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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情報人員中，袁殊是最神秘的傳奇人物之一，他是“五方特務”(中共、共產國際、國民黨中統、軍統和日寇)，他一生參加過許多驚險的地下戰鬥，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大功。近年有些報刊雖刊登了他的一些事跡，但有的文章泛泛而談未涉要害，有的文章戴着“左”的眼鏡，抹殺迴避了中共利用袁殊勾結日寇破壞抗戰的事實，因而不夠真實，不夠客觀公正。筆者的舅父惲逸群(曾任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長，中共華東局政治秘書)是袁殊的結拜兄弟，是同一戰線的戰友，我與袁及其部下又有過接觸，為了反映歷史真相，我特寫此文作重要補充和糾正。
我初次見到袁是在1938年上海“孤島”時期，當時我在一所夜大學新聞系讀書，白天無事常到袁主持的《雜誌》社看報聊天。袁當時約近30歲，身材矮胖結實，神采弈弈，來看他的人很多，可見他交際廣寬，而一個20多歲的摩登女郎則是常客，她是女作家關露，後來才知道她是潘漢年手下的特工。漸漸地我了解到袁的身世和經歷。
從北伐戰士到文藝青年
袁殊本名袁學易，1911年出生於湖北蘄春縣，父親袁曉嵐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員，雖是官宦卻家道衰落，獨自到浙江謀生，妻子帶着兩個兒子到上海投靠姐姐，後又遷到浦東棚戶區，以開“老虎灶”(流行江南專賣開水溫水的店)維持一家艱苦的生活，袁學易則到印刷廠當學徒工。後來父親到上海一家學校教書，就把12歲的學易送入立達學園讀書。立達學園不少教師思想激進，主張個性解放，信仰無政府主義，主張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會。袁雖年小，但生活的貧苦，又看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統治下的社會黑暗，產生了改變舊社會的思想。1925年上海發生英日帝國主義殺害中國工人學生的五卅慘案，袁學易作為學生代表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結識了許多先進分子，不久就跟隨一位無政府主義者胡抱一去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先後在多個部隊擔任副官、連指導員等職。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的左傾思想逐漸成熟。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政變，國共分裂，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遭屠殺迫害，袁憤而離開部隊，到上海參加風行一時的“狂飈運動“。
“狂飈運動”由多位進步青年組成的狂飈社發動，主張“與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鬥，承擔起對祖國和人民的責任”，除發行周刊和叢書，還成立演劇部。思想左傾又愛好文學的袁學易，滿懷興奮地加入該社劇團參加演劇活動，先後在上海、南京演出的《娜拉》《上海之夜》《從人間來》等多部話劇中擔任角色，還負責對外聯絡工作。在南京演出結束舉辦的答謝觀眾招待會上，他代表狂飈社致詞，竟在發言中借劇情把國民黨大罵一通。國民黨中央黨部獲悉後準備對他懲處，幸得他父親的同盟會老朋友的庇護才得無事。
回到上海，他與後來成為名作家的樓適夷、柯仲平等一起擠住在簡陋的房屋內，他們窮困潦倒，但都懷抱着美好的理想。這時他組織劇團，創作劇本，成為嶄露頭角的文學青年。但他感到戲劇事業不可能成為終身職業，他決心改變人生的方向了。
從新聞學家到名記者
袁在1925年開始向報紙投稿，不斷被採用，特別是看了新聞學家任伯濤的《運用新聞學》後，對新聞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次在狂飈社的集會上遇見了任伯濤，就向這位老專家請教，並傾訴自己對上海報紙的不滿，認為這些報紙是買辦階級的工具，不為人民說話，決心將來自己辦一張站在人民立場上的報紙，用輿論來改造社會，得到任的讚許與鼓勵。為了實現理想，不久他赴日本進日本大學新聞系進修，一面刻苦學習，一面寫文章介紹各國的新聞事業狀況，寄回國內報刊發表。由於經濟困難，他在1930年回國。他在上海遍訪新聞文化界名人陳望道等，主張辦一張公正客觀的報紙，得到他們贊同，於是用他妻子從娘家借來的500元，在1931年創辦了《文藝新聞》。
