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潤南自述：與劉少奇之女劉濤文革苦戀
文章來源: 萬潤南 於 2015-04-11
1967年1月，劉濤和弟弟劉允真（後改名劉丁），根據與母親、劉少奇第四任妻子王前見面的談話，寫了轟動全國揭發劉少奇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對劉少奇的殺傷力不亞於毛澤東那份《我的一張大字報》。清華大學64級學生、前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回憶錄《清華歲月》中，披露他與同班同學劉濤之間在文革初期的感情經歷。
劉濤1968年畢業後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分配到北京鐵路局承德機務段，1972年調回北京車輛段。1970年，她同清華同學萬潤南（1946年生，曾任北京四通公司總裁，政治風波後流亡海外）結婚，婚後生一子名萬方。1972年，兩人分手，孩子給了萬。萬後娶了李昌（曾任中紀委書記）女兒李煜為妻。
清華大學時代的萬潤南（右）與同學遊覽北京北海公園
（一）趙大大
江蘇銅山這個地方，人傑地靈。一九六四清華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所以就稱他們為“銅山三傑”。他們當中最可愛的是一位姓趙的同學，黑里透紅的臉龐，一雙明亮的黑眼睛總是充滿了善意。當時有出著名的話劇叫《霓虹燈下的哨兵》，劇中有個“黑不溜秋”的趙大大，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趙大大。因為我名字裡有個“南”，所以成了“童阿男”。說實在，這還不算太委屈我們。可樂的是我在文藝社團同宿舍的兩位：一位是物Ｏ的鄭姓男生，大家就叫他“鄭媛媛”；還有一位九字班的曲姓同學，東北人，黑而胖，卻被叫成“曲曼麗”，那就有點委屈他們了。
三十多年不見了，總還記得他樸實可愛的樣子。清華有個校友網，我偶爾也上去逛逛。發現他也常在網上出現。我就留了一個貼，跟他開玩笑：“嗨，我們還同台演過戲吶！”當然，我說的“演戲”，只是個比方。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人的一生就是一部連續劇。清華那幾年，應當是人一生中難忘的歲月。趙大大的淳樸、善良，讓我至今還想念他。人，都會有困難的時候。我也有過困難的時候，但我能感受到從他那裡來的善意。也許，他並沒有說什麼，其實，也不需要說什麼。
他很快就給我回了一個貼：“接着你‘人生舞台’的話題再談一談。任何人在‘人生舞台’上都會有所表演。我認為在‘演繹人生’這部戲劇中，作為舞台上的演員，你永遠是受關注的主角，並不斷演出諸多精彩的片段。我佩服你的記憶力。本人還有一個綽號，不知你是否還記得？……不過我對那個綽號還是接受的。隨着瘋狂年代的過去，有時回憶綽號的來歷還挺有意思。”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還有一個綽號，叫“趙老機”。在那個年代，凡是對敵鬥爭不堅定的，就是機會主義分子。“老機”，就是老機會主義分子。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綽號，正說明他在那個瘋狂年代並沒有去緊跟，去說違心的話、去做違心的事。我想，這也是他人緣好，至今讓人還想念他的一個原因。
剛到學校時，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是他們三位銅山老鄉從家裡帶了一包煎餅。幹得鐵硬鐵硬，甚至有點發霉了，他們還捨不得扔掉。每天晚上在宿舍里聽他們解決煎餅的嘎崩聲。讓我這個“城裡人”很受教育，一下子找到了同他們的思想差距。後來我在文革後期的學習班上再三“鬥私批修”，始終也過不了關。當然，這是後話了。
（二）《蝶戀花》
我們班上本來有機會誕生一位超級巨星的，可惜生不逢時。她的名字很美，叫肖蝶，她的歌聲更美。第一次在宿舍里聽肖蝶唱歌，我的感覺是好像被雷電擊中了。純得像銀子一般的嗓音，悠揚、抒情、漂亮。我尤其愛聽她唱那首“蝶戀花”。蘇州評彈的柔美、嫦娥的寂寞、吳剛的殷勤、人間伏虎的悲喜，肖蝶唱得如泣如訴，我們聽得如痴如醉。聽肖蝶唱歌的時候，我都不敢抬頭看她，仿佛多看她一眼，就會褻瀆了那麼甜美的歌聲。
可惜我們趕上了那個打打殺殺的時代。
後來我有機會接觸一些港、台的歌唱明星，我心裡都會感嘆一句：她們哪裡比得上我們班上的肖蝶啊。八九年我到美國，灣區的僑界請我吃飯，同桌的有梅艷芳。她是香港演藝界的大姐大。聽她唱歌，說實話，我很失望。華麗的服裝、濃妝艷抹，卻掩蓋不了歌聲的單調和乾澀，既沒有肖蝶的甜美，更沒有肖蝶的清純。
在巴黎的時候，鄧麗君請我們吃過飯。我喜歡鄧麗君，在我的潛意識裡，她有點像我們班上的肖蝶。鄧麗君因為六、四屠殺而拒絕去大陸，讓我們這些因為六、四而流亡出來的人對她更添了一份敬重。她是在眷村長大的，飯局上給我們講了許多小時候在眷村的故事。她也來參加我們的聚會，還給我們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多”。那時候的鄧麗君，歌聲還是那麼甜美，但已經少了一些當年的清純。
