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这是他父亲所期望的结果，可王世襄自己并不喜欢。“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王世襄在晚年回忆。而他在燕大文选课上以《鸽铃赋》交卷而得教授认可，就是老朋友回忆的趣事了。 当时他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园子里，是父亲在他读初中时就买下的，外人都叫它“王家花园”。但在他后来的记述中其实并非豪门深宅，只是一个大菜园子，里面有很多树木、花草，几排平房，几畦菜地。正合了他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同住进园子里，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1934年陈梦家和赵萝蕤夫妇新婚，在园里借住过一段时间，日子过得挺热闹的。只是王世襄贪玩，经常晚上跑到荒郊野岭跟人遛狗捉獾，每至半夜后跳墙回家，同住的陈梦家夫妇没少受他惊吓。 关于王先生在燕京大学时候的好玩故事，黄大刚说，父亲黄苗子也跟他讲过一个：刚考入燕京大学那会儿，他还是有钱人家公子的样子，每天穿得光鲜，后头跟着老家人，手里还抱条狗，在学校周围逍遥。几个高年级学生看他不顺眼，趁他有次落单，上前摁倒就往地上猛蹾，把这个新生给收拾了一回。后来，其中有个参与收拾他的人跟黄苗子认识了，到芳嘉园来玩，黄苗子一听这个就把王先生从隔壁叫过来了，说起来他还记得挨蹾这件事，两个老校友哈哈大笑。 1939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虽是因为久病，他却自责是自己不肯上进让母亲伤心早逝，自那以后性情改变。他考进燕大国文系研究院，摒除从前所有玩好，开始住在园子里认真读书，用3年时间完成并答辩通过了4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1943年，王世襄听从父亲的建议南下重庆，最后被梁思成主持的李庄营造学社接纳，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日后对明代家具的喜爱，他在几年后和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以及那部《髹饰录》的半辈子缘起，甚至于他未来一生中的最灰暗和最灿烂，都在李庄的两年里埋下了伏笔。 《髹饰录解说》和朱启钤 在李庄，王世襄有机会读到了朱启钤发现并刻印的古籍《营造法式》以及清代匠作则例，他不但因此对传统家具发生了兴趣，也对朱启钤十分景慕。 马衡、梁思成、朱启钤，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成为王世襄一路上的帮扶者。这样的幸运，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 在王世襄心里，朱启钤一直是有着极重分量的前辈：他是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使之成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他在北洋政府任交通总长时期，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形成北京城区最早期的现代规划。而他在1930年筹资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则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1949年8月，王世襄结束他在美国的考察行程后回到故宫博物院，出任古物馆科长。他前去拜见了朱启钤，说起在海外目睹各博物馆对中国古代髹漆技术的重视，朱于是取出自己刻印的另一本珍贵古籍《髹饰录》，嘱他利用回到故宫工作的条件，下些工夫注释此书。 《髹饰录》是明代隆庆年间名匠黄成记述的一部漆经，经嘉兴人杨明逐条加注，不过因年代久远、术语名词多，一般人很难读懂。更可惜的是，这部唯一存世的中国古代漆工专著，却仅在日本藏有孤本。1927年，朱启钤几经周折向日本寿禄堂主人借出抄本自费刊刻，才在国内有所流传。据朱启钤生前回忆，他当年印行200部，将其中一半寄给日本原藏家作为酬谢，其余大都赠送朋友。同时期经他刊刻的珍贵古籍还有那部《营造法式》，两书的木版后来都辗转南下收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二八”事件后不幸毁于侵华日军的大轰炸。当年因为刻本数量极少，就连朱家溍也只是闻其名而没有见过。 对40年代末这段往事，朱家溍有很仔细的文字回忆：“当时古物馆的馆址是寿康宫后墙外的三所，我和世襄都在东所的北房。这所房子的内部都还保留着旧装修，我在八方罩的里面靠北窗，他在罩外靠南窗，每天见面。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 但没过几年，王世襄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磨难。这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战时文物清损工作说起：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5年9月，还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的王世襄由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时推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参与追还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溥仪匿于天津张园的那批清宫旧藏。1946年底，他作为清损会专员又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回国。1948年5月，他被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回国，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和陈列部主任——这样一段异常清晰且不负使命的历史，在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竟定性有重大问题，先进了东岳庙的学习班，后又关进看守所审查10个月，直到查明没有贪污盗窃才被释放。虽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却仍将他解雇除名，通知自谋出路。1957年为此事不平而鸣，他又被划成“右派”。这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他后来在各种文章中屡有提及。 