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朱令案真相_8-背景
有趣的是朱令父母都是中國科大學物探的，42年生的朱承之59年上大學；在國家地震局工作，同孫維的老爸孫大午_1940年出生，在同一個局裡不同部門任職
姐妹倆的祖輩挺有背景的，一個是新中國法律界祖師爺，另一個是能源工業開山鼻祖。
朱令姥爺 - 朱燾譜（1916年9月14日—2001年6月3日），後改名朱啟明，北京人。早年為中國共產黨地下情報人員，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商業局副局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顧問。參見維基 https://www.wikiwand.com/zh-hk/%E6%9C%B1%E7%84%98%E8%B0%B1
孫維爺爺 - 孫越崎 （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原名孫毓麒，紹興人，中國現代能源工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參見維基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孫越崎
朱啟明- 燕京大學學生領袖 （地下黨） 1935年至1937年，在燕大社會學系、西語系學習。 其間，朱啟明參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在1935年12月16日舉行的“一二·一六”大遊行前夜，燕京大學召開學生自治會全體大會，討論決定次日參加抗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示威遊行。學生自治會代表大會主席張兆麐宣布，需要徵集三、五十位同學組成敢死隊，遊行時走在隊伍最前面。說完後，女同學龔維航（即龔澎，當時尚未加入中共）挺身而出，報名當敢死隊員。隨後，朱啟明等人也紛紛報名成為敢死隊員。 1936年1月，燕京大學學生參加了中共北平黨組織引導平津學聯組織的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赴北平、天津以南的農村地區宣傳抗日救國。當時，平津學聯共組織了四個宣傳團，第一團由北平東城各校學生組成，第二團由北平西城、南城各校學生組成，第三團由北平西郊及其他地方的學生組成，第四團由天津學生組成。燕京大學學生46人、貝滿女中、華光女中學生3人，共49人，被編為第三團第二大隊。第二大隊大隊長原為王汝梅（黃華），陳翰伯為第二大隊第三小隊隊長。不久王汝梅調往指揮部，出任第三團團長，陳翰伯接任第二大隊大隊長，趙榮聲任第三小隊隊長。朱啟明被編在第三團第二大隊第三小隊。隊伍出發後，燕京大學當局擔心學生安全，乃決定通知學生家長，並由學校派出教授雷潔瓊、英國籍教授畢文（Beven）、註冊課韓景濂這三個人前往尋找學生隊伍，以通知學生，由學生決定是否返校。三人在琉璃河火車站附近的小學校找到了燕京大學的隊伍，王汝梅（黃華）領導的學生們不肯回校，三人僅帶回了一位腳受傷的魏姓女生。隊伍行至高碑店，遇到軍警特務包圍，無法前進。軍警特務要他們解散隊伍，被他們拒絕。軍警特務乃將他們押送火車站。途中，由於負責押送的還有駐紮在當地的東北軍部隊，故一路較為平安。快到火車站時，學生們被驅趕進小店，東北軍部隊撤走，隨後學生們遭到特務扔石頭、燒房子。 1936年至1937年，朱啟明任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代表大會副主席。他還曾參加過“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1936年秋，傅作義所部開始綏遠抗戰。1936年11月下旬，朱啟明參加了一個由平津學聯組織的平津學生赴京請願代表團，赴南京請願，要求南京國民政府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支援綏遠抗戰。代表團共六人，其中燕京大學有朱祥麟（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執委會副主席）、朱啟明（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代表大會副主席）兩人，此外還有南開大學的沙琴輝等人。此次請願的任務是由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代表大會主席朱南華向朱祥麟、朱啟明交待的，稱在請願的同時，應儘可能同南京的學生及群眾直接接觸，宣傳抗日救亡。代表團一行六人乘火車抵達南京後，有一人未下車而赴上海活動，其他五人剛下車就被等候在此的三、四個人攔住，稱是奉國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前來“照料”，隨後被送往金陵旅社。次日清早，五人趁機溜出旅社，其中三人（包括朱祥麟、朱啟明）赴金陵大學，朱啟明發表了演講，介紹平津學生運動的情況，受到金陵大學同學的歡迎。隨後，在赴國立中央大學時，三人被持搶的特務押到另一家旅館，其他二人也被押來，繼續由教育部的“照料”者“照料”。當晚，國民政府教育部司長雷震接見五人。次日晚，五人又相繼受到教育部長王世傑、立法院長陳立夫、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的接見。