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燦原創：歷史的簡說
歷史的簡說_大事記(6-7)

第六篇、證實與肯定

二00二年，正值與《邪》書訴訟進行的同時，地方召會主動接觸“基督教研究院”，也邀請位於加州帕薩迪納的“富勒神學院”與地方召會對話，以及尋求接觸那些較為公允的神學家和基督教領袖，並與主流基督教媒體接觸，以願其深入研究地方召會教訓的正統性。

二00三年，美國頗具權威性的著名基督教護教及異端研究機構―“基督教研究院”，院長漢尼-葛夫漢克（Hank Hanegraaff）開始與地方召會的帶領人開始溝通，他邀請巴沙迪諾-格雷琴（Gretchen Passantino，“真道實踐會”創辦人之一）和米勒-艾略特（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總編輯），一同會見地方召會和水流職事站的代表。

經過此次會晤，漢尼-葛夫漢克聽到弟兄們的慷慨陳詞，逐項肯定地方召會被指控否認的真理。身為“基督教研究院”院長，他得悉大量關於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學的資料，一向以為該院既致力於一流的頭手研究工作，存檔的資料應當準確無誤。已過二十餘年，此假設一再得到驗證。然而，事實並非總是如此。追溯歷史，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與巴沙迪諾夫婦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對地方召會進行評估，特別是在一九七七年，當時的“基督教研究院”院長馬丁，在安那翰的“美樂地基督徒中心”聚會中演說，曾使用巴莎迪諾夫婦所提供的研究結果，對地方召會公開批判和定罪。他又作為美國廣播節目的“聖經解答者”，甚至向聽眾推薦《彎曲心思者》這本邪惡的書，對李常受及地方召會大加攻擊，其結果竟成了日後錯誤信息的主要來源。

但至此，“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實踐會”決定重新評估地方召會的教訓和實行。他們願意撇開以往的斷章取義作法，詳讀倪柝聲與李常受的著作。關於地方召會教訓和實行的資料，當初進行初次評估的年間是無法取得的，現今地方召會已在美國多年，儘管有人仍然倚靠過去的評論，但“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實踐會”已開始利用現有完整的信息。無疑的，這次評估的結論將會比幾十年前的初次評析更加全面。

二00四年下半年，“富勒神學院”與來自地方召會和水流職事站的代表進行了另一次對話，針對地方召會的教訓與實行，作了一次廣泛且審慎地檢視和評估。以後，論到與地方召會和水流職事站代表的數次會談，他們說：“我們的對話誠懇、敞開、坦率，且毫無保留。”

證實福音―“富勒神學院”聲明

二00六年一月五日，“富勒神學院”發表了一篇聲明，全文如下：

“富勒神學院”（以下簡稱“富勒”）與地方教會同其出版單位水流職事站的帶領弟兄們，最近完成了長達兩年的廣泛對話。在此期間，“富勒”對於地方教會主要的教訓與實行，特別是水流職事站所出版，李常受、倪柝聲兩人的著作，進行透徹的審閱與查視。此舉的目的，是為了答覆一些與該教會有關的質疑與指控，並從歷史以及正統基督教的眼光，將倪、李兩人，以及地方教會的教訓與實行加以定位。“富勒”方面，參與此次對話的有校長暨基督教哲學教授Dr.Richard Mouw、神學院院長暨神學與倫理學教授Dr.Howard Loewen，以及系統神學教授Dr.Veli-Matti Karkainnen；代表地方教會的有：陳實、何子建，以及Dan Towle；代表水流職事站的有：Ron Kangas、Benson Phillips、Chris Wilde，以及余潔麟。

“富勒神學院”的結論是，地方教會及其成員的教訓與實行，在每一基本面，均體現出純正、合乎歷史、併合於聖經的基督徒信仰。“富勒”所面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斷定，一般批評者對於這份職事的描繪，是否準確地反映了該職事的教訓。在這點上我們發現，某些圈子的人對倪柝聲與李常受教訓之理解，與兩人著作中的實際教訓，有極大的差異。特別是李常受的教訓，受到明顯的曲解，以致常為一般基督徒大眾，特別是那些自稱福音派的基督徒所誤解。當我們公正地以聖經和教會歷史的角度，來查驗這些有爭議的教訓時，我們每次都發現，這些教訓具有重要的聖經與歷史根據。因此，我們相信，它們值得整個基督的身體，加以關注並考量。

為了解我們所經歷的過程，我們需要指出一個事實：在進行對話之初，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理清，該教會的立場是否符合一切真基督信徒所應遵守的真正基督徒的基要信仰。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能夠在基本的信仰原則上有共識，那麼其後的對話，以及一些次要教訓的討論，會自然而然地落入基督徒交通的範圍。這是我們借着閱讀他們的出版品，以及與教會及其職事代表五次面對面的會談，所得的結論。我們發現，他們在神、三一神、基督的身位與工作、聖經、救恩、教會的合一，以及基督的身體等教訓和見證上，都絕對合於正統。不僅如此，他們的信仰聲明，雖然形式不同，但與主要的信經一致。我們能夠確定地說，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份職事的帶領者，或是接受水流職事站出版品中之教訓的地方教會成員，有任何邪教（cultic）或類似邪教（cult-like）的特徵。因此，我們能夠毫無疑慮地接納他們為真信徒，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並且毫無保留地推薦所有的基督信徒，都和我們一樣，向他們伸出右手彼此相交。

我們的對話誠懇、敞開、坦率，且毫無保留。其中有幾個主題，是我們“富勒”方面特別想知道的，如：三一神、神性與人性的調和、人成為神、形態論，他們對“地方”教會的解釋和實行，基督的神性與人性，以及他們對地方教會以外信徒之態度等。在這些議題的每一個討論上，我們都被賦予完全的自由。在每一個例子中，我們都發現這些外界的理解，都遠遠偏離了他們實際出版的教訓，以及地方教會信徒的信仰與實行。

本聲明的目的，在於為關心此事的人，提供一個概略性的回顧，使其得知此對話的過程，以及我們最終的結論。在這份簡要的聲明後，我們會在要來的幾個月裡，提出一份論文，詳盡地說明前述以及其它重要的神學議題。地方教會與水流職事站的代表，同意針對幾個主要的議題，摘要式地陳明他們的教訓。經過這次深入的研究與對話，“富勒神學院”將根據我們對該職事的了解，提出我們對其教訓的評註。

“華人教會正統信仰”講座

二00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由“美國富勒神學院”和“香港真理書房”及“台灣福音書房”聯合主辦了“從歷史、神學及護教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講座。

根據大會現場派發的“富勒神學院”聲明，指出地方教會及其成員的教導與實踐，在每個方面都體現那真正的併合乎歷史與基於聖經的基督教信仰。該院一批高層曾經與地方教會以及其出版機構水流職事站的代表進行為期兩年的詳細對話，並全面審視其主要實踐與教導，特別是倪柝聲與李常受的教導，而得出此結論。

上午的兩節講座於“中國神學研究院”舉行，有約八十人參加。在第一節，“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楊慶球教授以“從教會歷史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為題演講，從早期教會的信仰前設談起，論及正典的確立、福音派與正統的關係，以及中國教會的正統與別異宗派。

楊慶球指出，基督教信仰的範圍不能超過聖經，而聖經來自使徒的教訓；而歷代教會的傳統甚至教父的說話並不絕對正確，但只要仍在聖經的規範中，都值得尊重。而福音派信仰的特質是肯定信仰的對象是客觀、真實、普遍的。他說，福音派並不擁有全部真理。他並補充說“因而有對話學習機會”，但肯定“這”真理，並有系統地趨近它。在論及中國教會的正統與別異時，楊慶球引用一九九八年河南四大教會系統代表所完成的《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他以當中有關三一論的部分為例，指其提升了中國基要教會以往由於不了解而故意忽視的缺點（其論文注釋舉例，王明道覺得三一論難以理解而不重視之）。他又說，在教義上教會絕對有權定違反聖經者為別異宗派，但這是消極做法；就積極而言，應以聖經為基礎彼此溝通，尋出合一的真理。但他慨嘆所謂“別異”者亦自視為“正統”，不與其他“正統”對話，結果對立持續，“這是主再來前的無奈”。

“台灣福音書房”的余潔麟回應時指出，基督徒應相信神是三一以及基督的神人二性；但真理亦有其弔詭性（Paradoxical），如三一、神人二性，以至神的揀選與人的自由、超越與臨在等等，其奧秘在堅持二者並立，雖然於人的理念所不能至，但為神的啟示所必須；只談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失去平衡，就是異端。

余潔麟說，“正統”與“正統”之間的對話需要雙向進行，講而不聽，無助溝通。他承認，以往地方教會的努力，有祝福，也有失望。而地方教會稱自己是主的恢復，並非指自己是惟一的恢復，而是在歷史上主恢復工作的一部分。

上午第二節以“從神學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為題，由“富勒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Prof.Veli-Matti Karkkainen主講，試圖勾勒一套協調神學（Mediating Theology）：在界定共同核心之同時，亦承認歧異的重要性。

Karkkainen指出，非此即彼的態度有時是需要的，如舊約中“事奉巴力還是事奉耶和華”的例子，但導致真誠基督徒之間的分裂，往往不是涉及如此戲劇性的抉擇。他將異端（Heresy）分為三層次：一、關乎三一論、基督論和救恩論等重要議題的異端；二、以宗派或傳統為判準的異端；三、生活文化異端（如敬拜形式之爭）。他指出，第一層的確有將人推離基督教信仰範疇的危險，第二層卻不一定與第一層有關，至於第三層有時更具誤導性，但不同的基督教傳統談到異端時，有時卻不會這樣細分。

Karkkainen進一步認為，上述的第二及第三層次“異端”，其實仍應被視為屬乎基督教信仰之中，因為基督教教會在教義詮釋方面可以有所不同，卻又不致互為矛盾或互相排斥。他以聖化論「Theosis；“神子成為人，使人可成為神”（亞他拿修）」為例，過去更正教認為聖化論過分強調人在救恩中的意願與主動，與因信稱義直接對立；然而經過討論，當在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救恩論中重新發現聖化論，有信義宗和其他更正教的神學家開始接納聖化論不單是一個合法的基督教救恩概念，且有其歷史源頭，過往指控其為泛神論和伯拉糾主義（Pelagianism；人靠己力能滿足神旨要求）亦純屬誤解。

同時，Karkkainen指出，倪柝聲及李常受所闡述的地方教會信仰就屬於聖化論的範疇，地方教會亦因而常被稱為“異端”。而在二00四至二00六年，他有份與水流職事站的成員對話，結論是聖化論乃合法的基督教救恩概念，而水流職事站成員關於三一論與基督論的說法，雖然有需要小心闡明，卻仍屬基督教正統範疇，不應被稱為異端。

下午的公開講座以“從護教角度看華人教會正統信仰”為題，移師浸會大學舉行，逾二百人參加。公開講座由陳啟宗主持，首先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周永健院長以及“富勒神學院”神學部院長Prof.Howard Loewen，分別就上午的兩節討論作出報告。然後，由美國路德“路德神學院”（Faith Evangelical Lutheran Seminary）的Gretchen Passantino主講。

Gretchen Passantino回顧自己三十多年來在加州當地的護教工作，並多次提及自己會稱地方教會的成員為弟兄姊妹。她說，在一個很多人需要聽福音且會因而付出沉重代價的國度，不能因為人家不用自己的詞彙和實踐方法就將對方拒諸門外。

而在隨後的回應環節，“台灣福音書房”的余潔麟說，事情有時不單在對錯，也在態度。他鼓勵自己的團體，要常被提醒，需要在態度上和處理其他信徒的關係上天天平衡、改正、學習。

整天聚會的參加者包括來自多間本地神學院的講師。而美國《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專欄作家、暢銷書《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作者David Aikman亦為座上客。

護教結論的再思―“真道實踐會”聲明

二00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真道實踐會”以「護教結論的再思，引“地方召會與水流職事站”為例」，發表了一份聲明。該聲明乃是經過三年審慎的研究、對話和檢視、以及神學分析，資深護教人士，同時也是“真道實踐會”會長，及創辦人之一的巴莎迪諾，連同“基督教研究院”院長漢尼-葛夫漢克，連同《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總編輯米勒-艾略特共同作成結論：“與倪柝聲、李常受的教訓，並水流職事站有關之地方召會，持守並教導基督教正統神學，是一個在基督里的基督徒運動；故此不應該被貼上神學異端，或“邪教”標籤；即便“邪教”一詞純屬神學用語，如已故馬丁博士的《新邪教》和巴莎迪諾夫婦的《面對邪教諸議題》書中之定義，亦不該用於地方召會之上。”

該聲明又說，此一重新的評估，相距巴莎迪諾夫婦和馬丁博士所作的初次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故更加值得推薦。儘管巴莎迪諾夫婦與馬丁起初表示，此運動並非不是一個，非基督徒的邪教，倪、李兩人的著作，充其量只是頗具爭議性；他們強烈抨擊此一運動神學的根據，僅限透過出版品的了解。雖然巴莎迪諾夫婦與馬丁在一九八一年後，就不曾對此運動作過任何論述。然而，多年來，基督徒研究所之出版物論及“地方教會”時，仍多複述巴莎迪諾夫婦與馬丁之觀點。

三年多前，巴莎迪諾女士（於二00三年巴莎迪諾先生過世後接管真道實踐會），漢克-漢尼葛夫（於一九八九年馬丁過世後，接管基督教研究院）和米勒-艾略特（《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創刊編輯），回應該運動出版單位水流職事站之邀，就其教導和神學，進行對話與重估。 ­

自從當年的批判以來，巴莎迪諾夫婦，米勒-艾略特，及漢尼-葛夫漢克逐漸領會，要了解一個人的意思，必須進行當面對話，聽其言，觀其行，而非僅憑文字，即便是原始出版品。“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實踐會”近年來採取新的策略，要求在出版正式評論之前，必須與具爭議性的個人及團體直接互動。巴莎迪諾女士解釋說：“我們對撒旦教和新異教主義，所作指標性的研究工作，以及與其他單位合作對“普世神的教會”（Worldwide Church of God），和其他運動及議題的衛道工作，證實並加強了此一原則。使得我們非常願意對這個從出版品看來問題重重的地方召會運動，進行再次評估，並且接受衛道人士的不同見解。”

三年多來，“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實踐會”，不受任何限制地取閱地方召會所有的文字出版，與領導人士進行數百小時的直接對話，並且完全自由地接觸地方召會中的成員。“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實踐會”也花了數百小時在神學分析和研究上，包括與多處神學研究所的知名神學家和聖經學者咨商。巴莎迪諾表示：“我們不只對此運動的信仰有更正確，更深入的認識。我們也清楚看見，雖然我們先前的評議，在衛道界中尚屬溫和者，卻對其核心教義的正統性，仍具誤解並作出不實敘述。”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巴莎迪諾夫婦（在兩本小冊里）描繪李常受的教訓，介於背道和異端之間，加上馬丁（在《新邪教》一書中）對其神學提出嚴詞批評，指稱該運動並非基督教外的邪教。

七十年代開始，其他研究人員為此運動貼上邪教標籤，並且發出警告指稱，該運動在神學上的異端之外，還造成心理上、社會上的傷害、及犯罪行為。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安格堡與威爾敦二人仍在其《邪教暨新興宗教百科》一書中，仍將此運動與那些具有危險、破壞、犯罪行為、並神學異端的團體並列。

因着此運動源自中國，在中國擁有廣大信眾，信奉無神論共產主義的中國政府，利用此類負面報導，作為其指控此運動有關的中國基督徒從事不法行為，並加以定罪的理由之一。安格堡與威爾敦書中惡劣的指控，與二十年前（尼爾-達迪的《神人》一書）如出一轍，對於此運動在中國因着召會事工不斷面臨政府限制、指控，並給定罪的信徒們，造成極大的危險。在此一危機下，地方召會的主要教師（他們拒絕形式上，聖品階級的領導職分，但不否認信徒中間有帶領和教導的職分）接觸不同的基督教衛道人士，尋求對話和重新評估。“真道實踐會”與“基督教研究院”對此表示歡迎，並攜手共同參與。

