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了70年代後期,多了活動自由,他又故態萌發,開始騎着車到處看家具。如果假日多有兩三天,他自費跑去蘇州和廣東考察產地。80年代初,楊術說,陪他去過一回,對他的精神頭兒印象太深:“我陪老頭兒、老太太一起去蘇州,他說想看看明清門窗,每天四處轉也不嫌累。有天中午老頭兒說我先睡會兒覺,你去逛逛,看有什麼好玩意兒沒有。我逛到鼓樓那片古玩店,發現一大黃花梨筆筒,趕緊回頭去找他。老頭兒覺也不睡了,車也不坐,和袁老師跟我一路走着就去了。到那兒他問我:擋吃擋喝嗎?意思是問,要是買了,差你吃飯錢嗎?我答他不擋吃不擋喝。他說那就買。買完了他就跟我坐檯階上,捧着筆筒看好半天,就那麼大癮。” 收回之後,保藏這些家具成了勞心費力又擔驚受怕的事。“文革”開始後,芳嘉園的院子裡又先後擠進來近10家人,黃苗子家東邊的三間房被占了兩間,王世襄自己家被擠了兩頭兒,只有張光宇家三間沒有動,但張先生已經去世了。王世襄和袁先生眼見躲不過抄家,為了不讓家具被毀,他們搶在抄家前都上交了,僥倖躲過一劫。到80年代,曾被抄沒的物品陸續退還回來,被占走的房子卻沒法退,煩惱就來了:百十平方米的幾間北房立時擠得滿滿當當,大小近百件珍貴家具只能疊摞起來,二老每天惴惴過日。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講述當年他所見到的情形,尤以冬天難過: 每年深秋季節,我會和王先生一起安爐子。本來這安爐子架煙囪是件挺簡單的事兒,可越到後來就越麻煩。因每年停火後,春夏秋三季,王先生總有新的收藏帶回家裡,再加上新的稿件、書籍和刊物等等,春夏秋三季下來,前一年安放爐子的周圍空地就會給占去不少。到冬天再安爐子的時候,就得先倒騰一番,把新收藏、新資料一個壓一個地往高處摞,按照師母調侃的話講,這叫“挖地刨坑工程”。起初,高處架煙囪還得踩個梯子。但幾年下來,屋裡連個能落梯子的地界都快沒有了,也根本用不着了,周圍全都高高堆滿了物件,或是家具,或是擺設和資料,撿着能下腳踩的地方,登上去,就直接夠得着架煙囪了。我和王先生安爐子,越來越成了一項大工程,再要趁着機會,把各種物件整理一遍,保養一回,幾乎要花一整天的工夫。再後來有幾年,實在弄不過來,還得請過另外三位年輕力壯的朋友尚剛、張德祥和譚巍來幫忙。每當冬季屋裡第一次點火生爐子那天,別提多讓人擔心了。各種雜物距火爐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離的極限,讓人感覺火爐周圍隨時可能燃燒起來。 薩本家說,明代一堂的牡丹紋紫檀椅子共有四把,是舉世聞名的最精品,但從沒有一起擺出來過,因為家中狹小,書房放下一張紫檀大案和一對牡丹紋紫檀椅子,就沒什麼餘地了。 房子退不回來,申請換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慮為這些家具找一個妥當的歸宿。老友朱家溍過去的遭遇,更是不時提醒他,就算捐贈,也要找一個有擔當的合作者。那還是1976年,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將十幾件極為珍貴的明清家具收藏無償捐獻給承德避暑山莊。運送過程中,竟無專業人士同行,貨車司機為了拉私活兒,把這批家具卸載在一家客店的院子裡堆放,5天后才重新扔上車運到承德。結果,這批珍貴的家具損失慘重,其中一隻極為貴重的清乾隆紫檀圓墩被摔掉一個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極為優雅的紫檀嵌玉小寶座丟失了腿足及托泥,不得不送回故宮來修復。此事最後無人追究。 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帶給他一個消息。1992年,上海博物館修了新館,家具館裡卻沒有家具可供陳列。香港商人莊貴侖為紀念其先人,表示願意出資買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名義贈與上海博物館。王世襄久與現實纏鬥,疲累之下,覺得這不失為所藏家具較理想的去處:不致流離分散,可供人欣賞,國內的國家級博物館也從此有了專室陳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於他自己,所求是一個不被打擾的安身處所——“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終老,此外實無他求。” 田家青回憶,王世襄當時對莊貴侖說,只要他能夠答應自己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給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並且對價格決無二議。1993年2月,在上博館長馬承源的安排下,這批收藏終於從北京安全運到了上海,入藏博物館。 說到價格,薩本介向我確認是100萬美元。“頂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價值。”