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一段頭朝下腳朝上的歷史 徐光耀 “興高采烈” 自建國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實在是美好的,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社會治安良好,各條戰線欣欣向榮,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級幹部清正廉潔,黨群關係魚水情深,舊社會的惡霸、土豪、官僚、黑幫,一掃而光,小小一陣風,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黨的任何號令,無不四海風從。 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各地報紙,仍是一片連一片的大好消息。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單這充滿詩情畫意的兩句話本身,便很讓人喜歡,“百家爭鳴”,何等動聽,“百花齊放”,何等燦爛。粗看一下它的內容,無非是給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氣、文化環境,包括創作思想、學術氣氛,搞得更寬鬆、更活躍罷了。建國七八年了,幹部更成熟,人民更覺悟,黨的絕對權威極為鞏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擴大,豈非順理成章的事嗎?抗日和打老蔣時期,我們天天高喊民主自由,現在要把承諾兌現,看來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開放了。誰個——尤其是知識分子——能不歡天喜地呢? 隨着“雙百”方針的發布,黨又提出了整風。黨已盡夠偉大,但還存有缺陷,還有陰暗面,還不適應執政環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麼辦?號召“鳴放”,給黨提出批評,幫黨改進,使黨更完美。不知別人,我一聽就喜歡到骨髓裡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見不敢吐露,而是感到這麼一來,黨就真的會使我們的國家超越歷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達到空前的繁榮富強。這怎能不激動人心! 在這麼火熱的氣氛中,總政文化部創作室全體開會,宣布“鳴放”開始。會場上人人笑容滿面,一派祥和輕鬆。然而,發言雖說踴躍,“火力”實在不猛,且多數與本單位無太大關係。 惟一“火力”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創作室的正式成員,他從小要飯,要飯要到八路軍那裡,同志們說,別要飯了,當兵吧,共產黨就是為窮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丟下討飯棍,成了紅小鬼,從衛生員一步步熬到軍醫,也提高了文化。在進軍西藏途中,眼見無數戰友艱苦卓絕,大受感動,寫了個中篇小說《雪山英雄》,出版後頗受歡迎。他再接再厲,又結構了一個新中篇。創作室發現他是個好苗子,為成全他的作品,便暫時借調了來。他也像我一樣,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傢伙,自恃根正苗紅,便放膽“鳴放”說:我見過一些壞幹部,吃着國家的飯,整天鬧自私自利,就像棗樹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處啃吃人民的財產。有些更可惡的,簡直張着血盆大口,公開吸食民脂民膏。說起這些蛀蟲來,我真恨不得拿機關槍嘟嘟了他們! 大家的“興高采烈”是否已達到“頂點”,當時誰也不曉得進行比量。在宣布“鳴放”結束的那次會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給大家一個任務,他說:“‘鳴放’是結束了,可每人還得交一篇‘鳴放’文章,把你們已經說過,或沒有說完的意見,再用文字表達出來。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題目。”我急不可待地說:“我怎麼寫?大家都見了,我根本沒有意見呀……”不等我說完,虞棘就連忙又擺手又搖頭,“不管不管不是說了嗎,死命令。有沒有意見,都必須交文章,誰都一樣。”老實說,自打參軍以來,這還真是第一次聽到“死命令”。好吧,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自己去想辦法吧。 在家裡絞了兩天腦汁,忽然想到部長陳沂。陳的領導,我素來覺得有點家長作風,而社會上時露苗頭的文藝教條主義,也導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這些“公害”,都有使文藝脫離群眾的危險……就這樣,腦子裡一步步生發開去,一條湊一條,終於把文章湊成了,題目叫個《海闊憑魚躍》,副題是《向部隊文藝領導獻上我的幾點淺見》。為給寫長篇擠時間,匆匆抄正發出。 過了不幾天——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敲響了反右的戰鼓,又過了八天,《海闊憑魚躍》在《文藝報》登出,白紙黑字,斧頭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許世故一點,我也許能避過這次失足。因為已有徵兆,足夠使人警惕。是侯金鏡來到了我住的大耳胡同,在談及《文藝報》的內部情況時,他感情複雜地說:“這一回,唐因、唐達成、侯敏澤幾個,恐怕要吃虧。