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林昭十四萬言書 by 傅國涌 林昭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蘇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 公開支持北大學生張元勛的大字報而被劃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長期關 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1968年被秘密槍決。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歲的北大學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殺。兩天后， 公安上門向她母親索取5分錢子彈費。1980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判決她無罪。 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她平反。 40年後，面對林昭的犧牲，世人不僅佩服她的勇氣、壯烈和決絕，更驚訝她的 思想。在整個民族幾乎都陷入盲從、迷信和狂熱的時代，她沒有停止獨立思考，在 獄中沒有紙和筆的情況下，她以血為墨，以白床單為紙，寫下了大量血書。現在， 我們只能看到極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時代的思索 筆者有幸，讀到了林昭在1963年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長達14萬言的信 （現保存於林昭親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觀點，她對時代和中國命運 的思考，她使用的語言，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她拋棄了當時無所不在的瀰漫著火 藥味的鬥爭話語，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方式，用自己的語言概括了那個時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建設性的。她的同伴黃政回憶，1962年林昭在談 到廣大農村餓死人時，就說人民公社不合國情、不合情理，應當及早解散，在農村 實行耕者有其田；對於“割資本主義尾巴”，她提出應當允許私人開業經營，主張私 人辦廠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說要改變閉關鎖國的政策，加強與世界的聯繫，包括引 進外資，借外債加速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她還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設想。這些今天有 些已變成現實的想法，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終擺脫了簡單的仇恨意識和你死我活的敵對思維：“我們反對什麼，那是很 清楚的，可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麼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為藍圖而具體地按照它去 建設生活，可不是一件簡單輕易的事情，特別是要在這樣一個廣大分散痼疾深沉的 國家裡來建設它，就更其複雜艱巨！……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奴役，則除了被奴役 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然則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 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 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奴役，這是可以有時甚至還必需以暴力去 摧毀的，但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夠以權力去建立！ ” 她在觀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對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認識。她說：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 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龍’。” 從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她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步步走過來的，她也有過輕 信、迷狂和個人崇拜，甚至不惜與家庭決裂。直到1957年之後，她才開始反省，開 始追問，開始尋找，最終回歸了良心，回歸了人的本性，回歸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鳴放時，她並無右派言論，只是在張元勛等人遭到圍攻時，挺身 而出，說了幾句公道話。她也參加了學生刊物《紅樓》開除張元勛的簽名。但終未 能倖免於右派的命運。她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 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 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 1958年7月，當右派同學劉發清痛苦得吃不下飯時，她開導說，自己一開始也是 吃不下、睡不著，還自殺，現在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多 少個右派？全國有多少？”“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 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 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她不顧自己的處境，為大躍進等原因造成的大饑荒憂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 的青年右派一起辦了油印刊物《星火》，堅持說出真相，並給領導人寫信，試圖以 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劇的蔓延，終於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開始。 “我是個人” 自從1960年入獄，林昭就對自己的處境有著清醒的認識，她在這封長信中寫道： “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們的制度下意味著什麼，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們的制度下又 將遇到些什麼。”對於自己的結局，她早有預感，做好了心理準備。