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灿原创：历史的简说
历史的简说_大事记(6-7)
第六篇、证实与肯定
二00二年，正值与《邪》书诉讼进行的同时，地方召会主动接触“基督教研究院”，也邀请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与地方召会对话，以及寻求接触那些较为公允的神学家和基督教领袖，并与主流基督教媒体接触，以愿其深入研究地方召会教训的正统性。
二00三年，美国颇具权威性的著名基督教护教及异端研究机构―“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开始与地方召会的带领人开始沟通，他邀请巴沙迪诺-格雷琴（Gretchen Passantino，“真道实践会”创办人之一）和米勒-艾略特（Ell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一同会见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的代表。
经过此次会晤，汉尼-葛夫汉克听到弟兄们的慷慨陈词，逐项肯定地方召会被指控否认的真理。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他得悉大量关于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一向以为该院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已过二十余年，此假设一再得到验证。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追溯历史，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召会进行评估，特别是在一九七七年，当时的“基督教研究院”院长马丁，在安那翰的“美乐地基督徒中心”聚会中演说，曾使用巴莎迪诺夫妇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对地方召会公开批判和定罪。他又作为美国广播节目的“圣经解答者”，甚至向听众推荐《弯曲心思者》这本邪恶的书，对李常受及地方召会大加攻击，其结果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但至此，“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决定重新评估地方召会的教训和实行。他们愿意撇开以往的断章取义作法，详读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著作。关于地方召会教训和实行的资料，当初进行初次评估的年间是无法取得的，现今地方召会已在美国多年，尽管有人仍然倚靠过去的评论，但“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已开始利用现有完整的信息。无疑的，这次评估的结论将会比几十年前的初次评析更加全面。
二00四年下半年，“富勒神学院”与来自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的代表进行了另一次对话，针对地方召会的教训与实行，作了一次广泛且审慎地检视和评估。以后，论到与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代表的数次会谈，他们说：“我们的对话诚恳、敞开、坦率，且毫无保留。”
证实福音―“富勒神学院”声明
二00六年一月五日，“富勒神学院”发表了一篇声明，全文如下：
“富勒神学院”（以下简称“富勒”）与地方教会同其出版单位水流职事站的带领弟兄们，最近完成了长达两年的广泛对话。在此期间，“富勒”对于地方教会主要的教训与实行，特别是水流职事站所出版，李常受、倪柝声两人的著作，进行透彻的审阅与查视。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答复一些与该教会有关的质疑与指控，并从历史以及正统基督教的眼光，将倪、李两人，以及地方教会的教训与实行加以定位。“富勒”方面，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校长暨基督教哲学教授Dr.Richard Mouw、神学院院长暨神学与伦理学教授Dr.Howard Loewen，以及系统神学教授Dr.Veli-Matti Karkainnen；代表地方教会的有：陈实、何子建，以及Dan Towle；代表水流职事站的有：Ron Kangas、Benson Phillips、Chris Wilde，以及余洁麟。
“富勒神学院”的结论是，地方教会及其成员的教训与实行，在每一基本面，均体现出纯正、合乎历史、并合于圣经的基督徒信仰。“富勒”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断定，一般批评者对于这份职事的描绘，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该职事的教训。在这点上我们发现，某些圈子的人对倪柝声与李常受教训之理解，与两人著作中的实际教训，有极大的差异。特别是李常受的教训，受到明显的曲解，以致常为一般基督徒大众，特别是那些自称福音派的基督徒所误解。当我们公正地以圣经和教会历史的角度，来查验这些有争议的教训时，我们每次都发现，这些教训具有重要的圣经与历史根据。因此，我们相信，它们值得整个基督的身体，加以关注并考量。
为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过程，我们需要指出一个事实：在进行对话之初，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理清，该教会的立场是否符合一切真基督信徒所应遵守的真正基督徒的基要信仰。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在基本的信仰原则上有共识，那么其后的对话，以及一些次要教训的讨论，会自然而然地落入基督徒交通的范围。这是我们借着阅读他们的出版品，以及与教会及其职事代表五次面对面的会谈，所得的结论。我们发现，他们在神、三一神、基督的身位与工作、圣经、救恩、教会的合一，以及基督的身体等教训和见证上，都绝对合于正统。不仅如此，他们的信仰声明，虽然形式不同，但与主要的信经一致。我们能够确定地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份职事的带领者，或是接受水流职事站出版品中之教训的地方教会成员，有任何邪教（cultic）或类似邪教（cult-like）的特征。因此，我们能够毫无疑虑地接纳他们为真信徒，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并且毫无保留地推荐所有的基督信徒，都和我们一样，向他们伸出右手彼此相交。
我们的对话诚恳、敞开、坦率，且毫无保留。其中有几个主题，是我们“富勒”方面特别想知道的，如：三一神、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人成为神、形态论，他们对“地方”教会的解释和实行，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以及他们对地方教会以外信徒之态度等。在这些议题的每一个讨论上，我们都被赋予完全的自由。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发现这些外界的理解，都远远偏离了他们实际出版的教训，以及地方教会信徒的信仰与实行。
本声明的目的，在于为关心此事的人，提供一个概略性的回顾，使其得知此对话的过程，以及我们最终的结论。在这份简要的声明后，我们会在要来的几个月里，提出一份论文，详尽地说明前述以及其它重要的神学议题。地方教会与水流职事站的代表，同意针对几个主要的议题，摘要式地陈明他们的教训。经过这次深入的研究与对话，“富勒神学院”将根据我们对该职事的了解，提出我们对其教训的评注。
“华人教会正统信仰”讲座
二00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由“美国富勒神学院”和“香港真理书房”及“台湾福音书房”联合主办了“从历史、神学及护教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讲座。
根据大会现场派发的“富勒神学院”声明，指出地方教会及其成员的教导与实践，在每个方面都体现那真正的并合乎历史与基于圣经的基督教信仰。该院一批高层曾经与地方教会以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的代表进行为期两年的详细对话，并全面审视其主要实践与教导，特别是倪柝声与李常受的教导，而得出此结论。
上午的两节讲座于“中国神学研究院”举行，有约八十人参加。在第一节，“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杨庆球教授以“从教会历史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为题演讲，从早期教会的信仰前设谈起，论及正典的确立、福音派与正统的关系，以及中国教会的正统与别异宗派。
杨庆球指出，基督教信仰的范围不能超过圣经，而圣经来自使徒的教训；而历代教会的传统甚至教父的说话并不绝对正确，但只要仍在圣经的规范中，都值得尊重。而福音派信仰的特质是肯定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真实、普遍的。他说，福音派并不拥有全部真理。他并补充说“因而有对话学习机会”，但肯定“这”真理，并有系统地趋近它。在论及中国教会的正统与别异时，杨庆球引用一九九八年河南四大教会系统代表所完成的《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他以当中有关三一论的部分为例，指其提升了中国基要教会以往由于不了解而故意忽视的缺点（其论文注释举例，王明道觉得三一论难以理解而不重视之）。他又说，在教义上教会绝对有权定违反圣经者为别异宗派，但这是消极做法；就积极而言，应以圣经为基础彼此沟通，寻出合一的真理。但他慨叹所谓“别异”者亦自视为“正统”，不与其他“正统”对话，结果对立持续，“这是主再来前的无奈”。
“台湾福音书房”的余洁麟回应时指出，基督徒应相信神是三一以及基督的神人二性；但真理亦有其吊诡性（Paradoxical），如三一、神人二性，以至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超越与临在等等，其奥秘在坚持二者并立，虽然于人的理念所不能至，但为神的启示所必须；只谈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失去平衡，就是异端。
余洁麟说，“正统”与“正统”之间的对话需要双向进行，讲而不听，无助沟通。他承认，以往地方教会的努力，有祝福，也有失望。而地方教会称自己是主的恢复，并非指自己是惟一的恢复，而是在历史上主恢复工作的一部分。
上午第二节以“从神学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为题，由“富勒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Prof.Veli-Matti Karkkainen主讲，试图勾勒一套协调神学（Mediating Theology）：在界定共同核心之同时，亦承认歧异的重要性。
Karkkainen指出，非此即彼的态度有时是需要的，如旧约中“事奉巴力还是事奉耶和华”的例子，但导致真诚基督徒之间的分裂，往往不是涉及如此戏剧性的抉择。他将异端（Heresy）分为三层次：一、关乎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等重要议题的异端；二、以宗派或传统为判准的异端；三、生活文化异端（如敬拜形式之争）。他指出，第一层的确有将人推离基督教信仰范畴的危险，第二层却不一定与第一层有关，至于第三层有时更具误导性，但不同的基督教传统谈到异端时，有时却不会这样细分。
Karkkainen进一步认为，上述的第二及第三层次“异端”，其实仍应被视为属乎基督教信仰之中，因为基督教教会在教义诠释方面可以有所不同，却又不致互为矛盾或互相排斥。他以圣化论「Theosis；“神子成为人，使人可成为神”（亚他拿修）」为例，过去更正教认为圣化论过分强调人在救恩中的意愿与主动，与因信称义直接对立；然而经过讨论，当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救恩论中重新发现圣化论，有信义宗和其他更正教的神学家开始接纳圣化论不单是一个合法的基督教救恩概念，且有其历史源头，过往指控其为泛神论和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人靠己力能满足神旨要求）亦纯属误解。
同时，Karkkainen指出，倪柝声及李常受所阐述的地方教会信仰就属于圣化论的范畴，地方教会亦因而常被称为“异端”。而在二00四至二00六年，他有份与水流职事站的成员对话，结论是圣化论乃合法的基督教救恩概念，而水流职事站成员关于三一论与基督论的说法，虽然有需要小心阐明，却仍属基督教正统范畴，不应被称为异端。
下午的公开讲座以“从护教角度看华人教会正统信仰”为题，移师浸会大学举行，逾二百人参加。公开讲座由陈启宗主持，首先由“中国神学研究院”周永健院长以及“富勒神学院”神学部院长Prof.Howard Loewen，分别就上午的两节讨论作出报告。然后，由美国路德“路德神学院”（Faith Evangelical Lutheran Seminary）的Gretchen Passantino主讲。
Gretchen Passantino回顾自己三十多年来在加州当地的护教工作，并多次提及自己会称地方教会的成员为弟兄姊妹。她说，在一个很多人需要听福音且会因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国度，不能因为人家不用自己的词汇和实践方法就将对方拒诸门外。
而在随后的回应环节，“台湾福音书房”的余洁麟说，事情有时不单在对错，也在态度。他鼓励自己的团体，要常被提醒，需要在态度上和处理其他信徒的关系上天天平衡、改正、学习。
整天聚会的参加者包括来自多间本地神学院的讲师。而美国《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专栏作家、畅销书《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作者David Aikman亦为座上客。
护教结论的再思―“真道实践会”声明
二00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真道实践会”以「护教结论的再思，引“地方召会与水流职事站”为例」，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乃是经过三年审慎的研究、对话和检视、以及神学分析，资深护教人士，同时也是“真道实践会”会长，及创办人之一的巴莎迪诺，连同“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汉尼-葛夫汉克，连同《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米勒-艾略特共同作成结论：“与倪柝声、李常受的教训，并水流职事站有关之地方召会，持守并教导基督教正统神学，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基督徒运动；故此不应该被贴上神学异端，或“邪教”标签；即便“邪教”一词纯属神学用语，如已故马丁博士的《新邪教》和巴莎迪诺夫妇的《面对邪教诸议题》书中之定义，亦不该用于地方召会之上。”
该声明又说，此一重新的评估，相距巴莎迪诺夫妇和马丁博士所作的初次研究，已有二十多年，故更加值得推荐。尽管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起初表示，此运动并非不是一个，非基督徒的邪教，倪、李两人的著作，充其量只是颇具争议性；他们强烈抨击此一运动神学的根据，仅限透过出版品的了解。虽然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在一九八一年后，就不曾对此运动作过任何论述。然而，多年来，基督徒研究所之出版物论及“地方教会”时，仍多复述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之观点。
三年多前，巴莎迪诺女士（于二00三年巴莎迪诺先生过世后接管真道实践会），汉克-汉尼葛夫（于一九八九年马丁过世后，接管基督教研究院）和米勒-艾略特（《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创刊编辑），回应该运动出版单位水流职事站之邀，就其教导和神学，进行对话与重估。