最近我看國內鬧得轟轟烈烈的“超級女聲”，真是大倒胃口。那個長得不男不女、唱得也不怎麼樣的第一名，居然還擁有成千上萬的“玉米”。聯想到我們班上的肖蝶，我心裡很是不忿。我想我這一輩子還沒當過什麼人的FANS，要當的話就當“蝶迷”。我建議我們也成立一個“蝶迷會”，並推薦我們班上的老魏出任“蝶迷會”會長。推薦理由是老魏當年在香山英雄救過美，而且四十年了，還念念不忘。
哎，什麼時候再能聽到肖蝶的歌聲啊？
（三）花樣年華
前幾天我上清華校友網，看到班上同學貼的兩張照片。一張是青翠欲滴的新芽，一張是含苞欲放的花蕾。看了感慨良多，我們也有過這樣的花樣年華啊。就是在人生這樣的階段，我認識了葦。（我這裡怕給人家添不必要的麻煩，故隱去了真名。）
第一次見葦，我這樣解讀她的名字：“你經常是偉大的”，其實我心裡想說的是：“你經常是美麗的”。葦漂亮，善於展示自己的美，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在那個年代，就知道給自己拍一組照片，把自己的花樣年華留一份永久的拷貝。這類現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葦那時候就懂。而我，也有幸成為她的專任攝影師。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那時候的藍天白雲，就像我們逝去的花樣年華，再也無法尋回來了。我們的攝影之旅，就在這秋高氣爽中從西校門開始。西校門是我們那個年代最像樣的校門，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門，上方嵌了“清華大學”四個大字。學校迎新的車隊就是從西校門開進來的。可以說，這裡是我們清華歲月的起點。後來到二號樓，梁思誠大屋頂建築風格的傑作；到大禮堂，羅馬式的圓拱和每一塊磚，據說都是從美國運來的，支付的是“庚子賠款”；到二校門，清朝皇家園林的遺蹟，後來在文革中歷盡滄桑；在這幾個“封、資、修”的典型建筑前面，她擺出各種POSE，或玉樹臨風、或婷婷玉立，我想專業模特也不過如此。
當我們轉到圖書館前時，發生了一幕我終身難忘的場景。一位高年級的女生走過來，可能是葦在代表隊的學姐，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然後對她說：“來，我給你們倆照一張”。我心裡一陣慌亂，緊張地準備聽從召喚。只見她嬌嗔地推了一下學姐，但當面對我時，不，是面對鏡頭時，已是一臉嚴肅。我不得不從慌亂中平靜下來。
前幾天，一位在巴黎熟識的四川女孩來灣區看我，說要在我公司前面留個影，於是我照辦。她說還要同我合個影。我略為有點猶豫，她就一下子把我拉過來，緊緊地挎着我的胳膊，小鳥依人地貼着我，把腦袋往我肩膀上一歪。這時候，閃光燈亮了……
那一剎那，我腦海中又浮現出當年學校圖書館前的場景。
（四）婚配概率
介紹了我班女同學中唱得最美的和長得最漂亮的，今天再介紹兩位：最能幹的和最聰明的。
最能幹的叫崔佑民。文革後期我們去門頭溝清水澗勞動，她是我們的班長。在那個年代，她屬於天生的領袖人才。首先，她的生日是12月26日。因為時差的關係，那一天在西方是12月25日——聖誕節，也就是說，歷史上的這一天先後誕生了三位人物：耶穌基督、毛澤東、還有崔佑民。其次，我記得她臉上也有一顆痦子。相書上說，人有異相者貴。如果這顆痦子長在下巴中央，那就貴不可言了。再看她的名字，“佑民”對“澤東”，對得多工整。雖說我的名字“潤南”同他們也有一對，可惜我早生了兩天，而且臉上也沒有痦子，所以只好出局。
最聰明的是張綺荔。我記得她的學號是640031，恰好排在我的前面。64是我們的入學年份，清華土建系那年從上海招了29個人，學號從640031排到640059；在同一地區學號是按高考成績從高分到低分排列的。也就是說，張綺荔是那年從上海考到我們系的女狀元。清華那時候實行因材施教，數學和外語兩科她都在提高班上。
我們班上後來成就了兩對夫妻，就是以她們倆為主。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婚配概率》。大意是說：大部分中國男人多少有點大男子主義。所以找對象的時候，眼光會下意識地向下俯視。如果把男、女各分成上、中、下三等，那麼上等男人就會找中等女人；中等男人就會找下等女人。最後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沒有出處。前者往往會成為“第三者”；後者有辦法的便會去紅燈區；沒辦法的就會傾向性犯罪。這都應當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課題。
我發現也有例外，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結合。但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女方要主動。因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礙。俗話說：“女求男，易如捅破一層窗戶紙；男求女，難如推倒一座山”。但在我們那個年代，敢於採取主動的女生實在鳳毛麟角，她們一般都非常出類拔萃，或者有傑出的領導才能，如崔佑民；或者是絕頂聰明，如張綺荔。
