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惑須解，不知當索。以無知而沾沾自喜，廢也。）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張岱年 （ 2015年08月01日） 何謂“精神”？就字源來講，“精”是細微之義，“神”是能動的作用之義。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就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創造出來，並成為該文化思想基礎的東西。 中國文化豐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國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單純的，而是一個包括諸多要素的統一體系。這個體系的要素主要有四點：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其中“天人協調”思想主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決人自身的關係，即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係；“和與中”的思想主要解決人與人的關係，包括民族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倫關係；而“剛健有為”思想則是處理各種關係的人生總原則。四者以“剛健有為”思想為綱，形成中國文化基本思想的體系。 “剛健有為”的思想源於孔子，到戰國時期的《周易大傳》已見成熟。中國文化的基本思想是一個系統，其綱領“剛健有為”思想也自成系統。 粗略地看，《周易大傳》提出來的“剛健有為”思想包括“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兩個方面。《彖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絕不停止。《周易大傳》所說的“剛健”，還有“獨立不懼”、“立不易方”之義，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還有老子“自勝者強”之義。 《論語》有一段對話：“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這是說，要做到剛毅不屈，欲望就不能太多。由此可見，剛強不屈不僅意味着一種對抗外部壓力的能力，也意味着一種對付來自本身弱點的能力。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也就是《周易大傳》所謂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就是使心專一不放逸，就是控制自己對外來刺激的反應並加以抉擇，“義以方外”就是使行為皆符合道德原則。 《彖傳》又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即順，“地勢”是順，“載物”就是包容許多物類。君子應效法大地的胸懷，包容各個方面的人，容納不同的意見，使他人和萬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周易大傳》認為，健是陽氣的本性，順是陰氣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陽健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自強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載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見，剛健有為的思想以自強不息為主，同時包含厚德載物的系統。 《周易大傳》所說的“自強不息”或剛健還含有“剛中”“及時”“通變”等引申的原則。《周易大傳》提出：“能止健，大正也。”據高亨考證，“能止健”當做“健能止”，“能”讀為而。“健而止”即強健而不妄行，可止則止。《周易大傳》認為，強健而不妄行，不走極端，是大正即最合乎中道的品德。《周易大傳》又提出：“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所謂“進德修業”、“終日乾乾”即“自強不息”。所謂“及時”、“與時偕行”，即以自強不息與永恆變化的客觀世界保持一致。《周易大傳》不僅從自強不息引申出“及時”即順應變化潮流的原則，而且將這個原則與“中”的原則結合起來，稱為“時中”。“時中”即隨時處中。在《周易大傳》看來，所謂“中正之道”，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生活行動也必須隨時間的變化調整，按當時的情況確立標準。 《周易大傳》還認為，“天地革而四時成”，世界的流變是通過一系列變革、革新形成的，人要與時偕行，也必須“通變”、“革命”。這樣，它又從及時的原則引申出“通變”、“革命”的原則。《周易大傳》有一句至今膾炙人口的話，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物發展到不能再發展的地步，通過變革或革命，原來“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局面，就會一變而為“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就是“通”，也就是“通則久”。 總之，《周易大傳》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中、及時、通變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剛健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則體系。由於《周易大傳》在古代一直被視為孔子所作，這些思想的影響很大，在鑄造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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