近年來，地方召會與水流職事站在獲得北美基督教團體廣泛認同的事上，頗有進展。“富勒神學院”也進行了與“真道實踐會”和“基督教研究院”類似的對話和檢驗，作出以下結論：“地方召會及其成員的教訓與實行，在每一基本面，均體現出純正、合乎歷史、並符合聖經的基督徒信仰”。水流職事站也成為“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協會”正式會員，享表決權利。

在對話過程中，地方召會領導人士，水流職事站，“真道實踐會”，和“基督教研究院”均同意，巴莎迪諾夫婦與馬丁在二十年前所作的嚴詞批評其來有自，其間並無蓄意抹黑，及惡意中傷。造成此種片面評論的原因，主要源自缺乏直接的互動，中美基督教在文化、語言，和教會論上的差異，和當時雙方不晉成熟的解析宗教分析。

“舉一個很好的例子，”巴莎迪諾女士說，“就是倪、李兩人的教訓，與早期教父和今日東正教的某些發表有相似之處。”她接着說：“倪、李兩人都從未表示，他們所教導信徒個人聖別的變化，延自初期教父，或東正教中的‘人成為神’（theosis）的教訓，或與其相似。因着我熟知七十年代西方異端團體在此題上的異端教訓，所以很容易將倪、李兩人的教訓，與我所熟知的（異端）團體，而非我較不熟悉的教父和東正教神學，聯想在一起。”

二十多年後重新檢視這些具爭議性的教訓，“真道實踐會”與“基督教研究院”藉着閱讀相關原文，與更完整正統神學補充比對，作了更公正的評估。“我們的結論是，”巴莎迪諾表示，“多年前我們之所以一再視倪、李教訓為背道，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所持的實在不是異端觀點，他們的觀點均意指正統。”解開這個難處的鑰匙，就是直接的對話。從第一次會面後，巴莎迪諾女士，漢克-漢尼葛夫，和米勒-艾略特便知道這些地方召會的代表，乃是他們的基督徒弟兄。巴莎迪諾女士說：“當他們肯定正統神學，否定異端，並向我們解釋他們的神學時，我便知道要正確評估這些人，直接的互動，不可或缺。”

“真道實踐會”和“基督教研究院”完全清楚，在一些次要的教訓和實行上，地方召會與許多美國福音派教會有別，但他們肯定倪柝聲、李常受、地方召會，和水流職事站的基本教義，完全合乎正統。他們也將對地方召會教訓的研究，發表在該年的《基督教研究學報》上。並強調水流職事站所出版的長篇教義闡述：「關於眾地方召會及水流職事站的教導聲明―與“富勒神學院”對話之回應」，展示了地方召會中心教義的正統性，並對那些最令其他基督徒困擾的次要教導提出解釋及說明。

米勒-艾略特訪問中國的見證

以下內容，是《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總編輯米勒-艾略特訪問中國的見證：

地方教會有其另一面，是許多西方基督徒不了解的。因積極回應他們開啟對話之請，漢尼-葛夫漢克、巴沙迪諾和我，有幸親自目睹地方教會的積極面，不僅在西方，同時也在東方，包括中國國內許多的省份和城市。

你若投入足夠的時間，按其上下文研讀地方教會的文獻，與他們的領導人和會員交談，觀察他們如何過個人的基督徒生活和團體的教會生活，你就不得不作出以下結論：這班人不僅是基督徒，在許多方面更是基督徒的楷模。這一群信徒在對基督的忠信及所受的訓練上，要讓大多數西方的基督教團體羞愧。他們經過火煉逼迫的試驗，仍然堅定站住，以致被煅煉成基督的樣式，感人至深。他們對耶穌的愛令人佩服，他們奉獻的生活折服人心。

二00八年十月間，漢尼-葛夫漢克和我花了九天的時間，走訪中國沿海各地。當地聖徒熱力四射，我們深受他們的靈和見證所感。他們親述主如何在他們多年被監禁之中維持他們（有一位聖徒被關了二十四年），坐監的原因不外是承認耶穌的名、傳福音或聚會。我們在華訪問的同時，有四百多位聖徒被逮捕審問，其間有在北京參加福音聚集的大學生和工人，也有在杭州參加主日聚會的教會成員。被捕的學生隨即得釋放，但杭州教會的帶頭弟兄，被判送勞改場，接受一年至一年半的“勞教”。

在地方教會中的信徒，不僅在言行上對基督有不變的忠信，也特別在意教義的正確性。同時，他們對於邪教很留意，並且會以他們的方式予以抵制。這也是為什麼當有人稱他們為邪教時，他們是如此傷痛。

依我三十七年（其間三十三年為全職）致力探研此類事件的心得，我認為地方教會是一個正統的基督徒團體，他們在世界上一個非常關鍵的區域，追求神的旨意，他們也是該區域最大的基督徒團體之一（地方教會在中國的會眾為數約一百萬，全球會眾數約二百萬，主要人數分布在亞洲各國）。

依漢尼-葛夫漢克和我看來，神正在大力使用地方教會，在中國各地帶進一個復興。舉例而言，我們參加了一個主日的聚會，聚會從上午九時進行至下午二時，這是在南京的教會（位於江蘇省，政府特許他們公開聚會崇拜），兩層樓的會所，座無虛席。在聚會主要程序之後，青年人（主要是當地的大學生）擠滿了二樓會場，分成小組聚集。漢尼-葛夫漢克和一位傳譯，坐在一個小組中間，我則參與另一個小組。借着大家舉手表示，我得知所在的小組裡，沒有人得救超過六年；有的人還沒有信主，他們是在與地方教會的人一對一的接觸時，感受到他們的屬靈活力及其對人生的目的感，而被吸引（在江蘇省，在教堂以外傳福音仍被禁止）。這些青年人談到生活在共產主義之下，靈性的空虛；再加上身為兩位父母，四位祖父母惟一的孩子，長輩所有的希望都投注在一人身上，而大學畢業生求職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所以他們備感壓力。那天聚會結束的時候，學生中有四十多人排着隊受浸，其中有一位是在聽過漢尼-葛夫漢克的見證後，才相信的。

漢尼-葛夫漢克和我深信，任何一個心懷善意的人，不論他起初對地方教會多麼有疑慮，只要和我們一樣去接觸地方教會，也必會承認他們持有真正的、正統的基督徒信仰。地方教會只不過是以與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背景來追求基督信仰；正因如此，對我們來說，他們顯得特立獨行，令人生疑。

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化是源於基督信仰的。基督教最初成長的背景是異教的希臘羅馬文化，而這種背景對基督教思想與傳統，帶進了正面和負面的影響。因着神普及的恩典，希臘羅馬文化為教會神學研究提供了極有效的思維工具，卻因着在文化中所既存人類的罪，也曾在教會中造成盲點。中國千百年來雖具備高度典雅的文化與文明，但與任何先進的文明一樣，與西方的世界觀和影響力差別甚巨。然而，其中仍有神普及的恩典，當然也不脫人類罪的因素。

讀過中國的歷史和在華傳教史，以及多年前讀過倪柝聲的著作，再加上這次和數十位中國的信徒面對面交通，我發現中國人對真理和屬靈的實際，表現出強烈的熱誠與渴慕。換句話說，按照提多書一章十二至十三節，古代的革哩底人中有“說謊的，乃是惡獸，又饞又懶”，那裡的基督徒，需要嚴厲的責備，對此使徒保羅說“這見證是真的”；因此，我想我同樣可以直言，在中國，認真、虔誠、全然奉獻給耶穌基督的信徒人數，絕不為人後。

地方教會運動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中國的地方教會，雖然在高深的神學訓練上顯得捉襟見肘，但他們對認識什麼是新約教會，並活出新約教會的饑渴，是昭然共見的；也正是這個饑渴維持他們，度過了數十年嚴峻的逼迫。

我們錯了―重新評估倪柝聲、李常受的“地方教會”運動

二00九年十二月，“基督教研究院”這個曾經是在美國最反對地方召會的機構，在發現自己造成錯誤後，極力盡己之力，彌補自己對地方召會造成的傷害。於是，擬將針對中國基督徒地方召會倪柝聲與李常受所發起的地方召會運動進行了一項為時六年的研究成果，以整刊六十二頁的專文發表於基督教研究期刊，標題為“我們錯了”。

二0一0年一月，第一期的基督教研究雜誌《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將幾乎全部篇幅讓給“基督教研究院”。這期雜誌主要的內容是由米勒-艾略特（該雜誌總編輯），寫的一篇分成七個部分的長篇文章，還包括由漢尼-葛夫漢克（基督教研究院院長、美國最大基督教電台的負責人）所寫的短篇“院長前言”的文章（標題也是“我們錯了”）和另外一篇附加的由巴沙迪諾女士（“真道實踐會”創辦人之一）寫的文章。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第一次，在眾地方召會之外，有人正當地研究了地方召會的教訓和實行，並對於倪柝聲和李常受的頗具爭議的教訓寫了傑出的辯護文章。雖然這些文章是從第三方特別的視角寫的，從而不一定在每一方面反映地方召會的觀點，但如三一神等教訓，都得到了強有力地肯定。感謝主，期待這期雜誌將對真正尋求真理的人產生非常正面的影響，並對於進一步打開真理的門十分有益。

院長前言―我們錯了！

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項為時六年，針對中國基督徒倪柝聲所發起的運動，所作之研究的成果。雖然倪氏為着他的救主死於共產黨的勞改監獄，但他的職事並未因此而消歿。在其跟隨者李常受的帶領下，倪氏的職事和信息傳遍中國，擴展至新加坡和台灣等環太平洋國家，至終及於西方。一九六二年，李氏移居南加州，建立了地方教會，及其出版機構水流職事站（LSM）。

身為基督教研究院院長，我得悉大量關於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學的資料，一向以為敝組織既致力於一流的頭手研究工作，存檔的資料應當準確無誤。已過二十餘年，此假設一再得到驗證。但並非總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與巴沙迪諾夫婦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對地方教會進行評估，其結果竟成了日後錯誤信息的主要來源。

事實真相到了二00三年才逐漸浮現。那時，我邀請巴沙迪諾女士和米勒-艾略特，一同會見水流職事站的代表。在那次會晤中，我聽見他們慷慨的陳詞，逐項肯定地方教會被指控否認的真理。地方教會的代表一個接一個，用自己的話見證他們的信仰：他們相信只有一位神，卻啟示於三個永遠有別的身位；相信人永遠無法在本質上達到神格；相信“他們只不過是教會”，而並非“只有他們是教會”。

於是，我展開了一項研究計劃，其成果見於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中的加長版封面故事。我們不僅在美國進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資料，甚至遠赴中國大陸、台灣、南韓和英國。研究內容包括審慎地評估數以百計的書籍、文章、教會文件、影音記錄，甚至法庭文件。我們第一手研究的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錯了！”

巴沙迪諾女士在上海十分誠摯地向一個信徒說：“我錯了。”這位信徒從他女兒出生起就入獄，直到女兒十七歲時才得以與之團圓；米勒-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說：“我錯了。”這位弟兄坐監共二十四年。他們說這話時並非只是一時情感衝動。不！他們是經過多年親身嚴謹的研究，才說出這話。

論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如末世論（由拙作《末世密碼》可見一斑），我們與地方教會仍有顯著不同；但論到基要的基督徒教義，即殉道者為之拋灑鮮血者，我們則是並肩而立。

“基督教研究院”遭受非議，並非首次；千禧蟲便是典型的例證。一九九九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的封面故事標題為“千禧蟲之害消除了”。結果，我們被說成是“漠視真理”或“全然無知”，儼如鴕鳥將頭埋在沙里。當我在“聖經解答者”廣播節目上表示千禧蟲甚至不會是二000年的十大頭條新聞時，有人指控我在基督的身體裡製造安逸情緒。一位廣播員甚至說，我手上染了上百萬基督徒的血，因我在基督的身體裡製造安逸情緒。正在販賣冷凍食品和救生包的基督教守護者，向我大發烈怒；上教堂之人的憤怒也臨到我身上，因他們確信他們的帶領人，特別是與政治有關聯者，絕不可能在這麼重要的事上出錯。

另一次重大的爭議與阿姆斯壯赫伯特（Herbert W.Armstrong）的“普世神的教會”（Worldwide Church of God）有關。九十年代，我開始與教會領袖會晤；當時所爆發的爭議，如今仍歷歷在目。然而，一九九四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和“聖經解答者”廣播節目有幸能首先公開宣告，“普世神的教會”已走上一條教會歷史上從未有人走過的路，一條將他們從邪教國度引向基督國度的路。不僅如此，我有幸能為“普世神的教會”主席卡客-約瑟的著作《被真理變化》（Transformed by Truth）撰寫前言。如今，他不僅是我的好友，更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走過了從邪教到基督的漫長道路）。

在那些日子，我們的事工機構十分感謝邪教專家塔克-路得（Ruth Tucker）博士、《今日基督教》的奈夫-大衛（David Neff）、阿蘇薩太平洋大學（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富勒神學院”（Fuller Seminary）、“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向這“重生的教會”所展現的友誼和支持。我們都相信，若是神能借着改變領導人的心，而轉變整個運動的方向，那麼神更要因着我們向祂持續的忠信作何等大的事。

憑着神的恩典，卡客-約瑟能說：“我們錯了。”如今，關於我們對倪柝聲、李常受和地方教會的立論，我們也要說同樣的話。這樣作的代價是大的。我們的人格受到質疑，動機受到挑戰，聲譽受到攻擊，對我們的支持也因此減少。以下的說法我已經聽過不知道多少遍了：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領袖共同簽署一封公開信（指二00七年一月福音派人士的公開信），要求地方教會承認他們錯誤的教訓和實行；這些領袖怎麼可能錯呢？無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質疑。

在風波期間，我提醒同仁們，我們的事工並非為譁眾取寵；我們不在乎講台的大小，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場。到頭來，我們之所以作我們所作的，是因為真理至上！

無論代價有多少，都無法與中國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會相比。這事實我無法忘懷，是因一個永遠銘刻在我心上的場景：一位中國婦女，臉上掛着可掬的笑容，才剛講完了她因着在未經許可的聚會中，讀了未經許可的材料而下監的經歷。沒有絲毫的自憐，只有跟隨基督之人綻放的榮光；她經歷的是純正新約基督信仰的實際。講完之後，她謝謝我不惜代價為真理站住。我從未覺得如此不配。無論我面對的是什麼，與她和眾多像她一樣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許沒有什麼話比“我錯了”更難啟齒。然而，對一個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願意道出此語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基本的要求。（漢尼-葛夫漢克）

類似邪教、偏激、抑或（異於傳統的）正統？重新評估“地方教會”運動

該文是這期雜誌的主要內容，由米勒-艾略特親自撰寫，針對福音派人士簽署的所謂公開信，在各方面作了回應。開頭講到“地方教會―其運動與爭議的緣由”，然後論及福音派人士公開信議題：關於神的本質、關於人性的本質、關於福音派教會與宗派的正當性，和關於與福音派基督徒的訴訟。

在“關於神的本質”標題內容中，米勒說：“我們曾以為他們教導形態論，但那是因為我們像許多反邪教運動的人一樣，從未花時間仔細研究地方教會整體的教訓，好明白這些教訓的上下文，以及其前因後果。…我們必須先確立的是，地方教會常以健全、正統的方式陳述三一，…我相信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那些指控地方教會在神聖三一的認識上為異端、偏激、口是心非、自相矛盾的話，都是不成立的。正如我們在“基督教研究院”的人，承認我們曾錯誤地指控地方教會是形態論者；我相信其餘批評地方教會的福音派人士，若能持平論事，並願接受改正，也會得到類似的結論。

…西方絕大多數的基督徒並不是三神論者（相信三一是由三位分開的神所組成的）。然而，許多人似乎又不時地持守暗示三神論的信仰。李氏基於相信神聖真理有兩面，就教導說，‘要正確地持守聖經的真理，我們必須持守真理的兩面。聖經中對三一神純正的啟示，在形態論和三神論兩個極端之間，占着中心的位置。’就李氏而論，地方教會在維持這個平衡，但多數福音派的人卻不然。地方教會辯稱，這就是他們的教訓遭到強烈反對的原因：三神論者很可能將正確的三一論解釋成形態論；正如形態論者很可能將正確的三一論解釋成三神論。