前幾天在清華校友網上看到她們貼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其樂融融、感同身受。尤其是張的夫婿在井岡山的留影，一派神閒氣定的富態，同我記憶中的那個在有點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鏡的小男生相比，幾乎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這一切顯然要歸功於張綺荔的調理。我不由得暗自感嘆：怎麼沒有第三個出類拔萃之輩，也來捅一下我的窗戶紙啊？如有這樣的機會，我的一生也許會是另外一種精彩。
機會這種東西，可遇而不可求。還是認命吧。
我的窗戶紙，最後還是讓人捅了一下。
（五）誰捅了我的窗戶紙？
美國有個暢銷書作家，斯賓塞.約翰遜，寫過一篇非常有哲理的寓言：《誰動了我的奶酪？》。中國一位名導演的前妻、也算是大家閨秀，寫了一篇《誰睡了我的男人？》。我沒有前者的深刻、也沒有後者的粗俗，所以就寫這篇《誰捅了我的窗戶紙？》。
我不喜歡懸念，所以先告訴你們答案：是王前。
我在文藝社時，負責《新清華》文藝副刊的編輯。編輯組有十位秀才，筆頭都很來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付烈。她是自九的，和劉濤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們宿舍找付烈借書看，恰好她們下課回來。仿佛眾星捧月一般，劉濤在同班女生簇擁下迎面而來，那份雍容華貴、那種儀態萬方，絕對是清華校園裡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我看呆了，那傻樣，就像蛤蟆仰頭看到了天鵝。當年楚霸王見到始皇帝的車輦，很有出息地說一句：“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卻只會很沒出息地咽口水。
後來文革了，劉濤家裡倒了霉，就搬到她生母王前家住。付烈和劉濤算是閨中密友，和我則有姐弟之情，似乎不確切，這樣比方吧：我們一起讀狄更斯的《大衛.考伯菲爾》，她說我是那個考伯菲爾，而她要做安尼絲，是我的“吉神”。有一天，我的“吉神”向我通報：她打算不理劉濤了。我問為什麼？她說班上同學都不理劉濤了，她再保持聯繫，壓力太大。我說不可以。她問為什麼？於是我說出一番道理來：“其他同學不理劉濤，對她沒有太大的傷害；你要不理她，對她將是極大的傷害，因為你們原來是朋友。朋友就是要在患難時見真情。”
這傻丫頭，一不小心把這話告訴了王前，後來她也為此後悔不已。那時候，付烈常去王前家，主要還是為了幫我借書。王前家有許多內部書，我讀了一本又一本，仿佛掘到了金礦。有一天，王前問道：“小付啊，你老往我們這裡跑，不怕別人說你同我們劃不清界線嗎？”小付老實回答：“我也怕過，後來一個同學對我說……”
王前非要小付帶我去見她。付烈猶豫再三，才告訴我來龍去脈，還暗示我最好別去。我說沒什麼，而且很高興能直接去借書了。王前家在社會主義學院（好像是在魏公村和白石橋之間）。當年，我那小樣還說得過去，談吐也不俗。王前見了，滿意之情溢於言表，對我熱情得不得了。有一次很晚了，還不讓走，終於碰上了學院保衛處來查戶口。
王前當時的丈夫是聶真，大名鼎鼎的北大聶元梓的哥哥。妹妹是大造反派，哥哥卻是大黑幫，那時候已被專政在外。黑幫家裡來了生客，那還得了。於是被掃地出門。很晚了，回學校已不可能。劉濤就陪我一起在漫天黑夜裡尋找棲身之所。後來在西直門火車站的候車室，我們度過了第一個“良宵”。
我再去王前家的時候，她先道歉，說有件事沒有先徵求我的意見，她已經做了。王前給學校領導，當時的工宣隊，寫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劉濤的男朋友。
我的那層窗戶紙，就這樣讓王前給捅破了。
（六）偏向絕處飛
窗戶紙讓王前這麼一捅，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要說讓人“跌破眼鏡”，那時清華園裡應該滿地都是眼鏡碎片才對。我卻不得不面對如山的壓力。
首先，我必須解釋清楚為什麼要找最大走資派的女兒？應對稍有不當，我便可能被置於萬劫不復的絕境。我冷靜地評估了一下局勢，認為最恰當的應對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極狀。我從《紅樓夢》裡挑了一首《好了歌》，來做自己靈魂深處的擋箭牌。但黨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裡混得過去。一次又一次鬥私批修、觸及靈魂，都過不了關。我則死守《好了歌》的底線，不敢後退半步，因為退一丁點，就會是萬丈深淵。就這樣一直僵持到畢業分配。
想知道我當時的靈魂深處嗎？我從來就不相信劉頭上的那三頂帽子。我讀過《斯大林時代》，序言裡有這麼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處決的反黨分子後來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當年安在他們頭上的那些罪名，因為那些罪名太荒謬了。（全憑記憶，所以不加引號）當時我對劉濤和她的弟弟、妹妹說：“不會超過二十年，你們父親的問題肯定能平反”。這多少給他們帶來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對我說法的懷疑。