《文藝新聞》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介紹中外文化動態，人民大眾關心的文化新聞，刊登各國的進步文學作品，很受讀者歡迎。當時日寇占我東北，國難深重，該報又以大量報道鼓舞民眾參加抗日愛國運動。
有一件事使該報更加引人注目，就是柔石、胡也頻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國民黨逮捕殺害，由於國民黨嚴密封鎖消息，社會上一無所知。袁心生一計，請中共在滬代表馮雪峰用假名寫讀者來信給該報，詢問五作家下落，然後又以讀者來信方式透露五位作家已蒙難，接着又發表大量紀念遭難者的文章，既造成不利於國民黨的社會影響，又使國民黨找不到消息來源，保護了該報的安全。這就是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中說的，“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他的機智和膽略受到廣泛稱讚，該報也因此銷量大增，他這時改名袁霄逸，頓時成為新聞界的一顆新星。
他一面致力辦報，一面從事他愛好的新聞學理論的研究，他寫了大量新聞學作品，如《現代新聞學》《學校新聞講話》《新聞法制論》等，除在報刊發表，還由好友惲逸群編成《記者道》一書出版，他還雄心勃勃想編一部新聞學叢書，可惜未能實現。
他對新聞學還有兩個傑出的貢獻，一是把英文Journalism一詞譯成“集納主義”，並定義為：“報紙的新聞要有聞義錄，包羅萬象，為讀者喜聞樂見，引人入勝，又須立場公正，為人民大眾說話。”這個“集納主義”是他對中國新聞學的首創。二是他將英文Reportage譯為“報告文學”首先引入中國。他寫了《報告文學論》，對它做出定義：“報告文學是把心靈置於事實的基礎上，但不是象照相機般照錄原樣，它又須具備一定的目的傾向，把事實通過印象加以批判地寫出，這個目的就是社會主義。”根據袁首創的報告文學理論，他的好友夏衍寫出了燴炙人口的《包身工》，成為中國新聞文學史上第一篇報告文學作品，從此報告文學作品不斷出現在報刊上，劉賓雁成為後起之秀。
袁霄逸把這些理論用來實踐，他後來創辦的《雜誌》半月刊和《新中國報》成為別開生面的報刊，不僅信息量多，並且對重大新聞和事件都配以照片、背景資料、短評等，既有知識性又有可讀性，因而這些報刊廣受讀者歡迎，使他成為新聞事業家和名記者。
博學才子成為五方特工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位儒雅博學的文人後來竟成為“五方特務”，成為神秘的傳奇人物，事情的經過是——
袁創辦《文藝新聞》後，接觸了不少思想左傾的作家文人如馮雪峰、茅盾、夏衍、潘梓年等，思想越來越左傾，他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又成為中共領導的“中國文化同盟總會”(簡稱“文總”)的常務理事，於是他提出參加中共的要求。一天潘漢年王之春約他在咖啡館見面，通知他已被接納為中共黨員，同時根據他的機智和膽略，吸收他為“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員，擔負更多的秘密特殊工作，要求他逐漸退去左的色彩，變成灰色人物，打入國民黨上層，利用合法身份為中共收集戰略情報，於是他開始了第一個特工生涯。
按照中共指示，他停辦了已出60期的《文藝新聞》，在他表兄賈伯濤(黃浦軍校一期生)介紹下結識了湖北同鄉、上海社會局長、國民黨中統頭子吳醒亞，參加了吳手下的特工小組和更秘密的“干社”。經吳醒亞介紹，他進入中國最大的經濟新聞通訊社“新聲通訊社”當記者，得以參加各種招待會和進行個別採訪，從此袁結識了許多國民黨和社會上層人士，獲得不少重要情報不斷送給潘漢年。在採訪活動中，他結識了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日本外務省特務)岩井英一，兩人關係逐漸密切，建立了情報交換關係，岩井為鼓勵他多給國民黨情報，每月付他200元活動費，從此袁成為日寇的情報員。當時國民黨政府正和日本談判貨幣匯率和關稅問題，引起各方關注，袁從岩井處獲得最新消息 ，及時報道，使袁因消息靈通而在新聞界聲譽鵲起。為了擴大情報來源，他和新聲通訊社編輯惲逸群(中共黨員和中共“特科”人員)發起舉辦每半月一次的“記者座談”，議論國事，交流信息，各報的立場左中右的記者包括夏衍、石西民、范長江等百多人紛紛參加，社會影響越來越大。後來“記者座談”擴大為“中國青年記者協會”，袁當選為五位總幹事之一，又被選為國民黨領導的上海記者公會執行委員，袁霄逸成了新聞界的名人。
