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好！鞭辟入裡！總感尚有言外未盡之意）
當代中國人的八大糾結
郎遙遠
我們每天生活在各種糾結中，“糾結”成了生活方式。官員有官員的糾結，老闆有老闆的糾結，知識精英有知識精英的糾結，普羅大眾有普羅大眾的糾結。一年365天，我們有幾天心情舒暢？
隨便找一天，媒體頭版正能量新聞下，總有那麼多令人糾結的事。今天央行又降息了，房事依然有心無力，底層民眾依然望樓興嘆；我們國家油品質量標準一直由“兩桶油”制定，國企利潤霸蠻壓倒了公眾利益；香港有市民組織反大陸遊客自由行，辱罵內地遊客為“蝗蟲”，而內地有民眾號召“斷水斷電斷食品供應”打擊港獨，讓香港變“香港腳”；我們同胞旅遊日本搶購馬桶蓋，居然產自杭州，搶購日本“一目惚”天價大米也產自盤錦。糾結不？
馬斯洛五大層次心理需求，我們沒有一個層次不糾結。
生理需求，柴靜自費百萬拍攝的霧霾紀錄片《蒼穹之下》，直刺痛點，震撼國人，我們正置身在一個PM2.5值常常爆表的實驗室。而柴靜揭露霧霾的討論，演變成在霧霾中討論柴靜，要多糾結有多糾結。
安全需求，各種有毒食品防不勝防，我們正打響一場“餐桌保衛戰”。法治社會建設還在路上，司法尚未“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免於恐懼的自由”還在躲貓貓。
情感需求，中國唯一飆升的指數是離婚率，你許我一世浮華，我還你一身傷疤。以前破了補，現在厭了換。社交焦慮症、精神抑鬱症比例居世界第一。許多人在設計圈套，又都在躲避圈套。
尊重需求，無論是職場還是朋友圈，以官職、錢財、名氣、衣冠取人，媚富賤貧、趨炎附勢者比比皆是。有權是爹，有錢是娘，人情如紙薄，翻臉如翻書。廣結貴人、籠絡紅人、找准恩人、遠離庸人，成為職場勵志的心靈雞湯。
至於自我實現需求，《華爾街日報》張濤先生總結為英雄情結和現實糾結、崇洋情結和海歸糾結、思鄉情結和移民糾結、皇族情結和民主糾結。是進亦糾結，退亦糾結，是左亦糾結，右亦糾結，然則何時而樂耶?
糾結是人性，是心理矛盾，是“剪不斷理還亂”。人類都會糾結，只是我們中國人活得更加糾結。
其一，文化矛盾：君子與小人的糾結。
中國人的人格理想與西方的“聖徒”、“紳士”不同，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模式是“君子”，這是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籤。古代皇帝“獨尊儒術”後，做個君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最完美的中國人。與君子相對的，就是小人。君子小人本無常，利他行善即為君子，自私作惡即為小人。
道理是陽光的，但歷史是陰霾的。孔子殺少正卯，秦始皇焚書坑儒，中國幾千年歷史是一個劣性競爭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詭計多端，背信棄義、表里不一，如劉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能取得成功，而越是正直仁慈的人，往往越遭到慘敗。皇帝總懷疑功臣們要奪取皇位，必須殺了他們才放心。英明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門殺兄弟，斬草除根毫不手軟。偉大領袖在文革干的一樁樁事，也與封建帝王無異。
傳統文化的兩面性，給我們深埋了糾結的根。千百年來口碑相傳、薰陶心靈的中國俗語，一面教誨我們做君子，一面又教唆我們做小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又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又說：人靠衣裳馬靠鞍。士可殺不可辱；又說：好死不如賴活。貧賤不能移；又說：人貧志短，馬瘦毛長。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又說：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明人不做暗事；又說：兵不厭詐。宰相肚裡能撐船；又說：有仇不報非君子。半部《論語》治天下，成了聖賢書；而一部《厚黑學》，則成了暢銷的成功秘笈。
我們在君子與小人之間糾結，中庸圓滑成了生存智慧的葵花寶典。我們對真理缺乏矢志不移的追求，對信仰缺乏始終不渝的堅守，我們在各種誘惑和逆境面前，總能尋找一個心安理得的藉口，總有一種自我安慰式的妥協。選擇做小人，我們也裝君子樣。