他們說了不少‘出界’的話,至今勢頭挺盛,這麼下去,會栽跟頭的。”我聽了不免着急,問他:“為什麼不提個醒兒,幫他們一把?”侯說:“不行啊,你一說,他們會在會上揭你,說你破壞‘鳴放’。”接着他又說,本來他也想說說的,可張光年不讓,至此,侯把拳頭往腰後一掖,說:“張光年要保持我這個‘拳頭’,到時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時太自信,太痴愚了,連這麼明顯的“引蛇出洞”的警鐘,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後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較為謹厚,有山東漢子之風。我們雖無深交,也絕無私怨,他從哪裡找來“死命令”這一招數的?若說是“惡作劇”吧,虞棘似不是這種人;若說是支部故意設計,而同時上當的還有魏巍和胡可,他們都有“鳴放”文章出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寶書五卷,拜讀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時的偉大領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對像創作室這樣冷清的“鳴放”,是不能滿意的。他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好來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毛澤東選集》第5卷425頁原來如此“死命令”乃整個戰略部署下的戰術發明,你還往哪裡逃呢? “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是反右運動興起之後,普遍流行於大小報刊的一句話。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類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殲”。一旦入“海”,即使你以頭搶地,哀告求饒,都不管用了,必要掃盡你的斯文,剝盡你的尊嚴,辱盡你的人格,罵你個狗血噴頭不可。其實,泛過這個“大海”,用不着再勞動改造,已盡夠使人“脫胎換骨”了。 “反右”開始,“要拿機關槍嘟嘟共產黨”的樊斌,自然首當其衝。可憐這個小要飯的,大概在舊社會也沒有被三十來人圍着臭罵過。“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槍“嘟嘟黨”,開頭還算是“出界”,經過三批兩批,很快都變成了“對黨懷有刻骨仇恨”、“瘋狂向党進攻”按理說,誰個心中都明白:樊斌想“嘟嘟”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壞幹部。這個“個別”與“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調換,壞幹部都成了“共產黨”。與會的多數人在戰爭中鍛煉多年,原則性原本很強,竟無一人包括我覺得這有什麼不妥。悲劇就這樣“順利”而反覆地循環。在這種局面下,樸實而木訥的樊斌,全無一言可辯,只能認罪低頭,不幾天便“斗熟”了。最後,黨籍軍籍雙開除,戴上右派帽子,發往雲南麻風病院“改造”去了。 軍外大舞台 “人民戰爭”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燒到部隊來。一日,創作室的黨員幹部奉命去參加全國作協的“黨組擴大會議”。我那時真是閉塞得該死,竟而全然不知這個“擴大會議”是幹什麼的。直到卡車開到王府大街文聯大樓門口,有人說“丁玲來了”我忙問“在哪裡?”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陳明攙着戴墨鏡的丁玲,徒步蹣跚而來。我急忙跳下車廂,跑過去把手伸給丁玲,說“你好”丁玲沉着臉不吭聲,也不伸出手來;而陳明的眼睛裡聚着一團惶恐和疑懼。我這才恍惚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兒,急忙反身跑回創作室的隊伍,傻呵呵地一同進了大樓。 黨組擴大會議的會場,設在二樓圓柱大廳,不大規則地擺着些桌椅,說不上哪是主席台,靠東牆有兩張“課桌”,幾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裡。就風格論,很有點散漫自由的民間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躍的,自然有周揚指為有“大功勞”的劉白羽以及邵荃麟、詩人郭小川等等。不知為什麼,周揚卻坐在一個角落裡,不是後來他偶然插話,我還以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陳明共一張“課桌”,陳企霞坐在另一個地方。另有幾位格外苦臉低眉的,如馮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這天搶占發言先機的是方紀,他那時在天津作協負責,正當壯年,身材高大,口才極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勢,加強了他揭發問題的轟震效應。他說:天津文藝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與陳企霞關係密切的××,已低頭認罪,並揭發了一個“駭人聽聞的”、“大的反黨陰謀計劃”,說:丁玲計劃在即將召開的文代會上“公開退出作家協會”這是令人“全身發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國文藝界的”狠毒陰謀! 