為了增添更多的保護色，經中共批准，他和惲逸群等10位新聞記者“桃園結義”成為結拜兄弟。十兄弟中的老大叫杭石君，是《新聞報》記者又是青幫首領黃金榮的親信秘書，袁又經杭介紹成為青幫的一份子。惲逸群則成為被稱為“商界狀元”的聞蘭亭幫派的“門生”，聞派勢力比青幫小，但也有5千“門生”，大多是工商界骨幹和各界專業人士。幫會不從事政治活動，當時不少中共黨員和經濟界人士加入青幫和其他幫會，動機是想在遭到國民黨迫害和歹徒綁票敲詐時得到幫會的保護。有的文章說袁殊是青幫間諜，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參加幫會的人是沒有向幫會提供情報的義務的。
可是出人意料，他在1935年忽然被國民黨逮捕了。原來共產國際遠東局代局長名華爾托的德國人，在上海與中共一起從事反對國民黨的活動，被國民黨偵悉而逮捕，此人在受審時始終一言不發，連姓名年齡國籍都不回答，此案被當時報紙稱為“怪西人案”。從此人的通訊簿中發現有袁霄逸的電話號碼，就把袁抓捕，得知袁是共產國際的情報員。後來華爾托判刑10年，袁判刑2年半，押送武漢監獄，隨後又轉送湖北反省院服刑。在反省院關了8個月，經袁父的國民黨老朋友保釋出來了。
袁雖出獄，並無自由，仍有特務監視，難以公開活動。他擺脫特務逃回上海找到馮雪峰，要求再去日本躲藏一段時間，得到中共同意後偕妻子再去日本，進早稻田大學歷史系當研究生。1937年日本掀起排華高潮，袁和不少留學生被驅逐回國了。
回到上海，袁由夏衍安排在時事新聞社編輯日本問題的書刊。七七抗戰開始，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急於找一些日本通了解日本的軍政動態，得青幫另一頭目杜月笙推薦，戴笠親赴袁寓，敦請袁參加軍統從事對日工作，袁請示潘漢年，潘認為可以多一個情報來源而表示同意。
袁從此改名袁殊，和他的名記者身份告別了。他除了收集日本方面情報提供軍統，還為軍統組織了兩次特別行動。原來當時日軍軍艦停留上海黃浦江中，威脅中國人，人民無不懷恨。而汪精衛一夥漢奸逃來上海後，遭到上海人民唾罵，很少有人附和，為此汪偽一夥惱羞成怒，在極司斐而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由丁默村(原國民黨C、C人員)和李士群(原中共留蘇黨員，後又參加軍統)主持，手下有幾百個武裝特務，每天佩帶武器，暗殺抗日人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婦女界領袖茅麗英，退入租界的國軍八百壯士謝晉元團長等均遭殺害，連中國銀行因不接受偽儲備銀行鈔票，四五十個職員被綁架，並被槍殺了七八人。上海人民對“76號魔窟”恨之入骨，為此軍統成立特別小組進行反擊，袁殊也參加這個小組，進行了兩次危險的特別行動。一次是派人炸毀上海虹口日本海軍的軍火倉庫，事成後受軍統記大功獎勵。另一次是組織工人挖地道，到汪偽的特工總部下，企圖把特工總部炸毀，不料被軍統叛徒向特工總部告密而失敗，隨即被捕。特工總部頭目丁默村主張把袁殺掉，李士群則主張留着他以供利用，正在殺與不殺的千鈞一髮之際，袁妻向潘漢年求救，潘早知袁與上海日本特務頭子岩井英一有情報交換關係，就囑她快去向岩井求救。岩井得知後立即趕到汪偽特工總部要人，奴才怎敢違主子之命，只得把袁釋放。為了感謝岩井救命之恩，袁參加了日寇的特別調查組和後來的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公開漢奸身份，這個昔日的天才演員，終於演成了世界少有的“五方特工”的反派角色。
不為人知的秘密活動