他在《自珍集》的序中写道：“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劳、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朱启钤先生一番托付，当时就是他“自珍”的目标，倾其前半生近30年时间，不负君子一诺。《髹饰录解说》初稿，王世襄从1949年冬写到1958年秋，跨时近10年。他脱稿后，朱启钤已86岁高龄，为他写了序。王世襄心知难以出版，冒险送至一家誊印社自费油印了200册，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工匠学人。书的封面上，只印了他自己的号“王长安”，连名字都没敢署。 为了请教髹饰技法，王世襄在50年代初遍访北京匠师，其中一位多宝臣老先生给他的帮助最大。多宝臣18岁学艺，师傅刘永恒是清末名匠，多年承应宫里营造司定制器物，一手彩绘、描金、雕填、堆漆等技法都传给了徒弟。1953年，65岁的多宝臣经王世襄推荐进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王世襄对他执弟子礼，有两三年，他几乎每个周日都去多师傅家拜访，看他操作示范，再做详细记录。他也曾将多师傅请到自己芳嘉园的家中，请他现场修复一件描金柜架的残器，自己在旁打下手作记录。 为多做实物印证，听说谁家有传世漆器，他一定会想办法上门拜访，拍照、做拓本、量尺寸。黄大刚向本刊回忆：“我听王敦煌讲，他爸在写《髹饰录解说》这本书的时候，院里三家人都快疯了，凡谁认识跟漆有点关系的人，都要给王先生提供，看见点什么上漆的东西，王先生就问：这你有用没用？他要拿走琢磨。我当时年纪太小，但有一个印象，我们家有张大漆桌子，角上有块漆皮起来了，是王先生自己动手给我们补上的。” 经过这样逐条逐句的整理、印证、补充，到最后书稿完成，他的注释内容是原著篇幅的20倍。 “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瓷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这是朱家溍生前回忆。本来，这本油印册是王世襄在人生最灰暗的时间勉力完成，更不知有无正式出版之日，即便如此，他对朱启钤先生的交付也尽可能隆重相待。 “他研究漆器，本受朱启钤先生启发，因此，《髹饰录解说》用朱老题签，在《前言》中表达深挚谢意。待正式出版，朱启钤先生已辞世多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尚刚介绍。尚刚告诉我，朱启钤之孙朱文相曾当面告诉他这样一个场景：《髹饰录解说》正式出版后，王先生即持奉朱府，面对朱老遗像恭行大礼。 家具聚散 “1980年我进了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王先生好像也是那一年正式落实回到文物系统，被分到我们研究室。我20，他66，竟同一年进单位，成了同事。他当时也没名气，反正我们看不出来，成天提一个破筐，里头搁两根黄瓜就上班来了。”杨术回忆。他当年被分派学文物摄影，正好王世襄开始编写明代家具书，文物出版社派了一个主摄影师去帮他拍家里那些藏品，杨术和另外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做了助手。 “每次都是我们先把家具逐件抬到院里，支上架子，挂好背景布，然后主摄影师发话：拍。紫檀、花梨木器都重，一般至少需要三个人才能抬动。记得抬那个紫檀大案子出来时候，我们两个小伙子抬一头，王先生一人抬一头，那时候我就觉着：这老头儿厉害。” 1985年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收录的就有他们拍过的这些老家具，其中传世重器经王先生自己言明的有数件：宋牧仲旧藏明紫檀大画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枨画桌，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头案，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在世界范围内亦属最重要家具收藏之一。 前后差不多拍了两年，杨术成了王世襄身边的“小兄弟”。杨术说，王先生经常跟他说些早年收家具的事，特别逗乐：“他说，和袁先生结婚前他就喜欢家具了，这些都是花了40多年时间一件一件辛苦收回来的。他第一回收到东西是从他父亲一个朋友家，觉得人家一个写字台不错，非给了钱搬回去了。到家一通查资料，发现年头太晚，又给人退了回去。结果这事被他父亲知道了，狠批一通，说你怎么能又给人退回去呢。” 年轻时养鸽子、抓蛐蛐练就的体力，混迹市肆和奇人异士打交道的经验，王世襄在收集研究家具时全用得上。他有个带大货架子的自行车，身边好多人都有印象，能载一二百斤重。他在架子上常备粗线绳、麻包片、大小包袱，有时间就骑着到处看家具，买到东西就能捆车上带回家，朱家溍就不止一次碰见他，车上带着小条案、闷户橱或者椅子。北京天坛北侧过去有明清时期的鲁班祠和行业会馆，那里街道也因此被人叫做鲁班胡同，里面聚了很多老北京古旧家具修复作坊和商铺，王世襄早年常去那里，有时也去马甸的晓市。碰到原主不肯卖或者他买不起的，王世襄就央请人家准他拍照，自己带着摄影师和拍照用的灰色幕布、木架子上门，或者将小件的借出来，用自行车驮到王府井照相馆去请人拍。如果这样也不成，他就会说好话求人家让他量尺寸、画草图。最坏的结果当然是被摒诸门外。对他诸种遭遇，朱家溍先生在1989年《明代家具研究》出版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有一股肯干的憨劲，一切都给他方便，工作当然就比较顺利，但力气还是要费的。可是去别处就不尽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着的，而是在杂物房和杂物堆叠在一起，积土很厚，要挪移很多东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照就成泥人儿了。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带，有些很好的家具因积土太厚已经看不出木质和花纹了，必须擦净，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摄。这还属于物主允许搬动、允许拍摄的情况。若是不允许，白饶说多少好话，赔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厌烦，因而被摒诸门外，那就想卖力气也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计较，还是欣然地进行工作，好像永远也不知疲劳。像这样全力以赴地搜集资料，一直到60年代中期，人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时才完全停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