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種孫(1898—1962年)字仲嘉，出生於江西高安縣珠湖村。左腿因童年生瘡微殘，舉步微跛。身材瘦小，顯得文弱；但兩眼炯炯有神，聲音宏亮，出口成章，氣韻不凡。其父傅元弼字子良，晚清秀才，號商岩。深知此兒聰穎，大可造就，教了他不少古籍。積學漸進，作得一手桐城派古文。1910年傅元弼去世，遺囑妻子：即使萬般困難也要讓種孫上學。但身後僅留下3畝薄田，家中又無力耕種，只得靠其母陳氏勤勞紡績以糊口。高小畢業後入省立二中，特別喜歡幾何。幼時就寫過一篇關於‘軌跡’的論文。1916年從宜春省立八中畢業。家庭經濟無力供他自費讀大學。有位老師告訴他，可以享受公費讀書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在南昌市招兩名江西籍學生。他倉促應試，居然被取在該校數理部。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部畢業後，留在母校附中任教。這是他步入社會後的第一個教職；在這個崗位上傅種孫已經展示自己不凡的教學能力。幾十年後，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回憶說：傅老師講幾何講得好，他使我後來愛上了幾何。由於教學業績突出，次年又調回數理部，破格以講師錄用，仍在附中兼課。同時考入母校的數學研究科，192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由於北洋政府停發教育經費，對國立學校教師長期欠薪，他手無積蓄，不得已於1926年回南昌省立二中任教，十多年前他那篇關於‘軌跡’的論文，仍在學生成績展覽室里陳列着。1928年冬季，北平師範大學當局接納學生意見，請他重返母校。經物理系教授張貽惠推薦，以教授名義致聘，數學系事務由他代行處理。在他的指導下，北平師範大學數學學會又發行《數學季刊》。該學會半年改選，他是第二屆副會長，第三屆正會長，直到1921年他都是雜誌的編輯。雜誌共刊出15期，發表他的論文16篇。他對中國數學史與中國古算術都很有興趣。他的《大衍（求一術）》就是國內用現代數學觀點研究中國古算術的首例。他所譯O．維布倫（Veblen）的《幾何學基礎》是中國讀者見到的第一部幾何基礎理論著作。1920年英國數學家B．A．W．羅素（Russe11）來華，次年3月在北京大學講新興的數理邏輯。傅種孫事前給羅素的《數學哲學引論》（Introductionto Mathematical Philos 0phy）寫了一篇摘要《羅素算理哲學入門》刊於《數理雜誌》，後來又與張邦銘將全書譯為中文，書名《羅素算理哲學》。這是植入我國的第一株數理邏輯學的新苗，學術界一直公認為傅種孫是中國數理邏輯和幾何學的先驅。

直到抗戰時期，我國理工科教材一直使用外國原本。學制改革後，又增加了幾十萬高中生，也不得不用外文書。而外國書價太貴，對經濟落後的中國學生來說，實在難以承受。為此傅種孫於1929年聯合附中教員，集股籌款，創設“廠甸師大附中算學叢刻社”，影印一些流行較廣的大學及高中英文數學課本，按中國書市價格出售，不及原版書價三分之一。既減輕學生及家長的經濟負擔，大、中學有了中文教材可用，叢刻社也獲得盈利。一舉三得！

同時，他用叢刻社的盈餘，聘請專家，編寫初、高中數學課本。他自己任總編輯，每書必經他認真審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數外，已經全部問世。這是我國第一套數學教科書。他自己着《高中平面幾何》即是其中一冊，1933年初版，到1937年共印刷了四版，每版都經過認真修訂。口碑甚佳，風行全國。教師普遍認為該書使教學獲得事半功倍之效。

他從畢業生的來信中，察覺他們還不能用高等數學統攝初等數學，便於1928年在數學系三年級創設《初等數學研究》來彌補這個缺憾。他最初設想的課程內容十分龐大，以致不能實現，乃改為只講《平面幾何研究》。講義的初稿中有總論、基礎、證題、作圖、軌跡、極大極小及極限諸篇。後因抗戰中沒有印刷條件，此書未及完成，此乃終生遺憾。

