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患精神分裂症的日本·林沛理 ·日本人一方面待客殷切，一方面對侵略戰爭不思悔改、麻木不仁，成為中日關係的死結。 --------------------------------------------------------------------------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着有《英文玩家》、《玩起中文》及《反語》，最新的一本書是《祝你分手快樂》（快樂書房）。 如果可以，真的想把日本這個國家放在診察台上(put Japan on the couch)，看看她是否患了精神分裂症。 在人與人相處的層面，日本人可以謙遜和禮讓到壓抑自我，甚至否定自我的地步。我每年例必到東京一游，每次都感到賓至如歸，甚至受寵若驚，日本人的待客之道教香港人汗顏。 然而在國家、歷史與政治的層面，日本作為侵略者與戰敗國，又可以不思悔改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參拜靖國神社、篡改史實、將釣魚島國有化，凡此種種，都反映了一種對受害者感受漠不關心、近乎病態的心理。就這方面而言，倘若日本政府是一個人，她就是一個因心理障礙而有攻擊或傷害他人行為的反社會者(sociopath)。 研究日本史的麻省理工學院退休教授杜亞(John W. Dower)在新書《有關忘與記的種種：身處現代的日本》(Ways of Forgetting, Ways of Remembering: Japan in the Modern World)中指出，提到二次大戰，日本人想起的還是廣島市遭到原子彈毀滅性打擊，而不是南京大屠殺或者偷襲珍珠港。杜亞認為，這是一種「罹難者意識」(victim consciousness)作祟，令日本人老是想起外國人給他們帶來的苦難，而忽略了自己施加於別人身上的罪行。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日本人對其在二次大戰的所作所為，仍然有一種分不清是受害者還是行兇者的角色混淆(role confusion)。 這成為中日關係的死結，當中的荒謬之處在於兩個亞洲以至世界大國費九牛二虎之力要證明自己才是更大的受害者，英文所謂的要「out-victimize each other」。日本的右翼分子認為日本在二次大戰不是侵略者、加害者，而是受害人、被侵略者，這當然是一派胡言；但中國政府和人民無法接受日本的自我受害者化（self victimization），亦因為在中國人的國家想象中，祖國已成永遠的受害者(the eternal victim)——她的貞操、聲譽，甚至安危，時刻需要人民的保護、清洗，甚至拯救。美國的開國元勛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言，自由的代價就是隨時隨地、沒完沒了的提高警覺(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可是對於中國人，隨時隨地、沒完沒了的提高警覺卻是愛國的代價(The Price of Patriotism is Eternal Vigilance)。 的確，在中國近代史上，中國人最激情澎湃、熱血沸騰的一刻，並非國家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做對了甚麼事情，而是國家受到污辱、委屈和不公平的對待(not when the country is right, but when the country is wronged)。將這種中國人的國家想象表達得最活靈活現的，是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家喻戶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完成於一九三五年的抗日時期，主題只有一個——為國犧牲。它號召人民「起來」，「冒着敵人的炮火前進」﹔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萬眾一心」地做「血肉長城」。可堪玩味的是，進行曲的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第三句才提到「中華民族」，可見敵人、外來的威脅乃建構中國人身份的關鍵。 這與美國國歌——《星條旗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可說是大異其趣。同樣寫於國家的危急存亡之秋（一八一二年的美國獨立戰爭），《星條旗之歌》歌頌的卻是一種無悔犧牲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國家讓美國人「如此驕傲」，因為她是「自由的土地」(land of the free)、「勇者的家園」 (home of the brave)。在這首令中國人聽得百感交集的美國國歌中，敵人只在暗示、隱喻中出現（「激戰」、「烈火熊熊，炮聲隆隆」），它的中心意象是一面「在黑夜過後矗立」的美國國旗。 新中國只是一個年過半百的年輕國家。中國是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多元民族，再加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國家想象已經缺乏說服力和感召力，中國要培養人民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實在殊不容易。在這樣的環境下，抗戰的回憶、反日自有其不言而喻的功能性。■ perrylam@yahoo.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