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錢塘江沿線出現多個癌症村 2013年3月13日 《新民周刊》 
新民周刊第731期封面 水禍中華 想打“水禍”的，一不小心打成了“水貨”。
但中國的水，也真是太“水”了——報載國內80%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都遭到嚴重污染，這要在以前，又要激憤得幾個陳天華蹈海了？
但我們似乎安之若素。因為至少不會當場死人。更有不少人，據說是官員和公知還引經據典地大言：這是工業化的必由之路，歐美、日本等國都走過這樣的道路……
言外之意，要發展，必污染，如同要做女人，必先怎麼樣怎麼樣一樣。
這種說法，不是無知就是詭辯，而且以居心叵測的詭辯居多，歐美的工業化，的確付出過污染的代價，問題是人家是前無古人的探路者，沒有借鑑的先例，你現在明知前面有屎有雷，幹嘛還一腳踩上去？
這齷齪的“一腳”，不僅僅左鄰右舍唾罵；這齷齪的“一腳”，不僅僅子孫後代唾罵，事實上，“現世報”來得實在太快，那成串成摞的癌症村和腫瘤醫院萬頭攢動的隊伍，已經無聲地宣判：你這一腳就是民族的罪人！
有那麼嚴重嗎？中國還會繼續美麗嗎？敬請諸位看官蒞臨本期激情封面。 (主筆 胡展奮) 水與癌 首席記者｜楊 江 今年2月至3月，《新民周刊》記者沿着錢塘江一路驅車踏訪蕭山南陽經濟技術開發區、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紹興濱海工業園，及其周邊村莊居民。記者親眼目睹了這條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地區所依傍的江河猶如一條被污染企業吞噬的巨龍，渾身潰瘍、苟延殘喘，而那些原本美麗的魚米之鄉更在這些園區的“踐踏”下成了人們避之不及的“癌症村”，“生態難民”已成當地最棘手的社會問題。
浙江紹興，一座歷史上因水聞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時期，然而當地人曾引以為豪的“醬缸”、“酒缸”、“染缸”，如今卻變成了讓當地人不堪重負的“毒缸”。
全國關於“癌症村”的傳聞近年來不絕於耳，更有媒體製作出了中國“癌症村”地圖，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認領”的同時，環保部日前印發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終於承認，近年來，我國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動物和人體中已檢測出多種化學物質，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症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共有164個紡織工業集群，擁有超過5萬家紡織工廠，主要集中於東部、東南部沿海地區。紹興市紹興縣便是其中之一，這裡的紡織企業9000余家，印染產能約占全國30%，因而也被譽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這個GDP功勞簿上的大功臣卻變成了水鄉惡變的罪魁禍首，在規劃面積100平方公里的紹興濱海工業區及周邊已經有多個“癌症村”出現。
不是紹興一座城在呻吟，同樣淪為生態難民的還有毗鄰的杭州市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村民，在那裡同樣集聚紡織及其相關的化工企業。
這兩個工業園區位於因潮水聞名的錢塘江畔。化工污水經過巨大的排污管進入錢塘江，而後順流入海通過杭州灣匯入東海。
江河曾經孕育了人類璀璨的文明，如今則見證着現代工業文明的罪孽，這條中國經濟最為發達地區的江河猶如一條被污染企業吞噬的巨龍，渾身潰瘍、苟延殘喘。
誰說沒有原罪？誰還敢說沒有原罪！浙東地區的人民正在為過去30多年發展中的污染埋單。
這裡的發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區複製，隨着產業的轉型與轉移，一部分污染企業正在或者已經被當作香餑餑引入中部、西部等欠發達地區。
如果執迷不悟，悲劇終將一併被複製。 禍起開發區 從山清水秀令人羨煞的小鄉村淪為姑娘們談嫁色變的“癌症村”，杭州市蕭山區塢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現齡45歲的塢里村村民韋東英見證了這個過程。20多年前，廣西柳州姑娘韋東英嚮往塢里村的清秀與富足，經小姐妹介紹嫁給了年長她13歲的塢里村村民邵關通。邵關通是一個靠在錢塘江捕魚為生的漁夫，彼時的錢塘江水清澈見底，韋東英向《新民周刊》回憶說，那時邵關通出船時都不用帶飲用水，渴了直接從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這對夫婦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鰻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獲幾十尾。海鰻苗被譽為水中的軟黃金，暢銷日韓等國，年輕時的老邵因此被韋東英視作“小老闆”，“海鰻苗出口時論尾賣，捕撈時因為多，論斤賣。”邵關通追憶。
這樣的場景早已不見。3月6日這天，邵關通與其他漁夫駕船在錢塘江捕撈了兩個多小時，6條船總共收穫了不過20多尾鰻魚苗，雖說每尾可以賣到30元，但總收入仍相當微薄。而且，江上作業與危險相伴，一名船夫捕魚時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殞命，老邵只得與漁夫們一起撈屍體。
韋東英談起20年間的變化怨聲載道，直呼：“這個社會是怎麼了？地球要被禍害完蛋了。”
