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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自中共建国后曾多次外出巡视“大江南北”，然而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和文革之中的1971年这两次最重要的南巡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味。前者是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后者则是要打倒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号称“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对比一下这两次南巡，有助于我们揭开历史深层的内涵和真相。

　　在中共的历次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并非回回一开始就稳操胜券。中共早期的历史可以不计，因为那时毛泽东并未真正掌握党内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真正开始掌权是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建国后的高饶事件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再从文革中的打倒刘少奇到打倒林彪，毛泽东的党内斗争道路可以说是从开始时的以理服人逐渐发展成后来的以力服人。文革中的倒刘、倒林活动就是毛泽东在党内非法行事的典型之作。

　　文革前夕，毛泽东在南方巡视隐居，时而湖南的滴水洞，时而上海、杭州，行踪诡秘，由江青出面姚文元执笔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斗争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彭真和其后台刘少奇。这个由毛泽东背后操纵的御用革命完全抛开了中共自己的党章国法，一开始就将中共自己选出的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当做敌人，必欲彻底打倒而后快。随着文革的深入进行，刘少奇集团果然被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打倒。毛的这次南巡开始时还巧为伪装，对于自己的嫡系亲信们也不完全交底，江青等文革派还要时时揣摸毛的意图而行事，所以毛的南巡更隐晦更隐蔽，不使自己的对手过早地发觉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以期迷惑他们，然后突施辣手，一举拿掉刘邓所依赖的军中人马罗瑞卿，完成在北京的军事部署。这时的刘邓集团已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显然，毛在南方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共党内的外围撕开一个突破口，从批吴晗批北京市委出发，一举突破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封锁，然后再顺藤摸瓜，揪出所谓的黑后台，完成其政变夺权的图谋。由此可见，毛的南巡以及其所从事的活动在中共党内也属非法活动，是典型的阴谋诡计。毕竟毛泽东要靠正常的党内程序倒刘难度太大，所以毛不得不另辟奚径通过非法手段倒刘，毛的这一阴谋手段及其做法开创了党内斗争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毛泽东在1971年的倒林活动则是其5年前倒刘的翻版而已。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由于毛林冲突表面化，虽然毛泽东以个人之力一举扭转了会议大批文革派张春桥的浪潮，暂时打倒了陈伯达。但毛泽东不满林彪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从庐山会议到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巡这一年时间内，毛一方面大搞批陈整风，另一方面揪住林系大将们的检讨不放，一直希望从中引导出一个批林的结果，从而废了副统帅的接班人地位。然而军队中批陈整风运动的进展并不如毛泽东期盼的那样顺利，始终无法追根朔源到副统帅林彪那里。所以毛泽东不免心中急躁，再次动了南巡倒林的念头，这时的毛不得不再次御驾亲征了。毛泽东这次的倒林活动依然采取了倒刘时的办法，即不循正常途径，不在中央委员会内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党主席、军委主席之威在各地强力散布倒林的意图，迫使各地党政军大员们效忠拥护毛的倒林措施，以达到倒林的最终目的。毛泽东的这一非法活动在后来的官方宣传和党史教材中，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谴责和批判，反而被解释为是毛泽东个人的英明伟大，是毛为了粉碎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及时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诡计”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显然，这一解释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是非，混淆了曲直黑白，将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强加于党政军及人民大众。对比毛泽东的这两次南巡，我们不难看出毛实是玩弄阴谋诡计的老手，其倒刘和倒林的方式方法如出一辙，只不过前者更隐蔽更伪善更富于欺骗性，而后者更直接更露骨更无所顾忌，其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二）　毛泽东南巡倒林的特点

　　毛泽东的南巡倒林活动有何特点呢？特点一，毛频繁且密集地召见地方党政军领导人。从1970年8月15日毛开始南巡到9月12日毛返回北京，前后不过才28天，毛总共召见地方党政军大员13次，计有：

　　8月16日在武昌车站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汪东兴谈话8月17日毛在武汉召见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以及刘丰、汪东兴谈话8月25日毛在武昌召见华国锋、汪东兴谈话8月27日下午2时毛再次召见刘丰谈话