這些大員在接見時，反覆強調全面抗戰已成“既定方針”，對五人提出的“聯合各黨派共同抗日，釋放愛國人士，以及援助綏遠軍隊”等問題，則未具體回應。五人提出的面見蔣介石的要求也沒有回應。五人對此強烈不滿。經過一天等待後，五人被押送回平津。此後，在平津學聯的安排下，朱啟明在北平的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及東北大學先後作了兩次關於此次請願之行的報告，指責中國國民黨無理對待學生抗日救亡的要求。 1936年11月18日至22日，朱啟明作為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代表，隨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代錶王達仁、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會代表梅貽寶、朱自清、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同學王若蘭一起赴綏遠及平地泉慰勞前方抗戰將士。
孫越崎生平：原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清朝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七日（1893年10月16日），孫越崎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紹興縣平水鄉同康村一個普通的耕讀之家，原名“孫毓麒”。孫越崎的父親是孫延昌（字燕堂），一位開明的秀才，1905年離家赴黑龍江，起初做官，後棄官經營金礦。 17歲時，孫越崎考入紹興簡易師範學校，1911年底畢業，按照當時的政府規定，到一所小學義務任教一年，在任教期間與葛采湘結婚。1913年，孫越崎進入上海復旦公學中學部學習，結識了教師邵力子、同學羅家倫、俞大維等人。1915年5月，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孫毓麒憤而更名“越崎”，意為使中國越過崎嶇而走上康莊大道。1916年，孫越崎自復旦公學中學部畢業後，進入天津北洋大學文科預備科學習，後在父親的勸說下，於同年考入北洋大學礦冶科。
青年時代的孫越崎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後，天津學生群起響應。天津市的大、中學校學生代表共九人舉行秘密集會，討論聲援辦法，孫越崎作為天津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參加此次集會。會上，孫越崎第一個站起來，代表北洋大學全體學生表態堅決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孫越崎等人還發起成立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同年6月4日，在天津學生舉行遊行示威時，孫越崎和馬駿、諶志篤、沙主培作為天津學生代表，前往直隸省長公署，與直隸省省長曹銳談判，要求省長曹銳給北京政府發電報，讓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北京學生，並拒絕簽署賣國條約。最終請願取得勝利。[1][2] 此次罷課共持續三個多月。孫越崎等許多同學因為參加罷課而遭到北洋大學開除學籍。後來，孫越崎多虧蔡元培的幫助，方進入北京大學採礦系繼續學習，於1921年畢業，獲得工科學士學位。畢業後，孫越崎回紹興休養兩年，其間妻子葛采湘病逝。[1][2][3]
1923年秋，孫越崎赴中國東北，參觀了撫順煤礦、本溪煤礦、鞍山製鐵所等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辦穆稜煤礦公司（今雞西礦務局的前身），應督辦蔡運升之邀，孫越崎不顧家人反對，冒雪奔赴穆稜（今雞西），參加了的穆稜煤礦的創建工作。孫越崎被任命為中方礦務股長兼機械、工程股長，率領中方人員開掘第二號直井，與俄方人員開掘的第一號直井進行比拼。孫越崎工作5年零8個月後，穆稜煤礦建成投產。 在此期間，孫越崎與王儀孟結婚。在穆稜煤礦，1927年孫越崎結識了前來調查的北京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並在翁文灝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地質學會和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孫越崎還編寫了《吉林穆稜煤礦紀實》一書，1930年由中國礦冶工程學會出版，翁文灝作序。
1929年初，翁文灝推薦孫越崎任河北省井陘煤礦總工程師，但孫越崎因正準備赴美國留學而謝絕。1929年秋，孫越崎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採礦系學習。臨走前，他專程拜望邵力子老師，邵力子囑其“出去要好好學習，學成以後一定要報效祖國！ 1929年秋，孫越崎赴美國斯坦福大學採礦系學習，並未申讀碩士學位，只是學習研究生課程，在校期間還考察了舊金山的金礦和洛杉磯、休斯頓的油礦。1931年9月，孫越崎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學習，在校期間考察了美國東部各地的煤礦。回國途中，他又繞道歐洲，在1932年春，花了40多天考察了英、法、德等國的採礦業。1932年7月，經莫斯科和西伯利亞返回哈爾濱家中。孫越崎不願定居在日本統治下的滿洲國，所以在家呆了不到20天便南下來到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北平。
