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評價毛澤東為期不遠
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會作出公正裁決
葉永烈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中，有這樣兩段評述，言簡意賅，乍一聽，有些聳人聽聞，但如果聯繫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兩次“大災難”，使幾千萬人的血流成河；兩次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從這一視角去看毛澤東其人，就不難理解葉永烈講這些話的心態。只要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抱着“血溶於水”的感情，並且對毛氏暴政進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會認同葉永烈的這一觀點。他是這樣說的：
“如果沒有‘八屆十中全會’，或者毛澤東在1962年8月之前謝世，那麼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將還會再高些。……
“八屆十中全會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從此，毛澤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雖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風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頭，最後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淪。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和人民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反正時間還多着呢！”
文中，一個是“如果……謝世”，另一個是“下地獄”，這兩句話的內涵，只要細細捉摸，還是回味無窮的。
他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的另一處又說：
“劉少奇沒有好死，毛澤東也沒有好活。”
“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終結的喪鐘敲響了！”
“劉少奇沒有入地獄，而毛澤東也沒有上天堂！”
“劉少奇‘蓋棺論定’了，但歷史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審判，則還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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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烈在《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書中，在有關章節中對毛澤東有更全面的評述，現將這些評述匯集在一起，從中可以更加深刻認識毛澤東其人。而這些評語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實的基礎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後得出來的。
他對毛澤東的評價：
在政治上，他認為：
“毛澤東是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君王。”
在思想作風與道德品質上，他認為：
“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惡劣的。”
“他往往運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通過高壓、暴力的方式，對持不同意見者施予打擊、鬥爭乃至剷除、殺害。”（指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搞的“肅反”。）
“晚年的毛澤東，是卑微渺小、齷齪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對周恩來）”
“毛澤東將這套骯髒的手段來對待周恩來。……毛澤東對待周恩來何其殘忍如斯！”
“毛澤東的那種玩弄權術與陰謀詭計的手段，那種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風，都是十分醜陋的。”
“毛澤東的這種心態與行為，突出地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惡劣的政治品質！”
“毛澤東的那種陰險狠辣、不擇手段，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醜惡的行徑之一。”
“……連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過，一定要鬥爭到底。這股狠辣的勁頭，也只有毛澤東才具備。”（指對周恩來）
因此，作者的結論是：
“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獨斷專行，是毛澤東思想作風的一大惡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錯誤，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千古劫難，全部都是與此有關。”
“毛澤東的‘德’過於惡名昭著！”
作者在評述毛澤東的一生處世哲學時，他在引述毛澤東自己講的原話後（比如毛澤東說：
“……一萬年以後，也要斗”。毛澤東還說：“有人說，中國愛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實中國就是好鬥，我就是一個。”）就接着說：
“實際也是這樣，毛澤東走到哪兒，就斗到那兒。形形色色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風雲，伴隨了他那漫長的一生。”
為了說明毛澤東“走到哪兒，就斗到那兒”，作者從封存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檔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鮮為人知的、毛澤東一手炮製的蘇區根據地的大冤案。作者對這一冤案作了如下評述：
“中央蘇區三十年代初期的肅反運動，是一起毛澤東借用反AB團來剷除異己的政治事件。據不完全統計，死在這場政治陰謀中的紅軍官兵與黨政幹部，達二萬人之多。（編者註：見司馬長風《毛澤東與周恩來》）他們大都是革命的中堅分子與骨幹力量。……”
這一冤案為“尊者諱”，迄今沒有公開平反。
“此後，從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策劃的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這一切源頭，便是反AB團運動。”
作者對延安的整風運動是這樣評述的：
“毛澤東為周恩來組織的批判鬥爭，不僅規模宏大、時間持久，而且氣氛緊張而激烈。由於整風的第一號對象王明早就稱病住院，躲避了批判鬥爭；因而第二號對象的周恩來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鬥爭的火力，其場面的激烈程度為整風運動的首見。而周恩來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毛澤東的這條錯誤的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中共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給中國帶來了貧窮、落後與苦難。毛澤東在世之時，沒有人能夠反對它，更沒有人 能結束它。聽任其橫行恣肆。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風運動之所賜。”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風，是因為通過這次運動，形成了毛澤東的統治模式。”
“毛澤東由反教條主義的英雄，變為教條主義的俘虜；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君王。而延安整風運動由一種思想教育運動變質為毛澤東打擊黨內外的不同聲音的武器，成為毛澤東專制統治的工具，就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
“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鑑》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註。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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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葉永烈的包括《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內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國外出版，去年由遠方出版社在國內出版發行。像上述那樣對毛澤東淋漓盡致的批判、揭露與無情的鞭笞，按傳統的思維定勢，他只能在國外度日，是難以在國內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進》雜誌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葉永烈寫的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的長文。這一現象，至少說明現在政治上已放寬到像葉永烈那樣的人，不但允許他在國內存在，而且還可以發表他的文章。這是一件大好事！
這是否意味着讓中國人民開始享受對當年暴政史的知情權！？果能如此，重新評價毛澤東已為期不遠矣！
《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毛澤東歧視知識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他論述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評價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
“毛澤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就是讓農民改造他們。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在1949年以前確實受過‘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這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但這是進步的思想，比毛澤東頭腦中的帝王思想要進步得多，也比農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思想進步得多。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但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或階層加以貶低，作為‘臭老九’加以歧視，是荒唐的。”
（引自強劍衷主編《歷史大趨勢》，第231-232頁）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盧祖品：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
盧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題為《論“文革”之亂及殺人事件》的《後記》一文的第十節全文較長，論述了在1968年在全國普遍出現大規模屠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慘案。現僅摘錄其中的幾段：
“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用心不專，辦法不多，成績不大，鎮壓反對派卻極有心得。始終不相信知識分子，對‘自家人’尤其愛往死里整。
“‘四類分子’在農村被管制的種種情狀，構成中國農村一道特殊的風景。‘四類’後來增加‘右派’，成了‘五類’，都是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另類，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生命沒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類’當人看，那麼，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當人看。他們認為需要時，就把可以不當人看的人，例如為了圖謀錢財，為了報私仇，像牲口一樣加以殺害。……
“……在毛主席檢閱紅衛兵那段日子，……聽說在東安市場裡面的吉祥戲院每天深夜都有批鬥會，當場打死不少人（稱之為‘牛鬼蛇神’），然後就用大卡車當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興縣發生一樁集體殺人事件。經後來查實是：頭天晚上，這村里一口氣殺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連抱在懷裡的嬰兒也未能倖免。
下面作者又列舉了慘無人道的迫害事例，從略。接着作者寫道：
“‘文革’因毛澤東而起，‘四人幫’倒台才結束。毛澤東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發揮到極致，把一條極‘左’路線發揮到極致。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是近代中國一個特殊時期里的特殊現象，使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民族突然陷入集體無意識，作出了許多荒謬絕倫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從摧殘文化開始，直接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來勢洶洶，勢如破竹。一切神聖的經典、權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煉獄般的考驗。發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殺，集中表現了‘文革’理論、路線、政策的全部荒謬性。
“毛澤東發動並親自領導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沒有對這場災難承擔什麼責任。
“當然是極大的錯誤，但光說錯誤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
“罪惡未能清算，歷史悄悄翻開了一頁。
“……至於殺人集團的主謀和兇手，從他們殺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編者註：從歷史的發展規律看，毛澤東能擺脫這個命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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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就目前的政治現狀看，新一代的最高領導層依舊把毛澤東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仍向他頂禮膜拜，作者敢於提出如下的兩個觸目驚心的觀點：“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這兩個問題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開視野！每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應該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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