…正統基督徒必然同意李氏所說的，我們需要在形態論和三神論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點；問題只在於決定平衡點在哪裡，在整個教會歷史中，這個議題一向很棘手。在歷史的正統上，東正教比較傾向三神論，而羅馬天主教比較傾向形態論，但幾乎沒有人指控任何一方教導關於三一的異端。同樣的，或許可以說地方教會傾向形態論，但若要說他們是形態論者，是無法成立的。”

在“關於人性的本質”標題內容中，米勒說：“公開信的前段，不外乎摘錄一連串李常受看似異端的話，而沒有按其上下文為李氏此等教訓提供任何解經或解釋的根據。…不提供上下文和語彙的定義，只憑這些節錄的話當作異端證據，是缺乏學術水平、感情用事、不負責任且無立論根據的；其指控並未顧及地方教會關於‘人性的本質’所作實際的教導。公開信的起草人可能辯稱，這只是一封致地方教會的公開信，所以沒有提供任何李氏詳盡文獻的必要。這種說法只有對私函說得通，對公開信卻不然。這還不僅是一封公開信，起草人更召開記者會發布其內容，且公布於網站，在福音派人士中間大力傳播，並且執意以此公開信，當作針砭地方教會的論證之作，同時也允許他人如此使用該信。

…反邪教研究人員若是斷章取義，挖掘出一位教師看似異端或醜聞的言論，為要製造震撼效果，好讓大眾反對這位教師及其團體，這種行為乃是低劣的‘異端狩獵’。雖然我對參與這封公開信的許多人極其尊重，也不認為他們以往的工作是‘異端狩獵’，但這次他們處理李常受‘成神論’的方式，就叫我很難為他們辯護了。…請留意，摘錄者在看出李常受顯然不是在作異端陳述時，就立刻停止摘錄。…不幸的是，對於為該信署名，或是支持該信的福音派人士而言，還有更惡劣的事。

…公開信‘呼籲水流職事站和地方教會的帶領者放棄並停止出版李氏這類言論”是既不實際，又不合理的。他們不會推翻自己所堅信的教義特色，因為他們深信這不僅合乎聖經，並且能使他們的會眾得益，更進一步地還能使基督身體其餘的部分得益處。他們為什麼要放棄他們所信仰的教義？他們所教導關於神與人的本質，完全符合正統；又有誰有資格斷言，他們在這個範圍之內，對基督身體其他的部分是沒有貢獻的？

…試想如果有‘來自七個國家，六十位福音派的學者及事工領導人’共同簽署一封公開信，要求達拉斯神學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方及教職人員‘放棄神學院創辦人不正統的言論’，那是何等的傲慢和分門別類？畢竟，有些福音派人士的確認為神學家薛福（Lewis Sperry Chafer）所教導的古典時代論略失正統，就像有些福音派的人士，認為地方教會教導‘成神論’略失正統一樣。再說，為什麼不去對付聖公會的受洗重生論，路德宗所認為‘在聖餐之內、隨着聖餐、在聖餐之下’有基督身血‘真實的存在’，或是拿撒勒人會對‘二次恩福’的信仰？如果福音派人士，都願意容忍這些團體教義上的差異，即便他們相信這些差異並不符合聖經，對基本教義也會造成負面的影響，為什麼地方教會就得不到相同的待遇？”

在“關於福音派教會與宗派的正當性”標題內容中，米勒說：“我們若按照地方教會整體的教訓來領會這些說法，就會明白李常受所棄絕的乃是宗派主義本身；…該注意以下這點（因這是福音派人士讀到李氏關於此事的教訓時經常忽略的）：李常受所反對的，既不是在宗派公會裡的基督徒，也不是他們在基督的名里所相信、所傳揚並所行的一切。事實上，李氏經常讚許其他基督徒領導人或團體的教導、福音和善工，他的教導也從未阻止地方教會的成員與其他基督徒共事，只要不是推廣宗派主義，在其餘的事上都可共同努力。因此，水流職事站爭取加入不同的福音派專業協會，並不牴觸他們的基本信仰。

…水流職事站接納“基督教出版協會”（ECPA）及“基督教出版銷售商協會”（CBA）等組織的成員為基督徒，也不否認他們為基督所作的工是正當的。請留意，加入這些基督徒協會的是水流職事站，是一個出版單位，不是‘地方教會’。與公開信所強調的相反，‘地方教會’不是任何‘福音派教會組織’的成員。他們知道加入這些協會，將會造成他們自己的矛盾，也會造成其他成員之間的矛盾。”

在“關於與福音派基督徒的訴訟”標題內容中，米勒說：“在《神人》訴訟案開庭的第一天，‘偽靈剖析會’（顯然預期敗訴）基於無力償付可能的罰款，宣布破產，他們也沒有出庭。雖然‘偽靈剖析會’宣稱地方教會蓄意拖延審訊，迫使他們破產，因而無法為自己辯護；但從各方的宣誓證詞和專家證詞所呈現的資料，令人很難想像，他們能有什麼辯解的餘地。

…反邪教界所認為地方教會好訟的行為，大體上只不過是一種努力，為要與反邪教作者和出版商會面，或向他們發出呼籲，以匡正他們在出版物中對一個基督教團體的不實指控；這都有事實堪足舉證。反邪教人士也需要仔細審視他們的雙重標準：一面強烈定罪並憎惡地方教會對基督徒採取法律行動，以保護其人員的自由、事工和名聲，另一面又似乎漠視某些他們自己的出版商，控告其他的基督徒，以保護他們的財務利益。其實後者更接近保羅在林前六1-8節所指的種種情形（參7節）。

保羅為了保護他的自由、職事和名譽，‘上訴於該撒’。地方教會正是如此看待並解釋為何他們在已過三十年間，三次不得已地訴諸法律行動。即使我們不同意這樣的作法，我們仍需要謙卑，看見我們從來不需要像他們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一樣，面對如此困難的抉擇，其後果對於許多虔誠的基督徒實乃生死攸關（編者註：關繫到教會和個人受到嚴重迫害）。”

本文詳情，見於《關於李常受的教導》網站（witnessleeteaching.com），在“證實與肯定”欄可在線閱讀，以下是結論部分。

結論：我們錯了！

本文針對福音派主要的學者和反邪教工作者所認為地方教會最惡劣的方面，一一作了闡釋；同時，也舉證說明了地方教會所遭受極大的誤解。

當然，關於地方教會的神學和實行，還有其它方面是在反邪教文獻中受到批評，而公開信並未提到的。若要進一步闡述這些，便超過了本文的目的與篇幅。我們的立場是：我們同意某些同仁對地方教會其它方面的批評，包括：1、地方教會的人性三元論，以及三元論如何以一種奧秘的角度來看待基督徒生活；這是我們所不太能接受的。2、他們的釋經法，包括時代主義，以及解讀預表時較為臆測的取向；也是我們所不太能接受的。然而，地方教會這些方面的教導，無一涉及正統。此外，我們在本文中看到批評者有一種情形，就是不夠深入探究地方教會的文獻，以找出其教訓中平衡的方面；這種情形也發生在對許多其它教義的批評上。

我可以預見許多反邪教人士對本文的反應，就像我在多年以前對梅爾敦公開信的反應一樣：“米勒顯然弄錯了！等到我有時間，我自己會去追根究底。”（編者註：梅爾敦博士，即美國宗教研究所所長，在《神人》訴訟案中，曾發表公開信，並提供對地方召會教訓多年研究的評論，且對其加以肯定）

我們禱告神，盼望在反邪教界能有一個覺醒，認清我們基督教研究院在地方教會事件中所遇見同樣的問題，包括：1、真理對我們有多重要？這足夠讓我們認錯嗎？2、在神面前的正確對我們有多重要？這足夠讓我們尋求那些多年被我們冤屈之人的赦免嗎？3、基督的愛對我們有多重要？這足夠讓我們在基督徒的交通中，接納那些我們曾不信任，甚至憎惡的人嗎？（儘管在我們之間仍存在着許多文化上的不同，和非基要神學上的歧異。）

反邪教界似乎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當仇恨主導事工的決策和行動時，人人都是輸家。若不重視重修與和解，願意承認過去的罪愆與錯誤，反邪教事工就不是新約的職事。我們能否跳脫僵化狹窄的眼光，采更宏觀的看法，就是如何在今日的世界中擴展福音和神的國度，並在全球一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區，支持一個關鍵性的基督教工作？世界局勢正快速地變遷，基督教在西方雖逐漸失去其影響力，但在第三世界的許多地方卻迅速地成長。然而，在許多福音信仰蓬勃發展的地區，名為“信仰的話”的團體，以及其他出於西方的偏激團體，也在蓬勃發展；基督教又因着異教傳統元素的侵入，而受到進一步的破壞。但是在中國，特別是在地方教會中，情形要好得多。地方教會要在二十一世紀乃至更遠，在捍衛正統教訓並開展福音的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雖然我們與地方教會，在信仰和實行的一些非基要議題上，仍存歧異，但我們絕對相信，我們先前將他們評估為“偏激的基督教團體”，對他們並不公平。他們雖然與我們在西方常見的基督徒有所不同，卻是一班紮實穩固的正統信徒。（米勒-艾略特）

請教漢克―地方教會是邪教嗎？

在本期特刊中，“基督教研究院”以長達六年的第一手研究為基礎，作出以下結論：地方教會是一個真實、正統的新約基督教會。

首先，從神學觀點來看，地方教會不是邪教。在這層意義上，邪教可定義為一個自稱是基督教，卻完全否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偽基督教組織。雖然我個人在次要問題（如大災難的時間和千年國的意義）上，仍與地方教會抱持不同看法，但在界定聖經正統信仰的基要項目上，我與地方教會是並肩而立的。例如，就三一論而言，我們看法一致：只有一位神，這一位神卻啟示在三個永遠有分別的身位里。即使我們對某些經文的解釋有所出入，此真理卻是無可辯駁。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長時間與地方教會成員的交流接觸，我能見證他們裡面對真道的準確性有着高度的興趣，而這乃是當今福音派大多數人所缺少的。

再者，從社會學觀點來看，地方教會也不是邪教。在這層意義上，邪教是指一種宗教或半宗教派別，其跟隨者幾乎在生活上的每一面，都受領導者強力的控制。投入此教之人的特徵，乃是他們對其“教主”和團體的偏執效忠。他們共同受到身體上或心理上的威嚇，而受鼓動。如此將地方教會無情地與那些窮凶極惡的社會性邪教歸為一類，乃是違背良心的。更可悲的是，這種歸類的結果導致地方教會的成員，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遭受壓迫和監禁。

最後，地方教會是新約基督教一個真實的彰顯。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經受逼迫的苦痛錘鍊的團體，地方教會對西方基督教可以有許多貢獻。言至於此，我立刻想到三件事：

第一、他們申言的實行：並非指預言未來，而是指林前書十四章所說的勸勉、啟發、鼓勵、教育、裝備並解釋聖經。藉此操練，教會的成員就能透過神的話團體地參與敬拜；第二、他們禱讀的實行：一面接受聖經的話，一面在禱告中有效地與神交通，將此二者滿有意義地結合在一起；第三、他們對偉大託付（太二八19）的熱忱。

若說早期的基督教會有一樣標誌性的特徵，那必是他們散播愛、和平、喜樂的熱情，惟有耶穌基督能將這樣的愛、和平、喜樂賜與人心。隨着我們逐漸深入這個“秘教主義”（esotericism）時代，所有真實的信徒都應該在他們各自的生活中，效法這種熱誠。當我遠赴台北、首爾、南京等地，與來自地方教會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交通分享時，我親身見證了這樣的熱情。

總結來說，地方教會與許多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一樣，都致力追求正確的教訓（正統信仰）和正確的實行（正統實行）。因此，我們在古訓中一同往前：“基要的事上合一，次要的事上自由，所有的事上有愛。”雖然在另一面，我們無疑地將會繼續就着次要問題有所辯論，但我堅信，在永世里我們要一同在對神的認識上長大；祂拯救我們，是獨憑信心，獨借恩典，獨因基督。（漢尼-葛夫漢克）

歷史回顧―地方召會正統性爭議的圓滿落幕

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對華人傳道人倪柝聲與李常受所帶領的地方召會公開批判。他們的研究產生了日後一連串定罪倪柝聲與李常受的職事與地方召會的英文書籍。當這些書籍被翻譯成中文之後，傳入了中國大陸，以及其它兩本誹謗地方召會的書籍《神人》和《彎曲心思者》，導致一九八三年唐守臨與任鍾詳編寫了《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據這項資料，政府認為李常受與地方召會為“呼喊派”，並定李常受與地方召會為異端，展開了近三十年的逼迫，將許多地方召會的信徒抓進牢裡，有的判死刑或無期徒刑，有的判多年的勞改。

二00三年，“基督教研究院”院長漢尼-葛夫漢克，邀請巴沙迪諾女士和米勒-艾略特，與地方召會的帶領人開始溝通，撇開以往的斷章取義作法，詳讀倪柝聲與李常受的著作。並幾次進入中國大陸，與許多經過逼迫後釋放的信徒會面，瞭望多年前他們的錯誤批判，“竟成了日後錯誤的主要來源”。他們不僅當面向這些信徒承認錯誤，現更以雜誌整刊篇幅公開方式承認當年的錯誤，且一致肯定地方召會教訓的正統性。

另外，“富勒神學院”和其他一些團體及個人，也對地方召會加以證實與肯定。至此，地方召會正統性的爭議圓滿落幕。我們始終堅信：只要有人，包括原先反對地方召會的人，只要深入地方召會信仰的內容，就會對地方召會做出熱情的支持。又如弟兄們所說：“我們也誠懇邀請他們或任何其他人，就着信仰的重大真理，特別就着我們對這些真理的領會，與我們有真實、實質的對話。然而，在這樣的對話中，我們深盼他們願意別人如何對待他們，也能照樣對待我們；按照主的教訓來彼此相待。”真理至上，基督得勝！

第七篇、交通和警告的信

一、回顧歷史，主在南美洲的恢復

主的恢復在中國開始時，倪柝聲總是側重中國本土的開展，但是神興起環境，打發李常受到海外。李常受在台灣一段時間後，主又興起環境，把他帶到歐美。一九五八年，他訪問歐美回來，告訴弟兄們：“你們在台北享受主夠多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還在荒涼的時期，你們應該接受負擔移民出去。”於是，到第二年就有少數聖徒響應他的交通，為着主的行動，從台灣和菲律賓移民到巴西。在一九六0年，唐懋毅以商人身份，也遷居巴西。當弟兄們到巴西後，不是隨隨便便到一個公會去聚會，而是去尋找召會；但因着他們不懂巴西話，聖保羅城市又非常大（他們不敢說那裡一定沒有召會），所以他們就先開始聚會，也傳福音，帶進一些人得救。

一九六五年六月，李常受訪問巴西時，唐懋毅與其他弟兄一同服事，帶領聖保羅召會；當時，聖保羅召會只有華語聖徒，那幾年沒有帶進當地的人。李常受告訴他們，召會必須帶進本地人。然而，弟兄們努力作過，卻一直沒有成功。到了一九七二年，主打發張晤晨到巴西，就開啟了當地人中間的門。鄭寶之也為李常受所差，至巴西生活工作。以後幾年間，他們二人在那裡召開了許多特會。一九七三年，弟兄們帶了幾位巴西當地的聖徒訪問香港、菲律賓、台灣，然後到美國參加訓練。這班人中，有五位是公會的牧師；一九七五年，在黑河（Ribeirao Preto）一地，有兩百多位巴西青年人，被主的恢復得着。

唐懋毅個人在一九六八、七0、七一、七三年，都去美國接受職事的訓練。一九七五年，他去參加訓練回來後，和巴西的弟兄們交通，要把他們帶到李常受面前，接受職事話語的成全。所以，從一九七六年開始，每年夏季和冬季，都有巴西的聖徒到美國參加訓練，這使巴西那地得着莫大的幫助。每次訓練後，弟兄們在巴西所有的信息、召會的活動，都是訓練信息的內容。在一九七七年，唐懋毅開始在那裡的特會中講信息。

