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個叫王晴的女人，與她初次接觸打交道，如果是在她擔任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長時，那就可能給你留下這樣的印象:她是一個做事幹練、雷厲風行的女強人；如果是在國內貿易部的辦公大樓里見到她，面對科技司司長王晴，跟她談公事，最好把各種數據圖表都準備妥了，要不然，她會用一連串的問題把你問倒。再稍稍打聽一下，或許就會得知，這位科技司司長可不簡單，她是中國第一個完成學位如期回國的雙學位碩士，曾是軍馬場的女知青。當然，你可能還會十分吃驚地聽到某位深知底細的人悄悄對你說一個秘密:“知道嗎？她的父親是誰？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王晴原名叫劉平平。”

那時的劉平平，的確是一個幸運的孩子。她的母親王光美與劉少奇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結合不久，就在全國解放的喜慶鑼鼓聲中來到當時還叫北平的現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於是，在1949年5月13日出生的這個女孩，就有了一個頗具紀念意義的名字———平平。

劉少奇、王光美與劉濤、劉平平
由於父母工作繁忙，平平生下來就由外祖母照看，她是在外祖母捐出家產宅院辦的潔茹幼兒園長大的。等到她長大幾歲上小學時，就又回到了父母身邊。

在這所寄宿制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裡，身為共和國主席女兒的平平，和同學們一起度過了新中國建立以來經濟最困難的幾個年頭。餓肚子的滋味讓她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那時，他們這些小學生也和大人們一樣三餐見不到細糧，就連豆面、燕麥，也只是個半飽。在劉家度過大半生的陳阿姨想起那時的情景，感慨地說:“每到星期天，幾個孩子都餓狼似的，把家裡所有能吃的東西一掃而光，媽媽心疼地流着淚，把自己碗裡的飯分給孩子，可到星期一，又催着孩子們快走。連老師都建議，孩子正在發育，別住校了。少奇同志一句話擋住了:‘讓他們知道挨餓的滋味，長大為人民做事的時候，就不會讓人民挨餓。’”

其實，即使不在困難時期，劉家的物質生活也非常一般。那時候，劉少奇同志的工資是404元，王光美則是120多元，要養活孩子和阿姨7個人，經常還有親戚朋友往來。很長時間，孩子們每月的零花錢只有2元，除了吃飯，幾乎沒有零食。有時只有一個蘋果，由母親作主，把這個唯一的蘋果切開，少奇同志一半，最小的女兒小小一半。

工作人員覺得劉主席家太艱苦，就想了一個辦法:因為工作人員有夜班費，那麼，主席天天熬夜更應該有，就加上了。沒想到，此舉後來被少奇同志發現，硬是退回去了。

在中南海福祿居前合影。（左起：亭亭、劉愛琴、王光美、濤濤、平平。前：小小）

9歲那年，爸爸交給平平一封信，讓她送給媽媽。她自己倒汽車、擠火車，又步行十幾里，趕到在農村“蹲點”的媽媽面前時，媽媽愣住了，怎麼讓這麼小的孩子專門來送一封信？

等她拆開信一看，才曉得這是少奇同志教育與培養女兒的一次實踐，以此鍛煉她的能力。

留在平平記憶里童年唯一的特殊，是和中國第一代革命家們的接觸。她兩次和父母一起上廬山開會，平時也有許多機會見到領袖們。在她的眼裡，他們都是親切隨和的叔叔伯伯。

毛主席最愛逗小孩兒，一見到平平他們，就用手指做一字狀、圓形和“人”字說，這是平平、源源和亭亭。她和主席在一起看京劇《鐵弓緣》，武打中，關肅霜扮演的角色將槍踢給了對方，平平天真地問:“怎麼把武器送給敵人？”

毛主席連連稱讚道:“有階級鬥爭觀點，將來可以當中國的女總理。”

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見到她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改名，叫京京！”因為原先叫北平的這個北方大都市，現在已改稱北京，成了全中國的首都了。

劉平平和周總理接觸較多，關係也格外親密。1963年的一天，總理突然打電話讓平平和幾個弟弟妹妹去打乒乓球，他陪着孩子們玩了整整一個下午。孩子們玩得很開心，然後，周總理又派人把他們送回家。此事過去很久，平平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原來，總理從情報部門得知，當時正在柬埔寨出訪的劉少奇主席那天下午面臨一場謀殺，為了防止萬一敵人對劉少奇子女也進行攻擊，他就在採取措施的同時，把孩子們也叫到了身邊。由於措施及時，劉主席安然無恙。消息傳來，總理才放心地讓孩子們離去。在送孩子們走時，周總理語重心長地對平平說:“要好好地愛你們的爸爸。”

