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我們——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4）

第四十六節 莊國強

簡介：莊國強上海市人，1951到1954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學讀書，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後來在力學專業固體力學專門化學習，1957年被錯劃成右派，1958年分配在中科院力學研究所工作，後調至中科院山西分院自動化所工作，再調至瀋陽自動化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商學院信息管理與決策系工作至退休。2000年移居美國西雅圖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情況：

1、在中科院科技大學講授：系統工程、現代投資理論、控制理論中的代數理論。

2、1995年獲中科院科技大學優秀教學獎

3、199？年任中科院科技大學商學院信息管理與決策系系主任。

在中國科技大學發表的部分論文：

1、莊國強：Beta概率分布在經營決策中的應用，預測，1993，12卷，（5）

2、程希駿、莊國強：現在投資理論分析，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16-326。

3、程希駿、莊國強：現在投資理論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39-147。

4、程希駿、莊國強：現在投資理論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24-229。

5、程希駿、莊國強：現在投資理論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49-151。

6、程希駿、莊國強：現在投資理論分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30-239。

莊國強寫自己：

（一）

埃及有個傳說，人死了後在天堂門前問你兩個問題，跟據你的回答決定你的去向。第一個問題：你在世上的這一生快樂嗎？第二個問題：那你在世上這一生有沒有幫助別人找到快樂？我在世上這一生不能說快樂也不能說不快樂。有快樂也有不快樂，就好比零和博弈，有苦有樂，加起來等於零。

文革時辛國富把我五花大綁拉到會場批鬥，想起來能快樂嗎？批鬥前在實驗室耽着，等候登場。我胸前掛了一塊很重的用細漆包線做的掛圈套在我的脖子上，這時候進來胡象魁，屋裡只有我們倆，他把掛圈重新套在我的衣領外，他走了後又進來臧珍，他把捆綁我的粗麻繩解開了。過一會我以文革標準裝束的粉墨登場，怎麼批鬥、聲討我是一點不記得，我心裡一直在想慶父不死、魯難未巳。我唯一的優勢是比他年青，肯定他死在我前面。

76年萬歲爺駕崩，晚上我在家喝酒慶賀，嚇得我夫人生怕引來殺身之禍。我遇到好人也遇到惡人。那個辛國富把另一個老右彭映彬打得可慘，似乎他以打人取樂。後來他調到成都某計祘所，約83年他申請入黨，單位派人到科大外調，向我了解，我說如果他要申請加入希特勒的納粹黨或是戴笠的軍統絕對夠格還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二個問題，我想我這一生一直在幫別人找到快樂同時也給自己帶來快樂。

1958年我從北大畢業分到力學所，後來聽范振民告訴我原先我是分到力學所技校，因為是戴帽右派，學校不要我換了范振民。初到力學所在器材科當小工，受工人老周領導。老周北京人，很慈祥說話很和善，對我很照顧。凡力學所要派人出去勞動就有我的份，比如去石景山鋼廠勞動我就去了三次。

59年科學院幹部下放勞動我隨力學所一起到四川資陽県永泰人民公社，除了力學所還有地球物理所、遺傳所、院圖書館、古生物所等。遇到不少北大、上中學校友。我們的小隊長陳鍚康，黨員，為人特好，從不整人，我和他住一個屋。他後來到系統所。年年在預測中國糧食產量方面准得不得了。在學術上成就很大。後來我請他當科大兼職教授。

（二）

當時科學院幹部下放勞動有三個大隊分別去陝西延安、湖南、四川。得知力學所去天富之國，我們一起去的還有57年考上錢學森、錢偉長博士生的鄭銓、范良藻、康壽萬興高采烈，以為去了一個好地方。後來鄭銓告訴我，他只見了錢偉長一次面，請吃了幾圤蛋糕。我心裡想他好好的在上海六級工程師不當，跑到這裡和我一起下去勞動。我們到了公社，書記向我們介紹說這裡有一種地方病死了一千多人，還沒有找出原因，後來遺傳所的黃季芳也得了這種病，全身浮腫，回北京後住北大醫院診斷是營養不良引起的，後來全國得浮腫的人多了。我們所在的公社在陳毅家鄉樂至県鄰接處，四川人說綿陽的地、樂至的田、資陽的石頭不要錢。當時男壯勞力都抽調去大煉鋼鐵，剩下老人、婦女和半大小子。勞動一個月男勞力8角錢、婦女6角錢、半大小子3角錢。連這點錢也發不出，以向供銷社買東西抵賬。我們每月只能從工資中取十元，交二元伙食費，都在公社大食堂吃，一天三頓紅苕，還吃不飽，蔬菜是地瓜葉和豬耳朵和泡菜。那時候吃的好像現在都成了有錢人的綠色保健食品了。有一天我發現和我挺好的小男孩肖明輝的妹妹發高燒，我對她媽說趕緊去醫院看，她媽只是哭不作聲，後來我才知道沒有錢。我抱起她的女兒一起到衛生院打了針配了藥，總共一元多錢。 我們每天四、五點起床開始幹活，所謂積肥就是把田裡的泥挖出來曬乾後敲碎撒到地里，再把地里的土撒到田裡。那裡是丘陵地型，只適宜種一季稻非要改成雙季稻。我們穿着棉襖下田扦秧，凍得受不了，上去喝兩口用地瓜皮釀的紅苕氿。聽當地農民說過去給地主扦秧吃飯管飽還能吃到肉。幾乎每天晚上都要開會，抓階級鬥爭，拿四類分子示眾，幸虧只有地富反壞沒有右，逃過一劫。我看怎麼會有十一、二歲的男小孩，他們告訴我他爺爺是地主死了後他來代表。

大躍進建水電站，由鄭銓設計，全由條石築埧，我派去和當地區機關打成的右派一起擔石頭。一塊石頭六人抬，一付抬槓重百斤，頭尾最重要，我是左三槓，手裡拿一根竹杆，隨着頭槓發出號子唱一句應一句步伐整齊的光着膀子穿着草鞋擔着走，發出號令途中休息時，用手中的竹杆頂住抬槓，不用彎腰不用石頭落地確實省力不少。我想當年建長城築陵園也是這樣抬出來的吧。休息時我們下河裡游泳，那個河水真是清澈見底，一點沒有污染。水電站完工後還真發出了電，點亮了幾隻燈泡，但不怎麼亮。

59年由於李井泉的左，虛報產量，為了國慶十周年往北京調運糧食和生豬，弄得四川省成都市居民每月定糧只有24斤。我們原先以為到了天富之國，結果是提前一年進入三年大饑荒時期

（三）

到了太原分到中科院山西分院自動化所，當時向科學進軍，全國許多省成立科學分院和研究所，在三營盤一個院子裡，和物理所、化學所、半導體所在一起。自動化所有幾間房。後來知道力學所三個右派都來太原，歐陽絳分到數學所，他是老北大畢業的地下黨員，原力學所黨委成員，後來一直在山西搞農業數學，很有成就。李道純上海交大畢業分到動力所，聽說準備派他去蘇聯留學，當了右派去不成了，這次分到儀表廠。後來儀表廠撤消，我把他介紹到自動化所。一直中規中矩，文革中也沒有斗他，看到斗別人受不住驚嚇，得了精神病，四十多歲去世了。分院的院長、所長和所里的同事，外所的同事對我都挺好，有不少北大物理系、化學系的畢業生，還有武漢大學的畢業生，右派很多，我和他們很合得來。分院主要人員是從太原工學院、山西大學二、三年級中的學生選出來的，所謂拔青苗，我的工作教數學幫他們補課，我們所有個課題在大同電廠搞鍋爐控制，派我去大同給他們講複變函數、拉氏變換、數理方程。由於是右派不淮進電廠重地，怕我搞破壞，住在廠區外招待所。清閒得很，還去了雲崗石窟。在太原也清閒，常與北京半導體所來的老楊、老付打橋牌，聽音樂。文革中說我們是裴多斐俱樂部，牽連十幾個人。不久我就摘了帽，拿了轉正工資，54.5元。摘帽後俱樂部的人向我祝賀，我說：當年給我戴帽是戴錯了，那時候我是真心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和毛主席。現在摘帽也摘錯了，我現在不怎麼擁護了。我說什麼是右，右就是正確right is right。我說了些實話，文革中都成了罪行。

六五年科學院調整，我們所調到瀋陽自動化所。到了瀋陽把我分到模擬計算機組，我完全不懂模擬計算機，一個組四個人，我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朱培基著“模擬計算機理論及其應用”，看了二個月，又看了英文本fever的書。把實驗室三台模擬機擺弄起來，我發現有的機器的穩壓電源、非線性函數是壞的，再看電子線路書，一台台修復調出來。當時純屬閒着沒有事好玩。等我剛學會，蔣新松在鞍鋼軋鋼機研製的準確停車控制裝置投入前要做模擬實驗，找到我們組，組長說做不了，機器階數不夠，我說能做，我把三台機器連起做，我幫蔣新松、毛素銀一起做了約一個月的實驗，做成功了。那時候好象文革剛開始，我是那派都不參加，也不敢參加，造反派也不敢要我，當個逍遙派。當時我感到造反派看上去左、實際右，保守派看上去右實際左。當時造反派掌權，派我和清華畢業的潘裕煥一起去北京參加北京有機化工廠計算機應用試點工作，有一台上無十三廠製造的TQ-1機。

（四）

大約59年底，勞動了十個月準備回北京，要評出先進上報力學所，中隊長陳良宣佈，力學所三個右派，李道純、歐陽絳獲得提名資格但不參加評比，我連提名資格也沒有。就象評奧斯卡獎似的，獲得提名也算一種獎。我從未向組織匯報一次思想或寫過思想匯報，要說勞動我最好，從未想過表現自己，而是乾重活能和當地右派一起干覺得快活，比如擔石頭，唱着號子邁着整齊的舞蹈步伐，搖動着手裡的竹杆，象是在午台上表演，因為有趣而不覺得累。還有送公糧，推獨輪車從早上四、五點出發要走六個多小時山路到區政府，送完後到飯店吃飯，當時一斤十六兩制，一兩一碗擔擔麵，四分錢一碗我能吃十二碗，一大盆炒牛肉才二角錢，買一根甘蔗一分錢，可見當地老百姓是多麼窮。吃飽了到茶館喝茶，休息完了回家，回到家總要月亮當空。雖然累但自由。總使我想起好像穿越了時空隧道，我成了秦朝的老百姓。

回北京前，先到成都休息三天，我是第一次到成都，來之前先向鄭銓打聽成都有那些有名小吃。到了後迫不及待找吃的。先去葉矮子抄手，找到後告之要前一天排隊領號，號有限，我告訴他我是北京來的，並給她看工作證，她照顧我給了一個牌吃了兩碗餛飩，又去郭湯元吃了湯元，到食品店買點心，還未付完款先吃起來，後來才知道除了要錢、要糧票還要點心票。我已經吃了，給她看工作證，她也賣給我了。我發現成都人對北京來的人尤其科學院的很崇敬，當然我的工作證上沒有蓋上右派，要不然還能吃到餛飩、點心，只有吃拳頭的份了。我還去了武候祠、望江樓、杜甫草堂。

回到北京分到四室，鄭哲敏當主任，我那個組胡海昌組長、柳春圖付組長。不久沈志榮先生選我作他助教在科大輔導力學系和工程熱物理系理論力學，我上習題課。三天在科大，三天在力學所，每天在中關村坐班車，科大還在教研室給我準備一個床，有時候就住在科大。我還能享受兼職教師在小食堂免費用歺，每頓兩菜一湯，主食不限量。只要簽個字。我發現就歺人中我年齡最小，我經常和王元、桂湘雲、張宗燧、錢臨照等同桌。六一、六二年已經是鋨死人的年代，我運氣真好，最好的是沒人管我。當時我把一本蘇聯的理論力學習題集全部習題都做了一遍。當時我比學生年齡大不了多少，我去學生宿舍答疑，遇到一個女老師，她以為我也是學生。我和同學相處很好，因為我喜歡當老師，與學生關係是亦師亦友。記得當時兩個學生，林家浩“現在是院士”和柯小麒，和我特好。柯小麒有時送我工人體育場主席台觀看足球比賽的票，我不敢去看。當年他父親柯麟是中山醫學院院長。九十年代看電視劇才知道他父親三十年代和周恩來、李克農等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利用他開的診所誘殺叛徒。六一年各地成立分院向北京要人我就調到山西分院自動化所。我記得走之前四室潘先生特別鼓勵我叫我去了後爭取早日摘帽。

（五）

北京有機化工廠是日本設計製造的廠，是生產維尼綸原料的，據說當時化工部長說他走遍全國化工廠就這個廠最像樣，它和化工二廠在一個院子裡。廠長宋林屏，是個女的，清華畢業的地下黨員，聽說彭佩雲是她的入黨介紹人，當時還沒有靠邊站，還有一位楊工，他們兩人領導這個研究課題。他們很能釆納我的建議。我們試點是工藝中間聚合車間，原先定的目標函數是產量最高，我提出這個廠的原料是化工二廠提供的乙炔，供應不足，談不上產量最高。要麼提質量最好或能耗最低。後來以質量為目標函數。我又提計算機應用於管理上，如庫存、工資、成本、人事。應該設計自己的計算機語言，編應用軟件。要知道那是66年中旬，計算機對誰都是新鮮事。我請了清華周華章、石純一，數學所桂湘雲，北大董鐵寶。當時數學所運籌室還請我和楊工去介紹這個課題，許國智先生也感興趣。因為當時學校不上課，研究所不研究，出去搞課題總比學語彔學社論好，何況又是最時髦的計算機，請誰誰來。周先生每天從清華來，給我們講方差分析、試驗設計。我具體管採樣、分析。把數據送到計算所作逐步回歸分析。記得曾遇見周巢塵、金旦華。見到金旦華時他正在教一幫宣傳小分隊的小姑娘跳革命舞蹈。我與周華章教授成了忘年交，他告訴我他與姚依林是清華同學，氣象專業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在江陰家鄉耽着，靠收地租過活。有一天朋友告訴他，中央研究院經濟所招研究生，他借了三本書，看了一星期居然考上了，進所後又考取出國留學，赴美芝加哥大學讀經濟學博士學位。他說經濟學教授講課只講到數學方程或模型，怎麼解他不講，由數學教授講，他是兩邊的課都聽。五十年代回國在上海華東紡織工學院。錢學森成立力學所運籌室要調他，但當時規定科學院和高校雙方不准調人，所以調到清華在力學所運籌室兼職。當時是文革，他對自己拿過一年地租很緊張，問過我要不要緊，我勸他不要緊，你是留美回來的愛國科學家，那些地是你祖上的，你是在失業養病情況下拿的地租。六七年清理階級隊伍，把我叫回瀋陽，關了牛棚。後來得知周華章、董鐵寶自殺了。我對自殺的人是很崇敬的，那要多大的勇氣和決心，他肯定覺得生不如死。絕大多數的人像我一樣，好死不如賴活。好聽的說我這人樂觀、想得開，最主要我沒有受太多苦和罪。看了叢維熙寫的走向混沌和楊九高一起勞改，還有陳奉孝寫的夢斷未名湖，若象他們那樣受的罪我可能死了好幾回了。建議我們同學都要看這兩本書

（六）

回到瀋陽批鬥後關進牛棚。所里貼所長葉強大字報，說所里四個右派蔣新松、董文成、彭映斌和我是他重用人，反動學術權威童世璜、曾昭通是他的左膀右臂。畫了一張關係圖，我還排在頂上層。實際上在那時候我還沒有和葉強說過話，他不一定知道我。關了牛棚後才和他熟悉起來。他的夫人是計算所所長，文革中斗得受不了，自殺後救活，他們夫婦沒有子女，妻子搶救過來躺在床上養病，他每天來牛棚報到和我們一起勞動或學習。每天來都坐在我的床上，中午回去給夫人做飯，吃完飯又匁匁趕來。有一天他感嘆說還是你們好不要自已做飯，我說我們是全托你是半托。關在一起的有反動學術權威童世璜，49年前他是上海交大張鍾俊的研究生，從北京自動化所調來，科大自動化系文革前都是他教的學生。聽說他夫人的舅舅是嚴家淦，當時台灣的行政院長。斗他時我沒有看到，只見他頸部有很多道很深的血痕，有的巳潰爛，幾個月也不見好，文革後他調回北京自動化所，我調到科大後，他在自動化系招的研究生由我來帶。曾昭通也是北京自動化所調來的高工，抗戰勝利後他隨重慶交大遷回上海，後來知道他與江澤民是同系校友，比江高一年級，江是從南京偽中央大學並過來的。老曾到所作自我介紹說我姓曾，曾國藩的曾、昭和的昭、宣統的宣。就這句搞笑的話文革中打得死去活來。現在想想看不出有什麼反動，曾國藩是蔣、毛最佩服的人。昭和是毛多次感謝幫他奪江山，宣統是共產黨把皇帝改造好的得意之作。老曾在學校時是無線電愛好者，自已裝配了電台，他告許我49年前上海學生到南京請願，反內戰反飢餓就是用他做的電台進行兩地聯絡。按理說他對革命有功，應享受離休幹部待遇，可文革中不這樣想，你有電台一定是美蔣特務。他睡在上鋪，我們住的牛棚實際上是辦公樓的一間辦公室，有曖氣有床，在當時全國的牛棚中夠得上五星級。我想可能為了防止我們暴動或自殺，通宵開着燈，門口通宵有人值班。老曾亮着燈，睡不好，每晚用一塊布把眼睛蒙起來，有一天他自言自語，最好找一個沒燈光的地方睡覺。我說有呀！他說那裡，我指指床底下。弄得大家無聲的笑，因為不敢笑出聲來。老曾是所里第一個戴高帽遊斗，塗了黑臉身上澆了一桶槳糊。

（七）

老曾每次提審回來，總是打得鼻青眼腫。董文成是哈工大畢業的研究生，我進所時聽說過他，說誰使用的儀器壞了，請他幫忙修理，他看了一下，用手拍了一下，好了。他精通俄、日、英三國語言，我去了科大曾請他當日本來訪教授作學術講座翻譯。他和我一樣是摘帽右派。彭映彬那是真正的老右，55年湖南大學畢業，從北京自動化所調來，出身貧農，根正苗紅，打成右派後不肯簽字，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一直沒有摘帽，直到文革後才摘帽，一直拿36元，他還要培養他弟弟讀大學，他弟弟在大學畢業前一直不知道他是右派。所里那些掌權造反派誰都可以對他拳打腳踢，隨時欺侮他。文革後他有很多發明專利。我還聽他講晶體管電路。我說他是一頭犟驢。64時他率團出訪，有人不回來了，他準時回國，接受記者釆訪，曾評為全國十大什麼人物，老董老彭現在入了黨成為老江的三個代表。老彭迄今還在發揮餘熱幫企業搞科研、技改。

講一講貓，它是李應潭的外號，西安交大畢業，和我一起從太原來，文革初期貓騎了一輛舊自行車，帶了一隻單筒望遠鏡，大街小巷到處跑，搜集文革消息，回來自編自抄自寫每天貼出一張貓報。我們獲得的消息幾乎全來自貓報，他成了我所‘中宣部’，對立派對他恨之入骨，等對立派掌權把他抓起來打他，我是沒有看到，想像中一定像軍統一樣對他用刑。並叫彭老右和他睡一屋看住他。09年我去瀋陽，貓對我說他趁老右熟睡之時，逃了出去，老右說他知道，他是假睡有意放他跑。貓跑了後，彭說天亮後他被打得半死。貓跑到丹東，想去朝鮮，到了丹東，人家看他行跡可疑，抓了他，他一五一十竹筒子倒豆子全交待了。朝鮮都沒有看一眼押回來了。說他是叛國罪，沒有說投敵叛國，因為我黨與朝鮮從那時候到現在都有同一革命目標，相互學習，親如兄弟，老金每次來白吃白喝白拿，所以不能說投敵，允其量說他想去另一個革命陣營。我說你貓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去那裡也不要去朝鮮如果真去了，那到現在文革還沒有完。貓說如果當天不跑他會被張女士打死，三十多年來他從不與張說話。我很能理解，有些都會過去，如榮譽、青春。有些事永遠過不去，如恩怨、仇恨。

（八）

總務的老郝，身體健壯，有史瓦辛格體型，樣樣都會，木工、汽焊、電焊、泥瓦、水暖，我是跟在他後面當小工。說他偽滿時當過鐵路警察，49年後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當獄警，看管溥儀，是皇上的帶刀侍衛。他說有一次派他去北京找溥儀外調，問他還記得我嗎？皇上說記得。食堂管理員老石，他把食堂辦得有聲有色，他本人不愛吃細糧，就愛吃鹹菜、貼玉米麵餅子，我相信他不會多吃多占。他是老八路，還是游擊隊長，他的老婆是婦女主任，一對革命伉儷。他說年青時他長得帥，歌又唱得好，很受女人喜歡。光復後在赤峰看上一個日本女中學生，把她藏起來，後來還是被領導發現遣送日本。49年後到了唐山看上了一個女中學生，結婚了，被他老婆告了，犯了重婚罪，開除軍籍、黨籍。我看他還是官不夠大，象老毛那算什麼事。他老婆死後又和他老婆妹妹結婚。他孩子多經濟困難，我送過舊衣服鞋子給他兒子。我調科大前，到他家裡告別，他臥病在床，他一定要把自己打的一對沙發送給我，我沒有要，不久他就去世了。牛棚里還有保宋任窮造反派頭頭，老張，鍾、趙，這一派好，我心裡是擁護的，革命革過了頭被另一土匪派抓進來了。有一天到了吃飯時間按慣例要排隊去食堂，先向毛主席像表三忠於，喊萬壽無疆，再祝林付統帥永遠健康，才能吃飯。那天專政隊叫我們等着，我們知道出事情了，但不知道出什麼事情，後來知道有人跳樓了。等把跳樓人送醫院，現場清理完後才讓我們去吃飯。不知道是誰，我擔心得很，急得要命，會不會是我老婆，直到在院子裡遠遠看見她才放下心來。後來知道是老奚，他是上海交大畢業，他家是上海大資本家，當時並沒有搞他，當時土匪派掌權，他看到這一派整人，嚇得跳了樓。從三樓跳下去，命大，腿有些骨折，一直由彭老右當他護工。不久送到我們牛棚，為了戴罪立功，拼命揭發他老爸、老婆。從那時起稱他老爸為老吸血鬼，把他老婆在床上說的私密話也揭發出來，氣得他老婆和他離了婚。他在牛棚還揭發我。文革後把材料退給個人，退給我的材料中夾了一份他寫的揭發材料，說沒有改造好的右派莊國強，狗嘴裡吐不出象牙，然後說我說了什麼反動話。我們這些棚友，原來不認識，這次為了一個共同的反革命目標，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來了。現在中國，同學、戰友、牢友、一起嫖娼的關係最鐵。我們棚友，也算準牢友，出來後都成了鐵哥們。

（九）

被對立派，我稱為土匪派關進牛棚的三個造反派頭頭，張學文、黨員、轉業軍人，出生好，是當時保宋大牙那一派的勤務員，即頭頭。若早知道宋的女兒就是打死師大女附中女校長的宋要武，保他幹什麼。張被土匪派抓到辮子，說他是兵臨城下那個電影裡的小個子兵，也就是共軍、國軍來回串門。趙陞山，雖然中專畢業，非常聰明，手特巧，寫得一筆好字好文章。鍾鴻生、西安交大畢業，和我一起從太原來，口才文才很好，是這一派的謀士智囊。牛棚只關男的，趙的對象原蘇華，科大畢華，屬棚外執行。記得有一次土匪派搞憶苦思甜階級教育，把趙的毌親請來，她年青守寡，貧下中農，在飯廳里，把原蘇華叫到她面前，像唱京劇三娘教子那樣她婆婆對小原進行憶苦思甜階級教育，只聽小原一口一個知道了，永遠記住了，除此她還能說什麼。那位差一點把貓打死的那位土匪派張婆娘還唱了一曲不忘階級苦，還用二胡伴奏，我們都排隊去接受教育。有一次批鬥所長葉強，給葉強用硬紙板做了一頂像京劇午台上県太爺戴的官帽，做得很精緻，下面人喊打倒走資派葉強，葉強轉過身舉起手喊革命無罪，帽子兩邊帽扇上下晃動。當時我覺得老毛髮動的無文化革命十分有趣好玩。有一次提老曾出去對他進行考試，拿了幾個電阻、電容叫他識別，他認不出，於是證明了老毛的兩大定理，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知識愈多愈反動。你想想江澤明的大師兄，無線電專家會分不清電阻、電容？老曾聰明，他知道這是他們要的結果，要不然又要打得鼻青眼腫。可憐葉強真認為曾、童是草包。他在牛棚說他的錯誤就是重用了兩個草包。一位看管我們專政隊的牢卒，有一天晚上，到牛棚來，問老奚，我稱他空中飛人，問他上海家住多大。老奚說三幢三層樓二幢二層樓，還有整個一條弄堂的房子。只見牢卒面露驚訝與羨慕之光，又問老奚你家是幹什麼的。於是大家聽老奚痛說反革命家史。他說爺爺是在上海做顏料生意的買辦。第一次世界大戰暴發，斷了從德國進口原料，他爺爺剛好囤積一大批陰丹士林顏料，價格上漲幾十倍，發了大財，但滕下無子女，抱養了他父親，老奚不稱父親，稱老吸血鬼，他跳了一次樓，覺悟跳高不少。他說媽媽曾被綁票，脫逃未成，跳樓自殺。從此他哥哥南模讀書，每天兩個保鏢汽車接送，到了學校，保鏢把他哥左右一夾送進學校，放學時在校門口把他哥左右一夾送進汽車。我想象中他哥每天就象小雞似的拎進拎出。關在一起的還有譚凱，平時不說話，是轉業軍人，好象是解放戰士，腰畢挺。有一晚，牢卒來，他突然站在屋中間，面向牢卒，立正並腿，報告，我交待，隨後說了一句令全屋的人毛骨悚然的話，我殺過人。隨後牢卒把他帶出去受審。我以為他要從我們准牢房轉到正式牢房去了。過不久他回來了，象沒有事一樣。我想了想他是當兵的在戰場上殺死人愈多愈英雄，又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刑事殺人犯。說不定他是去交待自己的戰功。

（十）

最後一個關進牛棚的是胡錫桃，他是哈工大畢業，和我一起從太原來的，他在太原負責陽泉煤礦自動裝煤系動課題。有一天他請我幫他計算他那個系統裝一車皮煤的體積，最後我把這個問題歸結為計算一個三重積分。第二天中午，我正在午睡，李道純來找我，說我的計算不對還複雜，他的算法簡單，我看了他的計算，發現他對定積分的基本概念都沒有弄明白，我叫他拿一本微積分的書來，他拿了樊映川寫的書，我從定積分的定義講起，講到他錯在那裡，應該怎麼做。我說這道題可以用三重積分做，也可以用一重、二重積分做，答案是一樣的。胡錫桃的妻子是湖南省的一個小學教員，他沒有得到單位同意叫他老婆辭職就來了，從此直到去世再也沒有工作。文革初期，胡錫桃響應毛主席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很積極，在兩派辯論時經常發表演說，他的演說姿態很象列寧在一九一八，時不時會問，大家說對不對呀！聽眾中還真有捧場的，大聲說對！我看他滿面春風。有一天所里開寬嚴大會，我們牛鬼蛇神也列隊進會場坐會場後面的座位。胡錫桃坐在我前面一排。大會開始頭頭講了一通，又是喊口號，又是學語錄最後宣布，已經掌握了階級敵人，給十分鐘時間，讓他上台主動交待，可從寬處理，否則從嚴。進入倒計時，全場鴉雀無聲，只聽五秒、四秒…。沒有人上去。時間一到，只見小段、小李向我坐的方向走來，把胡錫桃抓了。真是一匹黑馬！他也加入了我們的大家庭。後來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解放初期他參加了湖南省地方部隊，當了一名小軍官，他家是小地主，土改時他佩戴了槍回去，說他反攻倒算，開除了軍籍，他改名換姓隱瞞了這段歷史考上了哈工大。可是文革後，我已調到科大，聽說原部隊派人來給他平反，還送給他一套軍服留作紀念，也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平反後一家四口回了一次家鄉，有二十多年沒有回家鄉了。不幸在家鄉染上傳染病，除了女兒都死在家鄉了。我們一起勞動，他身體不好，肺有毛病，我就照顧他，我們搬運整顆大樹木，我叫他指揮、發號令，力氣活我們干，我說你是天生做官的材料，叫‘棺材’，大家相視一笑！在牛棚躭了約十個月，有一天傍晚突然宣布我釋放回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充分感受到自由的快樂。從此我就跟木工鄒師付干木工，跟小謝干水暖工，跟老郝做水泥預製板蓋車間，最開心的事不叫我開會學毛選、學最高指示，學社論。

