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恆均的文章是四年前寫的。如今呢？）
陳行之：聽楊恆均說於丹
楊恆均昨天（2011年12月7日）在成都寫了《從“經濟特區”到“文化特區”》一文，說到在廣州暨南大學聽於丹演講，在恣情揮灑輕鬆詼諧的言語中，把我很久想說而沒有說出的話說了出來，讀之令人拍案叫絕。我想，在這個世界上，也大概只有這個叫楊恆均的傢伙具有如此的靈性，能夠在紛繁複雜的世相中直接捕捉到骨髓深處的東西，讓人從感性的語言中領悟到理性的魅力。
筆者不敢掠美，不複述楊恆均說了什麼，而是直接援引原文–
世界華人文學研討會”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召開，舉辦單位暨南大學還是挺重視挺熱情的，兩天的會議最重的戲是開幕式後請於丹做主題演講，她談中國文化。這是我第一次聽於丹演講，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於丹的想法。以前沒有看過她的任何文字，但我並不反感她，一個教授能夠弄得全國皆知，一定有其特長，這是任何多元社會都允許並鼓勵的。即便她講的有不符合學術甚至錯誤的地方，你也去講，去糾正過來就行了，沒有必要對她太過學術、太過刻薄。這是我以前對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講起來如滔滔長江之水，唐詩宋詞信口道來，旁徵博引，這一講，就是將近兩個小時。也徹底破壞了我對她的看法。
我聽了不到五十句就開始感到不安，並且這不安越來越嚴重。於丹的演講如果針對中小學生，單單尋求娛樂的電視觀眾，或者一些發了點財的中小企業主與暴發戶，應該還是一篇能自圓其說的東西。可是，她這次是對來自世界33個國家的300位華文作家講“中國文化”。其中有些會好幾門語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都有幾十個，不乏專家教授。在於丹演講的過程中，我觀察周圍的華人華僑，看到他們大多面無表情，我不禁感到有點迷惑，難道他們沒有聽出來於丹是在瞎胡扯？
於丹為了突出中國文化優越而對西方文化與宗教的不以為然，把中國的倫理抬出來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沒有倫理似的），還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稱自己就是看武俠小說長大，武俠里就有豐富的中國文化，並以武林高手練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氣當劍、殺人於無形來說明中國文化之高深，讓我聽着都覺得臉紅。
……我對於丹的看法依然沒有改變，對她沒有任何惡意，也不想對這種很努力與成功的人士求全責備，但讓我不解的問題是：一個堂堂的中國大學，竟然請一個娛樂人物來給300位海外華人講演中國文化？是你們找不到更適合的人？還是你們自己也搞不明白什麼是中國文化？什麼是文化？
由於這件事，我在接下來的“走遍中國”旅途上，常常同身邊人交流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圍尋求中國文化的蹤跡。在福建的旅程是由華僑大學負責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點參觀，少不了去土樓、“集美”，我們在陳嘉庚墓前緬懷他對祖國文化發展與教育事業的傑出貢獻。之後還去了漳州的林語堂紀念館，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對聯前拍照留念。
據說是當地政府改變我們行程，安排我們去林語堂紀念館的。我想，當地官員很有心計，大概是希望我們這些海外作家能夠學習一下林語堂，也出一兩個大家。面對這位“兩腳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當天來訪的幾百位華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慚愧的，土樓是古人的智慧結晶，陳嘉庚是傳統中國教育的產物，林語堂也是1949年前培養出來的大師，我們這個時代呢？不過，我們也可以自我安慰，當今的中國出不了林語堂，責任可不全在我們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語堂當時處於比較動盪的時代，卻能夠四平八穩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個人的創作勁頭一點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兩本書，幾乎耗盡了精血–不是寫不出書，而是出版不容易！別說沒有林語堂，就是有，也肯定被當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瘋。–不知道建議我們參訪林語堂紀念館的官員是否意識到，當今中國出不了林語堂，他們的責任一點也不比我們輕。