領袖們在孩子面前流露的普通人的愛心和天性，對平平的成長產生了極好的影響。小時候起，她各方面的表現就十分出色。品學兼優的她從幼兒園到“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官”，班長、中隊長、大隊長，甚至宿舍的舍長。這就是她的童年，一個紅色的童年。

1966年，轟轟烈烈的“文革”爆發時，16歲的劉平平也是一腔豪情，誓死捍衛毛主席，要與“帝修反”鬥爭到底。運動初期，紅衛兵組織還把一直是學生幹部的她推出來，當了頭兒。平平與同學們一起，雄赳赳、氣昂昂，刷標語、穿軍裝、唱造反歌、“破舊立新”。

只是出於善良與人道的本能，平平比同學們多了幾分冷靜，她不贊成打人、搞武鬥，而在其他諸多的“革命”行動中，她則總是身先士卒，沖在前面，是名副其實的紅衛兵領袖。

家裡人中，對平平照顧最多的是從小把她帶大的外婆，她們之間格外親密。可平平一旦認定外婆房裡的青花瓷器是“四舊”，也毫不留情地一件件抱出去砸了。

這件事給平平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她說:“多少年以後，當我回憶往事時才發現，這段似乎最為神氣的紅衛兵經歷，卻和少年時代挨餓的滋味一樣，刻骨銘心地留在了記憶里。”

1966年年底，平平與紅衛兵戰友們一同外出串聯，可等她回到北京，卻發現自己最尊重的父親已經成了批判對象，要求她退出紅衛兵的勒令，一串串接踵而來。

1967年1月6日，這天，師大一附中紅衛兵突然安排召開批判“黑苗子”劉平平大會。劉平平被迫走上講台，用十幾分鐘作了一番檢查。她實在無話可說，而且從心底里感到委屈與傷心。在作了檢查後，她沒有按在場的紅衛兵要求，一直不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批判會開不下去了，又突然通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要和她談話，卻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了人質。陰謀是這樣的:把劉平平引出校園後，有人就把一個電話直接打進中南海國家主席的家裡，說劉平平因為在學校受批鬥極度傷心，返回時被汽車撞傷。

這個消息震驚了劉少奇全家。還是王光美心較細，她親自接過電話詢問處理措施，聽說打了強心針，她產生一絲疑慮:搶救方法不對呀！於是，她就擋住劉少奇，沒讓心急如焚的劉少奇外出，讓源源和亭亭先去看看。結果劉家的兩個還在讀小學的孩子一到醫院，就被扣住，那些人還逼着亭亭給家裡打電話，說姐姐不行了。當時才七八歲的小亭亭嚇壞了，剛拿起電話叫聲“媽媽”就哭起來。家裡以為出了大事，劉少奇同志執意和王光美一起來到醫院。

精心策劃了“智取王光美”的紅衛兵，沒有想到少奇同志會一同出現在醫院裡，一下子全愣了。還是源源反應快，跳起來大叫:“媽媽，這是一場騙局，他們就是為了抓你！”

王光美果斷地把劉少奇推進汽車，讓司機快走。

幾個月後，1967年10月13日的深夜，中國兩位在“文革”期間成了兩個陣營代表人物的毛澤東與劉少奇，他們的最後一次談話就是從劉平平負傷這件事開始的。

毛主席與劉少奇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問:“平平的腿好了嗎？”事實卻是，劉平平的腿沒有傷，而其父親劉少奇的政治命運走到了最後時刻，作出這個致命判決的是劉平平曾誓死捍衛的偉大領袖。

父母的厄運終於成了事實，共和國主席的女兒最終把一顆迷惘的心投向書籍，尋找答案。那些日子裡，空蕩蕩的北京圖書館裡，管理員常常看到有個姑娘專心捧讀的身影。

原先要好的同學們早已和她這個全國最大的走資派之女保持距離，妹妹們還小，只有比她小一兩歲的源源是唯一可交流想法的對象。幾乎每天晚上，姐弟倆都相約到天安門廣場談心，從馬克思談到毛澤東，從巴黎公社談到秋收起義。天安門紅牆下，兩個天真的中學生感到在中國已是萬般無奈，他們甚至想離開這個國家，參加援越抗美，獻身國際無產階級運動！

1968年的新春，對平平毫無溫暖可言。爸爸媽媽早已不知道被隔離在哪裡，姐弟幾人分別住校，連最小的妹妹小小也和趙阿姨一起被趕出中南海。3月26日，平平突然被關進北京衛戍區監獄。進去以前搜身檢查，甚至把發卡、褲帶也拿走了。起初天天提審，追問家裡的一些事情，到後來，再也不問什麼，日以繼夜地被關在幾平方米的單人牢房裡。

19歲的平平先後被換了三次監獄，整整過了18個月的痛苦日子。

後來，平平又像同時代的學生一樣上山下鄉。她的知青生涯是在山東的一個軍馬場度過的。她說:“那段時光給我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印象和感覺。”