自从当年的批判以来，巴莎迪诺夫妇，米勒-艾略特，及汉尼-葛夫汉克逐渐领会，要了解一个人的意思，必须进行当面对话，听其言，观其行，而非仅凭文字，即便是原始出版品。“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近年来采取新的策略，要求在出版正式评论之前，必须与具争议性的个人及团体直接互动。巴莎迪诺女士解释说：“我们对撒旦教和新异教主义，所作指标性的研究工作，以及与其他单位合作对“普世神的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和其他运动及议题的卫道工作，证实并加强了此一原则。使得我们非常愿意对这个从出版品看来问题重重的地方召会运动，进行再次评估，并且接受卫道人士的不同见解。”
三年多来，“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不受任何限制地取阅地方召会所有的文字出版，与领导人士进行数百小时的直接对话，并且完全自由地接触地方召会中的成员。“基督教研究院”和“真道实践会”也花了数百小时在神学分析和研究上，包括与多处神学研究所的知名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咨商。巴莎迪诺表示：“我们不只对此运动的信仰有更正确，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也清楚看见，虽然我们先前的评议，在卫道界中尚属温和者，却对其核心教义的正统性，仍具误解并作出不实叙述。”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巴莎迪诺夫妇（在两本小册里）描绘李常受的教训，介于背道和异端之间，加上马丁（在《新邪教》一书中）对其神学提出严词批评，指称该运动并非基督教外的邪教。
七十年代开始，其他研究人员为此运动贴上邪教标签，并且发出警告指称，该运动在神学上的异端之外，还造成心理上、社会上的伤害、及犯罪行为。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安格堡与威尔敦二人仍在其《邪教暨新兴宗教百科》一书中，仍将此运动与那些具有危险、破坏、犯罪行为、并神学异端的团体并列。
因着此运动源自中国，在中国拥有广大信众，信奉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利用此类负面报导，作为其指控此运动有关的中国基督徒从事不法行为，并加以定罪的理由之一。安格堡与威尔敦书中恶劣的指控，与二十年前（尼尔-达迪的《神人》一书）如出一辙，对于此运动在中国因着召会事工不断面临政府限制、指控，并给定罪的信徒们，造成极大的危险。在此一危机下，地方召会的主要教师（他们拒绝形式上，圣品阶级的领导职分，但不否认信徒中间有带领和教导的职分）接触不同的基督教卫道人士，寻求对话和重新评估。“真道实践会”与“基督教研究院”对此表示欢迎，并携手共同参与。
近年来，地方召会与水流职事站在获得北美基督教团体广泛认同的事上，颇有进展。“富勒神学院”也进行了与“真道实践会”和“基督教研究院”类似的对话和检验，作出以下结论：“地方召会及其成员的教训与实行，在每一基本面，均体现出纯正、合乎历史、并符合圣经的基督徒信仰”。水流职事站也成为“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协会”正式会员，享表决权利。
在对话过程中，地方召会领导人士，水流职事站，“真道实践会”，和“基督教研究院”均同意，巴莎迪诺夫妇与马丁在二十年前所作的严词批评其来有自，其间并无蓄意抹黑，及恶意中伤。造成此种片面评论的原因，主要源自缺乏直接的互动，中美基督教在文化、语言，和教会论上的差异，和当时双方不晋成熟的解析宗教分析。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巴莎迪诺女士说，“就是倪、李两人的教训，与早期教父和今日东正教的某些发表有相似之处。”她接着说：“倪、李两人都从未表示，他们所教导信徒个人圣别的变化，延自初期教父，或东正教中的‘人成为神’（theosis）的教训，或与其相似。因着我熟知七十年代西方异端团体在此题上的异端教训，所以很容易将倪、李两人的教训，与我所熟知的（异端）团体，而非我较不熟悉的教父和东正教神学，联想在一起。”
二十多年后重新检视这些具争议性的教训，“真道实践会”与“基督教研究院”藉着阅读相关原文，与更完整正统神学补充比对，作了更公正的评估。“我们的结论是，”巴莎迪诺表示，“多年前我们之所以一再视倪、李教训为背道，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所持的实在不是异端观点，他们的观点均意指正统。”解开这个难处的钥匙，就是直接的对话。从第一次会面后，巴莎迪诺女士，汉克-汉尼葛夫，和米勒-艾略特便知道这些地方召会的代表，乃是他们的基督徒弟兄。巴莎迪诺女士说：“当他们肯定正统神学，否定异端，并向我们解释他们的神学时，我便知道要正确评估这些人，直接的互动，不可或缺。”
“真道实践会”和“基督教研究院”完全清楚，在一些次要的教训和实行上，地方召会与许多美国福音派教会有别，但他们肯定倪柝声、李常受、地方召会，和水流职事站的基本教义，完全合乎正统。他们也将对地方召会教训的研究，发表在该年的《基督教研究学报》上。并强调水流职事站所出版的长篇教义阐述：「关于众地方召会及水流职事站的教导声明―与“富勒神学院”对话之回应」，展示了地方召会中心教义的正统性，并对那些最令其他基督徒困扰的次要教导提出解释及说明。
米勒-艾略特访问中国的见证
以下内容，是《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米勒-艾略特访问中国的见证：
地方教会有其另一面，是许多西方基督徒不了解的。因积极回应他们开启对话之请，汉尼-葛夫汉克、巴沙迪诺和我，有幸亲自目睹地方教会的积极面，不仅在西方，同时也在东方，包括中国国内许多的省份和城市。
你若投入足够的时间，按其上下文研读地方教会的文献，与他们的领导人和会员交谈，观察他们如何过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和团体的教会生活，你就不得不作出以下结论：这班人不仅是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更是基督徒的楷模。这一群信徒在对基督的忠信及所受的训练上，要让大多数西方的基督教团体羞愧。他们经过火炼逼迫的试验，仍然坚定站住，以致被煅炼成基督的样式，感人至深。他们对耶稣的爱令人佩服，他们奉献的生活折服人心。
二00八年十月间，汉尼-葛夫汉克和我花了九天的时间，走访中国沿海各地。当地圣徒热力四射，我们深受他们的灵和见证所感。他们亲述主如何在他们多年被监禁之中维持他们（有一位圣徒被关了二十四年），坐监的原因不外是承认耶稣的名、传福音或聚会。我们在华访问的同时，有四百多位圣徒被逮捕审问，其间有在北京参加福音聚集的大学生和工人，也有在杭州参加主日聚会的教会成员。被捕的学生随即得释放，但杭州教会的带头弟兄，被判送劳改场，接受一年至一年半的“劳教”。
在地方教会中的信徒，不仅在言行上对基督有不变的忠信，也特别在意教义的正确性。同时，他们对于邪教很留意，并且会以他们的方式予以抵制。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称他们为邪教时，他们是如此伤痛。
依我三十七年（其间三十三年为全职）致力探研此类事件的心得，我认为地方教会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在世界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追求神的旨意，他们也是该区域最大的基督徒团体之一（地方教会在中国的会众为数约一百万，全球会众数约二百万，主要人数分布在亚洲各国）。
依汉尼-葛夫汉克和我看来，神正在大力使用地方教会，在中国各地带进一个复兴。举例而言，我们参加了一个主日的聚会，聚会从上午九时进行至下午二时，这是在南京的教会（位于江苏省，政府特许他们公开聚会崇拜），两层楼的会所，座无虚席。在聚会主要程序之后，青年人（主要是当地的大学生）挤满了二楼会场，分成小组聚集。汉尼-葛夫汉克和一位传译，坐在一个小组中间，我则参与另一个小组。借着大家举手表示，我得知所在的小组里，没有人得救超过六年；有的人还没有信主，他们是在与地方教会的人一对一的接触时，感受到他们的属灵活力及其对人生的目的感，而被吸引（在江苏省，在教堂以外传福音仍被禁止）。这些青年人谈到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灵性的空虚；再加上身为两位父母，四位祖父母惟一的孩子，长辈所有的希望都投注在一人身上，而大学毕业生求职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所以他们备感压力。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学生中有四十多人排着队受浸，其中有一位是在听过汉尼-葛夫汉克的见证后，才相信的。
汉尼-葛夫汉克和我深信，任何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不论他起初对地方教会多么有疑虑，只要和我们一样去接触地方教会，也必会承认他们持有真正的、正统的基督徒信仰。地方教会只不过是以与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背景来追求基督信仰；正因如此，对我们来说，他们显得特立独行，令人生疑。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源于基督信仰的。基督教最初成长的背景是异教的希腊罗马文化，而这种背景对基督教思想与传统，带进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因着神普及的恩典，希腊罗马文化为教会神学研究提供了极有效的思维工具，却因着在文化中所既存人类的罪，也曾在教会中造成盲点。中国千百年来虽具备高度典雅的文化与文明，但与任何先进的文明一样，与西方的世界观和影响力差别甚巨。然而，其中仍有神普及的恩典，当然也不脱人类罪的因素。
读过中国的历史和在华传教史，以及多年前读过倪柝声的著作，再加上这次和数十位中国的信徒面对面交通，我发现中国人对真理和属灵的实际，表现出强烈的热诚与渴慕。换句话说，按照提多书一章十二至十三节，古代的革哩底人中有“说谎的，乃是恶兽，又馋又懒”，那里的基督徒，需要严厉的责备，对此使徒保罗说“这见证是真的”；因此，我想我同样可以直言，在中国，认真、虔诚、全然奉献给耶稣基督的信徒人数，绝不为人后。
地方教会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的地方教会，虽然在高深的神学训练上显得捉襟见肘，但他们对认识什么是新约教会，并活出新约教会的饥渴，是昭然共见的；也正是这个饥渴维持他们，度过了数十年严峻的逼迫。
我们错了―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二00九年十二月，“基督教研究院”这个曾经是在美国最反对地方召会的机构，在发现自己造成错误后，极力尽己之力，弥补自己对地方召会造成的伤害。于是，拟将针对中国基督徒地方召会倪柝声与李常受所发起的地方召会运动进行了一项为时六年的研究成果，以整刊六十二页的专文发表于基督教研究期刊，标题为“我们错了”。
二0一0年一月，第一期的基督教研究杂志《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将几乎全部篇幅让给“基督教研究院”。这期杂志主要的内容是由米勒-艾略特（该杂志总编辑），写的一篇分成七个部分的长篇文章，还包括由汉尼-葛夫汉克（基督教研究院院长、美国最大基督教电台的负责人）所写的短篇“院长前言”的文章（标题也是“我们错了”）和另外一篇附加的由巴沙迪诺女士（“真道实践会”创办人之一）写的文章。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第一次，在众地方召会之外，有人正当地研究了地方召会的教训和实行，并对于倪柝声和李常受的颇具争议的教训写了杰出的辩护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是从第三方特别的视角写的，从而不一定在每一方面反映地方召会的观点，但如三一神等教训，都得到了强有力地肯定。感谢主，期待这期杂志将对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并对于进一步打开真理的门十分有益。
院长前言―我们错了！
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项为时六年，针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所发起的运动，所作之研究的成果。虽然倪氏为着他的救主死于共产党的劳改监狱，但他的职事并未因此而消殁。在其跟随者李常受的带领下，倪氏的职事和信息传遍中国，扩展至新加坡和台湾等环太平洋国家，至终及于西方。一九六二年，李氏移居南加州，建立了地方教会，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LSM）。
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我得悉大量关于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一向以为敝组织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已过二十余年，此假设一再得到验证。但并非总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教会进行评估，其结果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事实真相到了二00三年才逐渐浮现。那时，我邀请巴沙迪诺女士和米勒-艾略特，一同会见水流职事站的代表。在那次会晤中，我听见他们慷慨的陈词，逐项肯定地方教会被指控否认的真理。地方教会的代表一个接一个，用自己的话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却启示于三个永远有别的身位；相信人永远无法在本质上达到神格；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教会”，而并非“只有他们是教会”。
于是，我展开了一项研究计划，其成果见于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中的加长版封面故事。我们不仅在美国进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英国。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教会文件、影音记录，甚至法庭文件。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错了！”
巴沙迪诺女士在上海十分诚挚地向一个信徒说：“我错了。”这位信徒从他女儿出生起就入狱，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得以与之团圆；米勒-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说：“我错了。”这位弟兄坐监共二十四年。他们说这话时并非只是一时情感冲动。不！他们是经过多年亲身严谨的研究，才说出这话。
论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如末世论（由拙作《末世密码》可见一斑），我们与地方教会仍有显著不同；但论到基要的基督徒教义，即殉道者为之抛洒鲜血者，我们则是并肩而立。
“基督教研究院”遭受非议，并非首次；千禧虫便是典型的例证。一九九九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的封面故事标题为“千禧虫之害消除了”。结果，我们被说成是“漠视真理”或“全然无知”，俨如鸵鸟将头埋在沙里。当我在“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上表示千禧虫甚至不会是二000年的十大头条新闻时，有人指控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一位广播员甚至说，我手上染了上百万基督徒的血，因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正在贩卖冷冻食品和救生包的基督教守护者，向我大发烈怒；上教堂之人的愤怒也临到我身上，因他们确信他们的带领人，特别是与政治有关联者，绝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出错。
另一次重大的争议与阿姆斯壮赫伯特（Herbert W.Armstrong）的“普世神的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有关。九十年代，我开始与教会领袖会晤；当时所爆发的争议，如今仍历历在目。然而，一九九四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和“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有幸能首先公开宣告，“普世神的教会”已走上一条教会历史上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一条将他们从邪教国度引向基督国度的路。不仅如此，我有幸能为“普世神的教会”主席卡客-约瑟的著作《被真理变化》（Transformed by Truth）撰写前言。如今，他不仅是我的好友，更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走过了从邪教到基督的漫长道路）。
