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会有一些重复）
百家评价毛泽东（此文集大成了，可以看看） 将“毛主席纪念堂”改名为“中华先贤纪念堂”的建议 胡星斗 全国人大、中共中央： 鉴于中共中央特别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万里等领导人曾经多次表态将重新评价毛泽东[见附件一：重评毛泽东，建立毛泽东学；附件二：万里建议重新评价毛泽东；附件三：薄一波遗嘱]，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曾提出撤销毛主席纪念堂，我建议将毛主席纪念堂改名为中华先贤纪念堂，以纪念中华民族历史上和近现代的伟大先贤—伏羲、炎帝、黄帝、蚩尤、尧帝、舜帝、大禹、周公、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孙武、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顾炎武、黄宗羲、李贽、曹雪芹、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顾准、林昭等伟人。 以上建议敬请研究，尽早实施为盼。 中国问题学学者 胡星斗 2007-9-17 2012-6-4修改 附件一： 重评毛泽东 建立“毛泽东学” 胡星斗 一 在现代中国，毛泽东留下了长长的身影。 在中共党内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历来存在着争议和重新评价的讨论。据报道（以下参见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著作中之“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价毛的谈话”等文章）：1985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根据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建议：鉴于党内对毛泽东有关功过的评价、对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如果争议继续，会导致党内分裂，影响党的中心工作，也难得出经受历史检验的评价，留待十五年或二十年再作结论。 1986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的联席会议上，邓小平说：“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当时，陈云提议：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当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的一生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做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讲话之后，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提出，对邓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它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会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2004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与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前人大委员长万里谈话时说：“当年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 二 近年来，毛泽东热回潮，甚至极左毛派大肆叫嚷要为“四人帮”等人平反。 据报道，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9月13日《简报》记载,2005年9月10日,天津极左派举办了“缅怀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题集会,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集会结束时,魏巍带头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乌有之乡文章《站在21世纪的高度重评文革和毛泽东》公然声称：“不能再承认所谓的‘毛主席晚年错误。’”……还说“马宾同志说得好：‘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势力说毛主席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一场灾祸，是因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历史证明，这是毛主席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 95岁的马宾呼吁为“四人帮”平反。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但马宾指出，就是这个会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马宾声言：“经过分析研究，悟出邓小平确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走资派、招摇撞骗走资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邓，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批邓！”马宾公开主张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彻底为毛和四人帮平反：“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又是一次整党清党。这次文化大革命，必须在正确总结1965-1975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和修正主义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避免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夺了权，复了辟。” “改造与建设”网站上曾经刊登吴庸的文章:《追踪“为江青平反”的背景》，乌有之乡的网站上,曾经出现《张春桥,你没有死》的文章,称张春桥是“一个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才华和最有实力的无产阶级理论家”,要为张春桥平反。乌有之乡文章《谈英雄张春桥和大革命失败原因》中称：“张春桥在狱中曾自豪和坚定地宣告:历史将会替我辩护!今天中国的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及导致的社会大倒退腐败和深重的危机,不但完全暴露了邓小平走资派的真实面目,而且宣告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小平走资派在用罪大恶极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正确,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正确,证明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及其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今天人民已明白:走资派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否定文革,镇压张春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阶级革命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完全是为了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要学习张春桥,就要象他那样认清共产党走资派的严重问题,即看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严重问题。” 极左毛派的实质是否定改革开放，冀望重回文革血红时代。乌有之乡文章《论改革开放》按照毛的斗争思想对于改革开放进行了定性：“要想正确作出改革开放性质的判断，就要实事求是地看改革开放改什么、放什么。客观地讲，改掉的是马列毛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改掉了阶级斗争的路线，改掉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及平等和福利制度与政策等社会主义，用邓江理论、经济路线、私有制、市场经济及两极分化与不平等分配等特权资本主义代替了社会主义，而开放，主要是放进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可以讲改革开放的基本性质是特权资本主义。” 乌有之乡文章《毛泽东信仰者的主张》中高呼：“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的政府，剥夺他们的权力，恢复人民政府”；“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2007年6月起，以毛泽东为崇拜核心的“红教”开始在网络上出现；2008年12月26日，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简称“中毛共”）在毛的冥诞日宣布成立，发表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和《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章程》。中毛共公然宣称他们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修正主义执政党和复辟了的官僚买办剥削阶级，用马列毛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极左毛派利用改革开放的缺陷和部分国民的不满情绪，企图复辟毛的专制王朝，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大业。 三 如果不能反思毛泽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就迈不开步伐。 毛泽东的以党代政、个人崇拜、不讲规则、愚民洗脑、人身控制、不容异见、践踏法律、残酷斗争、群众运动以及户籍制度、劳教制度、国有制度、官僚制度、人治制度、文字狱制度等影响深远，严重地阻碍了当今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问题，如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城乡歧视、劳教上访、公民权利缺乏、道德堕落都是由于毛的政治遗产没有清算、权力过度集中、公权力坐大的结果。 有必要建立“毛泽东学”，深入研究与剖析毛泽东的思想、言论与行为，与“文革学”一道，揭示中华民族当代灾难的根源，探讨如何避免毛泽东悲剧的重演。 针对毛泽东的反思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体现了现代领导人吸取毛泽东的经验教训、保障公民权利、维护言论自由的开阔胸怀。 附件二： 万里致函中央政治局建议重新评价毛泽东 动向2004年7月 争鸣2004年7月 在「七一」中共建党八十三周年前夕，中共元老万里以老党员的身份，致函中央政治局，并请政治局决定转致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 这封信长达八千字，是由万里口述，秘书记录整理后再交万里亲自核阅的。信中回顾了党走过的历程，建国后五十五年经历过的挫折、错误，以及在探索、学习中找到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万里晚年的三大期望 万里在信中提到，他在有限的晚年，有三个期待：一是以法治国，树立宪法地位，过渡要坚决，要加快，二是三农问题，解决要从法制上、具体政策落实上体现；三是本着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对历史负责，对毛一生作出新的评价，是时候了。 万里为了强调现在重新评价毛「是时候了」，特别在信中援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中顾委及邓、陈、彭、李、杨等老同志有关对毛评价和当时有关再评价记录在案的决议、意见等。其中有：八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央顾问委员会联席会议有关内部若干意息见；一九九一年一月中旬，邓和陈、尚昆等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西郊宾馆的座谈会，都提到要对毛作全面、科学的评价问题。 八五年中央政治局关于重新评毛的决议 八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建议决定：总设计师、耀邦同志建议：鉴于党内对毛泽东有关功过的评价、对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如果争议继续，会导致党内分裂，影响党的中心工作，也难得出经受历史检验的评价，留待十五年或二十年再作结论。 八六年邓对毛评价的若干意见 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顾委的联席会上，总设计师就若干争议作了阐述： 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违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陈云提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作为一项建议性决议讨论表决。出席联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共五十六人，表决结果：五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二票弃权，通过。 彭真说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万里还引证了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之后，党内元老、党外知名人士、民主党派，都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对毛泽东一生再评价；从建国、治国思想路线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改建毛泽东纪念堂；把毛泽东肖像从天安门上除下。 彭真在党内说：毛泽东自己承认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追求者。毛泽东承认他看的旧书要比马克思的书多千倍、万倍，称毛泽东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是较符合的。 中央政治局收到万里的信之后，胡总偕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中宣部长刘云山，登门谒见万里。胡总对万里表态：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胡又说：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附件三： 薄一波遗嘱—关于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参见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a063e751ad02de80d4d8402f.html） 党内对毛泽东一生评价，长期有分歧。我们老的一代，对毛还是有迷信，怕对毛再评价，会影响党的历史，会影响老一辈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会影响党内团结，这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毛泽东一生功过是不能篡改的，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现在是时候，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档案逐步开放，让人民知道。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自己是封建主义的叛逆者、农民运动造反者，是斗争领袖。事实上，称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小平、陈云、彭老（彭真）多次在会议上说：毛泽东身上封建主义残余很浓，是个农民革命家。说毛泽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很多违心成分的。建国后，把斗争作为内外路线，搞到亡党亡国的局面，这段历史留给下一、二代作结论。 在文革之后的四千高干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议，就有不少老干部声讨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错误是十六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方毅则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 毛泽东真相 胡星斗 1、最早的大屠杀—苏区大肃反（毛泽东最早的大屠杀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的反感和反对，也曾经一度使得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权力。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30年代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数次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估计至少有十万多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主要领导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它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仅1931年底，湘赣处决AB团成员1210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难怪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好斗本性和独裁决策铸成的大错误—朝鲜战争（当时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反对出兵朝鲜）：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毛的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还曾经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或人民网：新中国对美外交内幕：如不一边倒，美国可给50亿美元援助2010年06月21日）。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毛泽东、斯大林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持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背离中央，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持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等到南北朝鲜统一之后，贫穷落后的北朝鲜人也将憎恨毛）。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于是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搞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不久，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新的顶峰—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4、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阴谋权术的大表演—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表演—大跃进；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以上（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可他们遵循的思想路线却自称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号称是“实事求是”。