1966年，她對前 來探監的張元勛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 相同！”1968年，當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後一次被送進監獄醫院 時，對她懷有同情的醫生悄悄說：“唉，你又何苦呢？”她則輕聲答以“寧為玉碎”。 她熱愛生，但她只能作為一個人活著。她有個說法，祖先已從猴子變成人，“我 這不肖子孫無論如何，斷難再從人變為猴子”。 她不願意任人擺布而苟全，也就是不願意變成人家手裡的一張牌。她曾對審訊 者說過在獄中做的怪夢：“魔術家跳上跳下，不斷對我揮舞著魔棍，並指著一個木框 子叫道：‘進去，進去！變成我的一張牌──我正缺一張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 更響：‘我是個人，知道吧？不是誰手裡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讓我當金花菜老 K，我也不干！’”“我是個人”，這是她的底線，不容突破，不可妥協。她在忍無可忍、 多少鐐銬加身的情況下，對獄警發出的最嚴厲的責問也只是：“你們究竟是不是人！？ 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她說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東西，但她同時說：“我不曾 理性地去考慮和制訂它們：這與其說是由於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寧說是由於 青春時代剛毅熱烈的氣質！雖然這二者也許不可分開。過去對著人們我也不止一次 坦然承認：這個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諸般戰鬥行動,大都源於直覺──感性，而不是源 於理性。理性在我只不過是或用以檢驗、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決定罷了。理性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絕對無法代替感性！” 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後的道路和抉擇的一把鑰匙。她從來無意於做政治家， 也做不了那種政治家。她被秘密槍殺前，曾幾次在獄中自殺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 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藥皂求死，急救過來，獄方責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 就沒有點兒政治家風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來不懂啥子政治，到 了被逼無奈闖進這灘不是人下的渾水，初志仍不過是憑著書生本色的一領青衫一腔 熱血。……要作個有‘風度’的‘政治家’，或者乾脆地說：作個專門玩兒利害的冷酷 的政客，自認不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無培養前途！” “我怎麼能認錯”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認錯，多位同學都提到，“反右以後，她死不 認錯，她是北大惟一不認錯的”。入獄之後，“有人對她說：你只要承認一句自己錯 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沒有錯，決不向邪惡低頭。”她母親勸她“孩 子，你就認個錯吧，不然，他們會殺死你的”。她回答：“我怎麼能認錯！我沒有錯！ ”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這份難移的該死的本性就是這樣！──遇到外來的侵犯鎮 壓之類，首先想到的永遠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麼！”“不怕你們把林昭磨成了粉， 我的每一粒骨頭渣兒都還只是一顆反抗的種子！”獄中人們都說她“有那麼股子勁兒 ”，她自稱這不過是“一股子書生氣”，也就是她自己說的“感性”，這是她全部的力量 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寶貴的東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醫期間為什麼要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她在獄中為什麼 要一而再地給上海市長、給《人民日報》寫信？不是因為她幻想會有什麼結果，她 解釋說：“我確知我的呼喊不會有任何回聲……然而林昭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包括 語言負責！有了這封給北大校長的信介於其中，將來編起文集來，從‘思想日記’到 ‘我們是無罪的！’，再到‘我呼籲，我控訴！’，這其間的一貫脈絡就極其分明而一 望可知，而且這年輕人完全占著個‘理’字！……沒理都是你們的！有理都是林昭的。 這個年輕反抗者不僅處在有利於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 則氣壯！三人抬不過‘理’字兒！有理且能打得太公，況其餘乎！” 她對審訊者說：“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斷難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對論，惟是與 非斷斷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間絕無任何調和折衷的餘地”。所以她只能選擇向 死而生。她驕傲地宣稱自己作為反抗者所持的態度“相當光明磊落，甚至允稱俯仰無 愧！──可對世人，可質天日！” 回歸人性 在 1957年以後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觀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遠， 甚至把同時代其他人都甩在後面，關鍵還是因為她人性中最真實、最柔軟、最美好 的一面從來沒有被磨滅，反而在嚴酷的現實中被激活、被喚醒，她嚮往人的生活的 願望，決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從。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對自由的追求和她認死理 的氣質，這些合在一起，決定了她的命運。 她幾次說：“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 ”“作為林昭的個人悲劇，那是也只好歸咎於我所懷抱之這一份該死的人性了。”她的 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犧牲，歸根結底，可以說都根源於她的人性。 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她的寧為玉碎，她這樣選擇不是因為否定生活，恰 恰相反，是因為她太珍視生活、太珍愛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於自己 對生活的理解。