平平用十分懷戀的口吻回憶道:“軍馬場分配我做鹹菜，我扛過200斤重的大麻袋，咸鹽蜇得手腳裂口，但我生活在人和自然中。山東的人很厚道，那裡是黃河入海處，一望無際的草原，奔騰不息的大河，我能長久地置身這樣的景色中一動不動，仿佛和大自然融為一體。”

粉碎“四人幫”，劉平平與她的弟妹們才回到了北京。他們的父母還沒有解放，含冤而逝的父親的骨灰也還不知去向。但是，他們劉家的幾個子女，不光被允許參加剛剛恢復的高考，還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學，成了改革開放時期的第一代大學生……

學有所長的劉平平有機會到美國去深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王晴。出國時，劉平平已經31歲，國家規定她在5年裡拿到學位，可1986年她回國時，已經拿到4個學位:家政系食品專業學士、食品營養科學碩士、食品營養碩士和營養教育博士。

回京後，作為王光美的長女，平平一邊跑媽媽的釋放，陪媽媽治療，一邊以高分考取了公派留學。當她在大洋彼岸的紐約亨特大學上第一課時，竟然激動得夜不能寐，給媽媽寫了一封長信，暢敘多年求學終如願以償的喜悅心情。

平平的博士學位指導教師、美國國會議員卡索教授，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評價她:“王晴是我最優秀的學生，她有一個偉大的國家，並且肯定有一個偉大的前途。”

值得說明的是，卡索教授是在看了《紐約時報》的報道後，才知道王晴的真實身份。他在給平平的電話里感嘆:“我現在知道你學習的動力來自哪裡了。"

1985年，平平回國探親，對國內的變化十分吃驚。農貿市場鮮活食品應有盡有，商場裡各種商品琳琅滿目。已當上了副省長的弟弟劉源，談起基層的發展，更使她感慨萬分。

在美國求學的最後一年裡，朋友們都感到平平的明顯變化。王晴不愛說話了，她把更多的時間用在圖書館和實驗室。幾年後，在國內，平平才談起這一段的心態:“中國應該走哪條路，中國的事情應該怎麼辦，1985年我回國一趟後，就堅定認為，我再也沒有權利說中國該怎麼樣了。中國的變化里許多人有份兒，卻沒有我的一份。同齡人中，特別是同樣家庭出身的人當中，我認為自己是幸運者，活了下來，有家庭有孩子，還在國外讀了博士。我缺少的是貢獻，我決心把自己一直構想的東西儘快變成現實。”

平平對我國的飲食習慣、結構、供應體系進行了研究；在國外，她從“熱狗原來是涼的”開始注意西方飲食。經過比較研究，她認為，中國人平均壽命較長，證明我們的飲食結構比較科學。因此，與其改造人，不如改造食品，而且必須建立在符合原有飲食習慣的基礎上。通俗地說，就是不做麵包做饅頭，不做蝦條做油條，不做牛奶做豆漿，但小作坊式的生產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生活節奏，食品工業化是個重大問題。中國食品製作的複雜性決定了其工業化的難度。

怎樣使傳統食品工業化生產，成了平平的一個重大研究課題。她以此命名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並且決定從豆漿入手，付諸實踐。

在美國的最後一年，平平做完了全部前期工作，回國就直接進了豆製品廠。老趙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裡，平平是我們家回來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八九點，十一二點回來是常事。生孩子在醫院裡，還找人說工作，休息一個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條豆漿生產線投產，袋袋濃鮮豆漿一上市就成了搶手貨。與此同時，平平的論文在美國順利通過，指導教師說，這是唯一一篇理論實踐同時實現的論文。

食品研究所在北京的機構改革很有特色，平平講的卻都是問題。1988年，她制定了一套旨在獎勤罰懶的改革方案。方案出台後，一個工人鬧到所長辦公室，揚言要跳樓。王所長一點兒也不怵，講明道理後說:“跳吧，你這樣毫無意義地死去，恐怕連追悼會也沒人給你開！”幾個月後，包括這位工人在內的大多數人，都嘗到了改革的好處。

值得欣慰的是，她得到了社會肯定。平平自豪地告訴我們，她是北京市勞動模範、“三八紅旗手”。她開心地說了一句笑話:“源源一輩子都想得到的勞模，讓我先得到了。”

她改變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參加工作後，嚴肅聲明:要我做什麼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絕利用我的社會關係去辦任何事。但是劉平平也好，王晴也罷，她卻永遠擺脫不了父親的影響。和“文革”中擺脫不了家庭厄運一樣，平平時至今日擺脫不了這種苦惱。但是，和公平最後屬於她的父母一樣，歷史也會同樣給予她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