1932年11月，孫越崎應翁文灝之邀來到南京，在剛剛成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即日後資源委員會的前身）任專員兼礦室主任。1933年3月，孫越崎在津浦路沿線調查煤礦資源，寫成《津浦鐵路沿線煤礦調查報告》。同年9月，孫越崎和嚴爽被派往陝西考察石油。1934年春，得知陝北有石油後，國防設計委員會轄下成立了陝北油礦勘探處，孫越崎被任命為處長。在陝北延長縣，孫越崎組建了中國第一支油礦鑽井隊，並率隊打出了油井，煉出了汽油。[1][2][5][3] 後來，1935年4月，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占領了延長縣，接管了延長油礦。延長油礦成了後來陝甘寧邊區的重要工業資源。
1934年秋，河南焦作經營煤礦的中福兩公司聯合辦事處（俗稱“中福公司”）瀕臨破產，中福公司由中方中原公司和英方福公司聯合組成，由河南省政府派河南省財政廳廳長兼任總經理。1934年7月，英方股東、中福公司董事長吳德羅夫赴廬山向蔣介石表達對河南省政府派往中福煤礦的領導人的不滿，要求南京國民政府派員整理。蔣介石即下令中福公司改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領導，由國防設計委員會煤業部主抓。蔣介石於1934年9月在廬山當面請翁文灝出任中福煤礦整理專員，翁文灝於1934年11月來到中福煤礦。孫越崎應翁文灝之邀，赴中福煤礦擔任中福公司總工程師，並在翁文灝不在焦作時代理整理專員。[1][2][5][3]翁文灝和孫越崎一起提出了10條《河南中福煤礦整理辦法》，如“整理專員受蔣介石委員長節制”；“原董事部完全解散。經理、協理、董監各員概行停止職權”；“在礦區內派得力軍隊或保安隊負保護之責”；“焦作工學院和中小學沒有移交省縣接管，教育經費仍由中福煤礦支付。”[6]孫越崎着手整理，很快扭虧為盈。1935年，中福煤礦年產無煙煤100多萬噸。1935年10月，孫越崎接任整理專員。1936年冬，中福公司兩年“整理”期滿，整理專員還政於中原公司、福公司的董事會及股東。1936年，中福公司孫越崎在中福公司新董事會第一次會議上獲聘為中福公司總經理，任期三年。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孫越崎決定把中福煤礦的設備拆遷到四川。他說服了原來持反對意見的中原公司董事和英方代表支持南遷，將大部分中福煤礦的設備拆下並搶運到漢口，並藉助四川民生輪船公司運往四川。這使中福煤礦成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唯一一個遷入後方而未被日本控制的近代煤礦。孫越崎以這批南遷的設備與盧作孚的民生公司、資源委員會、鹽務總局和四川銀行界等合作，先後創辦了天府、嘉陽、威遠、石燕等4個煤礦公司，並擔任總經理，在重慶設四礦聯合總公司。
玉門油礦 編輯 <img src="//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9/9f/Sun_Yueqi2.jpg" decoding="async" width="300" height="164" class="mw-file-element" data-file 孫越崎（右三）在玉門油礦
1942年，蔣介石（左二）視察玉門油礦，孫越崎（左一）為其進行介紹 1941年3月，甘肅油礦局在重慶成立，隸屬資源委員會，孫越崎被任命為總經理，受命創建玉門油礦。隨後，該油礦採購並定製鑽井、開採及煉油的設備，開始進行建設。1942年11月，玉門油礦已經完成該年生產汽油180萬加侖的目標，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提供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孫越崎被譽為“煤油大王”。
1942年8月，蔣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來到玉門油礦視察，聽取了孫越崎的介紹。[3]1942年夏，因經營玉門油礦卓有成績，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孫越崎“金質工程獎章”。 1938年，孫越崎加入中國國民黨。1945年5月，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越崎當選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從接收大員到內閣部長
