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林昭

                                            by  彭令范

林昭和我是嫡亲姐妹。她原名彭令昭，父亲给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学班昭。她起先用林昭为笔名，后来才正式改名为林昭。母亲为此感到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姐姐与家庭疏远的一种表现。

姐姐是长女，有一段时间家中只有她一个孩子，即使父亲喜欢男孩，姐姐还是得到许多优惠和专利。加之她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很小就投稿，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类似“神童”的称号。另外她身体娇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亲曾告诉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气得只会哭。反正她是家中一个“宠坏”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爱文学，但有不同的偏爱，她喜欢鲁迅，我喜欢巴金；她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我喜欢莱蒙托夫；她喜欢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欢华彦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她喜欢杜甫，而我则喜欢李白。她喜欢哭，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我极少哭，特别是经历过种种尘世磨难后，我既没有眼泪，也体验不出哭的感情。我认为哭只能表达原始的悲哀，我的泪，流向心灵的深处。

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性强，有炽热的爱，也有或许是过分的恨。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苏州景海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她17岁。父母亲理所当然地要她进大学，她却暗自去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姐姐坚持要去，母亲则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来整理了一个小包裹。我当时和她同住一个房间，就问她，你做什么？她说，不许响！然后她从窗格栅栏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从前门出去到我们住的房间中间还有一条夹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门晚上闩上门闩，不熟悉的话很难离开。等她正在夹弄里摸索的时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里的老保姆王妈。我说快去告诉母亲，否则明天她会非常生气的。王妈立即去了，母亲马上赶了出来，此时姐姐还未打开大门。于是母亲把她“捉”了回来，对她说，明天早上再谈。姐姐回到房里大发脾气，把我和王妈骂得狗血喷头。

事情并未了结，第二天姐姐仍执意要走，母亲坚决不许，于是形成僵局。最后母亲伤感地说，苹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姐姐毫不犹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来好了。这一下母亲生气了，说你口说无凭，立下契约，今后一去，恩断义绝，以后“活不来往，死不吊孝”。姐姐说，好，我就写。姐姐随即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她到底写的什么，我没有看到。接著她拿起包裹，扬长而去。母亲呆呆地好几天没有讲几句话。姐姐去后，大概有两三年与家里不通音讯，似乎真的断绝了关系。到后来，苏南新专的教务长罗列曾到我家和我母亲谈了不少时候。事后母亲很生气，因为姐姐再填表时，在家庭成分这一栏里填了“反动官僚”。

以后，姐姐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新闻系。

姐姐进入北大后一度很受人注目。她当了《红楼》编委，又是游国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因为她的文学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里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来，给我留下较好的回忆。有一天，她给我看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著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由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我对姐姐说，要是我，就不回头 ，看他怎样？她说，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后来在《红楼》编委会上发现他也是编委之一，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著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红楼》编委张元勋等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张元勋因涉及“七人集团”欲往英国代办处政治避难而以参加反革命集团被捕。到“文革”时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张元勋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来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后来姐姐被“镇压”后，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说他是逃犯。我认为张对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赏他的风度。

姐姐成为“右派”的详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张元勋他们的那张大字报。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论坛”上宣扬“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当然还有不少理论观点。据说她并未划为“极右分子”。北大新闻系后来并到人民大学。合并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劳动，一度与谭天荣在一起，他们感情不错，姐姐称谭为小弟。后来谭天荣也被逮捕了。平反后谭在兰州大学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学后在资料室劳动，与王前同在一室。后来在学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岁参加部队，在四川参加过土改，随后南下，在军队中成长，以后保送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和姐姐相处得非常投机，组织上警告他们不要来往，他们非但不听，反而计划要结婚。组织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劳改农场，他以后历尽艰难从新疆回到北京，那时姐姐早已被“镇压”了。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姐姐平反后，在北京开了一次追悼会，甘粹在会上唱了一曲林昭谱写的歌曲《你在哪里》，粗犷的歌声倾诉了他所有的感情。张元勋会后对我说，林昭这首歌是写给谭天荣的。