在那些日子，我们的事工机构十分感谢邪教专家塔克-路得（Ruth Tucker）博士、《今日基督教》的奈夫-大卫（David Neff）、阿苏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向这“重生的教会”所展现的友谊和支持。我们都相信，若是神能借着改变领导人的心，而转变整个运动的方向，那么神更要因着我们向祂持续的忠信作何等大的事。
凭着神的恩典，卡客-约瑟能说：“我们错了。”如今，关于我们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教会的立论，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以下的说法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领袖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指二00七年一月福音派人士的公开信），要求地方教会承认他们错误的教训和实行；这些领袖怎么可能错呢？无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质疑。
在风波期间，我提醒同仁们，我们的事工并非为哗众取宠；我们不在乎讲台的大小，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场。到头来，我们之所以作我们所作的，是因为真理至上！
无论代价有多少，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这事实我无法忘怀，是因一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场景：一位中国妇女，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才刚讲完了她因着在未经许可的聚会中，读了未经许可的材料而下监的经历。没有丝毫的自怜，只有跟随基督之人绽放的荣光；她经历的是纯正新约基督信仰的实际。讲完之后，她谢谢我不惜代价为真理站住。我从未觉得如此不配。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与她和众多像她一样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汉尼-葛夫汉克）
类似邪教、偏激、抑或（异于传统的）正统？重新评估“地方教会”运动
该文是这期杂志的主要内容，由米勒-艾略特亲自撰写，针对福音派人士签署的所谓公开信，在各方面作了回应。开头讲到“地方教会―其运动与争议的缘由”，然后论及福音派人士公开信议题：关于神的本质、关于人性的本质、关于福音派教会与宗派的正当性，和关于与福音派基督徒的诉讼。
在“关于神的本质”标题内容中，米勒说：“我们曾以为他们教导形态论，但那是因为我们像许多反邪教运动的人一样，从未花时间仔细研究地方教会整体的教训，好明白这些教训的上下文，以及其前因后果。…我们必须先确立的是，地方教会常以健全、正统的方式陈述三一，…我相信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些指控地方教会在神圣三一的认识上为异端、偏激、口是心非、自相矛盾的话，都是不成立的。正如我们在“基督教研究院”的人，承认我们曾错误地指控地方教会是形态论者；我相信其余批评地方教会的福音派人士，若能持平论事，并愿接受改正，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
…西方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并不是三神论者（相信三一是由三位分开的神所组成的）。然而，许多人似乎又不时地持守暗示三神论的信仰。李氏基于相信神圣真理有两面，就教导说，‘要正确地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必须持守真理的两面。圣经中对三一神纯正的启示，在形态论和三神论两个极端之间，占着中心的位置。’就李氏而论，地方教会在维持这个平衡，但多数福音派的人却不然。地方教会辩称，这就是他们的教训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三神论者很可能将正确的三一论解释成形态论；正如形态论者很可能将正确的三一论解释成三神论。
…正统基督徒必然同意李氏所说的，我们需要在形态论和三神论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问题只在于决定平衡点在哪里，在整个教会历史中，这个议题一向很棘手。在历史的正统上，东正教比较倾向三神论，而罗马天主教比较倾向形态论，但几乎没有人指控任何一方教导关于三一的异端。同样的，或许可以说地方教会倾向形态论，但若要说他们是形态论者，是无法成立的。”
在“关于人性的本质”标题内容中，米勒说：“公开信的前段，不外乎摘录一连串李常受看似异端的话，而没有按其上下文为李氏此等教训提供任何解经或解释的根据。…不提供上下文和语汇的定义，只凭这些节录的话当作异端证据，是缺乏学术水平、感情用事、不负责任且无立论根据的；其指控并未顾及地方教会关于‘人性的本质’所作实际的教导。公开信的起草人可能辩称，这只是一封致地方教会的公开信，所以没有提供任何李氏详尽文献的必要。这种说法只有对私函说得通，对公开信却不然。这还不仅是一封公开信，起草人更召开记者会发布其内容，且公布于网站，在福音派人士中间大力传播，并且执意以此公开信，当作针砭地方教会的论证之作，同时也允许他人如此使用该信。
…反邪教研究人员若是断章取义，挖掘出一位教师看似异端或丑闻的言论，为要制造震撼效果，好让大众反对这位教师及其团体，这种行为乃是低劣的‘异端狩猎’。虽然我对参与这封公开信的许多人极其尊重，也不认为他们以往的工作是‘异端狩猎’，但这次他们处理李常受‘成神论’的方式，就叫我很难为他们辩护了。…请留意，摘录者在看出李常受显然不是在作异端陈述时，就立刻停止摘录。…不幸的是，对于为该信署名，或是支持该信的福音派人士而言，还有更恶劣的事。
…公开信‘呼吁水流职事站和地方教会的带领者放弃并停止出版李氏这类言论”是既不实际，又不合理的。他们不会推翻自己所坚信的教义特色，因为他们深信这不仅合乎圣经，并且能使他们的会众得益，更进一步地还能使基督身体其余的部分得益处。他们为什么要放弃他们所信仰的教义？他们所教导关于神与人的本质，完全符合正统；又有谁有资格断言，他们在这个范围之内，对基督身体其他的部分是没有贡献的？
…试想如果有‘来自七个国家，六十位福音派的学者及事工领导人’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要求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院方及教职人员‘放弃神学院创办人不正统的言论’，那是何等的傲慢和分门别类？毕竟，有些福音派人士的确认为神学家薛福（Lewis Sperry Chafer）所教导的古典时代论略失正统，就像有些福音派的人士，认为地方教会教导‘成神论’略失正统一样。再说，为什么不去对付圣公会的受洗重生论，路德宗所认为‘在圣餐之内、随着圣餐、在圣餐之下’有基督身血‘真实的存在’，或是拿撒勒人会对‘二次恩福’的信仰？如果福音派人士，都愿意容忍这些团体教义上的差异，即便他们相信这些差异并不符合圣经，对基本教义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为什么地方教会就得不到相同的待遇？”
在“关于福音派教会与宗派的正当性”标题内容中，米勒说：“我们若按照地方教会整体的教训来领会这些说法，就会明白李常受所弃绝的乃是宗派主义本身；…该注意以下这点（因这是福音派人士读到李氏关于此事的教训时经常忽略的）：李常受所反对的，既不是在宗派公会里的基督徒，也不是他们在基督的名里所相信、所传扬并所行的一切。事实上，李氏经常赞许其他基督徒领导人或团体的教导、福音和善工，他的教导也从未阻止地方教会的成员与其他基督徒共事，只要不是推广宗派主义，在其余的事上都可共同努力。因此，水流职事站争取加入不同的福音派专业协会，并不抵触他们的基本信仰。
…水流职事站接纳“基督教出版协会”（ECPA）及“基督教出版销售商协会”（CBA）等组织的成员为基督徒，也不否认他们为基督所作的工是正当的。请留意，加入这些基督徒协会的是水流职事站，是一个出版单位，不是‘地方教会’。与公开信所强调的相反，‘地方教会’不是任何‘福音派教会组织’的成员。他们知道加入这些协会，将会造成他们自己的矛盾，也会造成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
在“关于与福音派基督徒的诉讼”标题内容中，米勒说：“在《神人》诉讼案开庭的第一天，‘伪灵剖析会’（显然预期败诉）基于无力偿付可能的罚款，宣布破产，他们也没有出庭。虽然‘伪灵剖析会’宣称地方教会蓄意拖延审讯，迫使他们破产，因而无法为自己辩护；但从各方的宣誓证词和专家证词所呈现的资料，令人很难想像，他们能有什么辩解的余地。
…反邪教界所认为地方教会好讼的行为，大体上只不过是一种努力，为要与反邪教作者和出版商会面，或向他们发出呼吁，以匡正他们在出版物中对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不实指控；这都有事实堪足举证。反邪教人士也需要仔细审视他们的双重标准：一面强烈定罪并憎恶地方教会对基督徒采取法律行动，以保护其人员的自由、事工和名声，另一面又似乎漠视某些他们自己的出版商，控告其他的基督徒，以保护他们的财务利益。其实后者更接近保罗在林前六1-8节所指的种种情形（参7节）。
保罗为了保护他的自由、职事和名誉，‘上诉于该撒’。地方教会正是如此看待并解释为何他们在已过三十年间，三次不得已地诉诸法律行动。即使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作法，我们仍需要谦卑，看见我们从来不需要像他们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一样，面对如此困难的抉择，其后果对于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实乃生死攸关（编者注：关系到教会和个人受到严重迫害）。”
本文详情，见于《关于李常受的教导》网站（witnessleeteaching.com），在“证实与肯定”栏可在线阅读，以下是结论部分。
结论：我们错了！
本文针对福音派主要的学者和反邪教工作者所认为地方教会最恶劣的方面，一一作了阐释；同时，也举证说明了地方教会所遭受极大的误解。
当然，关于地方教会的神学和实行，还有其它方面是在反邪教文献中受到批评，而公开信并未提到的。若要进一步阐述这些，便超过了本文的目的与篇幅。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同意某些同仁对地方教会其它方面的批评，包括：1、地方教会的人性三元论，以及三元论如何以一种奥秘的角度来看待基督徒生活；这是我们所不太能接受的。2、他们的释经法，包括时代主义，以及解读预表时较为臆测的取向；也是我们所不太能接受的。然而，地方教会这些方面的教导，无一涉及正统。此外，我们在本文中看到批评者有一种情形，就是不够深入探究地方教会的文献，以找出其教训中平衡的方面；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对许多其它教义的批评上。
我可以预见许多反邪教人士对本文的反应，就像我在多年以前对梅尔敦公开信的反应一样：“米勒显然弄错了！等到我有时间，我自己会去追根究底。”（编者注：梅尔敦博士，即美国宗教研究所所长，在《神人》诉讼案中，曾发表公开信，并提供对地方召会教训多年研究的评论，且对其加以肯定）
我们祷告神，盼望在反邪教界能有一个觉醒，认清我们基督教研究院在地方教会事件中所遇见同样的问题，包括：1、真理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认错吗？2、在神面前的正确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寻求那些多年被我们冤屈之人的赦免吗？3、基督的爱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在基督徒的交通中，接纳那些我们曾不信任，甚至憎恶的人吗？（尽管在我们之间仍存在着许多文化上的不同，和非基要神学上的歧异。）
反邪教界似乎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当仇恨主导事工的决策和行动时，人人都是输家。若不重视重修与和解，愿意承认过去的罪愆与错误，反邪教事工就不是新约的职事。我们能否跳脱僵化狭窄的眼光，采更宏观的看法，就是如何在今日的世界中扩展福音和神的国度，并在全球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支持一个关键性的基督教工作？世界局势正快速地变迁，基督教在西方虽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但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却迅速地成长。然而，在许多福音信仰蓬勃发展的地区，名为“信仰的话”的团体，以及其他出于西方的偏激团体，也在蓬勃发展；基督教又因着异教传统元素的侵入，而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地方教会中，情形要好得多。地方教会要在二十一世纪乃至更远，在捍卫正统教训并开展福音的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虽然我们与地方教会，在信仰和实行的一些非基要议题上，仍存歧异，但我们绝对相信，我们先前将他们评估为“偏激的基督教团体”，对他们并不公平。他们虽然与我们在西方常见的基督徒有所不同，却是一班扎实稳固的正统信徒。（米勒-艾略特）
请教汉克―地方教会是邪教吗？
在本期特刊中，“基督教研究院”以长达六年的第一手研究为基础，作出以下结论：地方教会是一个真实、正统的新约基督教会。
首先，从神学观点来看，地方教会不是邪教。在这层意义上，邪教可定义为一个自称是基督教，却完全否认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伪基督教组织。虽然我个人在次要问题（如大灾难的时间和千年国的意义）上，仍与地方教会抱持不同看法，但在界定圣经正统信仰的基要项目上，我与地方教会是并肩而立的。例如，就三一论而言，我们看法一致：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却启示在三个永远有分别的身位里。即使我们对某些经文的解释有所出入，此真理却是无可辩驳。值得注意的是，经过长时间与地方教会成员的交流接触，我能见证他们里面对真道的准确性有着高度的兴趣，而这乃是当今福音派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再者，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地方教会也不是邪教。在这层意义上，邪教是指一种宗教或半宗教派别，其跟随者几乎在生活上的每一面，都受领导者强力的控制。投入此教之人的特征，乃是他们对其“教主”和团体的偏执效忠。他们共同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威吓，而受鼓动。如此将地方教会无情地与那些穷凶极恶的社会性邪教归为一类，乃是违背良心的。更可悲的是，这种归类的结果导致地方教会的成员，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遭受压迫和监禁。
最后，地方教会是新约基督教一个真实的彰显。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经受逼迫的苦痛锤炼的团体，地方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可以有许多贡献。言至于此，我立刻想到三件事：
第一、他们申言的实行：并非指预言未来，而是指林前书十四章所说的劝勉、启发、鼓励、教育、装备并解释圣经。借此操练，教会的成员就能透过神的话团体地参与敬拜；第二、他们祷读的实行：一面接受圣经的话，一面在祷告中有效地与神交通，将此二者满有意义地结合在一起；第三、他们对伟大托付（太二八19）的热忱。
若说早期的基督教会有一样标志性的特征，那必是他们散播爱、和平、喜乐的热情，惟有耶稣基督能将这样的爱、和平、喜乐赐与人心。随着我们逐渐深入这个“秘教主义”（esotericism）时代，所有真实的信徒都应该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效法这种热诚。当我远赴台北、首尔、南京等地，与来自地方教会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交通分享时，我亲身见证了这样的热情。