塢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隨着城市化的擴建，逐漸與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據官方的資料，位於塢里村的南陽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於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為省級開發區。可以說，塢里村的夢魘就此開始，工業園區陸續入駐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業，涵蓋印染、製藥等化工領域。不過，最初，村民們並未察覺不妥，儘管耕地因為工業園區的建設“說徵用就徵用了”，韋東英們還是指望着園區的建設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一點實惠。
“那時候化工廠是直接排污的，五顏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內河、錢塘江。”韋東英說，村民們最初以為這些廠離他們的住宅區還有一點距離，不會有什麼危害，直至後來發現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開，地里滲出的水都是五顏六色的，村民們擔心這樣種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廠的回答卻是“沒事”。
除了污水，化工廠還肆無忌憚排放廢氣，這些廢氣有時候像臭魚味、有時像樟腦丸的味道，更多的時候因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說不出來是什麼氣味。“熏得我們胸悶，夏天關着門窗都擋不住。”韋東英還抱怨，因為廢氣中夾雜酸霧，家中的金屬器皿迅速被腐蝕。
1996年，南陽工業園建成4年後，塢里村的村民們便因為不堪忍受環境污染的折磨開始集體上訪了。“化工廠越建越多，規劃中與村民居住區相隔的綠化帶沒有建，廠直接開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間隔都沒有了。”韋東英指着屋子西側的一家化工廠說。
當地政府曾組織塢里村民進行血檢並對塢里村的地下水進行檢測，韋東英也曾被要求參加抽了血，然而這兩份報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將井水送至外地檢測，但檢測報告，當地環保部門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則天下就要大亂了”。
一邊是檢測報告秘而不宣，一邊是村民們要求化工廠搬遷，當地政府與村民們談判後答應給塢里村引入自來水，而此前塢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們的共識，近20年來，塢里村民一直持續不斷地反映問題，要求或者將化工廠搬遷，或者將村民搬遷。因為遲遲不見“說法”，不少村民陸續放棄了上訪，韋東英夫婦卻堅持了下來，2004年左右，他們開始帶頭奔走相告，成為民間環保鬥士，並在2005年被評為“浙江平民英雄”。
與污染企業作鬥爭，對這對夫妻而言是艱難而又孤助無緣的，在發現污染企業偷排後，他們致電蕭山區環保局，但環保局的人姍姍來遲，等他們趕到現場，企業已經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為了抓到證據，韋東英用廢棄的飲料瓶裝上偷排的污水，但環保工作人員說這不能成為證據，無奈之下，韋東英又拍照取證，但環保局認為照片不能說明問題。
“當時我們舉報，環保局還曾埋怨，說企業排污都交了錢的，你舉報幹什麼呢？！”韋東英不解。
持續的抗爭終究還是有了一些成效，不過所謂的成效在韋東英看來卻是一個莫大的嘲諷，因為污染不是減輕了，而是變得更隱蔽了。
當地政府曾許諾三年內搬遷化工廠、解決村民的生存問題，“他們說讓這些廠再生產三年，我就問了，污染好比殺人，假如殺人犯跟公安局說等三年，讓他再殺三年人抓他歸案，公安局能同意嗎？這是同一個道理！”邵關通有些憤懣。
如今三個三年快過去了，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離居民區遠的化工廠搬了幾家，但近的卻沒有搬，這是什麼道理？而且化工廠還在批建。”韋東英曾舉報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環保局對她的回覆按照韋東英的口述是：“這個名字是難聽，我們建議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問題，難道改一個廠名就可以解決了？”韋東英不能接受，對環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這對夫妻每天堅持巡查村旁的內河與錢塘江，在江畔有一個南陽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說法，園區所有的工業污水都將通過管網進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後進行污水集中處理。
不過，韋東英夫婦發現污水收集中心的機器幾乎不運轉，“你看，都生鏽了”，她領着記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點，韋東英發現沿塘河上的赭山灣閘又開始放閘泄水了，黑烏烏的內河水直奔錢塘江。
“隔幾天就放一次，潮水來了就把污水排進錢塘江，再從另一頭把江水引入內河沖兌。”