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扩张，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姐姐不论在划了“右派”之前还是之后，她的思想是不变的。她是一个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不自由，毋宁死”。她的志向是要改变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即使她的思维逻辑并不完全合理，但她认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争议之处，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复兴公园遇到兰州大学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为观点相似，往来频繁，以致后来被称之为是个“集团”。他们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因未被公允处理而强烈不平。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他们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他们似乎并未考虑到事情有复杂性，只以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行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

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著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

姐姐逮捕后认罪态度恶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则各为7年和13年。事实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参与者，只因为她的态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医，我和母亲去静安分局接她。她带了一只小包裹出来，一见我们立即往回走，并说我不回去。当时分局的人都很惊讶，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不愿回家的。在分局的门房内折腾了半天，姐姐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后来公安人员说，你们想法把她带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我和母亲根本拉她不动。最后由母亲请一位朋友家里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家里。

姐姐保外后，情绪渐见好转，很喜欢讲话。总是要告诉我们狱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们都不想听，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说，她说，哎，你们要不要看“杂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铐了一百八十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反铐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二十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她说著，空气似乎凝结了，我们都无言。

这时候，姐姐和母亲常常发生龃龉，有时为了生活细节，有时也为了经济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亲数落了姐姐几句，姐姐说，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说完就往外跑。母亲马上对我说，快跟著她！于是我立即追著她下楼，追上了她，说什么她也不肯回来。我最后只能说，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时候，她才慢慢地走回来。

母亲很自信，总认为姐姐在她身边不会出事，于是把姐姐带回了苏州。在苏州她遇到了另外两位“右派”，由于姐姐对“右派”有深切感情，她与他们立即引为知音，演出了一场什么戏剧我并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狱。以后，姐姐被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去探监。有一次一位与姐姐同禁于一囚室的人释放出来，找到我们说了些姐姐的情况，说她身体虚弱，经常咯血，但还绝食抗议，割破血管或用针刺出血写血书，她处处与监狱管理人对立，态度强硬，看样子凶多吉少。

我最后见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时“文革”已开始，母亲已被批判，编入“学习班”。我接到监狱接见通知后，因没有钱，不能买姐姐要的全部东西。去见的日子正逢全市大游行，全市公共车辆停驶，我从早晨8时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才看到提篮桥监狱灰色的墙。

我递上了接见通知，那门房警卫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让我进去排队。那铁丝网分隔著家属和犯人，看守检查著送去的东西，我站在那里茫茫地等待。许多比我晚来的家属都已走了，只有一条长凳上坐著我一个在那里，我实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记了我还没吃中饭。到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闪耀的时候，一个监狱人员走过，我就问道，还要等很多时候吗？他没有正视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还得等！难道等待就是我生活得主题吗？我想起了小时候看过《基督山恩仇记》，我特别欣赏它的结束语：“在上帝揭露人类的未来以前，人的一切智慧时包含在两个词里边：‘等待’和‘希望’。”然而无穷无尽的等待时难以忍受的。

最后，当所有的家属都已走光，犯人们也都回到监狱，姐姐出来了。她浑身缟素，上穿白衬衣，下穿用白被单做成的白长裙，她的长发从头顶部扎起一把拖在一边，就像京戏中旦角受刑时的打扮；另外，在她的额头用一块白布条围住，上用血写了一个“冤”字。她慢慢地走了出来。我懂得了为什么我得等到最后一个接见。隔著铁丝网，我轻声叫了一声姐姐。她说，怎么妈妈没有来？

她已经开始不高兴了。我说她在苏州不能来。她说你带来些什么东西，我要的席呢？我说我没有钱买。她说，哼，母亲不在，你就用不著来看我。说完转身就往回跑，甚至看也没看我一眼。我把旅行袋交给了看守，仍呆呆地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后来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我没想到这是我们姐妹一场最后一次的见面，而且她还生我的气，她还不知外面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展开。

1968年5月1日，我从乡下回沪休假。下午二时左右，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母亲的名字，我就开门出去，上来一位公安人员，他问是林昭家属吗？收五分钱子弹费。母亲问什么？ 我非常冷静地从抽屉里拿出五分钱给他。当母亲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立即晕厥过去。