其二，文明錯位：明君與民主的糾結。
我們祖宗怎麼“頌聖”，只能從滿屏的宮廷電視劇里看，那就是跪成一地，屁股朝天，山呼“萬歲”和“皇上英明”。而今皇帝早已被打倒，但骨子裡的頌聖癖依然活着。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侍奉主子是一種癖，是奴才癖。中國的專制和奴性有着同等的土壤和地溫。
新中國頌聖之風依然強盛，文革期間達至頂峰。勝利者挾雷霆萬鈞、橫掃玉宇之勢，君臨天下，國人不由得不懾服。時至當代，頌聖依然不絕於耳。著名學者資中筠女士撰文批評《頌聖文化為何一枝獨秀六十年》。古之頌聖還有真誠的一面，出於對某種綱常的認同。今之“頌聖”多數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會、小會上一本正經地說，大小筆桿子成本大套地寫的內容，在茶餘飯後私人之間卻是諷刺譏笑的話題。人人都做兩面派，絲毫沒有歉疚感。
春節前，中國農村又現領袖標準像年畫，可見底層民眾依然渴望明君，與現代政治文明隔着銀河。領袖“偉大”非民眾之福，民眾之所以仰望，是因個體靈魂跪着。偉大政治家應致力創建先進制度，而不是迷戀歌頌與自我歌頌，讓萬民臣服。中國雖然已經拋棄了個人崇拜，但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着產生個人崇拜的體制。中國文革已經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改革開放把領袖從神壇上拽下來，就別再供上神壇了。
春節長假後第一天，中紀委網站刊登《大清“裸官”慶親王的作風問題》一文，引發許多媒體解讀和網民猜測。我不禁感到鬱悶。2015年都什麼時代了，辛亥革命都過一百多年了，還拎出“慶親王”鞭屍，隔山打炮，美其名曰“借古喻今”。不管“慶親王”影射誰，這種借喻本身就是一種封建帝王文化，與現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當下中國是法治國家，“共產黨人不管職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務員”，怎麼還有人稱玊稱霸？
中國專制遺毒之禍，一半是皇權專制，一半是蘇聯革命。中國解脫遺毒越多，越能輕裝上陣；解脫越早，國家、民族和國民越有幸。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就是解脫蘇聯計劃經濟模式、融入歐美市場經濟模式、獨立自主發展的輝煌歷程。中國在政治文明上也要有勇氣和智慧解脫前蘇聯革命意識形態的桎梏。沒有行動，懶惰就會發芽。沒有夢想，墮落就會生根。沒有民主，奴性就會刻骨。時間越長，根就越深。
其三，東西碰撞：自豪與自卑的糾結。
文化學者臧一民指出，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中國一直是老大哥，引領着世界。我們享受周邊小國的供奉，給他們提供保護，那時的我們很驕傲，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但慢慢的，我們落後了，這種落後讓我們從自負一下子變成了自卑，於是，在很多人眼裡，外國的月亮開始比中國圓了。我們逐漸迷失了自我，滋生了一種焦慮，而這焦慮帶給我們的是更深度的迷失與糾結。
與“偉大”、“神奇”、“奇蹟”有關的一切西方讚美，是中國人最愛的一粒春藥、大力丸和致幻劑。中國人孜孜不倦地從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獎中尋找到哪怕一絲中國味道，都會放大咀嚼，常年往復，樂此不疲。“諾貝爾獎獲得者是我們學校的女婿”，這種祝賀標語也只在中國校園才有的奇觀。每一塊用血汗澆灌出來的金牌，每一張在國際××大獎賽上獲得的證書，每一個站在國際舞台上的黃色面孔，都會被焊上顯著的“中國”烙印，無論他們的成功之路是否與中國有關。
中國人愛寫《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國為什麼不高興》、《中國很高興》自愚自樂，以為中國成了股東，不用再為世界打工，站出來很硬。但面對現實世界時，卻是另一副自甘墮落的面孔。“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着眼假寐”。
我們熱衷在國外大包小包搶購奢侈品，土豪做派背後其實是靈魂的自卑。在國際航班大打出手，在泰國名勝腳踢古鐘，在日本街頭隨地小便，在歐洲餐館高聲喧譁，在下榻酒店違規抽煙，我們中國人的各種陋習依然那麼任性。
