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饒毓泰:中國現代物理學的先驅 文革中被迫自殺
2009年初,網上評出“美國頂級名校知名華人”,居首位的便是饒毓泰。依次才是曾子墨、張朝陽、李政道、錢學森、宋慶齡等人。
饒毓泰(1891—1968年)字樹人,出生於江西臨川。早年在上海求學時,與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同學。因胡適兼任英語教師,他又成了胡的學生。
1913年饒毓泰考取了省派的公費留學生名額,遠赴美國學習物理,1918年獲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1922年又獲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普林斯頓,他隨K.T.康普頓教授從事當時物理學前沿的氣體導電研究。他的博士論文《關於水銀蒸汽的低壓弧光和它對熒光的影響》就發表在美國權威的學術刊物《物理評論》上。這是當時氣體導電研究的一項新成就。饒毓泰因此成為中國近現代物理學的奠基人和先驅。
1922年回國。適逢愛國教育家張伯苓主持南開大學,廣為延攬人才,當即欣然應聘,並將其在美國定購之儀器全部獻出。從此物理學乃有實驗室,物理系亦正式成立。饒毓泰為該系創建人,擔任教授併兼任系主任。
1933年又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他的學生、台灣中央研究院前院長吳大猷回憶道:我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始,不過是1931年前後的事。1933年饒毓泰接任後,不僅聚集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學者,還邀請國際著名科學家前來訪問。這種少長咸集、群賢畢至的局面,使當時的研究工作非常活躍,因為理科獲得袁述之及美國羅氏基金團之捐助,已開工興建科學館——思源堂,美國的吳魯德(P.I.wold)博士來授課一年,並幫助規劃科學館之實施。饒毓泰同時開普通物理、分析力學和初步光學等三門課。吳魯德返回美國後,適陳禮教授來校。他是學電工的,講交流電和無線電課。饒、陳同心協力,為新購置的儀器進行調試與安裝、電流導線的布置等均費心盡力。經他們幾年謀劃與改進,在科學館建成了普通物理、電學、光學、熱學等實驗室,為後來培養人才創造了良好條件。
饒毓泰嘔心瀝血,培育人才。曾在數學、物理、化學等系學習、曾受教於饒毓泰,而成為國內外知名學者有:劉晉年、江澤涵、申又帳、吳大任、陳省身、鄭華熾等。有的優秀學生,後來在我國物理學界成為棟梁之才。例如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家和教育家、台灣“中央研究院”前院長吳大猷即是。
吳大猷,1925年入礦科,次年轉物理系。據他回憶大學四年他曾隨饒師學習大學物理、電磁學、近代物理、高等力學、光學、氣體運動學和高等電磁學等多門課程、吳大猷說:“學生由他獲益處,不在流暢的演講,而在其對學術了解之深,對求知態度之誠,對學術的欣賞與尊敬.以及為人的嚴正不阿的人格之影響”因此對吳大猷“以後的學習、工作和生活起到了關鍵的、亦可以說是舉足輕重的影響”。
饒毓泰十分關心年輕人,對他們多予鼓勵、幫助。1927年,正在讀二年級的吳大任對現代物理興趣極濃,課餘常到閱覽室去看物理雜誌。那時宇宙射線剛被發現.對它只有初步觀察和分析尚未定名。吳大任寫了一篇《大宇中的高頻率輻射線》的短文,加以報道,登在學校理科學會的小報上。饒毓泰看後異常興奮,決定重點培養。饒毓泰對文科學生葉恭紹的幫助,更使人難以忘懷.葉恭紹青年時代就立志學醫,1927年她考上燕京大學醫學預科而不能去,上了南開大學文科而不願意讀。當時,饒毓泰任理科主任,親自幫她轉科,還為她設計了選課方案,使她按醫學預科的要求學習,實現了她學醫的夙願。她回憶道:“沒有他的幫助,就沒有我的今天。”南開大學前副校長吳大任則寫了《贊“實事求是”精神》一文,盛讚饒師精湛的學識和高尚的師德。
為了培養現代物理學人才,饒毓泰還常在課內外向學生介紹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當年,吳大猷聽過他的《愛因斯坦相對論之原理》演講。大學三年級時,吳大猷就開始研讀‘狹義相對論’。1929年,吳大猷畢業,饒毓泰把這位成績“極其傑出”的學生留校任教,讓他挑起重擔,並從中得到鍛煉。饒毓泰還與葉企蓀聯合推薦吳大猷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赴美深造。