姐姐罹难后，我们没有见过判决书，也未看到任何公开审判告示贴出，像当时一般判死刑犯人一样。大概半个月后，母亲的一个学生黄雪文，要我有空去他家一次，他住在虹口区离提篮桥不远。我去后，他告诉我在他家附近一条街道的电线木杆上贴著有关林昭的判决。他说，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到天黑了带一只电筒去，不过得小心。我又紧张又焦虑地找了许多时候，终于在那不受人注意的电线木杆上找到了那“非正式”的宣判，那种打印不清的字，文理欠通的语句，读来很吃力。在幽暗的电筒光下，我背下了判决书。我的心沉沉的，正如死一般寂静的夜晚。

打倒“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历史的审判》，其中有一段关于林昭的记载，成为林昭平反的序曲，应该感谢陆拂为先生给穆青先生提供了材料。此后陈伟斯先生在上海《民主与法制》上写了一篇《林昭之死》的文章。不久后上海静安区法院开始对林昭案件清查。其间我曾去提篮桥监狱访问过监狱医生，他曾一度为林昭而受过处分。我向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均属第一手材料，包括姐姐在世的最后几天，以及从病床到刑场，还有姐姐在临刑前监狱内开的审判会的情景和龙华执行时见证人所说的，这一些我都不想说也不忍说了。

姐姐已去世30年了。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她，见到她不高兴的样子，醒来总觉得无限的伤痛。我既不能捍卫她的信仰，籍承她的写作能力，即令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大概也不会使她满意。她的淳正朴实对真理的追求，她的真挚炽热的爱和恨，她的不屈不挠执著的信念，还有她毫不妥协的牺牲精神，或许正是这伟大而可悲的时代所缺少的应有的品格罢。林昭的道路也许将湮没于下一世纪的曙光中，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再承受林昭的种种痛苦与磨难。新世纪的宠儿们，当你们沐浴于阳光灿烂、欢乐充盈的新时代，是否会留下神圣的一角来悼念林昭“未完成”的杰作呢？

我如今在异国求生存，中年从零开始另一种生活和职业是很艰苦的。我仍有我难言的痛苦，没有归属的空虚，但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平庸之辈和失败者，甚至还不甘心像茨威格那样留下“遗书”，我的最终一切有赖超自然的控制。 相见则是缘，能成为亲姐妹当然更是缘分。不过我不相信来世，就像歌德说过的，如果是幸福、快乐的一生，此生已足；要是痛苦、坎坷的一生，又何必再来？幽冥异路，我和林昭姐妹一场也就从此终止了。深深的遗憾也难以弥补，淡淡的欢乐已不再复现。

一切认识林昭的人，请在你们繁忙的生活中留下几分钟来悼念她吧，她是爱你们的，这种爱，甚至远远超过我们姐妹之情。在我失去姐姐后，感谢你们把我当作你们自己的妹妹一样。当我第一次听到姐姐的新专同学陈祥荪对我说，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们大家的妹妹。我听了是很感动的。

无论生活多么不公正，无论人性多么险恶，那一道人性至善，充满希望的圣光永远存在。

姐姐，安息吧！

“北大”风云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苏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这座民主摇篮里， 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她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她因为参加过土改，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同时，她也如同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看到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又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她产生了一种迷惘与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儿在开放，整风的消息传来。她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著整风，我们怀著兴奋的心情，期待著……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月19日，由学生张元勋等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道：

　　我含著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动了林昭，她沸腾了，当她看到有人反对这首诗时，她说，是这样的吗?不，绝不。她也忍不住写诗支持《是时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

　　与此同时，学生谭天荣在广场上发表了演说，并与人展开辩论。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 林昭对谭天荣的演说发生了兴趣，使她震惊，她认为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不墨守成规、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敢于触动权威、富有创造性的人。她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祖国最需要的。她满怀喜悦地注视著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 　　至25日，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做了讲话，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可是到26日，广场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 现了新的辩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著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著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 ”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于是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学过 的苏南新专的一位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 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与悲愤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喷发为疯狂，由疯狂而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她说：“我 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著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著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 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的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阅过去的旧报纸。工作由王前(刘少奇同志前妻)领导，还有一位是人民大学学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对林昭等十分同情，对他们没有多加管理，她见林昭身体不好，还时常送些食品给她。这一年多时间，林昭的生活还算平静。