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马上要饿死了。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7582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6、集权力斗争、封建专制、极左思想于一炉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是发动“四清”运动，称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然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其政治对手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万民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7、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皇帝—毛泽东：毛泽东性情放荡不羁，与100多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数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还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同时建造的毛泽东的另一个行宫在上海，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四一四工程」，1962年毛住进去的时候，丝毫没有为在各地饥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饥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2007年12月11日，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非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对于这种特权腐败人们熟视无睹。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党史文苑》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 毛害怕自己死后，周恩来会左右时局，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一方面“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方面加紧害死周恩来，其残忍本性再次用在了自己的“亲密战友”身上（参见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的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出版）。周患癌症，毛泽东竟亲自担任治疗小组组长，医生、专家皆提出必须给周动手术，周的秘书们也力争，可毛泽东竟然不准，批示说：中医治疗。秘书们看见批示后全哭了，周因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周病重期间，毛拒绝探视，叶剑英等中央许多领导、将军多次劝说、联名上书毛泽东，请求毛去探视，也被拒绝。毛为了保住“文革”，怕周死在他之后，周会否定文革，所以不择手段让周早死。周死后，毛泽东允许张玉凤放鞭炮庆贺。可是，御用报纸却解释：因为好几年，中南海没有放鞭炮，张玉凤为了让毛春节高兴，擅自放的鞭炮。试想，如果没有毛的批准，周恩来刚刚去世，张玉凤敢放鞭炮？当时，北京全城百姓都在议论：周总理去世，毛主席放鞭炮庆祝！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周恩来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初步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余万人）；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2%，而国民党时期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8、最早反思毛泽东独裁、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人——林彪：林彪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统治的封建主义实质，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进行表演的。其情形与周恩来如出一辙，林、周是两个为了自保而竟相吹捧毛泽东的人，他们希望像赫鲁晓夫那样靠着喊斯大林为“父亲”而躲过大肃反，并且最终成为党的领袖。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周恩来也面对“受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故意贬损贺龙，称南昌起义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惟独不提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考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 “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因为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他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惟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周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林的女儿林豆豆曾说：“中国啊中国，你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封建桎梏，真正走向民主啊！” 从上可见，林彪代表着对文革的批判力量，林彪集团是文革时代最早的觉悟者。 2001.3. 2011-2修改 周恩来去世前深沉反思 周恩来在临终时跟邓大姐所说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说明周总理是带着“一肚子意见”去见马克思的。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是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的。当然对周恩来来说，已经到了临死前夕，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把这“一肚子意见”说出来以后，将会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又一场的大灾难，因此他只好“忍”了。我想：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 2007年4月，看到《邓颖超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临死前夕与他相儒以沫几十年的夫人邓颖超的私下谈话内容。虽说不上“一肚子意见”，但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内心自白，而且主要是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具有深沉的反思内涵。邓颖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周恩来发自肺腑的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周恩来的“最后遗嘱”。 至于所谓“一肚子意见”没有说出来，是指没有公开讲出来。不但场合不同，而且广度与深度也不同。 万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像《邓颖超日记》那样过去属于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终于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传阅。而在当前信息时代，要完全控制住是不可能的。这样，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就有可以获取这类信息。 《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的内心自白 争鸣记者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30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先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了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的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 毛泽东拒往探视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 “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内容摘录：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26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健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泽东）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场政治风暴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社会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当时的全国人口是八亿） 周对1976年元旦社论的反应（1976年1月1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原编后议：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提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有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泽东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谀屈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毛之所以能成为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命运玩于股掌之上，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然而后来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却一再重复周恩来的错误。 陈云的“三段论”与陆定一的“两段论”：毛泽东有罪！” 陈云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发表了那句“三段论”的名言：“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陈云同志具体讲了些什么，就被封锁了。 他是针对“草案”中所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命题，而提出来的。显然，陈云同志是不同意这一完全违背事物本来面目的荒诞结论。在开始讨论这个“草案”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命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出来的，因此尽管不少老同志有不同意见，但谁也不敢吭声。在党内最高层也只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挺身而出发表这一铿锵有力、字字千钧的“三段论”名言。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辩论。 最后，小平同志鉴于大家意见分歧，又为了尊重陈云同志，他说：“这个《决议》，如果写不好，宁可不发表，等下一代人再去作结论。” 小平同志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为集中全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大局”是前提条件。在当时对毛泽东如何评定，就关系到“稳定大局”的问题。因此，他又提出：“不争论，向前看”这一原则性意见。终于为了顾全大局，大家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陆定一的观点基本上是跟陈云同志一致的，即都认为毛泽东是“有罪”的，而不是什么“犯错误”问题。他主张“两段论”，即以“反右运动”划线。从“反右”、“大跃进”、“彭总冤案”、“反右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里，毛泽东都是“有罪”的。这个说法也是站得住脚的。不说别的，“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万，这笔账也应该算在毛泽东头上。无论从“人性论”角度看，还是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看，能说毛泽东没有罪吗？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如同蚂蚁，是最不值钱的。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７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莺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编者的话： 拜读了朱老总的临终遗言，不禁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的一心为公、忠厚持重的长者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心底里。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在建国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由于他在党内、军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内，总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终只有虚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为顾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负重，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贯以低调对待，宁可被毛斥之为“老右”，也决不讲违心话（参见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有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批判彭德怀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总能始终保持这一高贵品德，宁可受辱，也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令人钦敬。 他留下的临终遗言，对我们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揭开毛泽东的假面具树立了榜样。此外，它还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我们对他所留遗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总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留下这份遗言的，而在事实上这却是一篇“讨毛的檄文”。据此把他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铁证如山”，来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其后果可能比刘少奇更惨。可是我们的朱老总硬是为了党和民族的命运、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向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震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对此既没有龙颜大怒，大打出手；也没有采取其它动作，只是对外封锁消息。这一反常措施，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宽容，而是有难言的苦衷。这也许跟当年清明节上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江青之流的法西斯专制，大有关系。毛泽东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涛，引火烧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这一苦果。实情究竟如何，有待来日内幕曝光！ 朱老总说：“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听了这一翻发自肺腑而又震撼人们心灵的话，不禁浮想联翩，如鲠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老一代革命家中 ，像朱老总那样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敢于挺身而出、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其次，那批当年深受毛泽东之害，而在官复原职之后的老一代“革命家”，面对“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既缺乏朱老总那样气魄，又没有像韦君宜那样敢于反思的精神，似乎当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都已一笔勾销，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似的。 作为一个革命家，在看到朱老总的遗言之后，不知有何感想？仍然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还是有所触动、于心有愧。倘如前者，我民族休矣！这正如郭小林所说：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愿朱老总遗言在公诸于众之后，能呼醒成千万的当年受害者及身历暴政年代的过来人，都能做到像郭小林所说的那样：不要跪着，要站着。挺起腰杆子，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张闻天说毛整人很厉害 1941年９月在延续整风开始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张闻天在1943年回忆说：“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在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因此事情不好办。……（引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实践》，第539页） 1959年在庐山会议初期，一次与彭德怀交谈时，张闻天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话很尖锐，他说：“（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权术。”