　　8月27日晚在湖南长沙召见华国锋、卜占亚谈话8月28日晚毛召见广东省的刘兴元、丁盛，广西省的韦国清谈话8月30日毛再次召见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8月31日晚毛在南昌召见了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9月2日上午毛再次召见许世友、韩先楚和程世清谈话9月3日凌晨毛在杭州召见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9月10日下午2时毛再次召见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空五军军长白宗善谈话9月11日在上海毛召见王洪文、许世友谈话9月12日毛返回北京在丰台车站召见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毛泽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密集的召见各地的党政军大员在毛自己以往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几乎是平均每两天就要召见一次这些大员们，有些人不仅召见一次，还要多次召见与之谈话，如湖北的刘丰、湖南的华国锋、广东的丁盛以及江苏的许世友等。可见，毛泽东此时对于倒林一事上的急迫性。

　　特点二，被毛泽东所召见的党政军大员中军队系统的人占了重要比例，特别是那些掌控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地的军队实权人物，最主要的军方大员包括许世友、韩先楚、李德生等人。一些被认为带有林系色彩的军方人士有刘丰、丁盛、程世清和陈励耘等人，但在毛的一再明确敲打下，刘、丁、程三人已表态效忠毛，913事件后丁盛和程世清也没受什么牵连。许世友、韩先楚、李德生为大军区司令，握有军队实权，他们对政局更具决定性作用，毕竟他们控制了京畿、南京、上海一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毛泽东说来，掌握了这些地方的军队实权，在与林彪的斗争之中毛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特点三，毛泽东对林彪系统发起的攻击异常猛烈。毛采取了预先定罪、上纲上线的方法，反复向各地的军方大员们大讲党内的路线斗争如何激烈，建党50年以来党内就出现了10次路线斗争，明白无误地向他们表示1970年8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并没完，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设国家主席就是反党的政治纲领，“天才论”则是反革命的理论纲领。毛泽东在与这些党政军大员的谈话中其矛头针对林彪已到了图穷匕见无以复加的程度，必欲将林彪置之死地而后快，其批林的调子甚至远高于当年打倒刘少奇的程度。

　　毛泽东这区区二十几天的南巡，在巡视各地与党政军大员们的谈话之中，毛一不讲如何发展生产力，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二不谈如何尽快终止全国因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而是一门心思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绞尽脑汁要通过非法手段铲除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在与华国锋的谈话中，毛竟然说“我看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斗争。”毛泽东谈话思路之荒唐莫过于此。从毛的南巡谈话中我们丝毫看不到毛作为国家领导人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听不到毛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只有荒谬无稽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扑风捉影的路线斗争。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垂暮老人怀着唐吉轲德式的心情在与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敌大战的情景。

　　（三）　毛泽东为何突然返京？

　　汪东兴在自己的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里说“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换句话说，毛泽东面对来自林彪篡党夺权、阴谋暗杀、另立中央等危险局面时，毛以自己的英明果断、沉着机智一举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图谋，而毛在南巡中的突然返京就是及时打破了林彪的政变图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汪东兴、张耀祠以及毛的其他警卫人士后来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在南巡的前大半段时间里除了行踪保密，行程紧凑外，一切都很正常，根本没有特别考虑防范有可能来自林彪的威胁。毛一方面大谈党内10次路线斗争，暗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是不会自己改正的，另一方面毛明指陈伯达后面还有黑手，话里话外都将林彪摆在对立面上，迫使这些地方大员们及时调整步调、站稳立场，不要心存幻想再向林系投靠。毛在去杭州之前，一副十分自信的态度。那么毛泽东何时开始产生了某种“预感”而导致他突然决定回京呢？从毛身边的人的回忆来看毛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任何口风，这些跟随毛的人也如堕五里雾中茫然不知其所以。这就更为毛的这一行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从中共后来公布的那些“林彪反革命罪行”材料以及事后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林立果是在9月上旬得知了毛南巡部份讲话内容后才开始有所行动，林立果9月8日晚回北京之前还谈不上有什么具体部署或计划。毛泽东这时真的发觉了什么异常情况而担心自己的安全吗？