她說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據只是一條天人共許的鐵則：“被踐踏的公義 必須得到伸張！這也就是我常愛提說的生活之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部分。” 她憎惡與人的生活相對立的一切，她在送給一位同學的照片背面題了8個字：“什 麼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個空洞的不著邊際的名詞，而是有著美好 而充實的內容，在她的同學、友人的記憶中，她是一個很懂得生活並且會享受生活 的人，一個有著豐富情感的人，她愛喝酒，愛吃，在獄中她給母親的信中還能一口 氣開出幾十種不同吃法的食物來，她喜歡跳舞，會隨便採摘野花戴在頭上，她會自 己動手裁剪衣服……她對生活一直保持著美好的感覺。 幼承庭訓 從林昭的家世、成長曆程來看，她深受母親許憲民的影響，而她母親又深受她 大舅許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變中被殺的早期共產黨人的影響，她妹妹說她身 上有“家傳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講到自己幼承庭訓，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對自己的一 切行為負責”，從來不怕擔負自己應負之責。她在讀中學時就參加了左傾的“大眾讀 書會”和“大地圖書館”，類似中共的外圍組織，讀過馬列的書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 府》、《新民主主義論》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過三天地下黨員，只是 因為對秘密工作原則缺乏認識，失去了組織關係，為此懊悔多年。她滿懷希望地迎 來1949年，一心上進，為此不去上大學，不惜跳窗從家裡出逃，還曾無中生有地揭 發過母親。 她的父親彭國彥，受過英國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氣息”，在國民黨 時代有過從政經歷，一直清廉耿直、潔身自好。多年以來，父親在林昭心目中只是 一個“反動官僚”，直到她成為右派，回到家中後，才與父親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對 父親產生了愧疚、親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獄後，她父親選擇了自殺。1962年， 同學羊華榮見到保釋中的她，發現她頭上戴了朵小白花，問她為誰戴孝，她說是父 親。“我說：過去你不願提你的父親，現在怎麼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間 的這些交流在她身上開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獄，到精神病院做鑑定，她對院長粟宗 華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青年人的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歷史將宣 告我無罪。” 她讀過《揚州十日記》，深刻地覺察到民族的悲劇“仍不過是歷史之一貫性的延 續”，“幾名清兵就可以趕著一大群中國人去宰殺，──像趕豬羊似地驅叱而行；到 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齊跪下，聽待人家拿著刀從前排逐一殺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沒有 一個敢動！唉！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啊！！！是故當讀著辛亥革命先驅者陳 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秋瑾的遺詩以及林覺民《與妻書》等時，這個未 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為林昭自稱）不知多少熱淚如注、縱橫狂流沾濕篇幅！ ”她由衷地景仰這些殺身成仁的先行者，並自覺地接續他們的精神脈絡，這是她重要 的精神源頭之一。但僅有這種資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為了迷途重歸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讀的蘇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會學校。可以說，是基督教給了她內 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卻不想以血還血，而只是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守 護她深愛的一切。即使對於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沒有產生你死我活的念頭。 1949年，她從景海女中畢業後，脫離了教會。1951年參加土改工作隊時，她曾 以“中央的通知”名義警告牧師，凡進行土改的地區應停止一般宗教活動。打成右派 後，她開始逐漸回歸，右派同學羊華榮跟她議論無神論和宗教等話題，“有次談到基 督教時，她說：你不要貶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講過林肯救一頭陷入泥沼的豬的故事，有人稱讚林肯，有人說林肯做得不 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為那口豬，我為我自己的良心！”她稱自己所做的一 切，也只是為了“迷途重歸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學資料室監督勞動時，每個星期天，她幾乎都要 帶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禮拜，並給毫無宗教知識的甘粹講聖經故事。甘 粹認為：“她從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為了這 個不公平，她出來替他們說話。” 她在獄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為好友。這大概是她在獄中最開心的時 光。她自稱是“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 時，她說；“作為基督門徒，我們各人誠實的靈魂無論何時永遠共同呼吸、居住而活 躍在基督的愛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願治療，她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 我的信仰，我的教會──我的神靈，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願意甚至希望從自己中 學時代的導師、帶領我受洗進教的美國傳道士那裡得到對於肺病的藥物治療的。”“既 然我的生命屬於上帝，而且已經活過那麼些艱難困頓至於嚴峻地殘酷的日子，那麼， 無論病軀怎麼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繼續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 ……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與我 這樣一份光榮！”