我驚愕,我痴呆,我腦袋裡轟轟亂響,但還不曾弄到魂飛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陣,在新奇感和震顫感遞減遞消之後,忽而敏感了起來,在方紀列舉事實過程中,牽連人數之多,最叫我驚心。依稀記得被點名的有:艾青、馮雪峰、李又然、聶紺弩、胡考、唐達成、鍾惦、孫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還提到陳企霞有二百多學生,等等。至於丁玲和陳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這個發言的威懾力,實非尋常。 反右進展到當前階段,“點名”已成為一種請君入甕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證明。方紀的發言,很明顯把會上的“火候”提升了一個高度,如他自己所說,是“突破性的”。此後不久,郭小川有個發言,更把“點名”帶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個好人,口碑至今不壞。但他在批判馮雪峰時,一開口就嚇人一跳。他說他懷疑馮雪峰到底是不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如果不是,骨子裡又是什麼?為證明這一“立論”,他念了一個為馮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單的一共十七人,他們是: 胡風、姚蓬子、韓侍珩、馮達、黎烈文、孟十還、彭柏山、劉雪葦、吳奚如、潘漢年、蕭軍、尹庚、丁玲、陳企霞、顧學頡、舒蕪、張友鸞。 郭小川解釋說,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務、叛徒、右派、反黨分子,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動的人。說馮從“左聯”時代就與這些人“像影子一樣離不開”,一起發泄對黨的不滿,與黨鬧對立,或是進行瘋狂的反黨活動。郭小川還引申說,“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幹部那樣,拿着這張社會關係表去談工作,我看哪個機關也不敢收容的。”這話自然很不錯,然而,若按此“標準”也套一下周恩來,給他也列這麼一張社會關係表,又將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認為,還應在此贅上一筆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馮雪峰與胡風的關係時,說了這麼一句話:“馮雪峰胡風利用了魯迅的生病的身體,那幾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魯迅病重甚至連話都說不出來的情況下通過發出的。”我覺得實在太過分了,不但不講道理,也不通。我真想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會議都必須參加的丁玲,自始至終地與陳明坐在一起,聽着各種各樣對她的批判、侮罵、作踐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隱忍,她的入地無門,我這枝禿筆是沒有辦法寫出來的。曾幾何時,她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從延安來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斯大林獎金獲得者,偉大領袖曾譽之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轉眼之間,變成了“反黨陰謀家”、“野心家”、“極端卑鄙的個人主義者”,被當面斥之為“落水狗”、“楊蔭榆”、“莎菲”,乃至“鳳姐兒”、“奸臣”……新中國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陣營里的“階級鬥爭”就打成了這樣! 在一次會上,我親見許廣平指着馮雪峰的臉,罵他“心懷鬼胎”、“不知羞恥”,幾乎聲淚俱下地指斥他說:“那時魯迅正病得厲害,你還去絮絮叨叨,煩他累他,說到半夜,還在糾纏不休,你都想幹什麼?……”仿佛馮去找魯迅,真箇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馮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張慘青的老臉,憋漲着怎樣的痛苦啊這位五十五歲的駝背老人,領導過“左聯”,參加過長征,蹲過上饒集中營,奉黨命去做魯迅的工作,為革命赴湯蹈火大半輩子,他怎麼會想到,忽然之間就成為如此為人唾罵的右派呢? 人們絕對相信,從許廣平的一生來看,無論怎麼說,她都是革命陣營中的一位志士。豈但她,其他被邀來的黨外文學巨擘,也都或長或短、或輕或重地發過言。他們往日在舊社會、與國民黨作鬥爭的時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節,從不胡說八道的,如今卻順着大勢,做些連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謂“批判”,捕風捉影,胡亂扣些“帽子”。有人說,中國文人自古就有個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懸霸主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墮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現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亂的情況。