一九八0年，為着特別聚會的需要，弟兄們在聖保羅附近的一個小地方蘇瑪瑞（Sumare），買了一塊地。那個地方離聖保羅有一百二十公里，面積約一百英畝。次年，弟兄們就在山丘上蓋造了一個大會所，可容納一千多人。並且把那個地方一塊一塊劃出來，讓各地召會自己蓋訓練用的宿舍，自己照顧自己。這樣，巴西眾召會在特會接待期間，也可以享受職事的話語。

這期間，唐懋毅和其他弟兄配搭，兩次去阿根廷（第一次因鄭寶之無法前往，只好他一個人去），與那裡的一班牧師接觸，並在聚會中講道。那些牧師，讀到倪柝聲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權柄與順服》，看見主的恢復這條路是對的。他們知道公會是在分裂里，是不對的；然而，他們沒有力量，不肯出代價來走恢復的路。但最終，弟兄們得着了那裡的一位牧師，名叫加低斯-奧斯卡（Oscar Calles）。以後，他進到了召會生活中，並帶弟兄們到烏拉圭的蒙特維多（Montevideo）。那裡的基督徒，多半是弟兄會基要派的人，他們對聖經都很熟悉，只要弟兄們把真東西給他們，用聖經解釋聖經，他們一看就服下來，也跟着走主恢復的道路。在一九八一年，阿根廷就有四個站在地方立場上的聚會。在智利有七處召會，秘魯有兩個地方興起召會。玻利維亞，那裡也興起召會，並有約兩百多位從聖靈更新派出來的青年人，都願意走主恢復的路。總的來說，在南美洲，召會一地一地興起來，逐漸長大。但奇妙的是，當時那裡只有兩位主要的同工，唐懋毅和鄭寶之。

一九八四年，李常受訪問巴西時，他對聖徒們使用生命讀經有良好的印象。這符合主恢復中極重要的實行，就是全地眾召會都有份於基督身體共同的交通，享受時代的職事，並在同心合意裡帶進主的行動。這樣的實行才正確地代表基督的身體，開啟神顯明祝福的門。當時南美洲的眾召會、職事和工作，因在某種程度上與主的恢復是一，就蒙保守在一種健康的情形里，享受成長與繁增。一九八五年之前，主的恢復在南美洲的開展，是藉着推廣倪柝聲和李常受的出版職事，特別是創世記和出埃及記生命讀經。值得提說的是，僅僅用創世記生命讀經的一百二十篇信息，就陸續在那裡興起了百處以上的地方召會。對於南美洲主恢復的初期，弟兄們和李常受一樣，都承認唐懋毅和其他人在福音擴展上有所貢獻。但是，自那時起，唐懋毅的工作就開始日益偏離了李常受於一九八四年曾經稱許的教訓和實行。

二、出版的爭競，製造困擾、混亂和難處

一九八五年，唐懋毅就已開始出版他自己的話語，另行解釋並竄改主恢復的職事，而不再簡單地用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新約職事來餵養聖徒。為了稱義這樣作，他宣稱南美洲的人需要他先“消化”李常受的職事，然後再以一種簡化的方式加以陳明，他們才能明白。如此，唐懋毅的說話和出版就狡猾地取代了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成為巴西大部分和其它許多國家，以及各大洲中他工作所達到之召會的主要食糧。唐懋毅開始使用Editora Arvore da Vida為出版單位（生命樹出版社，簡稱EAdV，原初成立宗旨是要翻譯並出版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著作），來宣傳他個人不同的觀點。

當唐懋毅的出版物八十年代第一次出現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時，有一位在那些年間經常訪問加勒比海數地的同工Mel Porter弟兄，向李常受報告說那裡有唐懋毅的出版物。李常受強烈聲明，傳布這樣的出版物是不合適的。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在長老訓練中，對於出版的事，李常受着重強調“受約束只有一種出版”。然而，唐懋毅的行為似乎表明這個交通和他無關。他和他的同工們宣稱，他是南美洲工作的源頭，並日益高舉他的權柄，宣稱他是“使徒”，甚至是南美洲眾召會的“父親”。事實上，南美洲的工作在唐懋毅之前就已存在；南美洲也有許多處召會不是他的工作產生的。一九九一年，李常受被迫個別地警告唐懋毅，說到他不同的說話、出版工作、不合聖經的異象和啟示、區域性隔離主義的工作，以及他對南美洲眾召會的強勢控制。雖然李常受並未堅持要唐懋毅停下他獨立的出版工作，但也不認可這個工作，並且多次試圖幫助唐懋毅及其同工以配搭的方式一同勞苦，好完成一個職事的一個工作。

九十年代中期，李常受在一些同工面前告訴唐懋毅，他不會到巴西去，因為那樣作會建立唐懋毅的工作，並且直接對唐懋毅說：“唐弟兄，你沒有在南美作我所正在作的。”然而，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非但沒有接受李常受的責備和改正的交通，反而繼續留在他們的錯誤中，又要齊力將唐懋毅的出版帶到中美洲。但是，中美洲的弟兄們很快就發現唐懋毅的出版在召會中製造混亂。因此，他們請求唐懋毅的同工不要再在中美洲散布其出版物。緊接着，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回復了一封言辭尖刻的信，對象為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眾召會的負責弟兄們。該信滿了定罪，指責北美不知名的弟兄們，企圖在北美和中美的召會，以及南美的召會之間豎立高牆。這些指控都是不實的。真實的情形是，唐懋毅想要把整個西語世界變成他自己出版和工作的範圍。唐懋毅的同工Helcio Almeida在薩爾瓦多的特會中散發了這封指責信函。

於是，在美國、巴西和台灣的弟兄們，經過許多交通之後，撰寫並簽署了一封聯合信函，致西語眾召會；這個行動所造成的損害才稍微減輕。該信函於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寄發，肯定同工們照着獨一新約職事完成一個相調工作的信念。其中清楚表明：“在主的恢復里並在全地上，只有一個出版工作，就是出版並發行倪柝聲和李常受著作的出版工作。”信中也說：“我們同意今天不該有別的出版，與這個出版爭競，罔論取代兩位主僕人的書報；以避免眾召會中間的困擾，和不必要的難處。”值得注意的是，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唐雅川、唐在川、馬聖民、馬天民），也簽署了這份聲明，肯定以下原則：在主恢復中作獨一的工作，實行相調，沒有分開的區域，以及在主恢復中受一個出版的限制。可是，唐懋毅從未停止他競爭的出版工作，不過是暫時限制將出版物傳布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自一九九七年李常受離世後，唐懋毅的教訓與實行越發確定地偏離正路且造成分裂。儘管主恢復中許多同工一再以書面或當面勸戒，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仍然不遺餘力地推廣他們的教訓和實行。一九九八年，唐懋毅的工作打發一些跟隨他的人到哥斯達黎加和洪都拉斯。他們在那裡租了房子，並且企圖散發唐懋毅的文字，完全漠視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之前所簽署的聯合聲明。每一次本地的弟兄們都清楚表明他們不會接受唐懋毅的職事。於是，經過六個月未能在聖徒中間有效地建立唐懋毅的工作，他的工人們便返回巴西。本世紀初，三位北美同工在薩爾瓦多召開特會。特會期間，另一位唐懋毅的同工Anibal Arrancibia擺了一張桌子散發唐懋毅的書籍。此舉並未與任何負責此次特會的本地弟兄有交通。弟兄們得知此事後，要求Anibal停止散發唐懋毅的書籍，並清楚表明他們不願接受另一份職事。雖然那裡的眾召會清楚、一致地拒絕唐懋毅的出版，並表明其立場，但這僅僅是暫時阻退唐懋毅在這個區域建立其職事的企圖。

因着唐懋毅和宣傳他偏離教訓、奇怪實行和分裂工作之同工所造成的嚴重問題，正廣為蔓衍。二00五年六月，主恢復中的二十一位同工，代表來自非洲、亞洲、大洋洲、歐洲和北美洲的所有同工，致函唐懋毅，對他在教訓和實行上的嚴重錯誤，以及這些錯誤在恢復里所造成之難處，表達他們的關切。唐懋毅非但沒有接受弟兄們的交通，反而在他公開的講論中扭曲該信的語氣和內容，並暗示同工們撰寫此信是褻瀆聖靈。

三、不同的教訓，不同的職事，自我吹捧

歷世紀以來，主恢復的進展一直都是基於真理。對那靈和神聖生命的經歷，眾聖徒必須堅定地建立在對真理正確的領會上。在實行召會生活時，也必須對真理絕對，並維持真理的絕對，正如使徒保羅和約翰所教導的（提後二15，約一3-4、8）。要知道真理保衛信徒免於錯謬；走真理的路，絕不以任何方式委屈真理（彼後二2）。任何貶低真理的教訓都是危險的，絕不該接受這樣的教訓。李常受在《真理信息》第一章里講到：“有人甚至說，我們應當只在意那靈，而不管原則。何等的詭詐！任何明白真理的人都清楚，這意思就是只接受那靈而拒絕聖經，因為所有的原則都是出於聖經。光有那靈而沒有聖經的原則，是非常危險的。”此外，他在《應時的話》和《長老訓練》第九冊中，論到“神的行政”，以及《神命定實行新約經綸的路》裡都說到：“在新約職事裡的領導，實際上不是由一個控制的人來領導。在主的恢復里，我們拒絕一人控制眾人和事物的情形。在主的恢復里，我們是有領導，但不是一個控制之人的領導。乃是在一個職事裡，藉着那些帶進職事啟示的人，由一個控制的啟示來領導。新約的領導是在於使徒的教訓。…在主恢復中的領導，乃是神所賜啟示的領導，這啟示約束、支配並控制我們，使混亂與分裂得以避免。”

弟兄們能舉出許多例子，來證實唐懋毅和他的同工違背李常受的交通，阻撓南美洲的許多召會接受同工們，不讓他們有份於主恢復中眾召會的普遍交通；相反的，他們把那些召會變成他們工作和職事的私有物。這樣私有的工作和封閉的交通，違反基督身體的原則，總是帶進不合與分裂。在這樣隔離的情形中，這個在唐懋毅帶領下、以巴西為中心的工作，越過越在真理和實行上有所偏離。近年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越發濫用權柄，多次公開講論，並在工作中採取諸多行動，與主恢復的召會、職事和工作爭競，甚至對立。李常受於一九八四年正面地提到巴西聖徒對他職事的胃口，以及由此產生出的召會擴增；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屢次錯誤地引用這段話，來為唐懋毅在教訓和工作上的偏離背書。甚至，他們的工作偏離到一個地步，直接違反了基督徒基本信仰的某些最根本的原則，包括新約著者所接受的神聖默示。除此之外，在使徒職事和教訓的地位、基督身體的一、建造身體的一個工作、以及地方召會的正確立場上，他的教訓也有嚴重的錯誤。

破壞新約著者的默示和權柄

唐懋毅宣稱，馬太、馬可、路加寫福音書時，“他們不在靈里”。當年六月的信函中，二十一位同工就着這段論述極力勸戒唐懋毅；他們向他指出，這樣的說法使人對新約頭三卷福音書的神聖權柄（甚至神聖默示）產生懷疑。同工們在寫給唐懋毅的信中說：“長久以來，我們在主恢復里的見證就是，正如聖經本身所證實的，整本聖經乃是由神的聖靈所感動的。說馬太、馬可、路加不在靈里，根本是違背基督的真理。我們都必須拒絕並定罪我們中間這樣的講說。”儘管有同工們的勸戒，唐懋毅依然故我地傳講，貶低新約的一大部分，並破壞新約著者的權柄。再如，他說保羅在第三次行程時也不在靈里，十二使徒中有許多人失去了“主要的事，就是靈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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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目的，在馬太、馬可、路加都沒有寫過，因為他們寫的時候，不在那靈裡面，因為那靈已經有了。因為那靈當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祂已成為賜生命的靈了。但是門徒沒有應用那靈。”（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5年2月11日；摘自一封由二十一位同工寄給唐懋毅的信，2005年6月4日）

“他們十二使徒都是，他們有十二使徒讀聖經的東西。主三年半訓練他們，但他們都照着他自己有益的拿來用，但忽略了裡面生命和靈。所以，約翰最後把這生命和靈來告訴我們。”（唐懋毅，巴西貝侖，2006年11月19日）

“保羅應該知道，神賜予靈給我們就是來實行真理的。非常可惜，保羅在第三次行程的時候，他自己不在靈裡面了。所以，他還沒有好好來推動，把真理實行在召會生活裡面。所以真理一直沒有實行過。”（唐懋毅，秘魯利馬，2008年1月13日）

貶低使徒的教訓和職事

唐懋毅一再貶低彼得和保羅的職事，說彼得的職事是“傳統”的，保羅的職事是“法理”的。神讓彼得和保羅被殺，好分別結束他們“傳統”和“法理”的職事。他進一步教導說，使徒約翰的職事是“生機”的，只有這“生機”的職事能延續到時代的終結。唐懋毅對保羅書信的估價與彼得在他書信中的話相反，那裡彼得推薦保羅的著作，說他“一切的信”應當被看作與“其餘的經書一樣”（彼後三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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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託付他（保羅）的，就是神新約的經綸。他只用法理方面的方法來寫信，去告訴各地的召會。他沒有好好地想辦法，怎麼把它實行在召會的裡面。所以他失去了神給他的託付，神也讓他去了。後來被羅馬太子殺掉，被羅馬的軍隊殺掉。可以說，他在法理方面的職事，到此就停止了。”（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7日）

“所以神容許主後七十年羅馬太子提多來，把所有傳統的職事和法理的職事都拿掉了。傳統職事帶頭的彼得也被殺掉了，法理方面職事帶頭的保羅也殺掉了。那麼約翰他沒有被殺掉，他雖然也是一個傳統職事帶頭的人，但他一直是跟隨彼得的；所以照着羅馬的法律來看，彼得是個主要的犯人，約翰不過是個從犯。所以彼得被殺掉了，約翰呢，照法律來說不能把他殺掉，只能放在監牢裡面。你看這都是神所安排的，使約翰他在監牢裡面能夠想起從前主對他們所有的話語。”（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8日）

“當約翰和其他使徒在一起的時候，他的職事仍受傳統影響之苦；但在經過多年對主的經歷和啟示，以及被放逐的經歷之後，他的職事便成為靈和生命的職事。”（唐懋毅，每日靈糧：約翰生機的職事，第五周周一）

取代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法理”職事

唐懋毅貶低使徒的教訓和職事，是為了使他能名正言順地取代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新約職事，並維護他凌駕於一切的權柄，和他個人教訓的至高性。他和他的同工們聲稱：倪柝聲的職事是“法理”的；李常受的“法理”職事就像保羅的“法理”職事一樣，已經“過去了”；恢復中的“老舊信息”是“道理”；在“法理”恢復里的聖徒是在心思里，沒有否認他們的魂，因為他們在研讀真理。根據這樣的說法，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堅稱，倪柝聲和李常受的信息如今已不再適用，唐懋毅比倪柝聲和李常受達到的更高也更遠，而唐懋毅所教導的才是“現有的真理”。雖然李常受用“法理”一詞來指救贖的手續，使信徒有資格和地位享受神生機的救恩，但唐懋毅卻把法理當作“道理、規條、字句”。根據他的說法，因着保羅的職事是法理的，就把人帶到心思里，使人拿真理來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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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弟兄到主那裡去已經多少年了，從前李弟兄的信息現在能夠應用在我們身上嗎？李弟兄帶領我們要進入現在的真理，彼得前書第一章裡面，現在的真理。為什麼李弟兄不再用倪弟兄的真理，如蒙頭、按手？因為那是他那個時代的真理，不是現在的真理。”（唐懋毅，玻利維亞科恰班巴，2004年8月）

“你如果光用法理，你還在魂裡面。整個的全球恢復的召會到現在還差得很多，回到靈裡面。這個恢復還落到法理的恢復。”（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2月11日）