很顯然，她把自己當作一個殉道者，在信仰中獲得升華。 北大傳統 我們同時不能忽略她的另一個思想資源，那就是北大傳統對她的影響。1954年， 她以江蘇省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深受古典文學教授游國恩的 賞識，建議她改為文學專業。因為她的文學才華，她成為北大校刊、《北大詩刊》 和《紅樓》雜誌的編輯、編委，在北大度過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寫過一詩《沿著五 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鍾，它曾在我們的時代的交響樂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飆般 的激情奏鳴曲……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蔡元培、李大釗這些北大先驅在她心目中有著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為右派、 自殺獲救後，憤怒地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 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 在1962年暫時出獄期間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無非也是要重申北大傳統。 在1957年的風暴來臨前，她在北大的《紅樓》雜誌第三期發表過一篇《種籽─ ─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釗早年的幾段話：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 貧困，乃至死殺，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 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麼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 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 身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 明來！ 這些話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鳴。這些思想資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輕的血液之中。後 面這一段，她成為右派後還曾抄在日記里，從她最後的抉擇來看，她走的無疑也正 是這樣一條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貴、最重要的傳統之一。林昭 無疑也是屬於這個精神譜系的，她是這個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1957年春天，在紀念李大釗殉難30周年時，林昭曾寫下這段話： 魯迅先生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但如果沒有第一個，也便沒有後來的，也仍然 沒有路。而那第一個遵著遙遠的火光，走進沒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還以自 己的鮮血為後來者劃出了道路的人，將永遠、永遠為我們所崇敬。只要這條路存在 一日，走在路上的後來者，便再也不會忘記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後，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番話來紀念她。 艾曉明:死者青春長在_悼林昭
讀林昭十四萬言書
by 傅國涌
林昭
林昭（1932.12.16-1968.4.29），原名彭令昭，蘇州人。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 公開支持北大學生張元勛的大字報而被劃為右派。1960年起以“反革命罪”被長期關 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1968年被秘密槍決。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歲的北大學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殺。兩天后， 公安上門向她母親索取5分錢子彈費。1980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判決她無罪。 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她平反。 40年後，面對林昭的犧牲，世人不僅佩服她的勇氣、壯烈和決絕，更驚訝她的 思想。在整個民族幾乎都陷入盲從、迷信和狂熱的時代，她沒有停止獨立思考，在 獄中沒有紙和筆的情況下，她以血為墨，以白床單為紙，寫下了大量血書。現在， 我們只能看到極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時代的思索 筆者有幸，讀到了林昭在1963年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長達14萬言的信 （現保存於林昭親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觀點，她對時代和中國命運 的思考，她使用的語言，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她拋棄了當時無所不在的瀰漫著火 藥味的鬥爭話語，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方式，用自己的語言概括了那個時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建設性的。她的同伴黃政回憶，1962年林昭在談 到廣大農村餓死人時，就說人民公社不合國情、不合情理，應當及早解散，在農村 實行耕者有其田；對於“割資本主義尾巴”，她提出應當允許私人開業經營，主張私 人辦廠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說要改變閉關鎖國的政策，加強與世界的聯繫，包括引 進外資，借外債加速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她還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設想。這些今天有 些已變成現實的想法，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終擺脫了簡單的仇恨意識和你死我活的敵對思維：“我們反對什麼，那是很 清楚的，可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麼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為藍圖而具體地按照它去 建設生活，可不是一件簡單輕易的事情，特別是要在這樣一個廣大分散痼疾深沉的 國家裡來建設它，就更其複雜艱巨！