（引自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第100页）。 林彪说：毛泽东言行不一 爱搞权术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在题为《从未迷信毛泽东》与《林彪心中的毛泽东》两节中，提供了如下的绝密信息。现将有关情节转述于后。从中可以看出林彪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在私底下里，林彪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呢？ 经过长期的观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林彪曾将这些认识，以格言、箴语、散记的形式写下来，以供自己参考和利用。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手。” 这段话，是林彪写在一张《新华报》的散页，贴在1949年版《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一书中。 这是林彪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及其它人的遭遇，而总结出来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顾事实，罗织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这种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少做。彭德怀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众所周知的例子。…… 毛泽东的“捏造”手法，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特性”。足见林彪对毛泽东认识上的‘先知先觉’与‘真知灼见’。 编者的话： 毛泽东的这种“捏造”的手法，可以说是他致对手于死命的一贯使用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手腕。他明知是“无”，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个罪名来。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的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就是如此。连目前纳入“禁区”的1954年的“高饶反党集团”，把当年在东北和华东地区的一批高级干部都被网罗进去（后来除高饶两人外，都已平反）。到1955年毛泽东制造的“潘扬冤案”时，又把他们与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饶漱石因“反革命罪”而就被捕入狱。现在“潘扬冤案”平反了，就没有听说：饶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经被摘掉了。毛泽东的这种“捏造”的作法，不要说作为党的“领袖”，就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家，应该说是十分卑鄙的，其灵魂是十分丑恶的！ 林彪在1950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写道：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无锋芒的必要。” 这些箴言，林彪虽有意讲得隐晦、曲折；但其意思还是清楚的。小帮帮即是“小帮派”、“小团体”、“小圈子”。毛泽东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帮派，贯彻执行自己方针、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喜欢有小帮派为其“歌功颂德”，而对于“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见，则是“锋芒”以对。 林彪在1967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道：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日渐‘左’倾，其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经常处于少数。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的东西。于是，‘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为了得到‘多数’，使自己那些错误的主张得到贯彻，毛泽东在失去真理后唯有依靠‘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需要个人崇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次提倡‘个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泽东的心机，上台后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个人崇拜’。《毛主席语录》便是其中的杰作。 林彪的这句话，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精辟的注解。 编者的话： 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结局，就是毛泽东以其享有“最后决定权”的方式，达到了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从而彻底破坏了党的传统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由此而形成为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只是在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从而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独裁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事实上，通过“八大”，毛泽东已经从“凌驾宝座”上被撵了下来。对这一政治局面，毛泽东是决不会接受的。因此，在其后不久，毛泽东处心积虑地采取阴谋诡计的手段，通过“反右”和反“反冒进”，终于在1958年重新登上“凌驾宝座”。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他自己就是“当代秦始皇”，并说“超过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灵魂自我暴露。 林彪在1961年版的《辞海》扉页上写道： “你先说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这是兵略上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是林彪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总结出来的体会。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编者注：叶永烈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这句话，把毛泽东品格特征中最本质的东西，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真叫“一绝”。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了解，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望尘莫及的。） “你说东，我就偏说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常常运用这一条。比如：1967年1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已经铺天盖地。13日深夜，毛泽东约见刘少奇。刘要求允许自己去延安种地。毛泽东没有就刘的要求做任何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读马列的书。刘少奇哪里知道：早在1966年12月18日，他和王光美的‘专案组’已经偷偷地建立了。毛泽东怎么会放过他。然而在会见时，刘少奇说东，毛泽东便说西；临走时，还将刘少奇送出门外，害得刘少奇回到家里，还喜滋滋地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还挺和气的。’但两天后，就被抄家了。 这是很高明、又很厉害的一招。在虚虚实实之中，既可保护自己，又可令对手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纲》事件，刘少奇的‘派工作组’事件，都属于这一类。 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当听他先说’，这样才能与领袖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的‘个人崇拜’条目旁边写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林彪还在私底下与身边的人说： “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术”。 林彪还说： “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他对毛泽东的一种政治认识。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毛泽东高压政治体制下，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一片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气。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家长式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顺而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须跟着说假话，否则就‘办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了重大的错误。 林彪早在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斥责毛泽东： ‘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对错。’ 林彪还说：彭德怀7月14日的信‘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林彪还对女儿林豆豆说： ‘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 林彪还对他最疼爱的女儿讲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阴暗的、负面的东西，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一些悲观看法。林豆豆将这些话写进日记里，被‘林办’党支部书记关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受到林彪这些言论的影响，二十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林豆豆对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以上见《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真正的、实际的认识和看法。 在三十年后来看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也不能说是肤浅的、幼稚的。林彪的许多看法已被事实所验证，很多人现在都说着与林彪当年说的意思相同的话。就认识毛泽东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林彪是‘先知先觉、慧眼识人。’ 编者的话： 应该承认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林彪能有这么深刻而又那么贴切的认识？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它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就没有这样认识呢？相反，他们经常被毛泽东这一手所玩弄。难道这仅仅因为林彪是善于独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笔者认为这与林彪本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从1966年初直接参与毛泽东的一切“倒刘”部署之后，从而对毛泽东这一套玩弄权木和阴谋诡计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说，林彪以其亲身“实践”，亲自体会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因此，才有他过人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的灵魂是肮脏的，那么“物以类聚”，林彪的“助纣为虐”的行径，就显得其人品更加恶劣。 从这个意义讲，林彪的最后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这是在林彪与毛泽东已经处于“彻底决裂”的前夕写出来的。尽管带有很强烈的所谓“攻击”色彩，但却是十分贴切的。人们都清楚：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林彪就是靠肉麻、无耻吹捧毛泽东而发家的，最后被提升在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而林彪本人又是刻意捉摸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人。并且共同参与了“文革”初期谋害众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唯一的一位“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因此，他对毛泽东那一套整人的手法是暗熟于心的。这样，当他“反戈一击”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评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有“权威性”的，也是击中要害的。下面就转录林彪对毛泽东的评述。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一段关于对毛泽东的论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应该说这一论述还是贴近实际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从十几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林立衡揭发的材料（引自“中央两案材料”） 林彪说：“什么路线，就是毛线”。 “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泽东）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老一代革命家的评述 李慎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 在《李慎之文集》中，他对毛泽东的暴政专制年代作出如下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描述。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敢于这么直言的，是绝无仅有的。为此，在这里比较详尽地摘录他的有关论述。他说： “在1957年2月刚刚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料在6月份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这样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从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三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 “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专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见《李慎之文集》第６页） 编者的话： 作者在论述建国三十年来在毛泽东统治下“腥风血雨”的历史之后，敢于公开指出毛泽东是造成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这就彻底批驳了所谓“错误论”的论调。 将来果能如此作出定论，毛泽东就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最残酷的暴君”。这一段历史是毛泽东用他自己后半生的政治实践写出来的，也是用成千万中国人民的鲜血铸成的，谁也无法把它一笔抹杀掉！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史、耻辱史！ 作者李慎之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黎澍：“不断改造思想，专门制造伪君子也！” 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黎澍也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笔者没有直接看到他的论着，但在李锐的著作中（如李锐的《直言》），常能见到他的闪光思想。李锐对他是十分钦佩的。 李锐说： “黎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三是统一战线。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改造思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挨过整、受过罪，都没有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黎说：关于暴力革命，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见《直言》第385页） 黎澍在一篇题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他与戴晴的一场对话中，畅谈了他对毛泽东暴政的比较系统的观点。这是一篇说理透彻，分析精辟，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对了解毛泽东其人，是很有裨益的。特作为“附（录）”全文转述于后。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黎澍与戴晴的对话 “文革”是一场闹剧。廖沫沙说，那是“大革文化命”。比秦始皇坑儒还厉害。秦只坑了460多人，“文革”整死了多少人？ 戴：还是像1942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 黎：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从1960、1962、1964，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达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僵得连弯都转不过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无非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体系，极端僵化的教条。谁动它一点，就是修正主义。 戴：为什么对于教条主义，我们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难于抛弃？ 黎：愚昧。愚昧从何而来？贫穷，文化水平很低，理论水平很低。教条主义拼命“左倾”、“极左”，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是越穷越好。认为人民不能大富，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民主传统从来没有建立过。推翻一个皇帝，后面跟了不知多少人。解放后出过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几百。