他說,“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來只要王先生讓一把,可他堅持將其餘三把也一併送去了,他跟我說,讓它們散了是罪過。後來有人議論他那不算捐贈,因為賣錢了。可他們誰知道他的這些真實想法?” 尚剛也說,王先生聽到這些議論應該是有些難過的。“他平時最不愛當人面說錢。有一次我在他家和他說話,他兒子正好過來想跟他說句什麼錢上的事兒,王先生就岔開話。但在家具讓給上博的事情以後,王先生跟我說過一次這樣的話,他說這些東西啊,要賣,應當是10倍以上的價格,但我沒這麼做。本來我們是在聊其他話的,聽得出來王先生特意拐着彎跟我說這個,因為當時文物界有人議論這事。”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一起到過上博,也是唯一一次。當時陪他們參觀的上博專家王運天回憶:可能是有點睹物思情,二老那次並未在陳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家具館”里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貴賓室里和大家聊了很長時間。這之後,王運天去北京出差,給王先生打電話道歉,說這次可能沒有時間登門看他了,沒想到王先生讓他時間再緊張也去家裡一趟,有件家什托他帶給上博,並在電話里接連囑咐了兩次:“一定要來!”見面後他才說出原委:有個老朋友到新居來看他,見一件舊家具都沒有留,怕老人寂寞,就將王先生當年送自己的黃花梨小交阢又還給了他。王世襄跟王運天說:“殊不知,沒有就沒有,現在又來一件舊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圖錄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這件我就捐給上海博物館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圖錄中的家具不再散失。勞你帶去,話不多說,你趕路吧!” 王世襄口中這個送還黃花梨小交阢的朋友,就是梁思成的學生、古建築專家楊乃濟。上世紀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後曾調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工作,因為明代家具研究和楊乃濟相識,楊乃濟常去芳嘉園拜訪,並為他繪畫過一些線圖。“文革”前楊乃濟被下放廣西,王世襄和黃苗子兩家請他吃飯並送行,就在那個晚上,王世襄將他早年從馬甸曉市商販手中得的這個小交阢送給了楊乃濟,算是一個遠行的陪伴。1983年,為編寫《明代家具珍賞》,王世襄曾將小交阢借回拍照,收錄到書中時注錄為“楊乃濟藏”。1993年,楊乃濟聽說了他家具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擇日便帶着小交阢上門來了。一送一還,隔着幾十年,兩頭都是厚誼。 不冤不樂 “我有幸結識王世襄先生,是在1979年。”著名明清家具專家、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說。三聯書店剛剛出版了他寫的《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在書裡回憶了和王先生30年相處的生活點滴。 在見王先生之前,他已經在古玩和明清家具圈子中泡了幾年,向老木匠學習修復家具,向民國時“打小鼓”出身的古玩商販學習辨別家具真偽,並和當時尚為數不多的玩家們相互切磋,為了掌握木工製作技藝,還特地學了專業術語和行話,也收藏到幾件挺有意思的家具。在這個過程中,總會聽到大家說起一個人:王世襄先生。都說他是位高人,常講起有關他的一些逸事,十分有趣。然而他究竟高在哪裡,可誰也說不清楚。 田家青還能向我回憶起當時見面的每一個細節:初次與王先生見面,是通過老魯班館名師陳書考和王少傑兩位的介紹。解放後,他倆曾先後在龍順城硬木家具廠任廠長。公私合營之後,該廠將轄下各個魯班館的明清家具集中起來,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明清家具堆積如山,王先生常常去看,彼此自是熟人。他們把王先生家的地址給了我,事先也可能象徵性地跟他打了個招呼,於是我就一個人直愣愣闖上門去。進得王先生家,三間大北房,擺滿了明式家具,當時一下子就把我看暈了。與王先生一交談,我頓生“找到組織”的感覺。是否掌握木器行中的術語、俚語,還有一些極生僻的專業詞彙(當時只有工匠和打小鼓的能說一些),是業界評價一個人真實水平的重要標準,而我會說不少,自以為已經很了不得。和王先生一聊,發現他不僅熟諳這些行話術語,而且還能說出背後的典故,比如哪個術語是在歷史上哪個時期出現,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以訛傳訛,哪個詞是由於南北口音不同而發生變化及變化的過程,簡直“神”了!