記者看到，即便沖兌後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烏黑。 死亡名單 韋東英對蕭山區錢塘江各段的排污口瞭如指掌，她懷疑工廠仍有暗管偷排，因為在廠區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規勸她：“大姐，你們別告了，越告越糟糕，他們現在都在廠里打暗井，污水通過暗井排走。”遺憾的是，韋東英找不到證據，因為工廠她是絕對進不去的，她告訴《新民周刊》，化工廠排氣排水多在後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們拿着對講機，看到我來了，就用對講機通風報信：韋東英來了，你們快關閥。”
這對民間環保夫婦對《新民周刊》反映的問題得到了諸多村民的印證。不過塢里村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已經不是污染了，這個問題已經現實存在了近20年。韋東英悲哀地控訴：“老百姓有幾個20年可以等？”從化工廠出現，塢里村的癌症病例就開始逐日增加，時至今日這個小鄉村已經成為遠近聞名的“癌症村”。
韋東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間記錄的村里癌症患者與死亡名單，從1992年至2005年，塢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紀多在四五十歲，最年輕者20多歲，記者翻看這份沉重的死亡名單，發現村民們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後的癌症病例韋東英沒有做統計，因為她和村民們逐漸灰心了，“村民們後來不再配合調查，問我，調查了又有什麼用，我沒法回答人家。”但是韋東英告訴記者，最近幾年，每年都有七八個人因為癌症去世，“這裡難道不是癌症村？”
韋東英後來還曾做過一份《環境污染基本調查表》，記者摘錄了幾則——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馮志光在表格中寫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宮肌瘤，曾看見企業直接排污，“現在蓋住放，夜裡九點以後氣味濃，門窗打不開。”“井水不能用，以前水產品質量好，現在買回來有氣味，不好吃。”
他抱怨說“(污染的問題)和街道說過，沒有用。”“給我一點錢看病。”在期望一欄，他寫下了“想環境(好起來)，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馮志光填寫了這份表格，不到半年後，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塢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調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覺感覺身體不適，附近人得癌多。”此後不久，在檢查中，王江平被發現患有肺癌，痛苦掙扎4年後悽慘離世，卒年54歲。
在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們對家鄉的環境問題以及環保部門、街道、村委的瀆職抱怨連連。
51歲的村民曹建妙質問：“為什麼塢里癌症患者多，叫領導答覆到底為什麼！”而41歲的村民馮東海則直言不諱，不願意讀一些關於水污染的問題和法律維權的專業書籍，因為“老百姓靠政府為民辦實事才有用，讀書沒有用”。
韋東英談起這些案例唏噓不已，忍不住抹淚，“老百姓心疼環境有什麼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誰能放在心上？”
塢里村最讓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戶丁姓人家，50多歲的父親與30多歲的兒子前兩年陸續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婦獨守空房。
村民們多懷念當初的青山綠水，那時候河裡魚蝦成群，然而現在捕獲的魚吃起來有一股怪味，韋東英說丈夫不久前捕獲一條野生鯽魚，賣給人家，結果買家上門抱怨燒魚的過程中滿屋子都是怪香味，有點像樟腦丸的味道，沒敢吃，扔了。
除了癌症高發，塢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較普遍，33歲的村民陳奇原本是一個外科大夫，如今卻因為嚴重的免疫系統疾病在家養病。陳奇脫去衣服，渾身的紅疙瘩讓人不寒而慄，他說這是免疫體統破壞後的病症，嚴重時呼吸困難，走路都艱難，因為瘙癢難忍，常抓得皮開肉綻。他去蕭山當地醫院治療，醫生直接問他住在哪裡，當聽說是塢里村後，醫生斷言與污染有關，他又去上海華山醫院治療，醫生告訴他只有遠離污染才能痊癒。8年來，陳奇因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丟了，他懷疑病是家邊上的馮氏彩鋼板廠導致的，這家工廠距離陳家不過十多米，生產工序中需要在鐵板上噴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學醫出身的陳奇深知苯類對血液系統的危害。
但他卻沒有辦法去索賠，因為家附近的各類化工企業多達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質，他也無法說清。“污染是眾人皆知的，但與癌症與疾病具體有什麼關聯，我們沒有證據，政府也沒給我們一個說法。”
陳奇想過搬離塢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過一段時間，身體明顯好轉，但回來後又復發。“沒有那個實力搬離。”
“我們這裡就是癌症村，我家邊上死掉的就十幾個。”他看着身邊年輕人一個個離開，很為自己的前景憂慮。