（十一）

出牛棚不久，兩位反動學術權威，老童、老曾和沒有改造好的右派老董成了光榮的五七戰士去了錦西，因我的判決還沒有下來，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成為戰士，叫我妻子先去，室主任還動員她晚去了號不上房子。我妻子堅決站在我反革命一邊，與我風雨同舟，要去一定要和我一起去。等到我所一把手，他是真正的一把手，因為他只有一隻胳膊，在大會上宣讀對我的判決書，說我的問題屬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他是過了一把當大法官的癮，我是既無喜悅也無悲哀。判決後也不走五七道路了，失去了當一次光榮的五七戰士的機會。實際上去了也挺好，不勞動工資照拿，都去生孩子了，父毌同時休產假，等把孩子養到會走路就回所了。把我分到射流組，我認為射流沒有什麼搞頭，正如後來從五七道路回來也分到射流組的齊繼光的看法一樣，他說射流就象小孩子尿尿，有什麼可搞的，小齊‘天大’畢業，外號叫書呆子，一天到晚背了個黃色破書包，讀書很用功，直到我調到科大一直和他一個組工作，成為終生摯友。我夫人得白血病，臨終前他代表自動化所我們的好友從瀋陽在火車上站到蚌埠來看我妻子，帶來了各位好友寫的信和錄的音，朱東還唱了一首我的中國心，每天去醫院陪伴我妻子，給了她很多安慰，我相信她一定帶着美好的回憶離開這個世界。我們所在文革中曾經歸屬國防科工委十院，那時射流組從丹麥迪沙公司化了三十多萬美金進口了一套風速儀，還配有相關儀、隨機函數發生器，還有一套可測微壓到很大壓力的儀器和傳感器，共八、九台。放在組裡二年多沒有拆箱，沒人會用。我閒來無事，逐一把說明書譯成中文，一台台調出來。發現主機的一塊扦件板壞了，通過資料室老丁與對方交涉，把壞板寄去，雖然過了兩年多，對方還是把好板寄來，換上後就好了。我發現測壓力的儀器少了一台振盪器，我弄明白了原理，它是通過壓力改變電容，改變了頻率，測出了壓力。我自己做了一台振盪器，配上後可以測壓力。我帶了一名中專生，把全部儀器全調出來了。我也不明白外單位怎麼知道，北京力學所石守祥，還有姓帥的等四人來所請我幫他們測速度場分佈，要用汽泵，用電量大，都是晚上做實驗，大約做了十幾天。他們臨走時寫了一份感謝信貼在大廳里，當然不能提我的名字。此後北大、交大、601所、湖南602所也找我做實驗。力學所的葛研究員特來我所找我，對我說這個實驗北大也做不了，問我能否去北京幫他做實驗，我說只要領導同意我是沒有問題的，我告訴他我是摘帽右派，此後就沒有下文，我想他一定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過不久調我去搞鐵嶺一個榨油廠車間的自動化工程。小齊告訴我，所、室領導認為這套儀器不能掌握在摘帽右派手裡。還說他看到分院內部通訊，如果你看到非氣死不可。可能那時候是反擊右傾翻案風，說鄧小平要抓生產，說我這個摘帽右派，興高采烈，蠢蠢欲動。我對他說別看我不是黨員，我還是很多人的入黨介紹人，就象鄧小平是很多人的入黨介紹人，這些人是在批鄧火線入的黨。有的人就靠匯報我的反動思想入的黨，我對黨還是有貢獻的。

（十二）

鐵嶺那個項目代號為113工程，不知代表11月3日還是1月13日立的項目，反正用代號好像是保密項目，實際上就是建一個食物油廠。我們所去了五個人，組長王魁文，他是一個老好人，從不抓階級鬥爭，生了四個孩子，名字聯起來是‘紅衛兵連’，我們稱他是連長。除了我是學理科的，他們都是學自動控制專業畢業的。當時廠房還沒有建就是有一塊地，由省糧研所王所長和當地董主任主持。我們承擔浸出車間的自動控制。傳統大豆出油用壓榨法，出油率最多達16％，而用輕汽油作溶劑浸出法出油率可達23％。然後把溶劑和油分餾。我們承擔的車間屬易燃易爆車間。我買了上下兩冊浙大寫的化工自動化的書，看了幾天進入角色。當時去鐵嶺住在県糧食局招待所討論方案。當時遼寧省是陳錫聯當書記，他的外號叫陳三兩，因為一個月只供應三兩油半斤肉。我們住的糧食局招待所，每天早飯有油汆花生米，饅頭，還吃到一種鹹菜，用捲心菜的根醃製的，其鮮美無比。中午和晚上的菜至少油放得多，當然好吃了。我看了日本的資料，提出了廠房的建設，要有泄爆牆、防爆牆，汽油罐要埋在地下，用地下管道與車間用泵聯接。距離車間至少多少米。王、董所長都能釆納我的意見，以為我是真正專家。所謂泄爆牆就是車間兩面建透明玻璃窗牆，一旦爆炸，氣浪衝破玻璃以減壓。所謂防爆牆即前後車間隔離牆建雙層牆。我們釆用氣動單元組合儀表實現自動控制，無非是壓力、溫度、流量、液位、料位的控制。當時還有消防所、真空所一起協作。我們是從一塊空地建廠起，設計、釆購、安裝、調試、運行、和培訓車間工人，真正是全過程。

每星期六回瀋陽、星期一上午再坐火車回鐵嶺，不用參加所里的運動和學習。在鐵嶺從不學習最高指示和毛選，也沒有早請示、晚匯報、也不跳忠字舞，成了被遺忘的角落。等工地廠房、宿舍建成後我們住到工地宿舍。我記得當年鐵嶺沒有公交車，全靠步行。鐵嶺每星期六有農貿市場，我和小齊回瀋陽前去農貿市場替自己或所同事買雞買雞蛋。經常手裡拎了三、四隻雞，背一筐雞蛋坐火車，坐的是悶罐車，有時候一隻雞跑了，還滿地追雞。夏天的晚上我們去附近山上的墓囩乘涼，那裡經常聚集一群人唱歌，還有手風琴伴奏。我們去的人中糧研所的李中，她是北大物理系文革時畢業，曾參加人大會堂東方紅合唱演出，還有一個工人小王，老梅對她的評價，她是沒有機遇，唱得不比宋祖英差。她們倆人是我們的代表，我是五音不全，從不獻醜。

我買了一本邏輯設計，看完了設計了一套聯鎖報警糸統，參照蘭州化工設計院的化工自動化設計規範，照葫蘆畫瓢也像他們一樣畫起了設計圖。老梅是清華畢業，他負責中央控制室，他設計的模擬圖非常漂亮，不比我在北京有機化工廠日本人設計的遜色。他真是多才多藝，走五七道路去錦西農村，自己做了一隻打氣煤油爐，比市場上的都好，還做了製作蜂窩煤的模具。從農村回所自己打的傢俱比買來的好。他畫的設計圖又乾淨又漂亮，畫個法蘭盤還標上公差，幾個花。不過有一次他把英制、公制標錯了，加工後配不上要重做。我畫法蘭盤拿一張白紙，對準氣動調節閥，把它圓盤和四個連接孔描下來送去加工，還從未出差錯。參加這個課題，還經常出差，順便遊山玩水。記得有一次我和小齊、一德一起出差，夜宿岫巖県旅館，他們告訴我住這種旅館有蚤子，要脫光了睡，把衣服捲起來懸空掛起來。睡到半夜，突然地震，先是感到上下震，後是左右愰。我們趕緊穿好衣服往外跑，看到隔壁屋的人赤裸着身子抱了一隻枕頭跑了出來。起初以為營口又地震了，後來告之唐山地震了。叫我們睡一樓，把窗戶打開，再震，叫我們跳窗口逃生。

有時候，遇到大事所里會召我們回去學習，例如：917林彪事件，回去學習看571工程資料，我一邊看一邊想，說得真對，毛是當代秦始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整個國家是一台絞肉機等，沒想到他們也這樣想。這些人真好像荊軻，風蕭蕭兮路漫漫，壯士一去不復還。

（十三）

有一次我去錦西出差，到錦州轉車，去錦州師範學院看望蘇乙波，大概北大分別十多年後第一次見面，文革時期也不上課，好像他住在實驗室，他用電爐煮麵條請我吃午飯，我告訴他很多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他那裡信息閉塞，臨別時大家約好，任何情況下都不承認我們這次會面。他是一期右派，我是二期右派，五七年反右時我們四人，他、我、蔣巍、張炳謙，熱衷於打橋牌，自創和發展了一套叫牌法，用數學公式精確確定打多高，能問出對方有幾張ace和老k，什麼花色。並約定不傳外人，直到畢業後各奔東西可傳一人。我們四人全打成右派。在全年級批判右派份子蘇乙波的會上，我的批判，會後還得到被批判者的表揚。我是這樣批判的，我說蘇乙波解放前考上大學，因為沒有錢上不了大學，在南京華東水利設計院工作，以調干生考入北大，沒有解放，沒有黨，沒有毛主席他是不可能上大學的，他是忘恩負義，最後希望他牢記黨的恩情，不要忘本，好好改造。後來他對我說你的發言對他很有利。當時九班有二個天才，小天才是馬希文，他十四歲載了紅領巾上北大，老天才是蔣巍，他原是瀋陽二中數學老師，他要考大學，學校不同意，他退職考上了北大，靠他翻譯的幾本俄文數學書的稿費維持生活。直到文革中期才摘帽，靠在建築工程隊當裝卸工，又去建小化肥廠謀生。文革後在瀋陽工學院教高等數學。他們學校離我們自動化所不遠，我常去看他，他和他的二中學生結婚。入了黨可惜肺癌去世。張炳謙分到貴州大學，據乙波告訴我，他是貴州省委組織部長，可惜是民主黨派的，一分不值。他退休後還在學校開設古典音樂欣賞講座。前二年也去世了。我離開錦州到錦西順便去看望老棚友董文成，告訴他所里正在蓋五七宿舍樓，準備他們回所。

113工程完工前試運行，看到自己設計、安裝、連接的報警系統、改裝的料位器、串級調節都能正常運行，模擬各種事故，只見警笛響，紅燈閃，事故處理後又恢復正常。心裡真的很高興。建廠二十多年了，謝天謝地，沒出事故。據老梅說，因沒有原料，競爭不過私有企業，最近已仃產，我看很可能要拆了改房地產，因為廠房位置離市區、火車站不遠。

（十四）談老同學繁敖

我和繁敖1951年同年考入上海中學分在一個班，都喜歡打籃球，他是校籃球隊首發陣

容我是最佳第六人。1954年我們一起考入北京大學，他進化學系我入數學力學系。他是學校籃球隊主力，我是系隊主力。我記得我們系與化學系比賽，在球場上各為其主成了對手，我們是輸多贏少，只贏過一次還是他們隊一名主力末能上場。那場球是我發揮最好的一次，我轉身跳投連中三元，按現在計分應得九分但當時只算六分，少得三分我至今耿耿於懷。

1958年我們畢業後我分到力學所他分到中國科技大學。60年61年沈志榮先生選我當他的小助教在科大力學系、工程熱物理系兼職上理論力學習題課，我與孔兄又相聚到一起。由於我頭上還戴了右派份子帽子，不宜在搞尖端技術國防課題的力學所工作，從此調到外地，我與孔兄有十多年沒有聯繫了，直到給我錯劃改正後我從瀋陽自動化所調到科技大學我們又在一起了。

1986年12月初合肥市中國科大鬧起了學潮。隨之影響到上海又波及北京。1987年約五月某日下午召集全校教師在省政府禮堂聽傳達中央免去管惟炎、方勵之的校長職務的文件，要求當天晚上六點組織學生在教室聽中央台的新聞聯播，每個教室派二名教員。學生從廣播中聽到管、方被免職消息後，自發聚集到一號樓前大門內。此時大門巳緊閉以防學生上街遊行，經勸說把學生請到水上報告廳。繁敖恰巧路過，看到學生群情激揚，廳內廳外擠得水泄不通，他好不容易擠進廳內，只聽溫元凱在台上勸說，下面學生高呼“溫吞水下來”。只見王學寶書記高舉話筒生怕學生奪去。繁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擠到學寶身邊接過話筒，學生問：“你是誰？”“我是三系的副教授”又問“你是不是黨員”“我不是”台下一片掌聲如雷。接着說：“我是北大化學系畢業，今晚的情況使我想起1957年5月19日傍晚在北大大飯廳門口”此時台下一片寂靜洗耳恭聽老孔講故事。“那時北大貼出第一張大字報《是時候了！》，無產階級專政是紙老虎也是鐵老虎，從此我的不少同學打成右派，有的送去勞改。如果方勵之在這裡他也不希望你們上街”“你怎麼知道？”“前二天方勵之給管惟炎打電話再三叮囑不要學生上亍鬧事。前不久科大學生上街遊行，你們知道是誰第一個回來向黨委報告的嗎？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教師，他當過右派。他對黨委說，不得了，學生上街遊行了。你們知道嗎？這幾天學校收到大量發給學生的電報，有的說：母病危速回。你們知道怎麼一回事，擔心你們出事。”學生又問：“我們還要不要民主、自由。”“民主、自由是一條漫長的過程”學生激動情緒逐漸平靜，隨後散去。而老孔一個晚上沒有睡覺，再三用胡喬木的標準檢查自己的發言。二天后滕滕、彭佩雲赴任。滕滕請八名教師開座談會，點名老孔參加。問誰是孔繁敖，他說你替我們解了圍。到此時繁敖心中一塊石頭才放下。此後一周，各系組織教師學習中央文件。我們系學習時談東說西沒有人提到方勵之，倒是我說了：這次免去方勵之副校長職務，調到北京天文台，中央的意思是以後地球上的事你不要管了，要管就管地球外的事。

我和繁敖同年，他年長我五個月，我稱他為兄。雖然往事猶如昨天，但現在輪到我們坐上老一輩知識份子的座位了。回想我們這一輩，正當年富力強最有創造力的二十年被耽誤了，這段時期草沒有少吃，理應多出奶多作貢獻，卻沒有機會。現在機會有了，吃的又好，可惜廉頗老唉！尚能飯否？再也擠不出奶了。個人受點磨難沒什麼，反正也活過來了。受損失的是國家和民族。拆騰了五十多年才認識到生產力競爭就是人才競爭這個簡單的常識。

我退休後移居美國西雅圖，現代通訊發達，在美國買張電話卡，十八美元可以打一千一百分鐘，此外還有E-mail 附上像片數張，2005年二月我到北京，我的一個大款學生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原江青官邸》宴請我並要我邀請我的同學和老朋友一起赴宴。我請了繁敖夫婦和清華大學陳天權教授等人。在那裡照了像。 （下載自互連網）算機視頻通話。我和孔兄雖相隔萬里卻比同在科大時聊天的機會還多。因為大家都有閒心。正是同住一個地球村，天涯若比鄰。我們一起經歷了反胡風、反右、文革。對這段歷史很感興趣，總想弄個明白，孔兄的話說：我們要知情權，總不能讓我們不明不白的度過一生。

慶賀繁敖兄七十壽誕，組織和計劃者請我這個半個多世紀的老同學寫篇文章，世說：高官不如高祿、高祿不如高壽、高壽不如高興。我祝繁敖兄高壽外更要高高興興的過好每一天。

（十五）是誰 ？是老莊！

是誰 有如此的大的感召力，讓熟悉的各位破例在此聚首，

是誰 離開所28年， 還兩次專程探望無親緣關係的老朋友，

是誰 離開所28年， 有關他的信息我們退休者經常交流，

是誰 離開所28年， 人情不減 倒新增了許多親密好友，

是誰 遠隔大洋經常打電話問候你我，一 聊的就是很久，

是誰 在網上發出海量的信息給你我，大家吸取探索和追求，

是誰 每次回來做東，連請客3天請同志、 鄰居、 好友，

是誰 做了心臟手術後 風采依舊，談笑從容，目光炯炯，

是誰 是誰 是老莊 是國強。

我常常在想，老莊真是不容易

在所里 17年（65—82）有13年 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平反後的日子，四五年也沒有升官發跡，

在此逆境中因好人緣而廣播友誼，

科技人員、工人、所長、 黨委書記，

晚輩們也感謝莊叔、 劉姨充滿敬意。

因為他的品格感動了我們心地，

評價來自許多生動的回憶：

熱情 聰明 寬容 大度

真誠 樂觀 坦蕩 義氣

有求必應的熱情，北大學數學天生的聰明，

因文革行為向他認錯人的寬容， 別於上海風格而處理事情的大度，

對人的真誠， 逆境中的極其樂觀，

老子就這樣的胸懷坦蕩 和 男人漢的剛正義氣 。

人們說 人生沒有彩排，全是現場直播。

他雖然是我們人生的過客，

卻可為我們上了人生直播教材的重要一課。

他有真摯的朋友，我大有收穫。

上次他回所我在海外錯失良機，

和你一樣我期盼着這次更新他的音容話語。

臉上的皺紋和謝頂的白髮，

讓我們知道了生命滄桑的定義，

那就是：享受生命 珍視友誼。

來吧 我們各位古稀之齡的朋友酒杯高舉

為老莊健康長壽，

為今天的聚會成功 為以後的聚會還有

為大家快樂 幸福 乾杯！

2010 年 10 月 27 日

（十六）莊國強想說的話：

我一生中最懷念最感激的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師，當老師是我心目中最嚮往最崇敬的工作，所以當我錯劃右派改正後，我就跳到科大當老師敬祝所有在北大曾教過我的老師身體健康，我永遠想念你們，感謝你們。

（摘自五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入學五十年紀念冊）

六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4級入學六十年紀念文集

前言2

二零一四年入學六十周年大聚會，參加這次聚會的同學八十多人，每人發了一本《六十年情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4級入學六十年紀念文集，內容見後面第258頁——第484頁。包括三位老師（丁石孫老師、張世龍老師及陳耀松老師）的文章，丁石孫老師的文章以十年前寫給我們畢業五十年的文章代替、張世龍老師的文章以他在《燕園絮語》中的兩段代替、陳耀松老師的文章是專門為這個文集書寫的；六十六個同學的文章（有些同學已經作古，有些用原來的文章代替、有些是家屬寫的文章）。其中原有七位院士去世的兩位（王選院士用原有文章、朱建士院士用報紙和網絡評介文章摘要）、健在的五位院士都和一般同學一樣寫了文章，六十六位同學的文章按姓氏筆畫排列。

目錄2（*號後面以姓氏拼音為序）

代前言 丁石孫 勾起的回憶---------------------------------------------------------------263

張世龍 回憶-----------------------------------------------------------263

陳耀松 在“夾縫”中謀發展---------------------------------------------271

*

陳奉孝 生死坎坷六十年-------------------------------------------------278

陳家鼎 入學六十周年有感-----------------------------------------------282

陳守義 回憶母親二三事-------------------------------------------------283

程昌鈞 北大伴我前行---------------------------------------------------286

崔彥召 六十年的回憶---------------------------------------------------290

杜明笙——鞠躬盡瘁為兩彈------------------------------------------------292

杜瑞明 不尋常的成長曆程-----------------------------------------------296

馮禮貴 耄耋之年憶往昔-------------------------------------------------304

苟興華 深恩難忘-------------------------------------------------------307

郭建民 考上北大-------------------------------------------------------308

黃乘規 黃斑花---------------------------------------------------------310

洪允楣 教育貴在後勁---------------------------------------------------310

胡文瑞 1956年的幾件事-------------------------------------------------312

金和 燕園甲子情懷深--------------------------------------------------314

李基義 風雨六十年--------------------------------------------------------------------------------320

李頤黎 力學、實現夢想的基石-----------------------------------------------------------------321

廖祖偉 鈎起-----------------------------------------------------------------------------------------322

林埜 作一頭老黃牛-----------------------------------------------------------------------------330

劉寶鏞 北大的沃土滋潤我成長-----------------------------------------------------------------334

劉朝芬 難忘的回憶--------------------------------------------------------------------------------336

劉峙山 零星雜談-----------------------------------------------------------------------------------340

龍世猛 數學力學伴我一生-----------------------------------------------------------------------343

陸祖建 勿忘我的志願 勿忘母校教誨---------------------------------------------------------346

馬承安 聚會紀念幻方-----------------------------------------------------------------------------351

馬乾初 獻詩一首-----------------------------------------------------------------------------------352

穆達智同學的近況-------------------------------------------------------------------------------------352

潘韶湘 往事鈎沉------------------------------------------------------------------------------------353

邱乃賢 同學情永難忘------------------------------------------------------------------------------359

邵秀民 六十年回顧---------------------------------------------------------------------------------361

沈國鈞 往事------------------------------------------------------------------------------------------366

宋雲嫻 沒有白白地走一遭------------------------------------------------------------------------367

蘇乙波 離校以後------------------------------------------------------------------------------------370

孫傳義 六十年的絮語------------------------------------------------------------------------------372

孫荀英 地震的啟示、研究與對策---------------------------------------------------------------373

唐文亮 一生“四不像”-------------------------------------------------------------------------------377

王開遜 北大回憶--------------------------------------------------------------------------------379

王選 回憶北大數學力學系的大學生活--------------------------------------------------382

王有志 為何成了“六不像”的人---------------------------------------------------------------389

王振東 相識甲子憶教學-----------------------------------------------------------------------392

翁方愚 無奈與自豪-----------------------------------------------------------------------------396

吳烈詡 六十年情懷-----------------------------------------------------------------------------400

吳慶寶 我沒有辜負老師們的教誨------------------------------------------------------------403

武際可 終生難忘的幾件事---------------------------------------------------------------------406

武禮廉 點滴回憶---------------------------------------------------------------------------------412

謝昌年 一甲子感懷------------------------------------------------------------------------------414

徐從德 思念---------------------------------------------------------------------------------------416

許綏文 幾句真心話------------------------------------------------------------------------------417

許為厚 歲月回憶---------------------------------------------------------------------------------420

楊路 祝願生命之樹長青---------------------------------------------------------------------424

葉其孝 難忘師恩和友情------------------------------------------------------------------------427

於 劭 我們——北大數力一九五四級------------------------------------------------------432

余慎之 思念---------------------------------------------------------------------------------------438

曾騫� 人生歲月中的師友身影---------------------------------------------------------------439

張恭慶 我的大學生活片斷---------------------------------------------------------------------444

張錦文女兒張紅銳 紀念我的父親張錦文---------------------------------------------------447

張景中 難忘的伊不是龍逮兒它---------------------------------------------------------------449

張世林 三進三出北京大學---------------------------------------------------------------------454

趙立人 六十年瑣憶------------------------------------------------------------------------------458

趙似蘭 心得---------------------------------------------------------------------------------------461

周巣塵 愉快的四班------------------------------------------------------------------------------465

周 潔 往事點滴---------------------------------------------------------------------------------467

周寰� 八秩抒懷---------------------------------------------------------------------------------468

周芝英 五年大學生活片斷---------------------------------------------------------------------469

朱必文 八十年思緒；點滴和片斷------------------------------------------------------------474

朱建士——研製原子彈和氫彈的功臣-----------------------------------------------------------478

朱學煜 憶北大（詩二首）---------------------------------------------------------------------480

莊國強 彈指一揮間60年-----------------------------------------------------------------------481

編後語

代前言

勾起的回憶

丁石孫

今年三月的一天晚上，我接到陳家鼎的電話，他告訴我北大數力系五四年入學的同學要在四月二十四號，也就是他們入學五十年的時候聚會一次。這個消息令我非常高興。同時勾起了我的回憶，讓我想到五十年前的很多事情。

我和數力系五四級的同學聯繫較多，和他們的感情也較深。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北大、清華、燕京三校的文科和理科組成了新的北京大學，並把北大從城裡搬到了原來燕京大學的校址。我就在這個時候，從清華大學調到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院系調整後，數學力學系的招生人數大大增加。我記得五二年大概招了一百多新生，五三年比五二年還要多一點，五四年招的就更多，達到二百四十人。一九五四年是給很多人留下了美好記憶的年份。這一年，不僅廣大知識分子，而且各行各業的人們都感到國家的未來和個人的前途充滿了希望。解放不到三年，通貨膨脹得到了抑制，國家實現了政治和社會穩定，而且隨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的增長。當時我作為年輕教員，親身感受到新中國一年又一年的變化，對中國建設事業的發展滿懷信心。五四年新招來的大學生，多數才十七八歲，他們更是對未來充滿美好的憧憬，認為他們的一生將是大有作為的一生。五四級從老師到學生良好的精神狀態，為克服工作和學習中碰到的困難增添了勇氣和決心。

解放初期每年大學招生在政策上都有變化。我記得五三年比較強調考試成績，而五四年就認為除去考試成績以外，還應該重視學生的出身。當時為了改變大學生的成分，國家辦了工農速成中學，從工農兵中選拔一些表現好的，在工農速成中學進行培養，使他們能夠進大學。五四年進入數力系的二百四十人當中就有少部分工農速成中學的畢業生。在這種情況下，五四級的文化程度差距很大。當時系裡決定這些學生一起大班上課，習題課則按入學成績分成九個小班，每個小班大約二十幾人。為了避免造成學生思想上的壓力，我們在分班的編號上採取了些策略，成績最好的是三、六、九班，二、五、八班是成績中等的，一、四、七班是成績差的。我除了給全年級講高等代數課，還帶一班和九班的習題課。有些同學基礎比較差，聽課和做習題都存在困難，我就對他們加大輔導力量。還有個別同學，因為他們沒有經過小學和中學的系統訓練，不僅是數學方面的問題不能理解，而且閱讀能力達不到看懂教科書的水平。我記得開始一段時間，每次講完大課，晚上就把少數困難的學生找到辦公室，領着他們像念語文課文一樣念教科書。經過幾年的努力，其中有一部分同學趕了上來。對於學習基礎好的學生，我們也給他們特殊培養。我記得從二年級開始，我們在全年級組織了兩個小組，我負責代數方面的小組，已故的程民德教授負責分析小組。我們分別找些課外的文章指導這兩個小組的同學學習，比較早地培養他們的科學研究能力。有的同學在參加小組的時候，就寫出了研究文章，為此我們出了自己的刊物，發表學生的研究成果。這個年級雖然入學時成績參差不齊，但經過大家的努力，後來不但總體上學習成績是好的，而且思想極其活躍。這次聚會的時候，

根據同學們的統計，這個年級出了七個院士，還有相當多的同學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績。

習題課是學習蘇聯之後才有的一種教學形式。當時數力系有個蘇聯專家，叫貝洛娃。她是系主任的顧問，由她給全系教員講習題課怎麼上。一次習題課一般是兩節，講四到五個題，一道題大概做二十分鐘。教員不能一下子就把幾個題目全寫出來，而是做完一道再寫另一道。教員找一個學生在黑板上做，在他做的過程中不斷提示，以此為全班做示範。教員在指導同學在黑板上做題的同時，還要在下面巡視，看到哪個學生做錯了，或是不會做了，就進行指導。學生在上課前要把習題本放在座位邊的小桌子上，教員在巡視時還要批改上次習題課留下的作業。我們嚴格按照蘇聯專家的方法來上習題課。數學系因為在這方面做得好，在全校受到表揚。現在看來，這套做法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但由於當年的教員對工作極端認真，習題課還是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效果。我記得有一年元旦，學生給我寫了封信，說在習題課上我雖然給了他們許多指導和提示，但同學們都感覺到題目是自己做出來的。這就說明當時的習題課在調動學生參與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教學上學習蘇聯還有一項內容，就是考試全部採用口試，做法是先出二十個考題，寫在紙上，學生一個個進來，每個人在這些題中抽一個題，抽完出去準備十分鐘，進來向老師表示這個題怎麼做，在黑板上寫出來。我在看學生做題的時候，還要提一些問題，範圍可以超出這個題目，考察他們對概念理解得是否清楚。每個學生考試大體上要半個小時，二百四十個學生，就我一個主講教員，每天八小時，考了十六天，這十六天考下來我累得大病一場。

除了講大課和給兩個班上習題課，我還負責全年級的答疑。一個禮拜大概抽半天時間，回答學生提出的各種學習上的問題。在一年半的上課過程中，我與學生的關係搞得很好，給學生答疑時，除了學習上的問題，一些生活問題，包括戀愛方面也來徵求我的意見，當時對他們的戀愛問題我也發表了很多看法，現在看來我發表的意見有些是很可笑的，因為我的年齡比他們大不了多少，並且也沒有結婚。

五四級的同學後來經歷了許多曲折，但是大多數在複雜的生活考驗中走了過來。有一部分人並沒有從事數學和力學方面的工作，完全改了行。他們在不同的崗位上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績。這是令我感到很高興的一點。回想當年，我們這些教員的教學水平並不都是高的。學生後來有很好的發展，主要是他們勤奮努力的結果。大家始終記住我們這些教員，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態度，大家對工作都極端負責，都是盡最大的力量把工作做好。很多學生感到，他並不是從當時老師的學問中，而是從老師的治學態度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今天，五四級的同學都是近七十歲的人了，可以說即將走完他們人生的旅程。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覺得，我到了七十歲的時候，才真正懂得了孔子這句話的真正含義。

對於人的一生來講，五十年是漫長的。我們有幸共同經歷了五十年的風風雨雨，進入了一個大有希望的新時代。同學們都有了很豐富的人生閱歷，也有很多感慨。大家聚在一起，撫今追昔，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2004年5月

（本文選自《有話可說——丁石孫訪談錄》附錄，丁石孫口述，袁向東、郭金海訪問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

張世龍先生的回憶

（以下兩段文字摘自張世龍先生回憶《燕園絮語》中的兩節）

十四、大躍進中設計計算機

反右派遠動剛過，1957年底，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就發了《乘風破浪……》的長文，颳起大躍進放衛星的大風。我很受鼓舞，主要是以為不再斗政治，抓業務了。可是後來表明，我又錯了。不過到底我己順利地開設了“計算機原理”和“脈衝技術”兩門課，同時開設了一組電子管開關電路實驗。又設計製造了一台與人對弈的繼電器的“連三子”的遊戲機，雖然十分簡單，但當時還頗受同學的歡迎。有了初步成果，想進一步提高。恰好北京電子管廠已大批量生產各型電子管。出現了一個念頭，裝配一個最簡單但較完整的計算機，它不是實用的，但可以顯示計算機運行（程序）過程，當時就叫它為模型機，一時無法製造存貯器，先以開關代替。效果尚可。