我的那些異與常人的判斷，大部分來源於讀書。我讀馬恩列、毛澤東、魯迅，也讀《史記》、《通鑑》、諸子百家；讀《紅樓》、《老殘》、巴金、曹禺，也讀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爾扎克、狄更斯、司湯達、歐.亨利。在王前家裡，更可以讀到當時所謂的內部書：《第三帝國的興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機》，還有德熱拉斯的《新階級》。我還發現了延安時期出版的《毛選》，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時動了哪些手腳。還有《曾文正公全集》，還有上百本的《文史資料》……我讀書的速度極快。有人讀書是逐字掃描，那叫精讀；有人是逐行掃描，那是通讀；我是逐頁掃描，這是古人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其實一本書裡精彩的亮點，就那麼幾處。書讀多了，這些亮點就會自己跳出來。我看隔壁班級的網頁上正在玩3D畫，我眼睛一眯就能看到海豚亮亮堂堂地跳出來，那都是讀書煉出來的本事。
友誼賓館前本來有一塊三角地，大約在王前家和學校的中點，那是我和劉濤初次相約的地方，後來我們常在此處交換我要讀的書。劉濤的女紅極佳，她會把我尼龍襪上的破洞織補得天衣無縫，還給我織了一件明黃色的線衫，算是賞了我一件“黃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會用黃油烤饅頭片招待我。那個年代，居然還有黃油！這些點點滴滴的溫馨，多少緩解了我所承受的壓力。
王前十七歲嫁給劉少奇，十八歲生劉濤，所以當年也就四十出頭。她年輕時一定極漂亮，那個年代，還一頭烏黑的長髮，皮膚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點鷹鈎。她待我極好，還迫不及待地安排我們生米煮成熟飯。本來是天鵝折翅，現在倒害怕起癩蛤蟆長翅膀飛了。唉，可憐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劉濤還喜歡寫點小詩、聯首絕句什麼的。我不太懂平仄、韻律之類的規範，但偶爾出手，倒也讓她們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過一首詞，“偏向絕處飛”，調寄《冰調歌頭》，這是我自創的曲牌，因為比《水調歌頭》多兩個字，故名。
昨怨鵲橋短，今恨銀河遙。
寒夜漫天霧繞，初會三角島。
同是混世先知鳥，比翼何必曾同巢，雙飛上九霄。
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
相聚歡，別離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衝天燒。
痴情兩相依偎，無語淚濕雙襟，驛站度良宵。
誰言冬夜長，神鳥啼破曉。
（七）瘋狂年代的荒誕故事
現在的年輕人，大概無法理解我當時所受的壓力。那是個瘋狂年代，充塞了諸如此類的荒誕故事：一個人隨便在一張廢報紙上打一個叉，讓人拿起來對着陽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領袖像，立即就會被當作現行反革命抓起來，先批鬥一番，然後交群眾專政；閻連科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裡，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閻先生卻把荒誕演繹成男歡女愛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後，對瘋狂年代的嘲諷和調侃了。
而在我所處的那個瘋狂年代，在荒誕的後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資派攀親，最起碼是政治上劃不清界線，更可能是包藏禍心。如果我那首小詞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麼“混世”、“冬夜長”，那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和污衊！什麼“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醜化和詆毀！什麼“偏向絕處飛”、“心比天還高”，更是自絕於人民、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宣言！
當時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東西：日記、書信、手稿……統統燒掉了，不留一星半點殘渣餘孽。雖然這幫我練成了一付好記性，但現在老年痴呆了，沒有片紙隻字可供參考，寫起東西來就分外吃力。當時我絕不是驚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訓就在身邊。我們系一位青年講師，因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蘇修特務。