1936年末，傅種孫任教授的年資達到了教育部規定，可休假1年。他決定趁此機會赴德國留學，可惜此計劃因日寇入侵而無法實現。1937年10月下旬，他隻身投奔西安臨時大學。從淪陷區到後方，必須穿過敵軍的封鎖線，行路萬分困難。逃出來的教員，幾乎沒人帶書出來。他卻不惜運費，不怕風險，帶來幾百冊外文書籍。因此他的臥室，成了西北聯合大學數學系的書庫。1945年，他服務的年資又符合出國考察條件。於是秋季赴英國，先後在牛津、劍橋兩大學訪問兩年。抗戰西遷的北平師範大學，於1946年改稱北平師範學院。院長袁敦禮力邀傅種孫擔任數學系主任。乃於次年11月回國履新。在此期間，傅種孫破格提拔王世強為講師，次年，他又留下3名畢業生替換兩位助教和一位講師。並邀請湯璪真教授，勸退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教授。從此，系內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數學系師資力量大為提升。由於擴大招生，不得不讓幾位青年教師講授基礎課。晚間自習時，他們設座答疑，他常旁坐諦聽，事後為之指點更正。有時當着學生的面告誡教師。這辦法他執行多年，又建立助教進修制度，使青年教師不敢懈怠。

1948年4月9日凌晨，北平憲警闖入北平師範大學學生宿舍，毆打10人，劫走8人，押入警署。當日學生赴“行轅”請願，營救被捕同學。傅種孫身為教授會主席，堅決支持學生，並代教授會擬定“罷教宣言”。宣言書寫得有理有據，文情並茂。1949年後傅種孫以其勇於任事的精神，挺身而出，為保存北平師範大學元氣，立功甚偉，一時眾望所歸。1949年春，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年晉升為副校長，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主編。1956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由於職銜太多，不得不辭去數學系主任之職。

北平解放不久，毛澤東特備兩桌酒席到順城街北京師範大學教員宿舍訪問早年的同學湯璪真和業師黎錦熙二位。該校應邀作陪的有黃國璋先生及傅種孫夫婦。席間傅種孫發言特別多，這次會見給他很大鼓舞。此後6年裡，由於各方支持更增加了他的辦學信心。特別是對於培養自己成長的母校，傅種孫尤其盡心盡責，頗以振興母校為己任。但由於胃潰瘍纏身多年，常常過於疲勞，食少事繁，以至於疾病纏身。

而更大的打擊則來自1957年。當他的病體初見平復，全國發起“鳴放”運動。6月末，人民日報社記者來他家採訪，他對知識分子問題，口述一些意見，別人筆錄，寫成《中共失策之一》。記者帶回報社，未及發表，就被好心人把文稿要回來還給他。後來還是發表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內部刊物《師大教學》上。這些意見充分反映了他作為共產黨的諍友、摯友可貴的精神風貌。在文章中他寫道：

“為了愛護中共，我願意談談中共失策的地方。首先要談的是對知識分子的失策，這是中共近幾年最大的失策之一。每次政治運動，都給知識分子造成傷害。雖然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知識分子就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分子的。我也不曉得這些知識分子究竟造了什麼孽而致會遭這麼大的禍殃。”“地主之所以為地主，資本家之所以為資本家，必然是有剝削行為，有罪過。我們能夠說一個知識分子必然有罪嗎？”“知識分子的氣節是從古以來所鼓勵的。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分子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我認為這是很大的隱憂，無形的損失。”

給知識分子扣上“舊”的帽子。1956年1月，周恩來根據建國後7年的社會實踐，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做出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個組成部分”的科學評價，強調要關心、愛護、尊重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這種觀點深得知識分子的擁護和贊同。然而，到了1957年春，毛澤東又把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

“我們來看看中共是怎樣來對待知識分子的。所有的報章雜誌上所寫的，報告會、討論會上所說的，只要一提到知識分子，必然戴上‘舊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分子而不戴帽子的。顯然，如果光提知識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罵了。可聽的人作何感想呢？他會不會想我不是舊知識分子而是新知識分子，我不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紅色知識分子呢？我想沒有一個人敢這樣自封。因此，每個知識分子聽人談到知識分子（總有小帽子——舊的、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原注）時，總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對於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始終感到遺憾，在知識分子上面必須要加上‘舊’字或者是‘資產階級’，叫舊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工人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農民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他反問道：“為什麼偏偏給知識分子加上個‘舊’字？這又何苦？你把人家當僱傭看，當奴隸看，甚至當敵人看，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態度。…….”