特別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醜詆,互相撕咬,最無可奈何時,甚至互相欺詐,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說得好:“整個國家像中世紀的羅馬競技場,奴隸撲殺奴隸,以供奴隸主取樂;奴隸撲殺奴隸,為求自己得以苟延殘喘。”話雖苛苦,情形確是這樣啊。 但也有一個人與眾不同,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發言最具個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貫風格。聽內容,名為批丁、陳,實則頗多弦外之音。他說:“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說我當作協副主席,是把我抬得過高了。我說,並不高。”接着,他就說了幾件在重慶從國民黨手裡救作家幫作家的事,然後自問自答,“我不是在這裡表功,更要緊的是解放後我可曾拿這些當做資本,爭取當作協副主席沒有?沒有我在重慶團結過作家,我有資格當作協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會向首長們吹噓自己,讓我做副主席。” 他還談到要尊重民間藝人,要幫助戲劇曲藝的發展,要重視侯寶林。最後落到“要團結”,做到“人人能夠不猜忌,不虛假,不狹隘”,“大家都說真話,不背後嘀嘀咕咕”。 他的話,說不上石破天驚,但確乎是格格不入,不記得有什麼掌聲,不過,人人都聽得很提神。老舍畢竟是老舍,在這樣的會上這麼說話,也就難怪他後來要跳德勝門外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話細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處,有些話,是頗涉黨的秘密的。會上常批馮雪峰等人向黨外“泄露秘密”,那麼,是誰向老舍泄露過呢?可當時誰也想不到要去追究,這就更加耐人尋味了。 “花絮” 人生大舞台畢竟是豐富多彩的。在壓抑緊張氣氛中讓人破顏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現過。我首先要說的是艾青。艾青雖然很早就同丁、陳一樣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態度一直很悠閒,似已超脫紅塵了。每聽見逗樂及滑稽話頭,他絕不掩飾,也絕不控制自己的笑容。為此,常有人罵他“不老實”、“不嚴肅”,但他仍照笑不誤。有一次,主持人拿他開刀,選了他一段“自我檢查”稿,念給大家聽,其中有一句“那時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鬨堂。主持人氣憤已極地說:“這個所謂的‘檢查’,明顯是他老婆代寫的,他看也不看,就這麼原封交上來了。這對黨是什麼態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氣憤,亂鬨鬨喊抗議。可你瞧艾青,臉上意氣洋洋,照舊浮着一層微笑,意思說:“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有位詩人說過,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獄的瓊瑤”,大概就是這樣的了。 我所經見的最後一件“花絮”,不太輕鬆,反而構成會上的一個大浪,也是給我的第二次“點名”。陳企霞未能“頑抗到底”,終被“突破”,作了“坦白交代”。他這個“坦白交代”,正像有些人說的,標誌着“丁、陳集團”的“全面崩潰”。他開口就說,他想死,他已經買好白酒和毒藥,準備了遺書。因為他預計,在××發言之後,他會被綁上台,由大家臭罵。然後,沒有綁他,於是被感動,決心徹底繳械。 他所交代的“比××所談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與一個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夥寫過三封匿名信,向黨中央告狀。他當場交出一把鑰匙,說這就是他與那女人的“密室”門上的。接下來,談他受處分後怎麼不服,怎麼與丁玲密謀翻案……後來,又揭發馮雪峰,說馮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胡風看法一樣…… 其中也有關於我的一段話,是這麼講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師。我要人向徐說:你悄悄送給陳企霞三四百塊錢,但不要讓陳企霞知道是誰送的。用徐光耀的錢不止一次,還曾托李興華向徐要過錢,徐送來二百元。對這些事,同志們可以用最惡劣的字眼加給我。”確乎很赤裸,把自己剝得“精光”。 用了我的錢,還預先策劃“不要讓陳企霞知道是誰送的”,乍一聽,使我這個缺心眼的人很感悲涼。而關於那兩筆錢有一筆是三百元,他說成二百,是記錯了,以陳企霞向來的豪傲和自尊,能說出“同志們可用最惡劣的字眼加給我”這樣的話來,就事實論,也就很清楚了。豈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稱得上是“反黨”的呢?然而,整個會場已經沸沸揚揚,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興,大敵攻破,一面準備上報,一面預備慶祝勝利了。 總之,在這王府大街的文聯大樓里,黨組擴大會議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擊了丁玲、陳企霞、艾青、馮雪峰諸人的被批鬥,他們很快都成了大新聞的主角———登報了。