文革中就出了不少，什么山东，什么陕西，……自己想做皇帝，拥护别人做了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国社会上，这种思想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绝灭了。如何消灭？根本办法：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杜绝个人崇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真进步了。这是非常缓慢过程。一百年还是几百年。…… 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还说过：这种事在西欧那些国家就不会发生。这话的意思是：西方国家民主传统比较稳固，文化素养高。“文革”发生在中国，不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遗产，本来就不行，还舍不得丢掉。学习外国，吸取科学、民主。直到“文革”，我们连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不问所犯何罪，也是罪该万死。什么“走资派”，何罪？问了几年，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随便抓人，关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谁非法，谁犯罪？那时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处于愚昧状态。有了愚昧，就有教条主义，就有个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解放以来，一直在文化圈子里对文化人下毒手。《武训传》、胡风冤案，……一路下来，没有停过。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只喜欢那种都没有、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江青那些年（指1962—1964）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才报告毛泽东：“他们不听你的！” 然而就算她换个人，老实本份，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权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变了。至少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总会有人。（编者注：意指没有江青，也会有其它人出面来整治文化人。）…… 至于造反，这使我想起可以画一幅漫画。你看“文革”中的红卫兵手捧《语录》，口喊“万岁！万万岁！”到处去“破四旧”。你看，这不是一幅饱含讽刺意味的画面吗？……自己脑子已经旧得够可以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上说：“中国和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毛泽东的统治模式正是被马克思不幸言中！ 编者的话： 读了这一段对白，就可以看出：黎澍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思想家。他对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这一当时被奉为“最高指示”的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他把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唯妙唯肖，绝妙之极！！ 他说：“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这一段话又击中了专制体制的“要害”：“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试想：现在在“台上”的那些惯于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官老爷们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态。 黎澍又不无讥讽地说：“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这正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 李普：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李普在《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四十周年，是文革结束的三十周年。现在回过头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廖沫沙说对了一半。他说，让我来做点编辑工作，前后钩一钩，叫做‘大革文化命’。他不愧是位资深老编辑，但是，我这位老师和老友还没有完全说清楚它的性质。 “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才能阐明它的性质。我想了又想的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开头那阵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甚嘛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听任那些所谓的造反派的摆布。 “那场大动乱只能叫做邪教大骚乱。 ……（编者注：作者在举了两个惨绝人寰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云在文革初期被她的一群学生活活打死。凶手是一群女中学生，凶器是军人们扎在腰上的宽皮带。其实在文革中这种绝灭人性的事例俯拾皆是。） “这样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吗？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吗？似乎也不可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骚乱’。 “这个邪教有一个教主。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个邪教不是教主一个人。他有四个大弟子王张江姚和他们在各地的许多小喽罗。王张江姚不简单，其中的‘江’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数她的权势最大，最嚣张，最肆无忌弹。她在后来受审的时候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这四个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后二十多天才被抓起来投入监狱。……折腾了十年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才能够结束。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初是因为全党迷信他，使得全国人民多数也迷信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由皇帝个人专制的国家，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听任帝王专制独裁，肆无忌弹。几千年来对帝王没有制约，没有限制，习惯于跪在他的脚下，听任他为所欲为。 “我们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懂得总统不可靠。所以，必须立出一套法律来制约他，严格管住他。我们只看到美国富强，而不知道它富强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 “由于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 “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先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是先开发民智，使人民懂得维护和行使自己天赋的权利呢？ “世界上所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首先实行民主和法治，制定宪法，订立明确的法律，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让人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逐渐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赋的权利，从而去争取和保卫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文革这样的邪教大骚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回顾四十年前开始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原文见强剑衷主编《法治大手笔》第529-531页） 编者的话： 九十高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能写出这样一篇的警世之作，真是难能可贵！他讲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心里话。这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识的。他直言“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仍然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今天，他能无所顾忌地说出：“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这样极其尖锐、直刺要害的肺腑之言。“袅雄”、“窃取”这两个分量很重的词汇，加在毛泽东头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没有彻底唯物史观的眼光是不敢这样落笔的。令人敬佩之至！ 他在最后又一再告诫我们：“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 应该说，这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可是现在奉行的是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最明显的例子是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他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一完全无视客观事实的悖论，是经不起一驳的。可是现在的党史还是按这一口径写，自欺欺人。 李普老人的这篇短文，给人以无限启迪！ 胡绩伟：毛泽东的最大本领就是“当面赖账” 在李慎之给胡绩伟的复信中，有一段关于胡绩伟对毛泽东的论述，特别耐人寻味。对人们了解毛氏专制年代的特征，颇有教益。特转录部分内容如下： “毛（泽东）的一个最大本领就是你说的‘当面赖帐’。在他的绝对权威之下，有谁敢出面与他对质？谁要是敢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的’，只能是造谣污蔑，罪该万死！”（原文见《李慎之文集》） 看来这个“当面赖帐”贬词，还是胡绩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而李慎之表示完全赞同，但李没有展开来加以论证。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胡的文章被李认为是：“补充了中国历史一件极其重要的史实”。文中又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当面赖帐”这一为人所不齿的人品。他对毛这样定性，应该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是会详细论述的。决不会像李慎之说的那么概括。胡当年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一位有高度理论修养的老党员。 李锐：毛活学活用“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 毛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 还要控制你的灵魂 李锐本人是国内外著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平反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他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编者注：李锐的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因公开发表，只能讲得含蓄一些，巧妙地用“如果”一词，其意不言自明。还是传记专家叶永烈说得透倾，他说：“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中，就有这样一段评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了体制，也统一了思想，……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是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即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李锐在接受记者任××采访时的谈话时说： “严格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为是，……在政治上搞个人崇拜，一切由他‘说了算’。……” “……他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他让你从心理到身体都匍匐在他面前，让天下围着他一个人转。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时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表演到了极致。” “年轻的时候他就追求‘君师合一’。……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为一，‘圣’与‘王’合一。” “不肃清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道路依旧坎坷。还想当毛泽东，民主和宪政就建立不起来。……” 李锐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而写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一生服从自己的斗争哲学，追求‘君师合一’，以此革命取得胜利，以此执政，终于彻底失败。令人感叹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这二十来年，由于科技发展，西方飞速前进，我们却停滞落后了。” “现在有一种看法，毛并没有对马克思做过深入研究”。 “……毛泽东自己说得最清楚：‘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为说得准确一点，是‘秦始皇加斯大林’）……问题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及同这四个字有关的‘消灭私有制’，而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尤其是经济理论。” “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使之仍在向前发展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前四者，尤其是自由，也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五者至今仍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依据，却同中国无缘，也同毛泽东无缘。毛泽东最熟悉的、最喜好的是中国的经史子集……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说是他一生为人、处世、做事的原料。他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翻译’马克思的思想。……党的一元化领导发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同列宁、斯大林取来的‘左’的一套结合，终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编者注：上文均引自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 编者的话： 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比起蒋介石来要厉害得多。在蒋氏年代，鲁迅、宋庆龄、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是敢于公开反对蒋的独裁专制，出版了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受到的教益非浅。可是到了毛氏专制年代，又怎么样？曾有人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将会怎么样？毛泽东径直回答：“鲁迅要么不吭声，要么就关在监狱里。”两者对比，不是昭然若揭吗！还需要说什么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超过秦始皇百倍。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只要再深入一步，就不难识破毛的本来面目。 附：《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一文摘要 编者的话： 李锐的这篇文章是为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的专着《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该书的另一篇《序言》就是谢韬写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8年2月在《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时把题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文一发表随即引起一场在思想界、理论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争论。由于党中央采取“不介入、不争论、不转载”的方针，才避免出现像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比较持久、规模浩大的大辨论。其实，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也是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1月在中央常委会会议上的一次关系“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出来的。可是直到现在为止，目前的最高决策层可能鉴于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时机还不成熟，留待后人解决。这样，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与李锐写的《序言》（即《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一文）就不可能在内地公开发表。这当然是一大遗憾。幸好我们在强剑衷主编的《法治大手笔》（续编）（该书也是在香港出版的）中，看到了李锐的这篇文章，为此特摘要转载于后。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简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浪费了8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万4千2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投资总额为6千5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1979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198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12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论，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编者注：下面李锐接着介绍该书在理论上的建设性贡献。