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資助下,1929年—1932年,饒毓泰先後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和波茨坦天體物理研究所從事科學研究。他在研究銣和銫的原子光譜線的反斯塔克效應時,觀察到這兩個元素主線系的分裂和紅移。這一發現充實了量子力學應用領域中的實驗數據,具有重大意義。其論文旋即在德國的《物理學期刊》上發表。
1932年8月,饒毓泰從德返國。他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專職研究員一年。翌年6月,出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研究教授”,後兼任理學院院長,同時擔任過中國物理學會常務副理事長,《中國物理學報》編委。
那時,北大物理系正面臨着重重困難。饒毓泰花費很多心血進行物理系建設工作。據虞福春說,1934—1935年,“在我二、三年級的時候,饒先生聘來了一批新教授,有周同慶、張宗蠡、朱物華、吳大猷等。此時,北京大學物理系除了正常的教學任務以外,還承擔了許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並招收了研究生如馬仕俊、郭永懷等。”
饒毓泰在北大除了親自給學生講課和指導實驗外,為了改變物理系的面貌,他還制定了計劃,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教學和科研工作。他特別重視實驗室建設和開展實驗研究工作。他和吳大猷、沈壽春等人開展了斯塔克效應和喇曼光譜等研究工作;還建立了金工車間,利用進口攝譜儀的光學組件自製大型攝譜儀一台。當時系裡教師少,教學任務繁重,饒毓泰就同時講授二至三門課。饒毓泰還強調教師一定要做科研,堅持教學和科研不可偏廢。在他的領導下,青年教師都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在分子光譜理論和光譜學實驗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在教學上,他重視演示實驗,並決定把原北大理學院的一個小禮堂改為階梯教室,建立了演示實驗室。1937年5月底,被譽為“現代理論物理大師”的丹麥物理學家N.波爾來北大演講。據鄭華熾教授回憶:演講前,波爾參觀了物理系的實驗室,他看到我國竟能製造這樣大型先進的光譜儀,並能拍照出984譜線時,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經過饒毓泰和教師們的不懈努力,北大物理系在許多方面呈現嶄新的面貌。那幾年教出的學生,如馬仕俊、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等後來皆出國學習物理,大有成就。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高校奉教育部命令遷往長沙合組臨時大學。饒毓泰偕同夫人,輾轉跋涉,歷經艱苦,才抵達長沙。11月,他送夫人返滬岳母家,自己則隨校到昆明執教,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不幸,夫人在滬旋得傷寒病去世。饒毓泰忍受着喪妻之痛,孤寂至極,又患胃潰瘍病。但仍然堅持教學和科研。在滇六年中,他不辭辛勞,勤勤懇懇、孜孜矻矻,因而留下了許多“師生誼、世罕有”的佳話。
饒毓泰身體不好,住在離校很遠的鄉間,交通不便,他只能坐農村的馬車或步行到校上課或辦公,親自講授“光學”和“光的電磁理論”等課程。學生郭沂曾回憶說:“他講課全用英語”,“喜歡課堂上向學生提問。他給學生打分也不單憑考試卷子,而是結合平時提問來打。”
饒毓泰主張在艱苦的條件下也不應放棄科研。例如:有的教師把稜鏡裝置在木架上拼湊一台光譜儀就可進行喇曼效應的實驗研究。此外,他嚴格督促青年助教寫出論文,優秀的可在《物理學報》和美國《物理評論》上發表。
饒毓泰甚至為自己的學生吳大猷教授校對專着《多原分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該書出版後即榮獲‘文江獎金’並飲譽海外。他還關懷流落在淪陷區的研究生虞福春,幫助他輾轉抵達昆明任教。為了扶植物理學的後起之秀黃昆,他設法騰出編制,聘其為助教。這些事情,他從不向人談及,表現出高尚品格。
饒毓泰德高,資深望重,他是“部聘教授”。他和聯大許多知名教授,如吳有訓、葉企蓀、趙忠堯、周培源、吳大猷、王竹溪、張文裕、鄭華熾、霍秉權等人齊心協力,精心培育了不少優秀人才,如楊振寧、黃昆、張守廉、鄧稼先、李政道等。這在中國科學教育史上堪稱輝煌的一章。