劉老師當年也算是出類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選派到蘇聯留學，拿了學位、娶了蘇聯姑娘麗達，一同回到清華教書。育有非常可愛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們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塗了蜜。文革來了，老婆是蘇聯人，那就可能是蘇修特務。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就這樣直截了當、簡單明了。於是就被隔離起來辦學習班，這有點兒像現在的“雙規”。莫須有事，劉老師自然不會承認。於是就抄家，發現麗達和中山大學一位當年一起嫁到中國的同學有通信。於是內查外調到了廣州，請那邊幫了抄家，發現了麗達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間的私房話：如何相夫、如何教子。還交換點如何讓丈夫聽話的心得：適時地發點小脾氣、床綈間使點小花招，讓夫君乖乖的就範。專案組的人如獲至寶。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醜惡、甚至是十分下流了。專案組把這封信掐頭去尾，把麗達講御夫經驗的那一段拿給劉老師看：謊稱這是麗達給她的KGB上司的述職報告，當時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麗達已經徹底交待了，蘇修特務一案，已是鐵證如山。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了。劉老師懵了，確確實實是老婆的筆跡、確確實實是夫妻間的那些不為人知的瑣事，難道……
精神崩潰的結果，是竹筒倒豆子。劉老師開始懷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況老婆還常去蘇聯駐華使館參加Party。於是蛛絲馬跡，成了蘇修特務的鐵案。專案組立了大功，其代價是劉老師一家的妻離子散。麗達被驅逐出境，帶走了兩個孩子。傷心欲絕的妻子臨別時堅持要見丈夫。不讓見就是不讓見，共產黨說話是算數的。
我知道，這個故事同那個年代千千萬萬的悲慘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為這個故事發生在我身邊、也因為我的處境，所以就格外記得。後來見到解除隔離後的劉老師，那種頹唐和落寞，看了都讓人心痛。那麼多年過去了，不知道劉老師一家破鏡重圓沒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
（八）屁聲像山炮那麼響
前些天，“銅山三傑”之一的張祥林在清華校友網上發表了一首小詩《重遊清華園》，文情並茂，相當有水準。我納悶他當年為什麼沒有參加文藝社的詩歌組。他的詩，讓我想起了另一首詩和另一個人。那首詩是《清華園之夜》，詩的作者是邊國政。當年我在校刊《新清華》上主編《清華文藝》副刊，我個人認為在發表過的所有文章中，那首長詩是最出色的。邊國政是水O三的，上大課時和我們在一起。有一天，他在大課開講前選了我旁邊的位子坐下，很謙虛地遞給我一疊稿紙，輕輕地咕噥了一句：“寫了點小東西……”。我匆匆把它們塞進書包，因為老師在前面已經開講了。
課餘，我翻開稿子一讀，立即被深深吸引了。語言的優美、流暢；意境的廓大、健康，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難得的傑作。我知道我覓到寶貝了。立馬就去找負責《新清華》編輯的孫敦恆老師。孫老師和夫人小張，都是羅徵啟的助手。（我這裡插播一段：我剛在網上發《清華歲月》，有一位叫“一得”的網友就加了一個貼：“別忘了向你的羅老師請安”。他說的羅老師，就是指羅徵啟。看來“一得”很知道點我的情況。羅徵啟是對我一生都有重要影響的老師，也是共患難的生死之交。我的三部曲《清華歲月》、《四通故事》、《流亡生涯》裡，許多篇章都會同他有關。這裡先簡復“一得”網友，其餘且待我慢慢道來。）
孫敦恆老師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為人敦厚、處事不溫不火，是清華園裡難得的好人。隔了一期，文章沒有發，我急忙問孫老師為什麼。老孫猶豫地說：“是不是太長了？”在我看來，邊國政的詩字字珠璣，一個字都不應當刪。但為了發表，我還是向邊轉達了孫的意思。邊國政很痛快，立即動手壓縮了幾乎一半，反倒是我在旁邊心疼得直跳腳。又隔了一期，文章還沒有發。我跟老孫急了。孫老師這回不緊不慢地說：“能不能讓他用一個筆名發表？”我覺得好沒道理，但還是向邊傳達了孫的意思。為了緩和氣氛，我用商量的口氣對他說：“……比方說，叫‘邊策’？”他好像很欣賞這個提議，就痛快地答應了。