“即使李弟兄到主那裡去之後，主仍繼續賜給我們啟示，使我們看見許多真理。…今天我們可以說，我們是站在‘聯合弟兄會’、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肩頭上。他們所看見的一切，今天我們也看見。不過，現今主給我們看見得更多。”（唐懋毅，Os Escritos de Joao: As Quatro Grandes Visoes de Joao 《EAV: 2006》，六五至六六頁、一0五頁）

“他們反而把這個靈研究研究，討論討論。到底什麼靈？耶和華的靈？還是基督的靈？還是聖靈？還有什麼靈？你看都落到頭腦裡面。”（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1日）

“所以一直在講道理、道理、許多的道理，這些東西我們都已經知道了。不要再把從前那些老的信息再拿出來講，我們已經被帶到靈裡面了。” （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8日）

“彼得後書第一章十二節，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們的現在的真理上堅固。現在的真理上，主給我們現在的、在南美洲實行的真理是什麼呢？很簡單，實行靈和生命，藉着呼求主名、禱讀主話。…我們在現在的真理，不是從前的、老的真理，不是法理方面的東西，都是生機方面的東西。…美國的同工他們要我們服在他們的手下，聽他們的命令。我們不能開特別聚會，特別的聚會只能聽他們的信息，那我們現在的真理從哪裡來呢？我們不能一直落到舊的真理裡面去。”（唐懋毅，巴西RibeiroPreto，2007年9月16日）

“李弟兄法理的職事也過去了…如果李弟兄的職事，像約翰的職事一樣的，一直到主再來，也可能。但李弟兄過去了，把豐富帶走了。（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在法理‘恢復’裡面，他們只要道理對就好了，因為他們都油蒙了心，他們都在魂裡面。他們不注意生命必須長大的，因為他們不在靈裡面。法理的人都在頭腦裡面，只要把真理能夠解釋清楚就可以了。”（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30日）

“李常受弟兄告訴我們，倪弟兄的家裡，甚至床上都滿了書。所以我們可以說有一個轉移。他（倪柝聲弟兄）從傳統得着所有的著作，並將這些著作帶到法理的範圍里。”（唐懋毅，每日靈糧：為着國度在生命上長大，第一周周五）

維護並高舉“生機”的恢復：

唐懋毅宣稱，他的職事是約翰“生機”職事的獨一繼續，今天只有他和他的同工們是在執行約翰的靈和生命的“生機”職事；他和巴西的眾召會已經離開了“法理的恢復”，成了“生機的恢復”，就是“最後的恢復”。他宣稱只有南美洲會完成神的使命，而其餘的恢復仍留在“法理”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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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李弟兄有職事，我們也有職事；不光十二使徒有職事，我們也有職事；不光保羅有職事，我們也有職事。我們的職事是接着約翰的生機職事來的。”（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1日）

“所以這個職事跟從前的，我們過去的恢復的召會帶領我們，那個時候，我們都落在法理的裡面。法理的裡面，他們非常注重聖經裡面的真理，特別是說到保羅的書信裡面的真理。所以他們把真理都來研究研究，大家來討論討論，大家來交通交通，看看聖經、真理到底是什麼？感謝主，帶領我們向前進步，把我們帶到約翰的職事裡面。”（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7年9月3日）

“神特別向南美眾召會所啟示的，神最終的旨意，就是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祂沒有交給其他的人，只交給我們，祂就知道我們能夠把它實行出去。”（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國度的福音一定要傳出去，這是聖經里的話…但照實行來說，只有我們巴西南美洲在實行。至於墨西哥，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們說到國度的福音。他們只知道召會、召會，他們還在召會召會的階段；他們還沒有看見主把我們放在召會裡是為着天國的，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這個光。…所以我們對倫敦召會很有盼望，因為生機的職事到現在為止，在加拿大沒有託付給其它的地方，只有託付給倫敦召會。”（唐懋毅，加拿大倫敦市，2007年10月14日）

自我標榜與排眾定罪

唐懋毅有許多扭曲的聖經解釋，並錯誤地引用李常受的話，來稱義他工作分裂的實行。譬如，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聲稱，只有跟隨他職事的聖徒和召會，才是“非拉鐵非”；不跟隨的人已經離開了“非拉鐵非”的地位，成了“老底嘉”。他們還教導說，那些在“非拉鐵非”的人，不該接觸在“老底嘉”的人。此一教訓被用來稱義他們在至少四個大洲之不同且爭競的工作，而在眾聖徒和眾召會中間產生一個分開的交通團體。他的同工們則更是認為主恢復的本質已經改變了，那些跟隨唐懋毅的人是在改正主恢復的缺欠。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李常受針對英格斯說“主的性質改變了”的指控，所作的回應是：“主恢復的性質，就是主恢復的內容之元素的性質，包括六大項目…無論眾召會在實行上有什麼改變，沒有一樣可以說是使主恢復的性質有所改變。不是主恢復的性質改變了，而是英格斯自己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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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們今天聽到李弟兄的九四年信息時，他何等願意弟兄們藉着呼求主名而靈起來。特別他關心在台灣、在北美洲的人。如果你們再不釋放靈，你們很可能成為老底嘉、或撒狄的召會。所以你看，他何等關心這兩個大的地區，但是，他們有沒有實行呢？到現在我們看見沒有？他曾經要把八四年在巴西所看見的帶到美國和台灣去，可是弟兄們沒有接受。”（唐懋毅，巴西蘇馬瑞，2006年9月3日）

“約翰比基督教所認為的要更有意義，甚至也超過我們在恢復里所認識到的。但是，弟兄們，我們今天重新認識了約翰。弟兄們，這不是一件小事，這實在不是一件小事。不好意思，甚至李常受也沒有講過這些。倪柝聲沒有講過，李常受也沒有講過。當我在聽‘唐弟兄的信息’時，我說，‘主在蓋印這份職事’。沒有人講過這些！沒有人…就連倪柝聲或李常受都沒講過這些！主確實是在興起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已經被置於這個新的時期中。”（唐雅川，巴西蘇馬瑞，2007年5月20日）

“我們需要讓眾召會知道，那些在老底嘉的人離開了非拉鐵非的地位。他們才是離開的人。我們需要恢復並醫治那些受混淆、被破壞的人；我們也需要遠離那些定意要留在老底嘉的人，不要接觸他們。”（唐在川，“唐弟兄的帶領，由他的兒子唐在川實行生效”，2007年7月16日）

“你知道主怎麼作？祂將他們分開。祂把要門開着的分在這裡，要門關着的分在那裡。這裡是非拉鐵非，那裡是老底嘉。主要來了。禱告求讓老底嘉和非拉鐵非在一起，是沒有用的…在本世紀初，一個重大的屬靈事件也許就是老底嘉的出現。當老底嘉出現時，非拉鐵非（就是那些要門敞開的）和老底嘉（就是那些要門關着的）中間就出現一道分界。但是當我們走主的道路時，主會向我們揭示一些東西。”（Helcio Almeida，巴西蘇馬瑞，2007年7月19日）

“我們終於看到了今時代的說話。從一九九八年到今天，這就是主所賜給我們的。主給了我們許多東西，一面是要規正主恢復的道路，另一面是要帶我們往前，直到祂來。”（Helcio Almeida，巴西聖保羅，2008年5月9日）

“自九七年到現在，從李弟兄到主那裡去之後，我們考慮如何能有效地實行主所作的，並且清楚地開啟神行動中及話語上的新階段。因此，我們看見了那靈的改正和新的方向。我們已經看見了恢復里的缺欠，並且我們有能力照着主從九八年到現在所產生的，來實行這個改正和負擔，至終完成建造的工作。”（Helcio Almeida，巴西聖保羅，2008年5月30日）

個人崇拜和權柄絕對化

唐懋毅在栽培個人的跟隨，並發展個人崇拜，甚至其跟隨者將他自取的個人權柄絕對化。他們宣稱，唐懋毅是神所託付的，反對唐懋毅就是反對神，批評唐懋毅就是褻瀆聖靈。

相關說話：

“我們這些跟隨唐弟兄的人，我們看見了什麼呢？我們看見神在他身上有一個託付。當他說話時，你可以把它當作是神的說話。就是這樣，就是這樣。…但是這些豐富（水流職事站所出版李常受的書報），就好像保羅留給我們的豐富一樣，不會產生行動。神需要一個活着的人來產生行動。不要看一個人是否有受更高的教育，也不是看一個人懂得多還少；要看這個人有沒有託付。神是否已把祂的託付給了我們中間一個人？如果他受了託付，那就像神藉着我們作事一樣，神在我們中間說話。如果你反對這個人，你就是反對神，你裡面也就不會產生行動。”（唐雅川，巴西聖保羅，2005年10月2日）

“如果你反對唐弟兄，你就是反對神。去讀民數記第十二章。”（唐在川，電子郵件致智利的一位弟兄，2007年7月24日）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因着罪和褻瀆的話，可以得到赦免，惟獨褻瀆聖靈，不能得到赦免。我再讀一次，‘所以我告訴你們，人因着罪和褻瀆的話，可以得到赦免，惟獨褻瀆聖靈，卻不能得到赦免’。‘凡是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以得到赦免，惟獨說話干犯靈的，今世來世都不能赦免’。所以親愛的弟兄，有的人實在太自大了，他們攻擊唐弟兄是攻擊聖靈。”（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四、奇怪的異象和教訓，僭越的使徒權柄，隱秘和分裂的工作實行

亂解啟示錄十二章的異象

唐懋毅聲稱他從世界地圖上各大洲的形狀，得到了“啟示錄十二章的異象”。他和他的同工們廣為宣講這“異象”；其效果乃是高舉唐懋毅工作的地位。譬如，唐懋毅對啟示錄十二章的解釋，讓南美洲在現時和末時都處於神行動的中心角色。他教導說，南美洲將成為神子民在大災難期間避難的“曠野”。並且，他根據世界地圖教導說，歐洲和亞洲合在一起的形狀，就像一條大龍；非洲的形狀像一個胎兒，他宣稱這指明非洲與啟示錄十二章男孩子的產生有特殊的關係。據此唐懋毅聲稱，南美洲有一個特殊的使命，要將他的教訓和工作傳布到非洲。在一些設計來體現此教訓而繪製的地圖上，南美洲被描繪為一串葡萄，就是唐懋毅出版事業的標誌，指明他的職事將成為全地的食物來源。

二00七年十一月，Ron Kangas弟兄在波士頓的特會中，公開請求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停止這樣的教訓。他說：“最後，我願意在愛中，帶着沉痛的心，向那些散布這種教訓的人呼籲：請停止。為着主恢復的益處，為着眾召會和眾聖徒的益處，請停止。我特別要向一個人發出呼籲，他曾把這（世界地圖的圖畫）拿給李弟兄（李常受）看，李弟兄囑咐他說，不要把這給任何人看。”（《職事雜誌》，十二卷三期，二00八年三月，英文一六三頁，中文未出版）

然而，唐懋毅無視於Ron弟兄的呼籲，僅在七周后，他就在秘魯的利馬特會中，重述並發展他的“異象”。他在信息中說：“那麼聖經里告訴我們，龍是非常氣這宇宙的婦人，所以要把她，要想辦法把她置於死地。它先用水想把那個地中海的水滿起來，把…一帶都給它淹滿了。那麼，水滿了，那個宇宙的婦人，就是召會說的，就死掉了。但感謝主，聖經告訴我們，海開了個口，神就在直布羅陀那邊開了個口，所有地中海的都到海里去了。所以地中海永遠不會滿的，因為它有一個海口，直布羅陀那邊出去，到海裡面去了。那麼龍看見宇宙的婦人沒有死，它就想辦法要叫她死掉。”

推廣奇怪的教訓

唐懋毅和他的同工推廣奇怪的教訓，這些教訓不是聖經中神聖啟示的一部分。譬如，他在沒有任何聖經或歷史根據的情形下教導說，使徒約翰在以弗所的時候，找到了保羅的十四封書信。他堅稱保羅在推喇奴講堂的教訓（徒十九9-10），使研讀真理“取代了對主名和主話活的接觸”。在南美洲的青年人受教導說：“保羅幫助亞細亞眾召會的路，就是兩年之久在推喇奴講堂天天教訓人，這是不夠的。因此，在他最後一封書信里，他記下了那條路的結果：全亞細亞的人都離棄了我。”這樣的教訓叫人輕視對真理的研讀。唐懋毅的一位同工教導說，信徒被聖經在使徒行傳十七章對庇哩亞人的“表面稱讚”所誤導。他辯稱，其實庇哩亞人失去了神的祝福，因為他們“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保羅教訓的這些事是否這樣。這與使徒行傳十七章十一至十二節的明言相反。這樣的教訓破壞聖經的權柄，並且鼓勵不經審查就接受毫無聖經根據之偏離的教訓。

僭越的使徒權柄

唐懋毅信息的一個主題，就是高舉自己的工作和在其工作帶領下的召會。他聲稱只有在巴西的召會已經往前達到“生機”的階段，並且“神特別向南美眾召會所啟示的，神最終的旨意…祂就知道我們能夠把它實行出去”。他於二00六年秋季在EAdV的國際特會中宣告說：“感謝主，祂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阿利路亞！為着我們在南美洲的人，阿利路亞！”唐懋毅用他的“異象”和他奇怪的解釋，來稱義他們的作為，就是完全獨立於主恢復在全地的一個工作和交通，而在全球擴展他的教訓和工作。

多年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宣稱，李常受曾多次告訴唐懋毅，不要邀請南美洲以外的同工去那裡供應聖徒和召會。他們據此隔絕南美洲的眾召會，不讓他們接觸主恢復中普遍的職事和交通。但從李常受話語和出版的職事中，可以清楚看見，這並不代表他對南美洲的明確帶領。從一九六0年代直到一九九七年他故去，許多已出版的文字都表明，他盼望看見在身體交通中自由且暢通的循環，這包括同工們去訪問全地主恢復中的眾召會。特別是從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年間，李常受多次專特地論到需要有工人和聖徒，將這份職事帶到南美洲。在他的書中有許多這樣的勸勉，以下僅舉兩個例子；一九八五年，他在《為神說話》裡說：“整個中南美洲都向真理打開，特別是向我們中間的真理打開。即使我們現在能送兩百位全時間同工到中南美洲去，也都不夠用。各處都是一片一片真理的呼聲。”一九九四年，他在《神經綸的總綱和神人該有的生活》裡說：“在中美洲加勒比海一帶，就是波多黎各、百里斯等地，以及南美洲，到處門都是敞開的，都需要人去。”

事實上，唐懋毅將他僭越的使徒權柄從巴西擴大到全地。隨着時間過去，他所宣稱的使命範圍，已從巴西擴大到南美洲，到西班牙語國家，到全拉丁語系，今天又到了全地。他時常表示，李常受將南美洲的工作交付給他；但這是不真確的，許多弟兄都能作親身的見證。李常受也沒有把巴西的工作“交給”他；因為這樣作違背李常受自己所教導並實行的原則，就是聖經中關於主工作的原則。當李常受要弟兄們在某些特定的地區勞苦，他從來沒有把那些地方交給他們，作為他們的地盤；他總是教導說，主恢復中的所有同工，都應該在交通和配搭中一同勞苦，好完成主恢復的一個工作。

劃分地盤的傾向是隱藏的分裂因素

李常受曾在《長老訓練》第十冊第一章里說：“為着成就神永遠的經綸，主的工作與行動是惟一的。我們乃是有份於主惟一的工作，我們若認為自己所在的任何地區，是我們特殊地盤，這將是分裂的原因或因素。”一九九一年七月六日的長老聚會中（即《長老訓練》第十一冊第十二章），當時唐懋毅也在場，李常受說：“我很關切在主的恢復里，某一國家的弟兄們會認為那裡的工作是他們的工作，另一國家的一些弟兄們也可能認為那個國家的工作是他們的工作…。這裡有一種實際的光景是不正常的，這不正常最大的一點乃是不同的工作。”次日，李常受與唐懋毅和其他人交通，為要處理南美洲的問題。他說：“照着真理，基督的身體就是一個。我們必須保守身體的一。這就是以弗所書四章二至四節。你必須保守那靈的一：一個身體和一位靈。保守那靈的一，就是保守身體的一。明顯的，有這麼多小的區域，並不保守合一。”在同一次談話中，李常受責怪唐懋毅是南美洲不和的因由；並嚴嚴地囑咐說：“不要給人一個印象，說你是巴西和阿根廷召會的‘監督者’，他們什麼事都要經過你的同意。”