就拿這群華語作家來說，有好幾位私下告訴我，得到大會邀請到大陸開會研討華文文學，他們激動得夜不能寐，準備了精彩的研究論文要發言與發表，作為海外遊子對祖國的貢獻。可是，他們的“貢獻”幾乎都由於內容敏感或者不適合在有領導參加的場合宣讀而被婉拒。結果剩下的那些發言，無論從學術還是思想上，幾乎連文化人於丹的演講都不如。–我這才發現，問題不在於丹是否能夠講中國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夠像於丹一樣講中國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發揮，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閹割，文化能夠繁榮？民族還有希望嗎？
現在看出皇帝沒穿衣服的人越來越多了，然而像楊恆均這樣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地指認皇帝沒穿哪一件衣服、根據季節變化善意地提醒皇帝該穿哪一件衣服才得體的人卻少之又少。這種景況隨之就帶來了另一種匪夷所思的景況：大聲誇讚皇帝新裝的人很是被皇帝賞識，說：“你不錯！”給了這個人很多特權，包括話語權；而楊恆均一類的人則不那麼招人待見，甚至很讓人不舒服，於是就想方設法遮擋他的聲音，不讓更多的人聽到–“問題不在於丹是否能夠講中國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夠像於丹一樣講中國文化。”在我看來這正是全部問題之所在。
2
和楊恆均一樣，我對於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觀感，更說不上好惡，這裡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我沒有聆聽過於丹報告的緣故。在當下，沒聽過於丹報告似乎是很沒面子的事情，所以很長時間以來，在熱衷於談論於丹的人面前，我總是很難為情，就像做錯了事的孩子，羞赧，慚愧，自卑，簡直抬不起頭來。
好在這種情況在今年元旦經由一場音樂會聊以彌補。那是國家大劇院的新年音樂會，音樂會組織者就像暨南大學那樣別出心裁，把於丹請來做幕間介紹。我像鵝一樣伸長了脖頸遠遠地看着這位聲名顯赫衣冠楚楚的學者，呆傻地聽着她堆砌了很多華麗文字的煽情解說，心裡陡地起了一個很不恭敬的念頭：她完全不像學者，倒像是極為諳熟表演技巧的演員，演技絕對超過操持各種樂器的任何一位表演藝術家。我的心緒一直跳動在兩極：既為於丹作為演員的學者面殼感到驚訝，又為於丹作為學者的戲子化感到難堪，有時候甚至不敢抬頭看台上那個把語言玩弄到非語言程度的人，就像楊恆均那樣，為她“覺得臉紅”。
眼睛是心靈的窗口，而心之官則思，一個人倘若看到了什麼事情，難免就會想那件事情。跟隨着人群走出國家大劇院，在天安門廣場料峭的寒風中，我很是思謀了一陣子所謂的“於丹現象”，覺得有必要寫一篇文章說一說這件事，後來我還專門拜讀了幾本正在熱銷的於丹作品，可惜手頭一直有更重要的事情去辦，就把這件也很重要的事情放了下來，直到昨天看到楊恆均的文章。
楊恆均是我長期追蹤的學者。2008年6月25日，我寫《為歷史留下聲音–楊恆均的意義》，對楊恆均發表了一些見解，三年多以後的今天，這種見解非但沒有鬆懈，反而被楊恆均持續不斷的社會活動和連篇累牘發表在網絡上的文章所加強和豐富，這個與我並沒有很深交往、永遠像風兒一樣不肯停留的人變得更加立體，也更加具有咀嚼的味道了。這期間，楊恆均出版了《家國天下》一書，他說寄送於我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收到，但是他發表在網絡上的絕大多數文章，我都追蹤着閱讀了。
我常常想，儘管這個世界還很不圓滿，然而經常有楊恆均這樣絕頂聰明的人站出來指指點點，是能夠減緩我們內心的疼痛的；儘管這個世界不會因為楊恆均們的指指點點一下子變得圓滿，但是它會受到觸動，它會在主動與被動中進行調節，它最終會變得更適合我們生存，我想這或許也是楊恆均們的信念，這或許也是楊恆均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動力源所在。
然而本篇文章不是要說楊恆均，而是要聽楊恆均說於丹，因此關於楊恆均的話題就此打住，留待以後再說，我們專門聽楊恆均說於丹。