韓國紀錄片《超級中國》高分貝讚美我們。韓國網民看完節目後，對中國發展刮目相看。我們自己卻糾結了：誇得太過，“五毛”都不好意思看。
自豪的中國人說我們經濟總量居世界前列，自卑的中國人說我們人均水平很落後。自豪的中國人說我們軍事實力越來越強，自卑的中國人說我們“老朋友”越來越少了。自豪的中國人說北京APEC禮花是世界最美，自卑的中國人說我們還有許多窮人，買不起房看不起病。當自豪與自卑交集在一起，我們又糾結了。
其四，信仰迷茫：無神與有神的糾結。
我們有信仰嗎？美國蘭德智庫用三段話評論我們：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信仰，導致自我泛濫，缺少約束，缺少統一的精神支柱，他們沒有統一規範的道德意識和真理意識，每個人只相信他自己。中國人只在乎他們自己和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中國是無神論國度，大多數人接受的是無神論者教育，蔑視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當做迷信，精神領域沒有共同的凝聚和約束。大部分人，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質行為上卻是泛神論者，在中國，拜鬼現象非常普遍。
由於缺乏信仰，中國人沒有罪惡感，沒有虧欠和內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無罪，這導致中國人心存僥倖。同時在內部矛盾分歧時，盡顯人性的殘忍和冷漠。縱觀中國整個歷史，最殘忍的爭鬥和屠殺都來自於他們內部自己。”
蘭德智庫是否客觀，我們捫心自問。
我們很多人不是敬神，而是求神。敬神與求神，一字之差，天壤之別。敬神有敬畏，由敬畏而反省、修身；求神是為己，信仰不入肺腑，只為滿足私慾。中國寺廟吹噓“有求必應”，庸眾信徒燒香拜佛奉行實用主義，你靈我就信，你不靈就滾。
當代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是無神論，把眾神推下去，再把自己扶上來。文革十年砸爛了傳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放縱了物慾。而今，官方信仰的理論漏洞不少，傳統文化已支離破碎，寺廟道觀紛紛掉進錢眼，教堂十字架不能太高大，伊斯蘭教總令人忐忑，普世價值又拒之門外。官方信仰的教條化、社會信仰的空洞化、私人信仰的功利化，我們中國人始終邁不過去的，並非頭頂三尺神明，而是“權錢”兩字。
國家信仰重建是最根本的，否則任何先進制度都走不遠，任何一個群體的人都不會真正幸福。但我們國家經歷得太多，各種東西都打碎過了。多少年來，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不知所從。如果說，信仰掛靠經濟發展，市場總不穩定，利益總是難滿足；信仰掛靠行政權力，權力卻不很權威；信仰掛靠文化傳統，文化卻在產業之中被消費；信仰掛靠民族主義，卻成一把雙刃劍；信仰掛靠宗教，宗教卻又不主流；信仰掛靠普世價值，那是“尋釁滋事”。
那我們信仰什麼？
當“權力民主化、信仰社會化、法治常態化、宗教自由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成為現實時，或許我們就明白心中的信仰了。趙啟正先生說：具有了真正的良心、靈魂與精神，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才會建構出值得信任的國際形象。
其五，人格分裂：真心與假意的糾結。
中國歷代君主專制是不斷演進的，結果導致國民性不斷退化，權力不斷壓縮，社會不斷退縮，人的精神不斷被扭曲。著名學者吳稼祥在《公天下》認為，中國規模太大，這麼大規模的國家，對穩定、安全有需求，所以這個國家有專制偏好，有中央集權偏好，有大一統偏好，有崇拜偏好，崇拜從大一統開始。在這種條件下，民族性格的窒息越來越厲害。
專制主義不願也不敢從選票中尋求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故而訴諸於暴力、欺騙和洗腦。儒學，因為契合着統治者的這種需要，於中國實現中央集權後不久的漢武時代，終於登上了歷史舞台。儒學與權力的結合，開啟了洗腦時代。