　　可是林昭的心情并不平静，她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体性的大冤案?为什么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被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她时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辈，她也在这里寻求答案。她的难友劝她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立刻严正地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又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断地求索，但是现实所回答她的却是绝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轻，孤身只影在北京，虽说有朋友可以照顾，但在卧床治病中却必须有家人照料。我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忙来到北京将她接回上海去。 　　林昭的病经过调养后，渐有起色。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总是经常要出去走走，去图书馆、去公园。在日常去公园散步时，逐渐认识了几个青年朋友，时间久了，相互间不免要纵论时事，漫说中外。1958年，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场极大的折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砍尽树木大炼钢铁等浮夸风弥漫全国。他们几个人谈论著那种“瞎指挥”的“共产风”，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多久他们又眼看著生产萧条的景象出现，物资迅速匮乏，什么也买不到，街道上排满了长队，人们因营养不良体质迅速下降，浮肿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处的大哄大嗡依旧。林昭和她的几个有共识的朋友们，率直地对当时那种随意性极大的左倾政策表示不满。 他们又谈到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他们怀著赤子之心表达著自己的共同看法，编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陈述著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编印未被批准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纯粹为一股政治热情驱使，不顾一切地倾吐著他们的衷肠之言。他们看到了一本《南共纲领》的书，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于是也写成了文章。以后他们又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结果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被以“反革命小集团”的名义被捕了。

　　这是噬脐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却并不后悔，她认为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后的日记中曾谈到这件事，她写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 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 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亚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话，终于成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愿付出一切。这一次，她由一个“右派”劳教分子升级到了“现行反革命罪犯。”　

　 狱中八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现”很坏。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

　　姐姐在1962年被准许保外就医。她回家后，讲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情况，她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一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姐姐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经常针锋相对地对她对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进行指责，姐姐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

　　在一所时，大都是所谓“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 ，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 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在判刑后，有一度她关到提篮桥监狱。她仍单独囚禁，但比之一所与其他人的隔离情况似有改善。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起来了。后来当局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姐姐送进监狱医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主治大夫就大骂了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 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这回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姐姐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 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面对对自己施行虐待的狱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写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

　　她经常以血书抒发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中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林昭在狱中曾写了一首《家祭》的诗，怀念她的大舅父许金源。三十七年前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中，许金源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时，被国民党抓去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现在林昭在身陷牢狱中想起舅父时不禁失声痛哭：

……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
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妈，
而教妈的是您……

历史的变化真是如此地不可解，林昭分明踏著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却得到了如此悲惨的摧残！

与姐姐拘于同一室的一位基督徒俞以勒，成了姐姐的好朋友。她俩相约如一旦分开，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的密码联系，不久真的分开了，幸而正在邻室，她们的密码就用上了，借此经常谈话。

俞以勒出狱后，曾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并告诉我姐姐在狱中的情况。她感到特别痛苦的是林昭经常写血书，她的二十万言的“上书”写完后，纸笔都被没收了，因此她改用血书，起先只是用血写些诗，她用牙刷柄在狱中硬地上磨尖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被单条上。俞以勒说她是一位勇敢异常的女性，但是她身体显然已每况愈下。

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当俞以勒告诉我的时候，姐姐的手臂一定是更惨不忍睹的。

1962年8月29日初审开庭时，林昭在日记中回忆说：“法官问：‘你有病吗？’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可能这个年轻人在反右后以及其他许多事件重重刺激下有了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林昭写道：“这么地，一 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姐姐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曾去探监，经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大门，警卫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著我们。最后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见到了她，她步伐缓慢地走出来，身体十分虚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当时公安局希望母亲能说服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就借此下台。母亲对姐姐说得口干舌焦，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接受。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母亲还未说完，姐姐毫不犹豫地接著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她的音讯。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著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著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完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相，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 　　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著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著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 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 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 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著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著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林昭虽在含冤中被镇压，但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与外界的接触中，我感觉到社会的正义力量支持著林昭，尽管那些支持并不能改变林昭的命运。

我记得，姐姐在第二次入狱后，曾住过上海精神病医院作精神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粟宗华医师，他亲自为林昭作精神分析。在“文革”中，粟医师因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和林昭两个病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乎也划为反革命，罪名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想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来开脱严慰冰和林昭的“滔天罪行”。粟医师为此抑郁成疾，不久便逝世。当年在《二医战报》上有粟宗华的专辑，摘录了粟与林昭精神分析的对话。林昭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年轻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了受骗的年龄，但尚未到达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那期专辑中猛烈诋毁粟宗华医师不学无术，包庇反革命。而粟宗华曾对人说，林昭是个难得的人才。

