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11月9日傍晚6点，身为波荷木街边境检查站副站长的杰格正常接班。当他在食堂吃晚餐时，电视上正在直播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的记者会。沙博夫斯基在当天下午签发了一项简化公民出境的法案，当被问及这项法案何时生效时，他回答道：“恩，会很快的，不会延迟。”这段话被视为“柏林墙马上开放”的信号广为流传。

在一片混乱中，杰格也在电视里听到“民众随即可离境”的信号，“我差点被面包噎到，我不相信我的耳朵，当下就脱口而出：刚刚宣布什么蠢事？”他立刻冲回办公室，所有同事都不相信他所说的。他只好致电给上级军官Col. Ziegenhorn求证，却遭到呵斥：“你为这件蠢事打电话来？”他甚至指示杰格，不要让没有通行许可的人越过边界。

在杰格打第一个电话之前，大约有20名民众出现在波荷木街上，他们与边境保持一定距离，紧张地等待东德警卫下发“允许越境”的指令，但指令迟迟没有出现。人群很快膨胀到近万规模，人们在杰格的办公室前高喊：“开门！”、“让我们离开吧！”

越来越失控的人群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迫分裂为东西两边，成为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抗前线。长期以来，东德人被禁止逃往西德。当限制离境的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之时，东德政府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壁垒”，杰格曾为它的建立而欢呼。

28 年来，他看到这道屏障从最初的电线、铁丝网，到一堵砖墙，最后修筑成蔓延165公里的混凝土墙，分割着街道、铁轨、房屋，甚至穿越墓地，包围着东柏林。在这期间，自东向西的逃亡被大幅削减，但仍有5043人飞越柏林墙成功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捕，目前能确定死者姓名的案例达136起。

1989 年，东欧各国逐渐走向开放，但民主德国却因政府不力导致民众生活贫困不堪。11月4日，东德出现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游行。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回忆彼时在亚历山大广场上亲眼看见的民主浪潮:“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汇集在广场上，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民主自由”。

民众的情绪在沙博夫斯基的发布会后迅速升温，数万人聚集在距离柏林墙围栏前等待，现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当时也身在其中。杰格再次打电话请示上级军官，但上级却告知：“我没有接到命令，对你也没有指示。”他又致电其他政府部门，依然毫无帮助。

东德政府在几天前刚刚经历一场大变动，统治东德近20年的昂纳克被撤换，新任政府还没来得及对当晚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在那一刻，杰格突然感觉到被党和军队“抛弃”。

柏林墙边上的守卫和群众

重复命令:打开围栏

九点左右，波荷木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杰格再拿起电话对上级大吼：“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为了缓解紧张的局面，他下令让一些人出境，但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了邮戳，致使护照失效，这群人将永远不能返回东德。然而，他们的离开却触发了人群的骚动。

对于共产党员杰格来说，他在军队、国家安全部门、边境工作时所接受的教育突涌而上。逃离是非法的，但避免骚乱同样是他的职责。

杰格坚持，东德守卫永不能向越境的民众开枪，只有当守卫受到威胁时，使用武力才可能被允许。在杰格守卫边境的那些年，他手下的士兵只有过一次鸣枪。但他也担心，当聚集的民众越来越多，伤亡将不可避免。驻守的46个警卫已经开始变得激进，杰格担心他们的手枪和机关枪可能会造成暴力的发生。

11点30分，杰格决定违背上级的命令，下令让驻守的警卫撤退所有的控制，打开围栏，让东柏林人出境。这项命令几乎违背了所有守卫的信仰，他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杰格必须不停地重复命令。如果四个小时前，他不是偶然看到那场发布会，他永远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按照他的估计，当晚有2万多东德人从波荷木街边境逃入西德，有徒步逃走的，也有开车越境的。人们穿越柏林墙，拥抱了守卫的士兵，递给他们葡萄酒。正在举行的婚礼派对从东德转移到了西德，新娘们在穿越时将手上的婚礼花束送给了守卫。在另一侧等待的西德人用鲜花和香槟欢迎涌入的东德人，不少好奇的西德人也趁机进入东德。

随后一群年轻人爬上了柏林墙，午夜时柏林墙的所有检查站都已开放。倒塌的狂欢，令人想起两届美国总统肯尼迪和里根分别在1963年和1987年在这里发表的著名演说。演说所传达的精神带有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立场，却同样是当晚东德民众的欢呼。

杰格在宣布开放后退居一旁，他哭了，夹杂着当机立断的欣慰、和信仰崩塌的困惑。开放柏林墙的决定或许将使他面临叛国罪的指控，但他没有随人流离开东德。

1990年德国统一后，东德边境管理局被解散，当时47岁的杰格骤然失业，他尝试去许多企业找工作，包括卖报纸。跟统一后的每个东德人一样，他们努力适应西方式的生活。杰格在柏林墙倒塌所扮演的角色，许多年后才被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