1958年是大躍進年，陸平同志調入學校任黨委書記，史夢蘭和張群玉、謝道淵、王學珍等同志任副書記。這時要推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看來江隆基同志要走了。張群玉同志過去對我說：她問江副校長能否調幾個幹部來校，並說蔣南翔任清華大學校長就從團中央調來若干人。江當時回答我沒有那個大“團”。這次陸平同志由鐵道部（付部長）調來北大，卻真的帶了幾個人來。不知為何給數學力學系調來新的總支書記——劉×（原鐵道部外事局（副？）局長），她是抗戰時參加革命的知青，認識很多晉察冀老幹部。當時已有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又有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三面紅旗。實在說，我當時並沒關心公社的公共食堂，產糧放衛星之類，而一心扎到計算機系統中去。正是所謂“形勢比人強”，在那種全國熱騰騰的勁頭中，我頭腦也發漲了，冒然在總支委員會中提出我們自己設計製造計算機，並定名為“紅旗”， （源於當時出版了《紅旗》黨刊和“三面紅旗”）。這大大鼓舞了劉×，她積極支持，並提出要“超英”！其實當時我並不了解多少國際計算機發展，甚至不知道此時在Kirbum教授領導下曼徹斯特大學己開發了“操作系統”這個最重要的系統軟件。不過當時確實有了些想法，並和董鐵寶教授一起分析比較了蘇聯的BISM和美國第一台計算機EDVAC的指令系統和總體設計的優缺點，以及可以作哪些改進。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比較簡約的計算機，但運算速度（主要是二位一乘的乘法和減少寄存器間的傳送）較快的設計。電路設計採取儘可能簡單但可靠並易於（用電錶）測試的靜態二極管邏輯方案（當時從蘇聯進口了大量鍺二極管）。其實我們並沒有工程力量，更沒有製造有數千隻電子管的複雜機器經驗。我們動員了全專業的學生，投入研發，叫做大兵團作戰。我直接領導吳大奇、楊天錫助教和包括王選、許卓群、董士海等在內的幾個我認為最優秀的四、五年級同學共同作總體設計、邏輯設計。

因為他們己通過我的課程，完全掌握了計算機運行原理，所以我可以按部件，分別交待了我和董鐵寶先生討論的某些細節，並讓他們分組由大邏輯框圖到部件直到“插件”級的邏輯結構為止的設計，要求每一步都作出圖紙和說明。應該說這個工作還是成功的，後來並沒有發現什麼錯誤。順便說，他們還證明了布斯書中的補碼乘法（原書無證明），並又證明了我們自行設計的二位一乘的補碼乘法。我還領導王良訓、劉有文助教和幾個實驗員設計了各種邏輯電路，確定了測試合格、不合格的標準並製成測試台（王良訓同志是無線電工出身，物理系提前畢業生，對電子管的電路和裝配工藝都較熟悉）。由於我們強調可靠、簡約，所以此項工作也完成得不錯。我們還動員了一批學生配合學校教學設備處，到全市電機行業採購了一批直流發電機和交流電動機以及相應的配電盤。由系加工廠協助安裝了直流發電機組，又由我直接領導一個實驗員和幾個同學裝配了穩壓有蓄電池浮充的控制系統（控制直流發電機的勵磁電流以控製發電電壓）。總之，不到半年，各項工作都進行的比較順利而有條理。

但是北大是個只有理科的大學，不但加工力量小，缺乏工程設計人員，並且缺乏金屬材料。為此，我與王良訓同志多次去我係為建設大風洞做維修的機械加工廠，與老師傅們探討計算機的機架、插件的結構與加工。最終決定用鋁板作插件架，由老師傅加工幾套簡單模具、用手工沖制鋁板的插件零件，再用螺釘緊固。而機架上的插件底板則用鑄鋁，銑後成形。鋁材是同學們去南郊機場拉回報廢飛機的破外殼．重新溶化澆鑄。所有“力氣活”都由工廠的師傅們作示範，交給低年級同學作。而用角鋼插接的機架則由工廠加工，冷卻通風的鼓風機也由工廠設計製造。電子管需要有6.3伏的燈絲電源（電流為0.6安，0.3安）。一個有幾百隻電子管的機架，就需要兩個大容量的220/6.3伏變壓器，當時矽鋼片極度缺貨，恰好我在舊貨攤以極低價格買了一批從報廢的火車燈變壓器拆下的“口”型而非通用的“山”型的矽鋼片（廢品店只要可再加工的銅線，要把難再加工的矽鋼片扔掉）。我們就利用這批被報廢的矽鋼片作為變壓器鐵心，用手工繞制了粗銅絲的6.3伏次級線圈，又浸漬了清漆加強絕緣。這一切能充分利用完全無經驗的學生的勞力、因陋就簡的設計和製造，看來都取得比較滿意的結果。

當我向黨總支匯報上述成果時，確實有些飄飄然。劉×更是興奮地說：要放衛星了！朱德元帥曾在此期間來校視察。陸平陪同他專門來看我們的工作。校刊記者曾給我向朱老總匯報時照了像。可惜我保留一張在文革時丟失。聽說校史館有張放大的，但底片也不見了。當時很講究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搞群眾運動和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多、快、好、省。我這個時期的工作似乎正合了拍。這樣在領導心目中大約算是個有闖勁、有能力的又紅又專的幹部吧！

其實我們的工程藏着重大隱患而不自覺，反以為這個菓子可以摘了。恰好國防科委又提出參照美國的SAGE（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研發自己一套系統。SAGE的核心是由麻省理工學院(MIT)研製的超大型計算機（這是就當時工程技術水平而言，現代一台筆記本計算機的速度要比它高几百倍、存貯容量更高上萬倍）。由於當時我國研發計算機的力量十分薄弱，並且主力忙於仿製BISM（即104機），無法投入大量人力。而當時半導體研究所在王守仁、林蘭英等教授領導下已拉製成功單晶鍺，正在研發合金擴散型鍺晶體管。於是主持此項任務的國防科委秘書長安東將軍決定先集中一部分人力搞先期研發，主要是計算機的系統設計。劉×與安東很熟，不知怎的，大約是她的推薦，安東邀我同去計算機研究所，會見了閻沛霖所長，商定由北大、計算所、五院各出兩三個人，由我負責主持前期的系統設計。確定這個系統由三台晶體管計算機組成。總稱109機，分甲、乙、丙三機。半導體所將組建109廠專門為此機生產晶體管。

當時參加系統設計的有計算所的高慶獅、周巢塵，北大的周煒（此三人都是我的學生），五院的虞承宣、沈緒榜等同志，數學所數理邏輯專家胡世華教授，北大董鐵寶教授也受邀參與過幾次討論。這樣我就得兩邊忙，白天大部分時間在計算所，晚間回學校再工作。安東將軍曾建議我專任109工程的總工程師，當然這是一條能飛黃騰達的道路，但我以年輕，沒有經驗為由謝絕了，聲稱系統總體設計完成後我先回學校，待晶體管能批量生產後，再回來。其實我心裡總有作教師的念頭。一方面是聚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樂乎！另一方面又是嚮往有個窗明几淨的條件，有空閒能埋頭讀書的大學教師生活。按當時的批判標準就是既好為人師，又是自由主義。不過這的確是我的心願。所以兩次我多少有了選擇工作崗位的機會，最終都還是選擇了教師，雖然這是最清苦的選擇。

109廠遲遲未能投產，閻所長很着急，我建議可以用電子管先開發甲機，這祥當晶體管生產有了保證，正好可以繼續開發後二機。安東將軍和閻所長都同意。於是我必須在總體系統設計的基礎上作完甲機的邏輯設計。吳幾康研究員負責電路設計（後來他也因研製此機有功，成了全國人大代表），我們配合的很好，成了好朋友。此後109甲稱為119機，是我國第一台自行設計研製成功的大型計算機。華東計算所的所長何育遼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來北京尋求支援，我介紹他採用119設計生產，結果成功製成502計算機，這台機器為研發氫彈立了功。由於必須把主要力量放在119機，對北大紅旗機的研發工作就放鬆了。不久就發現開始大量加工插件後，出現了一系列質量問題和大量廢品。這是由於當時學生群眾惑於所謂解放思想、敢想敢幹，實質上是不顧工藝規定的蠻幹。必須承認，當時我心情相當浮燥，嚴厲指責了管理生產的實驗員和學生幹部，卻沒有想出有效辦法，只是要求學生勞動必須服從指揮，不能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舉一例，學生們發現實驗室中有“焊油”，用起來比酒精溶解松香的助焊劑好用的多，既快又方便。於是他們自行決定使用焊油取代松香。殊不知焊油含酸，雖一時方便，日後卻極易形成“虛焊”，所以我們用酒精鬆香取代之。這也是當時電子設備生產普遍使用的工藝。為此我當時確實是火冒三丈。實驗員倒是可以接受，因為他們曾勸阻而無效，但學生幹部卻不能接受這種指責，而以為是暴跳如雷地打擊群眾積極性。後來反右傾批判時，就上升到以資產階級權威專家自居，打擊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了。

總之，我身兼兩項任務，已經壓的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不足了，又遇到不順利的事，更是心情浮燥，的確發了一些脾氣（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發脾氣”的時期。在此前後，人們普遍認為我是個易於相處的和氣人）。學生幹部向總支書記反映了對我的意見，但當時我仍茫然未知（一般說，我從不琢磨別人、乃至領導對我有什麼想法。當然我會注意正面批評，但也不會全然接受）。與此同時，不知何人建議，又按大辦人民公社中全民皆兵的辦法，把參加紅旗工作的教員、實驗員、學生按連隊編製成所謂“紅旗營”，我任“營長”，一位脫產的學生幹部為“教導員”，動不動還要我發“指示”、 “命令”，作教師哪能有這麼一套呀！真是沒辦法。又不知何人建議，受教育部委託，由各綜合大學選派青年教師來北大進修計算機原理，這批約二、三十名的教師也參與了紅旗機的一部分工作。結果是人多手雜，表面看還井井有條，實際上埋藏了極多隱患。這次雖不需我一人承擔講課（四個助教作了分工），可是還得我幫助安排教學大綱，並且根據學員要求，我還得最後講兩三節系統設計問題。實際上我講的是紅旗機和119機系統設計中一些我自以為是較獨創的想法。有指令系統的分析（單地址與三地址比較，以解多重積分、線性代數方程組為例，這是我與董鐵寶教授共同研討的結果，證明了單地址不僅節約程序量、刪除不必要的訪問存貯器，從而加快計算速度，並且降低了對存貯量的需求。從此我國設計的計算機始終是單地位指令系統了），轉移指令（現常稱為跳躍）特別是各種方式的子程序調用的指令結構。解釋我當時並沒關心公社的公共食堂，產糧放衛星之類，而一心扎到計算機系統中去。正是所謂“形勢比人強”，在那種全國熱騰騰的勁頭中，我頭腦也發漲了，冒然在總支委員會中提出我們自己設計製造計算機，並定名為“紅旗”， （源於當時出版了《紅旗》黨刊和“三面紅旗”）。這大大鼓舞了劉×，她積極支持，並提出要“超英”！其實當時我並不了解多少國際計算機發展，甚至不知道此時在Kirbum教授領導下曼徹斯特大學己開發了“操作系統”這個最重要的系統軟件。不過當時確實有了些想法，並和董鐵寶教授一起分析比較了蘇聯的BISM和美國第一台計算機EDVAC的指令系統和總體設計的優缺點，以及可以作哪些改進。這樣就產生了一個比較簡約的計算機，但運算速度（主要是二位一乘的乘法和減少寄存器間的傳送）較快的設計。電路設計採取儘可能簡單但可靠並易於（用電錶）測試的靜態二極管邏輯方案（當時從蘇聯進口了大量鍺二極管）。其實我們並沒有工程力量，更沒有製造有數千隻電子管的複雜機器經驗。我們動員了全專業的學生，投入研發，叫做大兵團作戰。我直接領導吳大奇、楊天錫助教和包括王選、許卓群、董士海等在內的幾個我認為最優秀的四、五年級同學共同作總體設計、邏輯設計。

因為他們己通過我的課程，完全掌握了計算機運行原理，所以我可以按部件，分別交待了我和董鐵寶先生討論的某些細節，並讓他們分組由大邏輯框圖到部件直到“插件”級的邏輯結構為止的設計，要求每一步都作出圖紙和說明。應該說這個工作還是成功的，後來並沒有發現什麼錯誤。順便說，他們還證明了布斯書中的補碼乘法（原書無證明），並又證明了我們自行設計的二位一乘的補碼乘法。我還領導王良訓、劉有文助教和幾個實驗員設計了各種邏輯電路，確定了測試合格、不合格的標準並製成測試台（王良訓同志是無線電工出身，物理系提前畢業生，對電子管的電路和裝配工藝都較熟悉）。由於我們強調可靠、簡約，所以此項工作也完成得不錯。我們還動員了一批學生配合學校教學設備處，到全市電機行業採購了一批直流發電機和交流電動機以及相應的配電盤。由系加工廠協助安裝了直流發電機組，又由我直接領導一個實驗員和幾個同學裝配了穩壓有蓄電池浮充的控制系統（控制直流發電機的勵磁電流以控製發電電壓）。總之，不到半年，各項工作都進行的比較順利而有條理。

但是北大是個只有理科的大學，不但加工力量小，缺乏工程設計人員，並且缺乏金屬材料。為此，我與王良訓同志多次去我係為建設大風洞做維修的機械加工廠，與老師傅們探討計算機的機架、插件的結構與加工。最終決定用鋁板作插件架，由老師傅加工幾套簡單模具、用手工沖制鋁板的插件零件，再用螺釘緊固。而機架上的插件底板則用鑄鋁，銑後成形。鋁材是同學們去南郊機場拉回報廢飛機的破外殼．重新溶化澆鑄。所有“力氣活”都由工廠的師傅們作示範，交給低年級同學作。而用角鋼插接的機架則由工廠加工，冷卻通風的鼓風機也由工廠設計製造。電子管需要有6.3伏的燈絲電源（電流為0.6安，0.3安）。一個有幾百隻電子管的機架，就需要兩個大容量的220/6.3伏變壓器，當時矽鋼片極度缺貨，恰好我在舊貨攤以極低價格買了一批從報廢的火車燈變壓器拆下的“口”型而非通用的“山”型的矽鋼片（廢品店只要可再加工的銅線，要把難再加工的矽鋼片扔掉）。我們就利用這批被報廢的矽鋼片作為變壓器鐵心，用手工繞制了粗銅絲的6.3伏次級線圈，又浸漬了清漆加強絕緣。這一切能充分利用完全無經驗的學生的勞力、因陋就簡的設計和製造，看來都取得比較滿意的結果。

當我向黨總支匯報上述成果時，確實有些飄飄然。劉×更是興奮地說：要放衛星了！朱德元帥曾在此期間來校視察。陸平陪同他專門來看我們的工作。校刊記者曾給我向朱老總匯報時照了像。可惜我保留一張在文革時丟失。聽說校史館有張放大的，但底片也不見了。當時很講究解放思想，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搞群眾運動和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多、快、好、省。我這個時期的工作似乎正合了拍。這樣在領導心目中大約算是個有闖勁、有能力的又紅又專的幹部吧！

其實我們的工程藏着重大隱患而不自覺，反以為這個菓子可以摘了。恰好國防科委又提出參照美國的SAGE（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研發自己一套系統。SAGE的核心是由麻省理工學院(MIT)研製的超大型計算機（這是就當時工程技術水平而言，現代一台筆記本計算機的速度要比它高几百倍、存貯容量更高上萬倍）。由於當時我國研發計算機的力量十分薄弱，並且主力忙於仿製BISM（即104機），無法投入大量人力。而當時半導體研究所在王守仁、林蘭英等教授領導下已拉製成功單晶鍺，正在研發合金擴散型鍺晶體管。於是主持此項任務的國防科委秘書長安東將軍決定先集中一部分人力搞先期研發，主要是計算機的系統設計。劉×與安東很熟，不知怎的，大約是她的推薦，安東邀我同去計算機研究所，會見了閻沛霖所長，商定由北大、計算所、五院各出兩三個人，由我負責主持前期的系統設計。確定這個系統由三台晶體管計算機組成。總稱109機，分甲、乙、丙三機。半導體所將組建109廠專門為此機生產晶體管。

當時參加系統設計的有計算所的高慶獅、周巢塵，北大的周煒（此三人都是我的學生），五院的虞承宣、沈緒榜等同志，數學所數理邏輯專家胡世華教授，北大董鐵寶教授也受邀參與過幾次討論。這樣我就得兩邊忙，白天大部分時間在計算所，晚間回學校再工作。安東將軍曾建議我專任109工程的總工程師，當然這是一條能飛黃騰達的道路，但我以年輕，沒有經驗為由謝絕了，聲稱系統總體設計完成後我先回學校，待晶體管能批量生產後，再回來。其實我心裡總有作教師的念頭。一方面是聚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樂乎！另一方面又是嚮往有個窗明几淨的條件，有空閒能埋頭讀書的大學教師生活。按當時的批判標準就是既好為人師，又是自由主義。不過這的確是我的心願。所以兩次我多少有了選擇工作崗位的機會，最終都還是選擇了教師，雖然這是最清苦的選擇。

109廠遲遲未能投產，閻所長很着急，我建議可以用電子管先開發甲機，這祥當晶體管生產有了保證，正好可以繼續開發後二機。安東將軍和閻所長都同意。於是我必須在總體系統設計的基礎上作完甲機的邏輯設計。吳幾康研究員負責電路設計（後來他也因研製此機有功，成了全國人大代表），我們配合的很好，成了好朋友。此後109甲稱為119機，是我國第一台自行設計研製成功的大型計算機。華東計算所的所長何育遼教授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來北京尋求支援，我介紹他採用119設計生產，結果成功製成502計算機，這台機器為研發氫彈立了功。由於必須把主要力量放在119機，對北大紅旗機的研發工作就放鬆了。不久就發現開始大量加工插件後，出現了一系列質量問題和大量廢品。這是由於當時學生群眾惑於所謂解放思想、敢想敢幹，實質上是不顧工藝規定的蠻幹。必須承認，當時我心情相當浮燥，嚴厲指責了管理生產的實驗員和學生幹部，卻沒有想出有效辦法，只是要求學生勞動必須服從指揮，不能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舉一例，學生們發現實驗室中有“焊油”，用起來比酒精溶解松香的助焊劑好用的多，既快又方便。於是他們自行決定使用焊油取代松香。殊不知焊油含酸，雖一時方便，日後卻極易形成“虛焊”，所以我們用酒精鬆香取代之。這也是當時電子設備生產普遍使用的工藝。為此我當時確實是火冒三丈。實驗員倒是可以接受，因為他們曾勸阻而無效，但學生幹部卻不能接受這種指責，而以為是暴跳如雷地打擊群眾積極性。後來反右傾批判時，就上升到以資產階級權威專家自居，打擊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了。

總之，我身兼兩項任務，已經壓的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不足了，又遇到不順利的事，更是心情浮燥，的確發了一些脾氣（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發脾氣”的時期。在此前後，人們普遍認為我是個易於相處的和氣人）。學生幹部向總支書記反映了對我的意見，但當時我仍茫然未知（一般說，我從不琢磨別人、乃至領導對我有什麼想法。當然我會注意正面批評，但也不會全然接受）。與此同時，不知何人建議，又按大辦人民公社中全民皆兵的辦法，把參加紅旗工作的教員、實驗員、學生按連隊編製成所謂“紅旗營”，我任“營長”，一位脫產的學生幹部為“教導員”，動不動還要我發“指示”、 “命令”，作教師哪能有這麼一套呀！真是沒辦法。又不知何人建議，受教育部委託，由各綜合大學選派青年教師來北大進修計算機原理，這批約二、三十名的教師也參與了紅旗機的一部分工作。結果是人多手雜，表面看還井井有條，實際上埋藏了極多隱患。這次雖不需我一人承擔講課（四個助教作了分工），可是還得我幫助安排教學大綱，並且根據學員要求，我還得最後講兩三節系統設計問題。實際上我講的是紅旗機和119機系統設計中一些我自以為是較獨創的想法。有指令系統的分析（單地址與三地址比較，以解多重積分、線性代數方程組為例，這是我與董鐵寶教授共同研討的結果，證明了單地址不僅節約程序量、刪除不必要的訪問存貯器，從而加快計算速度，並且降低了對存貯量的需求。從此我國設計的計算機始終是單地位指令系統了），轉移指令（現常稱為跳躍）特別是各種方式的子程序調用的指令結構。解釋了兩個獨立的存貯器形成的指令流與數據流並行的結構，這種結構實質是後來出現的流水線並行系統結構的雛型。我還介紹了以大容量的變址存貯器實現多重變址的設計。實際上這些都是我在119機的系統設計中提出的新思想。當然，我後來的遭遇，使我無從進一步深入研究。此外，我還介紹了兩項小技術，即單脈衝發生器和輸入自舉程序。那是在我充分理解了計算機結構原理後，提出的問題，即如何令計算機開始進入工作狀態？顯然處於靜態的計算機必需收到一個“飽滿的”啟動脈衝後，進入運行狀態，然後又關閉這個脈衝源。也就是按啟動鍵後只能發出一個完整脈衝，故稱單脈衝發生器。我是用邏輯電路實現的，並且這個脈衝是從計算機同步脈衝中選出的。計算機進入運行狀態後怎樣把準備好的在五孔的電報紙帶上穿孔的數據和程序送入指定的存貯器地址中去。BISM解決這兩個問題很簡單，它是把計算機置於靜態之後，啟動紙帶輸入器，用紙帶同步孔產生脈衝，從“0”地址開始，把紙帶上的程序和數據順序送入存貯器，直至輸完後，再啟動計算機，從“0”地址開始運行程序。這個方法似乎不太靈活。記不得在什麼文獻中提到一句（劍橋或倫敦大學的）計算機用“自舉”( bootstrip)程序輸入。恰好我知道電子管鋸齒波掃描電路( sweep circuit)有一種是自舉電路即bootstrip circuit， （字源於英國諺言，抓着自己的靴帶，把自己拉上天）。於是就揣摩如何實現這種自舉程序，最後通過對控制台增加一個開關寄存器，只需在紙帶開始兩行指令，即可把紙帶後續的信息按要求逐次排列好。待完成輸入，又自動啟動程序。這兩項技術雖小，但的確改進了BISM的輸入方法。

儘管當時我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紅旗機裝配仍難滿意，助教、實驗員不斷向我反映學生“胡搞”。我的時間主要用於技術工作，沒有時間真正了解情況。因此情緒有很大波動，不斷對學生幹部發脾氣。這些自然反映到了總支、劉×那裡，而劉×又堅持要儘快完成任務，強調要解放思想，發動群眾，尊重群眾（其實就是大量低年級同學）的首創精神。而我則認為這些都是說空話、大話。在激烈辯論中，我的確說了一些傷人感情的話。例如：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你們自己下去干，不要光說不練等等。當有同志以加速建成共產主義大學為由，要求我們加速紅旗機的研製。我說全社會也沒有進入共產主義，何能建成什麼共產主義大學。有同志說這是陸平同志提的要求（當時我白天大都在搞119機設計，故學校很多會議都未參加）。我則答以誰說的也不行，因為那是不可能的。在總支爭辯最高潮時，我的確拍過桌子，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黨的會議上“發脾氣”。這些後來都成了我“反對黨的領導”的罪行了。但我始終不承認反對黨領導幹部的意見就是反對黨的領導！

沒有多久，到了1959年秋，反右傾運動來了。說是十七級以上幹部，實際擴大到總支級幹部，為了批判我，還擴大到我所在的分支委。這時119機的系統設計已通過了，開始部件的邏輯設計，紅旗機己基本裝配完成，開始按部件分調了。我則被迫受批判作檢查，已沒有工作權利，更談不上什麼領導、主持設計、研製了。119機最後由高慶獅、沈緒榜、吳幾康等同志完成了。紅旗機由於製造工藝粗糙出現了大量虛焊、錯焊。調試遇到幾乎難以克服的困難，由楊天錫、王選、陸仲輝、許卓群等同志主要是王選的努力，終於能穩定運行短短時間，算是通過了“驗收”。不過我己調入國防工業部門。驗收時，承蒙周培源先生之邀我還是回校一觀。

我參與了我國前兩台自行設計製造的計算機的工作，並在初期系統設計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卻都未具全功。但青春無悔，一方面是在當時政治條件下中斷了我的工作。另一方面自以為在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大膽探索方面帶了個頭。至少影響（不是“培育”）了北大計算機教學科研集體的敢於創新的學風。對後來北大完成了我國第一台百萬次計算機的研製，王選同志領導的計算機照排系統成功，可能有點帶頭的作用吧！

十五、我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盧山會議之後，在黨內（十七級以上）開始“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在這次“路線鬥爭”中我被批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過先回憶北大發生的兩件與我無甚關係事情。我不是江副校長主持的黨核心會的成員，只是在教學研究科長的職務上，參加過若干次討論教學改革的會議。待我去計算數學教研室後，已不是黨委委員了。但不知為何卻參加了兩次有黨委常委和江副校長的會議。一次是在教育部，由教育部楊秀峰部長和黃松齡副部長主持，名日“幫助”實為批判江隆基同志“右傾”。在這次會議上，有同志發言很激烈，我實說不出什麼，好在事先也沒人給我打招呼，我也就一言未發。會議後不久江就被免去北大副校長職務，後調任蘭州大學校長。黨外的馬寅初校長也被免職，由陸平同志任校長、黨委書記。記不準確，大約在此會之前，曾參加了一次在江副校長家中召開的核心會。由江隆基同志宣布市委開除鄒魯風同志的決定，並審查所謂“兩校（北大、人大）河南、河北調查組”。調查組的北大負責人馬振明、汪子嵩二同志犯“嚴重錯誤”，接受批判檢查（後被開除黨籍）。原來鄒魯風是剛從人民大學調來北大任第三副校長，恰值中央號召到基層調查人民公社等問題。於是他建議北大、人大文、法科一部分教師深入河南、河北幾個縣、公社作調查研究，重點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社員分配等問題。剛剛擬好調查提綱開始工作，就遇到了“反右傾”。於是這個調查提綱就成了“污衊三面紅旗向党進攻的反黨綱領”了。市委作此宣布後，當夜鄒魯風同志就自殺了，於是以“自絕於黨”論處，開除黨籍。事先我並不知鄒魯風其人，馬振明同志是老幹部，在開校委會時，被介紹任新建法律系副系主任（系主任陳守一同志尚未到職）。汪子嵩同志是哲學系教師，我們較熟。院系調整後，全國大學的哲學系教師都集中於北大，這個系裡工作全靠子嵩同志支撐，我當時是教學研究科長，又是黨委統戰委員，所以與他有不少聯繫。他是位有學問，工作又很負責、細緻的同志。聽到如此，十分震驚。不知運動後面燒到哪裡？

很快有了答案。召開了全校十七級幹部重點批判大會，批判對象是我的好友孫亦樑同志。這個批判讓我非常不舒適，因為批的大體都是孫對大躍進式科研，即胡鬧的所謂科研，也包括對陸平同志在全校師生大會號召全民大搞“半導體”、“超聲波”的批評。這些都定為反對大躍進、群眾運動和黨的領導等等。更讓人厭惡的是，當時一些農村生活己出現困難。老孫說些書生話：人缺乏蛋白質會很快餓死，並舉列寧格勒（被納粹集團圍困時）餓死大批居民為例。一位剛從蘇聯留學歸來的法律副博士（蘇聯當時學位，大體較碩士略高一些）上台“批判”，說他剛去列寧格勒，那裡人民生活非常富足，根本沒有也不可能餓死人，說老孫純粹是反蘇的誣衊。你如何能接受這種“批判”呢？！過去我也組織過多次言不由衷的“批判”，但無論如何不能過於離譜。 就在批孫亦樑大會中間休息時，沒有一個人去和老孫談話，都遠遠離開他，只有他一個人孤零零坐在第一排坐位上。我想，同志愈處境困難，愈需要安慰和幫助。於是在數十名幹部中，只有我一人過去坐茌老孫旁邊，和他交談、鼓勵他，不要在意有些人不了解情況的瞎批，但我們都有些“重業務、輕政治、只專不紅”的傾向，在這個方面，根據自己實際，實事求是的檢查。不過不必安慰別人了，批孫大會不過是個樣板，很快我也列為重點批判對象了。這裡要作一交待，在秋季開學前，成立了由物理系中分出來的無線電系。計算機（硬件）部分也從計算數學教研室中分出來成立了計算機教研室，我任教研室主任，併入無線電系。因此對我的批判是在新建的無線電系總支委中進行。從教育部調來總支書譚××。系主任是原普通物理教研室的汪永銓同志。他們並不了解我的情況，所以只能從數學系總支那裡現躉現賣。當然我們教研室也有三位黨員參加（一人為總支委）。原來此時數學系總支在劉×主持下大批林建祥“反黨集團”，涉及了當時幾個黨員教師（董懷允、蕭樹鐵以及丁石孫等）。罪名是壓制歧視工農出身的青年教師、吹捧資產階級教授，反對黨的領導，包庇右派，後定林為“漏綱右派”，……。雖未把我羅入“反黨集團”，但說是“一拍即合”是“假左派、真右派”“包庇右派”等等。至於我的其它罪名：第一是反對黨的領導一一具體的就是反對陸平、劉×的一些說法和作法；第二是反對群眾運動，以資產階級權威態度壓制群眾首創精神；第三是反對大躍進，反對多、快、好、省。在批判之始就先批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孫亦樑劃不清界限。我對有些批判認了賬，例如在總支會上發脾氣，對學生幹部發脾氣，但堅持不承認反對黨的領導和壓制群眾。更不承認與孫亦樑交談、幫助他有什麼過錯。但總得過關，於是檢查自己的“重業務、輕政治、只專不紅”的脫離政治的傾向，又暴露自己長期羨慕有機會能在窗明几淨下埋頭讀書的願望，自我批判定為世界觀還有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情緒。總之我是用重業務、輕政治的盾牌抵住批判。最終既未過關，也沒說掛起來。自我感覺是當時無線電系總支雖有個別人想加碼批判，但主要負責人書記和主任似乎不願搞得太過。例如我們教研室分支委一位工農出身的老黨員提出我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並沒有遭到制止或批駁。須知當時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只許說“壞”，不許“擺好”。所以彭德懷平江起義成了“入股”，生活簡樸成了“偽君子”！