編輯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春，孫越崎辭去四川4個煤礦和甘肅油礦局總經理職務，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被行政院經濟部、戰時生產局派赴中國東北，主持接收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辦公地點設在瀋陽，任內先後主持接收了東北電力總局、鞍山鋼鐵公司、本溪煤鐵公司、小豐滿水力發電站、阜新煤礦、北票煤礦及瀋陽機械廠等數十個企業。同時，孫越崎還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局址設在北平。身兼數職的孫越崎在北平、瀋陽等地穿梭。 1946年1月，孫越崎兼任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錢昌照任主任委員）。1946年5月，資源委員會改為直屬行政院，孫越崎兼任副委員長（錢昌照任委員長）。1947年1月，孫越崎辭去了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職務，並交卸了經濟部東北區特派員職務，到南京專任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1947年3月，錢昌照離開資源委員會，翁文灝回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仍任副委員長。1948年5月，翁文灝內閣成立，孫越崎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資源委員會委員長。此後，在孫科內閣中，孫越崎連任該職。1949年3月，何應欽內閣成立，孫越崎出任中華民國工商部（5月與其他部會合併成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
領導資源委員會投奔新政權
編輯 
孫越崎 1947年7月，孫越崎赴華北及東北視察資源委員會下屬工礦企業，其間意識到中國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故對時局很悲觀。1948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鞍山後，孫越崎得知鞍山鋼鐵公司員工無一傷亡並獲得優待。這令孫越崎感觸頗深。[1][2] 1948年10月，孫越崎在南京以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身分召集資源委員會所屬各工礦企業負責人召開秘密會議。孫越崎在會上說，“我們這些人，都是學工程技術的，都是懷着工業救國的理想，在抗日戰爭開始前就參加了中國的工業建設。資源委員會現有的工礦企業，是中國僅有的一點工業基礎，我們有責任把它們保存下來。”他動員各工礦採取行動保護工礦，結果資源委員會各廠礦企業及32,000余名職員、幾十萬技術工人，全部堅守崗位。[1][2] 淮海戰役後，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風雨飄搖。1948年12月底，蔣介石當面命令孫越崎將資源委員會所屬的南京的5個廠，即南京電照廠、南京有線電廠、南京無線電廠、南京高壓電瓷廠、馬鞍山機械廠拆遷到台灣。孫越崎拖延無效，乃被迫開始拆運。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孫越崎隨即下令將已運至長江下關碼頭的各廠器材運回廠內安裝復工，未運往台灣。此後，蔣介石在奉化時，曾先後兩次命令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電轉孫越崎，要求迅即拆遷工廠赴台灣。孫越崎以對當時和談不利為由，獲得代總統李宗仁支持，拒不拆遷。[1][2] [10] 1949年4月26日，孫越崎自上海飛往廣州。到廣州後，孫越崎當即電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區資源委員會所屬廠礦的負責人50多人來廣州領取資金，以備必要時給員工發工資。1949年5月底，孫越崎辭職離開廣州赴香港。到香港後，孫越崎同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得知周恩來歡迎他隨時赴北平。但孫越崎並未即赴北平，而為爭取資源委員會設在香港的國外貿易事務所進行活動。當時，國外貿易事務所在香港存有價值5－600萬美元的鎢、銻、錫、汞等用於出口的礦產品。孫越崎在中共香港黨組織的領導下，策動該事務所員工組織了“保護礦產品委員會”，與時任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劉航琛作鬥爭，並取得勝利。 1949年11月14日，該事務所員工通電全中國宣告投共，歸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發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致敬，獲毛澤東復電嘉勉。[1][2] 1950年3月，孫越崎遭到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並受到中華民國政府以叛黨叛國罪通緝。[11] 孫越崎領導的資源委員會是中華民國政府撤往台灣時，中央各部會中唯一一個有組織地護產的部門。在孫越崎的領導下，除了在台灣省接收工礦企業的資源委員會人員外，所有留在中國大陸的員工均投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源委員會是中華民國政府中經營全中國重工業的部門，下轄121個總公司，近千個生產單位，職員3.2萬多人，技術工人6－70萬人。這些人員全部留在了中國大陸。曾任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翁文灝和錢昌照後來也經孫越崎電請，從海外回到北京。 [1][2]後來孫越崎回憶稱，他之所以要背叛重用他的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政府實在太腐敗，太不像話了！”[3]