韋東英的一戶鄰居在蕭山環保局工作，根據韋東英的說法，這家人幾乎從不讓孩子住村里，周末偶爾回來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塢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們因此不敢吃本地種的菜，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廠來了，我們的地被徵用，沒有得到一點好處，反倒賠了性命。”多個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實 對於“癌症村”的說法，離塢里村稍遠一些的紅山村被公認為癌症村中的“頭魁”，儘管官方至今同樣不承認“癌症村”的說法。
紅山村的癌症病發率比塢里村還高，原因在村民們看來很有警示意義——因為該村距離化工區比較遠，上世紀90年代，塢里村民為污染問題抗爭時，紅山村的村民們覺得環境污染並不會影響到自己，因此照舊吃井水，用內河的水澆灌稻穀、蔬菜，收穫的莊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後，紅山村才通上自來水，但為時已晚，“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進入癌症高發期了。”邵關通苦笑，“幸虧我們塢里村鬧得早，否則癌症還要比現在嚴重。”
《新民周刊》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在蕭山臨江工業園區及周邊的黨灣鎮等地同樣存在多個類似塢里村、紅山村這樣的“癌症村”。根據環保部門的要求，園區的工業污水集中至蕭山臨江污水處理廠，這個污水處理廠還一併處理周邊11個鄉鎮的生活污水。
通過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的污水排入錢塘江，但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對該排污口的水樣抽檢發現其含有多類有毒有害物質，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殘留物質。
因為怕本地人鬧事，工廠並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廠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塢里村及周邊村落，村民們時常看到這些外地工人渾身紅色、綠色，染料是什麼顏色，人就是什麼顏色，連眼瞼都是五顏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訴《新民周刊》，這些顏色幾個月都洗不掉，咳出來的痰都是帶色的，洗澡後，換上白襯衫，一出汗，領子都是紅色。
村民們最可怕的傳聞便是印染廠的污染會導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廠怕承擔風險，也不願招收年輕女工。
邵關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這個排污口，他並不懂得專業的化學知識，但直觀的感受足以讓他對環境憂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時候是紅的，有時候是綠的，異味濃烈，“難道這就是無害化處理後的污水？”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環境污染對整個地區的危害，南陽鎮2012年徵兵工作，270名應徵青年，最終只有17名體檢過關。塢里村去了17名應徵青年，結果只有邵關通的兒子一人合格。
21歲的兒子如今遠在他鄉，邵關通、韋東英夫婦決定堅持抗爭下去，雖然生命受到威脅，家中玻璃也被人接連砸破兩次。
韋東英說她想不通，這種斷子絕孫的事情為何得不到制止，“難道除了污染環境，就找不到賺錢的方式？難道中國的發展非要延續外國的老路？”
因為污染的問題，塢里村的村民們與村幹部產生隔閡，並指控村幹部們被化工廠一點點蠅頭小利就收買了。
邵關通期望將村民們整體搬遷，因為化工廠已經事實存在了，搬到哪裡就會污染哪裡，“地球哪裡有那麼多地方好讓他們污染？” 另一個“癌症村” 離開蕭山，驅車往東不過半小時路程便進入紹興市，杭甬高速公路紹興出口下來就是三江村，這是紹興地區坊間“知名度”頗高的“癌症村”，當然，地方政府不認可這個說法。三江村幾乎是塢里村的翻版，同樣因為印染等化工企業的包圍，水、土壤、空氣被污染，年輕人們“逃離”，外地工人與本地老人留守。
66歲的鄉村醫生林張木退休後堅持在村裡的小診所義診，因為接觸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議患者家屬送去大醫院做腫瘤檢查。
這個5000多人的村子據他所知至少已經有80多人患癌去世，“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們都說這裡是癌症村。”
在這位鄉村醫生看來，癌症高發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禍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廠。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遷，但因為拆遷成本高，這項工程進展異常緩慢。
在三江村往北數公里便進入紹興濱海工業園區，這個園區是浙江省最大的工業園區之一，已經初步形成了紡織製造、石油化工、聚酯纖維、生物醫藥、包裝材料和農產品深加工的產業集群，其中印染年總產能達到50億米，占全國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儘是印染及相關的企業。聯發化工廠等企業沿着一條內河排列，河道外側就是海灣。記者面前的這條內河臭氣熏天，而聯發化工廠與內河相隔的圍牆外正有兩個工人安裝攝像探頭。