总结来说，地方教会与许多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一样，都致力追求正确的教训（正统信仰）和正确的实行（正统实行）。因此，我们在古训中一同往前：“基要的事上合一，次要的事上自由，所有的事上有爱。”虽然在另一面，我们无疑地将会继续就着次要问题有所辩论，但我坚信，在永世里我们要一同在对神的认识上长大；祂拯救我们，是独凭信心，独借恩典，独因基督。（汉尼-葛夫汉克）
历史回顾―地方召会正统性争议的圆满落幕
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对华人传道人倪柝声与李常受所带领的地方召会公开批判。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日后一连串定罪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职事与地方召会的英文书籍。当这些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之后，传入了中国大陆，以及其它两本诽谤地方召会的书籍《神人》和《弯曲心思者》，导致一九八三年唐守临与任钟详编写了《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据这项资料，政府认为李常受与地方召会为“呼喊派”，并定李常受与地方召会为异端，展开了近三十年的逼迫，将许多地方召会的信徒抓进牢里，有的判死刑或无期徒刑，有的判多年的劳改。
二00三年，“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汉尼-葛夫汉克，邀请巴沙迪诺女士和米勒-艾略特，与地方召会的带领人开始沟通，撇开以往的断章取义作法，详读倪柝声与李常受的著作。并几次进入中国大陆，与许多经过逼迫后释放的信徒会面，瞭望多年前他们的错误批判，“竟成了日后错误的主要来源”。他们不仅当面向这些信徒承认错误，现更以杂志整刊篇幅公开方式承认当年的错误，且一致肯定地方召会教训的正统性。
另外，“富勒神学院”和其他一些团体及个人，也对地方召会加以证实与肯定。至此，地方召会正统性的争议圆满落幕。我们始终坚信：只要有人，包括原先反对地方召会的人，只要深入地方召会信仰的内容，就会对地方召会做出热情的支持。又如弟兄们所说：“我们也诚恳邀请他们或任何其他人，就着信仰的重大真理，特别就着我们对这些真理的领会，与我们有真实、实质的对话。然而，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深盼他们愿意别人如何对待他们，也能照样对待我们；按照主的教训来彼此相待。”真理至上，基督得胜！
第七篇、交通和警告的信
一、回顾历史，主在南美洲的恢复
主的恢复在中国开始时，倪柝声总是侧重中国本土的开展，但是神兴起环境，打发李常受到海外。李常受在台湾一段时间后，主又兴起环境，把他带到欧美。一九五八年，他访问欧美回来，告诉弟兄们：“你们在台北享受主够多了，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还在荒凉的时期，你们应该接受负担移民出去。”于是，到第二年就有少数圣徒响应他的交通，为着主的行动，从台湾和菲律宾移民到巴西。在一九六0年，唐懋毅以商人身份，也迁居巴西。当弟兄们到巴西后，不是随随便便到一个公会去聚会，而是去寻找召会；但因着他们不懂巴西话，圣保罗城市又非常大（他们不敢说那里一定没有召会），所以他们就先开始聚会，也传福音，带进一些人得救。
一九六五年六月，李常受访问巴西时，唐懋毅与其他弟兄一同服事，带领圣保罗召会；当时，圣保罗召会只有华语圣徒，那几年没有带进当地的人。李常受告诉他们，召会必须带进本地人。然而，弟兄们努力作过，却一直没有成功。到了一九七二年，主打发张晤晨到巴西，就开启了当地人中间的门。郑宝之也为李常受所差，至巴西生活工作。以后几年间，他们二人在那里召开了许多特会。一九七三年，弟兄们带了几位巴西当地的圣徒访问香港、菲律宾、台湾，然后到美国参加训练。这班人中，有五位是公会的牧师；一九七五年，在黑河（Ribeirao Preto）一地，有两百多位巴西青年人，被主的恢复得着。
唐懋毅个人在一九六八、七0、七一、七三年，都去美国接受职事的训练。一九七五年，他去参加训练回来后，和巴西的弟兄们交通，要把他们带到李常受面前，接受职事话语的成全。所以，从一九七六年开始，每年夏季和冬季，都有巴西的圣徒到美国参加训练，这使巴西那地得着莫大的帮助。每次训练后，弟兄们在巴西所有的信息、召会的活动，都是训练信息的内容。在一九七七年，唐懋毅开始在那里的特会中讲信息。
一九八0年，为着特别聚会的需要，弟兄们在圣保罗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苏玛瑞（Sumare），买了一块地。那个地方离圣保罗有一百二十公里，面积约一百英亩。次年，弟兄们就在山丘上盖造了一个大会所，可容纳一千多人。并且把那个地方一块一块划出来，让各地召会自己盖训练用的宿舍，自己照顾自己。这样，巴西众召会在特会接待期间，也可以享受职事的话语。
这期间，唐懋毅和其他弟兄配搭，两次去阿根廷（第一次因郑宝之无法前往，只好他一个人去），与那里的一班牧师接触，并在聚会中讲道。那些牧师，读到倪柝声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权柄与顺服》，看见主的恢复这条路是对的。他们知道公会是在分裂里，是不对的；然而，他们没有力量，不肯出代价来走恢复的路。但最终，弟兄们得着了那里的一位牧师，名叫加低斯-奥斯卡（Oscar Calles）。以后，他进到了召会生活中，并带弟兄们到乌拉圭的蒙特维多（Montevideo）。那里的基督徒，多半是弟兄会基要派的人，他们对圣经都很熟悉，只要弟兄们把真东西给他们，用圣经解释圣经，他们一看就服下来，也跟着走主恢复的道路。在一九八一年，阿根廷就有四个站在地方立场上的聚会。在智利有七处召会，秘鲁有两个地方兴起召会。玻利维亚，那里也兴起召会，并有约两百多位从圣灵更新派出来的青年人，都愿意走主恢复的路。总的来说，在南美洲，召会一地一地兴起来，逐渐长大。但奇妙的是，当时那里只有两位主要的同工，唐懋毅和郑宝之。
一九八四年，李常受访问巴西时，他对圣徒们使用生命读经有良好的印象。这符合主恢复中极重要的实行，就是全地众召会都有份于基督身体共同的交通，享受时代的职事，并在同心合意里带进主的行动。这样的实行才正确地代表基督的身体，开启神显明祝福的门。当时南美洲的众召会、职事和工作，因在某种程度上与主的恢复是一，就蒙保守在一种健康的情形里，享受成长与繁增。一九八五年之前，主的恢复在南美洲的开展，是藉着推广倪柝声和李常受的出版职事，特别是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值得提说的是，仅仅用创世记生命读经的一百二十篇信息，就陆续在那里兴起了百处以上的地方召会。对于南美洲主恢复的初期，弟兄们和李常受一样，都承认唐懋毅和其他人在福音扩展上有所贡献。但是，自那时起，唐懋毅的工作就开始日益偏离了李常受于一九八四年曾经称许的教训和实行。
二、出版的争竞，制造困扰、混乱和难处
一九八五年，唐懋毅就已开始出版他自己的话语，另行解释并窜改主恢复的职事，而不再简单地用倪柝声和李常受的新约职事来喂养圣徒。为了称义这样作，他宣称南美洲的人需要他先“消化”李常受的职事，然后再以一种简化的方式加以陈明，他们才能明白。如此，唐懋毅的说话和出版就狡猾地取代了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成为巴西大部分和其它许多国家，以及各大洲中他工作所达到之召会的主要食粮。唐懋毅开始使用Editora Arvore da Vida为出版单位（生命树出版社，简称EAdV，原初成立宗旨是要翻译并出版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著作），来宣传他个人不同的观点。
当唐懋毅的出版物八十年代第一次出现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时，有一位在那些年间经常访问加勒比海数地的同工Mel Porter弟兄，向李常受报告说那里有唐懋毅的出版物。李常受强烈声明，传布这样的出版物是不合适的。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在长老训练中，对于出版的事，李常受着重强调“受约束只有一种出版”。然而，唐懋毅的行为似乎表明这个交通和他无关。他和他的同工们宣称，他是南美洲工作的源头，并日益高举他的权柄，宣称他是“使徒”，甚至是南美洲众召会的“父亲”。事实上，南美洲的工作在唐懋毅之前就已存在；南美洲也有许多处召会不是他的工作产生的。一九九一年，李常受被迫个别地警告唐懋毅，说到他不同的说话、出版工作、不合圣经的异象和启示、区域性隔离主义的工作，以及他对南美洲众召会的强势控制。虽然李常受并未坚持要唐懋毅停下他独立的出版工作，但也不认可这个工作，并且多次试图帮助唐懋毅及其同工以配搭的方式一同劳苦，好完成一个职事的一个工作。
九十年代中期，李常受在一些同工面前告诉唐懋毅，他不会到巴西去，因为那样作会建立唐懋毅的工作，并且直接对唐懋毅说：“唐弟兄，你没有在南美作我所正在作的。”然而，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非但没有接受李常受的责备和改正的交通，反而继续留在他们的错误中，又要齐力将唐懋毅的出版带到中美洲。但是，中美洲的弟兄们很快就发现唐懋毅的出版在召会中制造混乱。因此，他们请求唐懋毅的同工不要再在中美洲散布其出版物。紧接着，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回复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对象为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该信满了定罪，指责北美不知名的弟兄们，企图在北美和中美的召会，以及南美的召会之间竖立高墙。这些指控都是不实的。真实的情形是，唐懋毅想要把整个西语世界变成他自己出版和工作的范围。唐懋毅的同工Helcio Almeida在萨尔瓦多的特会中散发了这封指责信函。
于是，在美国、巴西和台湾的弟兄们，经过许多交通之后，撰写并签署了一封联合信函，致西语众召会；这个行动所造成的损害才稍微减轻。该信函于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寄发，肯定同工们照着独一新约职事完成一个相调工作的信念。其中清楚表明：“在主的恢复里并在全地上，只有一个出版工作，就是出版并发行倪柝声和李常受著作的出版工作。”信中也说：“我们同意今天不该有别的出版，与这个出版争竞，罔论取代两位主仆人的书报；以避免众召会中间的困扰，和不必要的难处。”值得注意的是，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唐雅川、唐在川、马圣民、马天民），也签署了这份声明，肯定以下原则：在主恢复中作独一的工作，实行相调，沒有分开的区域，以及在主恢复中受一个出版的限制。可是，唐懋毅从未停止他竞争的出版工作，不过是暂时限制将出版物传布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自一九九七年李常受离世后，唐懋毅的教训与实行越发确定地偏离正路且造成分裂。尽管主恢复中许多同工一再以书面或当面劝戒，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广他们的教训和实行。一九九八年，唐懋毅的工作打发一些跟随他的人到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他们在那里租了房子，并且企图散发唐懋毅的文字，完全漠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之前所签署的联合声明。每一次本地的弟兄们都清楚表明他们不会接受唐懋毅的职事。于是，经过六个月未能在圣徒中间有效地建立唐懋毅的工作，他的工人们便返回巴西。本世纪初，三位北美同工在萨尔瓦多召开特会。特会期间，另一位唐懋毅的同工Anibal Arrancibia摆了一张桌子散发唐懋毅的书籍。此举并未与任何负责此次特会的本地弟兄有交通。弟兄们得知此事后，要求Anibal停止散发唐懋毅的书籍，并清楚表明他们不愿接受另一份职事。虽然那里的众召会清楚、一致地拒绝唐懋毅的出版，并表明其立场，但这仅仅是暂时阻退唐懋毅在这个区域建立其职事的企图。
因着唐懋毅和宣传他偏离教训、奇怪实行和分裂工作之同工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正广为蔓衍。二00五年六月，主恢复中的二十一位同工，代表来自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所有同工，致函唐懋毅，对他在教训和实行上的严重错误，以及这些错误在恢复里所造成之难处，表达他们的关切。唐懋毅非但没有接受弟兄们的交通，反而在他公开的讲论中扭曲该信的语气和内容，并暗示同工们撰写此信是亵渎圣灵。
三、不同的教训，不同的职事，自我吹捧
历世纪以来，主恢复的进展一直都是基于真理。对那灵和神圣生命的经历，众圣徒必须坚定地建立在对真理正确的领会上。在实行召会生活时，也必须对真理绝对，并维持真理的绝对，正如使徒保罗和约翰所教导的（提后二15，约一3-4、8）。要知道真理保卫信徒免于错谬；走真理的路，绝不以任何方式委屈真理（彼后二2）。任何贬低真理的教训都是危险的，绝不该接受这样的教训。李常受在《真理信息》第一章里讲到：“有人甚至说，我们应当只在意那灵，而不管原则。何等的诡诈！任何明白真理的人都清楚，这意思就是只接受那灵而拒绝圣经，因为所有的原则都是出于圣经。光有那灵而没有圣经的原则，是非常危险的。”此外，他在《应时的话》和《长老训练》第九册中，论到“神的行政”，以及《神命定实行新约经纶的路》里都说到：“在新约职事里的领导，实际上不是由一个控制的人来领导。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拒绝一人控制众人和事物的情形。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有领导，但不是一个控制之人的领导。乃是在一个职事里，藉着那些带进职事启示的人，由一个控制的启示来领导。新约的领导是在于使徒的教训。…在主恢复中的领导，乃是神所赐启示的领导，这启示约束、支配并控制我们，使混乱与分裂得以避免。”
弟兄们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实唐懋毅和他的同工违背李常受的交通，阻挠南美洲的许多召会接受同工们，不让他们有份于主恢复中众召会的普遍交通；相反的，他们把那些召会变成他们工作和职事的私有物。这样私有的工作和封闭的交通，违反基督身体的原则，总是带进不合与分裂。在这样隔离的情形中，这个在唐懋毅带领下、以巴西为中心的工作，越过越在真理和实行上有所偏离。近年来，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越发滥用权柄，多次公开讲论，并在工作中采取诸多行动，与主恢复的召会、职事和工作争竞，甚至对立。李常受于一九八四年正面地提到巴西圣徒对他职事的胃口，以及由此产生出的召会扩增；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屡次错误地引用这段话，来为唐懋毅在教训和工作上的偏离背书。甚至，他们的工作偏离到一个地步，直接违反了基督徒基本信仰的某些最根本的原则，包括新约著者所接受的神圣默示。除此之外，在使徒职事和教训的地位、基督身体的一、建造身体的一个工作、以及地方召会的正确立场上，他的教训也有严重的错误。
破坏新约著者的默示和权柄
唐懋毅宣称，马太、马可、路加写福音书时，“他们不在灵里”。当年六月的信函中，二十一位同工就着这段论述极力劝戒唐懋毅；他们向他指出，这样的说法使人对新约头三卷福音书的神圣权柄（甚至神圣默示）产生怀疑。同工们在写给唐懋毅的信中说：“长久以来，我们在主恢复里的见证就是，正如圣经本身所证实的，整本圣经乃是由神的圣灵所感动的。说马太、马可、路加不在灵里，根本是违背基督的真理。我们都必须拒绝并定罪我们中间这样的讲说。”尽管有同工们的劝戒，唐懋毅依然故我地传讲，贬低新约的一大部分，并破坏新约著者的权柄。再如，他说保罗在第三次行程时也不在灵里，十二使徒中有许多人失去了“主要的事，就是灵和生命”。
相关说话：
“这个目的，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写过，因为他们写的时候，不在那灵里面，因为那灵已经有了。因为那灵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祂已成为赐生命的灵了。但是门徒没有应用那灵。”（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5年2月11日；摘自一封由二十一位同工寄给唐懋毅的信，2005年6月4日）
“他们十二使徒都是，他们有十二使徒读圣经的东西。主三年半训练他们，但他们都照着他自己有益的拿来用，但忽略了里面生命和灵。所以，约翰最后把这生命和灵来告诉我们。”（唐懋毅，巴西贝仑，2006年11月19日）
“保罗应该知道，神赐予灵给我们就是来实行真理的。非常可惜，保罗在第三次行程的时候，他自己不在灵里面了。所以，他还没有好好来推动，把真理实行在召会生活里面。所以真理一直没有实行过。”（唐懋毅，秘鲁利马，2008年1月13日）
贬低使徒的教训和职事