於是我被停止了一切工作等待處理。更斷了119機的設計工作，就是紅旗機的工作也斷了。不過最終還是為紅旗出了點力。原來北大自己燒製鐵淦氧存貯磁芯未能成功，所以未能安裝存貯器。當時的負責人讓我想辦法，我只好老着臉皮找科學院計算所閻沛霖所長求援。他們己成功製成磁芯，但成品率不高，只能給我們較次的產品。因此，必須放棄更節約的“電流重合法”，尋求能利用質量較差的磁芯的存貯方案。最後我選定了“偏流方法”，並設計了相關的電路，作了基本實驗，最後由其他同志完成了，這樣紅旗機才算完整了。至於王選等同志如何克服幾乎難以克服的調試困難，由于禁止我入機房（多麼可笑！）我只聽說極其艱辛，卻無具體了解，直到1963年王選同志回上海家中養病，我到上海出差去看他，才知道他實是過勞了。

終於在1960年春得到結論，我被定為“以黨內專家自居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處分為嚴重警告。在北大戴同一頂帽子的還有原子能系孫亦樑（開除黨籍），歷史系的田餘慶（我記得我是處理最輕者，老田是留黨察看？）共三人。據說這項古怪的帽子是康生定製的！我也就下放到京西齋堂公社勞動改造去了。

（《燕園絮語》完稿於2004年）

在'夾縫'中謀發展

——在“漏氣皮球”中的奮鬥

陳耀松

院系調整後清華的領導要把清華改建成‘不漏氣的發動機’。轉眼60年，教改前後對比，變化之大國內又有哪家能與之相比？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計成績就按出人才為準。教改前清華出學者，教改後就出國家領導人。教改負責人的原旨是培養工程師，自稱清華是‘工程師的搖籃’，而實際上由於大量進行‘與人斗’，由此出了一大批‘與人斗’的政治家。鬥爭勝利了，權到手了，要什麼帽子就有什麼帽子：工程師、教授，院士，隨便挑，什麼帽子都靠權來要。

北京大學同在一個教委下，只是校長江隆基‘革命覺悟’低，跟不上。而更深的原因在於北大有點‘迂’，一付老骨頭轉身難。本是一個‘漏氣的皮球’，怎靠鼓氣要它去‘革命’！

院系調整那年我還未畢業，在研究生班裡跟在別人後面鬧了兩年‘革命’，什麼書也沒念。周老負責到北大創建一個國內絕無僅有的力學專業，沒有班子就在研究生里抓了一個‘愣頭青’——在下本人跑跑腿。由於片面理解‘為人民服務’，就自以為是地忙着建設專業。不讀書了，再去讀書就是為自己，我要‘為人民服務’。專業如何建？好在有一份莫斯科大學力學專業的教學計劃，完全照辦。記得第一次給氣象專業講流體力學，蘇聯大綱先列全部講授內容，後列習題課。於是‘學習不走樣’，臨到學期結束每堂都是習題課，習題與講課脫節，師生都叫苦。這樣的故事真是太多，當時不但沒有人來管我，還得要我去管別人，譬如，安排某某人講流體力學，也不知道該徵求個意見。我只是做到別人挑剩工作歸自己，但還是遭人怨。

在工作上自作主張的地方太多。力學獨此一家，誰也不願來管，而我自己就自以為是地要做這要做那。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在北大建低速大風洞了，此後我曾就北大建設風洞的教訓寫過一篇短文，不在這裡講了。在專業建設上我很‘積極’，有點瞎積極，但在學習政治的會上我很少發言。原因是自己政治書籍讀得少，說不出個道道。碰到問題想不通總歸於可能是自己出身不好，想不通源於自己的‘階級立場’有問題。每次運動一來，我被認為‘在敵人向党進攻時麻木、思想嚴重右傾’。許多我的好朋友，大好人被打成右派，而我就戴了一頂‘思想右傾’的帽子混過了關。1957年我借調去五院，避開了校內反右。59年底又奉調回北大，正趕上反右傾。當年領導我工作，幫助我工作的一批建校主力都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那時按我的工資已是‘十七級幹部’，雖然自己沒挨批，可是批判會都得去聽。我反覆地聽，用我以前政治學習學到的知識來分辨這些批判都是是非顛倒。以前每逢這樣的場合總懷疑自己的立場，看來是受愚弄而不自知。從此我對政治問題一概不發表意見，對遭政治迫害的同事和親友感到同情而又無奈。我在政治上本是一個低能兒，在這世上我又能做些什麼才對得起勞動人民為供我的這份口糧呢？我找不到目標。唯有幫別人做點計算，修點機械算是為人民服務而得點安慰。當然，我生性好奇，北大有多種系科，各種儀器。特別是那些淘汰的破舊儀器，任你拆任你‘修’，我發現可以在此自建一個‘樂園’。自從52年跟周老來到北大，生活、工作實踐中發現：只要不觸犯別人（以前當秘書，分配教學工作時總會‘觸犯’別人。現在不當幹部不會觸犯別人了），不把派出所的人引進校園來，那麼你在北大愛幹啥就幹啥，不會有人來干預，說不定還會遇上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干。原來北大與清華不同，雖都有院牆，此處恰是有裂縫的牆，管理不嚴。北京大學是一個漏氣的皮球。

因為有漏縫，北大裡面多少還有點空氣，於是就可能有生命。這個生命可能是香花，也可能是毒草，可能叫錢理群，也可能叫孔慶東。我通過這縫張望看到一點光，發現一線希望。我突然悟到這是老天爺留給我活動和發展的空間。我要利用這點空間做儘可能大的事。下面我用事實說話：

（一）‘網事’。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從《參考》上讀到法國人提出‘信息時代’，由此聯想到郵政局、電話局。它能成‘氣候’，能改變時代？這真無法想象。文革結束時科學院從羅馬尼亞引進幾台電子計算機，對公眾開放，它是仿IBM370，雖然質量不好，但操作系統符合主流。第一次西安計算所開課培訓，我從漢中趕去參加學習。每逢講課，我總搬個椅子擠到第一排。那時我的頭髮已花白，特別醒目。講員在培訓結束總結髮言‘看到白髮老先生坐在下面’‘不勝惶恐’，就在此不久分校遷回北京，發現數學所有同樣的一台計算機，在化學所南面，與北大力學系相距直線約為1200米。當時我收集了所有的經費買了20根電線杆，請幾位退休電工用數學所提供的軍用指揮電纜架通遠程操控終端。可惜這花一萬多元總長1400多米的電纜只用了兩次，數學所就送來一張5000元的賬單。在校內可以欠賬，可以賴賬，對外可不能。我再搜口袋，付清了計算費，關了這條通訊電纜。有點可惜，但我並不灰心，因為我實現了遠程通訊，雖然只有1400米。當時沒有‘貓’，我用日本朋友送我的一架八位機，上面有一個RS-232的串行接口直接聯。以後日本朋友再訪中國，我就說起這事，他大為驚訝：‘RS-232的規範規定有效距離是20米，你怎麼用到 1400米！’。好在我事先並不知道這規範，要不然我不一定會‘傾家蕩產’去架‘我的網’，但我終究‘瞎闖成功’了。從這一段插曲你們可以想象為何中關村試驗網一開通，第一個用戶是我。

1993年我正在美國訪問，得知中關村科學院-清華-北大三家互聯試驗網開通，記得是12月23日。過年回國我首先就去了解怎麼個通法？是通了，但只通到學校計算中心–要打電話還是需要跑到‘電信局’，從網絡建設的角度看尚差‘最後一公里’。我決定自己來，從北大電話室借了兩對電話線，用無線電系（余耀煌教授）自製的調製器（貓）建成‘最後一公里’

建這‘最後一公里’不為發個電子郵件，我要用它建網站。這當然不能指望只有軟驅的八位機。正好前一陣Brown U的蘇兆星教授帶了一台 IPM-PC 來國內講孤立波。他講什麼我不太關心，我就只盯着他那架計算機。蘇教授講座結束要回美國我就扣住他那計算機不放，‘我還你錢’。經他與美國校方聯繫，答應了，北大就是我第一個擁有這樣的計算機（陳十一就靠這架計算機跟周老做博士論文）。要建網站時，就將這架PC配製成網絡服務器。當時經濟系得到一批國外捐贈的PC，以前高價買來的16台‘笨’終端都不要了。於是我們就全部借來接上服務器。我建成了一個‘先進的’網絡站，免費開放。於是就有我的學生貝志誠蔡全清通過互聯網向全世界呼救清華朱令（他們中學同學）鉈中毒一事。

這裡我加一個插曲。我的實驗室是力學大院小風洞實驗室頂上自建的閣樓，一個‘違章建築’。因為派出所不知道，所以它能存在。平時我都很早到實驗室。一天我發現我的學生比我還要早，就問，原來他晚上加班還沒有回去。他向我介紹了16個同學自動組織起來救助朱令的事。這當然是好事，我鼓勵他們加油……。事成後，我拿出一個月的工資慰勞，以為事成了，沒事了，大家可以回去念書了。沒想到‘北大有人裡通外國’，黨委組織部查來了，他們花了很大力量終於發現了這個閣樓找到了我。我也確實緊張了一陣，趕忙寫報告‘一，二，三’。第一是符合政策，第二沒有違背政策，第三也沒有違背政策…’，總之，‘不認賬’。我這份報告一直上報到外交部。外交部批示‘這樣的事應該宣傳’，這我才鬆了一口氣。據說此後IBM公司總栽親自來北大贈送一個計算機實驗室。北大的遲校長接待時說起北大用互聯網救助清華學生，總栽回答說‘此事全世界都知道。正因為北大學生有此創造力IBM公司才將這一實驗室送給北大’。可我自己常為此‘哭笑不得’。一次路上遇到計算中心主任張興華：“老陳這下你可給我們招來麻煩了”“現在許多老幹部都帶了黨委介紹信要我們用互聯網給他們治病”。

有了這一網站，我的大部分學生都不再安心搞流體。我對網絡的看法與當年董鐵寶先生對計算機的看法相同，這僅是微電子技術進步的結果。對搞技術的人大可有為，我們搞力學就是利用，要以它為業有點‘屈才’。但大勢所趨擋不住，我最好的學生都跟我說‘陳老師，以後我不搞流體了’。他要搞什麼我知道，就說‘好吧’‘我設法送你出去學’。於是我自籌五萬元將他送到MIT學網絡，居然他在網絡方面工作水平超過MIT同人，組長接受他對網絡系統改進的建議。當年規定博士畢業兩年內不得出國，我向校內負責人私下做了保證，要求容許他在工作報到前出去一次，最後他如約回國（當時國外已高價聘請），我如釋重負。只奈北大沒有好好用他，很快在國內被別的單位‘挖走’（當時北大隻給他每月700元）。正在此時北大承接了教委委派負責‘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校長王義遒專門到計算中心去找人，計算中心的負責人告知‘此人當被挖走’。於是有了下面的一幕：校長教務長請我吃飯，陳佳洱還單獨請我學生吃飯（他回來跟我說‘嚇了一跳’）。Calis不但要懂網絡，更要懂管理。最後我推薦另一個學生，那就是今天全面負責calis的陳凌。王校長對我很信任，‘請他明天來找我’，一見面就任命他為副主任。

以上說的是我的學生，而我自己又拿網作何用？記得我在力學學報編輯部當編輯。當時力學學報編輯部要北大力學專業出一個編輯，我推薦杜珣，杜珣不干我只好自己去充數。力學學報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壓稿，新上任的主編大刀闊斧，來稿件先砍2/3，而這個工作又全要身在北京的編委做。很見效，但苦了北京的編委。當時我想如果編委之間用網絡聯繫，雜誌主要通過網絡發行不就能多快好省解決所有問題了？94年網絡一通我就試編網絡刊物，當年試刊兩期，可行。第二年我就建議力學學報編輯部改由網絡運行，可惜未被接受。於是我便一個人辦起一份網絡運行的雜誌，網絡通天下，當然是國際雜誌了。編委都是朋友，答應了那我又如何用網絡聯絡？我到國外收羅了一批因速度低而淘汰的Modem，或者價錢便宜，或者根本不要錢，扛回國來一家一家地去裝。只是國內個人不許辦雜誌，我只得以北大的名義向上申請。其實北大除了蓋個章以外什麼條件也不給，什麼工作也沒做。一切都靠我和我的朋友以及學生幫忙，按國內情況，除了網絡版尚需印刷版。印刷在系印講義車間，比較便宜，要大量郵寄沒有錢只好自己蹬自行車派送。這份雜誌叫《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辦雜誌的主要目的是樹立網絡編審和發行的樣板，當時這在國際上也是新鮮事。至於為什麼叫這個名字？當時我掛名為北大非線性中心副主任，辦雜誌算我為‘中心’的工作。數值模擬倒是我本行，只是當時尚未成氣候。至於叫‘通訊’完全是儘量低調，只要雜誌是正式的，調門越低阻力越小。我堅持了六年，應該說很成功，但北大不領情，在學校出版物廣告欄內根本找不到。我做事常常自認為‘成功’就放手，正好有年輕人（我的學生）願意接手到國外去發展。他們爭取到 Elsevier直接出版發行，除大陸外他們又在歐、美各設編輯部。05年他們在荷蘭開會，計劃爭取花5年到10年將雜誌辦到《Physical Review E》的水平，在2012年他們做到了：

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與 Physical Review E 比較 Impact Factor

COMMUN NONLINEAR SCI    2.806

PHYS REV E              2.255

Hi, Chen Laoshi:

In 2005, we have a meeting at Holand, CNSNS should be as Phyiscal Review E after 5 to 10 years.

So far, we have achieved CNSNS as Physical Review E.

-Albert

如今，這一雜誌每年為 Elsevier 創收五十餘萬美元。

（二）‘力學’為科技服務。我幹了一輩子‘力學’，做過大量力學題。但對什麼是力學並不清楚。跟着別人做可以，要自己獨立發展就找不到‘北’了。改革開放提供了‘自由度’，也逼着自己考慮下一步究竟該向何處走？我就個人思考的結果（寫有幾篇‘博文’）和理解行事。其實在學校的中心任務還是教書，自己不會寫書，只得選現成的教本宣科。但在課餘有時候會碰到朋友要我幫忙解決生產中遇到的技術問題。一個突出的例子便是在航空磁探中如何消除飛機飛行中的磁干擾。航空磁探不論民生或是軍事都十分重要，地礦部設航空大隊主要為此，軍用探潛主要也靠它。航磁一般用核光泵，對磁非常靈敏。光泵本身不能分辨磁的來源，飛機不但本身有磁性，而還在於飛行時切割空間磁力線產生渦流磁。飛機隨着空氣湍流作隨機跳動，由此引起的渦流磁場也是隨機跳動。這個磁干擾信號有時很強，強過待測信號的十倍甚至更高，也就是說隨機信噪比小於0.1，這是一個國際公認的難題。為了提高精度人們採用多探頭，用不同探頭間的差分信號。由於探頭設置在飛機不同部位，渦磁場各自不同，無法靠差分對消致使干擾問題更為嚴重。面對這一‘國際難題’怎麼辦？我就用林家翹的‘三段論’，先設想一個發生這一磁干擾的模型，然後尋找易於測定這模型運動的參考點，最後記錄這些參考點的活動，由這些參數來計算磁干擾量。先是紙上談兵，要‘試’都得有專門的硬件，譬如，參考點的探頭，同步記錄儀，等等。這一試就五年，89年起步，94年到勝利油田安裝飛機，次年實飛，然後數據拿回北京處理。最後證明這一方法是成功的，04年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又將儀器裝上轟炸機探測潛艇成功。記得一次規定在指定海區做飛機離潛艇高度測定，海軍的同志跟我們‘躲貓貓’將潛艇置在另一個海區，最後還是被我們儀器找到了。

自89年開始這樣一個技術研發至今未斷。前後20餘年就靠業餘時間在這閣樓里‘偷偷’進行的。最後拿出我們以前所有技術積累的75%作為代價換得上海一家公司聯繫轟炸機和潛艇來試驗。它，根本沒有得到學校或某方的支持。其間我亦曾通過私人關係將探油成功的資料交給當時的科技部副部長鄧楠，鄧楠交給高新司曹學軍處長處理。處長打電話問我：這個技術怎麼樣。回答‘成功了’，反饋是‘研究成功後的事不歸我們科技部’，真是白高興一場。就在這以後，地礦部援用他們以前的航磁技術。08年在內蒙摔一架飛機死三人。去年三月又是一架飛機在新疆‘失蹤’，飛機和機上三人至今未找到。十一月再在唐山毀一架飛機，幸好未死人。遺憾，沒有採用我們的。它不但精度高，而且完全自動。技術人員無需上飛機，就等它飛回降落取磁盤即可。如今已改無人機，連駕駛員都不用。現在我們還在干，不過已改用小飛機和無人機了。當年為製作硬件曾花很多時間，對它並無創新，自己做僅僅是因為我們沒錢買，沒處借。不過自己做自己用有一個好處，可以將儀器靈敏度調到極限，不留餘地。一般這時儀器穩定性就差，通用儀器不容許。而我們有專人奉陪，不怕。我們儀器系統的真正特點在於去干擾，這完全是我們獨創，創作思路就按林家翹‘廣義應用數學’的三段論走。二年前，某使用加拿大進口去干擾儀的單位來電話詢問：為何飛機拐彎時干擾去不了？今年春天北大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組織測磁學術會議，會前看到國外的去磁干擾理論。這才知道原來他們設計的模型就沒有考慮飛機拐彎。總之，從公開的資料看（磁探涉及軍事秘密，最尖端的技術各國都保密）在去航磁干擾方面我們最強。

上面舉的例子比較特殊，要求一般工程師來解決不太現實。但在工程師職能範圍以內的技術問題有時我們也能做得比他們好：　這幾年對國民經濟建設最大的貢獻是幫助北方微電子集團解決生產12寸硅片的關鍵設備–等離子體注入器的優化設計。如今我國進口經費一半以上花在於半導體有關的產品上，而國外卡住生產片基的設備‘不賣’。國家早已決定花大力量自行研製，前後都行就剩這一關。由於我國的機制，力學與電子隔行互不知。最後由軟件公司牽線兩家合作，我們決定在流體力學方程式中‘通上電’一試。雖然在《普通物理》中學過電，但從來沒有見識過生產設備，幾乎花了三個月才看懂圖紙，片基生成原理。然後，翻箱倒櫃找舊書，分析為什麼以前他們的計算不行。一試二試，翻翻書再試，終於‘摸到門口’，在一線科技人員的配合下算出他們設計需要的關鍵數據。這是一件大事，集團總栽親自帶領多位技術老總來北大找校長致謝，希望‘長期合作’。由於他們知道北大‘閣樓’在那裡，所以無需組織部派人到處打聽。他們還專門為北大申請來一個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以後凡同行向他們請教，他們的經驗是‘這個問題需要計算’‘你們去找北大’。果真，瀋陽拓晶（即科儀）找來了，除了計算外還希望我們做點‘測定’。

（三）‘重歸藍天’。這是一個老節目，前幾年專為此寫過博文。現在只補充此文後幹了些什麼。其實所用的照片都是網上找來的。

我們參與計算的殲教九當初不起眼。自從有了航母，它成了航母飛機起降的教練機。不信就看飛機身後的尾鈎。

2008年，航天三院要我們幫助完成靶場前的可行性仿真論證，這是靶試前必須提供的報告。

三院王院長曾親自來實驗室‘督陣’，我們則拼命加班趕算。計算結果據三院曾參予內地靶試同志的評說：彈殼分離翻滾過程與攝影記錄一致。次年，靶試成功。據說如今已經用上了。

76年，北大分校在漢中與研製‘運八’的陝西飛機製造公司毗鄰，我們為他們研製飛機所作的計算在國內屬首次。不久我們遷回北京，兩家再無聯繫。直到2003年通過我系校友，011基地老總孫惠中才又承接到飛機計算課題。在2005年被允許參與CT-1盲算比賽，直到2010年我們與試飛研究院正式簽約聯合成立飛行數字仿真實驗室，開始大規模的飛機計算:試飛院買下三架大型客機，經測繪取得機型數據交給我們計算。經過大量算法實踐，通過標模考核，我們選用的飛機計算程序已達到國際水平。現已將真實計算目標轉至‘天河一號’進行多工況計算，為飛機今後改型做準備。

除了飛機本身，我們還進入我國航空發動開發領域。

如今我們已可與傳統的航空科技院校平起平坐了！

2012/11/20

Email：chenys@pku.edu.cn

生死坎坷六十年

陳奉孝

因為我在中學時期學習成績非常突出，而且已自學了部分大學一年級的數學課內容，因此我是抱着“成名成家”的夢想報考了北大數學力學系的。可是進入北大以後才發現，各位同學大都是出類拔萃的，自己就算不上什麼佼佼者了。因為我從小失去父母，因此養成了我非常獨立的性格，不管遇到什麼事情，總喜歡獨立思考，從不盲從。我不喜歡那時北大的政治氣氛，有兩三次頂撞過教政治課的鐘哲明老師。五五年北大搞的肅反運動，雖然我沒有受到過衝擊，但在我頭腦上卻蒙上了一層陰影。安娜·露依斯斯塔朗的那本“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的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秘密報告”，對我的震動非常非常大，這就是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礎。由於我積極主動參與組織了“百花學社”和“廣場”，而且拒不承認錯誤，拒絕檢討，被認定是“百花學社”和“廣場”的幕後黑手（沈澤宜在全校大會上向黨請罪時對我的揭發檢舉用語），因此我預感到最後我必然會受到嚴厲懲處，北大 肯定是待不下去了。我雖然拒不承認錯誤，拒不檢討，但看到那麼多右派同學受到批判圍攻，我想如果我不積極搞什麼“百花學社”和“廣場”，也許不會有那麼多同學被打成右派。因此最後我寫了一張大字報“我的聲明”，我想儘量把罪責攬到自己身上，好讓其他右派同學過關，這簡直是太天真了，這也說明那時我還不清楚搞那次反右運動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因為我斷定自己肯定不可能再在北大待下去了，最後我決定出國逃跑，結果在塘沽新港被捕。以上我寫的就是我在北大真實的心路歷程，沒有半點隱瞞。

被捕後在草嵐子看守所預審了八個多月，由於我只承認自己是右派，不承認自己犯了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反革命罪，強調我的一切言行並未違背五四年公布的憲法，拒絕承認自己組織了什麼“反革命集團”，結果最後還是依“現行反革命集團”罪首的罪名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判刑後歷經北京監獄、通州監獄、黑龍江興凱湖勞改農場、北安縣長水河勞改農場、內蒙烏蘭勞改農場，刑滿後被強迫留場當二勞改繼續改造，又經歷了打石場，大興安採伐林場，前後二十二年。在這二十二年當中，由於不認罪，受過銬釕加身、吊打、老虎凳、煙頭燙、槍斃人陪綁、強迫跟吊死人在一盤土炕上睡覺等折磨，十多次從死神手中逃脫，最後還是僥倖活着出來了。好友胡慶陽教授（他是北大五八年俄語系畢業的，他說在北大時他早就知道我，但那時我並不認識他，後來因同為濰坊市政協委員才認識，成為好友的）曾對我說：老陳你真命大，要是我恐怕早就死在裡面了，即便不被折磨死，恐怕我也會自殺。

七八年十月“人民日報”登載了中央決定給右派改正、摘帽的決定，但我所在的烏蘭勞改農場對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封鎖消息。可巧有一位跟我一同勞改就業的難友回北京探親（勞改就業人員管理條理規定，就業人員每二年可以回家探親一次）把那張報紙帶回來給了我。我就拿着那張報紙去找指導員，要求請假回家探親。他說：你又沒有了父母，探什麼親？你拿的什麼報紙？我把報紙給他。他看了後說，你大概是想回北大搞什麼平反吧？話說到這分上我也不想瞞他了，再說我也不善於說假話。我回答說，是的。我雖然沒有了父母，但濟南還有一個姐姐，我請假回去除了看看我姐姐外，也想去打聽我的右派反革命問題能不能改正落實問題。他冷笑一聲說：你當年是北大的右派頭頭，而且還是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共產黨再寬大也寬大不了你頭上！我一聽他這麼說，火一下就上來了。我說：“報告唐指導員，如果我的右派反革命問題平不了反，我就趴在鐵道上讓火車壓死！”他一拍桌子說：好！我明天就答覆你！結果當天晚上他就招開了全體就業人員大會。在會上他向全體就業人員說：“你們大概都知道，陳奉孝是北京大學當年的右派頭頭，而且是現行反革命集團的首犯，他提出要回北大去搞什麼平反改正，還說他如果平不了反，就趴在鐵道上讓火車壓死。象他這樣的人，共產黨再寬大也寬大不了他頭上！本不應該批他假，就憑他說的，如果平不了反，就趴在鐵道上讓火車壓死這句話，我就破例給他假，看他能不能平反，平不了反，你們大家看他能不能趴在鐵道上讓火車壓死！現在社會上刮來一股邪風，我希望你們不要受這股邪風的影響，踏踏實實的好好改造自己！散會！”

第二天我就拿着批條（沒有批條出不了勞改隊）買火車票回到了北大。我先去系裡打個招呼。系秘書楊連傑吃驚地說：“哎呀！陳奉孝，我們多次打聽你的消息， 打聽不到，都以為你不在世了呢！你是怎麼回來的？”我笑笑說“閻王爺不要我，我就回來了唄！”她馬上領我去了朗潤園招待所先住下。我發現那裡已經住下了十多位等待落實政策的右派同學。大家見了我也說：“都傳說你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們是不是見鬼了！”我笑着說：“我現在是半人半鬼，大家跟見了鬼也差不多。”

出乎我和全體等待落實政策的右派同學的意料，我的“現行反革命”問題僅等了十九天就平了反，而且平反平的非常徹底。平反裁定書的內容只有三條：一，撤消原判；二，宣告無罪；三，工齡從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算起，此外再沒有其它文字。我回到招待所向大家談我平反的情況，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因為有的右派同學後來升級成了“現行反革命”的，都是右派問題先改正，現行反革命問題再平反，而且都等待了很長時間，其右派改正書和反革命問題平反裁定書上都留了尾巴。我的問題應該說比那些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同學的問題要嚴重的多，可我的問題卻平反的如此快，如此徹底，這一點大家都不明白，我至今也搞不清楚這是為什麼。

拿到平反裁定書後，第二天我就匆匆忙忙回到烏蘭勞改農場，我想趕快把戶口起出來，以免夜長夢多，害怕政策會朝令夕改。拿到戶口後我立即又返回了北大招待所。我從北大的書店裡買了很多高等數學教科書（我原來的書，在文革期間全部被當作封資修的書被沒收了，其中有好幾本英文、俄文數學參考書，實在可惜）努力複習，想把失去的時間找回來。我想爭取留在北大，即便不能留在北大，留到其它大專院校也好。我一邊努力複習功課，一邊耐心等待右派問題改正，一直到春節，別人都回去過年了，招待所就剩下我一人了，這個春節我就是在招待所過的。我一直等到八零年七月，其他右派全都改正完了，工作也都安置了，就剩下我一人了。這時落實政策辦公室主任任寧芬把我叫去對我說：陳奉孝同學，現在咱們北大右派的改正落實政策問題基本上都完成了，就剩下你一個人了，辦公室要撤消了。我老實對你說，你的右派問題能不能改正，恐怕光北大說了不算。人大留了一個林希翎未於改正，當年北大鬧的比人大嚴重的多，北大要不要留一個，不好說。我們是希望北大一個右派也不留，但這也要看上面的意見。現在我給你開一張右派改正建議書，你先拿着回內蒙把你的落實政策指標要回來，這樣你就可以在北京安下來了。改正建議書是這樣寫的：陳奉孝同學在五七年北大整風反右運動中，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行，但鑑於他當時年輕，又經過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轉變，建議他的右派問題予以改正（內容一字不差）。楊連傑系秘書又要了一部小吉普車拉着我和趙清去了固安縣（固安縣是河北廊坊地區的一個縣）華北石油學院籌建辦公室（原北京石油學院搬到山東東營後，北京打算在固安重建一個華北石油學院，後因條件不具備，改建成華北石油學校），問他們需不需要教師。因為那時缺教師，他們滿口答應，並立即給我和趙清開了商調函，我就拿着右派改正建議書和華北石油學院的商調函回到了內蒙扎賚特旗，想把我的落實政策指標要出來，這可就難了。