　　从汪东兴等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部份端倪，即毛在杭州对掌管杭州警备大权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的不信任。据汪东兴的回忆“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另一本《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也提及毛对陈励耘的怀疑和不信任。该书说“毛主席这次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可疑的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

　　可陈励耘自己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则大喊“冤枉”，说他根本就没有参与任何不利于毛泽东的活动。毛在离开杭州时，陈还亲自送行。陈说“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林彪事件后陈励耘虽遭关押审查多年，但并未找出他在毛南巡时有任何反毛的活动，中共最后对陈只好不予起诉了事。显然，如果陈励耘真的为林立果所用参与密谋杀毛等活动，其后果断然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显而易见，那种说陈励耘在杭州的活动有可能对毛泽东不利的说法不过是扑风捉影而已，是包括毛在内的人在那个年代里过份强调阶级斗争的结果。毛之所以不喜欢杭州的陈励耘以及上海的王维国等人，并非他们真的有什么不轨举动被毛抓住了把柄，他们无非是被当成了林彪系统那条线上的人，毛对他们格外警惕罢了。至于杭州有人“装备飞机”一事，无非是当地军队按毛“要立足于打大仗，打核战争，打世界大战”的疯狂设想的指示进行战备而已，可笑的是竟然还有人向毛打这种小报告。

既然杭州的陈励耘根本就不存在对毛有任何不利的活动，毛为何这么不安乃至如此匆忙地离开呢？其实这与毛本人的被迫害妄想症有直接的关系。李志绥医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清楚的描述。1966年毛在策划打倒刘少奇的南巡中曾下榻南昌，忽一日毛对李医生说“我看这里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诉张耀祠，立刻去武汉”。在武汉没多久，毛又怀疑“卧室的天花板上藏有人”，所以毛认为不安全，立刻出发去杭州。事实上李医生多年前在成都时就已经意识到毛的这种被迫害妄想症，只不过党内斗争越“激烈”时，毛的症状就越严重，而这种所谓的“激烈斗争”几乎回回都是毛自己先挑起来的，毛这次南巡到杭州时一些所谓的“迹象”使得毛这种被迫害妄想症加剧，毛在这种心态下如何能有正常人的思维呢？

　但是说毛完全是因为被迫害妄想症而离开杭州乃至匆忙回京还不够全面，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的另一面则是要趁着林彪集团还没完全清醒过来时全面部署倒林的关键活动。事实上，早在1970年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毛就借口北京军区批陈不力，一举改组了军区领导，将郑维山、李雪峰等人换下，由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出掌京畿要地。这一部署实际就是为了防范林彪集团而来。毛甚至在南巡当中还多次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毛在整个南巡的过程中不断将庐山会议的问题上纲上线，指责林彪急于篡党夺权，庐山会议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的这些谈话不可能一点不被透露出去，那么传到林彪耳朵里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毛不可能不深深思虑之。林彪此时还是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手下的黄、吴、李、邱掌握着解放军总参、总后、海军和空军的实权，如果不及时防范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毛于9月11日从上海星夜兼程赶回北京。12日下午毛在北京的丰台车站下车，召集北京军区的党政军大员们谈话，除了再次重复老掉牙的那套“路线斗争”之外，特别下令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调集一个师的兵力进驻南口。这才是毛要急于回京的真实意图。此时的毛胜券在握，林彪集团已如同瓮中之鳖，只需找个借口就可以将其拿下，而这个借口毛在南巡中就已为林量身定造好了，现成的“设国家主席”就是林彪急于夺权的“罪证”。所以，汪东兴那种说毛临危不惧、化险为夷的说法不过是事后无限美化夸大了毛的这些作为，凭空为毛倒林的狡诈手段涂脂抹粉而已。其实毛泽东玩的就是天威难测、虚虚实实的把戏，使包括汪东兴在内的人也莫测高深。