唐懋毅一再贬低彼得和保罗的职事，说彼得的职事是“传统”的，保罗的职事是“法理”的。神让彼得和保罗被杀，好分别结束他们“传统”和“法理”的职事。他进一步教导说，使徒约翰的职事是“生机”的，只有这“生机”的职事能延续到时代的终结。唐懋毅对保罗书信的估价与彼得在他书信中的话相反，那里彼得推荐保罗的著作，说他“一切的信”应当被看作与“其余的经书一样”（彼后三15-16）。
相关说话：
“因为神托付他（保罗）的，就是神新约的经纶。他只用法理方面的方法来写信，去告诉各地的召会。他没有好好地想办法，怎么把它实行在召会的里面。所以他失去了神给他的托付，神也让他去了。后来被罗马太子杀掉，被罗马的军队杀掉。可以说，他在法理方面的职事，到此就停止了。”（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7年9月7日）
“所以神容许主后七十年罗马太子提多来，把所有传统的职事和法理的职事都拿掉了。传统职事带头的彼得也被杀掉了，法理方面职事带头的保罗也杀掉了。那么约翰他没有被杀掉，他虽然也是一个传统职事带头的人，但他一直是跟随彼得的；所以照着罗马的法律来看，彼得是个主要的犯人，约翰不过是个从犯。所以彼得被杀掉了，约翰呢，照法律来说不能把他杀掉，只能放在监牢里面。你看这都是神所安排的，使约翰他在监牢里面能够想起从前主对他们所有的话语。”（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7年9月8日）
“当约翰和其他使徒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职事仍受传统影响之苦；但在经过多年对主的经历和启示，以及被放逐的经历之后，他的职事便成为灵和生命的职事。”（唐懋毅，每日灵粮：约翰生机的职事，第五周周一）
取代倪柝声和李常受的“法理”职事
唐懋毅贬低使徒的教训和职事，是为了使他能名正言顺地取代倪柝声和李常受的新约职事，并维护他凌驾于一切的权柄，和他个人教训的至高性。他和他的同工们声称：倪柝声的职事是“法理”的；李常受的“法理”职事就像保罗的“法理”职事一样，已经“过去了”；恢复中的“老旧信息”是“道理”；在“法理”恢复里的圣徒是在心思里，没有否认他们的魂，因为他们在研读真理。根据这样的说法，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坚称，倪柝声和李常受的信息如今已不再适用，唐懋毅比倪柝声和李常受达到的更高也更远，而唐懋毅所教导的才是“现有的真理”。虽然李常受用“法理”一词来指救赎的手续，使信徒有资格和地位享受神生机的救恩，但唐懋毅却把法理当作“道理、规条、字句”。根据他的说法，因着保罗的职事是法理的，就把人带到心思里，使人拿真理来辩论。
相关说话：
“李弟兄到主那里去已经多少年了，从前李弟兄的信息现在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吗？李弟兄带领我们要进入现在的真理，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现在的真理。为什么李弟兄不再用倪弟兄的真理，如蒙头、按手？因为那是他那个时代的真理，不是现在的真理。”（唐懋毅，玻利维亚科恰班巴，2004年8月）
“你如果光用法理，你还在魂里面。整个的全球恢复的召会到现在还差得很多，回到灵里面。这个恢复还落到法理的恢复。”（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7年2月11日）
“即使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主仍继续赐给我们启示，使我们看见许多真理。…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站在‘联合弟兄会’、倪柝声弟兄、和李常受弟兄的肩头上。他们所看见的一切，今天我们也看见。不过，现今主给我们看见得更多。”（唐懋毅，Os Escritos de Joao: As Quatro Grandes Visoes de Joao 《EAV: 2006》，六五至六六页、一0五页）
“他们反而把这个灵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到底什么灵？耶和华的灵？还是基督的灵？还是圣灵？还有什么灵？你看都落到头脑里面。”（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7年9月1日）
“所以一直在讲道理、道理、许多的道理，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不要再把从前那些老的信息再拿出来讲，我们已经被带到灵里面了。” （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7年9月8日）
“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的现在的真理上坚固。现在的真理上，主给我们现在的、在南美洲实行的真理是什么呢？很简单，实行灵和生命，藉着呼求主名、祷读主话。…我们在现在的真理，不是从前的、老的真理，不是法理方面的东西，都是生机方面的东西。…美国的同工他们要我们服在他们的手下，听他们的命令。我们不能开特别聚会，特别的聚会只能听他们的信息，那我们现在的真理从哪里来呢？我们不能一直落到旧的真理里面去。”（唐懋毅，巴西RibeiroPreto，2007年9月16日）
“李弟兄法理的职事也过去了…如果李弟兄的职事，像约翰的职事一样的，一直到主再来，也可能。但李弟兄过去了，把丰富带走了。（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在法理‘恢复’里面，他们只要道理对就好了，因为他们都油蒙了心，他们都在魂里面。他们不注意生命必须长大的，因为他们不在灵里面。法理的人都在头脑里面，只要把真理能够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30日）
“李常受弟兄告诉我们，倪弟兄的家里，甚至床上都满了书。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个转移。他（倪柝声弟兄）从传统得着所有的著作，并将这些著作带到法理的范围里。”（唐懋毅，每日灵粮：为着国度在生命上长大，第一周周五）
维护并高举“生机”的恢复：
唐懋毅宣称，他的职事是约翰“生机”职事的独一继续，今天只有他和他的同工们是在执行约翰的灵和生命的“生机”职事；他和巴西的众召会已经离开了“法理的恢复”，成了“生机的恢复”，就是“最后的恢复”。他宣称只有南美洲会完成神的使命，而其余的恢复仍留在“法理”的范围。
相关说话：
“不光李弟兄有职事，我们也有职事；不光十二使徒有职事，我们也有职事；不光保罗有职事，我们也有职事。我们的职事是接着约翰的生机职事来的。”（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7年9月1日）
“所以这个职事跟从前的，我们过去的恢复的召会带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落在法理的里面。法理的里面，他们非常注重圣经里面的真理，特别是说到保罗的书信里面的真理。所以他们把真理都来研究研究，大家来讨论讨论，大家来交通交通，看看圣经、真理到底是什么？感谢主，带领我们向前进步，把我们带到约翰的职事里面。”（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7年9月3日）
“神特别向南美众召会所启示的，神最终的旨意，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祂没有交给其他的人，只交给我们，祂就知道我们能够把它实行出去。”（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国度的福音一定要传出去，这是圣经里的话…但照实行来说，只有我们巴西南美洲在实行。至于墨西哥，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说到国度的福音。他们只知道召会、召会，他们还在召会召会的阶段；他们还没有看见主把我们放在召会里是为着天国的，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光。…所以我们对伦敦召会很有盼望，因为生机的职事到现在为止，在加拿大没有托付给其它的地方，只有托付给伦敦召会。”（唐懋毅，加拿大伦敦市，2007年10月14日）
自我标榜与排众定罪
唐懋毅有许多扭曲的圣经解释，并错误地引用李常受的话，来称义他工作分裂的实行。譬如，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声称，只有跟随他职事的圣徒和召会，才是“非拉铁非”；不跟随的人已经离开了“非拉铁非”的地位，成了“老底嘉”。他们还教导说，那些在“非拉铁非”的人，不该接触在“老底嘉”的人。此一教训被用来称义他们在至少四个大洲之不同且争竞的工作，而在众圣徒和众召会中间产生一个分开的交通团体。他的同工们则更是认为主恢复的本质已经改变了，那些跟随唐懋毅的人是在改正主恢复的缺欠。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李常受针对英格斯说“主的性质改变了”的指控，所作的回应是：“主恢复的性质，就是主恢复的内容之元素的性质，包括六大项目…无论众召会在实行上有什么改变，没有一样可以说是使主恢复的性质有所改变。不是主恢复的性质改变了，而是英格斯自己改变了！”
相关说话：
“甚至我们今天听到李弟兄的九四年信息时，他何等愿意弟兄们藉着呼求主名而灵起来。特别他关心在台湾、在北美洲的人。如果你们再不释放灵，你们很可能成为老底嘉、或撒狄的召会。所以你看，他何等关心这两个大的地区，但是，他们有没有实行呢？到现在我们看见没有？他曾经要把八四年在巴西所看见的带到美国和台湾去，可是弟兄们没有接受。”（唐懋毅，巴西苏马瑞，2006年9月3日）
“约翰比基督教所认为的要更有意义，甚至也超过我们在恢复里所认识到的。但是，弟兄们，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了约翰。弟兄们，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不好意思，甚至李常受也没有讲过这些。倪柝声没有讲过，李常受也没有讲过。当我在听‘唐弟兄的信息’时，我说，‘主在盖印这份职事’。没有人讲过这些！没有人…就连倪柝声或李常受都没讲过这些！主确实是在兴起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已经被置于这个新的时期中。”（唐雅川，巴西苏马瑞，2007年5月20日）
“我们需要让众召会知道，那些在老底嘉的人离开了非拉铁非的地位。他们才是离开的人。我们需要恢复并医治那些受混淆、被破坏的人；我们也需要远离那些定意要留在老底嘉的人，不要接触他们。”（唐在川，“唐弟兄的带领，由他的儿子唐在川实行生效”，2007年7月16日）
“你知道主怎么作？祂将他们分开。祂把要门开着的分在这里，要门关着的分在那里。这里是非拉铁非，那里是老底嘉。主要来了。祷告求让老底嘉和非拉铁非在一起，是没有用的…在本世纪初，一个重大的属灵事件也许就是老底嘉的出现。当老底嘉出现时，非拉铁非（就是那些要门敞开的）和老底嘉（就是那些要门关着的）中间就出现一道分界。但是当我们走主的道路时，主会向我们揭示一些东西。”（Helcio Almeida，巴西苏马瑞，2007年7月19日）
“我们终于看到了今时代的说话。从一九九八年到今天，这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主给了我们许多东西，一面是要规正主恢复的道路，另一面是要带我们往前，直到祂来。”（Helcio Almeida，巴西圣保罗，2008年5月9日）
“自九七年到现在，从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我们考虑如何能有效地实行主所作的，并且清楚地开启神行动中及话语上的新阶段。因此，我们看见了那灵的改正和新的方向。我们已经看见了恢复里的缺欠，并且我们有能力照着主从九八年到现在所产生的，来实行这个改正和负担，至终完成建造的工作。”（Helcio Almeida，巴西圣保罗，2008年5月30日）
个人崇拜和权柄绝对化
唐懋毅在栽培个人的跟随，并发展个人崇拜，甚至其跟随者将他自取的个人权柄绝对化。他们宣称，唐懋毅是神所托付的，反对唐懋毅就是反对神，批评唐懋毅就是亵渎圣灵。
相关说话：
“我们这些跟随唐弟兄的人，我们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托付。当他说话时，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神的说话。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这些丰富（水流职事站所出版李常受的书报），就好像保罗留给我们的丰富一样，不会产生行动。神需要一个活着的人来产生行动。不要看一个人是否有受更高的教育，也不是看一个人懂得多还少；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托付。神是否已把祂的托付给了我们中间一个人？如果他受了托付，那就像神藉着我们作事一样，神在我们中间说话。如果你反对这个人，你就是反对神，你里面也就不会产生行动。”（唐雅川，巴西圣保罗，2005年10月2日）
“如果你反对唐弟兄，你就是反对神。去读民数记第十二章。”（唐在川，电子邮件致智利的一位弟兄，2007年7月24日）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因着罪和亵渎的话，可以得到赦免，惟独亵渎圣灵，不能得到赦免。我再读一次，‘所以我告诉你们，人因着罪和亵渎的话，可以得到赦免，惟独亵渎圣灵，却不能得到赦免’。‘凡是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惟独说话干犯灵的，今世来世都不能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有的人实在太自大了，他们攻击唐弟兄是攻击圣灵。”（唐懋毅，巴西帕拉西卡巴，2007年9月29日）
四、奇怪的异象和教训，僭越的使徒权柄，隐秘和分裂的工作实行
乱解启示录十二章的异象
唐懋毅声称他从世界地图上各大洲的形状，得到了“启示录十二章的异象”。他和他的同工们广为宣讲这“异象”；其效果乃是高举唐懋毅工作的地位。譬如，唐懋毅对启示录十二章的解释，让南美洲在现时和末时都处于神行动的中心角色。他教导说，南美洲将成为神子民在大灾难期间避难的“旷野”。并且，他根据世界地图教导说，欧洲和亚洲合在一起的形状，就像一条大龙；非洲的形状像一个胎儿，他宣称这指明非洲与启示录十二章男孩子的产生有特殊的关系。据此唐懋毅声称，南美洲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将他的教训和工作传布到非洲。在一些设计来体现此教训而绘制的地图上，南美洲被描绘为一串葡萄，就是唐懋毅出版事业的标志，指明他的职事将成为全地的食物来源。
二00七年十一月，Ron Kangas弟兄在波士顿的特会中，公开请求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停止这样的教训。他说：“最后，我愿意在爱中，带着沉痛的心，向那些散布这种教训的人呼吁：请停止。为着主恢复的益处，为着众召会和众圣徒的益处，请停止。我特别要向一个人发出呼吁，他曾把这（世界地图的图画）拿给李弟兄（李常受）看，李弟兄嘱咐他说，不要把这给任何人看。”（《职事杂志》，十二卷三期，二00八年三月，英文一六三页，中文未出版）
然而，唐懋毅无视于Ron弟兄的呼吁，仅在七周后，他就在秘鲁的利马特会中，重述并发展他的“异象”。他在信息中说：“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龙是非常气这宇宙的妇人，所以要把她，要想办法把她置于死地。它先用水想把那个地中海的水满起来，把…一带都给它淹满了。那么，水满了，那个宇宙的妇人，就是召会说的，就死掉了。但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海开了个口，神就在直布罗陀那边开了个口，所有地中海的都到海里去了。所以地中海永远不会满的，因为它有一个海口，直布罗陀那边出去，到海里面去了。那么龙看见宇宙的妇人没有死，它就想办法要叫她死掉。”
推广奇怪的教训
唐懋毅和他的同工推广奇怪的教训，这些教训不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一部分。譬如，他在没有任何圣经或历史根据的情形下教导说，使徒约翰在以弗所的时候，找到了保罗的十四封书信。他坚称保罗在推喇奴讲堂的教训（徒十九9-10），使研读真理“取代了对主名和主话活的接触”。在南美洲的青年人受教导说：“保罗帮助亚细亚众召会的路，就是两年之久在推喇奴讲堂天天教训人，这是不够的。因此，在他最后一封书信里，他记下了那条路的结果：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这样的教训叫人轻视对真理的研读。唐懋毅的一位同工教导说，信徒被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对庇哩亚人的“表面称赞”所误导。他辩称，其实庇哩亚人失去了神的祝福，因为他们“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保罗教训的这些事是否这样。这与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至十二节的明言相反。这样的教训破坏圣经的权柄，并且鼓励不经审查就接受毫无圣经根据之偏离的教训。
