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与毛泽东的交往作者/任继愈之女，任远；任继愈之子，任重
任继愈在宗教方面与毛泽东的想法有共鸣，但他对“儒学治国”的类似说法颇感忧虑，指出文革中把封建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推广，摧毁民主，实行家长制，大兴造神运动，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
任继愈在北京图书馆
有人说任继愈的诸多经历中，最受人们关注的还不是哲学史、宗教学研究，而是他与毛泽东的交往。
他对这个谈话三缄其口，原因是他做人的准则。他特别喜欢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尚虚心”的风格，大概这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以前住平房，后来住楼房一层，他都会在自己窗前种上竹子，长到最茂盛的时候有几百棵，俨然是个小竹林，晚上群鸟栖息，白天阳光透过竹林照进窗户，室内一片淡绿。父亲去世后，竹子就开花、枯萎，一片竹林现在活着的竹子已寥寥无几，这是个巧合么？
任继愈女儿任远周岁时合影(右为夫人冯钟芸)
他在研究哲学史、宗教方面和毛泽东的想法有共鸣。
毛泽东说：“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他们对它有了迷信就不行。”父亲的观点是，国家要研究宗教，是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参与国际交流和构建新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大事；信徒可以研究宗教，但承担不起此重任。研究宗教讲无神论，避免先入为主、人为造成局限，使研究丧失科学性。学者和信徒的研究，如果要比喻一下，那就是：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体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脚的一个部分。
在他和毛泽东谈话之前和之后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也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到国外去访问，很关心外国大学的神学院宗教研究和一般大学宗教学系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一字之差就是两个领域的差别，答案他心里早就清楚。
研究哲学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宗教，尤其是儒、佛、道三家。毛泽东认为不错的文章，主要就是研究佛教问题。1960年代父亲主编了那部影响很大的四卷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然在出版。九十年代初，父亲组织修改，未及完成，暂时搁置。1997年，李申教授参加修改，2003年修改版出版），他对其中以阶级分析为主线的原则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听他自己说过，作为大学教科书，只能是采用现阶段大家能接受的说法，不能借此只讲自己的观点；同时把能用的材料尽量搞准确，重要的观点不能遗漏。这部受欢迎的教科书在1980年代虽然出版社有兴趣再版，他却不满意了。他认为二十年前编书时的许多看法，或者已经过时，或者当时就不是他所同意的思想，现在必须根据新的发现和新的认识，重写成一家之言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是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少年父亲一直在考虑按照自己的思考，写一部具有最新材料最新见解的哲学史。他认为，要写就要充分表达自己研究的成果，当没有条件时可以不做，省下的时间为后来做些资料的准备工作，相信后来人的学识和眼界会比我们好，能做出更好的成果。到了晚年，父亲又计划要写完全属于自己的一部哲学史。但由于主编《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续编》等繁重的组织和资料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精力，没有来得及写成，非常遗憾。
任继愈
文革开始后，父亲看到瞬间让人们变得近乎疯狂的这场“革命”，丑恶灵魂的拙劣表演，思想、文化、经济的极大破坏，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他心情非常沉重，非常苦闷。当时学校停了课，任重无学可上，就学着做半导体收音机，后来给一个简易电唱机装了放大线路和喇叭，能直接播放唱片。父亲买了一张《国际歌》的唱片，是红色塑料膜的那种，在我们记忆中，这台唱机也就只放过这一张唱片。他就经常一个人反复听，并说，《东方红》多了，《国际歌》少了。当时我们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文革给人们留下噩梦般的回忆，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不少人写了回忆文章，父亲也说，有可能他应该写一部文革史，还着手收集了不少素材。大多数人写文革是记录遭受的磨难，非人待遇。他则考虑中国哪里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国宗教势力太大，又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朱熹以后，教皇和皇帝就是一个人，政权可以转移，但宗教没法消灭，可随着皇权的颠覆，儒教也就垮掉了。但它的影响还在，我们的困难也就在这里”。
任继愈在伏案笔耕
父亲认为儒教不只是哲学学说而更是宗教，也正如此，文革中把封建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推广，摧毁民主，实行家长制，大兴造神运动，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神都是人造出来的，没有希望造神的人就不会有神，所以把毛泽东当成神，儒教影响之下，出现了全民族和党政干部中的群体性愚昧。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其中很多东西值得我们今天去继承、去研究甚至发扬，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符合的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础和封建帝王的要求。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宋明以后的儒教,提倡忠君孝亲、尊孔读经、复古守旧，都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是民族的精神赘疣”。还说：“如果我们的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都照儒教的规范行事，那就要脱离生产，轻视劳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们神龛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虔诚礼拜，终日静坐，‘如泥塑人’，天天在‘存天理，去人欲’，将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又怎能立足于世界呢？”
父亲病重期间还对“儒学治国”的类似说法颇感忧虑。在这以前他就指出：“历史事实已经告诉人们，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同上）在他看来，因为现在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快，有人就归结到是传统文化发挥了优势；但这就像赢了球，你高调如云都没关系，话可以随便说，可要输了球，你说什么也没人听。
父亲从熟悉的哲学、历史角度观察，认为中国五千年第一件大事是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第二件大事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第二件大事毛泽东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的功绩是因为他参与和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事业的伟大。他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和他从事的事业要区分开。
从1959年的那次谈话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哲学史主线变化、宗教研究的指导思想摆动、研究队伍组合分化、文革动乱中人们扭曲的行动、改革开放后的大浪淘沙、消灭传统文化和崇拜传统文化，等等，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我们的父亲的一生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他这一辈子，不畏疾病，不畏逆境，不惧压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文化做出了一份贡献。各种磨练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强，思维更加敏捷、锐利，看问题更加深刻、有远见；无论做人，做学问，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