80年代初，我向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关子展提出对林昭案件平反复查问题，受理后由静安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凤岱承办该案。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陈伟斯先生曾去采访，看到有一房间关于林昭的档案。在这期间，有一天我接到通知，上海公安局有人为林昭的事要找我谈话。我在外滩的一间办公室内见到了这位同志。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要见我的目的。在谈话中我才明白他要告诉我一些有关林昭的情况，他对林昭的一切比我要清楚得多。他告诉我林昭的案件自始至终在公安局内部有两派意见，从判刑处理、执行到目前平反复查其分歧之大不可调和，因此平反的事甚感棘手。他告诉我内情的一番真意我很感激，我知道了他在林昭问题上是持反对意见的。

为了要寻求细节，我决定乘案件平反复查之时，前往监狱医院去采访那位给姐姐看病的医生。我为了确保访问成功，事先即托人了解那医生愿否见我，能否讲一些林昭的情况。托人去了解的结果，他说了一句：“医院是不会让她进来的。”我于是决定直闯监狱医院，到那边我向门卫说明林昭被“四人帮”杀害，现正进行平反，要向医院了解些情况，门卫打通电话后让我进去了。我在一间像护士室的小房间内等候，约十分钟后那位医生进来了，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我说明来意后他有些惊讶。在谈话中知道，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他给诊治的。他的内心是对林昭持同情态度的，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他说，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笔又快，刚好一点，就“上书”、“参本”，忙个不停。她来住医院，起先主要是因绝食而抢救，后来有几次因写血书把血管切得太深而流血不止才送来医院，也有因咯血不止而入院的。他说，林昭去精神病院鉴定也是他提出来的，因为她常常说其他人包括医生在内都要谋害她，他觉得她的思维有时给折磨得不正常。人是很残酷的，他只觉得她太可惜了。他因为“包庇”她，起先他被“靠边站”，后弄去劳动了一年多。他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不违心的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力救她。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大咯血，人瘦得还不到70磅。他简直认不出她来了，只有她的眼神仍闪烁著光芒。趁没有人在旁时，他对她说：“唉，你又何苦呢？”她轻声地回答：“宁为玉碎。”他有些不好的预感。果然有一天上午，三四个武装人员直冲进病房，把林昭从病床上强拉起来，当时她还在吊葡萄糖，那几个人大叫：“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毫不畏惧并从容不迫地说：“让我换件衣服。”他们说不行，随即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她架著走。她在门口还对护士说：“请向X医师告别。”医生说，其实他当时就在隔壁病房内，听得很清楚，他说他不敢出来，他只觉得自己浑身正在发抖。他说当了一辈子的狱医，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犯人从病床上拉起来立即开了公审大会就去执行的，他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也不想知道，他没有能力去辨别。当她慷慨激昂地在病房传布她的言论时，他总是远远地躲避。他也从不要看她的“万言书”，这样才能与她保持纯粹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曾对领导说，他从来不知道她的政治主张，他只是看她的病。他最后对我说：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但想到你姐姐最后一句话向我告别，或许你姐姐还是希望告诉你一些我知道的事实真相。 谈话后我的感情都浸没于那些阴森的画面中了，脑际呈现出姐姐在最悲惨的日子中的刚强的身影。我正想著，医生已经站起来了，他向我握手道别，我向他道谢，他一言不说，只是摇摇头。当我走出门回头看时，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像一座塑像一样。

我离开提篮桥监狱大门时，我回顾了一下，这道灰暗高墙的阴影将永远伴随著我的余生而难以忘却……

　　姐姐早在60年代初就说过“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她的被评反、恢复名誉正是20年以后的事，如今又将过去了近20年，林昭的故事才得到一些公开的昭示，可是她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的评价,恐怕还在遥远的将来了。历史无情，当历史的洪流将千万人卷走时，什么痕迹也留不下来，林昭或许只是最后升起的一星泡沫，一瞬间也就归于虚无--我坚定地相信，林昭的人格是永恒的。

　　1998年11月写于美国巴尔的摩

彭令范访谈录_张敏

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