見到記者拍照，工人很警惕，當地環保人士——90後青年徐磬石認為在圍牆外安裝探頭針對性很明顯。
車子順着防洪堤一路開，每過一個化工廠便是一種氣味，附近新三江閘附近的兩個漁民告訴記者，風一大，各家工廠的氣味混合在一起，能將人熏暈。
6月7日這天，66歲的漁民高明亮從凌晨2點開始在新三江閘外的海灣捕魚，直至下午2點記者到訪，才捕獲十幾斤魚，而早年，一個小時就可以捕獲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訴記者，新三江閘隔幾天就打開一次，聯發化工旁邊的內河的臭水排入海灣，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黑龍轟隆隆扎進海灣。
“魚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魚有種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這魚他們不敢吃，只能賣給不知情的人，“一個人只能賣一次，上了一回當，下次就不會再買。”
順着濱海大道繼續往工業園區深處，印染企業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渾厚的化工味包圍，但村民們已經習以為常，聞不出來了。新二村周邊的內河已經悉數被工業污水污染，成為村民們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會發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為濱海工業園區一家印染廠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條三四百米長的河流瞬間被染成紅色的“血河”，兩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來的工人，村民郭大爺透露，新二村同樣被視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樣不能飲用，村民們守着水卻愁水吃。
郭大爺與其他村民一樣將房子出租給來自雲南、貴州、四川等地來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魚腥草的女工告訴記者，她今年快50歲，在附近一家印染廠做工，剛到這裡，早她到來的老鄉就告誡她不能飲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們如今都從工廠里提自來水回來洗菜、燒飯，在這片水鄉，水成了貴重的物品，郭大爺家有一口水井，雖然只能用來洗衣服，但也供不應求，郭大爺在井旁寫了一個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濱海工業園區各家企業的污水同樣通過管網匯入當地的污水處理廠——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處理能力，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以處理印染廢水為主的綜合性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達到110萬噸，雨水、污水管線據資料顯示高達290公里。
在這家污水處理公司不遠處是一家名為紹興環興的污泥處理公司，巨大的煙囪正在冒煙。
徐磬石2010年組建了紹興當地的一支民間環保組織，他告訴《新民周刊》，因為污染問題，當地曾多次發生村民與企業的衝突。
在小徐看來，水與空氣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個隱患卻容易被忽視——土壤。按照污水處理要求，每個企業的污水必須先在廠內進行初期處理，而後再進入管網，沉澱物中積攢了巨量污染物。
環興污泥處理公司這樣的企業便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紹興地區也確實存在企業偷倒污泥的情況。
“這種污泥對土壤的破壞性極大，所倒之處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濱海大道東北方向的盡頭便是杭州灣，3月7日這天，雖有霧霾，但仍可依稀看見杭州灣大橋。紹興水處理發展有限公司處理後排放出來的污水便從這裡排入杭州灣錢塘江內，附近一家工廠的工人告訴記者，排污時，污水通過管道噴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渦流，而污水的顏色則是五顏六色的。
水務部門看到記者攝像很警惕地詢問。在這個排污口，綠色和平組織的抽樣同樣檢測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質，甚至還有鄰苯二甲酸二丁酯，此類污染物質具有生殖毒性，常被應用於包括紡織品在內的多種工業生產。
記者注意到，針對綠色和平組織的檢測報告，蕭山與紹興縣環保部門均曾予以否認，蕭山區環保局副局長朱海斌、紹興市環保局副局長胡劍都表示，“工業園區排放的污水都經過污水廠處理，符合國家標準。”朱海斌表示，工業污水即使經過了處理還是污水，不可能達到自然水那樣的清澈。根據國家標準，只要該污水經過自然水的80倍稀釋能夠達到無色就是正常的。報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質，朱海斌表示“國標”裡面沒有要求，目前國內環保部門的技術和設備水平也無法檢測。