主要是进一步肯定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即社会民主党等的国际组织）是正确的，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路线，批判了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党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是错误的。之后，李锐又介绍了本书作者对今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从略） 田家英：毛泽东出尔反尔 令人无所措手足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在私下议论时，说：“主公（指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田家英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谢韬：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谢韬老人在为丁弘着《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采用了把陈独秀和毛泽东对比进行思考的方法，从十四个侧面，一一比较，一褒一贬，观点显明；具体剖析了陈独秀与毛泽东在思想意识、理论修养、作风品德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和极大反差，言简意赅，令人心服。笔者本拟只摘录对毛泽东的评述，以扣紧主题；但谢老这种对比的写法是一种创新的写作方法，所得出的论断更加明晰、突出。过去没有人敢这样做，因为触及到禁区，现在只能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文章。看了之后，可以开拓视野，为此恭录于后。篇幅长了一些，但耐人寻味。值得认真一读，大有教益！ （编者注：2008年10月，获悉丁弘这本由谢韬老写《序言》的《在历史的天平上》专着，在国内印制后（有香港某出版社的书号）被有关部门从厂家直接全部抄走销毁。） 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生活，无数的历史劫难，不能不使人作历史的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是千差万别，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陈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对抗者，毛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 陈是主张把党叫社会党，由于尊重第三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才叫共产党；毛主张要建立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 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思考者；毛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两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独立思考者。 陈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力十分落后，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毛也以中国的农民为主体，主张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就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陈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与科学历史任务的新时代。这两大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有待于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毛是在夺取政权以前，主张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想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消灭资产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凭借唯意志论，实行所谓“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践踏者、摧残者，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陈主张：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类取得自由和解放、从而获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选举制，结束委任制，有反对党的存在监督，反对一党专政和独裁。毛主张：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切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 陈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主义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国民党的审判和陷害、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围绕，而在一切困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在磨难中更显出人格的光辉，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后人的思考，经得住历史实践的论述；毛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 陈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连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张，说章士钊为他辩论的话“不代表我，我建组的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这不是叛国，国民党不代表国家”。他对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声明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却一生表现以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 陈一生所代表的时代进步的启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毛则相反，是独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长的而非平等的，……是残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阴谋阳谋交互并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陈独秀一生坎坷，死后，人们为他洗清污泥浊水，还他一个“干干静静的陈独秀”，他代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战斗，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则在那些辉煌的歌颂之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权力熏心的历史人物，是农民革命、封建专制皇权思想与西方极权主义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 陈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当代人民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代表一个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而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陈的一生是悲壮，是苦难中显现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榄似地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这两个历史人物，代表了两种理论、两种政治、两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前途，两种人格、两种品德和作风。 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进行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推进之时。 著名人士评述 老作家丁玲：毛泽东头脑中确实有帝王思想 在杨桂欣写的《“别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关于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论述，她向本文作者讲了两个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这么多年了，我老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别了莎菲》2001年版，原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编者的话： 丁玲讲的两个故事，是回忆她与毛泽东的两次对话。她说当时认为毛泽东讲的是“开玩笑的话”，其实，这正是暴露了毛泽东埋藏在他的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东西—帝王思想，这一点丁玲在经历“文革”以后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有这种“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不幸。建国后二十多年的历次大冤案，并由此带来的大灾难，从本质上说，都源于毛泽东的这一帝王思想。 在这本一百多万字的《反思录》中，笔者只字没有涉及毛泽东私生活的丑事。虽然，早就有所闻，但不屑一顾。行文至此，不妨将有关史料汇编成文，题为《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 本来对毛泽东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说什么，但鉴于丁玲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极其扼要地作些补充说明，证明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个典型的惯于扶弄女性的大流氓！这是当代秦始皇的两个侧面。一个号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竟是这么一个货色？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丁玲讲的第一个故事中，其中第一段关于“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为“铺垫”，关键在于引出“封三宫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之意，尽在不言之中。据说丁玲在另一场合就透露当时的情节： “毛泽东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 这一情节是可信的，因为丁玲当年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泽东青睐。既然毛泽东讲了这个敏感问题，动手动脚就不足为奇。 既然毛泽东有这种丑恶的灵魂（特指所谓的“三宫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也自认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锐语），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对他来说玩弄女人于股掌之中，就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被他遭踏过的女子，为尊者讳，这一向是属于绝密的禁区，因此难以数计。这里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孙维世、上官云珠和张玉凤。 关于孙维世： 她是烈士后代、周恩来的养女。1949年底毛泽东率团去苏联访问，孙维世任俄文翻译组组长。在列车上，有一次毛泽东约孙维世长谈，……突然一双大手搂住了她，抚摸了她。她浑身都颤怵着，……这晚上她以纯真的处女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编者注：说白了，就是奸污）……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来，跑到她爸爸周恩来的车厢。孙维世投进了爸爸的怀抱，痛哭起来。最后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说了出来。周恩来恨得直跺脚，气得煞白了脸。他嚷了几句。……他能说什么呢。去大闹一场，去提出抗议，……周恩来凡是顾全大局，一切为了大局，一辈子服从大局，……对女儿，周恩来除了心疼，就是忍让，……他有整整两天脸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谁也不知出了什么事。……从莫斯科回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过孙维世的事，周恩来夫妇婉言相谢。理由是孙世维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来夫妇做主，把爱女嫁给了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孙维世受尽酷刑，惨死在江青手里，时年仅39岁。江青之所以对孙维世恨得咬牙切齿，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毛泽东破了处女之身。 关于上官云珠： 她是一位著名电影演员，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上海住进西郊宾馆一号院。柯庆施深知毛泽东的圣意（指毛泽东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对江青的不满和对上官云珠的赏识），通过柯的巧妙安排，终于让上官云珠在西郊宾馆一号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泽东离开上海。…… 1963年春天毛泽东又去上海，在西郊宾馆一号院再次与上官云珠幽会并诗赠“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诗·小雅”。 1965年夏天，毛泽东从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云珠带进了中南海，以按摩师身份住在丰泽园里生活服务组。只有张玉凤一人知道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她随毛泽东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内小住，见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形同幽禁，她这才懂得禁宫生活的厉害。由于毛泽东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务繁重，上官三、五天都见不上他一面，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无限凄凉。……后来上官云珠随毛泽东专列回了上海。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直到1966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关于张玉凤：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她才四十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在写完了上述情节后，毛泽东的丑恶嘴脸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笔者不想再说什么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毛泽东歧视知识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论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评价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毛泽东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就是让农民改造他们。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在1949年以前确实受过‘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这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但这是进步的思想，比毛泽东头脑中的帝王思想要进步得多，也比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思想进步得多。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但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加以贬低，作为‘臭老九’加以歧视，是荒唐的。” （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第231-232页）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 卢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题为《论“文革”之乱及杀人事件》的《后记》一文的第十节全文较长，论述了在1968年在全国普遍出现大规模屠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惨案。现仅摘录其中的几段：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上用心不专，办法不多，成绩不大，镇压反对派却极有心得。始终不相信知识分子，对‘自家人’尤其爱往死里整。 “‘四类分子’在农村被管制的种种情状，构成中国农村一道特殊的风景。‘四类’后来增加‘右派’，成了‘五类’，都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另类，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生命没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类’当人看，那么，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当人看。他们认为需要时，就把可以不当人看的人，例如为了图谋钱财，为了报私仇，像牲口一样加以杀害。…… “……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段日子，……听说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打死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兴县发生一桩集体杀人事件。经后来查实是：头天晚上，这村里一口气杀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 下面作者又列举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事例，从略。接着作者写道： “‘文革’因毛泽东而起，‘四人帮’倒台才结束。