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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選駿：吳稼祥誤解了習近平
(博訊2013年09月14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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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吳稼祥誤解了習近平，正如1989年吳稼祥誤解了鄧小平。
2013年9月14日《亞洲周刊》報道，吳稼祥堅信習近平是個改革者。他甚至認為，習近期釋放部分左傾政治信號，只是一種“假動作”，甚至指習的左傾形象是反對他的人偽造的。年前的中共十八大期間，他就對亞洲週刊表示，習近平、李克強的習李組合是中南海施政的“最好組合”。一個月前，吳稼祥攜新書《公天下》參與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演講中他提到中國未來改革歷程。他說，據他了解，習近平是個“合格的改革者”，希望民眾要有信心和耐心。他稱，改革者需具備三特點：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如來智慧，而習近平就具備這三個特點。日前，針對人們對習近平所謂“左傾”的疑慮，他接受採訪而作了回應。
吳稼祥從三方面作了剖析。第一，習近平是改革派盟主，他正是因為這個才上台的。第二，他有父子相承關係，是最改革派家庭出來的，按照中共和中國歷史傳承來說，他不可能背叛包括他父親所在的派系。第三就是中共十八大以後，他的動作過猛，用力過猛，引起反彈，這個反彈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希望列車不開的團隊。
……
吳稼祥的上述評論使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殺前的一段往事：
一次會議上吳稼祥對我說，他準備給鄧小平寫一個上書，力陳不可開槍殺人，否則就將淪為千古罪人。他是來徵求我的意見的，問有沒有用；我對吳稼祥說，“二十年後，人們會說，要是鄧小平當年聽了吳稼祥的話，中國歷史就不會這樣而會是那樣的了。”吳稼祥沉默了一會兒說，“你認為這沒有用是嗎。”我說，“有用啊，這就是用，立此存照，彪炳千秋。”
吳稼祥曾於1980年代任職於中央辦公廳，在趙紫陽時代曾操刀起草被視為最具改革特點的中共十三大報告；六四大屠殺之後卻被囚於秦城監獄。
這都是由於吳稼祥這位忠貞的共產黨員一再誤判中南海的詭譎風雲。
吳稼祥似乎不懂，假扮觀音菩薩的陰陽人毛澤東，卻是殘害忠良的雷霆殺手，即使如此，毛的如來智慧也無法阻擋其家族的覆滅。
至於我，是這樣看待習近平的：
習近平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2013年，北京時間6月18日，報載“習近平親自上陣，中共清黨整風大幕開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京出席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並發表講話，七常委再次共同亮相。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員副委員長，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黨員副主席出席主會場會議，出席人員級別之高近期罕見。
習近平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並言辭激烈地表示“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並稱“制度一經形成，就要嚴格遵守，執行制度沒有例外”，措辭之嚴厲也讓輿論震驚。對黨內“整風”推進最讓中國民眾記憶深刻的是曾在延安進行“整風”樹立領袖地位的毛澤東，以及經歷過1980年代自由化思潮、“六四”運動的鄧小平，而此後的江澤民和胡錦濤都罕有觸及“整風”，甚至有所避諱。如今，多年之後的習近平如此大張旗鼓搞黨內整風肅清，足見其欲建“毛鄧習”政治傳承的自信。
在這種局勢下，如果還有人問到：“變革時代，習近平能否成為戈爾巴喬夫？”那麼一定會被人認為“這個問題好蠢”。日益左傾的習近平，怎麼可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確實，習近平不可能自覺地成為戈爾巴喬夫，但是習近平卻可能被迫地成為戈爾巴喬夫。
此話怎講？
因為我們知道，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不是民主派，戈爾巴喬一開始也是主張強化控制的，只是後來他的治理整頓受到全民的抵制，沒有辦法了，才被迫從民主改革中尋求突破口的。
習近平能否成為戈爾巴喬夫的關鍵，不在於習近平本人，而在於中國的公眾是否願意配合他的強化控制措施。
政治鬥爭不是“良心之間的博弈”，而是“實力之間的博弈”：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之所以願意改革，不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有良心”，而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無實力”——例如，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可能再像勃列日涅夫那樣混日子了，儘管他上台之初並不想推行民主改革，而想強化勞動紀律，但後來發現蘇聯的社會弊端已經積重難返，無法按照既定方針有效地治理整頓，於是才被迫走上了民主改革的康莊大道。
對此，戈爾巴喬夫本人並非無怨無悔的，他現在還活着，大家看看他現在想法，就知道他後悔蘇聯的完蛋，就知道他當初的民主改革並不打算瓦解蘇聯，也不是出於良心的悔悟，而是出於強化管理的考慮。
習近平現在正在走戈爾巴喬夫起初強化管理的老路，如果全國人民不再配合他，他就只有被迫走上民主改革的康莊大道了。
具體分析一下，習近平之所以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不是因為習近平有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良心，而是因為他沒有鄧小平、毛澤東那樣的實力，所以他要真正和毛鄧比肩，就只有推行民主改革，才能在毛的“建國”、鄧的“經改”之上，樹立“政改”的豐功偉績。
事實上，胡耀邦、趙紫陽的良心，也主要是在他們失勢之後體現出來的，即使鄧小平、毛澤東在他們失勢的時候，也都體現過一定的良心——這種良心是人類的本能，只要沒有被權力和金錢腐蝕的時候，任何人多少都會有一點的。
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政治良心，其實也是為中共的繼續專政，尋求合法性與最佳方案，所以他們到死都沒有脫離共產黨，到死都沒有回歸中國民族。
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相同：
1、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都是太子黨、高乾親戚；習近平通過父親得到升遷、戈爾巴喬夫通過妻子賴莎的叔叔葛羅米柯得到升遷；
2、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都是在政權年滿六十歲的時候繼任的，習近平是在毛澤東政權年滿六十的時候，戈爾巴喬夫是在斯大林東政權年滿六十的時候。
上述兩點決定了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具有類似的內政壓力；而且，由於中國現在也是“世界老二”了，代替了1980年代蘇聯“世界老二”地位，因此習近平與戈爾巴喬夫也具有類似的外交壓力。
習近平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無論他表現得左還有表現得右，那都是他身不由己的，那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他自己的權力；這一點和二十多年前的戈爾巴喬夫也沒有什麼不同。至於說到“民主思想”，現在的習近平也只會比19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更多而不會更少，習近平畢竟在美國待過。所以，習近平究竟能否成為“民主的戈爾巴喬夫”，完全在於中國的公眾對他的作為如何反應。
如果中國公眾屈服於習近平強化紀律的高壓措施，那麼即使在美國待過的習近平也會放棄民主改革；如果中國公眾像1980年代的蘇聯公眾那樣拒絕戈爾巴喬夫的高壓措施那樣拒絕習近平的高壓措施，那麼習近平就將作為“中國的民主戈爾巴喬夫”出現在中國。
不論從哪個方面看，習近平都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_(博訊自由發稿區發稿)
(此為打印板，原文網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3/09/2013091408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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