與我以前認識的業界老人相比,他的境界之高,高得不是一籌兩籌:這些行話,大家只是會念,而王先生憑藉深厚的古文字基礎,將近千條術語做了查證和校注,這不僅是重要的學術貢獻,同時顯示出他不是一般的學者,學究式的學者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實踐基礎。 大約在十來年後,偶爾聊起來,王先生回憶了當初見他時留下的印象:那時社會上沒什麼人會對破舊家具感興趣。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沒有人引路,全憑本能去喜愛和感悟明式家具,且收藏的家具基本對路,問的問題在行,出乎他的意料。 常在王世襄身邊的幾個晚輩,大都和田家青一樣,有股子王世襄喜歡的“不冤不樂”的勁頭。不冤不樂,這是句北京老話,王先生常掛在嘴上。他給人解釋過: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樂。歷盡艱辛,人人笑其冤之過程,亦即心花怒放,歡喜無狀,感受最高享樂之過程。倘得來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樂而言! “1978年我進了榮寶齋書畫店,母親說,現在得帶你去見見王世襄先生了。見面後,王先生問了我兩句話:古文怎麼樣?畫史熟不熟?我讀到高二去山西插隊,三年後到我母親和袁阿姨下放的天津靜海幹校落戶,哪懂這些,沒辦法接他話茬兒,以後很長時間不好意思再去王伯家。”原北京榮寶齋書畫鑑定專家薩本介跟我說起他第一回見王先生的情形,和田家青的反應幾乎一樣:進院裡就懵了,幾間屋都摞滿家具,走路得繞着。他被王先生兩個問題嚇回去後,隔了七八年時間,他已經在榮寶齋幹了好幾年的收購和鑑定,對書畫自學到了一定程度,就又大着膽子找到芳嘉園去,向王先生請教自己總在琢磨的明代繪畫和家具的關係問題。“這以後就常去他家了。王先生就這樣,如果完全不能跟他對話,他也不怎麼太引領你。”薩本介說。 尚剛第一次見王世襄應該是1982年,那時候他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讀研究生,他們係為各地高校的工藝美術史教師辦一個進修班,把王世襄請來講古代漆器。“在這以前我就知道王先生,因為我父親在中央工藝美院教中國美術史和文學史,跟王先生有些相互都認識的朋友。我還手抄過王先生整理的《刻竹小言》——當時不是書,是用藍複印紙寫出來的一沓稿紙,我拿到的是下面那層,記不得外面有沒有訂封皮兒了。當時好像是副院長吳勞或是張仃拿到家裡來的。‘文革’剛結束,知識分子想出本書挺不容易的,得拿出去四處給別人看、請人說好話,反正那沓稿紙就這樣轉到了我父親手裡。”那天課後,尚剛上去跟王世襄說了自己手抄過《刻竹小言》的事兒,還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整理成這種淺近的文言呢?王世襄答他:“老沒這麼寫了,挺過癮的。” 傅稼生在榮寶齋雕鏤彩色水印木板多年,和王世襄結緣是因了那件大案:1995年,王世襄從蘇州得到兩塊花梨大材,之後和田家青“商略兼旬”,製作了一具花梨木大案:獨板面板厚8厘米,長度達2.7米多,重量在300~400公斤之間,“其龐然為明式桌案所未見”。大案做好後王先生很喜歡,自己撰寫了一段銘文,要薩本介幫他找一位刻寫功夫細膩精微的師傅來。薩本介於是請了雕鏤好手傅稼生到王先生家,將那段銘文精心刻在大案上。傅稼生是榮寶齋的老人,學木版水印刻板出身,是榮寶齋這一絕技最輝煌時期的學徒。有一次王先生和傅稼生聊天,說如果一個人玩都玩不好,他還能做什麼呢。傅稼生說:“王老的話言簡意賅,觸及心靈,自此我對自己的事業不敢懈怠。” 王世襄的“不冤不樂”,於物、於人、於學問,其實有的都是一份情義。1990年秋,王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出英文版,美國出版商請他和夫人袁荃猷一起赴美出席首發式,回國時候經停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受託接待他們。其時香港主權回歸正在談判中,聊天中伍嘉恩不免說到她和身邊朋友的憂慮:如果未來中國古文物不能流通,她可能得要搬離香港。說者無心,但王先生記在心裡。伍嘉恩當時在中環畢打行有一個專門陳列明式家具的空間,還只有英文名字,王先生為她題贈了中文名“嘉木堂”。第二年春節,王先生又特別為伍嘉恩寄去一副親筆書寫的楹聯:“嘉木陳堂宇,恩波護島城。”既嵌入她和店鋪之名,也有慰勉和祝福的意思。他知伍嘉恩中文不好,寫了一封英文信附在後面,為她仔細講解了楹聯的意思。並非伍嘉恩獨有這份禮物。1992年那個春節,王先生身邊幾個親近的晚輩都得了一副將名字嵌在聯語之中的墨寶。薩本介記得,他得的字聯是:本固邦寧寧有日,介而景福福無疆。“王伯交給我時說:‘你這兩個字真不好嵌進去,費了老大勁兒!’王伯還親寫了出處說明:‘本固邦寧’出自《尚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介而景福’出自《詩經·小雅·谷風之什·小明》:神之聽之,介而景福。這樣一副聯,滲透着情感和文化縱橫,此為王伯人格人品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