毛泽东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发挥到极致，把一条极‘左’路线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时期里的特殊现象，使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突然陷入集体无意识，作出了许多荒谬绝伦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从摧残文化开始，直接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来势汹汹，势如破竹。一切神圣的经典、权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炼狱般的考验。发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杀，集中表现了‘文革’理论、路线、政策的全部荒谬性。 “毛泽东发动并亲自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没有对这场灾难承担什么责任。 “当然是极大的错误，但光说错误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 “罪恶未能清算，历史了悄悄翻开了一页。 “……至于杀人集团的主谋和凶手，从他们杀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编者注：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毛泽东能摆脱这个命运吗？） 编者的话： 就目前的政治现状看，新一代的最高领导层依旧把毛泽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仍向他顶礼膜拜，作者敢于提出如下的两个触目惊心的观点：“当然是罪行，而且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从恶梦中醒来的民族，却非常大度地宽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这两个问题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开视野！每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应该作如是观！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毛泽东的审判 还没有结束”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叶永烈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中，有这样两段评述，言简意赅，乍一听，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联系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次“大灾难”，使几千万人的血流成河；两次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从这一视角去看毛泽东其人，就不难理解叶永烈讲这些话的心态。只要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抱着“血溶于水”的感情，并且对毛氏暴政进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会认同叶永烈的这一观点。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八届十中全会’，或者毛泽东在1962年8月之前谢世，那么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将还会再高些。…… “八届十中全会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毛泽东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虽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风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头，最后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沦。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和人民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反正时间还多着呢！” 文中，一个是“如果……谢世”，另一个是“下地狱”，这两句话的内涵，只要细细捉摸，还是回味无穷的。 他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书的另一处又说： “刘少奇没有好死，毛泽东也没有好活。” “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终结的丧钟敲响了！” “刘少奇没有入地狱，而毛泽东也没有上天堂！” “刘少奇‘盖棺论定’了，但历史与人民对毛泽东的审判，则还没有结束。” 叶永烈在《周恩来与毛泽东》一书中，在有关章节中对毛泽东有更全面的评述，现将这些评述汇集在一起，从中可以更加深刻认识毛泽东其人。而这些评语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得出来的。 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政治上，他认为：“毛泽东是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 在思想作风与道德品质上，他认为：“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恶劣的。”“他往往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高压、暴力的方式，对持不同意见者施予打击、斗争乃至铲除、杀害。”（指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搞的“肃反”。） “晚年的毛泽东，是卑微渺小、龌龊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对周恩来）”。 “毛泽东将这套肮脏的手段来对待周恩来。……毛泽东对待周恩来何其残忍如斯！” “毛泽东的那种玩弄权术与阴谋诡计的手段，那种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风，都是十分丑陋的。” “毛泽东的这种心态与行为，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恶劣的政治品质！” “毛泽东的那种阴险狠辣、不择手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丑恶的行径之一。” “……连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过，一定要斗争到底。这股狠辣的劲头，也只有毛泽东才具备。”（指对周恩来）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 “毛泽东的排斥不同意见，是特别独断专行，是毛泽东思想作风的一大恶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千古劫难，全部都是与此有关。” “毛泽东的‘德’过于恶名昭著！” 作者在评述毛泽东的一生处世哲学时，他在引述毛泽东自己讲的原话后（比如毛泽东说：“……一万年以后，也要斗”。毛泽东还说：“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就接着说： “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为了说明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作者从封存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手炮制的苏区根据地的大冤案。作者对这一冤案作了如下评述： “中央苏区三十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是一起毛泽东借用反AB团来铲除异己的政治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死在这场政治阴谋中的红军官兵与党政干部，达二万人之多。（编者注：见司马长风《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大都是革命的中坚分子与骨干力量。……” 这一冤案为“尊者讳”，迄今没有公开平反。 “此后，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策划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这一切源头，便是反AB团运动。” 作者对延安的整风运动是这样评述的：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的这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中共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给中国带来了贫穷、落后与苦难。毛泽东在世之时，没有人能够反对它，更没有人能结束它。听任其横行恣肆。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风运动之所赐。”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风，是因为通过这次运动，形成了毛泽东的统治模式。” “毛泽东由反教条主义的英雄，变为教条主义的俘虏；由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蜕变为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一个革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君王。而延安整风运动由一种思想教育运动变质为毛泽东打击党内外的不同声音的武器，成为毛泽东专制统治的工具，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编者的话： 叶永烈的包括《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内的三本着作，十年前在国外出版，去年由远方出版社在国内出版发行。像上述那样对毛泽东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与无情的鞭笞，按传统的思维定势，他只能在国外度日，是难以在国内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叶永烈写的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长文。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现在政治上已放宽到像叶永烈那样的人，不但允许他在国内存在，而且还可以发表他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好事！ 这是否意味着让中国人民开始享受对当年暴政史的知情权！？果能如此，重新评价毛泽东已为期不远矣！ 史学家唐德刚：毛和刘邦 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是“同一种动物” 大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文章说： “他（指毛泽东）从完全正确，走向完全错误，最后把全国人民整到绝境。这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特殊阶段。”他认为： “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 毛不讳言，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反映他自诩的“虎气”和“豪气”。唐居然说： “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刘秀、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汉是同一种动物。” 身为大师，何出此言！平时为文，用词遣句是准确而老到的。是失语，还是调侃，还是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愤之词呢？ （上文引自丁弘着《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编者的话： 用“同一种动物”这个词来论述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听起来有些刺耳，曾拟将小标题改写为“同类”。后来一想，为尊重原作者的观点，又恢复原来的小标题。 对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炮制的一系列冤案及其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的大灾难，必定会有合乎实际的定论。在目前既有“禁区”，严格控制舆论界，又要坚持改革开放，走“民主、法治”之路，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什么“禁区”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所谓“民主、法治”只能是欺人之谈！史学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现思想混乱的局面，就与此有关。 在诸多评价中，归纳起来，无非是三种：一曰毛泽东依然是“神”，应当继续向他“顶礼膜拜”，这种人不是“左爷”，就是奴才或者还习惯于跪着的人；二曰毛泽东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泽东是“魔”或“动物”，这是一批对毛泽东暴行进行深刻反思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专制主义者，在毛泽东面前，都是望尘莫及的！通过三年“人祸”，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通过“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两千万人（叶剑英语），仅这两笔血债，说毛泽东是绝灭人性、丧尽天良，决不过分。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毛泽东那样的人来。从这一角度看，说毛泽东是“魔”或“动物（即畜牲）也是讲得通的。大史学家唐德刚这么评说，也无可指责。 当然，对编写史书的人来说，还是应该理智一些。把毛泽东当作有罪的历史人物来对待，还是比较贴切的。 唐德刚说：“毛对法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层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惩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对现代法理学一窍不通。”像这样评价，于理于法，都是站得住脚的。从这一视角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绝对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现在为止，对毛的评价还停留在《历史决议》的水平，真是太可怜、太悲哀了。 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从作者所写的、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一文中摘录其中的一节。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从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写的史料与史观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特摘要转录于后。 在1949年至1978中共执政的前30年 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哪一个不是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几乎各界精英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裹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 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戏剧家吴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扔出来 吴祖光在1997年就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绝灭人性的、最这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种蚂蚁还要容易。”他还说：“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我一生最大的原望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现在仍将双手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暴君头像挂在天安门城楼，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外国著名人士评述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评述耐人寻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这样评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尼克松这一评述是十分严谨的，对毛泽东是褒是贬，是耐人寻味的。他用了“就可能”一词，说明他对中国的革命发展形势的评定，是注意掌握分寸的。他没有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好像离开了毛泽东，中国就不会燃起革命之火。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即使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之火还是会或迟或早，燃起来的。 相反，他对周恩来的评价，倒是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说：“如果没有周恩来，（毛泽东燃起的革命之火）就会烧成灰烬。”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稍有政治常识的人，是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的。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这一代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能够认同这一观点的。试想：在“十年浩劫”期间，如果没有周恩来，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后果将更不堪设想？尼克松说的“烧成灰烬”，是有充分根据的，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这说明尼克松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汉学家费正清（美）：一个缺乏道义的人 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 太可怕了！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长期百思不解：为什么一个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无限性的权力。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他的最后一本书《中国历史新论》，还在探讨这个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关键问题。他认识到，如同封建社会的真龙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他拥有生杀予夺的、随心所欲的权力，这太可怕了。