僭越的使徒权柄
唐懋毅信息的一个主题，就是高举自己的工作和在其工作带领下的召会。他声称只有在巴西的召会已经往前达到“生机”的阶段，并且“神特别向南美众召会所启示的，神最终的旨意…祂就知道我们能够把它实行出去”。他于二00六年秋季在EAdV的国际特会中宣告说：“感谢主，祂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阿利路亚！为着我们在南美洲的人，阿利路亚！”唐懋毅用他的“异象”和他奇怪的解释，来称义他们的作为，就是完全独立于主恢复在全地的一个工作和交通，而在全球扩展他的教训和工作。
多年来，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宣称，李常受曾多次告诉唐懋毅，不要邀请南美洲以外的同工去那里供应圣徒和召会。他们据此隔绝南美洲的众召会，不让他们接触主恢复中普遍的职事和交通。但从李常受话语和出版的职事中，可以清楚看见，这并不代表他对南美洲的明确带领。从一九六0年代直到一九九七年他故去，许多已出版的文字都表明，他盼望看见在身体交通中自由且畅通的循环，这包括同工们去访问全地主恢复中的众召会。特别是从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年间，李常受多次专特地论到需要有工人和圣徒，将这份职事带到南美洲。在他的书中有许多这样的劝勉，以下仅举两个例子；一九八五年，他在《为神说话》里说：“整个中南美洲都向真理打开，特别是向我们中间的真理打开。即使我们现在能送两百位全时间同工到中南美洲去，也都不够用。各处都是一片一片真理的呼声。”一九九四年，他在《神经纶的总纲和神人该有的生活》里说：“在中美洲加勒比海一带，就是波多黎各、百里斯等地，以及南美洲，到处门都是敞开的，都需要人去。”
事实上，唐懋毅将他僭越的使徒权柄从巴西扩大到全地。随着时间过去，他所宣称的使命范围，已从巴西扩大到南美洲，到西班牙语国家，到全拉丁语系，今天又到了全地。他时常表示，李常受将南美洲的工作交付给他；但这是不真确的，许多弟兄都能作亲身的见证。李常受也没有把巴西的工作“交给”他；因为这样作违背李常受自己所教导并实行的原则，就是圣经中关于主工作的原则。当李常受要弟兄们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劳苦，他从来没有把那些地方交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地盘；他总是教导说，主恢复中的所有同工，都应该在交通和配搭中一同劳苦，好完成主恢复的一个工作。
划分地盘的倾向是隐藏的分裂因素
李常受曾在《长老训练》第十册第一章里说：“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经纶，主的工作与行动是惟一的。我们乃是有份于主惟一的工作，我们若认为自己所在的任何地区，是我们特殊地盘，这将是分裂的原因或因素。”一九九一年七月六日的长老聚会中（即《长老训练》第十一册第十二章），当时唐懋毅也在场，李常受说：“我很关切在主的恢复里，某一国家的弟兄们会认为那里的工作是他们的工作，另一国家的一些弟兄们也可能认为那个国家的工作是他们的工作…。这里有一种实际的光景是不正常的，这不正常最大的一点乃是不同的工作。”次日，李常受与唐懋毅和其他人交通，为要处理南美洲的问题。他说：“照着真理，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我们必须保守身体的一。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至四节。你必须保守那灵的一：一个身体和一位灵。保守那灵的一，就是保守身体的一。明显的，有这么多小的区域，并不保守合一。”在同一次谈话中，李常受责怪唐懋毅是南美洲不和的因由；并严严地嘱咐说：“不要给人一个印象，说你是巴西和阿根廷召会的‘监督者’，他们什么事都要经过你的同意。”
在李常受过世后，唐懋毅曾向两位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同工提议，要把全地划分成三个工作区域，而拉丁语系国家的工作应该被看作是他的工作。在圣经中，或在主恢复的历史里，没有任何这种分裂性提议的先例。这样的提议漠视一个身体、一个职事、和为着完成独一神圣经纶的一个工作的原则。这样的提议遭到拒绝之后，唐懋毅甚至进一步扩大了他自称的托付范围。
作许多虚假并邪恶的指控
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为要维护他职事的优越性，就散播许多虚假、邪恶的言论。他的同工抱怨说，他们为寻求交通作出的努力，从一九九四年以来就受到阻挠；那时李常受还在世尽职。事实上，在李常受过世前，以及往后的年间，曾有多次努力，要与他们有交通。但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非但不实行与同工们是一，反而以最恶劣的言辞批评他们，并且在他们的说话和电子邮件中，向他们的同工和召会中的领头者散播没有根据、虚假的指控。不仅如此，他们还反对水流职事站、恢复本圣经、晨兴圣言、国际特会和训练、全时间训练、主恢复中的出版工作，以及个别的长老和同工（可以找出许多相关的说话）。然而，他们所反对的那些事，其实都是在李常受的带领下起始的，也都成了今日整个恢复中丰富祝福的源头。但许多其它奇怪、偏差的教训，皆来自以上所列的错谬和偏执的观点。又如，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提倡摇晃、跳跃、跳舞、排成一列车、跳踢踏舞，作为脱离己所需的实行。唐懋毅教导说：“被灵充满的一定要跳，你如果还没跳，就是还没被灵充满。”他称义这样的活动是“圣灵带领我们有新的东西”。
进行隐密、欺骗、单独的工作
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没有与领头者或同工们交通，就到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和日本各处私下接触地方召会中的圣徒，为要勾引他们跟随唐懋毅的职事。唐圣民是唐懋毅的同工，他于二00八年十一月十三至二十五日在美国旅行，秘密地访问圣徒，却未与同工们、众召会或召会的长老有交通。藉此，他访问了东岸六个州至少九个城市的圣徒。
像这样，他们已在他们的工作与个别圣徒和召会之间，建立了私下的交通。并且，他们订定了自己的特会和聚集的时间表，而与主恢复在北美洲、南美洲和欧洲的既定特会相冲突；这一切是为着使跟随唐懋毅职事的圣徒，与主恢复众召会中间的普遍交通分开。他们也公开地通过文字，或在私下谈话中，对一些个人和召会作出虚假的指控，为要破坏圣徒对已有的召会和领头者的信任，使圣徒离开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撒播种族和文化的不信任，而助长这种分裂。这样在弟兄中散布怀疑是邪恶的（箴六16、19）。任何以种族、语言、文化或国家背景为基础，建立分开的交通团体的作法，都不属于基督身体的性质；基督身体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藉着祂的死所创造的新人（弗二15，西三10-11）。
在许多地方，尽管有召会中负责弟兄们直接来劝阻，他们仍然隐密地散布唐懋毅的出版物。这发生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包括：伊利诺、马里兰、维吉尼亚、新英格兰和佛罗里达等各州。特别要说的是，在墨西哥作的所有工作，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墨西哥的同工们致信唐在川，表达对此独立工作的关切后，唐在川于二00八年九月三十日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工作的消息传播迅速，下次一定要“保守秘密”。同样的，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将其偏离的教训传布到北美洲其它地方，以及非洲、欧洲、日本和南美洲。他们也呼召更多的青年人，去参加他们的训练，并作“游行的售书小贩”（colporteur），好将唐懋毅的教训传播至全地。
违反圣经原则的实行
唐懋毅根据阶级制度和自取的个人权柄，建立了一种个人的跟随。他工作中对权柄的运用，与圣经中关于领导的启示和在主恢复里普遍的实行，有显著的对比。新约中的领导不是系于某个人，乃是在于使徒的教训（徒二42，多一9）。因此，在主的恢复里，同工们并不栽培任何个人的跟随。众圣徒不应以正式或组织的方式跟随人，乃是跟随神永远经论的健康教训，就是藉着主的仆人所供应的（提前一4，六3）。照着圣经的启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有个人的权柄（太二八18），惟有基督是身体的头（弗四15，西一18）。召会乃是藉着祂神圣的传输，得以有份于升天基督的权柄（弗一19-23）。这权柄是在身体的肢体相互的生命供应中，得以施行的（弗四15下-16）。在身体的三方面：召会、职事和工作里，没有组织，也没有阶级，只有在神圣生命交通中的相互分赐。
然而，唐懋毅及其同工们的实行违反这些原则，教导一个权力阶级制度。其中最高的是神，其次是基督，再来是“那使徒”，最后是长老。他们赋予“那使徒”（唐懋毅）近乎绝对的权柄；他们教导说：“你若是违背唐弟兄，就是违背神。”他们建立了工人和长老的阶级组织，好执行“那使徒”的“指导”（指令）：一些弟兄被指派作“国家级同工”，和“区域级同工”；在长老们中间，在一地的某位长老可能被任命为“第一长老”。这种安排是组织的、阶级的，且是违背基督身体的生机性质的。在唐懋毅工作中的每一阶层，背负责任的人必须要服从那些在他们之上者的指令，否则就有被赶出去的危险。许多工人和长老都因为“不与那使徒是一”而被解职，甚至被逐出召会。唐懋毅及其同工们强调对他权柄无条件地服从，并且恐吓任何批评他们工作的人。一面，他们教导说，只要你服从唐懋毅的指导，无论是错是对，你在神面前都不需要为结果负责；这种教训颠覆圣徒们的良心，并使他们对这一切真理的偏离毫无感觉。另一面，唐懋毅及其同工一再地说，那些对他们的教训和工作表示忧心的人，可能因为亵渎圣灵而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他们为了将恐惧注入到人里面，就用临到某些圣徒和他们家人的悲剧，作为神审判不与唐懋毅是一之人的例证。有些圣徒因为转离唐懋毅的职事，受到他的同工们及其跟随者的咒诅。另有些圣徒遭到恶意的攻讦；而其控告者所攻击的私人问题，若不是控告者自己捏造的，就是多年前已经对付过了；他们完全不顾这样的控告给被控告者及家人所带来的破坏。可见，其性质是何等恶劣，众圣徒必须拒绝一切这种滥用权力、维护自己、当受谴责的说话。
工作的最终结果就是分裂
在某些已建立地方召会的地方，唐懋毅的同工们聚集圣徒，在召会之外有分开的聚会，设立分裂的饼杯。在某些事例中，他们在现有召会的邻近城市建立“召会”，用城市界限为其分裂的借口，然后再从那些召会吸引圣徒加入他们。这两种作法都违背一的立场的真理。设立任何聚集为着建立隔绝、分开的交通，乃是分裂。目前，他们至少在以下国家的五十一个城市中设立分裂的擘饼聚会。这些国家是：西班牙、南非、肯亚、乌干达、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仅此一点，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工作就必须为所有关心主在祂恢复中权益的人所唾弃。这种实行违背新约基本的原则，就是—的立场；这原则都曾为倪柝声和李常受所教导，乃是在主恢复的实行中，基本的真理。
倪柝声在《敞开的门》第二十四期（下），交通说：“任意去另外设立教会，这是最大的罪。我们要怕设立教会，过于怕作任何的事。弟兄们！你们看见这个的严重么？再没有比任意设立教会更坏的！请你们记得，什么都办得，就是教会办不得。因为这是基督身体的问题。这件事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弄清楚。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去，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到底这个地方有没有教会。不是这个教会强不强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这个教会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地方已经有了地方的教会，我们绝对不能有第二个教会，我们必须害怕另外设立桌子擘饼，因为这是不得了的事。”
李常受在《召会实际的彰显》第三章里，说：“如果我在某一城市里，无论我对那些在当地聚在一起，作为独一地方召会的人感觉如何，并且无论他们如何对待我，我都没有选择。我必须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我必须学习破碎和否认己的功课。只要独一的一已经在那里，我就没有立场，没有权利，也没有地位在那地方开始另一召会。我必须受约束并受限制。这是真实的功课。”在《一个身体和一位灵》第一篇里，他又说：“…今天有一些曾经与我们在一起的人，竟然敢制造分裂。一位弟兄告诉一位异议者，我们不能容忍分裂。这位在安那翰制造了分裂的异议者就说，他要去解散那个分裂，或者把它从安那翰搬出去。我听见这话，就对自己说，你即使能把那个分裂搬到火星去，它仍然是分裂。分裂就是分裂。最后，那个分裂就从安那翰搬到附近一个已经建立了召会的城市。这件事给我们看见，在基督身体的事上，异议者是多么的在黑暗里。只就着白纸黑字知道一些道理，并没有什么意义。”
五、篡窃召会立场的真理，破坏召会的地方行政，各地报导，文件摘录
唐懋毅工作扩展所及之处，其召会和圣徒立场的衡量标准，在于他们与唐懋毅及他的教训和“指导”的合一程度。根据唐懋毅和他同工们的说法，一个召会或一个圣徒若拒绝唐懋毅的指导，就相当于该召会失去其立场，或是该圣徒失去其聚会的立场。当有些召会中的领头者决定不再跟随唐懋毅的工作或职事时，某些唐懋毅的同工应对这种对他们权位的挑战，乃是进到这些地方，推翻当地的领导，把原来的领头弟兄换成其他效忠唐懋毅的人（这大概是他们惟一的资格）。因此，唐懋毅及他的同工们已篡窃召会立场的真理，并破坏召会的地方行政，用对唐懋毅个人职事和工作的效忠取代了圣经的标准，作为他们在承认召会上管制的因素。
譬如，当某地的负责弟兄们敞开当地的召会，邀请唐懋毅工作范围以外的弟兄前来尽职时，三位唐懋毅的亲密同工代表他写道：“唐弟兄否定这些弟兄在召会的名义里所采取的行动。”他们宣称只有跟随唐懋毅的人才是“坚定站在召会的立场上”。在厄瓜多尔和智利，有这样的教训：那些离弃唐懋毅“指导”的人是在背叛里，因而失去了召会的立场。在其它事例中，有一个新“召会”在已有召会的地方成立，其惟一的理由就是要维持“与那使徒的交通”。在许多事例中，有些圣徒因为想要跟随倪柝声和李常受之书刊（水流职事站的出版）所带来的新约职事，而被赶出召会或是受到严重的逼迫。这样的实行是滥用权柄且制造分裂，在主恢复的众召会中间绝无地位。以下列举几个国家的事例：
智利
南智利众召会是直接受倪柝声和李常受之著作的影响，于一九七八年在Quillota、Maipu、Concepcion等三个城市兴起的。他们多年来接触唐懋毅的工作，认为他所作的，与全地其他众召会相同，并按照时代的职事。事实上，唐懋毅早年大力推荐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并宣称他与这职事乃是一。
前些年，藉由浏览网路上的西班牙文书报，特别是《晨兴圣言》和录影训练，那里的弟兄们领悟到现今唐懋毅的教训和工作，与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有相当出入。那些教训既未正确地触及、也未适当地强调李常受职事末了关于神圣启示的高峰。相反，关于生机的拯救，唐懋毅和他的同工则添加了其它的点。如批评美国的弟兄们只有法理的职事，唐懋毅像使徒约翰一样有生机的职事，使徒保罗的职事亦仅是法理的。南智利众召会的许多圣徒感觉到这些异常的事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并发现唐懋毅的工作已违反了主恢复里一的行动。
事情肇始于Juan Rubilar辞去工作的职分，他是智利Conception召会中多年跟随唐懋毅的一位同工。在他与唐懋毅就其教训和实行之偏离进行多次谈话以后，于二00七年七月六日写了一封短笺，告知唐懋毅，说：“我已在我的主面前作了坚决的决定，正如我在二十年前决定放下职业，出来全时间事奉主和祂的定旨一样，我决定不再继续作你的同工。”
紧接着，于七月十六日，唐在川发布了一份关于唐懋毅的方针声明，交由智利第七大区Canete召会的Joel Valenzuela来分发。这份文件的语气就像一个大权在握的统治者所发布的官方诏令一样，内容要点如下：1、声称那些不跟随唐懋毅之方针的人不再是非拉铁非，已经堕落到老底嘉。因此，唐懋毅的跟从者可以忽视他们为主恢复之召会的立场；2、以唐懋毅的职事为独一的判断因素，决定谁是、谁不是某城市里的召会；3、以他们断定为非拉铁非或老底嘉的主观标准，取代召会的真正立场，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4、指明“谁是召会”一事，乃是由唐懋毅说了算，而他也已着重地、明确地说“我们应当远离那些决意在老底嘉里的人，不要和他们接触”。