邊國政是東北遼寧鐵嶺人，身材魁梧，肌肉發達，大腦更發達。有稜有角的方臉，架一付有稜有角的方眼鏡。有東北人的痛快和粗曠，又有詩人的敏感和細膩。光看外表，很難想象那些優美的詩句就是從這顆碩大的腦袋裡流淌出來的。後來我在比利時魯文大學廣場同朋友喝啤酒，看到旁邊有一座著名的雕像，一個上面打開了腦袋的青銅人，高舉起啤酒杯往自己的腦袋裡源源不斷地灌啤酒，題名曰：“智慧從啤酒杯里流出來”。我當時就聯想到邊國政，“詩句從方腦袋裡流出來”。
《清華園之夜》在《新清華》上用“邊策”的筆名發表了，好評如潮。在我的竭力推薦下，邊國政也調到文藝社團成為集中隊員，和我同住一個宿舍，成為朝夕相處的朋友。後來在文革當中，我才了解到當時要邊國政用筆名發表文章的秘辛。
老邊的家鄉，遼寧省教育廳曾發過一個文件，批評清華在招生工作中只重業務，不注意政治質量，舉的例子就是邊國政。文件中直斥邊是反動學生。理由嘛，僅僅是因為一封信。我們初到清華，在大禮堂召開迎新會，校領導同新生見面講話。就是在這次迎新會上，蔣南翔校長說：清華培養的學生，要在二十年後的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幹作用。我們這些頭腦簡單的莘莘學子，聽得熱血沸騰。邊國政對這一場景卻有另類的描述，他把他的另類觀察寫信給他的中學同學。被他認為是朋友的中學同學，卻把告發他作為自己晉升的台階。於是就有了遼寧省的文件。
其實，邊國政的信寫得相當精彩。他是這樣描述校領導走上主席台時的場景：“……這時候，全場奏起了軍樂，校領導魚貫而入，一個個肥頭大耳，儼然中央首長一般。校領導就座之後，樂隊停止了奏樂。全場鴉雀無聲，安靜得哪怕是一根針掉在地上，都可以聽得見。這時候我真想放一個屁，聽聽有沒有山炮那麼響！”
如此文才、如此叛逆，壯哉邊國政！清華果然能匯集天下英才。有如此學友，不枉我此生清華走一遭也。離開清華之後，邊國政果然成為有成就的詩人。十五年後，他寫了《對一座大山的詢問》，獲得當年優秀新詩創作獎。
網上各位朋友，如能找到當年的《清華園之夜》和《對一座大山的詢問》，請把它們貼在網上，我這裡就先謝過了。
（九）老海歸的生命空白
這年頭，海歸是一種時髦。我的兒子萬方，也髦得合時，回北京當海歸了。我今天給大家講一個老海歸的故事。不，這個題目太大了，是講他生命中不見經傳的空白期中的一個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處過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三十年代的海歸，中國創立市政和環境工程教育的開山鼻祖，清華當年的一級教授，土建系的主任。如果他今天還在，恰好一百歲了。下面是官方資料上關於他的簡歷：
1906年生於江蘇省無錫市。
1926年畢業於清華學堂。
1929年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1930年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獲衛生工程碩士學位。
1930－1931年在德國柏林理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
1936－1938年任南京衛生署高級工程師兼公共衛生工程研究班教務主任。
1938－1940年任昆明西南聯大土木系教授。
1940－1946年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兼土木系主任。
1946－1948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主任並代理工學院院長。
1948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半年，任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1949－1950年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
1950－1952年任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系教授，兼任衛生工程系主任。
1952－1954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給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土木系副主任。
1957－1959年任清華大學土木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0－1966年任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教授兼系主任。
1981－1983年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
1992年2月16日逝世於北京。