　　（四）　到底是谁在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在其南巡过程中向各地的党政军大员们反复宣讲“三要三不要”，　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这里所指的“搞分裂和搞阴谋诡计”自然是针对林彪而来。913事件后，毛泽东给林彪戴的一顶大帽子就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显然，“搞阴谋”正是毛泽东在南巡当中给林彪钦定的罪名。那么到底是谁在“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呢？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句话就将中共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打成反党分子，送进了秦城监狱，罪名仅仅是陈在华北组的发言不获毛的欢心而已，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政治迫害。庐山会议后毛本想借着批陈整风运动将林系的人马好好修理一下，最好能顺藤摸瓜揪出黄吴李邱的后台林彪，就如同文革时揪出彭罗陆杨而最终揪出刘少奇一样。只要林彪一承认毛所指证的“错误”，毛自然就可以顺势取消林的接班人地位。无奈林系大将们的表现并不能让毛感到满意，毛一时又还抓不住林的什么把柄，再加上林彪不认为自己有错，拒不检讨，毛的批陈整风计划难以深入进行，因而废林的目的难于得逞。这时的毛完全没有按党内正常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思考，即通过党内合法的途径完成这一变更。当初毛泽东倒刘时至少还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刘的罪名还仅仅是镇压了学生运动。这次毛唯一想到倒林的方法就是再次祭出倒刘时的法宝，不按牌理出牌，以党主席之威行分裂党之实。所以毛在南巡过程中故意将火烧到林彪的头上，抛出“设国家主席”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将这个“谋反”的罪名事先套在林彪的头上。此时的林彪已是百口莫辩了。毛泽东如此的阴谋活动又岂是林彪等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为何毛泽东的这一赤裸裸的“搞分裂，搞阴谋”的活动事后竟然被反复吹捧为毛的高瞻远瞩、英明机智，以致不少现代史家们仍然极尽吹拍之能事，反复美化而津津乐道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予以分析揭开这一画皮。

　　913事件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实已走入穷途末路，原先向全党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昭示的“最亲密战友”接班人突然星殒大漠，这如何对世人有所交代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将林彪说得越坏越好，即必须将林彪的所谓“罪行”无限夸大，诸如“抢班夺权”、“图谋政变”以及“阴谋杀毛”等等。再通过专案组的逼供信，制造出各种伪证，做实林彪集团的反党反革命活动。这样方能显示出伟大领袖是如何明察秋毫，早就洞析了林彪的反党阴谋，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难时临危不惧，英明果断，从而一举粉碎了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与此同时，文革中的种种罪行也正好可以全部推到林彪一人头上，为毛作了最好的开脱。看看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的表演，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受蒙蔽的无辜模样，似乎文革当中的种种恶行与他无关，他只是偏听偏信了林彪的谗言而已。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当政时期一贯所为。事实上自建国以来中共政权可说是冤狱遍地，林彪一案不过是千万个冤案中一个更为突出的例子罢了。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以及“四人帮”的俯首就擒，原来被毛打倒迫害过的老干部们班师回朝，开始了对文革的清算。然而在这一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中共当局并不想真正否定毛泽东这面旗帜，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抽象否定之，将整个文革浩劫定位为“伟大领袖错误发动，被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如此一来，文革当中的种种罪行依然要放到林彪和“四人帮”的头上。因此，在这种解释下，林彪事件根本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所以，毛泽东从事的非法活动，其搞分裂、搞阴谋的所做所为无形当中就变成了合法，甚至天经地义的了，根本不需要人们予以质疑、批判，再加上中共多年来的反复宣传和汪东兴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广大老百姓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官方的“标准版的说辞”。这难道不是对历史的歪曲吗？所以要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首先就要正本清源，搞清楚到底是谁真正搞分裂搞阴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毛泽东在1971年8月到9月的南巡是其阴谋倒林的一次非法活动。历史上既不存在所谓的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也不存在林彪“阴谋杀毛”的神话，有的只是毛共当局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对真相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笔者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毛泽东及中共当局编织的天方夜潭迟早都会被一一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