在李常受過世後，唐懋毅曾向兩位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同工提議，要把全地劃分成三個工作區域，而拉丁語系國家的工作應該被看作是他的工作。在聖經中，或在主恢復的歷史裡，沒有任何這種分裂性提議的先例。這樣的提議漠視一個身體、一個職事、和為着完成獨一神聖經綸的一個工作的原則。這樣的提議遭到拒絕之後，唐懋毅甚至進一步擴大了他自稱的託付範圍。

作許多虛假並邪惡的指控

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為要維護他職事的優越性，就散播許多虛假、邪惡的言論。他的同工抱怨說，他們為尋求交通作出的努力，從一九九四年以來就受到阻撓；那時李常受還在世盡職。事實上，在李常受過世前，以及往後的年間，曾有多次努力，要與他們有交通。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非但不實行與同工們是一，反而以最惡劣的言辭批評他們，並且在他們的說話和電子郵件中，向他們的同工和召會中的領頭者散播沒有根據、虛假的指控。不僅如此，他們還反對水流職事站、恢復本聖經、晨興聖言、國際特會和訓練、全時間訓練、主恢復中的出版工作，以及個別的長老和同工（可以找出許多相關的說話）。然而，他們所反對的那些事，其實都是在李常受的帶領下起始的，也都成了今日整個恢復中豐富祝福的源頭。但許多其它奇怪、偏差的教訓，皆來自以上所列的錯謬和偏執的觀點。又如，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提倡搖晃、跳躍、跳舞、排成一列車、跳踢踏舞，作為脫離己所需的實行。唐懋毅教導說：“被靈充滿的一定要跳，你如果還沒跳，就是還沒被靈充滿。”他稱義這樣的活動是“聖靈帶領我們有新的東西”。

進行隱密、欺騙、單獨的工作

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沒有與領頭者或同工們交通，就到北美洲、南美洲、歐洲、非洲和日本各處私下接觸地方召會中的聖徒，為要勾引他們跟隨唐懋毅的職事。唐聖民是唐懋毅的同工，他於二00八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五日在美國旅行，秘密地訪問聖徒，卻未與同工們、眾召會或召會的長老有交通。藉此，他訪問了東岸六個州至少九個城市的聖徒。

像這樣，他們已在他們的工作與個別聖徒和召會之間，建立了私下的交通。並且，他們訂定了自己的特會和聚集的時間表，而與主恢復在北美洲、南美洲和歐洲的既定特會相衝突；這一切是為着使跟隨唐懋毅職事的聖徒，與主恢復眾召會中間的普遍交通分開。他們也公開地通過文字，或在私下談話中，對一些個人和召會作出虛假的指控，為要破壞聖徒對已有的召會和領頭者的信任，使聖徒離開他們。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撒播種族和文化的不信任，而助長這種分裂。這樣在弟兄中散布懷疑是邪惡的（箴六16、19）。任何以種族、語言、文化或國家背景為基礎，建立分開的交通團體的作法，都不屬於基督身體的性質；基督身體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藉着祂的死所創造的新人（弗二15，西三10-11）。

在許多地方，儘管有召會中負責弟兄們直接來勸阻，他們仍然隱密地散布唐懋毅的出版物。這發生在美國的許多地方，包括：伊利諾、馬里蘭、維吉尼亞、新英格蘭和佛羅里達等各州。特別要說的是，在墨西哥作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暗中進行的。墨西哥的同工們致信唐在川，表達對此獨立工作的關切後，唐在川於二00八年九月三十日寫了一封電子郵件，說他們工作的消息傳播迅速，下次一定要“保守秘密”。同樣的，他們企圖以這種方式，將其偏離的教訓傳布到北美洲其它地方，以及非洲、歐洲、日本和南美洲。他們也呼召更多的青年人，去參加他們的訓練，並作“遊行的售書小販”（colporteur），好將唐懋毅的教訓傳播至全地。

違反聖經原則的實行

唐懋毅根據階級制度和自取的個人權柄，建立了一種個人的跟隨。他工作中對權柄的運用，與聖經中關於領導的啟示和在主恢復里普遍的實行，有顯著的對比。新約中的領導不是繫於某個人，乃是在於使徒的教訓（徒二42，多一9）。因此，在主的恢復里，同工們並不栽培任何個人的跟隨。眾聖徒不應以正式或組織的方式跟隨人，乃是跟隨神永遠經論的健康教訓，就是藉着主的僕人所供應的（提前一4，六3）。照着聖經的啟示，除了基督以外，沒有人有個人的權柄（太二八18），惟有基督是身體的頭（弗四15，西一18）。召會乃是藉着祂神聖的傳輸，得以有份於升天基督的權柄（弗一19-23）。這權柄是在身體的肢體相互的生命供應中，得以施行的（弗四15下-16）。在身體的三方面：召會、職事和工作里，沒有組織，也沒有階級，只有在神聖生命交通中的相互分賜。

然而，唐懋毅及其同工們的實行違反這些原則，教導一個權力階級制度。其中最高的是神，其次是基督，再來是“那使徒”，最後是長老。他們賦予“那使徒”（唐懋毅）近乎絕對的權柄；他們教導說：“你若是違背唐弟兄，就是違背神。”他們建立了工人和長老的階級組織，好執行“那使徒”的“指導”（指令）：一些弟兄被指派作“國家級同工”，和“區域級同工”；在長老們中間，在一地的某位長老可能被任命為“第一長老”。這種安排是組織的、階級的，且是違背基督身體的生機性質的。在唐懋毅工作中的每一階層，背負責任的人必須要服從那些在他們之上者的指令，否則就有被趕出去的危險。許多工人和長老都因為“不與那使徒是一”而被解職，甚至被逐出召會。唐懋毅及其同工們強調對他權柄無條件地服從，並且恐嚇任何批評他們工作的人。一面，他們教導說，只要你服從唐懋毅的指導，無論是錯是對，你在神面前都不需要為結果負責；這種教訓顛覆聖徒們的良心，並使他們對這一切真理的偏離毫無感覺。另一面，唐懋毅及其同工一再地說，那些對他們的教訓和工作表示憂心的人，可能因為褻瀆聖靈而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他們為了將恐懼注入到人裡面，就用臨到某些聖徒和他們家人的悲劇，作為神審判不與唐懋毅是一之人的例證。有些聖徒因為轉離唐懋毅的職事，受到他的同工們及其跟隨者的咒詛。另有些聖徒遭到惡意的攻訐；而其控告者所攻擊的私人問題，若不是控告者自己捏造的，就是多年前已經對付過了；他們完全不顧這樣的控告給被控告者及家人所帶來的破壞。可見，其性質是何等惡劣，眾聖徒必須拒絕一切這種濫用權力、維護自己、當受譴責的說話。

工作的最終結果就是分裂

在某些已建立地方召會的地方，唐懋毅的同工們聚集聖徒，在召會之外有分開的聚會，設立分裂的餅杯。在某些事例中，他們在現有召會的鄰近城市建立“召會”，用城市界限為其分裂的藉口，然後再從那些召會吸引聖徒加入他們。這兩種作法都違背一的立場的真理。設立任何聚集為着建立隔絕、分開的交通，乃是分裂。目前，他們至少在以下國家的五十一個城市中設立分裂的擘餅聚會。這些國家是：西班牙、南非、肯亞、烏干達、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秘魯。僅此一點，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工作就必須為所有關心主在祂恢復中權益的人所唾棄。這種實行違背新約基本的原則，就是—的立場；這原則都曾為倪柝聲和李常受所教導，乃是在主恢復的實行中，基本的真理。

倪柝聲在《敞開的門》第二十四期（下），交通說：“任意去另外設立教會，這是最大的罪。我們要怕設立教會，過於怕作任何的事。弟兄們！你們看見這個的嚴重麼？再沒有比任意設立教會更壞的！請你們記得，什麼都辦得，就是教會辦不得。因為這是基督身體的問題。這件事我們必須在神的面前弄清楚。所以，我們無論到哪裡去，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到底這個地方有沒有教會。不是這個教會強不強的問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是這個教會屬靈不屬靈的問題…。如果在一個地方已經有了地方的教會，我們絕對不能有第二個教會，我們必須害怕另外設立桌子擘餅，因為這是不得了的事。”

李常受在《召會實際的彰顯》第三章里，說：“如果我在某一城市裡，無論我對那些在當地聚在一起，作為獨一地方召會的人感覺如何，並且無論他們如何對待我，我都沒有選擇。我必須學習十字架的功課。我必須學習破碎和否認己的功課。只要獨一的一已經在那裡，我就沒有立場，沒有權利，也沒有地位在那地方開始另一召會。我必須受約束並受限制。這是真實的功課。”在《一個身體和一位靈》第一篇里，他又說：“…今天有一些曾經與我們在一起的人，竟然敢製造分裂。一位弟兄告訴一位異議者，我們不能容忍分裂。這位在安那翰製造了分裂的異議者就說，他要去解散那個分裂，或者把它從安那翰搬出去。我聽見這話，就對自己說，你即使能把那個分裂搬到火星去，它仍然是分裂。分裂就是分裂。最後，那個分裂就從安那翰搬到附近一個已經建立了召會的城市。這件事給我們看見，在基督身體的事上，異議者是多麼的在黑暗裡。只就着白紙黑字知道一些道理，並沒有什麼意義。”

五、篡竊召會立場的真理，破壞召會的地方行政，各地報導，文件摘錄

唐懋毅工作擴展所及之處，其召會和聖徒立場的衡量標準，在於他們與唐懋毅及他的教訓和“指導”的合一程度。根據唐懋毅和他同工們的說法，一個召會或一個聖徒若拒絕唐懋毅的指導，就相當於該召會失去其立場，或是該聖徒失去其聚會的立場。當有些召會中的領頭者決定不再跟隨唐懋毅的工作或職事時，某些唐懋毅的同工應對這種對他們權位的挑戰，乃是進到這些地方，推翻當地的領導，把原來的領頭弟兄換成其他效忠唐懋毅的人（這大概是他們惟一的資格）。因此，唐懋毅及他的同工們已篡竊召會立場的真理，並破壞召會的地方行政，用對唐懋毅個人職事和工作的效忠取代了聖經的標準，作為他們在承認召會上管制的因素。

譬如，當某地的負責弟兄們敞開當地的召會，邀請唐懋毅工作範圍以外的弟兄前來盡職時，三位唐懋毅的親密同工代表他寫道：“唐弟兄否定這些弟兄在召會的名義里所採取的行動。”他們宣稱只有跟隨唐懋毅的人才是“堅定站在召會的立場上”。在厄瓜多爾和智利，有這樣的教訓：那些離棄唐懋毅“指導”的人是在背叛里，因而失去了召會的立場。在其它事例中，有一個新“召會”在已有召會的地方成立，其惟一的理由就是要維持“與那使徒的交通”。在許多事例中，有些聖徒因為想要跟隨倪柝聲和李常受之書刊（水流職事站的出版）所帶來的新約職事，而被趕出召會或是受到嚴重的逼迫。這樣的實行是濫用權柄且製造分裂，在主恢復的眾召會中間絕無地位。以下列舉幾個國家的事例：

智利

南智利眾召會是直接受倪柝聲和李常受之著作的影響，於一九七八年在Quillota、Maipu、Concepcion等三個城市興起的。他們多年來接觸唐懋毅的工作，認為他所作的，與全地其他眾召會相同，並按照時代的職事。事實上，唐懋毅早年大力推薦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並宣稱他與這職事乃是一。

前些年，藉由瀏覽網路上的西班牙文書報，特別是《晨興聖言》和錄影訓練，那裡的弟兄們領悟到現今唐懋毅的教訓和工作，與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有相當出入。那些教訓既未正確地觸及、也未適當地強調李常受職事末了關於神聖啟示的高峰。相反，關於生機的拯救，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則添加了其它的點。如批評美國的弟兄們只有法理的職事，唐懋毅像使徒約翰一樣有生機的職事，使徒保羅的職事亦僅是法理的。南智利眾召會的許多聖徒感覺到這些異常的事有越來越嚴重的傾向，並發現唐懋毅的工作已違反了主恢復里一的行動。

事情肇始於Juan Rubilar辭去工作的職分，他是智利Conception召會中多年跟隨唐懋毅的一位同工。在他與唐懋毅就其教訓和實行之偏離進行多次談話以後，於二00七年七月六日寫了一封短箋，告知唐懋毅，說：“我已在我的主面前作了堅決的決定，正如我在二十年前決定放下職業，出來全時間事奉主和祂的定旨一樣，我決定不再繼續作你的同工。”

緊接着，於七月十六日，唐在川發布了一份關於唐懋毅的方針聲明，交由智利第七大區Canete召會的Joel Valenzuela來分發。這份文件的語氣就像一個大權在握的統治者所發布的官方詔令一樣，內容要點如下：1、聲稱那些不跟隨唐懋毅之方針的人不再是非拉鐵非，已經墮落到老底嘉。因此，唐懋毅的跟從者可以忽視他們為主恢復之召會的立場；2、以唐懋毅的職事為獨一的判斷因素，決定誰是、誰不是某城市裡的召會；3、以他們斷定為非拉鐵非或老底嘉的主觀標準，取代召會的真正立場，就是基督的身體在地方上的彰顯；4、指明“誰是召會”一事，乃是由唐懋毅說了算，而他也已着重地、明確地說“我們應當遠離那些決意在老底嘉里的人，不要和他們接觸”。

七月十九日，唐在川又寫信給Juanr，作為對他辭去工作職分的回應。在這封電郵里，唐在川代表唐懋毅下達指令，所傳達的信息如下：1、攻擊Juan其人，指控他滿了野心和驕傲，成為背叛者，違反唐懋毅的方針；2、稱Juan為“猶大”、“叛徒”；3、要Juan將工作和召會交出來給唐懋毅，顯示在他們的觀念中，工人擁有召會和工作；4、要Talcahuano召會（被指控為老底嘉）將其房地契移交給Alex Vallejos，即使Talcahuano召會仍在當地聚集，而且Vallejos不在當地召會聚集，或代表當地召會；5、以邪惡、分裂之人警告Juan，卻不指名為誰；6、警告Juan除了終極恢復的路以外，沒有別的路可走，那條路指的就是唐懋毅的工作。

當有一位聖徒Hugo Vergara寫信為Juan的人格和基督徒生活辯護，並對唐懋毅的教訓和工作提出質詢時，唐在川以電郵回信，並作聲明說：“不僅Juan是背叛的，所有跟從他的人都是背叛的（暗指Hugo也是叛徒）；你若反對唐弟兄，就是在抵擋神，去讀民數記十二章；在Talcahuano設立第二個桌子是可以的，因為許多公會也在作同樣的事。”另外，有兩位領頭的弟兄被指控為“間諜”、“滲透者”，並在唐在川的指示下，被粗魯、公開地逐出事奉聚會。

七月二十五日，唐在川再以電子郵件致智利的一位弟兄，信中內容指明，那些不跟隨唐懋毅的人就是在分裂里。他說：“對某些人唐弟兄也許不是使徒，但對智利他當然是使徒。三十年後你想要改變職事嗎？你不能這麼作，因為這是那靈的工作，沒有人能毀壞它。…你們為什麼在維多利亞和美國人有特會呢？…一個背叛的召會怎麼能背負我們主耶穌基督聖別且純淨的見證呢？你們實行神眾子合一的基礎是什麼？是分裂嗎？這是什麼樣的餅杯？這是不潔的餅杯，因為它是出自分門別類、分裂。這些人跟隨虛謊，自我封閉。但是，主在每一個地方，都為祂自己留下屬於祂的人。…他們才有資格擘餅。當然，如果你想繼續擘餅並留在分裂里，也可以；就連公會也擘餅。讓我們各走各的路。”