这是一个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引自丁弘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毛泽东是瓷砖上作画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 ‘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旁观者清，这是对毛泽东主观唯心主义最生动、最深刻的批评。毛泽东自己陷入哲学的迷雾之中，他却驾驭着中国这一巨轮。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 （引自《往事》一书，第221页） 编者的话：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观地、清醒地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就会冲光了。”这样一个极其风趣、幽默、含蓄的评论。应该说，它的内涵是值得令人细细回味的。 资深的记者丁弘先生，仅用三言两语，对李光耀的话作了精彩的补充说明，从而让人们能更深刻领悟李资政这句话的哲理；最后作为结束语，丁弘又借用李达“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用“点睛之笔”，评价了毛泽东的晚年。 毛泽东自述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李平在《自杀前夕的共和国第一夫人》一文中，谈到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在讲谁来当“接班人”时，毛泽东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内心自白。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这是一句私房话、悄悄话，是摆不到桌面上的话，但却是一句“大实话”，是毛泽东一生处世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他在党内斗争中基本上就是采取这一策略的。毛泽东这一套“处世哲学”，说白了，就是搞“阴谋诡计”。一个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怀坦荡，就根本不需要搞什么“让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可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又是另一副嘴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人”！ 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 ——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 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摘自去年九月出版的《争鸣》杂志。 张玉凤等所私藏三十年的绝密档案，是在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后于去年七月才搞到的。当然，这种绝密材料，在国内是不可能再泄露出来的。《争鸣》杂志在两个月后就将这份绝密档案公之于众，让世人及时知道内幕真相，真是难能可贵！这是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才能办到的。 由于所涉及的问题至关重大，又无法进一步核实。从所述的情节看，这一史料是可信的。尽管如此，这里只做转录，不加评议，仅供参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击查访汪东兴、张玉凤 毛泽东晚年档案九十三份不翼而飞：今春（注：指2005年，下同）三月，1993年刑满释放的毛远新被借调到中央档案局，参与整理毛泽东晚年档案资料。毛远新在整理期间，发现有关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讲话、指示等档案资料残缺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经三个多月整理，证实毛泽东晚年档案遗失了九十三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动组突击“查访”下，汪东兴和张玉凤交出了私藏的毛泽东临终前的二十二份档案材料。张玉凤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为身后人事安排的谈话和指示。 中纪委、中组部曾找了当时能接触到这些档案的汪东兴、华国锋、张玉凤及李纳多次，但都以“对情况不了解”或“已上交”为由，予以拒绝了。 中央的“七·一六”行动：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央警卫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三组，对汪东兴、张玉凤、李纳三家住宅，采取了突击性查访，责令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档案。 汪东兴交出涉及其自身的三份档案材料 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三次谈话中，说汪东兴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层”等。 （据张玉凤说：“在‘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华国锋、汪东兴召见我，说：‘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关讲话、指示的档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来保管好。没有我和东兴同意，不能动。’汪东兴提出要审查一下档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档案资料给了汪东兴二十二份。过了一周，汪退还给我十九份。他说：‘另三份，中央政治局要用来调研’。大约过了二周，我问汪：‘什么时候交回那三份档案？’汪答：‘已交给华主席，你不要过问。并要我思想有过准备，交代和四人帮、毛远新等人的关系。’”） 张玉凤交出十九件毛档案材料 毛预言死后一年内会有政变 张玉凤所收藏的十九份档案，记载着毛泽东从1975年12月以来，为身后人事安排、权力分配，焦虑重重，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谁都不信任，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以下是部分档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风说： “我走后，不用一年，会有政局翻天覆地。……结果无非三种：走资派重新上台；右派势力翻天；军事政变，内战展开，一打，十年八年不会有结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还没有走，已有多个派要抢班夺权。主席一职，总会争的、闹的，互不买账的，历来如此。我走前开个党组织会议，人选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说： “……接班人选搞不好，会有内战，搞不好有反复。我看纪登奎、华国锋、江青，还有毛远新，都能做。但很难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国锋不是党主席的材，他软弱，怕事，对党很忠诚。江青做主席，老的不会服。她得罪人不少，也过于自负。要问一问军队意见，很重要。” 毛恐鞭尸嘱将遗体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毛泽东最后拟定两份接班人名单 1976年7月2日，毛泽东用手示意汪东兴退出后，对毛远新、张玉凤说： “拟二份名单留着，由你（指张玉凤）保存，到时候交国锋在会上宣读，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这两份接班人的名单是： 一份是：江（青）、国锋、纪（登奎）、毛（远新）、陈（锡联）； 另一份是：毛（远新）、国锋、纪、王（洪文）、陈（锡联）。军队老将不服江。江上，要国乱。 《历史的真相——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据2004年5月《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和汪东兴、毛远新等知情人辟谣和否认。笔者反复阅读研究，认为是可信的。仅举一事，这份材料的最后，谈到了毛泽东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最后一名竟是张玉凤。这件事情张玉凤是不敢编造的。说出来除说明毛泽东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给张增加不了政治上的荣誉和物质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对她的损害将是致命的。她敢这样公布出来，极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广州《老人报》第6版注销《乔冠华被“四人帮”内定“副总理”之后》一文，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外交部反对乔冠华的人马上贴出大字报，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帮’时，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因此，这份名单的来源不容怀疑，随即在报纸上公布。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一、党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 政治局委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孙玉国、毛远新、谢静宜、张秋桥、王秀珍、迟群、刘湘屏、陈阿大、庄则栋、乔冠华、黄金海、于会泳、浩亮 共青团中央书记：黄帅 二、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 副委员长：马天水、殷承宗、杨春霞、刘长瑜 三、国务院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公安部长：祝家耀；农林部长：徐景贤；财政部长：金祖敏；教育部长：张铁生；文化部长：杨春霞；卫生部长：刘湘屏；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都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这就隐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逼着华国锋、汪东兴先动手。 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在毛泽东去世30年后的今天，能够公开，能够解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议论，无疑是社会的进步。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生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至今又已六年过去，当又增加不少。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 ——汪东兴还是“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编者的话： 为什么没有执行？这叫“演戏”，是毛泽东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泽东已有明确批示，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不执行。岂不罪该万死。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这个当代的“大太监”，居然敢于违抗“旨意”，拒不执行。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宫廷密诀”，汪东兴“摸透”了毛泽东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图。拒不执行，是为了迎合主子的真实意图，即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写到这里，想起了当年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事。 原来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不愧是贴身的“大太监”。跟慈嬉太后身边的太监李莲英相比，绝不逊色！ 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谓予不信，且看他是怎么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纳、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为什么毛泽东的稿酬能免税？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绝。李纳、李敏申请过，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200万。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编者的话：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众人评说毛泽东的稿费问题 丁远先生认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而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论家邵燕祥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于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得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它冤假错案反而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 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如是说： “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这是他个人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500多万时，毛泽东觉得不太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至于称‘万岁’又是和过去一样的。……至于说‘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语）。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一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这一翻宏论，无疑是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但对毛泽东提出这样要求，似乎是“对牛弹琴”。他是什么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错，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撕掉画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丁弘又说：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着，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却在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这是铁板顶顶的事实。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变质了，她被毛泽东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一点说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写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篇长文（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第476—536页）。本文除最后几段是直接摘录丁弘的原文外，其它都采取摘编的形式。所有的小标题是笔者加上去的。 猩猩相惜——毛泽东与波尔布特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分别发表了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题目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后者的题目是《又见〈红色高棉〉》。 这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月发表，是巧合，还是特殊内涵，值得深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我国的杂志上历数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为什么还要联系中国实际来做文章，这就是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两文都比较长，这里只摘编其中有关值得反思的内容。为了醒目一些，小标题是笔者写的，但其主要内容则引自两文。 《波尔布特罪行馆》与“文革博物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在地下入党的党员）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毛与柬共达成的一份充满血腥的协议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现摘录原文如下：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现摘录供欣赏如下：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写了一篇题为《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这又一篇震撼人们心灵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泽东的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人士。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畅销全球。 “心路追踪”一词似乎带有某种主观判断的成分，但由于作者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毛泽东本人政治历程的信息，再加上严谨的逻辑推理。因此，他的这种判断是可信的。 这篇文章要讲的核心问题，即是本节标题：“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辅佐大臣”。那么，究竟谁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内部史料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要“倒刘”和为什么要物色“辅佐大臣”来辅佐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是作者又一个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笔者受本文的启迪，开阔了视野，发现毛泽东晚年给民族带来大灾难的悲剧是两个“政治链”—第一个“政治链”是《反思录》（上）谈到的：从1956年处于“逆境”（指同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冒进”建议被否决，9月“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和在《党章》中撤销“毛泽东思想”命题，这些都意味着毛被赶下“凌驾宝座”。）到1957年为了打“翻身仗”，以发动“反右”为“突破口”，紧接着乘胜追击，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整周恩来，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但他并不就此罢休，以所谓“‘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狂言，发动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一年后“大跃进”恶果显露，开始纠“左”，1959年彭德环出于公心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被毛诬为“反党纲领”，打成“反党集团”，进而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从而导致三年饿死3700万人的大灾难。