七月十九日，唐在川又写信给Juanr，作为对他辞去工作职分的回应。在这封电邮里，唐在川代表唐懋毅下达指令，所传达的信息如下：1、攻击Juan其人，指控他满了野心和骄傲，成为背叛者，违反唐懋毅的方针；2、称Juan为“犹大”、“叛徒”；3、要Juan将工作和召会交出来给唐懋毅，显示在他们的观念中，工人拥有召会和工作；4、要Talcahuano召会（被指控为老底嘉）将其房地契移交给Alex Vallejos，即使Talcahuano召会仍在当地聚集，而且Vallejos不在当地召会聚集，或代表当地召会；5、以邪恶、分裂之人警告Juan，却不指名为谁；6、警告Juan除了终极恢复的路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那条路指的就是唐懋毅的工作。
当有一位圣徒Hugo Vergara写信为Juan的人格和基督徒生活辩护，并对唐懋毅的教训和工作提出质询时，唐在川以电邮回信，并作声明说：“不仅Juan是背叛的，所有跟从他的人都是背叛的（暗指Hugo也是叛徒）；你若反对唐弟兄，就是在抵挡神，去读民数记十二章；在Talcahuano设立第二个桌子是可以的，因为许多公会也在作同样的事。”另外，有两位领头的弟兄被指控为“间谍”、“渗透者”，并在唐在川的指示下，被粗鲁、公开地逐出事奉聚会。
七月二十五日，唐在川再以电子邮件致智利的一位弟兄，信中内容指明，那些不跟随唐懋毅的人就是在分裂里。他说：“对某些人唐弟兄也许不是使徒，但对智利他当然是使徒。三十年后你想要改变职事吗？你不能这么作，因为这是那灵的工作，没有人能毁坏它。…你们为什么在维多利亚和美国人有特会呢？…一个背叛的召会怎么能背负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别且纯净的见证呢？你们实行神众子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是分裂吗？这是什么样的饼杯？这是不洁的饼杯，因为它是出自分门别类、分裂。这些人跟随虚谎，自我封闭。但是，主在每一个地方，都为祂自己留下属于祂的人。…他们才有资格擘饼。当然，如果你想继续擘饼并留在分裂里，也可以；就连公会也擘饼。让我们各走各的路。”
厄瓜多尔
二00三年，唐懋毅在哥伦比亚Bogota的一场特会中说，美国的同工们已变得像一只老母鸡，坐在她的蛋上，这些蛋却孵不出小鸡来，现在那灵的流是在南美洲。他又说那些跟随他方向的人是非拉铁非，而美国众召会已成为老底嘉，只有知识，没有实行。在同一场特会中，Valdemar Quintero和Rodrigo Lopez这两位弟兄，与唐懋毅交通，被告知说：“若不是有Jorge Navas（唐懋毅在厄瓜多尔的同工），你们会想要作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所作的（就是接受美国的弟兄们）。”而Jorge Navas却恶毒地说，余洁麟所以得癌症，是因为他不愿签署一封公开信，承认唐懋毅是李常受指派给南美洲的使徒。
当Ambato召会决定要跟随时代的职事时，唐懋毅来到这个城市，不但没有寻求与负责弟兄们交通，反而在一个名为“生命粮”（El Pan de Vida）的公会举行特会。Ambato召会有十位圣徒参加了那场特会。唐懋毅对他们说，Ambato召会已经成为宗派，因为他们离弃了使徒的方向。故此，他们（这十位从Ambato前去参加特会的圣徒）现在就是召会，从当周开始可以在Mariana Navas姊妹（Jorge Navas之母）的家中聚集擘饼，她就住在会所的前面。
紧接着，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为厄瓜多尔的众召会设立负责弟兄，而不承认已有的负责弟兄们的权柄。他们教导说，离弃使徒的方向等同失去召会的立场，因此就成为一个宗派。于是，有些不在Ambato召会聚会的圣徒，包括一位出国五年之久的弟兄，都被设立为负责弟兄，因为他们“与使徒是一”。其它地方也有同样的事。然而，有两处召会的圣徒被革除，因为他们不跟随唐懋毅的“方向”；Valdemar和Rodrigo这两位弟兄，因为表达他们想和北美弟兄们有相调的渴望，所以从事奉中被开除，并被指控为背叛、野心和分裂，且禁止访问众召会。
二00四年，Milagro召会有八十位弟兄被革除，因为他们参加在Ambato举行，由Sterling Byassee和Eric Romero（不属于唐懋毅的同工）分享的特会。并且，被告知说，所有不与“使徒方向”是一的人，都必须离开会所。
十月一日，面对Jorge Navas对Ambato召会是在分裂和背叛里，这非常严重的指控，Ambato召会的负责弟兄们致信主恢复里众召会，陈明其立场。弟兄们在信中说：“我们带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卑微，宣告我们所惟一渴望的，就是以和平的联索，保守那灵的一（弗四3）；我们也强调，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意图（如所指控我们的）。相反的，我们向主恢复里众召会，以及众圣徒的交通，和相调完全敞开。我们见证我们是站在独一的立场，就是一的立场上。并且明白我们交通的基础不是任何实行，或任何工人，而是地方。所以我们在所敬爱的主面前，证实我们不在分裂或背叛里。我们身为领头的弟兄，主将群羊交托我们，要我们向祂交帐。因此，我们决定照着时代的职事，跟上主当前即时的说话。这样的决定引起了反对我们的逼迫和控告。为此，我们切望能在真理和神圣启示的光照之下澄清，这样控告我们的根据何在？因着主的怜悯，我们看见了时代的职事，我们惟一的渴望就是联于这时代的职事，使其能够继续下去，好叫主的定旨，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能得以实现。我们承认并接纳任何在这独一新约职事中有份的执事。我们信靠主作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贯彻此一决定，叫祂的恢复得着益处。”到十二月，弟兄们再次致信主恢复里的众同工和众召会，对于那些不实的指控作澄清。同时，对唐懋毅的同工秘密邀请一些圣徒去参加他们的特会，等一些事，提出质询。
十二月十三日，由唐雅川、马荣民和Helcio Almeida以唐懋毅之名签署，致信Jorge Navas，传达唐懋毅致厄瓜多尔众圣徒和众召会的交通。在信中，他们说：“一、唐弟兄是李常受弟兄所指派，特为照料南美州的众召会。他也忠信竭力地完成此一托付，带领众召会走在灵和生命的线上。二、有些Ambato的弟兄，在国外的影响下，不顾那灵这些年来所成就的一切，散布死亡说，他们有自由接受其他的职事，藉此拒绝并漠视神代表的权柄，就是这位像父亲一般照料本地区的人。三、唐弟兄已经宣称，这些以Ambato召会为名之弟兄的举止是无效的。他们个人有自由去作他们所认为对的，而不是以召会的名义。那些在这事上清楚、单纯的弟兄们，应该在召会的立场上，并那灵的引导下坚定站住，继续与该国其他的召会是一。”这就是唐懋毅的同工以他之名，僭越厄瓜多尔Ambato召会的地方行政，抹煞不在唐懋毅工作下之同工的行动。
二00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厄瓜多尔的负责弟兄们，又联名签署写信，对唐懋毅和他的同工们在厄瓜多尔众召会之间所造成的损害，作简要的事实回顾。并在信中说：“厄瓜多尔有这么多消极的事件，我们感到遗憾，但我们相信，尽管有这一切的事，主仍然要藉着这份时代的职事，在祂的恢复里往前。我们渴望紧紧跟随这份职事，为着基督独一身体的建造。”
墨西哥
唐懋毅的同工Bruno Frossard从巴西搬到Toluca，参加了几次墨西哥市的召会聚会。弟兄们听说他打算在Toluca作工，就于二00八年九月三十日写信给唐懋毅，请求他尊重那些圣徒的劳苦和交通，也不要打发任何不尊重兴起Toluca召会之交通和配搭的工人。当天，唐懋毅的同工马圣民在回信中，确定表示他们不会在已有召会的地方另外开始分开的聚集。然而，仅在一个月后，唐懋毅的工人就在Toluca开始了一个在Toluca召会之外的聚集，甚至宣告是Toluca召会的第一次聚集。
为此，在那里劳苦的同工们和负责弟兄，于二00九年一月，发出一封给墨西哥众圣徒并众召会交通和警告的信，关于“一个在我们中间当前的危险”。弟兄们在信中说：“自从三十多年前主的恢复来到墨西哥，迄今已有七十七处召会兴起，将近四千位圣徒；这是主对在新约职事领导下同心合意的祝福。我们为着主在这段时间所作的一切感谢祂。作为召会和工作中的领头弟兄，我们担负牧养神群羊的责任，这不仅包括顾惜和喂养，也包括在需要时候，向圣徒们发出警告的号声。…墨西哥众召会的领头弟兄们和同工们，被迫必须与众圣徒交通一个最近在我们国家开始影响主恢复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来自一班工人；他们曾经一度在神新约经纶的真理和众召会的交通上，与主的恢复是一。叫我们伤痛的是，他们逐渐离开主恢复这两件基本的事。主的恢复是藉着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临到我们，他们却偏离了这两位弟兄的新约职事，去转向一个基于不同异象的不同教训。悲哀的是，他们建立起一个宗派的实行，偏离了八十多年来主在我们中间所建立合乎圣经的榜样。…我们所说的，就是来自南美洲的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工作。”
西班牙
在马德里的召会，开始于二00二年前，作为在主恢复里的召会，享受时代的职事，不受巴西工作的影响。二00五年，从巴西来的Fernando AqueraFernando抵达马德里，他事先没有与当地带领弟兄交通或知会他们，就向马德里召会的圣徒分发唐懋毅的书刊。这些书刊已在马德里的圣徒中间引起混淆。为着这个工作，Fernando在他家中另设一个奉献箱。二00六年年末，从巴塞罗那、柯尔多瓦、维尔瓦、马德里、马拉加、巴伦西亚和巴利亚多利德，陆续有消息传出，说Fernando与其他巴西同工们到西班牙其它城市旅行，向当地召会分发唐懋毅的书，再次在圣徒中间引起混淆。弟兄们确知这些活动。至少在一处召会中，Fernando与同他一起的人，反对关于一个出版的交通，批评水流职事站和在欧洲的召会。他也批评马德里召会的祷告聚会和职事聚会，说马德里召会所看职事录影带中说话的弟兄是“叛徒”。同时，弟兄们得知他们竭力要成立一个训练中心，并制定了一个特会的时程表，且要购买一辆箱型车用来传布唐懋毅的出版物。
二00七年，Fernando从马德里搬到巴塞罗那；从秘鲁来的一位同工Rueban，也搬到巴塞罗那。他们代表唐懋毅在那里的工作。他们来巴塞罗那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两班圣徒在巴塞罗那多年了。其中一班约有十七位西班牙圣徒，包括一位姊妹为着主的恢复在那里至少有十年了。这班圣徒定时有聚会。另一班有二十五位华语的圣徒，他们在巴塞罗那近郊，有更频密的聚会。这两班圣徒都为西班牙众召会所知悉，在那个区域服事的同工们也认识他们。吴有成早先又访问过那里的华语圣徒。然而，Fernando与Reuben没有知会在巴塞罗那的这些圣徒和召会，没有与他们交通，就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考虑现况，就开始另立“擘饼聚会”。事实上，这等同弃绝了那些圣徒，而形成宗派。
对此，二00九年二月八日，作为在西班牙的工作和召会中背负责任的弟兄们，向那里众召会的亲爱圣徒们，公开发表了一封警告信。弟兄们在信中说：“我们有责任警告你们，要提防一个制造分裂并欺骗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最近几年在西班牙开始活跃，就是唐懋毅的工人在西班牙现有召会的交通之外另设聚会。这个工作是在假冒和隐密中进行，与光的儿女并不相称（弗五8），对主的仆人更是如此。新约职事的真正执事不用诡诈来尽职事，而是将真理显扬出来（林后四2，参弗四14及其注解）。我们现在劝戒你们，不要被唐懋毅工人的巧言所欺骗（西二4）。…这封信中的警告是必要的，这是为着保护西班牙的众召会，留在使徒教训的健康话语中（提前六3，多一9，徒二42）。我们切望能与主合作，以保守祂在西班牙的众召会中所成就的，好叫这里的召会能够与全欧洲，甚至全地上的众召会，在同心合意里一同往前（徒二46，罗十五16）。我们请求你们要祷告并儆醒，以达到这个目标。”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二00七年，弟兄们发现唐懋毅的工人又开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活动。不论他们到何处作工，都带着唐懋毅的书籍，并且竭力在他们所接触的人和唐懋毅在巴西的工作之间，建立一个排外的关系。
对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负责弟兄们，于二00九年三月八日，联名签署写给那里众圣徒的信中说：“我们很喜乐，因为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众召会近年来享受着空前的同心合意；我们一同交通，一同配搭，与主合作来执行祂的行动。我们与彼此并与主一同行动，已经带下丰富且显明的祝福。众召会在生命和人数上繁增，主的恢复也在全区扩展。…我们都应该看见，我们藉着操练在主行动的一道流中执行职事的一个工作，蒙受的是何等的恩典。在朝此目标往前的路上，有一个紧要的因素，就是要继续留在独一的新约职事中，其内容乃是使徒独一的新约教训。这信念反应在我们受限于一个出版的实行上。可悲的是，我们必须要告知你们一个对同心合意的危害，一个对主恢复中一的见证，以及主在我们中间之行动的危害。此危害源自一个不同的工作；这工作打着主恢复的旗号，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极力扩展并散布不同的教训。这工作就是来自巴西的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工作。…这个工作已经破坏主的见证，带进混乱，因而使得某些圣徒离开主的恢复。唐懋毅自己已表明他强烈的意图，要把他的工作带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他称义此一行径的理由抹煞了主恢复实行中的重要原则。因此，我们要警告所有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徒们，不要陷入唐懋毅工作的网罗，也不要接受其分裂的教训。这样的警告是必要的，这使我们得以保守主在我们中间所得着的，并给祂一个稳固的基础能以继续往前。”
加拿大
李常受于一九六三年访问多伦多。自那时起，多伦多及周边地区、西边的温哥华、以至全加拿大，一个一个召会藉着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被兴起来。有时虽经历风暴与风波，短暂地受点影响，但那里的众圣徒最终进入了主对合一所命定的祝福，也进到了全地众召会的同心合意里。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唐懋毅与安大略省伦敦市的某些弟兄建立起一个特殊关系。他自己经常访问该地并召开特会，他的工作也差派许多工人到那里举办特会和训练；他又鼓励那里的弟兄们常到巴西访问。他把伦敦市的工作看作是他自己工作的延伸。在全北美的工人中，唐懋毅只承认王文山和其他几位弟兄是他的同工。在二00六年前，王文山设立了GPP的训练中心，其形式是以唐懋毅在南美洲的训练为模型。他们鼓励青年人参加GPP，而不去参加安那翰的全时间训练。GPP训练的进行完全漠视并脱离与该地区其他召会的交通。另外，唐懋毅在加拿大的工人设立了出版机构，为要翻译并发行他的英语书报。并成立了一个加拿大的网站，用以推广唐懋毅的文字；其中包括《每日灵粮》，就是一本宣传唐懋毅教训的刊物，其形式与《晨兴圣言》类似。《每日灵粮》已经取代了李常受的职事，成为跟随唐懋毅之人的主要食粮。
对于唐懋毅在加拿大讲说并出版了许多不同的教训，包括他贬低使徒保罗的职事，散布关于启示录十二章错谬且欺哄人的教训，定罪北美众召会已成了老底嘉，只有跟随唐懋毅职事的人才有特别的托付，等等。二00九年三月十七日，在加拿大主恢复中服事的弟兄们，公开发表了一封警告信。弟兄们在信的开头说：“如今，我们面对一个存在于众召会中间的问题，尤其是在东加拿大地区；这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唐懋毅不同的教训及其独立的工作，越过越明显地在召会和圣徒中间产生混乱、破坏和分裂。已过数周，墨西哥和西班牙的领头弟兄及同工们发出警告信函，因为唐懋毅分裂的工作破坏了他们所在国家之身体的见证。他们的信反应出我们的经历，我们与他们有同样的担忧和结论。此外，我们非常清楚，唐懋毅的工作在欧洲其它地区、中美洲和非洲，也制造了类似的问题。上个月，我们有几位弟兄寻求与王文山和其他在加拿大伦敦市推动唐懋毅工作的人有交通。我们透过书面和个人接触，提出我们的请求，但我们的努力不是遭到回绝，就是没有任何回应。这让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公开地警告加拿大的众圣徒，务要提防唐懋毅的职事和工作。”
意大利、德国和瑞士