在濱海工業園區內的萬豐化工廠附近，兩名來自四川綿陽的萬豐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種菜，河道便與新二村那條曾被染成“血河”的內河相連。因為被污染，這條河如今被築壩隔斷，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廢棄河道兩邊的農田不再耕種，但兩名四川女工不以為然。她們告訴記者，“化工廠與印染廠相比，很難說哪個毒性更大，為了生活，沒那麼多能力去講條件。”女工的工資每月不足兩千元，工廠每個月給她們發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個人自覺，至於體檢，“目前還沒享受過”。
來自綠色和平組織的調研顯示，紹興濱海工業園區與蕭山臨江工業園區的印染企業不乏一些國際服裝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應商。
紡織名城向世界輸出潮流的同時卻將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員摘取了GDP的果實，民眾卻在為生態危機埋單。
環保部《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顯示，我國化學品污染防治形勢十分嚴峻。我國現有生產使用記錄的化學物質4 萬多種，其中3000余種已列入當前《危險化學品名錄》，目前，我國化學品產業結構和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和風險隱患突出，發達國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學品在我國仍有規模化生產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環境風險的化學品生產能力向我國進行轉移和集中的現象。
指望國際服裝品牌督促供貨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現階段無異於痴人說夢般的一廂情願，何況對服裝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裝殘留以及洗滌過程中對消費地的二次污染問題也同樣嚴峻，不久前發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殘留的布匹就來自紹興地區。
2010年，紹興縣印染超過170億米的布料，並且生產了超過1.3億件的服裝，紡織業作為紹興最大的支柱產業，占據當地工業經濟總量的58.5%。然而，籠罩在癌症陰霾下的村民們對這些數字樂不起來，因為付出的環境代價實在太大，恐怕幾代人都無法償還。
紹興濱海工業區的排污口再往東，紹興上虞市的道墟鎮亦有不少村民向記者反映，他們那裡也有“癌症村”。化工企業開到哪裡，“癌症村”似乎便會出現在哪裡。
上虞往東，寧波市慈谿地區，隨着杭州灣大橋的建成貫通，工業園區逐漸擴大，並已形成專門的印染區。來自那裡的民聲反饋是，因為污染物的排放，海產品產量削減，口感變差，老百姓們正在擔心步入上游的後塵。
污水最終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長的海產品最終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遠。
毫無疑問，環境污染的危害絕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區。同處一片霧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將成為我們這代人，甚至幾代人共同的歸屬。
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200萬人，因癌症死亡人數為140萬，我國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於癌症，在全國不少大城市，惡性腫瘤已經超越心腦血管疾病，成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們就把這樣一個環境留給我們的子孫，我們的子孫以後祭拜我們的時候也不會感激我們，他們只會問，祖先們啊，你們到底在幹些什麼啊。”
韋東英的這番話與噴涌的污水共同擊打着我們的心。 洪河邊上癌症村 2013年3月13日 《新民周刊》 撰稿、攝影｜盧 廣 洪河經舞鋼市、舞陽縣、西平縣、上蔡縣、新蔡縣進入淮河，全長254公里。一些重污染企業超標排放大量的工業廢水，舞陽縣城的生活污水也進入洪河。
污水在洪河流淌了二十餘年，洪河岸邊已成了癌症高發區，村民嚴重受害， 村民為了治病，傾家蕩產，最終是人財兩空。
沿着洪河流域兩岸的村莊採訪，污染觸目驚心，沿途的村民深受其害。改革開放後，農民解決了溫飽漸漸有點積累，二十年的污染，又使他們一貧如洗。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家庭債台高築，有多少青壯年娶不上媳婦，有多少青少年放棄學業出門打工，一個個悲劇不斷上演。 地下水污染正在整體惡化 在馬軍看來，地下水污染的嚴重程度長期被忽視，地下水污染情況比地表水更加嚴重。“如果說地表水污染整體不容樂觀，局部有所改善的話，地下水污染則是整體處於惡化的趨勢。” 記者｜黃 祺 今年“兩會”，環境問題被提及的次數前所未有地頻繁，“中國水危機”一詞終於從民間、專業領域，變成“兩會”焦點。
引爆此輪環境討論的，除了頻繁出現的嚴重霧霾，還有網友舉報濰坊企業向地下非法排污事件。
有一些數據，雖然早已進入中小學課本，但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因追求經濟發展速度而被淡忘：中國是全球水資源最為匱乏的國家之一，中國擁有全球20%的人口，但淡水只占全球的7%。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比人均耕地占比還要低12個百分點。