請注意，一九六六—一九八O這十四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說，是官方職務的空白。為什麼是空白？眾所周知的原因，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麼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響文革第一聲號角的，是《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舊”，就是要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誰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是反動學術權威。根據陶先生的資歷，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動學術權威，屬於被橫掃之列。當年是如何批鬥陶先生的，我已經說不清楚了。一是因為當時我在文藝社團，不在系裡參加運動；二是文革一開始，我就被革命群眾歸類為“小爬蟲”，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機會。
是在文革後期，工宣隊進校之後，才使我這個“小爬蟲”和“老反動權威”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我們專業的學生、老師、幹部、實驗員，被集中在給排水實驗室辦學習班，一天早、中、晚三個單位的時間在一起關起門來鬥私批修。根據老毛的宏論：“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最沒有文化的工人是領導階級；次沒有文化的實驗員是學習班的各級領導。陶先生是最有知識的，所以最反動；我同最大的走資派有瓜葛，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屬需要觸及靈魂的重點批鬥對象。學習班上每天要早請示、晚匯報。那是一種很正規的宗教儀式，要全體起立，右手舉起紅寶書，誇張一點的，還要用左手按着自己的胸膛，嘴裡念念有詞。這一段經歷貽患無窮。後來我到了西方，始終不能得到神的庇護，就是因為到了類似場合，我就會毛骨悚然，把心裡剛萌發出來的一點感恩心，嚇到爪窪國里去了。
在這種場合，有時候我會悄悄地用眼角掃描周圍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着胸膛的，大多屬於比較不要臉的，但陶先生從來不。他在我們學習班上最年長，站得卻比許多年輕人還要直。陶先生是江蘇無錫人，卻長了那種廣東人才有的前額。往後梳的已經花白的稀發，更顯出額頭的開闊。寬邊的淺色眼鏡，挺直的鼻子，有稜有角的嘴，寬而長的下巴，壯碩的身材完全沒有江南人的纖細。後來在網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個好作品。在別人念念有詞的時候，陶先生從來都是緊抿着嘴，厚鏡片下那雙深邃的眼，仿佛看着塵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麼呢？也許，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適合國情的雨量計算公式？一九七五年，陶先生的這一科研成果被用於我國給排水設計的規範。七五年，正處在先生官方職務的空白期。職務空白了，但先生對事業的求索並沒有空白，對科研和教學的奉獻並沒有空白。
給排水和公共衛生環境工程，實際得無法做意識形態的文章。對先生的批判，就淪為對人格的詆毀：陶葆楷，你這個反革命兩面派！我們這裡鐵證如山！所謂鐵證，說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煙，也給實驗員遞煙。先生身上常揣着兩包煙，便宜一點的勞動牌放在外衣口袋裡，貴一點的大前門放在內衣口袋裡。給人遞煙的時候，從外邊掏；自己抽煙時，往裡邊摸。這種小技巧，怎麼能瞞得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於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這類荒謬的大批判，後來我還遇到過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個孩子，老大李麥，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來批鬥，一位老工人對他的批判義正詞嚴：“李ⅩⅩ，你滿腦袋資產階級臭思想，給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面，都是……細糧。”李工很有點幽默感，抬起被強按着的頭，反駁了一句：“我們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糧。”全場粲然。
今天來說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歸們，又絡繹於途了。希望他們一路走好，不會再遇到當年的荒唐，不會再有生命的空白。
（十）蒯大富和胖老頭
蒯大富在清華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頭，在當年可說是“如雷貫耳”。在他“響噹噹”之前，我就認識他，還同他打過交道。