抗日戰爭前後,饒毓泰指導並與他人合作進行分子光譜研究。1944年,他自費去美訪問,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和俄亥俄州立大學從事高難度的研究。他精通英、德、法語,可以很順利地與國外科學家交流、合作。例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學期間,與A.H.Nielsen等人合作進行分子光譜研究,並獲得公認的突出成果。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抗戰軍興,棄教從政”的胡適,在被蔣介石解職三年後,又起用為北京大學校長。北大隨即擴建至文、理、法、醫、農、工六個院,聘饒毓泰為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同時還開設“理論物理”等課程。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底,平津戰役尚未打響,饒毓泰已看出國民黨反動統治必然垮台,決心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國的誕生。當年國民政府計劃搶救的學者共60人,其中就有胡適和饒毓泰二位,飛機一直在機場等候。但饒毓泰不為胡適勸說所動,毅然留下,並勸其它教授不要南飛。
1949年後,饒毓泰以實際行動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他潛心於教研,而淡泊名利。1952年院系調整後,他不再擔任物理系領導工作,但仍以花甲之年關心系裡的發展,親自參加光學專門化建設工作。他體弱多病,醫生只允許他半天工作。他除了指導研究生外。還親赴圖書館查閱文獻資料、編寫講義,先後開設了“原子光譜”、“光的電磁理論”、“氣體導電基本過程”等課程。尤其令人難以忘懷的是,當激光問世後,光學和光譜學得到迅速的發展,饒毓泰為了幫助中、青年教師提高業務水平,專門為他們講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論”、“光磁雙共振”等反映當時科學發展前沿的課程。“桃李成林師成叟”。饒毓泰終因健康原因,沒有實現別人希望他寫“光學”著作的願望。他甘為人梯,願做“鋪路石”的獻身精神,卻留在人們心間。
“文革”狂飆襲來,玉石俱焚。即使是饒毓泰這樣居功至偉、而又老邁年高的大科學家也不能倖免。饒毓泰是物理學界許多人的老師,或者是老師的老師。但文革開始,北大校園裡不但貼滿了充滿暴力語言的大字報,而且很快就開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遊街,帶高帽子,掛黑牌,抄家,在“鬥爭會”上“坐噴氣式飛機”,還建立了校園“勞改隊”以及“牛棚”即校園監獄。據北京大學文革期間的記錄,文革中北京大學所有的教授,除一人外,全部被“立案審查”。僅北京大學有63人被迫害致死,正教授中被害死的比例為10%。
饒毓泰是一級教授,正好是‘文革’的主要打擊對象——“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後來,他又被指控為“裡通外國”。這是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原因是:1949年後,不允許中國人出國留學或者旅行;而早年出國留學的饒毓泰自然成為眾矢之的了。
1968年8月,毛澤東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全國所有大中小學以及科研文化機構“占領上層建築”。軍工宣隊來到北大後,立即對已經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員職工,不論年齡、性別以及家中是否有嬰幼兒,都必須集中住宿在教學樓里.二三十人一間,每天早中晚三班,“揭發”,“鬥爭”,“交代”。有的人還被單獨“隔離”,或者遭到晝夜連續審訊和毆打。物理系的人則集中住宿在北大東門外的物理大樓。在這座大樓里,天天開“鬥爭會”,“遊街”,所有的老師都必須互相“揭發”。在那一階段,先後有24人自殺。當時饒毓泰已經77高齡,但是仍然要承受這一切。當他無法承受時,只好親自動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了。1968年10月16日(星期三),饒毓泰在北大校內燕南園41號家中的自來水管子上吊身亡。
中國物理學奠基者人生的最後一幕,居然是如此殘酷!
【補白】
梁啓超語錄:
我國萬事不進步,唯獨防民之術超過先進國家,此真可痛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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