厄瓜多爾

二00三年，唐懋毅在哥倫比亞Bogota的一場特會中說，美國的同工們已變得像一隻老母雞，坐在她的蛋上，這些蛋卻孵不出小雞來，現在那靈的流是在南美洲。他又說那些跟隨他方向的人是非拉鐵非，而美國眾召會已成為老底嘉，只有知識，沒有實行。在同一場特會中，Valdemar Quintero和Rodrigo Lopez這兩位弟兄，與唐懋毅交通，被告知說：“若不是有Jorge Navas（唐懋毅在厄瓜多爾的同工），你們會想要作阿根廷和玻利維亞所作的（就是接受美國的弟兄們）。”而Jorge Navas卻惡毒地說，余潔麟所以得癌症，是因為他不願簽署一封公開信，承認唐懋毅是李常受指派給南美洲的使徒。

當Ambato召會決定要跟隨時代的職事時，唐懋毅來到這個城市，不但沒有尋求與負責弟兄們交通，反而在一個名為“生命糧”（El Pan de Vida）的公會舉行特會。Ambato召會有十位聖徒參加了那場特會。唐懋毅對他們說，Ambato召會已經成為宗派，因為他們離棄了使徒的方向。故此，他們（這十位從Ambato前去參加特會的聖徒）現在就是召會，從當周開始可以在Mariana Navas姊妹（Jorge Navas之母）的家中聚集擘餅，她就住在會所的前面。

緊接着，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為厄瓜多爾的眾召會設立負責弟兄，而不承認已有的負責弟兄們的權柄。他們教導說，離棄使徒的方向等同失去召會的立場，因此就成為一個宗派。於是，有些不在Ambato召會聚會的聖徒，包括一位出國五年之久的弟兄，都被設立為負責弟兄，因為他們“與使徒是一”。其它地方也有同樣的事。然而，有兩處召會的聖徒被革除，因為他們不跟隨唐懋毅的“方向”；Valdemar和Rodrigo這兩位弟兄，因為表達他們想和北美弟兄們有相調的渴望，所以從事奉中被開除，並被指控為背叛、野心和分裂，且禁止訪問眾召會。

二00四年，Milagro召會有八十位弟兄被革除，因為他們參加在Ambato舉行，由Sterling Byassee和Eric Romero（不屬於唐懋毅的同工）分享的特會。並且，被告知說，所有不與“使徒方向”是一的人，都必須離開會所。

十月一日，面對Jorge Navas對Ambato召會是在分裂和背叛里，這非常嚴重的指控，Ambato召會的負責弟兄們致信主恢復里眾召會，陳明其立場。弟兄們在信中說：“我們帶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卑微，宣告我們所惟一渴望的，就是以和平的聯索，保守那靈的一（弗四3）；我們也強調，在我們裡面沒有任何意圖（如所指控我們的）。相反的，我們向主恢復里眾召會，以及眾聖徒的交通，和相調完全敞開。我們見證我們是站在獨一的立場，就是一的立場上。並且明白我們交通的基礎不是任何實行，或任何工人，而是地方。所以我們在所敬愛的主面前，證實我們不在分裂或背叛里。我們身為領頭的弟兄，主將群羊交託我們，要我們向祂交帳。因此，我們決定照着時代的職事，跟上主當前即時的說話。這樣的決定引起了反對我們的逼迫和控告。為此，我們切望能在真理和神聖啟示的光照之下澄清，這樣控告我們的根據何在？因着主的憐憫，我們看見了時代的職事，我們惟一的渴望就是聯於這時代的職事，使其能夠繼續下去，好叫主的定旨，就是基督身體的建造，能得以實現。我們承認並接納任何在這獨一新約職事中有份的執事。我們信靠主作我們的力量，使我們能貫徹此一決定，叫祂的恢復得着益處。”到十二月，弟兄們再次致信主恢復里的眾同工和眾召會，對於那些不實的指控作澄清。同時，對唐懋毅的同工秘密邀請一些聖徒去參加他們的特會，等一些事，提出質詢。

十二月十三日，由唐雅川、馬榮民和Helcio Almeida以唐懋毅之名簽署，致信Jorge Navas，傳達唐懋毅致厄瓜多爾眾聖徒和眾召會的交通。在信中，他們說：“一、唐弟兄是李常受弟兄所指派，特為照料南美州的眾召會。他也忠信竭力地完成此一託付，帶領眾召會走在靈和生命的線上。二、有些Ambato的弟兄，在國外的影響下，不顧那靈這些年來所成就的一切，散布死亡說，他們有自由接受其他的職事，藉此拒絕並漠視神代表的權柄，就是這位像父親一般照料本地區的人。三、唐弟兄已經宣稱，這些以Ambato召會為名之弟兄的舉止是無效的。他們個人有自由去作他們所認為對的，而不是以召會的名義。那些在這事上清楚、單純的弟兄們，應該在召會的立場上，並那靈的引導下堅定站住，繼續與該國其他的召會是一。”這就是唐懋毅的同工以他之名，僭越厄瓜多爾Ambato召會的地方行政，抹煞不在唐懋毅工作下之同工的行動。

二00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厄瓜多爾的負責弟兄們，又聯名簽署寫信，對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們在厄瓜多爾眾召會之間所造成的損害，作簡要的事實回顧。並在信中說：“厄瓜多爾有這麼多消極的事件，我們感到遺憾，但我們相信，儘管有這一切的事，主仍然要藉着這份時代的職事，在祂的恢復里往前。我們渴望緊緊跟隨這份職事，為着基督獨一身體的建造。”

墨西哥

唐懋毅的同工Bruno Frossard從巴西搬到Toluca，參加了幾次墨西哥市的召會聚會。弟兄們聽說他打算在Toluca作工，就於二00八年九月三十日寫信給唐懋毅，請求他尊重那些聖徒的勞苦和交通，也不要打發任何不尊重興起Toluca召會之交通和配搭的工人。當天，唐懋毅的同工馬聖民在回信中，確定表示他們不會在已有召會的地方另外開始分開的聚集。然而，僅在一個月後，唐懋毅的工人就在Toluca開始了一個在Toluca召會之外的聚集，甚至宣告是Toluca召會的第一次聚集。

為此，在那裡勞苦的同工們和負責弟兄，於二00九年一月，發出一封給墨西哥眾聖徒並眾召會交通和警告的信，關於“一個在我們中間當前的危險”。弟兄們在信中說：“自從三十多年前主的恢復來到墨西哥，迄今已有七十七處召會興起，將近四千位聖徒；這是主對在新約職事領導下同心合意的祝福。我們為着主在這段時間所作的一切感謝祂。作為召會和工作中的領頭弟兄，我們擔負牧養神群羊的責任，這不僅包括顧惜和餵養，也包括在需要時候，向聖徒們發出警告的號聲。…墨西哥眾召會的領頭弟兄們和同工們，被迫必須與眾聖徒交通一個最近在我們國家開始影響主恢復的嚴重問題。這個問題來自一班工人；他們曾經一度在神新約經綸的真理和眾召會的交通上，與主的恢復是一。叫我們傷痛的是，他們逐漸離開主恢復這兩件基本的事。主的恢復是藉着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臨到我們，他們卻偏離了這兩位弟兄的新約職事，去轉向一個基於不同異象的不同教訓。悲哀的是，他們建立起一個宗派的實行，偏離了八十多年來主在我們中間所建立合乎聖經的榜樣。…我們所說的，就是來自南美洲的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工作。”

西班牙

在馬德里的召會，開始於二00二年前，作為在主恢復里的召會，享受時代的職事，不受巴西工作的影響。二00五年，從巴西來的Fernando AqueraFernando抵達馬德里，他事先沒有與當地帶領弟兄交通或知會他們，就向馬德里召會的聖徒分發唐懋毅的書刊。這些書刊已在馬德里的聖徒中間引起混淆。為着這個工作，Fernando在他家中另設一個奉獻箱。二00六年年末，從巴塞羅那、柯爾多瓦、維爾瓦、馬德里、馬拉加、巴倫西亞和巴利亞多利德，陸續有消息傳出，說Fernando與其他巴西同工們到西班牙其它城市旅行，向當地召會分發唐懋毅的書，再次在聖徒中間引起混淆。弟兄們確知這些活動。至少在一處召會中，Fernando與同他一起的人，反對關於一個出版的交通，批評水流職事站和在歐洲的召會。他也批評馬德里召會的禱告聚會和職事聚會，說馬德里召會所看職事錄影帶中說話的弟兄是“叛徒”。同時，弟兄們得知他們竭力要成立一個訓練中心，並制定了一個特會的時程表，且要購買一輛箱型車用來傳布唐懋毅的出版物。

二00七年，Fernando從馬德里搬到巴塞羅那；從秘魯來的一位同工Rueban，也搬到巴塞羅那。他們代表唐懋毅在那裡的工作。他們來巴塞羅那的時候，那裡已經有兩班聖徒在巴塞羅那多年了。其中一班約有十七位西班牙聖徒，包括一位姊妹為着主的恢復在那裡至少有十年了。這班聖徒定時有聚會。另一班有二十五位華語的聖徒，他們在巴塞羅那近郊，有更頻密的聚會。這兩班聖徒都為西班牙眾召會所知悉，在那個區域服事的同工們也認識他們。吳有成早先又訪問過那裡的華語聖徒。然而，Fernando與Reuben沒有知會在巴塞羅那的這些聖徒和召會，沒有與他們交通，就開始他們的工作。他們不考慮現況，就開始另立“擘餅聚會”。事實上，這等同棄絕了那些聖徒，而形成宗派。

對此，二00九年二月八日，作為在西班牙的工作和召會中背負責任的弟兄們，向那裡眾召會的親愛聖徒們，公開發表了一封警告信。弟兄們在信中說：“我們有責任警告你們，要提防一個製造分裂並欺騙人的工作；這個工作最近幾年在西班牙開始活躍，就是唐懋毅的工人在西班牙現有召會的交通之外另設聚會。這個工作是在假冒和隱密中進行，與光的兒女並不相稱（弗五8），對主的僕人更是如此。新約職事的真正執事不用詭詐來盡職事，而是將真理顯揚出來（林後四2，參弗四14及其註解）。我們現在勸戒你們，不要被唐懋毅工人的巧言所欺騙（西二4）。…這封信中的警告是必要的，這是為着保護西班牙的眾召會，留在使徒教訓的健康話語中（提前六3，多一9，徒二42）。我們切望能與主合作，以保守祂在西班牙的眾召會中所成就的，好叫這裡的召會能夠與全歐洲，甚至全地上的眾召會，在同心合意里一同往前（徒二46，羅十五16）。我們請求你們要禱告並儆醒，以達到這個目標。”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二00七年，弟兄們發現唐懋毅的工人又開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活動。不論他們到何處作工，都帶着唐懋毅的書籍，並且竭力在他們所接觸的人和唐懋毅在巴西的工作之間，建立一個排外的關係。

對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負責弟兄們，於二00九年三月八日，聯名簽署寫給那裡眾聖徒的信中說：“我們很喜樂，因為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眾召會近年來享受着空前的同心合意；我們一同交通，一同配搭，與主合作來執行祂的行動。我們與彼此並與主一同行動，已經帶下豐富且顯明的祝福。眾召會在生命和人數上繁增，主的恢復也在全區擴展。…我們都應該看見，我們藉着操練在主行動的一道流中執行職事的一個工作，蒙受的是何等的恩典。在朝此目標往前的路上，有一個緊要的因素，就是要繼續留在獨一的新約職事中，其內容乃是使徒獨一的新約教訓。這信念反應在我們受限於一個出版的實行上。可悲的是，我們必須要告知你們一個對同心合意的危害，一個對主恢復中一的見證，以及主在我們中間之行動的危害。此危害源自一個不同的工作；這工作打着主恢復的旗號，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極力擴展並散布不同的教訓。這工作就是來自巴西的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工作。…這個工作已經破壞主的見證，帶進混亂，因而使得某些聖徒離開主的恢復。唐懋毅自己已表明他強烈的意圖，要把他的工作帶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他稱義此一行徑的理由抹煞了主恢復實行中的重要原則。因此，我們要警告所有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聖徒們，不要陷入唐懋毅工作的網羅，也不要接受其分裂的教訓。這樣的警告是必要的，這使我們得以保守主在我們中間所得着的，並給祂一個穩固的基礎能以繼續往前。”

加拿大

李常受於一九六三年訪問多倫多。自那時起，多倫多及周邊地區、西邊的溫哥華、以至全加拿大，一個一個召會藉着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被興起來。有時雖經歷風暴與風波，短暫地受點影響，但那裡的眾聖徒最終進入了主對合一所命定的祝福，也進到了全地眾召會的同心合意里。

從一九八五年開始，唐懋毅與安大略省倫敦市的某些弟兄建立起一個特殊關係。他自己經常訪問該地並召開特會，他的工作也差派許多工人到那裡舉辦特會和訓練；他又鼓勵那裡的弟兄們常到巴西訪問。他把倫敦市的工作看作是他自己工作的延伸。在全北美的工人中，唐懋毅只承認王文山和其他幾位弟兄是他的同工。在二00六年前，王文山設立了GPP的訓練中心，其形式是以唐懋毅在南美洲的訓練為模型。他們鼓勵青年人參加GPP，而不去參加安那翰的全時間訓練。GPP訓練的進行完全漠視並脫離與該地區其他召會的交通。另外，唐懋毅在加拿大的工人設立了出版機構，為要翻譯並發行他的英語書報。並成立了一個加拿大的網站，用以推廣唐懋毅的文字；其中包括《每日靈糧》，就是一本宣傳唐懋毅教訓的刊物，其形式與《晨興聖言》類似。《每日靈糧》已經取代了李常受的職事，成為跟隨唐懋毅之人的主要食糧。

對於唐懋毅在加拿大講說並出版了許多不同的教訓，包括他貶低使徒保羅的職事，散布關於啟示錄十二章錯謬且欺哄人的教訓，定罪北美眾召會已成了老底嘉，只有跟隨唐懋毅職事的人才有特別的託付，等等。二00九年三月十七日，在加拿大主恢復中服事的弟兄們，公開發表了一封警告信。弟兄們在信的開頭說：“如今，我們面對一個存在於眾召會中間的問題，尤其是在東加拿大地區；這是我們必須要處理的。唐懋毅不同的教訓及其獨立的工作，越過越明顯地在召會和聖徒中間產生混亂、破壞和分裂。已過數周，墨西哥和西班牙的領頭弟兄及同工們發出警告信函，因為唐懋毅分裂的工作破壞了他們所在國家之身體的見證。他們的信反應出我們的經歷，我們與他們有同樣的擔憂和結論。此外，我們非常清楚，唐懋毅的工作在歐洲其它地區、中美洲和非洲，也製造了類似的問題。上個月，我們有幾位弟兄尋求與王文山和其他在加拿大倫敦市推動唐懋毅工作的人有交通。我們透過書面和個人接觸，提出我們的請求，但我們的努力不是遭到回絕，就是沒有任何回應。這讓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公開地警告加拿大的眾聖徒，務要提防唐懋毅的職事和工作。”

意大利、德國和瑞士

二00一年，在美國加州隱基底營區和會議中心舉辦的國際同工交通中，唐懋毅的同工馬天民，以及其他有份於唐懋毅工作的人，同意要將他們的工作從歐洲撤離。但自二00二年起，唐懋毅的另一位同工Joao Antonelli，遷居意大利，並開始在那裡推動唐懋毅的工作，完全不顧該地已有與歐洲同工們配搭正在進行的工作。有一段時間，沒有一位歐洲的同工知道Joao在那裡作工。其後，Joao的兄弟也加入了他的工作。他們連同馬榮民和其他人，以單獨、隱藏的方式，將唐懋毅的工作傳布到意大利的好些城市。其結果，乃是在意大利真實走主恢復道路的聖徒中間，造成混淆。因為在這些城市中，有些已有主恢復中的聖徒，聚在一起有家聚會和禱告聚會。

