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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KLSSYKCC转贴的《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老师》一文，将文革“红八月”中学生打死老师的罪责都推在毛泽东身上，觉得有悖于事实。现以转贴文中提及的北京女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一案为例，来说明一下事实真相。
（1）卞仲耘是在该校工作组时期（1966年66年6月至7月下旬）被进驻该校的工作组定为“四类”干部，与她同时被定为“四类”干部的另一位是胡志涛。工作组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派出的。毛泽东于7月18日返京后即否定了派工作组的做法，7月24日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正式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对于工作组时期，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见《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2）工作组撤走时把管理该学校的大权交给了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邓榕（邓小平的女儿）、刘婷婷（刘少奇的女儿）等“左派”学生核心小组成员。这帮“左派”学生是拥护工作组的，对工作组被撤销一事有情绪，所以在8月5日召开了全校批判大会，批斗卞仲耘等老师，实为泄愤。卞仲耘老师就是在这次批斗会后被打死的,同时被批斗的胡志涛等几名老师被打伤。网上有人指证，当时刘婷婷也在卞老师的头上踩了一脚。
（3）卞仲耘被打死后，其丈夫及其他亲属到该学校交涉，是由邓榕接待的。当时该校已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邓榕是负责人之一，但对此事一味搪塞，拒绝家属关于追查死因及凶手的要求。
（4）10月份，中央文革明确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其中：
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其表现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另一条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为：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千方百计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让一小撮走资派蒙混过关。
据此，高干子女红卫兵们在“红八月”里把斗争矛头指向社会下层群众，制造所谓“红色恐怖”，残害无辜群众的种种暴行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中央文革对这批最早成立的老红卫兵逐渐疏远，多次对其进行严厉批评。
（5）10月下旬至11月，大批工农子女反出“红一司”，“红一司处于土崩瓦解之势，剩下的高干子女死硬派遂于12月成立“联动”，发动炮打中央文革。不久，“联动”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其为首骨干分子100多人被抓。
（6）1967年1月至3月，北京和各地造反派红卫兵掀起了批判联动反动罪行的热潮。北京与一些城市的造反派红卫兵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会”。在这次揭批联动的热潮中，高干子女红卫兵们在“红八月”里残害无辜群众的许多暴行被揭发，其中，就包括了北京女师大附中卞仲耘老师被打死一案。现在在网上广泛传播的印有卞仲耘死后惨状照片的传单，即出于这一时期的造反派红卫兵之手，我们可以从网上转发的这张传单上看到，传单的印发者署名“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该组织是当时著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北京“红三司”的十六家发起单位之一。该传单上还印有“打倒联动！砸烂联动！”字样（网友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目前人们搜集到的关于揭露高干子女红卫兵在“红八月”里打死人事件的资料，实际上多数来自1967年初揭批“联动”罪行时的造反派红卫兵之手。
文革后，严厉追查“三种人”，但对“红八月”中打死人的案件始终无人追究，原因就在于这些案件的真凶都是些高干子女，而文革后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又都恢复职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