扎旗統戰部長德寶是蒙族人，對我非常客氣，但他卻說我不能放你走。現在國家正要開始大規模的四化建設，我們這裡非常偏僻，正需要人才，我們向哪裡要一個北大畢業的，即便我想放你走，旗委、旗政府也不會答應。我當然不干，跟他死磨爛纏，他就是不把指標給我。扎旗教育局長陳仁興（漢人，此人很有點長者之風）知道後請我到他家裡吃飯，告訴我說要給我介紹一個對象。他指指旁邊坐着的一位女青年說，她叫張淑敏，原是北京下放青年，現在是扎旗二中的老師，你們兩個覺得怎麼樣？我仔細端詳這位女青年，她其實長的很漂亮，我的心動了，但只是笑笑沒說話。她也只笑不說話。經過幾次接觸我了解她原是北京鐵道附中的學生，六八年下放到內蒙插隊當了一名赤腳醫生，後來又調到扎賚特旗當了一名老師。她已三十歲了，我問她為什麼還未結婚？她說有好幾次別人給我介紹，我都沒有答應，因為如果跟當地人結婚，就再也回不了北京了。其實這種情況我早就知道。我在長水河農場時接觸過很多上海的下放青年，他（她）都是如此。她已經接到了可以返京的通知，但她的黨員預備期還有半年，扎旗當局就勸她說，陳奉孝是北大畢業的，文化水平高，年紀雖然大了些，但他看上去很年輕，不如你們先結婚，在這裡貢獻三年再回北京。就這樣我們結了婚，第二年就有了一個小女兒（現已研究生畢業，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時間一久，我發現這裡是蒙、漢雜居的地方，人事關係很複雜。我們在這裡舉目無親，她還因為下放勞動時得了嚴重的關節炎，於是我們還是決定回北京。可是三年後再想回北京卻回不去了。於是通過我的中學老師晁瑞甫的幫助，我們回到了我的老家濰坊。一開始聯繫的是濰坊師專（即現在的濰坊學院），但我跟管人事的兩個傢伙談崩了，不得已在濰坊三中落了腳。這一下就被釘住了，再想往大學調就辦不到了。八四年我突然收到北大發來的一封信，裡面是一張右派改正裁定書，內容很簡單，就寫着我屬於錯劃，予以改正，別的文字沒有。因此我可能是右派大學生最後一個被改正的。我通過青島大學的邵品宗和竺苗龍想去青島大學，青島大學發來了商調函，但濰坊教育局說什麼也不放我走，那時又不能辭職走，於是就在濰坊三中當了十年教師，教了十年高三畢業班。

九三年上面突然下來一個文件，說黨政和事業單位人員可提前三年內退，我就堅決內退了，到一家外貿公司當了顧問，搞對俄貿易，去了兩趟俄羅斯。但那時俄羅斯巨變不久，經濟情況很糟，沒有搞成，又被一家汽車零配件廠聘去當顧問，我幫這家汽配廠搞了股份制改革，幫他們制定了股份制的有關文件，並幫他們設計了股份制內部股票。後來張景中約我去一同搞教育軟件，幹了四年多。我非常感謝張景中老同學。

九八年我去參加了北大百年校慶，不少當年的右派同學見我身體很好，頭腦也很清醒，勸我寫寫當年北大整風反右的情況，於是我就首先寫了一篇《五七年北大整風反右回顧》，被收輯在《原上草》這本書裡，由此引發了北大右派同學陸續發表了許多回憶文章，這算不算我又一次成了“罪魁禍首”呢！不管它，我開始寫了長篇回憶錄《夢斷未名湖》，因為國內出版不了，就在美國出版了。此後我陸續寫了一百多篇時評短文，發表在幾家國內外網站上。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香港邀請我去參加一次反右研討會，《開放雜誌》封面上還登了我的一張大照片，這下壞了，被國安部門盯上了。同年美國哥侖比亞大學和南加州大學同時也給我發來邀請函，要去參加反右五十周年研討會，山東國安局下了嚴令，不許我出去，從此我就安心只寫點文章算了。近兩年我連文章也不寫了。這就是六十年來有關我的大致情況。

陳奉孝 二0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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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六十周年有感

陳家鼎

“無情日月轉雙丸”，我從1954年進入北大，到現在六十年了。 從年輕力壯的學生演變為年近八十的衰翁。撫今追昔，感慨良多。最令人難忘的是頭幾年的大學生活。一進北大，大開眼界。首先是，老師們不僅有淵博的學識，而且對教學十分認真，對學生既嚴格又熱心幫助。無論是大課還是習題課，老師們都精心準備，特別是口試，要對學生逐個進行，學生有240多人，老師負擔很重，但熱情飽滿，很有耐心，還利用口試機會具體指導學生提高學習能力。我記得一年級的數學分析口試，程民德先生在我回答了指定的問題之後，還問我平時看些什麼參考書，提出黎曼函數的連續性問題，我當場回答了這個函數在有理點不連續，至於無理點我回答不上，程先生隨後在黑板上具體論證了在每個無理點是連續的。 老師們的辛勤勞動為我們1954級同學日後的發展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其次是，同學們學習熱情很高 ，而且許多同學才能突出。我在中學期間學習成績比較好，所在的中學（武昌實驗中學）是湖北省重點中學，但一進北大，很快就感到很多同學學習比我好，特別是上海及江浙一帶的同學普遍文化程度高。我記得陳天權同學天天在看黎斯·拉吉著的“泛函分析”，他三年級時在北大學報上發表了論文“論線性拓撲空間上的黎曼可積性”，令人羨慕。內地也有突出人才，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同在五班的來自河南的同學--張景中，有兩件事令我終身難忘。一是張景中對我說可用區間套定理證明：兩個連續點集稠密的函數必有共同的連續點，由此知不存在函數在所有無理點間斷而在所有有理點連續。我由此體會到“區間套”的神通廣大。另一是張景中一年級在《數學發展》（1955）上發表了論文，利用選擇公理給出了函數方程f(x+y)=f(x)+f(y)的通解。後來發現，這篇文章的結果是德國數學家Hamel在1905年發表的論文中早就有的，不算創新的成果。但出自一個一年級大學生的獨立思考，令人感嘆不已。表明張有很強的思維能力。這兩件事給我很大啟發：對現有知識和方法的深刻理解和靈活運用十分重要，應注意思維能力的提升。

大學生活除學習外，還有小班的集體活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五班於1956年集體去過十三陵遊玩，留下了珍貴的集體合影。

每逢周末，我和一些同學去大飯廳（現在的“北大百年紀念堂”）看電影或看北大學生會組織的學生社團的演出，如看了京劇社的“獵虎記”和地方戲劇社的黃梅戲“夫妻觀燈”。直到1957年夏天之前，學生生活是豐富多樣，令人愉快的。

1957年夏，風雲突變，在中國大地，特別是燕園，一場政治風暴猛烈到來，中國的“反右鬥爭”改變了燕園的生活。一大批優秀學生和一些教員被錯誤地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而受到了嚴厲的處理。北大有716人遭此厄運。我們數學系54級是重點受難區。北大這個崇尚科學和民主的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遭受了沉重的打擊。此後將近20年，“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籠罩着全國，文革中的極左路線更是登峰造極。

我畢業後留在北大任教。北大政治運動頻繁，自己作為基層黨員，努力緊跟形勢。雖對一些政策和做法心存疑惑，對老跟不上形勢而深感壓力，但對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基本路線仍無懷疑。直到“四人幫”倒台，揭開了蓋子，我才恍然大悟：過去全國推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

後知後覺實可哀。但畢竟覺醒了，倍加珍惜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生活。令人興奮的是，我們54級校友，包括許多在過去的歲月里蒙受苦難和不公正對待的同學在內，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奮鬥，兢兢業業地工作，在教學、科研和實際工作中為祖國發展都做出了寶貴的貢獻。特別是我們中湧現出了多位優秀代表：七位院士，兩位衛星、導彈的總設計師，還有全國著名的企業家。

我以我是北大數力系1954級學生中的一員而自豪，在此向培養我們的北大數學力學系的老師們表示感謝和敬意！

電話 010-6275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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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母親二三事

陳守義

幾天前收到幾位學兄和老朋友發來的郵件，使我有幸看到電影“歸來”的視頻和有關評論。受影片中一些情節的影響，使我又回想起幾十年前經歷的一些往事。和該影片的主人公相比，本人的遭遇要幸運多了，在湖北經歷的“改造”環境相對比較寬鬆，至少在肉體和精神上沒有經受殘酷的摧殘，和母親的通信往來也未受阻攔。但即使是這樣，仍然不能打消母親對我的牽掛和擔心，並且令我難忘的一段往事還是發生了。

“湖北省直宣傳戰線農牧場”是除高校以外省級宣傳、文藝單位右派及有其他歷史問題者集中改造的場所，潘軺湘兄和本人也在收容之列。1962年初春節快到之際，我向農牧場請假回家探親獲准，隨即用航空信把準備回家的打算告知了家裡。在那個年代，從武漢東西湖到哈爾濱，首先要到漢西搭火車，然後在漢口和北京轉兩次火車。從排隊買票、乘火車加上中轉等待時間，單程至少得一星期左右。因考慮到自己不需要別人到車站來接，加上途中還可能遇到不確定因素，就未用電話或電報向家人告知到達哈爾濱的具體時間。母親因盼兒歸來心切，執意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在17次列車到站之前，擠入出站口柵欄門外接親友的人群中，焦急地等待我從出站口走出來。但是直到旅客走光也不見我的蹤影，一連好幾天都是如此。更倒霉的是，有一天在大衣口袋裡揣着剛從單位領來的工資，也被小偷趁機得手。所幸後來我還是乘了另一趟過路車終於在春節前趕到了家。為了不影響全家過年團圓的情緒，母親對上述這段經歷隻字未提，過了好多年以後，父親談起此事我才得知。

52年春，父親時任一機部北京重工業學校校長。三反五反運動中，因有人舉報他是大貪污犯而被捕入獄。被捕的那天，父親帶着手銬，由持槍的軍人帶回家裡取衣物。父親從衣櫃中拿出一個存摺交給我，要我暫時把家裡的事管理一下，並說用不着擔心，過不了幾天他就會出來的。但時間一天天地過去，幾個星期了也沒有什麼消息。當時母親正在湖南農村參加土改，一連幾封給父親的信都得不到回復，我又不敢主動寫信把父親被捕入獄的事告訴她。後來母親直接寫信給我，問家裡到底出了什麼事，我才在回信中簡單地把實情告訴她。幾天后就收到母親的回信，說她收到我的信如遇晴天霹靂，她與我父親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對父親的為人了解一清二楚，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父親會做出貪污枉法的事；希望我一定要相信父親是清白的，還囑咐我要帶好弟弟，每天照常到校讀書，等她從湖南回來。不久，土改工作隊領導同意了母親離隊回家的請求。她到家後急忙去詢問父親被關押在何處，並提出到監獄探視的要求。有一天母親到監獄探視帶回一包衣服，只見其中有件毛衣上生滿了白色的虱卵。當時母親的臉色凝重而憔悴，我不敢多問，她也不願多講，只是說要判父親是貪污犯必須要有證據，沒有證據就不能定罪，沒有罪就會釋放出獄。到了秋天，終於盼到父親無罪釋放了。1953年父親被調至一機部工藝研究院工作。1956年蘇聯政府開始撤回在華專家，當時哈工大有一批蘇聯專家也準備回國。作為哈工大一把手的李昌到北京等地物色了幾位教授，動員他們去哈工大擔任學科帶頭人，父親毅然選擇了去哈爾濱的決定。1957年春，母親跟隨父親一起調到哈工大。

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哈工大挖出一個“特務集團”，父親被指控為“特務集團首犯”再次被捕入獄。母親受此牽連被關入校內的地下室受盡虐待，接受批鬥時被強制跪在板凳上，致使腿部關節留下嚴重殘疾。為了怕我受到此事影響，她默默將苦水咽下，從不向我訴說這段經歷。差不多與此同時，我哥哥在天津也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其實哥哥是一個有些智障的殘疾人，文革前在工人業餘學校當數學教師，但在那年頭就連一個精神有殘疾的人也不放過。1970年底，我隨同一批單位準備放棄的人被下放到湖北省南漳縣農村插隊落戶，這對身心已傷痕累累的老母又是一次沉重打擊。以上幾件事加起來都壓在母親的心上是多麼沉重！但她老人家並沒有絕望。完全沒有料到的是，72年夏我又被調回武漢岩土所，此後基本上沒有再脫離業務工作，這對她老人家是個很大安慰。文革後期，父親及哥哥的冤案相繼得到平反，母親的心裡如釋重負，終於迎來了心情舒暢的日子。

母親退休後長期在家養病。為了減少彼此牽掛，每年我都會請假回哈爾濱陪伴老人家度過一段時間。有時我還和武漢的家人一起回哈爾濱團聚。1992年6月20日，父親病故。剩下母親一人長期臥床，生活上主要靠我弟弟照看。那年她老人家已經85歲，老年痴呆初期的一些症狀已有所顯現，聽力、記憶力和思維能力均日趨下降。隨着年齡進一步增長，症狀也日益加重。那時武漢的電信業還很不發達，要打長途只能到公用電話站，而且說話也不方便。大約到了94或95年，我才裝上私家電話。裝電話當天，我撥通了哈爾濱家中的號碼，雖然我可以聽清母親講話的聲音，但是她已經很難聽清我在講什麼，總是不停地問：“喂！喂！你說什麼呀？你大聲點，我聽不清”。最後只能由我弟弟在她耳邊慢慢地大聲轉達。過了十餘分鐘，弟弟怕她累着，要把電話掛上，她又抓住電話不肯放手。這種情形在此後一段時間裡又重演多次，最後我還是通過寫信的方式與母親保持聯繫。不過聽弟弟說，母親收到一封信往往要反覆看上好幾天。到1997年，母親的症狀進一步加重，常常口裡不停地呼喚“守義！... ...守義！”，這聲音在我和弟弟通電話時也能聽到。但是那年夏天當我真的站在母親面前時，老人家已經認不出我，還問：“你是誰？你是守義嗎？”我告訴她：“我就是守義，你還認得我嗎?”她先是輕輕地點一下頭，然後略帶微笑說：“嗯，你是守義呀，你回來還要走嗎？”。但沒過多久又反覆問：“你是誰？你是守義嗎？”過了幾天，情況似乎有些好轉，有時還能簡單交談幾句。但是畢竟假期有限，最後我只能無奈地告別她老人家而去。沒想到這一去竟成永別。三個月以後，母親因患心肺功能衰竭住院搶救，當我趕回哈爾濱時，老人家已經昏迷多日。10月23日母親終於停止了呼吸，享年九十歲。

母親是一位很有素養的女性。青年時期曾在比利時魯文大學攻讀教育學和心理學，並獲博士學位，上世紀30年代初隨我父親一起回國。回國後曾應聘於河南開封女子師範學校，在就任典禮上蔡元培先生還到場致辭，稱她是從歐洲留學回國的第一個女博士。不過在結婚生子後的10多年裡她一直只是一名普通家庭婦女。抗戰勝利後，曾受聘於北京輔仁大學任女附中代理校務主任，兼公民課教師。1952年，輔大女附中由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改名為北京女六中。此後，她調離該校，先是在另一所中學教語文課，後又到北京外語學院講授法國文學。1957年春隨父親調到哈爾濱後，被安排在哈工大基礎部外語教研室任講師直至退休。以母親的學識水平，本應在教育學方面做出一番成就的，但是由於主、客觀原因所限，她的學識並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和發揮。

母親在災難到來時總是忍辱負重，其實這也是為了顧全整個家庭的大局。無論是她本人或是我父親、我哥哥和我在蒙冤受罪之時，她從來不在人前痛哭，總是默默將苦水咽下，為的是避免家人情緒彼此影響，招來更多的災禍。母親是從容而樂觀的人，無論境遇如何險惡，她總是相信冤案最終會得到糾正平反，期盼總會有光明到來的一天。母親是寬容大度的人，即使對於曾加害於她的人也不計較，認為她和那些人之間並無個人恩怨，只是因為那個特殊環境才使那些人做了錯事。母親一貫同情弱者，樂於幫助有困難的人。父親去世後不久，我問母親有什麼要交代的話，她殷切地囑咐說，父親生前留有一點存款，他本人希望拿出其中的一半由三個兒子均分，但母親不大同意這種處理方案，認為應該考慮優先照顧弱者，我大哥最困難要多幫助他。

母親離世已有十七年了，至今她的身影有時仍會浮現在我夢中。感到特別愧疚的是，與母親對我的牽掛相比，我對她老人家的關心是多麼欠缺。如果在父親去世後我能多回去幾次，多陪伴她一些時間，也許就不會出現在不斷呼喚我的名字的時候卻已認不出我面孔的情景。這是令我終生難忘的憾事，也是令她老人家難以安息的痛心事，現在將它寫出來，一方面是表達對母親大人的緬懷，另一方面對我自己也是一種懺悔和解脫。

Email：sychensy@163.com

北大伴我前行

程昌鈞

17歲那年，……

17歲那年，也就是1954年，是令人難忘的一年，因為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成為數學力學系54級的一名學生。現在回想起我和劉朝芬同學從四川日報讀到被北大錄取的名字時，仍然心潮澎湃，眼含熱淚，老師和同學為我們歡呼，祝賀和鼓勵的場面，猶如昨天，歷歷在目，那是一個熱烈的場面，更是一個催人奮進的場面！但是，我就下定決心，無論未來的路多困難，一定要好好學習，用優良的成績來報答母校和老師的培養！

上世紀50年代，國家處於百廢待興的時期。成-渝線雖然剛建成通車，但故障時有發生，寶-成線還在建設之中，寶雞到北京也沒有直達車。為了護送重慶和成都考上北京和東北地區的學生順利入學，成都軍區專門抽調10多輛大棚卡車免費送我們出川。其路線是重慶-成都-沿川陝古道（就是李白嘆息蜀道難的蜀道）出川-寶雞-潼關-石家莊-保定，最後由保定乘火車進京，整個行程花了一個多星期，到達北京時，已是9月8號的黃昏時分，學校已經開始上課了。報到之後，我被分配到了四班，正式成了北大數學力學系54級的一員，從此，我和北大結下了不解之緣，每當我最困難的時候，北大總給我力量，伴我前行。

北大數學力學系“五四級”，……

北大數學力學系“五四級”是一個特殊的年級，一個值得自豪和驕傲的集體，在這個特殊的年級里出了多名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也出過衛星導彈總設計師，不計其數的教授和研究員。雖然其中許多人在各種驚濤駭浪中經歷了人生的苦難，但是他們沒有怨天尤人，卻默默地奉獻在自己的崗位上，他們對得起北大，也無愧於自己。

是什麼造就了這個特殊的年級？是北大精神。我作為這個年級的一員自然也深受北大精神的薰陶和潛移默化，每當想起我們的“五四級”時，總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情。最感自豪的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為我們上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把我們帶入數學和力學的科學殿堂，使我們深感數學和力學的美妙和樂趣。老教授們的愛國精神，追求真理的大無畏精神和尊重實際的科學態度，以及他們獨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都深深地影響着我們，他們是我們的良師，更是我們的精神楷模。這些老教授中有程民德先生、段學復先生、江澤涵先生、徐獻瑜先生、周培源先生、王仁先生等。還有當時的一批銳氣開拓的年輕師長（如丁石孫先生、吳文達先生、葉開沅先生等），他們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勤奮好學和刻苦鑽研的學風，嚴謹的邏輯思維方式，追求、探索和堅持真理的精神，關愛學生的態度，一句話他們言傳身教地用北大精神感染了我們來自祖國四面八方風華正茂的青年，使我們懂得了“愛國最重要。做人、做事要執着，保持本色，不畏權勢。做學問要獨立思考，打破思維定勢，不畏權威。”

在這樣的科學殿堂里學習，同學之間奮發努力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至，表面上我們的生活單調乏味，總是宿舍—食堂—教室—圖書館—宿舍，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大腦總是在不停地運轉、思考問題和探索問題。這個特殊的集體相互切磋、樂於討論和爭論的氛圍也達到了極致。在這種催人奮進的環境裡學習和生活，我覺得非常榮幸，受益終身。

北大具有“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這形成了她獨特的文化氛圍。在北大幾乎天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演講和報告會，同學們可以涉獵到各種知識領域，這不僅使我們開拓了視野，也懂得了祖國的需要，把自己的命運和祖國聯繫在一起，無形中激發了我們的愛國熱情。

北大永遠是我魂牽夢繞的地方，從我1954年進入了北大數學力學系“五四級”這個特殊的年級，就註定我的一生與北大的不解之緣了，在我的一生中，北大精神不僅賦予我聰明才智，也激勵我不斷前行！

在蘭州大學工作期間，……

轉眼之間，四年大學生活就要結束了。

為了響應國家“四個面向”的號召，1958年我去了西北重鎮蘭州，作為蘭州大學數學力學系的一個力學教師，我在那方熱土耕耘了38年。

上世紀50年代，國家科學技術和經濟都比較落後，火車走了3天3夜才完成了從北京到蘭州1800公里的行程。到達蘭州的當天，夜幕已經降臨，寒氣有些逼人。那時的蘭州沒有像樣的火車站，沒有北京那樣的柏油馬路，到處塵土飛揚，只要出門，褲腿上就會沾上一層厚厚的黃土。那時的蘭大剛在東部的一片荒地（現今的天水路）上建了新校區，有幾幢3-4層樓高的教學樓、辦公樓和教師宿舍，它們都是用灰色的磚頭砌成的，給人有些死氣沉沉的感覺。

一位年輕老師把我帶到了住處。老師們都到洮河地區參加名噪一時的“引洮工程”，整個學校漆黑一片，沒有一點生機。我想喝水，卻沒有開水，我想洗臉，從水管流出的竟是帶着泥沙的黃澄澄的水。從來沒有獨自經歷這種情況的我，不禁害怕起來，緊閉了門窗，卻沒有絲毫睡意，想竭力控制自己，但眼淚還是嘩嘩地流了出來。為了壯膽，我取出了相冊和照片，一邊翻閱相冊，一邊回憶着北大的美好歲月，回憶老師的教誨，同學的友誼，驀然，不覺得害怕了，對自己說：“既然選擇了就不要後悔，好好干吧，以此報答母校的栽培。”這樣，我度過了在蘭州的第一個不平常的晚上！

第二天，去人事處報到，然後又到數學系裡接受教學任務。領導說：“主要任務是成立力學專業，當前任務是教二年級的理論力學。” 領導的話簡潔明確，但我卻感到肩上壓了千斤重擔，腦子一下變大了，心想在北大，像數學分析、理論力學這類基礎課都是由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講授的，我一個剛出校門的大學生怎麼可能勝任？但是，這裡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能硬着頭皮說：“盡力吧，只害怕完不成任務，對不起同學們。”就這樣，我膽大包天地接受了生平第一次教學任務。

為了教好課，我搬出了北大讀書時理論力學的筆記，又到圖書館找來一些教科書。從序言開始一章一章的讀，一章一章的比較，一章一章的記筆記，一章一章的做習題，一章一章的備課，還一章一章的刻寫蠟紙，然後把刻寫的蠟紙印出來發給同學們。除了備課和上課，還要無休止地參加“大煉鋼鐵運動”，緊張程度可想而知！值得慶幸的是，同學和聽課老師對理論力學的反映也還馬馬虎虎，雖然我未必同意這種“趕鴨子上架”的辦法，但是對我而言，有了這第一次的嘗試，以後就什麼工作也勇於擔當了，並在這種擔當中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增長自己的才幹。

1959年的冬天，教育家江隆基從北大調到蘭大任校長，跟隨他到蘭大的還有葉開沅先生、聶大江同志等一批年輕有為的教師和幹部。江校長到蘭大之後，就出台了系列推動蘭大發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按照這些政策，學校舉辦了各種培訓班，老師們的熱情空前高漲。葉先生也不負眾望，他也制定了成立和發展力學專業的計劃。在他的倡議下，從1957年入學的數學系學生中挑選了幾名學生來學力學，因此力學作為數學系的一個方向，1962年就有了自己的畢業生。葉先生還親自主持制定了力學專業的教學計劃，開設了許多力學課和討論班。在葉先生的帶領下我們一幫年輕人還參與了成立力學系的工作，並奔走於蘭州的許多廠礦之間，撿拾了許多被廢棄的機器和鋼鐵，它們成了力學系的寶貴財富，而我在其中亦獲得鍛煉和提高，逐漸成長為一個比較稱職的教師，於1983年晉升為副教授，1986年晉升為教授。

在上海大學工作期間，……

1996年，受錢偉長校長的聘請來到上海大學，成立力學系，併兼任上海市應用數學和力學研究所教授，招收研究生。

當時的上海大學剛由幾所學校合併組建而成，一切都在重建之中。力學系成立之前，學校已任命我為力學系的主任，讓我着手創辦力學系。雖然90年代上海的科技水平和經濟實力已優於全國，但是成立力學系所面臨的重重困難，仍然使我始料未及，倍加感到束手無策。

上大力學系是由當時三個校區機械系力學教研室合併組成的，教輔人員中50歲以上者占了一半多，他們原來的任務就是理論力學和材料力學的教學。三個校區的教學各自為政，大綱和教材不統一，試卷難易程度懸殊大。實驗設備陳舊老化，都是60年代購置的，沒有計算機。雖然上海經濟實力全國一流，但學校給力學系的開辦費卻只有區區2萬元。加之那時全國高校許多力學系面臨合併，“下馬”或撤消，使力學系的創辦更是難上加難。好在我心中有北大力學係為楷模，有組建蘭大力學系的經驗為借鑑，還有一顆感恩的心支撐，因此，創辦力學系的決心亦很堅定。

那些年，我馬不停蹄地奔波於各校區之間。早上5點多起床，6點乘校車去嘉定校區上課，處理創辦力學系和實驗室的事情，下午5點乘校車返回延長路校區，進行研究工作，和研究生討論問題，晚上8-9點回家，還要小結當天工作。不過在學校的支持下，通過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幾年後上大力學系已初見規模，師資隊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力學系成為上大力學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學、科研、實驗室建設、人才培養、對外交流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發展；固體力學實驗中心已擁有占地面積2000余平方米，固定資產1000余萬元的先進設備，為2007年被評為全國力學示範中心，為力學系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我想，這一切是源於北大教給我“認真地做人，執着地做事”所取得的結果吧。

簡歷

1937年3月生。

1954年畢業於重慶西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固體力學專門化。

1958年-1983年任蘭州大學數學力學系助教，講師。1983年-1986年任副教授，1986年任蘭州大學力學系教授，1990年批准為博士生導師。

1996年調入上海大學和上海市應用數學力學研究所，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組建力學系，1996年-2005年任上海大學力學系首屆系主任，固體力學試驗中心主任。

2007年退休，之後返聘至2010年。

通訊地址：上海市平型關路680弄12號1102室，郵政編碼：200072

電話：021-56380560， 18016063397

郵箱：chjcheng@mail.shu.edu.cn

六十年的回憶

崔彥昭

1954年秋進入北京大學，一切是那麼陌生、新鮮，馬上投入異常緊張的學習生活。轉眼間，畢業，到中科院光機所工作，在長春光機學院任教。後來回河南老家，教過中學，到過工廠，最後在河南大學工作到退休。之後，又工作多年，總共工作四十七載。從入大學至今已六十年了，種種經歷記得清清楚楚，仿佛昨天一樣。前幾次老同學在北大聚會的場面，歡聲笑語，也如昨天。不知不覺進入人生晚年。這次聚會更是難得，寫幾點人生體會。

一、心中有愛，愛事業、愛學生

1. 工作初期做了大量微積分習題，包括吉米多維奇習題集以及西方有關習題集。開闊了眼界，加深了對數學分析的理解。在上高等數學習題課時，往往準備三類習題，有難有易，有的一題多解，面對不同水平的同學，個別指導與全面總結，使每個人都有滿意的收穫。受到好評。

2.在河南大學教高等數學習題課時，總結分部積分法。這類問題方法多、技巧性強，不易掌握，我就編了“分部積分歌”，並譜了曲，教學生唱。收效很好，不少同學還記在本子上，減少了做題疲勞，也幫助掌握積分技巧，大家哈哈一笑，下課了。

3.教工程數學時也做了很多習題，看到西方與中國在微積分與數學物理方程解題的方式、思路大不相同，教課中，兼容並包。為研究所科研人員學習，為光機學院學生學習，分別編寫了講義。在教研究生系統工程、工程數學時，請教研究生導師，走訪專家，編了講義。用系統工程方法建立模型，研究經濟。

4.輔導學生學習，首先要求自己耐心、細心。其次，對水平差些的學生要更加體貼、關心，因為他們敏感、自卑、信心不足。對水平高的學生要求嚴格：一題多解，擴展眼界。輔導學生時常常向他們提出改進學習方法，提高效率的要求。