……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奴役，則除了被奴役 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然則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 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 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奴役，這是可以有時甚至還必需以暴力去 摧毀的，但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夠以權力去建立！ ” 她在觀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對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認識。她說： “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達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夠 與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龍’。” 從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她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一步步走過來的，她也有過輕 信、迷狂和個人崇拜，甚至不惜與家庭決裂。直到1957年之後，她才開始反省，開 始追問，開始尋找，最終回歸了良心，回歸了人的本性，回歸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鳴放時，她並無右派言論，只是在張元勛等人遭到圍攻時，挺身 而出，說了幾句公道話。她也參加了學生刊物《紅樓》開除張元勛的簽名。但終未 能倖免於右派的命運。她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後，你是無論 如何也不能體會我的心情的，我認為我熱愛黨的程度是壓倒一切的，沒有任何事物 可以與之相比擬。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 1958年7月，當右派同學劉發清痛苦得吃不下飯時，她開導說，自己一開始也是 吃不下、睡不著，還自殺，現在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多 少個右派？全國有多少？”“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 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 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她不顧自己的處境，為大躍進等原因造成的大饑荒憂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 的青年右派一起辦了油印刊物《星火》，堅持說出真相，並給領導人寫信，試圖以 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劇的蔓延，終於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開始。 “我是個人” 自從1960年入獄，林昭就對自己的處境有著清醒的認識，她在這封長信中寫道： “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們的制度下意味著什麼，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們的制度下又 將遇到些什麼。”對於自己的結局，她早有預感，做好了心理準備。1966年，她對前 來探監的張元勛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 相同！”1968年，當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後一次被送進監獄醫院 時，對她懷有同情的醫生悄悄說：“唉，你又何苦呢？”她則輕聲答以“寧為玉碎”。 她熱愛生，但她只能作為一個人活著。她有個說法，祖先已從猴子變成人，“我 這不肖子孫無論如何，斷難再從人變為猴子”。 她不願意任人擺布而苟全，也就是不願意變成人家手裡的一張牌。她曾對審訊 者說過在獄中做的怪夢：“魔術家跳上跳下，不斷對我揮舞著魔棍，並指著一個木框 子叫道：‘進去，進去！變成我的一張牌──我正缺一張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 更響：‘我是個人，知道吧？不是誰手裡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讓我當金花菜老 K，我也不干！’”“我是個人”，這是她的底線，不容突破，不可妥協。她在忍無可忍、 多少鐐銬加身的情況下，對獄警發出的最嚴厲的責問也只是：“你們究竟是不是人！？ 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她說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東西，但她同時說：“我不曾 理性地去考慮和制訂它們：這與其說是由於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寧說是由於 青春時代剛毅熱烈的氣質！雖然這二者也許不可分開。過去對著人們我也不止一次 坦然承認：這個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諸般戰鬥行動,大都源於直覺──感性，而不是源 於理性。理性在我只不過是或用以檢驗、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決定罷了。理性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絕對無法代替感性！” 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後的道路和抉擇的一把鑰匙。她從來無意於做政治家， 也做不了那種政治家。她被秘密槍殺前，曾幾次在獄中自殺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 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藥皂求死，急救過來，獄方責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 就沒有點兒政治家風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來不懂啥子政治，到 了被逼無奈闖進這灘不是人下的渾水，初志仍不過是憑著書生本色的一領青衫一腔 熱血。……要作個有‘風度’的‘政治家’，或者乾脆地說：作個專門玩兒利害的冷酷 的政客，自認不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無培養前途！” “我怎麼能認錯”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認錯，多位同學都提到，“反右以後，她死不 認錯，她是北大惟一不認錯的”。入獄之後，“有人對她說：你只要承認一句自己錯 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沒有錯，決不向邪惡低頭。”