儒學給中國人設定了具體的極高道德標準，要求人人成為忠孝仁義的道德聖人。這是一種很難達到的做人標準，怎能人人為聖？於是大家心照不宣，表面一套，背地一套。“顯文化”和“潛文化”並行不悖，融為一體。“顯文化”是孔孟之道，冠冕堂皇，擺在台面卻行不通；而“潛文化”包括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遊民文化、拜金拜權文化，難於啟齒卻暗中通行。於是乎，一個分裂的人格誕生了。
專制社會常態是，政客相殘，文人相輕，商人相騙，藝人相妒，草民相賤。很少有公平競爭的時候，能夠爬上高位並且站穩，大都不擇手段。他們害怕別人也不擇手段競爭，就祭出聖人一套道德標準。他們自己是不相信的，但裝出很相信的樣子。上行下效，一個統治集團的人格分裂就開始了。
中文裡“兩面派”有着豐富、生動的形容詞，如兩面三刀、表里不一、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口蜜腹劍、笑裡藏刀，還有如“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既當婊子又立牌坊”、“滿嘴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獸”、“台上孔繁森，台下王寶森”。文革時期，偉大領袖扼殺了國民獨立思考的能力，中國人陷入背誦語錄和複製語錄的洗腦時代，“假大空”加劇了人格分裂。我們一邊仁義道德，一邊男盜女娼；我們台上反腐敗，台下搞腐敗；我們對別人是馬克思主義，對自己是自由主義。
只要官方掌握道德的話語權，洗腦就不會停止。只要洗腦在繼續，我們的人格分裂就一定會永遠存在下去。
其六，身份尷尬：人民與公民的糾結。
理論上，“中國人民”很自豪、很吃香。但去人民政府部門辦事，可別把“為人民服務”口號太當真。雖然“工人農民”一直是“人民”中知名度、美譽度、忠誠度最高的群體，但現在“人民”早已不敵“人民幣”了。“人民”在現實社會中，常常遭遇特權掠奪，強權欺凌，分配不公，福利不彰，有冤難申，有理難辨，有屋難保。
在當下中國社會，“人民”總是被冒用和替換，成了一些人手裡的“萬金油”。媒體上刊登一些官員發言，仍然會出現“人民答不答應，人民滿不滿意”的用語；評出“公僕”，又說是“人民滿意的十佳公僕”。拜託“公僕”大人，請告訴我，“人民”裡面包括我嗎？
“人民”是一個集體名詞，任何一個單獨的個體都無法稱為人民，因此極有可能出現“人民缺位”的局面；人民的概念具有強烈的感情和道義色彩，而且其資格往往是由國家（政府）根據個人的政治表現來認定，難免帶有主觀隨意性，這樣便極有可能把對政府或政策持有異議的人從人民的範疇中剔除出去；人民的概念“潛在地蘊含了這樣一個前提：有一部分社會成員是壞的，處於人民的對立面。這一“有罪推定”的邏輯，為國家的橫暴權力提供了藉口。其結果，是偉大的人民很容易向卑微的臣民轉化。
“人民”這個詞往往和“革命、專政”連在一起，可能是暴力的；“公民”常常跟“維權”連在一起，是非暴力的。“非暴力”是法治社會、公民社會的關鍵詞。“人民”具有排他性，人民民主專政是以一部分人的犧牲為前提；公民社會是講寬容、互愛、志願精神、禮貌、非暴力的。在現代文明社會，一個人的法律身份遠比貼上一張政治標籤重要。
近兩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反腐力度空前。打大老虎，民心大快。可細琢磨，我們着實悲哀，因為我們一直是冠名“人民”的兔子，抬着一群老虎。老虎相鬥，值得兔子們高興嗎?真正值得高興的，是應該把所有權力的老虎都關進一個叫“憲政法治”的籠子，讓法律成為打虎棒。
裙帶政治是非民主國度的權力常態。得勢，雞犬升天，不可一世。失勢，株連九族，一網打盡。如何制衡裙帶政治？讓人民退休，讓公民上崗，讓選票馴服權力，讓中國成為一個沒有老虎的民主國度。
其七，制度磨合：人情與法治的糾結。
外國人評論我們：“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守法行為格格不入。中國人老想走捷徑。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即成就來自於與努力工作和犧牲。在中國，人情高於法律，導致一代又一代人在徇私枉法、貪贓受賄的社會不公正和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徇私枉法成為中國人的傳統。”