5.指導畢業論文時，準備的題目總要比學生的人數多一些，讓他們有選擇的餘地。好處在於：自選，當然是自己比較熟悉的，再，還有個心理暗示作用。自己點的菜當然要多吃點，做論文自覺性就強一些，容易成功。

二、一生都在總結自己、提高自己

1.“總結使人聰明”。養成總結習慣——丁石孫先生是我們九班的班主任，他曾對我們說：“每隔一段時間要總結學習與工作。我一生都在學和做。保爾·柯察金有一段回憶一生、總結自己的名句，牢記在心。有人說，聰明人不是不犯錯誤，而是不能或少犯重複的錯誤。總結使人聰明，少犯錯誤。

2.系統工程、工程數學，對整體思維和提高辦事能力大有幫助

物理是研究物體運動規律的，而系統理論、系統工程是研究辦事規律的，研究複雜事物（項目、資源利用、課題）總體效果的，要求協調局部，乃至犧牲局部使總體效果最佳。學生學過系統工程以後很有體會。例一，重新評價諸葛亮，他一生不完美的是管事太多，早早累死。要是分散權力、勞逸結合，一生可以做更多的事。例二，學生幹部組織學生去黃河大橋遊覽，幾十里路，當時無公交車。組織大家騎自行車（沒有就借），路上還帶了修車工具、糧食、菜、炊具。到達大橋後同學分為兩組，一組燒火做飯另一組觀光照相，半小時後，兩組輪換，安排有序，圓滿完成任務，沒出差錯，唱着歌返回學校。留下了畢業前一段美好的回憶。在科研、工作、辦事中也儘量用系統工程方法指導自己，提高效率。

3.講課語言要精練。有時要求幽默、風趣、形象，提高講課藝術。

丁先生教我們高等代數，又抽象、又形象。語言精練幽默、深入淺出。講高維空間，比喻很妙！也使我想起在丁先生婚禮上，我們班同學送了禮物還提出許多尖刻的問題，他落落大方侃侃而談，引得我們哄堂大笑。他不像老師，像兄長、朋友！我們很親密。程民德先生講曲線積分時，形象地說，是彎彎曲曲高高低低的高牆，濃重的南方口音我們也能聽懂。貼切、有趣、永記不忘！他的語言精練深刻。

一個新年，我們九班同學去江澤涵先生家看望他，心懷崇敬，心有不安，大家有點拘束，不知從何說起。忽然靈機一動，我利用解析幾何課代表的身份把江先生給的糖果分給大家，江先生教我們遊戲。拿出了卡片，並說是從丁先生那裡學來的。……。江先生的講義對我們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他講的內容更豐富，我還是不斷有問題問他，每次他都面帶笑容耐心解答，這使我很感動。

數學是嚴謹的，講得無漏洞，有簡單明了，把學生注意力引導主流地方去，很不容易！但是深刻理解了，話不在多，同時，語言也要推敲，尤其是遇到難點又不是重點之處，把握好語言分寸很重要。

4.作有心人，學習軟科學用定量方法研究經濟。在地區經濟發展研究中，要制訂指標與評價體系。通過調查集中專家與知情人的智慧與經驗，把指標定量化，建立模型，找出發展經濟的最好方案。筆者參加了用層次分析法研究“尉氏縣發展經濟的戰略決策”分析。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交通運輸與經濟發展關係密切。主要的是找出關鍵性的指標。根據內在規律，建立模型，進行定量研究。用回歸分析方法做了“公路運輸與地區經濟發展的統計規律”研究。用萬有引力定律研究商業、醫院等服務網點分布規律，評價分布優劣，這些工作都要抓住機遇，沉下心去，分析思考，作有心人，融入集體，發揮團隊力量，共同協作一起干。

5.有順利也有失敗。

在教中學數學時，省重點高中學生水平高，作業規範。幾乎找不到什麼錯誤，秩序井然。他們接受能力特別強。分別多年再見時特別親切。他們明顯長高了……。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

文革期間，學校混亂。領導讓我當班主任。我當不好孩子王，管不好他們，真沒辦法，比較失敗。

李頤黎同學是楊利偉搭乘的神舟飛船的總設計師之一，他曾在首都高校做過學術報告，我請他到河南大學做一次報告。學生一定歡迎的，他同意了，但我聯繫不順利。學校用畢業生即將畢業（6月份）為由說無法安排。我又找到開封高中，我的母校，他們面臨高考，也難以安排。想做成一件好事，也不容易。有時，一回頭，才發現錯過機會，只好望洋興嘆！成為總結自己的材料。

三、快樂地生活着

最使我激動的是袁隆平老人，培育了許多高產水稻品種，他還有一個夢，夢想像在大樹下乘涼一樣在水稻下乘涼。神話、夢，如嫦娥奔月，一個個夢想變成現實。我們生活在前人連想都想不到的夢境裡，真好！

在和工人一起生活勞動中，體會到他們有智慧、有經驗，而且很快樂。經常在交往中充滿歡笑，用他們特有的習慣和方式表達思想與情感。和農民在一起勞動，他們樸實。熱情、誠懇待人，真好！

晚年了，學習一些醫學與保健知識，調整心態，養成好習慣，對生活別過高要求。只要無病，就天天都在過節，每天都幸福。知足常樂！

如有機會希望以後再相聚！祝老同學健康長壽！

通訊處：河南省開封市內環

東路北段150號3單

元1號，郵編：476001

手機：13837844696

杜明笙——鞠躬盡瘁為兩彈

傅櫻、符連祥、陳培賢、劉朝芬

杜明笙（1936-1992）出生在南京市，1954年畢業於南京市第八中學，同年考入北京大數學力學系，四年後畢業於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專業。

1958年，他被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工作。當時研究所剛剛成立，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宿舍，僅有一個臨時搭建的做飯用的棚子。幾十個人，在一片原本是莊稼地上幹活，任務就是挖土方、蓋辦公樓。

他們借住在有色金屬設計院剛剛蓋好的一棟樓房裡，牆還沒有乾，室內沒有暖氣，也沒有鍋爐房。北京的冬天很冷，在屋裡哈出的氣都是白的，晚上鑽進被窩還真需要一點勇氣。有人想了個好主意，到醫院找來了打吊針用的玻璃瓶子，夜裡從工地回宿舍時，用熱水瓶提回熱水，再將熱水倒入玻璃瓶子裡，用它來暖暖被窩。早上不願疊被子，捨不得被窩裡的那點熱氣。這樣一干就是好幾個月，至於將來做什麼，誰也不知道，彼此只知道是從不同學校不同專業來的大學生。

一天，鄧稼先帶領他們到新華書店去買書 ，老鄧點哪本書他們就拿哪一本。其中有：聲波與衝擊波、統計物理、固體物理、量子力學、輸運方程、原子核物理等等。1959年初，除勞動外，開始讀書了，他們不分什麼專業，凡是點的書統統都要學，這是入門補課。杜明笙雖然被分在數學組，該組連他也只有三個人，他們學習力學、物理，不過重點還是自己的專業。那時白天勞動，晚上念書，就這樣又過了半年。

1959年6月20日，蘇聯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莫斯科將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及設計的技術資料，並撤回專家。就是說發展核武器，只能靠中國人自己。領導正式向他們宣布研究所的任務是研究國防尖端武器，沒有外援，必須自力更生，發奮圖強。老鄧帶領他們每周改為白天五天半學習業務，半天開會，勞動一天，六個半晚上業務學習。老鄧的銘言是：“九所沒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星期七的半個晚上大家可以洗澡、看電影。”這樣的一個傳統保持了許多年，因此就有了“九所大樓里永遠是燈火輝煌”的讚譽。

分配到研究所一年多了，還沒見過課題是什麼樣呢！大家熱情都很高，心裡憋着一口氣，憋着一口中國人的志氣！有領導說，搞原子彈二機部是龍頭，二機部的龍頭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龍頭在九所。有人將其戲稱為九所是龍頭的三次方。他們肩負着歷史的使命，充滿了對事業的責任心和自豪感。

1960年初正式開始工作了。他們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進行原子彈的流體力學模擬計算。當時既沒有計算器更沒有計算機，僅有算盤、算尺和手搖計算機，在這樣的條件下算出一個設想的原子彈來談何容易，他們義無反顧地闖關了，由朱建士等三人的力學組提供方程和模型，杜明笙等四人的數學組緊密配合作數值計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數字。如何保證十位有效數字的精度要求？當時只能用算盤和手搖計算機一個一個數據來算，可要計算的是數萬個數據！為保證計算的準確性，還採取了兩人一組，背對背同時計算，要求計算結果完全一致，否則要由第三人進行核算後再確認。另外還有一個人拉算尺，檢驗前三位大數的準確性。當時力學組和數學組加起來才七個人，人手明顯不夠，就將新分來的幾個高中生吸收了進來，但人手還不夠，領導就將其他組的大學生調過來，組織大會戰。即使這樣演算一個模型也要花上一個多月的時間。為了趕時間趕任務，充分利用現有的設備，開始計算是三班倒，做到人員休息設備不休。後來，為了趕進度，所有人都不回家休息，也不倒班了，誰累了就在辦公室的桌子上趴一會、迷糊一下，醒來再接着算！

當時正處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不夠吃，菜很少，更談不上營養了，為了完成任務，大家照樣加班加點。鄧稼先也和大家一同加班到深夜，有次肚子實在太餓了，他問：“有什麼吃的嗎？” 有人帶了燒餅，就分給他一塊。有時老鄧拿錢、拿糧票讓小青年去為大家買吃的，大家同甘共苦，十分融洽。一個月下來，幾乎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瘦身”。

可為什麼這樣辛苦的計算要重複九次呢？原因是：蘇聯專家遺留下一個關鍵的技術參數，與他們計算的最後結果對不上，而這個結果對以後一系列的工作有直接的影響，到底誰對？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答案。為此，1960年組織了多次力學、物理和數學專家的討論會進行論證，在辯論中有時專家駁倒了他們，有時他們駁倒了專家。那時候，學術民主空氣很濃，在會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和意見。出于謹慎，決定再計算。他們根據專家們的意見，一次一次地改變計算的物理和數學條件，都獲得了完全相同的結果，他們確信自己的計算是正確的！至於“老大哥”的那個數據，他們不管了。這就是著名的“九次計算”。1961年周光召從理論上論證了他們計算的結果是正確的，給予長達一年多時間的“九次計算”畫上了完滿的句號，解決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的關鍵性難題，前途一片光明。

杜明笙參加了九次計算的全過程，他工作勤懇，學習新鮮東西快，出活也快。在計算中，積極地出主意想辦法，充分發揮了所學專業的優勢。同時又學到了不少力學和物理方面的知識，為今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

“九次計算”完成後，在周毓麟、孫和生的領導下，杜明笙採用“九次計算”的初值和邊值條件，編制了計算機程序。最早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烏拉爾”計算機，後來又用“104”計算機進行計算，得出與“九次計算”完全一致的計算結果。終於在計算機上實現了早期複雜、繁重的數值計算，大大推進了今後的大量計算實驗工作。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在電壓不穩、計算機出跳動故障時，竟然算出了一個與那個“老大哥”遺留參數相同的結果。他們對自己更有信心了。

經過“九次計算”和反覆地論證，他們已經完成了原子彈總體設計方案。1962年，鄧稼先簽署了第一顆原子彈總體研究設計。

杜明笙一直是做數學與力學相結合的工作。當時因為沒有大計算機，無法作二維計算，大家討論決定用小擾動的辦法，模擬微小的二維影響，他編制了程序，計算結果很好，完全可以用以控制模型的加工精度，保證實驗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在我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我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隨着一朵蘑菇雲的升起，打破了美蘇等強國的核壟斷和核訛詐，增強了國防，進一步提高了國際地位。他們歡呼着，不少人流下了興奮的眼淚。

“趕在法國人之前爆炸我們的第一顆氫彈”，這是命令，他們沒有停留，又開始了新的征程。這時科研隊伍已經擴大，又調來了幾個研究氫彈的專家（如于敏，黃祖恰），大家都想知道，氫彈是什麼樣的？為了探索氫彈的奧秘，除研究文獻，想得到一些啟發外，在老鄧的率領下，全所還開展了一次關於氫彈原理、結構、材料等的大討論。在最大的一個會議室里擠滿了人，大家自由發言、爭論，一個接一個的上台，提出並論證自己如何用原子彈的能量點燃聚變材料，實現熱核反應的設計方案，討論很熱烈。最後由領導提出幾種方案，並按研究課題的需要重分室、組，大家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程序編制，經過無數的計算實驗，當然，計算工具已不是算盤和手搖計算器，而是全國最好的計算機。那時，為應對大量的設計任務，那裡有大計算機他們就到那裡去用，一說出差，無論何處，背起背包就走！

多少個戰鬥的日日夜夜，終於有了結果，1967年6月14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終於搶在法國之前空爆成功！

領導要求研究還要繼續推進，新交給他們組的任務是用離散縱標法（Sn）解二維定態中子輸運方程。他們積極行動，查閱文獻，就有關物理、數學和算法的各種問題進行討論，請所內專家學者到組裡作報告，虛心求教。他踏實肯干，親身擔負了最繁重的一部分工作，他們很快地編制好了程序，進行試算。但算一個模型所需時間太長，程序較難發揮大的作用。必須研究適合的方法。

在周毓麟先生指導下，經過不同方法的比較，論證了用間斷有限元法可行，他對方法進行了改造、完善，使之更適合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八十年代初期，小組重組，由於人力不夠，又從其他組調來幾位同志。他給後來的幾個同志講了約兩個月的課，然後才開始編程序，他所給出的計算格式對程序的編制可操作性強。方法很成功，所產生的計算機程序在所里科研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直用到2000年才退出。

這一時期，他還對多種計算方法進行了理論研究，在所內外計算數學雜誌及學術會議上上發表了約十幾篇論文。

1992年3月28日上午快下班時，他倒在辦公室，再也沒起來，搶救無效，“猝死”！他們室在全體同志的悼詞中寫道：“明笙走了，走得這般突然，誰能相信？老杜走了，在其金色的年華，令人倍感悲傷。明笙以其赤誠與執著，將畢生精力獻給了光輝的事業。老杜以其才智與學識，為科學進步做出了可貴的貢獻……明笙活着，在我們心中。老杜活着，在他為之獻身的事業中。”

不尋常的成長曆程

杜瑞明

一、人生觀、世界觀的大轉折

我出生在一個富裕中農的家庭，祖父去世早，父親13歲就早早當家在家種田。父母對我寄予很大的期望，常對我說，“只要你自己用功讀書，能考上大學，就是討飯也要供你讀，將來像杜佐周（同族人，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大學校長）一樣出洋留學，能住小洋房，討漂亮的老婆，還能光宗耀祖，父母也能跟着享福。”在父母的激勵下，靠着勤奮和死記硬背，在中小學考試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初中畢業後被直接保送進入東陽中學高中。因為父親是家裡唯一的勞力，且有嚴重胃病，假期里也讓我幫他干一些插秧、鏟地、割稻、車水等力所能及的農活，但是，由於父母認定我將來不會一輩子在家種田，因此對我干農活並不嚴格要求，還特別受到祖母和母親的寵愛和袒護，深怕我幹活累病，因此，跟貧苦家庭的孩子不同，我並不承擔家庭的生活重擔。高二暑假，我曾藉口複習功課，躲在學校逃避烈日炎炎之下的艱苦勞作。因為考試成績好，我同時受到老師的寵愛，初一，班主任就先後介紹我參加了少先隊和共青團，高三時還被推薦當選學生會主席，出席過浙江省學代會。

直到考進北大，一路順風順水，助長了驕嬌兩氣，盲目自大，只能聽表揚，不能聽批評。進入北大以後，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是因為中學階段沒有養成自主學習的好習慣，靠死記硬背玩不轉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沒有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從封建落後的農村進入大城大城市以後，誘惑多了，小洋房、美女、光宗耀祖這一套時不時會在腦子裡浮現，注意力不那麼集中了，學習成績下降是必然的，第4學期居然有一門功課出現了補考。於是，驕傲自大瞬即轉變為自卑和悲觀失望，甚至一度想休學。

1957年，北大成為“反右”的漩渦中心。關於“反右”，黨中央早有定論，擴大化了。我們年級是嚴重擴大化了，使許多同學遭受了錯誤的打擊和痛苦。我本人在運動開始時是個觀潮者，但很快就被吸引，在兩種思潮的翻天覆地的激烈鬥爭中，我的靈魂深處經受了一次暴風雨般的猛烈沖刷和洗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小字報我幾乎一張不落地看，偶爾還拿小本作個摘記，並在上面發個議論，總之，我在很認真思考。我不同意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但對絕對平均主義、“人性論”等觀點有共鳴。大批判開始，我就把記錄了自己全部思想活動的小本子交給了黨團組織。後來，在批判右派觀點的過程中，對照自己，發現自己原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貪圖享樂，怕苦怕累，更怕死；愛出風頭，只想當領導者，不願當普通勞動者；只要求組織和同志關心、重視自己，而自己對組織和同志卻很冷漠；對人馬列主義，對己自由主義，說一套做一套；在靈魂深處，對黨對新社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在後來的紅專辯論交心運動中，在組織的鼓勵下，我鼓足勇氣，把自己靈魂深處這些見不得人的思想統統用大字報公布於眾，公開宣布了自己與資產階級人生觀世界觀決裂的決心。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蒙頭暗自掉淚了。一方面是悔恨，恨自己原來是一個假革命，嘴上滿口馬列主義，實際上卻是滿腦子的個人主義，另一方面是莫名的空虛和茫然，假面具丟掉了，要真革命，一切要重新開始，今後人生的路該怎麼走？路在哪裡？

毛主席指出，“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家常便飯，我和師傅們一樣都睡在一個大通鋪上，都長虱子了，星期天休息時，起床頭一件事就是脫下衣服抓虱子；木工廠的簡易木板房四面灌風，怕失火，大冬天連爐子也不生，工人們就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中堅持幹活，我雖然穿了棉大頭鞋，呆一會腳就凍得鑽心痛。對於如此惡劣的環境，對於如此這般緊張艱苦的勞動，工人們從無怨言，不叫苦，不喊累，始終幹勁十足。工人們頗有點傷感的是安全缺乏保障，木工廠電刨子沒有保護裝置，那一年中，我就親眼看見2位師傅被切斷了手指，40多歲的老木工譚師傅，一次就被齊刷刷切掉了4個手指，右手殘了。比起在冷卻塔上高空作業的工人，木工廠的工作不是最危險的。那年冬天，因為腳手架上儘是冰，一個青年工人不慎從二、三十米的高空滑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工人們在慶功宴上提起這類傷感的事故時，不免都要多喝幾杯酒，以求一醉方休。

面對這一切，我問自己，勞動人民培養我十多年，大學畢業了，為解除他們的危險和痛苦，我能做點什麼呢？老師傅們對知識分子充滿希望！有一次，廠長夏師傅讓我和我同去鍛煉的同事老白一起參加技術革新，老白是長期在實驗室工作的老同志，對機械不陌生，能對改進木工機械提出一些建議，可我卻毫無作為，使夏師傅很失望，他半開玩笑地批評我，“小杜啊，人家知識分子都很瘦（老白就很瘦），就你這麼胖，你也不動腦筋啊！”夏師傅的批評讓我無地自容，讓我刻骨銘心，讓我徹底冷靜下來，承認自己就是毛主席批評的那種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沒有真才實學，卻還眼高手低，好高騖遠。國家花大錢把我這樣一個農村孩子培養成了大學生，而今還沒有給國家和人民做任何事情，不能再鬧個人主義患得患失了，我決心努力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人，腳踏實地，從本職工作做起，從現在做起。

三、毛主席著作幫我度過三年困難時期

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對於廣大知識分子“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雖然通過一年的勞動鍛煉，受工人師傅的薰陶，感情上不再空虛了，專業思想也穩定下來了，但一遇到1960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又產生了嚴重的動搖：1959年黨號召“苦戰三年，改變貧窮落後面貌”，我帶着改變貧窮面貌的滿心期望，與工人師傅們一起投入到熱火朝天的建設熱潮中，誰料，轉眼間，怎麼連飯都吃不飽了？中國還能建成社會主義嗎？問題出在哪裡？希望又在哪裡？滿腦子的疑問，悲觀失望透了。

三年困難的原因，現在已經眾所周知了，除了自然災害，還因為黨中央在工作中犯了 “左”的冒進的錯誤。對這個錯誤，毛主席黨中央很快就認識到了，並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它再次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強的自我糾錯能力。我的悲觀失望情緒是通過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才逐步得到克服的。悲觀情緒有兩個認識上的原因，一是對當時我國仍然是一窮二白的國情缺乏認識，二是對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的鬥爭歷史以及在鬥爭中產生的以毛主席為首的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基本上一無所知。

毛主席1957年就提出：“要使全體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現在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並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有些青年以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當什麼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氣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這是一種不實際的想法。”我對社會主義原來就是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的，我想當然地以為，現代化的大工業企業，都應該是窗明几淨的，工人們的勞動和生活環境都是很舒適的。但是，1960年底到鞍鋼參觀，看到燒結車間滿屋礦灰飛舞，工人們整個成了灰人，只露一雙幾乎看不見的小眼睛，這個場景使我十分震驚，徹底打破了我不切實際的幻想。我開始認識到，原來像鞍鋼這樣聞名的大企業尚且如此，全國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在當年已有六億人口的中國，夢想苦戰三年就變成社會主義的人間天堂，該是多麼幼稚，多麼的不切實際！

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的無知，是我發生動搖的更重要的原因。毛主席指出，“不少青年人，由於缺少政治經驗和社會生活經驗，不善於把舊中國和新中國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曾經怎樣經歷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長時間的艱苦勞動。”我曾經聽父親講，解放前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他親眼看見公園門口掛着“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大牌子，因此，他特別佩服中國共產黨，解放後能夠讓中國人直起腰杆做人；我自己也親眼見過兒子被國民黨抓壯丁後，孤苦伶仃的寡婦被逼瘋，致家破人亡的慘景。但畢竟自己沒有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經歷，因此也就沒有工人農民對共產黨、毛主席那樣深厚的階級感情，而且，當時我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怎樣領導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黑暗統治這段翻天覆地的偉大鬥爭歷史，基本是一張白紙，毫無認識。從開始認識，到產生敬仰之情，再到決心向其學習，是從學習毛主席著作開始的。

1960年底，毛選四卷出版了，我一口氣讀完之後，感覺太神奇了，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讀了毛選一至三卷，主席的思想令我震撼，讓我折服，一掃我心頭的陰霾，心裡豁然雲開霧散。我開始了解，中國共產黨怎樣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領導中國人民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經過幾十年與國內外反動派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歷經多次自己隊伍內部種種“左”的和右的錯誤路線的折騰和磨難，承受了巨大的犧牲，最終，從小變大，由弱變強，打敗了幾百萬國民黨軍隊和殘暴的日本侵略軍，推翻了代表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奇蹟，導演這齣偉大歷史劇的，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依照毛澤東思想建立和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具有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密切聯繫人民群眾和自我批評等三大作風為其特色。雖然她也犯過這樣那樣或大或小的錯誤，但總能夠自我糾正，黨和軍隊沒有分裂，國家沒有陷入內戰，這是中國人民的福氣。今天，她順應民意並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勇敢地、堅決地向自己身上的貪腐毒瘤開刀，我堅信必將又一次取得偉大的勝利。

學習毛主席著作不僅幫我樹立了對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認識，還幫我找到了動搖的階級根源。在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階級根源，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和動搖性，害怕長期艱苦的革命工作。自己在暫時困難面前嚴重動搖，正是這種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深刻反映。壞事變好事，克服了三年困難時期的動搖以後，讓我做好了長期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

四、實踐論、矛盾論指引我實現科技創新

經歷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和1958年的紅專辯論，1959年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以及1960-1962三年困難的嚴峻考驗，六年時間，我的人生觀世界觀和精神面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開始學習用毛澤東思想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1962年底，國產計算機開始在國內一些重大的工程和經濟領域得到應用，研究所和室兩級領導高瞻遠矚，決定建立自己的計算隊伍。經考試選拔，決定讓我和另一位同志承擔此項任務，並立即把我們送到中科院計算所的計算室學習，帶着自己的任務去，邊工作邊學習。自這時候起，我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重點開始轉移，由原來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和為人民服務等，轉向實踐論、矛盾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持久戰和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等，深入學習這些著作，極大地提振了我對科研工作的信心，並幫助我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和方法。具體地說，主席戰略上藐視敵人和戰術上重視敵人的思想，以及“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的論述，極大地鼓舞我克服自卑和畏難心理，在樹立長期奮鬥的思想的同時，運用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思想，後延婚期（32周歲才結婚），趁年輕集中幾年打好專業基礎（包括外語、計算數學、程序設計、地震工程、振動理論及有限元方法等），因此，掌握了工作上的主動，至1974年，在計算組全體同志和外單位協作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順利地主持完成了16項計算任務，獲得部級科技成果一、三等獎各一項，同時，為1964年和1972年制訂和修訂我國民用建築抗震規範提供了基礎數據，並為“地震工程”、“09核反應堆壓力殼容器及O型密封環”等四項獲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獎，及“場地條件對震害和地震動的影響”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作出了重要貢獻。

此外，還做了如下兩件事情：譜分析程序應用範圍很廣，但原來都是用機器指令編寫的，沒有經過專門訓練的人很難讀懂，所以不便推廣。為此，在計算所推出首個接近自然語言的BCY語言時，在第一時間我就學習掌握了它的使用，用它改編了譜分析程序，後來在全國強震觀測培訓班上做了普及推廣。此後，該程序一直放在工力所北京強震觀測站中，供全國同行隨便使用，曾在南京長江大橋抗震決策等一些重大工程中得到應用，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另外，在完成用有限元方法計算地震地形影響的任務時，運用“矛盾的普遍性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思想，通過計算試驗，總結出單元劃分準則和積分時間步長的選擇準則，發表了“用有限元方法計算地震地形影響的若干問題”的論文，因為這些準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品格，後來被同行推廣應用於地下結構抗爆有限元計算和作為通用結構分析程序SAP5增加場地地震反應計算模塊的主要參考依據，被多家機構評為“中國改革與發展精典成果”等多個一等獎，2012年又被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叢書編委會等單位評為特等獎，已被收入《中國改革與發展精典成果論著》等著作之中。

1980年我考上了國家地震局公費出國的名額，得到了作為訪問學者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土木工程系留學進修的機會。在那裡，E.L.Wilson教授讓我幫助他把他和袁明武提出的適用於單向荷載作用下的Ritz向量直接疊加法推廣到三向荷載的一般情形。對此，我還是運用“矛盾的普遍性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思想，從觀察研究懸臂梁的多質點離散模型這樣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構開始，從分別觀察它在X，Y，Z三個方向單向荷載向量的作用下所產生的Ritz向量入手，很容易就發現：在由三個單向荷載向量疊加得到的三向荷載向量作用下所產生的Ritz向量，就包含了三個單向荷載向量分別所產生的全部的Ritz向量。這就是說，單項荷載作用下適用的Ritz向量直接疊加法可以完全適用於三向荷載的情形，所不同的只是產生Ritz向量的荷載向量需要改變，由一個單向的荷載向量改成一個三向的荷載向量。

進一步觀察還發現，Ritz向量中許多都是結構較低的近似振型，當結構的離散自由度n越大時，Ritz向量中的近似振型也越多，後來更從理論上證明了：當n→∞時，全部Ritz向量就都成為結構的振型向量了，兩者不再有任何區別，從而使通過計算Ritz向量來計算結構較低階的近似頻率和振型這樣一種全新的、比迭代法更高效的方法成為可能。上述內容已發表在《一個修正的Ritz向量直接疊加法》的論文中，該論文已在“第八屆反應堆結構力學國際會議”上發表（1985，布魯塞爾），後被收入《中華文庫》，2009年在慶祝建國六十周年—中國優秀專家學者國慶座談會上被評為“輝煌60年--共和國建設發展理論創新論文一等獎”，該法已被同行應用於鐵路鋼桁橋和高層建築的空間地震反應的分析研究。

回國後，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下，通過進一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索研究，在理論上發展完善了更優越更有效的Lanczos向量疊加法，發表了《Lanczos向量疊加法》的論文。該文已被收入《當代創新專家文論大全》並被評為特等獎，2011年又被收入世界科技出版社和中國國際交流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陸知名專家學者成就展》，並在2012年世界文化名人協會等機構組織的世界華人優秀創新成果評選中被評為國際金獎。

五、兩次意外的考驗

1969年進入文革後期，研究所里大搞清理階級隊伍的群眾運動，要“挖地三尺”，把反革命和特務分子統統挖出來。期間，有不少老科研人員在辦公樓里被隔離審查，據說大都與一個外地揭發出來的特務案有關。運動大約持續了數月以後，俞德全同志和我被調入該大專案組，俞是黨員，他是進去頂替原專案組負責人的，我此前是負責一個小專案的，基本結案以後才被調過來，沒人告訴我為什麼要調我，可能是對我原來小專案的工作比較滿意吧。到大專案組以後，我逐漸了解到，在被隔離人員中已經有一人跳樓自殺，只有XX交代了大量口供，但都查無實據，奇怪的是此人對自己的口供一直不否認。該案處於一個十分艱難的時刻，騎虎難下，無法結案。專案組原領導人中有人堅持認為，只要XX的口供自己堅持不否，此案就不能結，只能掛。我當時想，既然查無實據，又要把案子掛起來，會讓涉案的很多人及其親屬繼續背上沉重的包袱，這是極不負責任的，應當努力爭取查清結案。既然矛盾的焦點在XX的口供上，我就開始仔細閱讀分析XX的全部提審記錄，大約一周后，我基本肯定，XX的口供全都是“順杆爬”編造的故事，提審人員頭一天表現對什麼有興趣，第二天他就給你交代與之相關的故事，完全不靠譜。我提出這個看法以後，專案組開會逐日分析對XX的提審記錄。最後，所有專案組的老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見，認定XX的口供純屬迎合之作，完全不可採信。就這樣，大家取得一致意見：該專案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應予否定。