開灤煤礦與蒙冤受迫
1949年11月4日，孫越崎攜家屬從香港乘船返回北京。中華民國政府派出四艘軍艦攔截孫越崎所乘船隻，幸虧船主改道，軍艦錯截了其他船隻，孫越崎方才倖免於難。[12]此後，孫越崎被任命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計劃局副局長。1950年3月，孫越崎經邵力子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陳雲指示下，孫越崎主持制訂了《基本建設工作程序暫行辦法》。經陳雲建議，孫越崎起草了《沒有工程設計就不能施工》的社論，發表於1951年6月16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提出了“施工必先設計”的基本建設原則。[1][2]1952年，在中共掀起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中，孫越崎和原資源委員會的一些主要人員遭到懷疑，並受到審查。[12]孫越崎的老朋友盧作孚也在同時開展的五反運動中自殺身亡，這給孫越崎的刺激很大。[3] 1952年6月，在政府機構調整中，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和其他委員會一同被取消，幹部重新分配工作。在填寫志願時，孫越崎寫下了“願意到煤礦技術工作”。不久，孫越崎被分配到唐山開灤煤礦（當時是中國第一大礦）擔任總管理處第三副主任。在開灤煤礦，孫越崎經常親自下礦井指揮生產，從1952年到1959年，孫越崎共下井百餘次，受到職工好評。他還提出了許多改進生產、加強安全措施的建議，但他的建議引不起領導的重視，人微言輕，毫無實權的孫越崎成了掛名的副主任。總理周恩來視察唐山時，曾看望過孫越崎，後來還曾安排他到北京，陪同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率領的訪華代表團自北京赴唐山開灤煤礦參觀。[1][2][12][3]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住在北京女兒家中的孫越崎隨即受到衝擊。因無北京戶口，孫越崎被遣返回唐山，不久便失去人身自由，工資停發，被以“特嫌”的罪名關入“牛棚”，隔離審查一年半。在隔離審查期間，他先後接待了600多人次的外調，均為專案組就原資源委員會在各地的人員的所謂“問題”找他核對，孫越崎頂住了逼供、誘供，堅決不寫違心的材料。孫越崎還遭到抄家，停發工資，並被監督參加挖防空洞等體力勞動。孫越崎的妻子王儀孟因受到欺辱，患上精神分裂症，兩度自殺，幸而都被搶救過來，保全了性命。孫越崎夫婦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被趕入唐山一處小平房居住。[1][2][12][3] 1973年，孫越崎重獲自由。在取得了五年多的補發工資共１萬多元後，孫越崎偕妻子王儀孟到中國大陸各地“自費旅遊”，先後兩次出遊。第二次出遊回到唐山後不久，唐山大地震發生，83歲的孫越崎和76歲的王儀孟因所居住的小平房倒塌，被埋在廢墟中，經鄰居救出。孫越崎的三根肋骨被壓斷，王儀孟沒有大傷。在北京的女兒後來到唐山將二人接往北京，孫越崎入住北京醫院治療。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得知後，派保健醫生探望，並給予幫助。孫越崎出院後，鄧穎超與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聯繫，幫助孫越崎解決了戶口及住房困難。此後，孫越崎長期在北京居住。[1][2] 1978年，孫越崎的老部下孫運璿在台灣升任行政院院長。大陸對台灣的廣播電台得知消息後，要求孫越崎寫一篇對台灣廣播講話稿。當時孫越崎處境並不優越，但他仍然接受了這一要求，讓記者為自己進行了錄音，表達了對在台灣的親朋故友的關愛。
改革開放 新中國成立後，孫越崎歷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民革唐山市委員會主任委員，民革河北省委員會主任委員。1979年，孫越崎曾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0年，孫越崎在全國政協五屆三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委。1981年12月25日，民革中央五屆二中全會增補孫越崎為第五屆民革中央副主席。1983年，孫越崎當選為全國政協第六屆常委，兼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組長。後來，孫越崎歷任第六屆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七屆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二至四屆委員、第五至七屆常務委員。 1981年，孫越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工業部顧問。他還先後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特邀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貿易部特邀顧問，其間結識了時任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江澤民。此外，他還先後兼任中國統配煤礦總公司顧問、民生實業公司董事長、復旦大學北京校友會會長、歐美同學會名譽會長、辛亥革命研究會名譽理事長、焦作工學院名譽院長等職務。1984年下半年，中美國際工程公司在深圳召開成立預備會，孫越崎獲聘為該公司諮詢委員會名譽主任。