過去有一種觀念是，發展經濟必然要犧牲環境，而水污染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現象。但問題是，經濟發展與水的關係已經陷入惡性循環，水資源短缺將制約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污染帶來的健康代價，也會拖慢經濟發展的速度。
中國水危機，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但與空氣治理一樣，要想讓水質得到改善，需要漫長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必然還會遇到阻力。 不只是濰坊 2月11日，一條內容為“山東濰坊許多企業將污水排到1000多米深的水層污染地下水”的微博被網友熱情轉發，雖然舉報消息並沒有附帶確鑿的證據，但更多人“寧可信其有”。這樣的心態並不奇怪，剛剛過去的春節期間，不少人在網絡上感慨自己的老家青山綠水不再，兒時戲水的小河如今色如醬油。水污染隨處可見，公眾對水污染的憂慮，早已積聚在胸。
舉報出現後，濰坊市環保局很快於2月15日下發通知，要求各縣市區和市屬各開發區實施全面拉網式排查，截至2月17日，排查企業715家，暫未發現帖文反映的問題。有網民質疑，兩天排查715家企業，簡直是“神一般”的速度。
有媒體將這樣的質疑拋給濰坊市市長劉曙光，他回應稱，“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講，排查是嚴謹、深入和細緻的。”劉曙光說，目前尚未發現有地下水污染問題。
網友的舉報未被查實，但並不意味着不存在企業向地下排污的情況。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多年關注中國水污染問題，十多年前根據對水污染的調查，出版了《中國水危機》一書，如今，“水危機”這樣的提法已經從民間走向高層。在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的網站上，各地環保部門查處的水污染違法案件會被匯總，製作成“中國水污染地圖”向公眾公布。
馬軍告訴《新民周刊》，像舉報者所稱向1000多米深層故意排放污水的情況，目前在環保部門記錄中暫時未見，但是，企業通過滲坑、滲井排放污水的案件，已有多起被環保部門查實。除了工業排污，還有一些北方農村，將生活污水排入滲坑，讓污水自然滲入地下，這樣的方式甚至還被當做一種污染處理辦法。此外，在西南地區，也有企業通過溶洞等特殊地形排污的違法記錄。
舉報風波中，有人提出國外有一種污水處理技術就是向深層地下排污。對此馬軍解釋說，西方一些國家的確嘗試過深井灌注排污的技術，但這個技術的使用需要苛刻的條件。比如，深井灌注區要有特殊的地質條件，灌注的岩層高度封閉、高度穩定，實施這樣的技術還要配備法規，要有長期、嚴謹的調研和論證。況且，即便在發達國家，深井灌注也是一個存在很大爭議的技術。
關於濰坊對這次網友舉報的處理，馬軍認為未能顯示出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的“誠意”。“濰坊應該借這次機會，排查企業向地下排污的問題，而不是說只查有沒有1000多米的深井排污。” 惡化的地下水 山東省聚集了眾多高能耗企業，廢污水的排放量和危險廢棄物產生量居全國前列。是擁有最多國家監控的重點污染源企業的省份之一。
“其實我們比網民更關注當地生態環境。”劉曙光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不過，公眾有理由懷疑官員們的誠意，濰坊的處理方式，與過往眾多環境事件後地方政府的表現類似，地方政府更急於撇清責任，而不是開展治理。
在馬軍看來，地下水污染的嚴重程度長期被忽視，地下水污染情況比地表水更加嚴重。“如果說地表水污染整體不容樂觀，局部有所改善的話，地下水污染則是整體處於惡化的趨勢。”
與肉眼可見的河流、湖泊相比，地下水無法被普通人觀察到，而官方對相關調查數據的公開又非常鮮見。但對於廣大的中國北方地區來說，由於部分飲用水來源於地下水，地下水水質與居民健康緊密相關。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記者會上提及，地下水是各種用水的一個重要來源，占中國全部用水量的20%左右。南方主要用徑流(降雨及冰雪融水在重力作用下沿地表或地下流動的水流)，而北方用地下水更多一點。“北京、河北這一帶，地下水幾乎占工業、農業和人民生活用水總量的50%以上。”
馬軍介紹說，中國地下水污染北方比南方嚴重，原因有多種，一個是北方地區地表水污染情況嚴重，像海河流域，幾乎找不到乾淨的地表水，這些已經被嚴重污染的水滲入地下，就會污染地下水。另一個原因是，北方地區地下水超采嚴重，華北平原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區，地下水水位偏低，更容易吸引地表水滲入地下。
地下水污染的後果比地表水更加嚴重，馬軍說，地下水污染的修複比地表水更難，特別是深層地下水，污染幾乎是不可逆的。
馬軍坦承，目前對中國地下水污染狀況的判斷，僅依靠現有的公開數據，而這類數據非常有限。
輿論的強烈關注之下，關於地下水的部分官方調查數據終於呈現在公眾面前。《中國國土資源報》報道，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環境研究所實施的國土資源大調查計劃項目——《華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調查評價》已經通過專家評審。