現在回想起來，我作為一個普通群眾，能夠在一個涉案人員眾多的“重大”案件中作出自己的一點貢獻，純屬機緣巧合，我很高興有機會參與做了這樣一件好事。當時進駐工力所的工宣隊領導張師傅告訴我，我在專案組的表現很好，要把我的材料入檔案。說實在話，我進專案組純屬服從領導安排，既沒想干好了會得到什麼，也沒想干壞了會有什麼可怕的後果，總之，傻傻的，啥也沒想。

另一次意外的考驗得從1985年說起。那年，在訪美期間，我了解到人工智能專家系統技術已趨於成熟，便積極引進有關資料，並於1987年邀請中科院院士、退休老所長劉恢先出山掛帥，積極參加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工程建設中智能輔助決策系統應用研究”這一“七･五”重大項目的籌組活動。最後，“場地地震危險度評估與防禦對策專家系統應用研究”項目被立為該重大項目的十個二級課題之一，工程地震專家劉老被選為該重大項目領導小組的組長，本人也被選進入領導小組，除參與大項目的三級課題篩選及幫助劉老組織管理二級課題以外，最主要的工作是幫助劉老具體負責三級課題“智能輔助地震危險度評估”項目的計劃和實施。本着要搶救一批老專家的專家知識的立項宗旨，本三級課題循着國家地震局地震區劃圖編委會完全相同的思路，所不同的僅在於，凡由專家經驗決策的部分，都採用人工智能輔助決策。本人充當知識工程師的角色，負責地震地質專家和地球物理專家相關專家知識的獲取和表達。自1987年至1991年，歷經五年，課題工作基本完成，只待1992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組織國家級的評審和驗收。

就在即將收穫的關鍵時刻，劉老不幸病危住院了，不久，工力所新上任的負責人假借劉老之口要我把課題交給xxx，不給任何理由。我考慮再三，決定堅決抵制如此蠻橫的行政干預，因為哈爾濱建工學院、工力所、劉老和我四方之間，大約在1988-1990年間就達成口頭協議，哈建工要新建計算機應用系，欲調我過去當系主任，工力所當時的所長同意我調離，但應劉老的要求，要我完成重大項目以後再走。既然項目沒有最後完成，我就不應該走，再說，劉老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非常正直的科學家，根本不可能做出這樣背信棄義的事情來。至於xxx博士，在課題內一直企圖自充專家，想採用當時非常時髦的理論另搞一套，完全拋開國家地震局地震區劃圖編委會及其專家顧問組的專家知識，與重大項目的立項宗旨完全背道而馳，且從未獲得劉老的認可。再說，課題已至收穫季節，利用行政手段“搶桃子”，非常惡劣。工力所這位負責人見來硬的不行，為了誘我交出課題，又向我保證我在成果中的排名不變。但是這決不僅僅是排名問題，更不是我個人的排名問題。一旦交出去，出現掛羊頭賣狗肉之類的事情，我就無能為力了。由於我堅持抵制，至1992年基金會召開國家級評審驗收會當天早晨，據說工力所那位負責人還派人攜公函給基金會，要求把我撤下，換xxx。基金會代表立即召開重大項目領導小組的緊急會議（本人迴避），進行投票表決，表決結果拒絕了工力所那位負責人的無理要求，決定由我繼續代表劉老的二級課題進行匯報。

令人非常欣慰的是，我不僅得到基金會代表和領導小組的堅定支持，而且，在這次國家級的評審驗收中，我們的課題與清華土木系的課題被驗收專家組評為A等，這是對我們所堅持的科研路線的充分肯定。雖然，此後我繼續受到工力所那位負責人多方面極不公正的刁難和折騰，但我並沒有被弄昏而偏離正確方向，而是繼續做我應該做的事。1994年，本人撰寫的論文“智能輔助地震區劃系統”被《中國地震》頭版刊出，接着，其英文版被美國《Earthquake Research in China》轉載（1996），我很高興，為我們的課題，為劉老，為工力所，還為我們國家爭了光。1997年，紐約科學院給我發來了邀請函，邀我成為紐約科學院的院士，由於考慮到某種政治因素，本人未予回復。

六、致謝

回顧一生，雖然成長曆程不是一帆風順，並且經歷了脫胎換骨的痛苦過程，但是，我沒有遺憾， 並且感到十分幸運。以下一些獎項和事件記錄了我自參加工作以後在政治思想上和業務工作上取得的進步：1964年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進修時被評為優秀團員，1965年被評為黑龍江省科委系統五好團員，1973年被評為工力所和黑龍江省科委系統的先進工作者，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2010年獲中國科技財富雜誌社和中國基層黨建網頒發的“共和國傑出貢獻人才”獎。

我應該感謝的人很多。以下一些人和事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應該致特別的感謝：母校北大不僅給我提供了全額助學金，還幫助我開啟了實現人生觀世界觀轉變的艱難進程，並且幫我打下了較紮實的數學基礎，尤其是高等代數，丁石孫老師不僅教課深入淺出，他在小班習題課上充滿信任和鼓勵的提問，還是激發我學習興趣並取得優等成績的關鍵因素， 為後來從事計算工作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在工力所工作了35年左右，幾近一生，無論是政治思想上還是業務工作上，都是在那裡成長起來的。1962年劉恢先老所長和時任研究室負責人的胡聿賢研究員（現為院士）作出英明的戰略決策，決定培養和建立自己的計算隊伍，並把我送至中科院計算所計算室二組進修，這一決策決定了我一生的工作方向。計算室二組良好的學術環境，對我較系統地學習掌握相關最新的計算數學知識，幫助很大。在計算機時代，能夠一生從事計算工作是很幸運的，因為計算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輔助性的戰術工具，計算已經上升為與理論、實驗齊名的科研工作的三大戰略武器之一，加上當時正是我國產計算機剛投入應用的初期，於是，我就自然成為我國計算機在地震工程應用領域的拓荒者，許多類似於為制訂我國房屋抗震規範提供大量強震記錄處理數據這樣過去根本無法完成的任務，在我們的手上完成了。應該感謝工力所的領導為我創造了這麼好的機遇；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我有機會出國進修，開闊了眼界，拓寬了領域；

所有工作上的進步，除上面提到的外部因素之外，與自己人生觀世界觀的根本轉變是分不開的。這個轉變始於母校北大，成於工力所。在哈爾濱熱電廠工地勞動鍛煉的一年裡，工人師傅們幫我堅定了腳踏實地走為人民服務道路的決心。三年困難時期，在我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心發生嚴重動搖之際，抗震室的領導劉錫薈同志組織大家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並組織去鞍鋼實地參觀，及時幫助我結束了動搖，並從此與毛主席著作結下了緣。是毛澤東思想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引領我走上了為人民服務的康莊大道，使我最終能給國家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追根溯源，下面一些人和事也切不可忘記：

母校浙江東陽中學給我提供了初中多個學期的獎學金，免了我高中的全部學費，母校後山店小學和浙江東陽中學幫我打下了較好的學業基礎，使我後來能考進北大，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初一班主任倪寶文老師先後介紹我加入了少先隊和共青團，讓我有機會較早接受黨團的政治教育，這可能也是我在大學期間能夠開啟人生觀世界觀大轉變進程的原因之一。

父母不僅給我一個較好的身體，供我上學，他們的鼓勵一直是我在中小學時期努力學習的動力，並且，他們從小教育我做人要誠實守信，使我終生受益。父親因勞累過度，年輕時就患上了胃病，疼的時候靠喝小蘇打緩解，以至於病情越來越重，54歲就因胃穿孔，早早離開了人世，至今我仍後悔不已，並激勵我為國家、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我還必須感謝我的妻子，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經常長期出差去北京、上海搞計算，後來去美國留學更是一走近3年，她自己在工廠上班，考勤很嚴，還要照顧好家裡兩個幼小的孩子，沒人幫忙，但不管多苦多累多難，她都默默地承擔，我能集中精力於工作，為國家做一些事情，離不開她的長期支持。

簡歷

1937年2月生，浙江東陽市人，中共黨員、研究員。1954年畢業於浙江東陽中學，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力系，先後在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美國伯克萊加州大學、斯坦福大學進修，歷任國家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計算組長、計算站負責人、計算技術室主任和哈爾濱建築大學計算應用系主任等職，併兼任黑龍江省力學學會計算力學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振動工程學會結構動力學分會委員、中國土木工程學會計算機應用分會理事等職。現為哈爾濱工業大學計算機學院退休教授。

主要成就：主持完成計算任務16項，為1964年和1972年制訂和修訂我國民用建築抗震規範提供了基礎數據，並為“地震工程”、“09核反應堆壓力殼容器及O形密封環”等4項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及“場地條件對震害和地震動的影響”項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作出了重要貢獻，獲部級科技成果一、三等獎各1項；其譜分析軟件七十年代被國內同行普通應用，曾為南京長江大橋抗震決策等一些重大工程項目立下汗馬功勞；共發表論文36篇，論文<關於應用有限元法計算地形對地震地面運動影響的幾個問題>中提出的單元劃分和積分時間步長的選擇準則，已被國內同行推廣應用於地下結構抗爆有限元計算和作為通用結構分析程序SAP5增加場地地震反應計算模快的主要參考依據，被多家機構評為“中國改革與發展精典成果”和“復興中華優秀科學成果”等多個一等獎，2012年又被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研究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叢書編委會等單位評為特等獎，已被收入《中國改革與發展精典成果論著》等著作之中；論文<一個修正的Ritz向量直接疊加法>所提出的結構動力分析方法，把E.L.Wilson等所提出的方法推廣到了三向荷載的普遍情形，並為其發展成為極有效的結構自振特性計算方法提供了理論基礎，已被應用於鐵路鋼桁橋和高層建築的空間地震反應分析研究，該文已在第8屆反應堆結構力學國際會議上發表（1985布魯塞爾），後被收入《中華文庫》，在2009年慶祝建國六十年——中國優秀專家學者國慶座談會上，被大會評為“輝煌60年——共和國建設發展理論創新論文一等獎”；論文《Lanczos向量疊加法》在上述修正的Ritz向量直接疊加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Ritz向量直接疊加法和B.Nour-Omid等提出的Lanczos坐標法，已被收入《當代創新專家文論大全》並被評為特等獎，後被載入世界科技出版社和中國國際交流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陸知名專家學者成就展》（2011.12），並且在2012年世界文化名人協會等機構組織的世界華人優秀創新成果評選中被評為國際金獎；協助已故中科院劉恢先院士主持完成的《智能輔助地震區劃系統IASHES》（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七·五”重大項目），為國際首創，其論文已被《中國地震》頭版刊出，並被美國《Earthquake Research in China》轉載；此外，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了《知識工程概論》等課程，培養碩士研究生8名，並獲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項。1993年獲政府特殊津貼，2010年獲中國科技財富雜誌社和中國基層黨建網頒發的“共和國傑出貢獻人才”獎。

2014、7、20修改於哈爾濱

Email: 2427958399@qq.com

耄耋之年憶往昔

馮禮貴

1932年生於江蘇省武進縣。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195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

我出生於農民家庭，從小酷愛讀書。但因家境貧寒，青少年時期曾兩次失學，三次當學徒。小學五年級失學後，有幸得到當地名師羅翔遠的指導，跳入了初中，初中僅讀了一年，又因病失學了。直到解放後，承蒙恩師提攜與教誨，為我補習了三個月課程，幸運地考取了江蘇省立丹陽高中。我十分珍惜這難得的學習良機，從學習到各項活動，都積極努力。在丹陽高中，我入了團；被選為丹陽中學學生會主席；丹陽縣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

我發奮讀書，刻苦鑽研，為實現心中的夢想———考上北大而拼命奮鬥。1954年，我如願以償地考取了北京大學，實現了我夢寐以求的願望。能進入了這所科學的神聖殿堂，能在這裡接受先進教育，聆聽名師的教誨，我太幸福了！我滿懷喜悅與激情，發奮努力，決心為祖國的科教事業貢獻智慧與青春。

然而，禍從天降，1958年的錯劃右派，使我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也斷送了我二十餘年的美好青春。我餵過豬，種過菜，下過煤窯，當過電工……歲月在無情地流逝，滿腔報國之志無從實現。我苦惱，我彷徨，然而，又有何奈？

當我身處逆境，處在人生最低谷時，恩師丁石孫給了我諄諄教誨與鼓勵。先生告誡我：“跌倒了就要重新站起來，選准方向，奮起直追，迎頭趕上。”先生的教誨，給了我巨大的鼓舞，激發了我與命運抗爭的信心和力量；先生的教誨使我猛醒，使我對自己，對未來充滿信心，看到了希望；先生的教誨促使我加倍努力，頑強拼搏，爭分奪秒把耽擱的時間搶回來。恩師的教誨，開啟了我第二次青春，重新揚起生命的風帆，開始新的征程。

在我的錯案被“改正”平反後，前進道路上又出現迷茫。耽誤了二十年，所學知識已經落伍，遠遠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在我苦惱之時，又是恩師丁先生給予中肯的指點，他從我的實際出發，讓我在教授高等數學基礎課的同時，去從事數學教育，數學史的研究。先生為我指點迷津，先生為我指明方向，我重新振作起來，拼命和時間賽跑，在山西這塊黃土地上開始了辛勤的耕耘。一邊認真從事基礎數學的教學，一邊竭盡全力從事山西地方數學史的開拓與研究。先後發表了三十餘篇研究論文。同時，還積極參與各項學術交流活動，參編了吳文俊教授主編的《中國數學史大系》；參編了吳楓教授主編的《中國古文獻大辭典》，並與張秀琴合編了《中學數學探源》（28萬字）；曾擔任月刊《中學語、數、英》的主編；在八十高齡之時，又把所寫的科研論文編撰成冊，題名《春華秋實》，實為我倆半生的心血之作。能留點筆墨在人間，實屬欣慰。當我百年之後，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

是母校北大的哺育，是先生諄諄的教誨，使我走過有意義的人生之路。

回顧六十年的艱難歷程，有過辛酸，有過失望，有過痛苦，但我又是十分幸運的，因為我遇到一位知心的愛人。

1959年北大畢業，頭戴一頂右派帽子，分配到了山西工作，沒有工資，只有28元生活費，要吃飯，要買書，還要每月給老母親10元孝心錢，我實在不忍心告訴媽媽，她省吃儉用，含辛茹苦培養的兒子被錯劃為“右派”。三年困難時期餓得全身浮腫……精神上的折磨，身體上的摧殘，我經受空前的磨難。

1961年摘了“帽子”。成為“摘帽右派”，也有了工資（54元）日子好過些了。

1962年，我被借調到太原。在山西省工業師專講授我的專業課——微分方程。能夠學以致用，我十分欣慰，教得格外起勁；學生們學得十分刻苦。聽說老師是北京大學畢業生，他們十分崇拜；得知老師是“摘帽右派”，他們又非常惋惜，同情，張秀琴就是其中一員。由崇拜，惋惜，同情，進而產生了愛情。1962年，我們結婚了。雖然十分清貧，但也能同甘共苦，相敬如賓。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敢於與一個右派（雖然已摘帽）結婚，需要有多大的勇氣啊。這預示着未來的歲月中充滿風險與坎坷，預示着苦難與折磨……在以後數十年的歲月中，她也因我而屢屢遭受磨難。在文革中，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說：“不見得吧。一個人哪能一輩子不講一句錯話。”這一句話，幾乎引來殺身之禍，不僅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又加上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帽子越來越重，處境愈加艱難，她也受到了更加嚴厲的批鬥。八個“造反派戰鬥隊”輪番批鬥，逼她揭發我的罪行，並逼迫她與我離婚……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教師，哪堪忍受如此折磨？身心備受摧殘，以致落下了許多病根。然而，她就是痴心不改，認準我是個好人，反而越批越斗越堅強了。造反派對她恨之入骨，然而她卻得到了眾多善良師生及家長的讚許。她頭頂巨大壓力，相夫教子，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擔，度過了一道道難關。使我們的家庭逐步走上了幸福之路的康莊大道。

打倒“四人幫”之後，我的錯案得到了“改正”。1979年我重新調回省教育學院工作，她也回到太原，並且多次外出進修，不斷提高，在成人教育崗位上勤勤懇懇，不斷嚴格自律，從助教升到講師，從講師升到副教授，1996年又晉升為正教授職稱。一個專科學歷的女同志，在業務上能有如此大的跨越，需付出多麼巨大的努力啊。

如今，我們家是個令人稱讚的家庭，老兩口都是正教授；大兒子兩口都是博士，都在上海高校任教，大兒子是系主任；小兒子在上海東方航空公司任職，小兒子媳婦在上海吉祥航空公司任職；孫子大學畢業後赴英留學；孫女留學去了美國……兒孫們在各自的崗位上，都能刻苦學習，勤奮工作，為社會作出貢獻，我們十分欣慰。並衷心祝願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

2012年，我們全家三喜臨門，吉星高照：一喜是我八十華誕；二喜是老伴七十壽辰；三喜是欣逢老兩口金婚五十周年紀念。為慶賀臨門三喜，在桂花飄香的金秋十月，孩子們在太原很有名氣的迎澤賓館，為我們舉辦了隆重的慶祝盛典，親朋好友歡聚一堂，共同舉杯祝願兩位老人健康長壽，祝願一對伉儷白頭偕老，幸福美滿。

親愛的母校，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們，六十年的歲月太漫長了，我有千言萬語想要訴說，想敞開心扉，向你們——親愛的同學們傾訴衷腸啊！

從進北大校門第一天起我就滿懷激情，奮發向上，決心為祖國的科教事業做一番貢獻。誰知世事難料，人生坎坷，前半生的挫折太多了。打倒“四人幫”，知識分子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偉人鄧小平引領祖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光明之路，知識分子有了施展才能的廣闊空間，我得到了又一次的解放，母校老師教給我的知識和才華得到了充分施展。隨着教學與科研工作的成績不斷湧現，多次被評為模範教師，優秀黨員；擔任多年的數學系系主任；擔任多年的山西省教師高級職稱評委會副主任兼數學評審組組長……

1986年被評為數學教授，中國數學會會員，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會員，擔任過全國高校數學史教學研究會籌委副主任等職。先後十多次被選入名人辭典：1993年被《北大人》選入，1995年，被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辭典》選入（見該辭典23卷158頁）。

1992年光榮退休。我的退休生活很幸福，也很滿足。退休前，住進了學院新建的一幢高樓中，環境優雅，陽光充足；學院的老幹部活動中心設有檯球、乒乓球、棋牌、書畫、鋼琴、圖書報刊閱覽、各種健身器材等，我喜歡運動，風雨無阻，是中心的常客；我家離公園很近，我也常和老伴步行至公園，聽聽高亢的晉劇，欣賞優美的舞姿，看看驚險的過山車，乘坐登高的摩天輪……或釣釣魚，賞賞花……充分享受美好的夕陽生涯，也不定期的邀約三、五老友外出旅遊，欣賞祖國的壯麗河山……悠然自得，心情舒暢……

在家中，品品茶，看看《參考消息》，這是我每天必讀的功課。它可以使人放眼世界，博採眾長，增長智慧，它可以啟迪思維，助人思考，以推遲老年痴呆病的來臨……。

山西的醫療條件不錯，就診治療可享受廳局級待遇，又有幾位醫療界老友，看病倒也十分方便。

結束語

我十分珍惜這次的聚會。看到54級同學中已有七位院士，尤其是王選同學的卓越貢獻，我感到十分的驕傲。同時也深感慚愧，自己貢獻得太少了！

由衷地祝願北大越辦越好。

由衷地祝福北大老師健康，長壽、幸福、快樂。

由衷地期待北大同學能歡聚校園，在未名湖畔欣賞湖光塔影，促膝暢談六十年的滄桑巨變。

由衷地感謝在京的54級老同學，你們用辛勞、智慧，為我們的歡聚提供了一次又一次難得的機會，創造了極好的歡聚條件。

衷心祝願同學們幸福、快樂。更歡迎大家能到山西五台山旅遊，我將竭誠接待。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讓我們共同珍惜這美好的歲月吧。

馮禮貴2014.7.3 晚12時

通訊處：

1.山西太原并州北路 太原師範學院高層樓2單元20-01

電話：0351-2278376

郵編：030012

2.上海閔行區蓮花南路155弄43樓901室

電話：021-54813932

郵編：200237

我覺得北大精神最核心的東西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個性，尊重人的自由發展，其他方面都可以由此生發出來。

丁石孫《北大的精神》

深恩難忘

苟興華

我已經老了。回首一生,我很幸運。而這幸運之最,是我成為北大數力系54級學生的一員。此後,我一直受到北大的恩惠。令我慚愧萬分。

我進校的第二天，就在校園裡走了一圈，燕園之美令我神往。

在54級，對我而言，聽課是最高的享受。這是我所能想像的最有啟發性的講課，使我終身受益。畢業後我也做了教師,需要講課時，常常回憶老師們的講課,心中感恩不已。

54級的同學非常好。我因病休學,只在54級待了三學期。但到現在,與我聯繫最多的,還是54級的同學。

在工作中，每當我有什麽事做得比較好時，常會聽人說“你是北大畢業的。”這時，心裡甜甜的。同時，臉上也發燒。我的同學們，天才級的不用說，就是一般的，身處極大逆境的，也做得比我好很多。因此，慚愧充滿了我的內心。

對燕園之美的認識，直到百年校慶那天，才有更深的領悟。那天，我早上四點多鐘，從北太平莊的友人家出發，趕到校園南門，還不到六點。諾大的校園，靜靜的，下着小雨。進校後沿宿舍區前行，走過大飯廳，一教，化學樓，未名湖，一體，直到走出西校門。在那細雨菲菲中，清晨的湖光，夾以若隱若現的島亭，樹木，樓閣，通通顯出朦朧中的清雅，神秘。那景，仿佛要告訴我什麽，卻不肯說。我心裡湧起神聖而清涼的感覺，以為，真正的，此景只應天上有！

北大，我心中的聖地。54級，我美好的家園。

我敬祝：敬愛的老師們健康長壽！親愛的同學們平安快樂！

2014-06-20

簡歷

1936年11月生於成都

1954年畢業於重慶南開中學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因病休學一年。1960年9月畢業分配到四川大學數學系，在微分方程組待半年。1961年初調入力學專業。

1961年9月講材料力學，1962年二月講彈性力學。1962年9月力學專業調整，調物理系。

1996年底退休。

通訊處：成都四川大學物理系 （610064）

手機：13551066587

Email: gouxh@163.com

考上北大

郭健民

在我平庸淡俗的一生中，六十年前考上北大，可算得是我最幸運、最美好、最重要的大事情。這引導和導演了我此後一輩子的生涯。

我讀的中學叫湟川中學，是青海省當時唯一的高中的學校，五四年全省僅有二十三名高三畢業生。為了考大學，我們背着行李，乘了一整天長途汽車到鄰省，甘肅蘭州，住在考點，學校給騰出的一間教室的泥土地上熬過了幾天的七門高考。正像農村學生不能到城市上中學一樣，西北地區的學生只能報考本地區的那很少的幾個大學，唯第一志願可以填寫一個北京學校以示鼓勵。我啥也不懂，但聽到華羅庚勵志的故事，就填了個北大數學系，就像現在人買彩票一般應景而已。一個多月後，高考發榜了，是全西北地區所有錄取學生名單刊登在一張陝西大報上。全西北當年有二十幾名學生能到北京念書，北大錄取了七名，數學系登在前面，錄取了羅志敬、郭健民。當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時，真如夢境幻覺一般，窮鄉僻壤里我這樣一個瘦弱幼稚的學生受到了上天的意外眷顧。那年全國大水災，帶着簡單的行裝，從西北出發，剛修通的蘭州鐵路塌方不斷，一路飢餐野宿十分艱辛。但期盼着能到首都求學的喜悅激情，淹蓋過離鄉的驚慌顧慮。整整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才到達北京。這時學校已上課一周多了。我上第一節課是數學分析習題課，我把取整值符號當作絕對值來做，急得吳文達老師那鉛筆點着我的腦袋“……你，你，你，……怎麼搞的……。”這時學習的困難和思家的愁緒也着實使我有些害怕和後悔，不該一步登天來北京。好在這時我們班長周巢塵同學給了我極大的幫助。他幫我補好缺課的筆記，還鼓勵我如何適應大學的學習、生活，使我逐步樹立起信心，繼續念下去。這時困難中也有使我意外高興的事，那就是“吃飯不要錢。”每當開飯的廣播響起，八人一桌聚在豐盛的飯菜前，可以盡情飽餐，不時歡笑，不再有晚間的飢餓之慮了。這美好的感覺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會引發我們多麼深切的回憶？

我是四班的學生，那時同學關係可真親如手足，我們班有會開火車的老工人董緒清，整天笑眯眯地拿着個煙斗，我們親切地叫他“老頭，”他把周巢塵叫“小土。”東北話聽着像“學徒”。也有幾個孩子的媽媽錢璘同學，但她勤奮學習努力的精神，大家都欽佩。還有已當過幾年數學老師的武際可同學，處事平和穩重，待人親切自然，是我們半師半友的好領導。我們班還有體格魁梧的體育奇人李浩，他的心臟異常，在右邊，他為人豪爽、中學時在華北大運會上跑過四百公尺的前幾名，是我們班的體育委員。那時課後鍛煉是每日生活中必需有點艱苦的快樂事。

生活在這樣的集體裡，一切困難和煩惱也會慢慢自然融化掉。

至今我仍然清晰記得的是我班神童楊九高，當程民德老師剛開始講微分時，“處處連續處處不可微的函數”初學者很難找。一天下午我們班正在第一體育館邊操場上課後鍛煉，九高那瘦弱的胳膊吊在單槓上不動，口中卻念念有詞地講起四川話“我想起來了。”他找到了這樣的函數。這自然轟動了全班，也使五四級學生給數學系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們班同學中，我也深切懷念王君山同學，他是一位極其謙和和儒雅，有點詩人氣質、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父親是清華教授，母親原籍日本。王君喜歡音樂，有着極好的家教，平時言語不多，但當你有什麼功課困難向他請教時，他都會極耐心熱情地給你解釋幫助。他喜歡游泳，我這青海學生卻根本不會，就想跟他學。五五年暑假我沒回家，留在學校補課自習。幾乎每天下午，君山同學都帶我去頤和園昆明湖教我游泳，一招一式，划水換氣，終於我學會了，可以獨自游到十七孔橋外邊遠處。這種高強度的鍛煉，加上至今我仍堅持馬老校長倡導的終年冷水浴，使我原本極為瘦弱的身體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是大學四年使我終生受益的極大財富。我深切地懷念和感謝王君山同學，聽說後來他處境十分悲慘，命運何其不幸。

我們住在十三齋的大隔間中，晚上睡覺前歡聲笑語擺龍門陣，九高、君山、巢塵算三個詩人，崔顥、李煜、普希金、裴多菲的名句“昔人已乘白雲去，……”“假如愛情欺騙了你……”“生命誠可貴……”“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引來大家一片笑聲中進入夢鄉。

平靜歡悅幸福的生活，兩年半後就陡然然中止了，隨之而來的運動、風波、折磨、災難，一陣緊似一陣，再也不堪回首，中國數學界一度宣傳過楊樂、張廣厚、陳景潤，我想如果不是那麼長久深重眾多的災難折騰，說不定五四級的楊路（九高）、張景中、陳天權等優秀學生早就能有更大的成就了。

如今我們均已進入暮年，回憶起青春曾有過的美好歲月，但願能使我們減輕一些悲傷、失望，增添一些歡悅快樂。以平靜寬容的心情，緩緩地融和在夕陽中。

Email：guogujlm@hotmail.com

復旦大學 郭健民 2014 4 9

黃斑花

黃乘規

漫捲學子淚，

相離博雅塔；

謝慈悲，

皈依在蓮台下。

注釋了金剛妙法，

撰集了無窮佳話，

累得我兩眼盛開黃斑花。

教育貴在後勁

洪允楣

1954-1958年，我在北大數力系學習三年半，因錯劃右派提前離校。經過勞動，改行於機械設計一線實務，後來一直在工廠，與數學關聯甚少。但三年半中數學的感染和北大的培育，在我一生中的影響無法估量。

進校後從第一個學期起，數學知識就令我大開眼界。在程民德和陳永和兩位老師的話語中，“ε-δ”可以反覆咀嚼，其味無窮。“無論給定怎樣小的，總能找到足夠小的，使得……”，引導我的思緒細而又細地想象變量在一點鄰域中的狀態。後來學的實變函數則更細。幾個學期所學，使我見識各種數學概念內容之豐富，數學結構邏輯之嚴謹，沒想到世間竟有這等奧妙的學問！所學理論力學和普通物理，象是高等數學應用課。數學觀點確實深刻，數學工具確實犀利，它給人慧眼，助人洞察宇宙萬物。幾年間，我眼中的世界仿佛變了個樣，沒想到種種物理現象原來可以這樣去看！