她母親勸她“孩 子，你就認個錯吧，不然，他們會殺死你的”。她回答：“我怎麼能認錯！我沒有錯！ ”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這份難移的該死的本性就是這樣！──遇到外來的侵犯鎮 壓之類，首先想到的永遠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麼！”“不怕你們把林昭磨成了粉， 我的每一粒骨頭渣兒都還只是一顆反抗的種子！”獄中人們都說她“有那麼股子勁兒 ”，她自稱這不過是“一股子書生氣”，也就是她自己說的“感性”，這是她全部的力量 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寶貴的東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醫期間為什麼要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她在獄中為什麼 要一而再地給上海市長、給《人民日報》寫信？不是因為她幻想會有什麼結果，她 解釋說：“我確知我的呼喊不會有任何回聲……然而林昭必須對自己的一切行為包括 語言負責！有了這封給北大校長的信介於其中，將來編起文集來，從‘思想日記’到 ‘我們是無罪的！’，再到‘我呼籲，我控訴！’，這其間的一貫脈絡就極其分明而一 望可知，而且這年輕人完全占著個‘理’字！……沒理都是你們的！有理都是林昭的。 這個年輕反抗者不僅處在有利於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 則氣壯！三人抬不過‘理’字兒！有理且能打得太公，況其餘乎！” 她對審訊者說：“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斷難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對論，惟是與 非斷斷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間絕無任何調和折衷的餘地”。所以她只能選擇向 死而生。她驕傲地宣稱自己作為反抗者所持的態度“相當光明磊落，甚至允稱俯仰無 愧！──可對世人，可質天日！” 回歸人性 在 1957年以後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觀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遠， 甚至把同時代其他人都甩在後面，關鍵還是因為她人性中最真實、最柔軟、最美好 的一面從來沒有被磨滅，反而在嚴酷的現實中被激活、被喚醒，她嚮往人的生活的 願望，決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從。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對自由的追求和她認死理 的氣質，這些合在一起，決定了她的命運。 她幾次說：“因為這一份該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 ”“作為林昭的個人悲劇，那是也只好歸咎於我所懷抱之這一份該死的人性了。”她的 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犧牲，歸根結底，可以說都根源於她的人性。 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她的寧為玉碎，她這樣選擇不是因為否定生活，恰 恰相反，是因為她太珍視生活、太珍愛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於自己 對生活的理解。她說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據只是一條天人共許的鐵則：“被踐踏的公義 必須得到伸張！這也就是我常愛提說的生活之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部分。” 她憎惡與人的生活相對立的一切，她在送給一位同學的照片背面題了8個字：“什 麼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個空洞的不著邊際的名詞，而是有著美好 而充實的內容，在她的同學、友人的記憶中，她是一個很懂得生活並且會享受生活 的人，一個有著豐富情感的人，她愛喝酒，愛吃，在獄中她給母親的信中還能一口 氣開出幾十種不同吃法的食物來，她喜歡跳舞，會隨便採摘野花戴在頭上，她會自 己動手裁剪衣服……她對生活一直保持著美好的感覺。 幼承庭訓 從林昭的家世、成長曆程來看，她深受母親許憲民的影響，而她母親又深受她 大舅許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變中被殺的早期共產黨人的影響，她妹妹說她身 上有“家傳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講到自己幼承庭訓，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對自己的一 切行為負責”，從來不怕擔負自己應負之責。她在讀中學時就參加了左傾的“大眾讀 書會”和“大地圖書館”，類似中共的外圍組織，讀過馬列的書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 府》、《新民主主義論》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過三天地下黨員，只是 因為對秘密工作原則缺乏認識，失去了組織關係，為此懊悔多年。她滿懷希望地迎 來1949年，一心上進，為此不去上大學，不惜跳窗從家裡出逃，還曾無中生有地揭 發過母親。 她的父親彭國彥，受過英國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氣息”，在國民黨 時代有過從政經歷，一直清廉耿直、潔身自好。多年以來，父親在林昭心目中只是 一個“反動官僚”，直到她成為右派，回到家中後，才與父親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對 父親產生了愧疚、親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獄後，她父親選擇了自殺。1962年， 同學羊華榮見到保釋中的她，發現她頭上戴了朵小白花，問她為誰戴孝，她說是父 親。“我說：過去你不願提你的父親，現在怎麼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間 的這些交流在她身上開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獄，到精神病院做鑑定，她對院長粟宗 華說：“我父親曾對我講，利用青年人的純真熱情搞政治是最殘酷的。……歷史將宣 告我無罪。” 她讀過《揚州十日記》，深刻地覺察到民族的悲劇“仍不過是歷史之一貫性的延 續”，“幾名清兵就可以趕著一大群中國人去宰殺，──像趕豬羊似地驅叱而行；到 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齊跪下，聽待人家拿著刀從前排逐一殺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沒有 一個敢動！唉！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啊！！！