三峽工程“反上派”
早在1940年代，參加薩凡奇計劃及中美合作三峽工程設計的中方團組，便主要來自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持此事的先後為錢昌照、孫越崎。1947年5月，資源委員會正式通知美國墾務局，中止三峽工程設計。該時期中美合作宣告結束。[13] 1980年，鄧小平親自視察三峽壩區和葛洲壩工程工地，隨後指示“建設三峽工程效益很大，輕易否定三峽工程是不對的。請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回北京後抓緊研究。”[13]1984年，正當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決定上馬三峽工程之時，孫越崎大膽上書表示質疑。1984年10月26日，國務院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電力部結合多方面意見，對三峽工程做出明確、肯定、科學的答覆，否則主體工程不得上馬。[1][2][3]第六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期間，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根據委員意見和要求成立了三峽工程專題小組調查三峽工程相關問題。孫越崎出任組長，林華、徐馳、王興讓出任副組長。孫越崎領導該小組為三峽工程建設的論證進行了大量工作。從1985年5月30日至7月6日，孫越崎親自率領調查組考察都江堰、岷江、計劃中的三峽庫區、荊江大堤等地實地考察。調查組召開了400多名專家、學者，全國以及地方政協委員參加的40余次座談會。調查組做出六份《三峽工程問題調查報告》。從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移民、安全七個方面提出反對意見，得出“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至少‘七五、八五’期間不該上”的結論[14][15]。根據此次調查結果，孫越崎不顧中央是否已作決定，也不顧高層權威的拍板，堅決主張長江流域的水利開發應從上游着手，而不應急於上馬三峽工程。孫越崎在全國政協舉行的會議及國務院召開的論證會上，多次直言不諱，並為此親自撰寫了長達3萬字的意見書。作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反上派”）的代表人物，孫越崎及其他知名學者的意見受到中共中央重視，中共中央於1986年發出文件，決定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要求對三峽工程的可行性進一步論證。 1987年11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其中收入了全國政協委員在水利電力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第三次和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以及李銳、孫越崎、千家駒、林華、陸欽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該書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作序，集中了三峽工程“反上派”的聲音。 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利電力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召開第九次（擴大）會議，主要議題為審議三峽工程最後兩個帶有論證結論性質的專題論證報告。會議的主要結論是：“三峽工程是難得的具有巨大綜合效益的水利樞紐，經濟效益是好的，財務上是可行的，也在國力能承受的範圍之內，建三峽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峽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議及早決策。”領導小組按原先部署，責成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根據專家組的論證報告編寫可行性研究報告。有人隨即獲悉，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已確定“早建方案”，要求三峽工程“在1989年動工興建”。該消息後被香港報紙披露。消息引發了三峽工程“反上派”的急切心情。[17]1989年，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出版，其中收入了《孫越崎等十位全國政協委員上書中央：關於三峽工程論證的意見和建議》、《孫越崎答張愛平問：對不同意見應平等對待允許爭論》。該書是一本集中表達三峽工程“反上派”聲音的書籍，孫越崎親自為該書題寫了書名。