這也許是一種偏見，也許是我們國家的過去式。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法治建設一直不停步。習李新政以來，反腐無上限無禁區，司法改革亮點多多，不動產登記制度全面推行，黨政權力不得干涉司法成為制度。習總提出，在法治下推進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我們反思：中國“人情高於法律”的傳統哪裡來？中國怎樣更好更快邁向現代政治文明呢？
我認為，專制體制與民主體制都是人類社會的管理方式，對應一個國家不同文明發展階段，無所謂高下優劣。基於農耕文明的傳統社會，專制有更多合理性與優越性。而基於工業文明的現代社會，民主有更多合理性與優越性。這個原理，超越了流行政治學裡的民主、專政之爭，也解釋了民主體制為什麼在發達國家熠熠生輝，而在一些落後國家亂象百出，因為這些落後國家大多數社會群體仍處於農耕文明。
當下中國正從農耕文明過渡轉型到工商文明，處於農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文明共存的特殊歷史階段。廣大農村還落後，但大多數城市經濟富裕，中產階級已經形成，專制已不適合這些發達地區社會管理。中央垂直權力體系容易導致大量腐敗，激化轉型時期大量社會矛盾，使市民缺乏主人翁意識和尊嚴感、公平感，幸福指數下降。
農耕中國是情大於法的人情倫理社會。農民遇事，首先找靠山、尋熟人，怕吃虧。遇到糾紛不選擇司法而選擇調解，是因為雙方一旦打官司，就一輩子為仇，甚至世代為仇了。這是農耕文明的血緣文化使然。農耕文明社會秩序建立在封建王法和人情倫理上，引入現代民主制度不一定和諧。中國農村政權普選已經搞了很多年，利弊共存。由於缺乏民主體制的工商文明土壤，鄉鎮以上政權組織腐敗成風，不少選出村官不貪即黑，還渾濁、敗壞了原本純樸的鄉村民風。每到村官選舉，村里各派系弄得反目成仇，雞飛狗跳。
中國民主化試驗田不應選擇農村先試，而應選擇工商發達城市先行。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沿海發達城市工商文明已趨於成熟，規則意識、法治思維、公民文化漸次彰顯，為民主體制創造了必要、充分的良好社會條件與基礎。在城市化成熟的地方繼續實行自上而下專制，不符合城市社會文明進步規律。
因此，中國可以象搞經濟特區一樣，在沿海發達城市先搞民主政治特區，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尤其是深圳、上海這些移民比例高的城市，最具民主體制條件，可先搞市長一人一票直選。試點成熟以後，再在其他沿海開放城市展開，在若干年後全國展開。從經濟特區到政治特區，再到全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建立，是中國現代政治文明之路徑，避免中國社會劇變、付出慘痛代價而成功走向現代民主化。
其八，現實困惑：面子與里子的糾結。
官員背後都有一個《紅樓》，權貴子女全部《西遊》，地方政府正在上演《三國》，老百姓們只能醞釀着《水滸》了。
過去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過當家做主的感覺，這個國家只是別人的私產。咱不過是別人的奴隸，所以沒有必要替別人去珍惜什麼東西。人們只會愛惜自己院牆之內的東西，對院牆之外的東西，同樣的人們卻有着旺盛的破壞欲。路燈雖然並不礙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壞；漂亮的廣場，可以毫不心疼地弄髒；雖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塊磚，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網上有一段精彩的話，給我們現實的素描：我們鄙視“拼爹”，卻又“恨爹不成剛”。我們譏諷一夜暴富，但私下裡又喜歡買彩票。我們恨貪官，卻又想“當官發財”。我們看不起“富二代”，但結婚時又想着“傍大款”。我們譏諷不正之風，自己辦起事來卻忙着找關係。我們痛恨收禮的，卻盼着別人收下自己的禮。我們痛罵“炒房團”，可一回頭又四處找尋炒賣的機會。我們鄙視崇洋媚外，卻又總是偏愛國外品牌。我們痛恨“潛規則”，卻又希望自己是“潛規則”的受益者。我們抨擊不良價值觀，但又是不良價值觀的實踐者。
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歷經百年，如今依舊準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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