可惜的是,以後怎麼又網住了舒群、羅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與會資格,就全不知情了。 挨斗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還是讓我們回到創作室來。 就在斗公劉的會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點名”。 儘管我性子嚴謹拘束,挨斗日子一長,也就發“皮”了,若把那些發言都記在心上,不僅太累、太煩,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過去,又嫌粗率。還是讓我們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閒醒脾、“以點帶面”之用的花絮,記一些在下面。 頭一個想到的是白樺。他當時風華正茂,倜儻風流,因出差沒在創作室“鳴放”,自覺無“辮子”可揪,他的發言便頗富超脫而輕鬆的意趣。他說了個故事,說在雲南有個傍河而居的少數民族,家家靠水為生,人人水性出眾,能在風波激流中日夜出沒。怎麼練就的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來,當娘的就把他或她綁在木板上,放在河裡,任其遊蕩漂流。日日年年,高強水性自然練成;以至長大以後,人問他或她的母親是誰,他就說“是木板”。藉此,白樺轉向我說:你自小參軍,黨把你培養成作家,如今你卻把木板當成了親娘! 這故事,他說得動聽而有文采,我雖並不認為自己是把木板當成了親娘,故事的美麗,卻使我至今不忘。 為無言可發而發愁的,還有許多人,如胡可、杜烽,我們一塊兒從華北軍區調來,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說不了解情況,當然推不過。但細聽其發言,也真為他們痛苦,那真是囁嚅嗚噥,字斟句酌,又想詞鋒犀利,又要氣勢兇狠,又須不背良心,又須批判深透,“架勢”之難拿,無以形容,只能說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這方面處理得較為“妥善”的,大約數黃宗江。他來自華東,正要求入黨,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來愛說話,一向滔滔不絕的,在斗我的時候,卻是個“結巴”了。他發言的特色,往往是從自我挖苦開始,把自己批判夠了,再轉向目標。印象最深的是後來批鬥沈默君。他先相當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後才轉口說:“我不怎麼樣,我壞,你比我還壞我小資產階級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還不配,這樣的帽子給你戴,還是太小了……”這是黃宗江的聰明,即使在斗別人的時候,他的“瘋子意識”也是清醒着的。 還有一位也許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為人所注意,這便是畫家黃胄。他那時在創作室美術組,軍銜最低———少尉。每當開會,他都揀最不礙手腳的角落坐着,眼本來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兒一悶,一副與世無爭、自甘卑微的樣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發言是不得了的。於是在逢有較大空隙的時候,便用他十足的蠡縣口音批判我說:“憑你徐光耀,打小當八路,受黨的教育不能算短,黨把你拉扯這麼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兒跑個什麼勁兒呢?要說不恨你,你反開黨了;要說恨你吧,心裡又絲絲拉拉的……”這個發言,在當時看,大不成體統,明顯是“心慈手軟”、“右傾情緒”。但他軍階低,參軍未久,似也“笨嘴拙舌”,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過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樂於利用這一“誤差”。 回顧整個反右派運動,眾多冤案,還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後果,才是最為值得的。 凡敢提意見、講真話的,一律頭朝下了;說假話之風,隨着“大躍進”的興起,滿天飛舞,橫掃了一切。 物質的損失,較易補回。至於高尚道德淪喪,精神長城不存,人人成了“違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須拍馬,這諸種大弊,則是極難救治的。一般群眾也養成了逆來順受、奴顏媚骨,“阿Q精神”變作安慰劑,“順時聽天”成了保命符,在這種情況下,連舊社會都有的“文死諫,武死戰”,怎能再現?靈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機大面積擴散,還怎麼擋得住霉變和腐敗?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當我們還“有暇自哀”的時候,應趕快把事情辦好,以免“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就是,對封建主義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須廢止。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依法治國,是最為緊迫的任務。封建主義掃清之日,才是中華民族大放光芒之時鄙人寫此一段故事的目的,僅僅在此,豈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