蒯大富是化九的學生，也是校廣播台的編輯。我們一起參加過一次座談會。主題是批“三家村”，這是文革這場大戲的序幕。“三家村”，本來是晚清小說《何典》中一個虛構的村莊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點名頭的人物，從一九六一年起在他們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線》上，開了一個“三家村”專欄，輪流發表了六十多篇文章。用談天說地、擺龍門陣的形式，對老毛造成大饑荒的錯誤竭盡借古諷今、指桑罵槐之能事。我記憶其中有一篇“白開水最好喝”，諷喻老百姓窮得只能喝大鍋清水湯；還有一篇“專治健忘症”，諷刺老毛忘了自己說過的大話，要用狗血淋頭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豈能看不懂這三人的春秋筆法，彎彎繞還能繞得過他？要收拾劉少奇，必須扳倒北京市委這個獨立王國。先收拾了彭真門下這些“小爬蟲”，出出心中隱忍了多年的這口惡氣。所以未及文革正式開場，就先拿他們祭刀。
我們當時雖然鬧不明白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但也聞到了一點味道。老蒯和我各寫過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同去參加座談。《新清華》上要發會上的發言紀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樣找他核准。他非常認真，把這一小段擴充成一大段，看來他相當重視此類出頭露面的機會。當時我有點看不慣他的那種“臭顯”。也許，正是這種性格，所以他才能成為大造反派。
在我記憶當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組，純屬偶然。他原來是對工作組的光美同志無限信任和崇拜，希望有機會向她直接匯報工作。工作組隨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當年也算是公眾人物，許多人都看過劉少奇訪問印尼的記錄片，其中王光美的優雅風度傾倒了一大片，也讓另一個女人妒忌得抓狂。老蒯這個土老帽顯然沒看過這個記錄片，才會把隨便一個什么女人當成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匯報了一大通。後來發現表錯了情，一種受欺騙的感覺讓他惱羞成怒，認定這是工作組的大陰謀，於是就反起了工作組。這一路反下來，又得到那個抓狂女人的利用和支持，就這樣成了蒯司令。他們後來的一個合作項目，就是在清華園揪斗王光美。
工作組對蒯大富排山倒海的批判，則是把這小子太當回事了。老蒯當時的抗壓能力和伶牙俐齒，確實也讓我們佩服。我親歷過老蒯和一個胖老頭辯論的場面。記得是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驕陽下，我在大禮堂前的大字報區轉悠。見到一堆人圍在一起，伸頭一看，見老蒯正吐沫橫飛地與一個胖老頭辯論。
“你叫什麼名字？”胖老頭氣勢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場。
“瞧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的！什麼大富……”胖老頭先聲奪人。
“不！我這個名字是社會主義的。”蒯大富理直氣壯。
“？”老頭瞪眼。
“資本主義是小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讓人。
“好！”觀眾中有人起鬨。
“你認為自己是左派？”胖老頭反守為攻。
“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謙虛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於承認自己是左派。”胖老頭開始設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當仁不讓。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過頭了，就成了右派。極左和極右是相通的。”老頭這句話算有點哲理。說這句話時，他用雙手在空中劃了一個圈，左手劃到最高點，就和劃到最高點的右手碰上了，還挺形象。
……
“你叫什麼名字？”老蒯要老頭留下姓名。
“不能告訴你，你以後會知道的。”胖老頭耍賴。
後來大家都知道了，那個胖老頭是薄一波，共產黨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當年把閻錫山哄得團團轉；後來出面把胡耀邦攆下台；臨死前把兒子扶上馬。
後來蒯大富得了女兒，據說取名蒯小窮。
我同蒯大富後來也有一點瓜葛。他的跟班、人稱蒯秘，後來當了我的跟班，自稱“老賊”的段永基，把四通的家業敗得一塌糊塗。有人說是他的名字就註定了要斷送四通永遠的基業。老毛就懂得身邊要安一個“東興”。老蒯和我在這一點上，就嫩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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