(1)幫助日寇鎮壓抗日報人——抗戰開始後江浙等省淪陷，上海的外國租界成為被日軍包圍的“孤島”，堅持留守上海的國共兩黨抗日報人，為抵制日寇新聞檢查的要求，紛紛聘請外國人當掛名老闆，出現了10多家“洋商報”。國民黨方面有申報、新聞報、大美晚報、正言報、大中通訊社等，民辦的文匯報，中共方面的導報、譯報，它們大量刊登抗日新聞和言論，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淪陷區人民的抗日意志。汪精衛等叛逃到上海後，也出版《中華日報》等漢奸報刊，加上日寇出版的中文報，大肆宣傳抗戰必敗，中日和平等漢奸論調，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宣傳戰，結果汪偽和日寇的報刊一敗塗地，竟然無人購閱。氣急敗壞的汪偽日寇決定用恐怖手段來對付抗日報刊和報人，於是派出大批特務身掛手槍手榴彈，公然白日行兇，暗殺和綁架抗日報人，爆炸抗日報社，槍聲炸彈聲幾乎天天不絕於耳，先後有近40位報紙總編輯、經理、主筆、記者、編輯遭到殺害和綁架，大多數報社遭炸彈襲擊，恐怖氣氛瀰漫上海。後來人們發現，遭難的報人全是國民黨報紙的人，被炸的報社也都是國民黨方面的報社，而中共的報社和報人卻都安然無恙，這是什麼原因?人們懷疑肯定有熟悉國民黨報人的“內鬼”在指使，人們的懷疑對象漸漸集中在袁殊身上，因為日偽特務是不了解報界情況的，而落水的名記者袁殊是中共黨員，很可能是他向日偽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單。這事雖無證據，但人們言之鑿鑿，也言之有理，因為袁在企圖炸毀汪偽特工總部失敗後被捕，對日偽的不殺之恩，他不能不以行動來報答。此事說明，作為中共黨員的袁殊，為實現黨性而不惜泯滅人性，殘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們，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黨性要求是多麼殘忍和惡毒!同時也說明，這時儘管毛澤東在高唱抗日論調，他卻已在指使潘漢年袁殊等在暗中進行破壞抗戰的勾當了。
(2)參與中共與日寇的和平談判——1955年潘漢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狀是：“瞞着黨私自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以後不少報刊大做潘汪會談的文章。其實這些說法都是扯淡，是掩蓋歪曲了事實真相。汪精衛是日寇的傀儡，並無實權，他的一切行動都要得到“太上皇”—汪偽政府最高顧問影佐幀昭少將的同意，潘與汪會談是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實際情況與官方公報大不相同———
抗戰開始後，毛澤東深感與日軍作戰只會吃虧消耗實力，難以實現推翻國民政府而統治天下的夢想，就決定借鑑三國時代蜀國吳國聯合反魏的計謀，制定了“聯日反蔣”的《三國志》謀略。1941年他緻密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望派人代表我與日汪商談‘聯日反蔣’，並立即停止部隊與日軍的戰爭行動”(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憶錄)。饒把這個任務交給情報部長潘漢年，潘隨即赴上海“岩井公館”找他的搭檔袁殊，再會見日本特務頭子岩井，然後他們三人再去見日寇派駐中國的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首腦影佐幀昭少將。岩井和影佐早就與潘漢年有“交換情報”的親密關係，互相熟悉，現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澤東特使”，就優禮有加(給他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在最高檔的滙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居住)，在舉辦歡迎盛宴後會談3天，達成了重要默契，寫了會談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占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這些默契使雙方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通過鐵路進攻僻處西南的國軍和東南亞盟國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開始在日占區後方攻占所有國民黨抗日根據地，使中共大大擴張了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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