是故當讀著辛亥革命先驅者陳 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秋瑾的遺詩以及林覺民《與妻書》等時，這個未 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為林昭自稱）不知多少熱淚如注、縱橫狂流沾濕篇幅！ ”她由衷地景仰這些殺身成仁的先行者，並自覺地接續他們的精神脈絡，這是她重要 的精神源頭之一。但僅有這種資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為了迷途重歸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讀的蘇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會學校。可以說，是基督教給了她內 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卻不想以血還血，而只是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守 護她深愛的一切。即使對於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沒有產生你死我活的念頭。 1949年，她從景海女中畢業後，脫離了教會。1951年參加土改工作隊時，她曾 以“中央的通知”名義警告牧師，凡進行土改的地區應停止一般宗教活動。打成右派 後，她開始逐漸回歸，右派同學羊華榮跟她議論無神論和宗教等話題，“有次談到基 督教時，她說：你不要貶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講過林肯救一頭陷入泥沼的豬的故事，有人稱讚林肯，有人說林肯做得不 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為那口豬，我為我自己的良心！”她稱自己所做的一 切，也只是為了“迷途重歸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學資料室監督勞動時，每個星期天，她幾乎都要 帶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禮拜，並給毫無宗教知識的甘粹講聖經故事。甘 粹認為：“她從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為了這 個不公平，她出來替他們說話。” 她在獄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為好友。這大概是她在獄中最開心的時 光。她自稱是“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 時，她說；“作為基督門徒，我們各人誠實的靈魂無論何時永遠共同呼吸、居住而活 躍在基督的愛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願治療，她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 我的信仰，我的教會──我的神靈，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願意甚至希望從自己中 學時代的導師、帶領我受洗進教的美國傳道士那裡得到對於肺病的藥物治療的。”“既 然我的生命屬於上帝，而且已經活過那麼些艱難困頓至於嚴峻地殘酷的日子，那麼， 無論病軀怎麼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繼續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 ……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與我 這樣一份光榮！”很顯然，她把自己當作一個殉道者，在信仰中獲得升華。 北大傳統 我們同時不能忽略她的另一個思想資源，那就是北大傳統對她的影響。1954年， 她以江蘇省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深受古典文學教授游國恩的 賞識，建議她改為文學專業。因為她的文學才華，她成為北大校刊、《北大詩刊》 和《紅樓》雜誌的編輯、編委，在北大度過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寫過一詩《沿著五 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鍾，它曾在我們的時代的交響樂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飆般 的激情奏鳴曲……生生不息，代代相傳。” 蔡元培、李大釗這些北大先驅在她心目中有著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為右派、 自殺獲救後，憤怒地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 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 在1962年暫時出獄期間給北大校長陸平寫信，無非也是要重申北大傳統。 在1957年的風暴來臨前，她在北大的《紅樓》雜誌第三期發表過一篇《種籽─ ─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釗早年的幾段話：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 貧困，乃至死殺，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 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麼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 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 身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 明來！ 這些話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鳴。這些思想資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輕的血液之中。後 面這一段，她成為右派後還曾抄在日記里，從她最後的抉擇來看，她走的無疑也正 是這樣一條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貴、最重要的傳統之一。林昭 無疑也是屬於這個精神譜系的，她是這個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1957年春天，在紀念李大釗殉難30周年時，林昭曾寫下這段話： 魯迅先生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但如果沒有第一個，也便沒有後來的，也仍然 沒有路。而那第一個遵著遙遠的火光，走進沒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還以自 己的鮮血為後來者劃出了道路的人，將永遠、永遠為我們所崇敬。只要這條路存在 一日，走在路上的後來者，便再也不會忘記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後，我們同樣可以用這番話來紀念她。
艾曉明:死者青春長在_悼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