“現在的知識分子與中共既無冤又無仇，為什麼不利用？知識分子願為中共效勞，因為為中共效勞也就是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效勞。你有遠大計劃，現在人懂行，願效勞，何苦不用？”雖然，現在沒有知識分子失業，都在用了，“但打着用、罵着用，叫知識分子成天用眼淚洗臉，這是何苦來呢？難道這是一種政策嗎？”“就知識分子說，養着他而不聽從他的意見，就是所謂‘豕交獸畜’的待遇，是知識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識分子所感受的待遇與中共所標榜的知識分子政策幾乎完全相反。這能怪知識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嗎？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這能把責任完全委之於下級嗎？下級的普遍偏差與上級的領導無關嗎？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來四海之內有哪一個地方的知識分子不寒心？”

北師大黨委偏聽偏信，黨群關繫緊張在於黨員獨斷專行。他說：“我們學校內黨群關係比以前有了進步，但還是不夠的。以前黨外人士對黨團員存着戒心，怕他們挑碴兒，說話不敢隨便說，一定要想好才敢說，有些黨團員假裝進步獲得組織的信任，在他們的報告之下，許多教授喪失了威信，許多系的教研組也因此而垮台，如當時的英文系就這樣垮台了，許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學術建立起來的，而學術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毀之而有餘’，我所知道的黨團員的報告和許多非黨團員的報告是相反的。…….造成黨內、外的界限首先黨團員要負責，當然黨外人士也是有責任的。”

北師大黨委對知識分子態度粗暴，不信任他們。他說：“黨委對知識分子的心情不夠了解。我對黨的政策都擁護，惟獨對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麼高明。知識分子能忍辱負重，任勞任怨，他能在這裡工作，並不是黨的威力壓服了他，也並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後，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這樣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負重，任勞任怨，是為了顧全大局，不是佩服這些個黨委。要把這種精神傳達到每一個黨員。不然的話，都以監工的態度出現，自己還覺得怪不錯的，這是非常錯誤的。”“師大最令人傷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學間幾乎不敢來往，像一盤散沙，沒有粘性，只靠黨來聯繫。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呢？大概是因為黨怕大家彼此來往熟了會造反的原因吧。要改變這種情況只有靠黨。我常常說：現在我們師大的人，無論教員、職員都不是真心實意地愛師大。平常在閒談中沒有一個人說師大好，這可看出大家對師大是否有感情。後來的人恨不得把師大看個透，好像以前一點好處也沒有，而現在就靠這些人來辦師大，這怎麼能辦得好呢？”

要學生批判地學習老教師的做法是錯誤的。他說：“師大教授名聲，在校外比在校內高，在系外比在系內高，在系內又比在助教嘴裡高。這誰吃虧呢？當然老教授也吃虧，但最吃虧的還是助教學不到東西。……黨對青年教師說：向老教師接受知識要批判的吸收。我對這句話非常反感。”“我們安排小孩子上學的時候，難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學習老師，批判地聽老師的話嗎？黨是青年教師的家長，要很好動員他們向老教授學習。可是，這幾年黨叫年輕教師學習老教師總是附帶條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時說這樣的話呢？這樣老教授怎麼能毫無顧慮地拿出知識來呢？這使老教授感到年輕教師好像不是來學習知識，而是來監督他的。”……

傅種孫早年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後來又留學海外，接受西方科學民主思想的影響。由於中西方文化的薰陶，使他成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所以才敢於披肝瀝膽、直陳己見。另外他還經常針對當局運用“階級鬥爭觀點指導學術領域裡思想理論的爭鳴”的風氣，在不同的場合批評這種亂貼階級標籤的做法，他說：“我學的是數學，數學就沒有什麼社會主義的數學和資本主義的數學之分。”

根據以上言論，被劃為極右分子，削去一切行政及學術職務，派到數學系資料室工作。1958年，在‘拔白旗’運動中，他理所當然地又被作為數學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創。從此打入了另冊，成為人群中的異類。同事的疏離，學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為一個學者的傅種孫既然心繫中國數學的發展，又關心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那麼，他就只能為堅持自己的思想理論觀點付出沉重的代價，蒙受着苦難的折磨。

由於內外交迫，身心俱疲，心力交瘁，終於在1962年元月14日腦溢血不治身亡。傅種孫從教一生，庭前桃李，馥郁成行。解析數論名家閔嗣鶴和數理邏輯專家王世強，是他早期賞識的學生。在主持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時，他提攜許多新秀，或送他們去蘇聯學習，現在都是知名教授。按他的學術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優越條件，追逐世界先進水平，在國際數學領域插上幾面中國旗幟，為國增光。但歷史無情，他不是倒在三尺講台上，而是倒在眾多批評者盛氣凌人、口誅筆伐的狂熱氣氛下。

“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諾諾，而不要一士之諤諤”，這是老一輩數學家傅種孫的慨嘆，也是他對極權專制主義的強烈譴責。他的一生充分表現了“一介諤諤之士的獨立品格”。這是著名學者張允若先生的評語，頗有見地。

【補白】

“知識分子自誕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與介入性的雙重質量，即專業精神和社會良心相結合。知識分子不僅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更是對社會發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佐拉於1898年在法國《震旦報》發表《我控訴》，為猶太人軍官德雷富斯無罪辯護。後被迫流亡國外，直到1902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