二00一年，在美国加州隐基底营区和会议中心举办的国际同工交通中，唐懋毅的同工马天民，以及其他有份于唐懋毅工作的人，同意要将他们的工作从欧洲撤离。但自二00二年起，唐懋毅的另一位同工Joao Antonelli，迁居意大利，并开始在那里推动唐懋毅的工作，完全不顾该地已有与欧洲同工们配搭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位欧洲的同工知道Joao在那里作工。其后，Joao的兄弟也加入了他的工作。他们连同马荣民和其他人，以单独、隐藏的方式，将唐懋毅的工作传布到意大利的好些城市。其结果，乃是在意大利真实走主恢复道路的圣徒中间，造成混淆。因为在这些城市中，有些已有主恢复中的圣徒，聚在一起有家聚会和祷告聚会。
二00五年五月，五位弟兄到意大利的曼托瓦与Joao会面，向他敞开交通的门，并邀请他来参加意大利现有的特会和聚集。弟兄们邀请他与欧洲的同工们交通，并以相调的方式来作工。Joao没有接受这些邀请；相反的，他和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同年就在意大利的Sirmione举办了他们工作的第一次夏季特会。以后，他们还在罗马和意大利的米兰办特会，以及在曼托瓦办训练，并陆续举办其它的活动。尽管弟兄们屡次邀请他们来参加与欧洲工作，尤其是与意大利工作配搭的特会，但Joao仍然执意不参加任何唐懋毅工作之外的特会。
Alex Kemmer也是唐懋毅的同工，在德国的斯图嘎积极推动唐懋毅的工作，他的哥哥Robinson Kemmer（另一位唐懋毅的同工），于二00六年加入了他的工作。
二00六年八月六日，Robinson在瑞士的雷根斯多夫的主日聚会中数次大声、坚持的讲话，企图带领圣徒用跟唐懋毅工作有关的方式来唱诗。他甚至企图延长唱诗的时间，占用申言聚会的时间，弟兄们只好要求他停止。圣徒们都很清楚，从他的说话和态度来看，他是在提倡唐懋毅工作的实行。在一次下午的录影信息聚会中，他坐在会场后方，用英语大声地评论什么是他能接受的，什么是他不能接受的。他的异议和行动搅扰了许多圣徒，也破坏了召会的聚会。
八月十日，雷根斯多夫召会寄发电子邮件给在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圣徒，邀请他们参加从十月一日开始的相调聚会。这是每年德语圣徒例常参加的聚集。八月十一日，Alex向同一班圣徒寄发了一份不同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参加在罗拉赫的聚会，所定时间直接与在雷根斯多夫的聚会相冲突。此举在圣徒中间产生了极大的混淆。唐懋毅的工人们没有与欧洲的召会或同工们交通，便开始在罗拉赫召开自己的聚集。
于是，在十月份，斯图嘎的弟兄们向Alex和Robinson提问此事；另有两位唐懋毅的同工（马荣民和Joao）也参加了这次交通。斯图嘎的弟兄们向他们指出罗拉赫聚集所造成的混淆和搅扰。马荣民在回应时，向弟兄们保证说，在这混乱得到解决之前，他们不会在罗拉赫再有任何聚集。但他们随后的行动却与马荣民的保证相反；尽管他们在圣徒中间所带进的混乱和不安仍然存在，他们却继续单独在罗拉赫召开特会和聚集，同时也没有与德国和瑞士的召会与同工交通。罗拉赫靠近法国和瑞士的边界，却已成了唐懋毅在德国工作的中心，且与该区域其他的召会隔绝。罗拉赫赫然成为唐懋毅同工的聚集地，也是他们企图扩展其工作的根据地。罗拉赫不有份于德国和瑞士众召会的普遍交通，也不有份于任何相调特会或欧洲的工作。相反的，他们举办自己的特会，许多时候都与欧洲既定的特会相冲突。罗拉赫的聚集如今带有唐懋毅工作连同其特殊教训和实行的独特味道。
十一月二十六日，Alex和Robinson在斯图嘎公开讲说异议，反驳弟兄们在申言聚会所说的话，特别是跟时代职事有关的事。他们强烈抨击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说这职事是“死沉、死沉、死沉”。此举为了帮助斯图嘎的圣徒认识到他们是在推动唐懋毅的工作，而这工作与全地众召会所接受的普遍职事竞争。至此时为止，他们已经私下要求召会中的领头者让圣徒们在《晨兴圣言》之外，也使用唐懋毅的《每日灵粮》；他们也要求停止为召会向水流职事站订购书报，并在召会的代祷事项通知中加进与唐懋毅工作有关的活动。没过多久，这兄弟俩就脱离了斯图嘎召会的交通。
二00九年四月二日，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弟兄们，联名签署，致信主恢复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众圣徒与众召会，论及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分裂工作。并在信中说：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注意正面积极的事物，譬如神完整的救恩、神圣的生命、神的经纶、和召会作基督的身体。这些事物使得欧洲的召会得以兴起，并且至今仍在丰富地喂养圣徒们。鉴于这些丰富的事物，我们也必须花些时间来对付一个出现在我们中间的严重问题；这问题已存在于欧洲许多年了。这问题就是唐懋毅和他同工的工作。作为关切主在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恢复，并担负此地区众召会责任的同工们，我们多年来对这份工作及其工人操练宽容忍耐。我们盼望找到一条路，让这些工人也能调进主恢复的一个工作中，并且有份于基督身体实际的交通。然而，唐懋毅的工作仍然打着主恢复的名号，单独作工，于是产生单独、隔离的团体；他们不以身体的一为立场，反而以他们与唐懋毅工作的联系为立场。事实上，这个工作及其工人随着年日越过越单独并孤立。唐懋毅的工作所造成的破坏，也随着他工作的扩展而不断增加。除此以外，他的工人没有任何意愿要与我们交通和配搭；这样的交通和配搭是我们在召会中和在工作里所珍视的。
…尽管欧洲的众同工和众召会多次邀请那些有份于唐懋毅工作的人，加入这个相调的工作，他们却选择孤行己路；其结果必然是混乱、隔绝和分裂。他们对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召会所造成的破坏，清楚指明唐懋毅的工作是一个单独且分裂的工作。虽然我们绝不赞同这个工作，但当有我们认为同有基督身体异象的人，出现如此宗派的行径，并离开我们去作他们自己的工作时，我们无需感到惊讶。保罗曾警告众召会，这样的事必要发生：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徒二十30）。这话已经在我们中间，应验在唐懋毅身上了。因此，我们有责任警告众圣徒和众召会，要提防唐懋毅和他分裂的工作。
…我们必须宝贝众圣徒和众召会之间健康的同心合意，并且谨慎的保守这个一，不受到任何污染。虽然我们爱所有的弟兄，我们的爱并非没有界线。我们爱人不该愚昧，乃该在充足的知识并一切的辨识上，多而又多的洋溢（腓一9）。唐懋毅的工作迫使我们对它在我们中间所产生的东西，操练有知识和辨识。因此，我们众人都该心思清明，带着祷告来接受这份警告，提防唐懋毅宗派和分裂的工作，并停止与这工作，以及一切推动这工作的人往来。若有受到该工作影响的圣徒接触你，我们请求你在接受他们时要操练谨慎，并且一定要与你所在地的领头弟兄有交通。”
此外，在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南非、秘鲁、巴拉圭亚、佛罗里达州，等多个国家及地区，都有唐懋毅及其同工的分裂工作。为此，二00九年，DCP（辩护与证实）专项服事的弟兄们，特别成立《忠信的见证人》网站（afaithfulwitness.org）。目的是向主恢复中的圣徒陈明这些内容，是要众人认识唐懋毅工作偏离的严重性，并转离他的工作和那些推动他工作的人。
六、交通和警告的信
二00九年四月四日，代表主恢复里的众同工，有近百位，向主恢复中的众圣徒和众召会，联名签署写了一封“交通和警告的信”。信中论及唐懋毅和推广他分裂工作之同工，在教训与实行上的偏离。
在信的开头，弟兄们说：“虽然我们屡次试图与唐弟兄和他的同工共同解决这些难处，但现在已经清楚，他们无意改变他们的道路；相反的，他们更为激进地推广他们错谬且带进分裂的教训，并扩展他们分裂的工作。最近数月，在墨西哥、西班牙、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加拿大、哥伦比亚、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服事的领头弟兄们已发表公开声明，警告这些地区的圣徒提防唐懋毅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信上所写的，也同意弟兄们发信的负担。在一个身体的原则里，主恢复中的众召会都应该留意这些警告。我们也收到从其他国家来的许多报导, 说到唐弟兄之工作和职事所造成之难处。因着唐弟兄和他的同工极力宣传他们错谬的教训，并在主今日的恢复以外，扩展自己的工作，并与主的恢复争竞；这恢复原是由倪柝声和李常受带给我们的新约职事所兴起的；因此，我们有负担向众召会和众圣徒发出此封交通和警告的信函。我们请求所有的领头者和圣徒们，带着够多的祷告和代求，审慎阅读此信。我们特别请求这些教训和实行扩展所及之处的领头者，能针对这些谬误警告圣徒们，并用使徒独一的新约教训给与他们预防注射。对于任何可能收到此信而又已经受到这些教训和实行之影响的圣徒，我们在爱中敦促你们，要清明地阅读本信内容，并用这些内容祷告。”
接着，弟兄们交通了本篇以上所讲述的部分内容。
在信的结语中，弟兄们说：“本信中所提及的事实都是根据广泛的查证。其中所列关于唐懋毅及其同工错谬教训的例证，皆取自他们自己的说话和著作。他们工作所造成的难处也都有详实的文件记录。如欲取得进一步资讯，请参见afaithfulwitness.org网站。我们要清楚声明，本信中所描述唐懋毅弟兄及其同工们的观点和作为，并不代表藉着倪柝声和李常受两位弟兄所带给我们之新约职事的观点和作为。它们也不代表主的恢复从一九二0年代直到今天，在领导方面的实行。我们不同意，并定罪一切用主恢复的名义所带进的错误教训和分裂工作。
一个担负责任的人若是偏离了真理，无论他是谁，圣徒都不该跟随他；即使他们曾经从他得到帮助,也不该跟随他。为了要对真理绝对，对主的恢复忠信，我们都必须把个人的情感和关系摆在一边（太十二48-50，彼前一22）。不管我们以往从某一位身上得着多少帮助，如果他作了得罪身体的事，我们还是必须实行真理（指罗马十六章十七节的真理）。（召会生活中引起风波的难处，三0页）
对真理的绝对，乃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情感的影响，就是自己的亲兄弟、亲姊妹也不能影响真理。在属灵的事情上，人的关系一摆进来，真理就不绝对。（《倪柝声文集》第三辑六册，一八四页）
我们诚挚地盼望并祷告，藉着我们救主神的怜恤，唐弟兄及其同工们能改变他们的道路。同时我们也宣告，任何人若真实的转离他们的偏差，我们仍然乐意恢复与他们的交通。
我们深切地盼望，主恢复中的众圣徒和众召会能蒙保守，不受到进一步的破坏，并能在平安中得建立（徒九31）。我们请求众圣徒持续为此祷告、代求。对于那些已经接触到唐弟兄及其同工们所宣传之教训、出版或实行的人，我们劝告你们要拒绝他们，好叫你们蒙保守，也叫身体免受混乱、破坏和分裂之害；这些乃是在与神经纶相违背的教训得以生根并生长时，必然的结果。对于那些跟随这样教训和实行的人，我们在基督的爱里劝戒你们，当远离这些事。我们也鼓励众圣徒放心振作，并因主在祂恢复中持续的说话而得加强。现今祂见证的照耀，以及祂行动在全地的扩展，都是前所未有的。愿主保守所有的圣徒和召会，都留在真正的一和同心合意里（约十七11，21-23，弗四3-6，罗十五5-6）， 使我们思念相同的事（腓二2），说相同的话（林前一10），好叫我们能一同完成新约职事的独一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弗四12）。”
七、撤销生命树出版社（EAdV）翻译并出版倪柝声与李常受之著作的权利
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写信致生命树出版社（EAdV）诸位董事，告知撤销其翻译并出版倪柝声与李常受之著作的权利。这是因着EAdV在文字工作上，开始其独特色彩，推崇唐懋毅这位执事为其主要著者，而清楚显示对李常受的职事有所偏离。
致生命树出版社（EAdV）诸位董事
亲爱的弟兄们：
水流职事站（以下简称LSM）特奉此函，表明撤销前此授与生命树出版社（EAdV），将LSM全部材料（包括LSM所有倪柝声与李常受弟兄之职事信息材料）译为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或任何语文之许可权；也撤销一切前此所授与，任何译自LSM材料之书刊的再版许可权。
我们理解并承认，多年前李常受弟兄曾代表LSM授权EAdV将LSM的材料（特别是他的职事信息）翻译成葡萄牙文。我们也承认，直至若干年前，EAdV在其出版工作上仍忠于李弟兄的职事，因此合格于翻译LSM的职事材料。然而，数年前EAdV于其出版工作上，开始在两个重要方面偏离了李弟兄的职事。第一、EAdV开始推崇唐懋毅（Dong Yu Lan）这位执事为其主要著者，而主恢复中之众召会现今公认他偏离了新约职事的完整内容；第二、EAdV选择性地翻译并出版李弟兄的职事信息，只将其认为有益之李弟兄的职事信息提供葡语圣徒，而不翻译并出版李弟兄本人认为有益的信息，如李弟兄所希望在全球以多种语言出版者。EAdV的出版工作，在此二特点上已持续数年，显然EAdV已无意继续忠于李弟兄的职事。我们强烈认为，李弟兄过去的授权，不可以被人利用，将他的职事与违反完整新约职事者相混，或剥夺众圣徒从他的职事所能领受的一切。因此，身为LSM当前的负责人，我们认为不宜继续许可EAdV翻译LSM的材料。
我们也明白，EAdV有大量库存之译自LSM材料的书籍。我们觉得，这些书籍极适合给众圣徒享受，因此我们不要求EAdV停止销售已印行之书籍。然而，EAdV不可再版任何先前译自LSM之书籍。任何先前行之有年的授权，皆已废止。若能达成合理的协议，水流职事站愿意购回EAdV所有书刊之翻译版权，以及此等书刊目前的存货。藉此，我们盼望将EAdV已出版之书籍，继续提供给众圣徒。
盼望你们知道，此一决定并非由我们LSM单独定准。我们也将此事与台湾福音书房（以下简称TGBR）交通；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和他们在出版的事上一同劳苦，他们也同意我们的决定，愿意同列为此函之署名人；我们极其乐意如此行。LSM及TGBR在全球主恢复中的众圣徒前，在这件事上系一致的。
此外，我们要澄清，我们所作有关EAdV的决定，绝不影响我们与巴西中众召会及众圣徒的关系。虽然我们终止对EAdV的授权，但我们着重地声明，我们并非孤立在巴西的众召会与众圣徒。反之，我们真正的用意仅在于保护并加速我们李弟兄和倪弟兄职事的葡语出版。我们最近已经如此以葡文出版了新约圣经恢复本、晨兴圣言、和诸多水流职事站的新书，并将尽力继续发行更多的材料。此外，LSM所举办的七次节期，包括特会以及一年两次的训练，素来是向在巴西的众圣徒完全敞开。我们希望无人会把我们在此信中所作的决定，当作散布谎言的依据，扭曲LSM与巴西、南美洲众圣徒及众召会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和关注；他们都是我们在主里所挚爱的。
为避免世界各地圣徒和召会有所误解，此函将以相关语文，公开刊登于LSM网站，并且印行。我们希望澄清我们在此事上的决定，以免众圣徒对我们就EAdV、其主要著者、及其出版工作所持之立场，有混淆不安之处。
在基督里
水流职事站署名人： Benson Phillips、Ray Graver、Andrew Yu（余洁麟）、Richard Scatterday、Ron Kangas、Jim Miller、Ed Marks、Kerry Robichaux
台湾福音书房署名人：Liu Suey（刘遂）、Paul Wu（吴有成）
（注：仅英文原函附有LSM及TGBR负责弟兄们之署名。该函之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及中文译本，未经他们审阅，也不含他们署名。英文信函已于二00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经邮务及电子邮件送交EAdV办公室。）
- 待续
高恩灿:历史的简说(介言)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20-193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32-1941)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42-1950)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51-1957)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58-1964)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65-1970)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71-1980)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81-1986)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87-1992)
历史的简说_编年史(1993-1997)
历史的简说_大事记(1-4)
历史的简说_大事记(5)
历史的简说_大事记(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