二00五年五月，五位弟兄到意大利的曼托瓦與Joao會面，向他敞開交通的門，並邀請他來參加意大利現有的特會和聚集。弟兄們邀請他與歐洲的同工們交通，並以相調的方式來作工。Joao沒有接受這些邀請；相反的，他和那些與他在一起的人，同年就在意大利的Sirmione舉辦了他們工作的第一次夏季特會。以後，他們還在羅馬和意大利的米蘭辦特會，以及在曼托瓦辦訓練，並陸續舉辦其它的活動。儘管弟兄們屢次邀請他們來參加與歐洲工作，尤其是與意大利工作配搭的特會，但Joao仍然執意不參加任何唐懋毅工作之外的特會。

Alex Kemmer也是唐懋毅的同工，在德國的斯圖嘎積極推動唐懋毅的工作，他的哥哥Robinson Kemmer（另一位唐懋毅的同工），於二00六年加入了他的工作。

二00六年八月六日，Robinson在瑞士的雷根斯多夫的主日聚會中數次大聲、堅持的講話，企圖帶領聖徒用跟唐懋毅工作有關的方式來唱詩。他甚至企圖延長唱詩的時間，占用申言聚會的時間，弟兄們只好要求他停止。聖徒們都很清楚，從他的說話和態度來看，他是在提倡唐懋毅工作的實行。在一次下午的錄影信息聚會中，他坐在會場後方，用英語大聲地評論什麼是他能接受的，什麼是他不能接受的。他的異議和行動攪擾了許多聖徒，也破壞了召會的聚會。

八月十日，雷根斯多夫召會寄發電子郵件給在德國和瑞士德語區的聖徒，邀請他們參加從十月一日開始的相調聚會。這是每年德語聖徒例常參加的聚集。八月十一日，Alex向同一班聖徒寄發了一份不同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參加在羅拉赫的聚會，所定時間直接與在雷根斯多夫的聚會相衝突。此舉在聖徒中間產生了極大的混淆。唐懋毅的工人們沒有與歐洲的召會或同工們交通，便開始在羅拉赫召開自己的聚集。

於是，在十月份，斯圖嘎的弟兄們向Alex和Robinson提問此事；另有兩位唐懋毅的同工（馬榮民和Joao）也參加了這次交通。斯圖嘎的弟兄們向他們指出羅拉赫聚集所造成的混淆和攪擾。馬榮民在回應時，向弟兄們保證說，在這混亂得到解決之前，他們不會在羅拉赫再有任何聚集。但他們隨後的行動卻與馬榮民的保證相反；儘管他們在聖徒中間所帶進的混亂和不安仍然存在，他們卻繼續單獨在羅拉赫召開特會和聚集，同時也沒有與德國和瑞士的召會與同工交通。羅拉赫靠近法國和瑞士的邊界，卻已成了唐懋毅在德國工作的中心，且與該區域其他的召會隔絕。羅拉赫赫然成為唐懋毅同工的聚集地，也是他們企圖擴展其工作的根據地。羅拉赫不有份於德國和瑞士眾召會的普遍交通，也不有份於任何相調特會或歐洲的工作。相反的，他們舉辦自己的特會，許多時候都與歐洲既定的特會相衝突。羅拉赫的聚集如今帶有唐懋毅工作連同其特殊教訓和實行的獨特味道。

十一月二十六日，Alex和Robinson在斯圖嘎公開講說異議，反駁弟兄們在申言聚會所說的話，特別是跟時代職事有關的事。他們強烈抨擊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說這職事是“死沉、死沉、死沉”。此舉為了幫助斯圖嘎的聖徒認識到他們是在推動唐懋毅的工作，而這工作與全地眾召會所接受的普遍職事競爭。至此時為止，他們已經私下要求召會中的領頭者讓聖徒們在《晨興聖言》之外，也使用唐懋毅的《每日靈糧》；他們也要求停止為召會向水流職事站訂購書報，並在召會的代禱事項通知中加進與唐懋毅工作有關的活動。沒過多久，這兄弟倆就脫離了斯圖嘎召會的交通。

二00九年四月二日，在意大利、德國和瑞士的弟兄們，聯名簽署，致信主恢復在意大利、德國和瑞士的眾聖徒與眾召會，論及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分裂工作。並在信中說：

“在主的恢復里，我們注意正面積極的事物，譬如神完整的救恩、神聖的生命、神的經綸、和召會作基督的身體。這些事物使得歐洲的召會得以興起，並且至今仍在豐富地餵養聖徒們。鑑於這些豐富的事物，我們也必須花些時間來對付一個出現在我們中間的嚴重問題；這問題已存在於歐洲許多年了。這問題就是唐懋毅和他同工的工作。作為關切主在意大利、德國和瑞士的恢復，並擔負此地區眾召會責任的同工們，我們多年來對這份工作及其工人操練寬容忍耐。我們盼望找到一條路，讓這些工人也能調進主恢復的一個工作中，並且有份於基督身體實際的交通。然而，唐懋毅的工作仍然打着主恢復的名號，單獨作工，於是產生單獨、隔離的團體；他們不以身體的一為立場，反而以他們與唐懋毅工作的聯係為立場。事實上，這個工作及其工人隨着年日越過越單獨並孤立。唐懋毅的工作所造成的破壞，也隨着他工作的擴展而不斷增加。除此以外，他的工人沒有任何意願要與我們交通和配搭；這樣的交通和配搭是我們在召會中和在工作里所珍視的。

…儘管歐洲的眾同工和眾召會多次邀請那些有份於唐懋毅工作的人，加入這個相調的工作，他們卻選擇孤行己路；其結果必然是混亂、隔絕和分裂。他們對意大利、德國和瑞士的召會所造成的破壞，清楚指明唐懋毅的工作是一個單獨且分裂的工作。雖然我們絕不贊同這個工作，但當有我們認為同有基督身體異象的人，出現如此宗派的行徑，並離開我們去作他們自己的工作時，我們無需感到驚訝。保羅曾警告眾召會，這樣的事必要發生：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勾引門徒跟從他們（徒二十30）。這話已經在我們中間，應驗在唐懋毅身上了。因此，我們有責任警告眾聖徒和眾召會，要提防唐懋毅和他分裂的工作。

…我們必須寶貝眾聖徒和眾召會之間健康的同心合意，並且謹慎的保守這個一，不受到任何污染。雖然我們愛所有的弟兄，我們的愛並非沒有界線。我們愛人不該愚昧，乃該在充足的知識並一切的辨識上，多而又多的洋溢（腓一9）。唐懋毅的工作迫使我們對它在我們中間所產生的東西，操練有知識和辨識。因此，我們眾人都該心思清明，帶着禱告來接受這份警告，提防唐懋毅宗派和分裂的工作，並停止與這工作，以及一切推動這工作的人往來。若有受到該工作影響的聖徒接觸你，我們請求你在接受他們時要操練謹慎，並且一定要與你所在地的領頭弟兄有交通。”

此外，在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南非、秘魯、巴拉圭亞、佛羅里達州，等多個國家及地區，都有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分裂工作。為此，二00九年，DCP（辯護與證實）專項服事的弟兄們，特別成立《忠信的見證人》網站（afaithfulwitness.org）。目的是向主恢復中的聖徒陳明這些內容，是要眾人認識唐懋毅工作偏離的嚴重性，並轉離他的工作和那些推動他工作的人。

六、交通和警告的信

二00九年四月四日，代表主恢復里的眾同工，有近百位，向主恢復中的眾聖徒和眾召會，聯名簽署寫了一封“交通和警告的信”。信中論及唐懋毅和推廣他分裂工作之同工，在教訓與實行上的偏離。

在信的開頭，弟兄們說：“雖然我們屢次試圖與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共同解決這些難處，但現在已經清楚，他們無意改變他們的道路；相反的，他們更為激進地推廣他們錯謬且帶進分裂的教訓，並擴展他們分裂的工作。最近數月，在墨西哥、西班牙、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加拿大、哥倫比亞、德國、意大利和瑞士服事的領頭弟兄們已發表公開聲明，警告這些地區的聖徒提防唐懋毅的工作。我們同意這些信上所寫的，也同意弟兄們發信的負擔。在一個身體的原則里，主恢復中的眾召會都應該留意這些警告。我們也收到從其他國家來的許多報導, 說到唐弟兄之工作和職事所造成之難處。因着唐弟兄和他的同工極力宣傳他們錯謬的教訓，並在主今日的恢復以外，擴展自己的工作，並與主的恢復爭競；這恢復原是由倪柝聲和李常受帶給我們的新約職事所興起的；因此，我們有負擔向眾召會和眾聖徒發出此封交通和警告的信函。我們請求所有的領頭者和聖徒們，帶着夠多的禱告和代求，審慎閱讀此信。我們特別請求這些教訓和實行擴展所及之處的領頭者，能針對這些謬誤警告聖徒們，並用使徒獨一的新約教訓給與他們預防注射。對於任何可能收到此信而又已經受到這些教訓和實行之影響的聖徒，我們在愛中敦促你們，要清明地閱讀本信內容，並用這些內容禱告。”

接着，弟兄們交通了本篇以上所講述的部分內容。

在信的結語中，弟兄們說：“本信中所提及的事實都是根據廣泛的查證。其中所列關於唐懋毅及其同工錯謬教訓的例證，皆取自他們自己的說話和著作。他們工作所造成的難處也都有詳實的文件記錄。如欲取得進一步資訊，請參見afaithfulwitness.org網站。我們要清楚聲明，本信中所描述唐懋毅弟兄及其同工們的觀點和作為，並不代表藉着倪柝聲和李常受兩位弟兄所帶給我們之新約職事的觀點和作為。它們也不代表主的恢復從一九二0年代直到今天，在領導方面的實行。我們不同意，並定罪一切用主恢復的名義所帶進的錯誤教訓和分裂工作。

一個擔負責任的人若是偏離了真理，無論他是誰，聖徒都不該跟隨他；即使他們曾經從他得到幫助,也不該跟隨他。為了要對真理絕對，對主的恢復忠信，我們都必須把個人的情感和關係擺在一邊（太十二48-50，彼前一22）。不管我們以往從某一位身上得着多少幫助，如果他作了得罪身體的事，我們還是必須實行真理（指羅馬十六章十七節的真理）。（召會生活中引起風波的難處，三0頁）

對真理的絕對，乃是在屬靈的事情上沒有情感的影響，就是自己的親兄弟、親姊妹也不能影響真理。在屬靈的事情上，人的關係一擺進來，真理就不絕對。（《倪柝聲文集》第三輯六冊，一八四頁）

我們誠摯地盼望並禱告，藉着我們救主神的憐恤，唐弟兄及其同工們能改變他們的道路。同時我們也宣告，任何人若真實的轉離他們的偏差，我們仍然樂意恢復與他們的交通。

我們深切地盼望，主恢復中的眾聖徒和眾召會能蒙保守，不受到進一步的破壞，並能在平安中得建立（徒九31）。我們請求眾聖徒持續為此禱告、代求。對於那些已經接觸到唐弟兄及其同工們所宣傳之教訓、出版或實行的人，我們勸告你們要拒絕他們，好叫你們蒙保守，也叫身體免受混亂、破壞和分裂之害；這些乃是在與神經綸相違背的教訓得以生根並生長時，必然的結果。對於那些跟隨這樣教訓和實行的人，我們在基督的愛里勸戒你們，當遠離這些事。我們也鼓勵眾聖徒放心振作，並因主在祂恢復中持續的說話而得加強。現今祂見證的照耀，以及祂行動在全地的擴展，都是前所未有的。願主保守所有的聖徒和召會，都留在真正的一和同心合意里（約十七11，21-23，弗四3-6，羅十五5-6）， 使我們思念相同的事（腓二2），說相同的話（林前一10），好叫我們能一同完成新約職事的獨一工作，為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弗四12）。”

七、撤銷生命樹出版社（EAdV）翻譯並出版倪柝聲與李常受之著作的權利

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水流職事站和台灣福音書房寫信致生命樹出版社（EAdV）諸位董事，告知撤銷其翻譯並出版倪柝聲與李常受之著作的權利。這是因着EAdV在文字工作上，開始其獨特色彩，推崇唐懋毅這位執事為其主要著者，而清楚顯示對李常受的職事有所偏離。

致生命樹出版社（EAdV）諸位董事

親愛的弟兄們：

水流職事站（以下簡稱LSM）特奉此函，表明撤銷前此授與生命樹出版社（EAdV），將LSM全部材料（包括LSM所有倪柝聲與李常受弟兄之職事信息材料）譯為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或任何語文之許可權；也撤銷一切前此所授與，任何譯自LSM材料之書刊的再版許可權。

我們理解並承認，多年前李常受弟兄曾代表LSM授權EAdV將LSM的材料（特別是他的職事信息）翻譯成葡萄牙文。我們也承認，直至若干年前，EAdV在其出版工作上仍忠於李弟兄的職事，因此合格於翻譯LSM的職事材料。然而，數年前EAdV於其出版工作上，開始在兩個重要方面偏離了李弟兄的職事。第一、EAdV開始推崇唐懋毅（Dong Yu Lan）這位執事為其主要著者，而主恢復中之眾召會現今公認他偏離了新約職事的完整內容；第二、EAdV選擇性地翻譯並出版李弟兄的職事信息，只將其認為有益之李弟兄的職事信息提供葡語聖徒，而不翻譯並出版李弟兄本人認為有益的信息，如李弟兄所希望在全球以多種語言出版者。EAdV的出版工作，在此二特點上已持續數年，顯然EAdV已無意繼續忠於李弟兄的職事。我們強烈認為，李弟兄過去的授權，不可以被人利用，將他的職事與違反完整新約職事者相混，或剝奪眾聖徒從他的職事所能領受的一切。因此，身為LSM當前的負責人，我們認為不宜繼續許可EAdV翻譯LSM的材料。

我們也明白，EAdV有大量庫存之譯自LSM材料的書籍。我們覺得，這些書籍極適合給眾聖徒享受，因此我們不要求EAdV停止銷售已印行之書籍。然而，EAdV不可再版任何先前譯自LSM之書籍。任何先前行之有年的授權，皆已廢止。若能達成合理的協議，水流職事站願意購回EAdV所有書刊之翻譯版權，以及此等書刊目前的存貨。藉此，我們盼望將EAdV已出版之書籍，繼續提供給眾聖徒。

盼望你們知道，此一決定並非由我們LSM單獨定準。我們也將此事與台灣福音書房（以下簡稱TGBR）交通；為着主的恢復，我們和他們在出版的事上一同勞苦，他們也同意我們的決定，願意同列為此函之署名人；我們極其樂意如此行。LSM及TGBR在全球主恢復中的眾聖徒前，在這件事上系一致的。

此外，我們要澄清，我們所作有關EAdV的決定，絕不影響我們與巴西中眾召會及眾聖徒的關係。雖然我們終止對EAdV的授權，但我們着重地聲明，我們並非孤立在巴西的眾召會與眾聖徒。反之，我們真正的用意僅在於保護並加速我們李弟兄和倪弟兄職事的葡語出版。我們最近已經如此以葡文出版了新約聖經恢復本、晨興聖言、和諸多水流職事站的新書，並將盡力繼續發行更多的材料。此外，LSM所舉辦的七次節期，包括特會以及一年兩次的訓練，素來是向在巴西的眾聖徒完全敞開。我們希望無人會把我們在此信中所作的決定，當作散布謊言的依據，扭曲LSM與巴西、南美洲眾聖徒及眾召會的關係，以及我們對他們的關心和關注；他們都是我們在主里所摯愛的。

為避免世界各地聖徒和召會有所誤解，此函將以相關語文，公開刊登於LSM網站，並且印行。我們希望澄清我們在此事上的決定，以免眾聖徒對我們就EAdV、其主要著者、及其出版工作所持之立場，有混淆不安之處。

在基督里

水流職事站署名人： Benson Phillips、Ray Graver、Andrew Yu（余潔麟）、Richard Scatterday、Ron Kangas、Jim Miller、Ed Marks、Kerry Robichaux

台灣福音書房署名人：Liu Suey（劉遂）、Paul Wu（吳有成）

（註：僅英文原函附有LSM及TGBR負責弟兄們之署名。該函之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及中文譯本，未經他們審閱，也不含他們署名。英文信函已於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經郵務及電子郵件送交EAdV辦公室。）

 

- 待續

 

高恩燦:歷史的簡說(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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