全然是枉费的，但这就是福音的目的，把一切都献与神。”
他在家待了一些时日，重温与双亲相聚的喜悦，分享其他家人的喜讯，他们大多已成家。母亲仍精神十足，常常受邀参加祷告会及见证会，同时也享受了带领她年迈从商的父亲，在晚年认识救赎主的喜乐。当他父亲过世时，她哥哥安排了一种道教的葬礼仪式，她为了回避这种葬礼，安排了一顶里面抬着一块大石头外面放下帘子的轿子，随着仪队及穿白衣服哭号声的亲属队伍送殡。她母亲后来知道这事曾威胁着要上吊，但最后老太太虽在世俗中渡过了半生，却终于受感她女儿的恳请，接受了救主。
倪柝声的母亲怕倪柝声不久人世，虽然她替儿子担心，但有时也尖锐地批评儿子许多的工作。倪柝声也说出不满母亲在教会服事的意见。虽然如此他还是安静下来，一再为工作的力量祷告，因为他觉得神确实招呼了他。最后神似乎对他说：“把它交给我，这是我的事，你只要信靠我就够了。”但他坚信神的旨意必须看守，所以他尽其所能却无法放松地把事情交托给神，他发觉自己在祷告中被这意念缠住了。
一天他外出在沙滩散步，默想他的困境。突然间他停下来，把手杖插入沙中宣告说：“主啊！我信靠你。我在此放下我得医治的事！”然后他走开了。但在他走了没有几步之后，过去那令他无法忍受的忧伤，又再度侵袭过来，使他出了一身冷汗。他不自觉地又祷告起来，跟神争论痊愈是绝对需要的，但他立即停住脚步，醒悟了他刚才所做的宣告，这个试探是从仇敌来的，方才的祷告就是等于向它屈服。他转身回到把仗插入沙中的地方，指着手杖为见证，宣告说：“主啊！我在此放下我医治的事，我拒绝再提起它！”
当事情办完后，他又起程前往上海。在文德里修养身体，他每个主日早晨传讲福音，劝戒他的听众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完全奉献给基督，晚上则与信徒一同掰饼。几位奉献的弟兄加入他们中间，其中两位是陈约翰和医院的一位眼科医师俞成华，这些人后来在他不在时替他照料事情。不久邻近一所宽约五公尺、长九公尺余的房子，可辟为稍大的聚会所，弟兄姊妹各坐一边，中间隔着一排柱子。楼上更宽敞的空间，提供迅速发展的出版工作。“基督徒报”（有一段时间又称为“复兴报”）出版量急速增加，一种新发行不定期的“查经记录”也出版，但为期很短，这份书报在对外交通方面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倪柝声讲道中摘录出来的福音小册子及单张，成了传福音作见证有效的助益，并且藉着这些特殊的文字，使福音见证成为一股稳重的潮流。藉清晰的推理、简洁的叙述、易懂的措词，明白说出得救之道，容易为街上的行人阅读并了解。为了应付另一项急需，倪柝声觉得需要翻译诗歌供崇拜之用，这些诗歌有的是来自和教士处，其余是从英国弟兄会诗本中选出。他自己也撰写了几首诗歌。这时他的健康情形转好，为了使他肺部更快恢复，医生们建议他到气候有益健康的牯岭静养一段时间。
牯岭位于长江上游一千公里江西省内，正在河港九江的南岸，庐山的高峰中。山坡遍筑西式平房，供上海和汉口一带的商人在此避暑，疲惫的宣教士家庭也轮流到此退修。高大的荷花开满在林荫的花园中，多岩的山中幽静小道跟个引人许多盛景。山腰底处，由木栅所围起的租界区外，是一个名叫“狭口”的中国市集，它的海拔约有一千多公尺。
倪柝声接受劝告不得攀走登山梯道，而乘轿上山。设备完善的差会疗养院一天要十两银子，他连这点费用都付不起，所以有一位南京的姊妹替他在“狭口”一百零三号找到了一个住所，且与隔邻的机器工人夫妇一同搭伙，受到他们热烈款待。早晨在牯岭山的朋友找他出去谈道，但下午他宣布“绝对没空”――要躺下休息。
在那儿，他曾被请去探望一位从厦门来，名叫殷祖澜的年轻人，他刚从美国麻州波士顿回来，是学工程的，他到牯岭来是为治疗突发性胸疾，他的母亲很关心他的属灵光景。当倪柝声在疗养院病房探望他时，殷氏话头锋健、无所不谈，终于他谈到反对母亲信仰的理由。倪柝声在起身离去前，说：“这些真是你的问题呢？或是你藉这些问题筑起一道篱笆，使你的灵魂不能得救呢？”这一问可把他问住了，回到厦门仍无法打开它，后来他找另一位福建人宋尚节，他是刚从美国俄亥俄州得到博士学位，这位神仆人引领他归向了救主。
倪柝声与接待他饮食的主人非常相投，然而两个礼拜以来，除了饭前安静谢饭以外，他没有跟他们谈到一点福音。后来有一天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他告诉他们主耶稣为他所做的事，因为他们的心灵饥渴，所以他们热切地倾听。很快地他们就以单纯的信心来到救主面前寻求赦罪，一股新生命的亮光及喜乐进入他们的生活中。倪柝声便开始与他们一同读经，向他们解释神的圣灵是如何住在他们里面，并要把圣经向他们开启。
