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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国良1956年生，毕业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曾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教师，曾出国，在加拿大遇到星云大师后出家，1995年他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2010 年5月还俗；现定居北京。后又回国，以“画僧”入世，任中央美院、首都师范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同时在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史国良写有两本书，《回望红尘》和《悲欣交集》。书中有他“出世”、“入世”的许多往事，其中有他“文革”中和女老师的一段故事读了让人动容：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们都疯了……那时，上边今天打倒‘刘、邓、陶’，明天打倒‘杨、余、付’；说这个是变色龙，说那个是小爬虫。班主任申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一个个点说那些被揪出来的政治人物的名字时，失口说林彪也是变色龙。这完全是口误，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在继续往下讲呢，可我们这些孩子却听得清清楚楚。她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她是反革命！我坐不住了，跟同桌的王启亮同学嘀咕一番，结果没等到下课，我俩就非要去厕所，其实是跑到革委会报告去了。

革委会的彭主任，听我们讲后很兴奋，说申老师是地主出身，家里还挂着‘五世同堂’的匾，念念不忘她那个地主家庭，现在竟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无疑是典型的反革命！然后警察来了，让我们写材料，写好后，按手印。一按手印，我心里就害怕了，那时看过电影《白毛女》，杨白劳卖喜儿被迫按手印，现在让我们按手印，肯定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于是浑身哆嗦。那边就安慰我：‘不要紧，你们革命小将警惕性最高，毛主席早就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要勇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

申老师叫申世恩，平日对我特别好。她做家访，总是夸学生，从未在家长面前告状。她常夸我会画画，对我父母说，这孩子特别有才气，将来说不定就是一个画家，叮嘱我父母在这方面多培养我。我爸我妈十分重视我画画，与申老师的提醒与鼓励分不开。我上课画画不听讲，申老师当然不高兴啦，但她激励我说：‘你要多考一分，我就让你画画。’她办工室的玻璃板底下压着我的画，每次她找我，即使是批评我，但我一看到玻璃板底下的画，就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我竟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她，可见那时的政治氛围对一个孩子的心灵有多大的伤害。

【图：书中的申老师】

抓申老师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来我家家访。她的脸色很沉重，轻轻地问我：‘你真的听到我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了吗？’我点了点头。她长叹了一声说：‘唉，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呢？’她临走时对妈说，不怪史国良，他是孩子，不懂事。老师走后，我妈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她一听就火了，拿起笤帚疙瘩没头没脸地抽打我。边打边责骂：‘这么点儿小孩怎么变得这么坏，这是缺德的事，害人的事……。’她每一下抽打，都在唤起我潜在的人性。

申老师被关进了牛棚，让她干重活，拉砖坯。看着她被批判、挨打，我特别难受。批斗时，让她站在三个椅子摞成的高处，挂着一个大牌子，撅着。脚底下摇晃，脸上的汗珠子往下滚。她名字叫申世恩，造反派说她的这个名字也很反动，她是吃剥削饭长大的，还要世世代代不忘地主家庭的恩情，这就是想翻天。拿皮绳鞭抽她，一鞭子下去，她身上马上起了一大串红络子。

因为申老师老不交代‘问题’，就说她很顽固，把她关到厕所里了。学校西南角有个厕所，在低洼处，一下雨，里面全是漂着屎尿蛆。在那里放了两张废弃的课桌，让她在里面写材料，光着脚，腿都泡发了，泡白了。我拿了几个西红柿给申老师送去，她说：‘这是我今年吃到的第一个西红柿，你知道吗，我最爱吃西红柿了。’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她说：‘你是孩子，不懂事，不怪你。’后来，只要有人打申老师，我就护着。打人的学生，都是我们那一带的孩子，都认识。我叫上我姐我哥，在那儿护着申老师，不允许他们打。邻居家有个孩子，打人比较狠，拿关门闸的弹簧打老师。弹簧一使劲甩开了，拉老长，落到人身上，一下了停住了，弹簧就缩回来，把肉都夹在里面，然后再一楸，一溜皮肉就拽了下来。他拿这个打申老师，我们就跟他打架，我家孩子多，堵在他家门口打他。

【图：史国良在申老师的怀中忏悔】

申老师是因为我的检举而被抓，被打成反革命的，多少年之后，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年纪越大越觉得亏心……‘文革’后，申老师调走了，调到何处，不知道。后来，只要遇到学校的同学和老师，我就打听申老师的下落，找她找了三十年，道歉的话始终含在嘴里，没有吐出来。2000年的时候，《北京青年报》征文，题目叫‘真想给你拜个年’，我写了《申老师您在哪》，讲出了这个小故事。这是压在我心头三十多年的一块大石头，想起那段经历，我就喘不过气来。

文章登出的第二天，报社来电话，说：‘史国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申老师找到了。’我半天没回过神儿来，媒体太厉害了。接通申老师电话后，我哭了，我想把压了三十多年的道歉话，一口气吐出来。老师说：‘你还记得这事呀？你小嘛，我说了，不怪你，都过去了。’我说，我一定要见您。于是当天我就到了她家。老师还是那样，圆脸，两个酒窝，只是头发全白了。我俩抱着痛哭，她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别哭了，别哭了，这事都过去了，老师不怪你……’

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看了报道后，来找我，要做一期《实话实说》，申老师也同意上节目。录制时，讲到动情处，我哭了起来。原来没想到讲故事会控制不住，没有带纸巾，没有带手绢，崔永元就把他的手绢给了我。但讲着讲着，他也哭了起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擦泪水了。随后，观众席上，也有很多人哭了。于是，暂停录制，送来一大摞餐巾纸分给大家……

这期节目播出后，国内外又有多家报纸和电视台做了采访。我想，无论是年老的人还是年轻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相近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当然，对于人性的复归，也有相同的期待。”

“文革”给几代人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和影响，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想到这段历史就会让过来人不寒而栗。“文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耻辱，其余毒的消解可能需要很久，远远不是“过了就过去了”那么简单。

从史国良的亲身经历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因受无明之惑，把人害苦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并不那么耻于公开、难于回首，非要越捂越深，可怕的是没有及时的忏悔消罪，故使因果蔓延，业力像滚雪球一样越垒越大。史国良公开忏悔，净化自身业障的人生选择，实为有智慧者的明智之举，也是修行中极为重要的“忏悔法门”。

“毕门案”闹哄了好几天，甚至搞得全国人民“围观”论战。我们的国家已开启了法治社会的新纪元，如果只是因为餐桌上白话的一个“段子”就引来如此般群情激愤，实在有些夸张。我们这个民族正在走向成熟，中国人正在新一届领导人的带领下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同室操戈”这种事儿相信会越来越少。而心智更加成熟的中国人，也会越来越广泛、深入地体悟到佛法对人类精神构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