這份報告顯示，華北平原淺層地下水綜合質量整體較差，且污染較為嚴重，直接可以引用的Ⅰ-Ⅲ類地下水僅占22.2%，經適當處理可以引用的Ⅳ類地下水占21.25%，須經專門處理後才可以利用的Ⅴ類地下水占56.55%。深層地下水綜合質量略好於淺層地下水，污染較輕。
另據環保部2011年10月28日發布的《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2009年，經對北京、遼寧、吉林、上海、江蘇、海南、寧夏和廣東等八個省(區、市)641眼井的水質分析，水質Ⅳ-Ⅴ類的占73.8%。 公開“機密” 就像土壤污染調查數據仍被環保部門稱為“國家機密”一樣，地下水污染情況也長期處於“秘密”狀態，輿論倒逼之下，相關機構開始對水污染信息公開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希望地下水信息有更多的公開，就公布像PM2.5數據一樣，公開信息並沒有之前想象的那樣危險。”
中國各地區在2012年中陸續公布PM2.5數據，如今，很多人已經習慣了參照PM2.5數據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在公布之前，也曾出現激烈的爭論。反對的聲音認為，公眾如果了解了空氣污染的惡劣程度，會“受不了”。馬軍認為，PM2.5的發布對於環境治理只有好處，這些數據不僅給產業調整、環境監督提供的依據，更是給地方政府無形的壓力，讓它們能夠重視空氣質量。
“信息公開是第一步。中國的環境問題往往卡在一些關鍵難題上：判決執行難，無法突破地方保護；社會監督難，因為環境問題技術性強；環境訴訟難，證據難搜集。如果有公開的數據，上面這些難題都可以找到破解的辦法。”馬軍認為，全面的信息公開，首先有利於公眾參與對地下水污染的監督，而公眾參與，是解決環境問題最好的辦法。
與幾年前相比，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的熱情越來越高。2月16日，回到家鄉的浙江企業家金增敏發微博說，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橡膠鞋廠基地污染嚴重，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環保局長要敢在河裡游泳20分鐘，他拿出20萬。金增敏邀環保局長下河游泳很快變成一個“模板”，此後，樂清、瑞安、蒼南等地環保局局長頻繁被網友懸賞“下河游泳”。
如果包括地下水情況在內的水污染信息可以像PM2.5一樣發布，公眾的監督將變得“有的放矢”。 鏈接 20世紀30年代，美國石油公司率先採用一種深井灌注技術來處置石油和天然氣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鹽水和其他廢液。到50年代左右，化學和鋼鐵工業也開始了把化學廢料灌注到深地質層的嘗試。
成熟安全的深井灌注技術，是在地質結構符合條件的情況下，採用多重密閉的材料構建一個非常深的灌注井，通過高壓泵將灌注液排入封閉的、尚有巨大利用空間的第四類環境介質——地質儲存空間，與地下飲用水資源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使廢棄物不再參與人類和生物的物質循環，從而達到安全處置廢液的目的。
但是在早期階段，由於當時認識和管理不足，灌注井的建造以及運行中，都有可能因技術落實不到位而出現問題。美國曾出現過幾次影響較大的灌注事故。
1966年在科羅拉多州，一家軍工企業在利用深井灌注廢液過程中，由於壓力過大引起了地震；同一時期，出現了第一份地下飲用水遭受污染的報道。到20世紀70年代初，又發現某造紙廠的灌注廢液從廠外一定距離的廢棄油井中溢出。
政府意識到，不斷增多的地下灌注活動必須受到嚴格監管。因此，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保障美國公眾飲水安全的主要法規——《安全飲用水法案》，要求美國環保署制定地下灌注控制計劃，以確保地下飲用水源的安全。
1980年，美國環保署頒布了《地下灌注控製法規》，指出煉油、金屬製造業、化學品生產、製藥、商業污水處理、市政污水處理以及食品加工等領域的危險廢物，其他工業和市政廢液、放射性廢物可以灌注到所有地下可飲用水源之下，但原先灌注液所通過的三層安全保護管道必須提高到六層。
按照注入液體類型和注入地層的不同，環保署將灌注井分為I—V類5種不同類型。在大湖地區典型的灌注井深1700英尺至6000英尺(518米—1829米)，在海灣沿岸深度為2200英尺至12000英尺(671米—3658米)甚至更深。
2007年，中國地質大學水資源與環境學院的陳宏坤等人在《地下灌注技術及其在美國的應用》一文中解析，對於風險最大的I類灌注井，美國採取的防範措施也最嚴格。自從1974年美國開始嚴格管理地下灌注井以來，沒有再發生過由地下灌注引起的嚴重的環境污染事故。
1989年，美國環保署應國會要求完成的一項風險研究認為，與地表填埋、貯存罐藏或焚燒等其他處置技術相比，深井灌注技術對於人體健康和環境所構成的危害極低，可能造成的危害風險最小。
美國環保署2009年的數據顯示，處理工業危險性和無危險性廢液、市政廢液的I類深井總數超過500口，用於處理石油和天然氣採掘過程中伴生鹽水的II類深井超過14.7萬口，當時全美約89%難以處理的危險工業廢液均通過深井灌注方式來進行處置。
完善的法規和嚴密的管理讓美國在地下灌注方面保持了安全運行30年的紀錄。
深井灌注技術在中國是否可行？從2003年起，
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同美國環保署開展了地下灌注與監控技術研究與合作；2006年中國環保部開展了地下灌注科研示範項目。但遺憾的是，我國尚未制定控制深井灌注行為的法律法規，也沒有明確的部門對其實施監管，這都給深井灌注的推廣帶來了難度。(樂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