这是第一个“政治链”。第二个“政治链”就是本文所阐明的：从为推卸饿死人的罪责，而最后导致“十年浩劫”。毛泽东以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名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刘少奇打成“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罪人”。这样就把饿死3700万人的罪责，轻轻松松地堆在刘少奇的头上。这两个“政治链”，最后结成一个完整的“政治链”，这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1976年9月离世，这整整20年搞了一连串政治运动、炮制了一连串“冤案”（无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国民经济两次濒临崩溃边缘；饿死3700万人，仅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达2千万，受迫害人数达一亿人（叶帅在一次讲话中提供的信息）。至于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质的滑坡更难以估量。这就是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账”！ 刘少奇在当年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是把自己与毛一起摆进去的，共同承担责任；可是这句话对毛泽东刺激太大。对毛泽东说来，“要上书的是你刘少奇，我毛泽东决不能以‘人相食”上书，而必须以‘人民的大救星’上书。”通过“文革”，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如意算盘。但是，铁的事实终究会战胜无耻的谎言。在毛泽东离世后30年，或者说在饿死人大惨案发生后的50年，作者所写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的《共产主义地狱》上、下两章以及杨继绳的《墓碑》，终于彻底揭开了当年惨案的真相。 为此，现将该文摘要于后，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刘少奇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这位帅不了解，……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谁是我的继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略）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 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九大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 这件事情可评可点。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可以讨论的；但不能说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五十四人是林彪的老部下。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毛林摊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泽东庐山新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它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林彪没多说话，附和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 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 “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我看清了，如果张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带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作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 “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党的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召开九大选举主席团主席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动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九大党章，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毛的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 “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在形势开始逆转，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前夕，……这时陈（伯达）、汪（东兴）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会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捧给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宝座的人。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区司令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它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略）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毛泽东说：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 “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注销《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话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毛泽东最后留下的两份“接班人”名单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 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粉碎“四人帮”前夕，军内流传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泽东对许世友的谈话，大造反对后党的舆论。……（略） 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编者的话： 拜读了辛子陵先生这篇宏文，大快人心。他不愧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以大量内部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的逻辑推理为准绳，读后令人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最后所说：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了骗人的鬼话。撕下画皮，暴露出毛泽东的本来面貌！ 作家出版社的《延安讲话》（手抄本）出炉始末 华夏快递 南都周刊2012-6-1 周至美 一篇70年前的文章，170个字，1000块钱，100个作家，一本定价260元的手抄本出版物—作家出版社推出的这个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计划，激起了意料不到的波澜。 4个多月前的1月18日，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写了一封《特邀抄录毛泽东手稿约稿函》，邀请一百名文艺界名家参与，分别抄写《讲话》片段，拟汇集成书，正式出版。 在约稿函中，何建明说，为纪念《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作家出版社将“举办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征稿活动”，“出版一本特别定制的宣传纪念册”。 随着何建明的约稿函一同寄给百余名文艺界名家的，还有请求抄写的原文一页、抄写用册页本一册和格式样两张。 “请您依其格式样，以钢笔按原文位置横排书写。抄后请留下您的签名，并附五十字左右的个人简介一同交付我们。在此，对您的墨宝和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何建明说。 这便是在今年5月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何建明主编的《毛泽东同志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得以出炉的机缘。 “抄写费用现金1000元” 据该书的责任编辑王宝生表示，从春节前，他就开始给每一位抄写者打电话，对方同意以后，才将约稿函、用于抄写的三张稿纸、抄写的段落以及抄录费用（据多位作家表示，费用为现金1000元），稿费回执单等一并用挂号的特快专递快递给抄录者。 据王宝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寄给作家的稿纸是编辑亲自用圆珠笔画好方格，作家签名的位置都准备好了，“平均每位作家写170个字”。如果比照目前每条微博140字的篇幅，这相当于一百个作家发了一百条加长微博。 抄写者中的一百人，均是中国目前知名度较高的文艺家。其中有在《讲话》前后去过延安的诗人贺敬之（《回延安》、《白毛女》作者）、周巍峙（代表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十里长街送总理》）、白刃、于蓝、黎辛（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处理和发表多篇与座谈会有关的稿件）、郭汉城等。 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说，有些人现在仍对“讲话”原文记忆犹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诵、默写“讲话”段落内容。他们的抄写一丝不苟、工整认真，有些人甚至抄写数遍。 “很多抄写者对于这种形式特别认可。”王宝生尤其强调，“像于蓝，亲自听过毛泽东在鲁艺《讲话》的报告。” 这一百人当中，当然也少不了在中国作协或中国文联任过职的“大腕作家”。例如现任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的铁凝和陈忠实、莫言；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等人。 而像贺敬之、于蓝等老同志，除了抄写一页讲话之外，还为此次出版题词。如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的题词是“中国解放区革命文艺精神永放光芒”。 曾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蒙的题词是：“青春万岁。”这恰好也是他的代表作的书名。而于蓝的题词是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 在这一百人中，曾获得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有7位，包括陈忠实、莫言、刘醒龙、张洁、刘玉民、徐贵祥和王火。其中唯一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还为此书题词“忠于艺术”。 若以出生地来算，来自江苏省的作家最多，有17位，依次是山东省15位、河北省14位、上海8位，其中多人在地方作协或文联任职。 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虽然不在百位抄写者名单中，但她也在5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文章《生活照亮艺术》。 “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是缔造了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更是位博览群书的杰出诗人。”在文章的开头，迟子建这样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拜，“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文学工作者，我想结合自己这些年的创作实践，谈一些学习《讲话》的体会。” “全书定价260元” 当然，这百名抄写者中，也遗漏了当前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余华、余秋雨、王安忆等。 《南都周刊》记者曾拨通了王安忆的电话，王明确表示不会对此事发表评论。 王宝生跟《南都周刊》记者解释，该书在出版过程中，联系一些文艺名家时也颇为曲折。 “例如有些联系人在国外，不方便邮寄；有的关掉联系方式集中创作，因而难以联系到；有的身体原因难以胜任（如《我的祖国》演唱者郭兰英）；还有的联系到但当时在山区不方便通信（如歌剧《刘胡兰》选曲作者马玉涛）。”王宝生说。 该书的编辑工作持续了三个月。作家邮寄回来抄本之后，出版社开始要制版。“要嵌字、去线。有些作家写错了字，会认真重新写一个，我们会单独把这个字拿出来。作家们都非常认真，比如贺敬之老师写的很工整。”王宝生说。 至于为何采用了夹寄现金的方式支付稿费，王宝生解释说是为了双方的方便。 “这是我们对劳动的一种尊重，另一方面，这里面每一位文艺家的字都不止这个价钱吧。不过，王晓棠（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饰演金环、银环。记者注）老师是唯一没有要报酬的艺术家，她说，抄写毛主席的著作，不需要报酬。” “这本书在文献整理上很有价值，从艺术上，读者也可以欣赏到名人名家的手迹签名。而且，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印装精美。”王宝生介绍说。 该书的装帧相当精美，采用了瘦长的16开本，有盒装外封，内页分“版本”、“首版”、“重录”、“抄本”四个部分。全书325页，定价260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数为3000册。 “版本”中选取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的63个封面，含36版中文、2版少数民族（藏文、维吾尔文）、25版外文封面。图档由荣膺“收藏毛泽东著作吉尼斯世界之最”称号的张迪杰先生提供。 “首版”选用了1943年解放出版社（32开、42页）的影印件。 “重录”是采用1991年6月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版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予以重录。 “抄本”封面是书法家欧阳中石的题字。据王宝生讲述，他们之前找了欧阳中石，想让他抄写其中一页，但欧阳中石说不能抄写，于是改为帮封面题字。 于是，在欧阳中石的题字之后，即是百位文艺家合力抄写的版本，按照名单中的名字顺序，每位作家抄写一页，并附有作家的签名和简介。 “有些后悔”与“无可厚非” 5月21日，媒体刊发了《百位文艺家“抄书”纪念“延安讲话”》后，引发坊间争议。 一些参与抄写的作家在事后表示“有些后悔”。如叶兆言在新浪微博上回应此事说：“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 5月23日，作家周国平发表博客《纪念时我纪念什么？》说，自己当初答应抄写有“顾及情面”的考虑：“当时略觉诧异，直觉告诉我，此事不该我做。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听从我的直觉，而是顾及了情面。”周国平在文章里说：“我想，该社的人我熟识，手抄一页书也说明不了什么，让抄就抄吧。我还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却不过情面”，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理由。 一位名单中的作家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承认，作为圈子里的人，总是有一些情面的，人在江湖，谁都有一些难处。“坦率地说，我不想抄写，我也没看过《讲话》，但不抄就得罪朋友，抄了，也不是我一个人。” “人家把约请用特快专递寄过来了，一看就是同志们的一项工作，有时候得替别人想想，”作家梁晓声在回应《南都周刊》的采访时说，“虽然觉得意义也不大，不必做这种事，但是你想，支持一下人家的工作嘛。（不做的话）不就等于把人家的信件摔在人家的脸上了吗？” 当得知记者要就手抄本如何出炉等问题进行采访时，梁晓声反问：“你们想做什么呢？这件事，你要是问我《讲话》是否还能指导我们现在的工作，这还像一个问题，这还像传媒应该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告诉你，今天不能仅仅按照那个来指导当下的工作。” 在这本书中，梁奉命抄写的《讲话》内容是：“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 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更多的认为此事无可厚非。 河南作家二月河说，他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途有人打电话催了他一次，“我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可以非议的。” 湖北作家、诗人熊召政认为，《讲话》作为一个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文件，纪念一下是无可厚非的，“抄写这个就像抄写唐诗宋词一样，真没有想这么多”。 名单中的一位作家也认为：“作为中国作协的一个出版机构，作家出版社做这个事情应该说是很正常的，无可厚非。” 池莉5月28日在腾讯微博上公开回应南都周刊记者说：“在我看来，纪念延座70年与我们每天都在召开的无数各种纪念会议没有区别。我愿意面对和尊重历史存在，也不拒绝重新了解，手抄一段文章也OK，至关重要的是怎样认识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家的想法可以有反复，但我相信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版本仍然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版本流传下去，也会成为历史的记录。”对于因该书引起的争议，王宝生回应说：“我相信读者和作家在见到样书之前和之后，会有不同的认识，会和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会理解我的初衷和立足点。对于《讲话》本身，作家可以有自己的认识，但总体上，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出版的归出版。” 5月27日，百位文艺家中韩少功做客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文学名家大讲堂”，在毛泽东文学院做讲座。 在回应南都周刊记者“对百位文艺家抄写《讲话》有何想法和观点”的提问时，这名湖南籍作家强调说：“七十周年前的这个《讲话》基本上是内行话；第二，它针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文化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针砭，针砭是对的。最后，如果我有机会对我的湖南老乡毛泽东，包括对邓小平、孙中山乃至对蒋介石这样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做过巨大的努力的一些先辈人物表示尊敬，我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后悔的地方。” 韩少功抄写的讲话内容是：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 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