[18]該書初版五千冊趕在1989年3月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開會前，送到了委員、代表下榻賓館的小賣部，隨後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由於缺乏出版經費，許多被訪問的專家和人士均自己出錢高價購買該書，以支持出版。該書及其他媒體的輿論、專家學者及知名人士的呼籲，迫使三峽工程的上馬再度推遲。 1990年7月，國務院在中南海召開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98歲的孫越崎作了口頭髮言和3萬字的書面發言，力陳三峽工程上馬的弊端。[19]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何格高在7月10日[19]、郭來喜在7月11日[20]也分別發言。《人民日報》報道稱，“未在主論證報告上簽字的9位專家受特別邀請，全部出席了這個匯報會。如此尊重持不同見解的專家，在世界上也屬罕見。”[19]但實際上，持反對意見的人士遭到了有組織的批駁。如郭來喜早在1990年7月6日便報名參會，發言稿早已上交，但被安排遲至7月11日發言，有關部門在其間組織了三位專家，於7月11日對郭來喜的發言進行圍攻。7月11日當天，專家發言結束後，李伯寧講話，首先大力表揚贊成三峽工程上馬的人士，認為凡贊成三峽工程上馬就是愛國，接着點名斥責郭來喜等一大批持不同意見的人士。[20]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大力讚譽李伯寧“為三峽工程的上馬立了大功”。[21]
復旦校友會與對台工作 1988年9月，孫越崎當選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的建議下，1988年10月，孫越崎赴香港，當時他是復旦大學北京校友會會長，到香港後會見了復旦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孫景洵，並參加了香港校友每月一次的聚會。其間，他通過電話與在台灣的老友張群、陳立夫等人敘舊並相互問候。在香港，孫越崎還約見了復旦大學校友卜少夫談話。孫越崎同孫景詢會長商議，定期集合全球各地的復旦大學舉辦聯誼活動。回北京後，孫越崎繼續同孫景詢協商，由北京、香港兩個校友會籌劃，發起成立復旦大學世界校友聯誼會。1990年12月10日，復旦大學第一屆世界校友聯誼會在香港富麗華酒店舉辦，孫越崎由秘書陪同赴香港參加，並發表講話。孫越崎在會上說：“海峽兩岸的隔離隔閡，是歷史原因造成的。當務之急是為了民族利益，儘快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越快越好。這是我這個百歲老人最後一次對年輕一代要說的懇切話……”1992年，復旦大學第二屆世界校友聯誼會在上海舉行。[1][2][22] 隨着海峽兩岸交流的日益擴大，孫越崎常收到在台灣、香港及海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的信，孫越崎每信必復。孫越崎的老部下、曾先後出任台灣的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的李國鼎、趙耀東、李達海等都曾赴北京拜會孫越崎。孫越崎積極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希望在台灣的朋友們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而努力。孫越崎百歲生日前夕，在台灣的陳立夫托人送來條幅，上書“志誠自仁，仁者必壽。越崎學長兄，時年九十四歲，陳立夫敬題。”[1][2]
資源委員會“起義”性質的認定 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十餘年間，孫越崎將大量精力不斷用在為原資源委員會人員的平反上。自從資源委員會起義之後，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原資源委員會各級人員普遍受到衝擊、迫害，甚至折磨致死，不少人員的子女也受到牽連。這些人員及已去世人員的遺屬，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紛紛要求原資源委員會的領導人孫越崎幫助平反並落實政策。孫越崎以《晉書》中的“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自勉，痛感自己對不住原資源委員會的諸位同仁，不斷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訴，努力幫助大家解決問題，但仍有很多問題沒有得到解決。1991年10月24日，已經98歲的孫越崎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信中列舉了資源委員會護產及起義有功的事實，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審議資源委員會的“起義”性質問題。[1][2][12] 江澤民接到孫越崎的信後，很快派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丁關根、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到孫越崎家中了解情況並聽取意見。