各門課程的老師都不停留於“交”給知識，而是進一步“教”學生掌握各課程基本的觀點、方法及精神。江澤涵老師提醒從“不同變換下的各種不變量”的角度去理解解析幾何，引導我們對每種知識都力求用較高較深的觀點去認識。老師在大課上強調“是什麼、為什麼是”，習題課常常訓練我們思考“不是什麼、為什麼不是”。正反辨析使思維日臻嚴密，大膽質疑、善於質疑。老師們鼓勵我們獨立思考，發展“自己的”認識和體會，乃至“自己的”正例和反例。考試時，全部回答無誤不一定拿5分(滿分); 口試時加上不多一點點“自己的”東西，老師讚許的眼光就和5分同時出現。環境中“自由想象”之空氣甚濃。數學雖極嚴謹，其探索與創造卻非常自由活潑。我們學習的遠遠不只是定義、定理和習題解法，還有數學的精神及既認真又活躍的學問態度。表面上宿舍-食堂-教室-圖書館，簡單而枯燥，其實大腦活動很豐富而其樂無窮。周圍同學多數在中學裡是拔尖生，使我見識什麼是“孜孜不倦”。自愧之餘，我比過去用功多了。同學中許多數學迷，使我看到興趣主義也是人生一種不錯的活法。

離校改行機械工程。從北大帶來的數學基礎、邏輯推理(幫助我以理性思辨指導嚴謹實踐)和自由想象(誘發技術創新)，讓我“撿了個大便宜”，業務上一直很少困難。輕鬆之餘，興趣主導，比較用功。有不少業餘活動，都立足於實踐體會及事實資料，“侵入”到相關領域，成為各種“圈外人”。例如，1982和1992年出版的兩書，討論機械設計某些構思方法及定性、定量、直覺等技術思考方法，其主要內容言人之未言。又如，一種關於專利策劃方法的讀物編寫(及數篇討論文字)，內容有一定創新性和若干論戰點。該領域是技術與法律的緊密結合，於我是“遠距離出征”。67歲起結合退休後的“打工”實踐從頭開始學習有關法律制度，重評數十案例，到70歲45萬字交稿，只用了不到四年基本上是業餘的時間。對於這一類不超過中等抽象層次的課題，運用以北大的訓練為基礎的抽象概括、觀點創造及認真質疑，加上圈外人容易做到的不迎合、不固執，總能有所收穫。所以，我進了數學系還未入門就出去了，並不後悔，何況看來我本不適合搞高度抽象的“純”數學如拓樸（在校時我報的專門化方向）。

工廠工作屬於經濟門類。抽象思維能力幫助我不費力地學習經濟學概念並用於觀察經濟改革。面對改革中種種似非而是及似是而非，不感到“眼暈”; 對前景能有或近或遠的預感，在精神上不被動。此外，從經濟延伸到社會，延伸到對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及階級發育狀態的認識，使我從20世紀80年代起能逐漸地脫離不少知識分子中流行的空想民主主義思潮(姑且如此稱之)。這算是對57年問題的自我交代。

回顧數十年，北大三年半是啟蒙與引導，是訓練與薰陶，作為基礎極具後勁。我想，教育本應如此吧。

這是04年寫的短文，現作一些補充說明。

短文首先說了50年代就學北大的收穫。 反右離校後 ，60年代改行於機械工程，成了興趣飄忽的“雜家”。70年代後三十多年盡情享受北大教育賦予的“後勁”，不斷涉足不熟悉的業務，而退休之後則尤其自由。加之“每十年用自己的觀點編本書”，自得其樂，知足常樂也。所以，我彷彿不覺得反右被“打入另冊”之十分悲慘。

04年同學紀念活動之後一些年逐漸出現轉折，原本下一亇十年有信心做的，幾經努力卻不如意，苦於“跟不上時代”，並且對陌生知識的記憶力、理解力等似乎都薄弱了。

2012年患“房撲”住院20天后，被從未遭遇的心臟病“套牢”，之後又動了其他手術。注意力重點不得不轉到“養生”，這正是不少人早就勸過我的。80㱑了，這是蒼天的安排吧。

（本文選自《五十年情懷》作者進行了補充）

簡歷

1951 上海同濟中學畢業

1951-1954 上海市團委機關工作

1954-1958 北大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學習

1958-1992 北京無線電廠工作至退休

1958至今 技術公司顧問，兼事個人興趣

Email：hongym@126.com

1956年的幾件事

胡文瑞

入學兩年了，凡事都納入了正軌，按步就班。1956年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學校和社會的環境都比較寬鬆和諧。我應該算是一個追求上進好好學習的大學生，所以二年級時被選上了系學生會的主席。回憶這一年的大學生活，有幾件事值得回味。

一、參加管弦樂隊。北大的社團很多，而且自由出入。我從來沒有玩過樂器，也少有音樂的興趣。在物理系一位中學同學的鼓動下，頭腦發熱，一齊報名參加了學校的管弦樂隊。樂隊指揮發給我一把中號，並指定一周后大家要演奏一支樂曲。那時我們班的男生都住在十三齋的統艙宿舍中，第二天一大早我拿着號到旁邊的操場去練習。還沒有吹幾聲就驚醒了睡在操場東南角小房子裡的職工，他不讓我在那裡吹號。一周后樂隊集合，指揮要每個人單獨演奏一遍。我想，這主要是檢驗我的能力。好在經過我一周的努力，總算將樂曲順利地吹完，完成了入隊的第一步。以後，樂隊又給我換了一個樂器，叫我改吹拉管。我在樂隊沒待多久就退出了，留下了一段回憶。這是我在北大參加的唯一一段社團活動，北大社團的人性化管理也體現着北大的精神。

二、周末小飯廳的舞會。我們班的翁啟鈞同學喜愛音樂，拉得一手好小提琴。由翁啟鈞領銜組織了一個臨時湊起來的三人舞會伴奏樂隊，由翁啟鈞拉小提琴，還有我們年級一位同學（名字忘了）拉手風琴，我打架子鼓。我在56年下半年已調到校學生會，任副秘書長，可以方便地組織一些學校的活動。在我們三人有空的周末，就在小飯廳開始敲打起來。不用多久，小飯廳內翩翩起舞的人就越來越多。敲打的三個人盡興而奏，在場的同學們盡興而舞，調劑了一周緊張的學習生活。這種舞會完全是由興而發，自由參加，大家自得其樂。這種自由民主的活動也體現着北大的精神。去年我到珠海出差時，還與翁啟鈞一起回憶此事。

三、十一遊行。每年的十一遊行都是一件大事，學校行政部門花大力氣進行組織和安排。因為我在校學生會，所以參加了一些組織工作。十一清早大家從學校集合，坐車到沙灘老北大的操場，然後步行到天安門，走到西單解散，晚上在北海門口有車送大家返校。當時的北大學生會主席是哲學系的趙振江，他是隊伍的總指揮。在沙灘操場時，他把他的總指揮袖章給了我，他跑到天安門去觀禮了。這樣，我就成了北京大學遊行隊伍的總指揮。一路上聽從上面的指揮，或快或慢，或停或走，一直把隊伍帶到西單解散，完滿地完成了56年十一遊行的仼務。晚上在北海集合返校時，團委書記石幼珊還調侃了我幾句。像我這樣一個普通大學生，能當上一回北大遊行隊伍的總指揮，似乎也閃爍着一點北大的精神。

四、準備退學。我們年級休學和退學的同學不少，我準備退學完全是經濟問題。我父輩的家庭出身清貧，兄弟妹三人走了三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父親年青時受到基督教的教會培養，後來在海關工作時還一直參加一些業餘的教會活動。叔叔年青時投入陶行知辦的學校，然後參加共產黨的革命隊伍。姑姑青年時是工人。父親因參加教會活動的事在1953年被海關開除工職，全家生活陷於困境。我考入北大以後，吃飯不要錢，等於在經濟上給家庭一點解脫。1955年開始實行大學伙食自費，為了不給家裡增加負擔，我打算退學後出去就業，幫助家裡減輕經濟負擔。在此困難時刻，家裡的兄姐們勸我繼續學業，由大家分擔我上學的費用。好在不久由北京市和安全部聯合成立了北京編譯社，徵招我父親到該機構擔任西文組組長，這次退學風波才告結束。這次事件使我受教頗深，也更加珍惜在北大受教育的機會。

1957年反右前的北大，許多地方都充滿學校傳統的科學民主的氛圍。每天在宿舍、食堂、教室、圖書館之間緊張地周轉，間或下午下課後去操場跑跑步、打打球，學習和生活都充滿激情和愉悅。同學之間相互友好和融冾，總有些髙興的事。而1956年正好是大學生活的中期，有更多賞心悅目的事情留在懷念之中。

簡歷

1936年出生於上海，祖藉湖北武漢。

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大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至今，曾師從郭永懷教授。

1984年被選為博導、被聘為研究員、199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6年被選為囯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長期從事流體力學研究，在磁流體力學、宇宙流體力學和微重力流體力學方面有學術貢獻，曾應邀在美國、日本、香港等地作訪問教授，在許多重要國際會議上作邀請報告。目前是中科院力學所研究員、蘭州理工大學兼職教授。

通訊處：北京北四環西路15號， 中囯科學院力學研究所。

電子郵箱：wrhu@imech.ac.cn

燕園甲子情懷深

金和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這些年輕時的口頭禪，當時並沒有實際的感受。如今，從入北大算起，已走過了六十年，一個甲子，這是多麼漫長的時光，從風華正茂，矯健如飛的年華到現在的兩鬢斑白，步履蹣跚，然而就這樣匆匆地走過了，不得不感嘆，時間啊！過得真快！

一.憶當年

在這漫長歲月中，留在腦海里是一些跳躍的不連貫的畫面，最清晰的是學生時代，特別是大學時光。我入學時的學號是5401027，54級共分九個小班，我是第六班。女生共三名。

住：被分配在26齋女生宿舍，同一寢室的是同班同學孫荀英(後稱孫荀)、周芝英（後稱周芝）和七班的管楚洤（後稱管楚）。四人相處得如同姐妹，相當和諧。彼此從未發生過口角和不快，這最早的同窗友誼，直至今天幾十年過去了，雖然工作並未再在一起，然而再聚首時，仍然感到還是心貼心。

吃：第一年是供給制，吃飯不要錢，8人一桌，桌上用臉盆盛菜，飯廳中間通道放饅頭，米飯和湯，隨便吃。大家站着用餐，每個人的飯碗都是入校時學校統一發的（捷克製造的白搪瓷）碗，男同學是大碗，女同學則小一號。每個人用毛巾或布縫一個口袋，裝着碗和勺子，隨時攜帶（有的同學將碗袋掛在飯廳的牆上）走起路來發出叮叮咣咣的響聲，這個碗一直用了四年。畢業時，還須交回學校，那碗今何在？第二年停止了供給制，改為個人買飯票用餐（家庭困難同學可申請助學金），大飯廳按甲、乙、丙、丁菜設窗口排隊買飯。我和管楚的飯票合在一起用，每人每月10元。記得有一次宿舍被盜，我和管楚放在抽屜里的飯票全部被偷走了，因為是在月初，弄得相當狼狽，這件事驚動了校衛隊，他們來寢室調查，對寢室每個人都進行詢問，當天每個時間段的所作所為證明人等，誰也記不清楚，說不清楚，搞得相當緊張。好在時間不久，案子破了，一張告示貼在大飯廳門口（且有照片）是化學系（54級）的一位女同學在偷實驗室的秒表被抓住後，交代出還偷了我們的飯票。我很震驚並為她惋惜。因為那是我中學的同學，在我印象里她是文靜而有些才華的人，沒想到就這樣被學校開除了學籍，斷送了前程。

搶圖書館，占位子：記得校內的圖書館有第一閱覽室（西校門口的大圖書館），文史樓的第二閱覽室，第四閱覽室（印刷廠 ），第三是哪兒，不記得了。我經常與同學結伴去大圖書館，特別是晚自習，那裡特安靜，一張桌子對面坐六個人，桌面大，可放很多書，每人一盞綠色燈罩的檯燈，燈光柔和。因為去的人多，座位相當緊張。而且，我們幾個人偏愛圖書館的左拐角處的那張桌子。所以，為了要占那張桌子，晚飯常是在去圖書館的路上邊走邊吃。下晚自習後，幾個人說說笑笑地穿過美麗的南北閣（北閣：數學系的圖書館）、伴着月光奔回宿舍，很開心。經常一起去的記得有管楚、孫荀、程昌鈞；男同學好像有朱建士、王振東、尤炳榮、康繼鼎、曾錦光等。

穿：那個時代不講究穿。記得中文系廖靜文（徐悲鴻的夫人）穿着黑旗袍，頭戴一朵小白花，當時很是引人注目。西語系的女生打扮最入時，穿長的花裙子，每周六都有汽車接他們去參加舞會。其次是化學系和東語系的女同學。數學系的女生最樸素，很少穿花衣服，當時我們幾個女同學愛穿工裝褲（深蘭、淺蘭色）也算是別具一格有點特色吧！

課外活動：最開心的時刻是小班的男女同學組成排球隊，在男生宿舍（15樓）的小排球場上熱火朝天的廝殺，或在棉花地操場進行田徑活動。周末晚上在東操場經常有露天電影，但我很少看。

師生關係：上大課的老師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教授、老教授，同學對他們都是尊敬有加，只有丁石孫先生課下跟同學們談笑較多。記得1956年剛開學不久，丁先生請我們年級的同學去參加他和桂琳琳的婚禮，我們高興極了，大部分人都去了，記得好像是在俄文樓二樓的一個大教室里。那天最活躍的是九班的同學，特別是吳慶寶等幾個人搞得整個婚禮，熱鬧而不俗。記得當時還送了一個大洋娃娃，大家吃着喜糖，笑聲不斷。之後與丁先生的關係似乎更親近了。

大學的最後兩年是觸及了我那稚嫩的靈魂，身臨其境的經受了“科學、民主、自由、敢為人先的北大精神”撞擊着神聖的領導和無與倫比的制度。辯論、批判、扼殺，反右鬥爭是那樣觸目驚心，結果，是那樣慘烈。心靈深處深深烙下了“不聽話就要挨打”的烙印。58年畢業前夕，大躍進同時開展了“紅專”道路的辯論，狠批“粉紅色的道路”，不做“外紅裏白的大蘿蔔”，最後以中央發表的“革命青年要做黨的馴服工具”一文作為歸宿，導引我們這些年輕學子們步入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青春。

二.工作

1958年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科院力學所，直至退休，沒有更換過單位，但在所內，工作卻頻繁的變動。

剛入所時，與沈大來，范振民一起，由所人事處派往科學院主辦的科技校教數學，我們扛着行李到了技校後，屁股還未坐穩，一個電話就叫我回所，說“另有任務”。結果是當時北京市組建首都基幹民兵師，科學院成立一個排，各所均派人參加。點名要我所出一名女大學生，故而我前往“服役”。住在中關村17樓，早四點起床，晚十二點結束。扛三八槍，練習走步，正步走、齊步走、跑步走；擦、卸槍支、緊急集合、急行軍、打靶等。風雨無阻，參加完國慶節遊行檢閱後，以“五好戰士”“退伍”回所，時間已是11月份了。就這樣，我與沈大來，范振民從此分道揚鏢了。

回所後（文革前）分到第二研究室，土岩爆破組，後又調到中國科技大學（當時該校剛成立）做兼職教員，任理論力學課的助教（主講老師是鍾萬勰）。課程結束後，調回室當業務秘書，搞科技管理（課題制定、任務上下馬、計划進度報表、人員組建、後勤保證等等；只管民用，不管國防任務）。雖然是坐辦公室，但還是經常出差。由於是搞爆破，課題均與工程相連。任務組的工作條件非常艱苦且危險，我去工地深深感受到這一點。我曾到過蘭州金川露天礦，下過百米深的礦井，看到過當地老百姓十幾歲的孩子裸露着身子而無衣穿，也親眼看見全家就蓋一床棉絮，吃的是數得清米粒的稀飯湯。這些對我都觸動很大，深深感到我們國家的確還很窮，要奮鬥！我亦曾去四川成都，去慰問參與修建成昆鐵路的爆破組，隻身攔住去往工地的油罐車，去追趕剛剛轉移到新工地的同志們。在陡峭的懸崖與湍急的金沙江畔，及崎嶇蜿蜒的山路上顛簸，一個人坐在副駕駛位上7個半小時。親眼看到沿路上很多新墳（都是修這條公路時，犧牲的戰士）。由於地勢複雜，施工條件艱險，很多鐵道兵戰士剛參軍就拉到工地上來，有的是途中翻車，有的是遇到岩爆和坑道作業出的事故等等，犧牲了很多。當時，死的戰士就埋在路邊和山坡上（都稱他們是娃娃兵）。深深感到修建成昆鐵路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困難時期。我室一個組搞抗旱爆破打井。地點在河南新鄉大召營，十幾個人。為了傳達當時八位副總理的形勢報告，我要到工地去。順便也給他們帶上勞保用品，每人一雙解放鞋，肉罐頭（每人每月肉票半斤二人合買一聽）、餅乾（每人每月半斤糕點票）以及400多斤糧票和當月的工資。東西裝滿了兩個特大旅行袋（公家出差用的），扛在肩上着實分量不輕，本來就體弱的我，又有腰疼的病，因此很吃力。從上火車就坐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人太擠，都是農民、民工）且是慢車（快車此站不停）。路上很是辛苦。更糟糕的是，到了大召營站台，急速下了車，一下車就傻眼了。擺在眼前的只有一條不到一米寬的田間小路，根本沒有什麼“大馬路”（原來打井隊的同志來信說“大馬路”是開玩笑的）。我只得沿着這條小路，一路上見人就喊就問。那邊的人很有意思，每次回答時都說“往前走，過了前面的村子再有兩三里路！”就這樣，過了一村又一村，總是二三里路。從早上8點下火車，一直到中午一點多才到達目的地。當他們看見我突然出現時，都大吃一驚。他們沒有想到我會事先不通知他們就獨自跑過去，更為後怕的是，就在我行走的那條田間小路上，前一天還出現過“打悶棍”的。看到我帶着這麼多如此急需的緊俏的生活物品，的確有些後怕。當然，比起任務組的工地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又如我在做業務秘書期間，曾負責建爆炸實驗場（北京懷柔），在施工場地我和民工一起使用電風鑽鑽孔，結果造成我頭胎流產，致使身體留下後遺症。

文革後期（1971年）力學所“斗、批、改”，搞“一光、二廠、三應用”的體制改革。我從二室調到激光室（14室）搞CO₂電激勵激光器，負責光腔部分。組裡20幾人，從澆注混凝土實驗台開始，到激光器的機械加工及光腔調製，整天做實驗，幹了八年。正當這個組要將成果面向實際走上應用時，一個偶然的原因，我離開了激光室。

1978年初，我調到力學學會，學報室，直至退休。這次調動，完全是偶然和帶有戲劇性的。最初原因是1977年我幫孫荀英聯繫回京工作一事。當時力學學會正處於發展之際，急需一名搞流體力學方面的學會幹部。我得知後，就向學會同志極力推薦孫荀英，他們了解後，甚為滿意和高興，同意要她並且也安排了具體工作。正當雙方都滿意時，力學所人事處給了致命一擊的回覆：“沒有進京指標，解決不了戶口問題”。一瓢冷水澆下來，學會同志甚感掃興，我也感到對不起雙方，後接觸了幾次，看着學會同志着急火燎的眼神，我就愧對着對方說：“要不，我來吧！我是學固體的，可以搞學報，是否可行？”學會同志當即表示“可以，歡迎！”於是，所內調動迅速成功，就這樣，我調到了學會學報室。

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力學學會工作面臨着蓬勃發展，學會學報室人員很少，不可能做單一的工作。就這樣，在這個崗位上編輯加學會幹部融為一體。從1978年開始，直干到2002年退休，後又延續了幾年，總之幹了後半輩子。這是一個新的天地，是一個學術團體的機構，屬中國科協管，但掛靠在力學所，人員又是所里配置，雙重領導。這是一個新的服務崗位，相對自由一些。對黨委要求的事和會議，可以以忙學術會議為由而推脫掉。在這裡，近距離地接觸了中國力學界的奠基人、具有真才實學的學科帶頭人，也結識了一大批年輕有為的後起之秀。為這些人服務還是很開心，也學習了不少新的東西。學會辦公室也是干實事的集體，因此工作上總體來說是愉快的。在自己主管的分支學科（理性力學與力學中的數學方法；爆炸力學；工程爆破；計算力學等）專業組織，都是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而且逐漸擴大。尤其是“理性力學與力學中的數學方法”專業委員會的建立，它是錢偉長先生着眼於力學的未來發展，建立起來力學與數學兩大學科相互交叉結合的產物。最初是由十幾個人，以非線性力學為主攻目標，辦各種相關學習討論班發展起來，而今成為國內外定期召開的學術例會。每次都有數百人參加，年輕人不斷地湧進，科研成果頗豐，看着這一切，感到很欣慰。專家出思想，我們上躥下跳、東奔西跑地張羅，也算汗水沒有白流吧！其實，我們所做的工作相當瑣碎。力學學會和領導重視開展學術交流工作，國內外學術會議每年都有二三十個。為了達到好的學術交流效果，要求每次會議必須有會議論文集（後期無疑都是電腦排版，而且很容易）。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會議論文集是相當困難的。記得80年代初，在杭州召開第一屆計算力學會議。會議代表400多人，全部有論文。為了使會議代表能夠有完整的文字資料，決定請代表自印420份（油印）會前寄到學會辦公室，然後由我們編目，按序配頁，再請裝訂廠裝訂成冊（共計三大本）。最後，帶到會場分發。首先，將所有來的資料，按順序排好後，再起訂書釘（每份按二個計）就這一項工作，當時12個人齊上陣，幹了一整天，起下的訂書釘，撮了幾簸箕。此外，幾十個會議，每個會議最低要發三次通知。因此，一年就是成千上萬的寫信封、糊信封。這些都是自己干，因此，周六、周日加班，平日加點是常事。

又譬如國內召開的國際會議，除了正常的學術工作要安排之外，所有的會務工作，事無巨細都由辦公室同志自己完成，從不外包出去。如橫幅的製作，會標的製作，代表的胸卡，會議期間的餐劵等全部都要親自動手，我就在這些瑣事、雜事、小事中忙碌着。這也是當時改革政策所逼，我們學會算1.5線人員（一線——研究人員，要用課題費全部養活自己；二線——行政後勤人員，屬所里養；規定我們是部分養自己，大約要承擔70%），必須要處處精打細算。開國際會議是積累資金的重要渠道，因此注意每一個環節，如國際會議的會議茶點，賓館按每人每次20～30元收費，而如果我們自己搞（購買小點心和咖啡、飲料等）則只要5～10元/每人，而且比賓館承辦的還要好，於是，我們就自己承擔下來，不過很辛苦。另外，會議用餐人數是個很大的漏洞，而我們可以精確統計到上下差2～3人。更有甚者，有一次國際會議地點選在社會主義學院，為了解決食堂人力不足，我們還承擔了每次代表用餐後洗餐具的工作。當時，我是學會辦公室副主任，負責學報和室的財務管理。雖然學會理事會是有副理事長專管財務（司庫），但具體執行各會議經費都是獨立核算，具體運作還是室里具體負責。因此，我不得不在每次會議的預算、結算中操心，在這些會議的收支中斤斤計較。當時大家戲稱我是“金算盤”。

我的另一項工作是從1979年開始一直負責力學學報編輯、出版工作。學術把關是有主編和編委會，我只負責具體文稿處理和日常的編輯部工作，來往於主編、編委、作者、審者及讀者之間。幸有師兄董務民的指引幫助（董於1979年調出學會辦公室）。經過個人努力，倒也可以勝任工作。然而，一個章句小儒終不能使刊物至善。儘管如此，居然在當時設定的評價體系中，分別獲得過中科院、中國科協系統的自然科技期刊的一等獎，以及三部委（國家科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新聞出版署）組織的全國優秀科技期刊評比榮獲一等獎（1992年）、二等獎（1997年）。刊物曾連續獲得出版基金資助，個人也多次評為先進工作者。同時，力學學報還是最早從科學出版社獨立出來辦刊，並最早實現電子排版的自然科技刊物之一。今天看來，電腦排版已是家常便飯，人人都會做，算不了什麼。而當時的我，卻是在為實現這一目標苦苦奮鬥，費盡了心血。現在回憶起來，都是過眼煙雲了，一切都已過去。所走的路磕磕絆絆，所做的事也都是瑣事、雜事，充其量也只能說是為中國力學學科的發展做了一些鋪路性的工作。

三．歷經痛苦時刻

文化大革命時，我是室業務秘書。因為未去參加農村四清而留守在所里，因此兼任室黨支部代理書記。文革初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疾風暴雨來臨之際，頃刻被打倒。罪名有：“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修正主義苗子”、“階級異己分子”、“張勁夫（院黨組書記）、楊剛毅（所黨委書記）的大紅人”、“對抗紅衛兵運動”並戴高帽（80公分高）遊街（在中關村主幹道），是當時力學所十個遊街的“走資派”最後一名。當晚，被室里開除黨籍，真是奇恥大辱！在“清理階級隊伍”階段時，又莫名地當做“特嫌”被成立了專案組，隔離起來。那時，在所里形影相弔，承受了最艱難的孤獨時刻。自尊心很強的我，真有點受不了，頭腦里想過“以死明志”。倒是毛主席的那條語錄“我們要相信群眾，我們要相信黨……”這個虛幻的理念給了我支撐，決定咬緊牙關，堅持！現實是：發動起來的群眾，正在互相撕咬，莫名其妙的罪名正是在這些人中噴出，很難讓人相信，只有等待黨了。文革後期落實政策開始，從開始到落實政策辦公室要撤離，我一直苦苦地等着他們來找我，始終未見領導找我。一天，我無奈地走進黨委書記的辦公室，詢問：“為什麼還沒有對我的‘問題’給出結論？”黨委書記（藺其中）以輕蔑的口吻冷冷地反問我：“你有什麼政策好落實的？……一個共產黨員要經風雨見世面嘛！”多麼輕鬆的回答！我無言以對，心想：你們當官的，都一個個的作出結論，說什麼“推倒一切不實之詞……”“還本人以清白”，怎麼到我這裡，就沒有“落實”之說呢？我愕然，停頓了片刻，轉身憤憤離去，當我走到樓梯口時，耳邊想起了國際歌的歌詞“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我釋然了，我真幼稚！

父母親在文革期間受牽連，所紅衛兵不僅抄我中關村的家，還去城裡抄了我父母親的家，文物、字畫、照片、郵票、衣物及首飾、家具等，所有財物全部洗劫一空，最後交給街道居委會私自散盡。更有甚者，時間已到（1985年）改革開放時間，以北京市落實出台房屋政策為名（因文革期間擠占了房屋無法騰退）就讓房主搬離並租住到所安排的公租房（樓房）去住。粗看，是關懷，實際上是巧奪了他們賴以生計的祖產（四合院一所）。父母親在文革期間，剛剛經受了紅衛兵的皮鞭、“強勞”的待遇，尚驚魂未定，經此“落實”，不得不感激涕零，沒有講條件的餘地，也不敢講，只得按着政府的自行作價拿着捌仟捌佰余元的房屋折價款，拱手讓出了房屋。然而，他們心中是無限的憤懣和疑問。我們做子女的雖然加倍地盡孝心照顧，也不能撫平他們心頭之痛，最終淒楚地離開人世。老百姓就在這些人為的苦難中，傾家蕩產，用盡欺騙的伎倆，巧取豪奪！真是好一個經風雨、見世面！

而今，每當回憶這些，心中仍隱痛不止。

四．退休之後

1996年應該退休，但因工作需要又持續工作了一段時間，直到2002年才正式辦退休手續。即使辦了手續，還在一直幹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參與編寫《中國力學史》、《中國力學學會史》、《錢學森文集（英譯中）》等審校，及中國科協下達的中國科學家的採集工程《鄭哲敏學術成長》的工作。

儘管如此，畢竟空閒的時間多了一些。最初也熱衷於搞一些女紅活計，如做布藝、十字繡，還上了6年老年大學，學習寫意畫。另外，思想上也在琢磨一些事。關於“史”方面.恰逢德高望重的李佩先生（郭永懷先生的夫人）組織中關村論壇講座（幾年前的事，現已停止），聆聽了一些有識之士的報告，涉及各個領域。他們以翔實的史料、精闢的分析、遠見卓識的見解給人以啟迪。再加上一些資料的閱讀，原本想輕輕鬆鬆的反思，想活的明白、自在，讓靈魂純淨。實際上，卻並不輕鬆。感到過去很多事，並不了解真相。驚詫之餘，不免感到自己年輕時天真、幼稚、盲從，當了多年的馴服工具。然而，雪泥鴻爪已留下，歲不與我，就此了了。

相識一甲子，燕園情懷深，當年十七八歲的少男少女，如今己到了望八之年。祝同學們身體健康，頤養天年！

簡 歷

1950-1954 輔仁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後改北京女六中）初、高中學習、畢業

1954-1958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學習，畢業

1958-1977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第二.、第十四研究室工作

1978-2002 中國力學學會.學會學報室工作

2002 退休

通訊處：北京朝陽區大屯路科學園南里316樓605

郵編：100101

電話：010—6487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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