他在牯岭修养了好几周，偶尔散步到一个地方，从那儿他可以俯览远处褐色的长江，无数的帆船点缀其间，江流蜿蜒穿过景物交织的平原。他再思想他的基督徒信仰，发现了他心灵的安息之所。他说：“起初我来到主面前时，我对『基督徒』已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尽全力去做我所想像的那种基督徒。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从早到晚都带着微笑，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流一滴眼泪，他就不再是一个得胜者，我也认为一个基督徒必须具有无限的勇气。任何情况下他若稍有畏缩，就达不上标准了。”但是当他按着圣经篇章读到新约时，他一再读到保罗自传式的书信——哥林多书后，常被其中“似乎是忧愁……”等的字句抓住。这位伟大的基督徒保罗，他曾“多多地流泪”，他会“心里作难”，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他一定有相当的人性。他自问，这怎么可能？保罗曾经失望过吗？这就是他人性的所在了！他说：“我发现保罗是一个人，正是我所熟悉的那种人。”于是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向他开启，总结在几句话中：“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林后四7）这时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就是安息在祂里面，正如他过去时刻学习信靠神一般。
随着季节转换，天气逐渐冷了。日子到了，他不得不与他的新朋友道别，回到上海。这次他慢慢沿着岩林中的石阶步行下山，旁边山泉汇成急流到了山脚，他雇车到九江搭江轮回上海。
几个月后，一天在文德里楼上，有人传话说一个客人正在楼下等着见他，原来就是他在牯岭狭口的屋主，他有事来上海，随便来交通他所得着的经历。原来他过去有个习惯，在冬天的月份每餐都要喝酒，而且常常喝得过重。这次天气又转冷了，酒又摆在桌上，那天当他低头谢饭时他竟说不出话来。他再试了一两次都是徒然，他转头问他太太说：“有什么不对劲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祷告不出来？把圣经那来，看看上面对喝酒是怎么说的。”但是他翻来翻去找不到这方面的教导，而能给他们帮助的倪柝声却在千里之外，而且要几个月才能见面。他太太说：“你且喝你的酒吧！下次我们遇见倪柝声就问他这件事。”但是这位弟兄发现他就是不能为喝酒谢饭。他决意说：“把酒拿走！”他太太只好依他，把酒拿走后，他们一同为饮食谢饭。
这位弟兄把这故事告诉给倪柝声后，他很希奇地大声说“倪弟兄，里面当家的不让我喝酒呢！”倪柝声说：“很好，你要永远听里面当家的！”
1930年五月有一天，倪柝声收到罗星塔来的电报：“和受恩教士安息了，被主接去，荣返天家。”古田医院的挪威护理长罗兰姊妹（Serene Lonland）,在她生病时匆匆赶到下游，寸步不离地照顾她。她享年六十四岁。在她临终时，以前的七位的老同工只有王连俊在场，之后陆忠信及缪绍训匆匆赶去与王连俊一同把她安葬在河岸的山坡上。她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一分钱。
当倪柝声回忆她一生时，心中只有感谢神。在白牙潭时，他常为和教士的孤独环境感到困惑，论到她对圣经有如此活生生的认识，为何该书的作者——神——不更大用她呢？但在以后的年岁中，事实显明了神的作为，许多在福音工作上有前途的青年弟兄姊妹，因接受她的教导而承受了属灵的产业。特别是王载弟兄，日后在香港差会的教会中成为有名的布道家，同时也在印尼中国海外联合宣道会（China Overseas Missionary Union）服事。倪柝声日后说：“在与和受恩教士交通的那些日子，神以很真实的方式使用她。”现在他回忆起她的一首诗，这首也是他越来越喜欢的：
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
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
就愿你我从兹，交通益亲挚，
时也刻也无间，弥久弥香甜。
她所关心的永远是，看她自己这一面是否阴影。当她遗言要送给倪柝声的大字圣经从福州寄来时，他在里面发现这段祷告词：“哦，神啊！赐我一个完全及没遮掩的启示，使我看清自己的本相。”在空白页上，她很早就些下一句话：“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这句话成为倪柝声日后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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