1992年3月16日，江澤民邀請孫越崎到中南海面談，並且共進晚餐。席間，江澤民明確肯定了資源委員會人員拒遷台灣，護廠護產的貢獻，並提出資源委員會的活動帶有“起義”性質，資源委員會人員中與中共地下黨有接觸的骨幹人員，可按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參加革命一樣對待，待遇應高於起義人員。經江澤民提議，199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會見了孫越崎等原資源委員會在北京的部分人員。在會見中，宋平表示，資源委員會護產並迎接解放的行動是正義的愛國行動，是有功的，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充分肯定孫越崎等原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及工作人員的此項歷史功績。次日，新華社專門對此作了報道。1992年10月16日，孫越崎百歲（虛歲）壽辰當天，中共中央又將原資源委員會的骨幹人員請到北京開會，由宋平主持，晚上在中南海安排宴會。 1992年10月16日，孫越崎百歲（虛歲）壽辰，江澤民派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丁關根送來江澤民和孫越崎在中南海合影的大照片，照片上有一行題詞：“孫越崎老百歲壽辰留念，江澤民，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同日，遵鄧穎超生前遺言，有關人員送來一尊壽星，為孫越崎祝壽。民革中央、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中國統配煤礦總公司等單位聯合開會慶祝孫越崎百歲壽辰。會上，朱學范、錢偉長、程思遠等20多位知名人士倡議向海內外籌集“孫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作為孫越崎的百歲壽禮，以便為中國國內和煤、油、電專業有關的大學設獎學金。晚餐後，孫越崎與江澤民等人合影。 1992年，在民革八大會議上，孫越崎、朱學范、侯鏡如被推舉為民革中央名譽主席。隨後，孫越崎出席了全國政協1993年1月1日舉行的新年茶話會，同江澤民、李鵬等人合影。1993年3月，孫越崎委員出席了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1993年10月13日，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禮堂主持了為孫越崎舉行的100周歲慶賀活動。李瑞環向孫越崎贈送了一盆梅花鹿茸，並轉達了江澤民、李鵬、喬石對孫越崎的祝賀。同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孫越崎科技教育基金會頒獎大會和在北京召開的復旦大學第三屆世界校友聯誼會（該屆會議為孫越崎的生日而破例召開，原規定每兩年召開一屆）共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禮堂為孫越崎舉行了祝壽活動，復旦大學校長楊福家參加，校友李嵐清副總理參加並向孫越崎致送鮮花，孫越崎以復旦大學北京校友會會長身份講話。 中共中央對資源委員會人員“起義”性質的確定，以及為孫越崎隆重慶祝壽辰，標誌着資源委員會起義這一長期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終於獲得了較為圓滿的解決，結束了對有關人員的不公正評價。 在中華民國政府中，孫越崎享受部長級待遇。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孫越崎在人民政府工作時僅享受司局級待遇。但孫越崎一心投入事業中，不問個人利益，連自己工資是多少都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結束，出任煤炭部顧問之後，孫越崎才按副部長待遇，並享受技術專家特殊津貼。直到1992年江澤民接見後，孫越崎才改為享受部長級待遇。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在《孫越崎傳》一書序言中稱，孫越崎“愛國自強、不務浮名、廉潔律己”。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在悼念孫越崎的文章中稱：
孫越崎作為我國工礦業的泰斗和能源工業的奠基人，他的成就是不可磨滅的。他的一生所做的貢獻也是難以估計的。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對孫越崎的歷史貢獻認識不足，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和安排。1988年全國政協換屆，有關方面在充分認識孫越崎的功績、影響和威望後，曾考慮對其給予符合貢獻的政治安排，但終因孫老年齡過高而未能做到，這實在是一件憾事。令人欽佩的是，孫老個人從不居功自傲，從不爭名逐利，他始終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識大體，顧大局，嚴於律己，光明磊落。 1995年12月9日，孫越崎病逝於北京，享年103歲
系列相關鏈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