我不知道於丹一共出版了多少本書？總共發行了多少萬冊？在擁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一個人熱到發燙，縱橫到在無論在什麼場合都可以縱論中國傳統文化、在新年音樂會上串場表演、在“世界華人文學研討會”做學術報告的程度，可以想見，數字一定是令人咋舌的。令人乍舌好還是不好呢？當然好了！我願意看到於丹的作品占據所有的書店、報攤、郵亭，出現在地鐵通道鋪一塊塑料布賣針頭線腦的大爺大媽的攤檔上–畢竟於丹作品是跟文化沾上一點兒邊的，倘若單純刺激人感官的黃色讀物鋪天蓋地泛濫了起來，豈不是更糟？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在當代中國，於丹的學術造詣和學術見解是第一流的嗎？在對傳統文化的闡釋中，於丹究竟有多少屬於自己的開創性見解？在對傳統文化的闡釋中，於丹究竟具備還是不具備審視當代諸種文化現象的思想功力？如果不具備的話，於丹的學者身份是否應當打個折扣？是否應當讓那些真正的思想文化大家不再被遮擋，堂堂正正地站到她前面來？
可能有人會嘲笑說：“陳行之先生，你總是冒傻氣，這怎麼可能呢？”
那麼我就要反問了：“這怎麼不可能呢？為什麼不可能呢？”
楊恆均參觀林語堂紀念館之後也很是想了一點兒什麼的，“陳嘉庚是傳統中國教育的產物，林語堂也是1949年前培養出來的大師”，到了偉大社會主義新時代，怎麼反而找不出這種大師級的人物了呢？大師級人物都跑到哪裡去了呢？鑽進官場了躲進桃花源了還是被投進監獄了？楊恆均沒說，但是他想到了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林語堂當時處於比較動盪的時代，卻能夠四平八穩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個人的創作勁頭一點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兩本書，幾乎耗盡了精血–不是寫不出書，而是出版不容易！別說沒有林語堂，就是有，也肯定被當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瘋（了）。”
我想，楊恆均必定有感而發，他談論的絕不僅僅是個人際遇，這裡含蘊着敏銳的現實觀察：中國當下的出版制度極大地遏制了文化繁榮，遏制了思想流通，遏制了一個令世人景仰的文明體的精神建構，遏制了一個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偉大民族的精神騰飛。
這裡的問題不在於思想者試圖通過出版作品流通自己的思想所遇到的艱難，更重要的是，當思想被禁止流通的時候，非思想和偽文化必然會被鼓勵和縱容，這種鼓勵和縱容甚至帶着濃厚的國家行為的色彩。
於丹的火爆恰恰是一個證明。
3
現在讓我們進入楊恆均描述的情境之中，看一下“林語堂”走進出版社將會遇到的事情。
負責接待林語堂先生的責任編輯臉色一下子變得蒼白了，先倒一杯水把客人穩住，然後藉口去撒一泡尿，溜出去衝進社長總編輯辦公室，就像抗日戰爭期間見到日本鬼子進村一樣，驚恐地說：“他……他……他來了！！！”社長總編輯處事不驚，讓責任編輯冷靜，不要怕，然後說：“人家既然來了，也不好當面拒絕，你這樣，先讓他把書稿留下來，然後再作計較。”結果，林語堂先生留下了書稿，走了。出版社辦公大樓臨街窗戶玻璃上頓時貼了許多人臉，看這個由于堅持非官方思想而赫赫有名的人怎樣離開。
這時候會出現兩種情況。
一種是林語堂先生很不識時務，拿來的書稿叫《未來中國之憲政》，責任編輯翻了翻，馬上意識到書中有一萬八千九百六十七處的描述和用詞有違“絕不”，如果出版這本書，這個出版社鐵定會被撤銷社號，將近二百人都得回家抱孩子；社長總編輯認識問題更實際一些：“出版這本書，吾命此番休矣！”退稿。
還有一種，林語堂先生不是那種非要往槍口上撞的愣人，並且也很有情趣，寫了一本叫《林語堂談吃》的文集，收編36篇生活隨筆，共計22萬字，與政治沒有任何瓜葛。責任編輯覺得這本書走在邊緣上，可以考慮出版，但是鑑於林語堂先生在《淋巴腺瘴》上籤過名，“林語堂”三個字比較敏感，建議去掉，林語堂先生同意了，書名變成了《談吃》。這是一個無主句，是誰在談吃呢？不還是林語堂嗎？責任編輯又去掉了“談”字，書名變成了《吃》，有了一種赤裸裸的饕餮的意味。書名問題解決了，下來是內容。內容也不讓人省心，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容易使人想到生活不那麼美滿，這和出版者“營造和諧幸福的社會氛圍”的政治責任很不相符，當然得刪改，送終審的時候，這本書只剩了3萬字。
到了這個份上，按照正常情況，就像楊恆均說的那樣，林語堂應當是被“逼瘋”了，在編輯部歇斯底里嚎叫，或者把自己的臉抓爛之類。然而我們這位林語堂脾氣出奇的好，非但沒瘋，反而笑吟吟地對社長總編輯說：“讓您費心了。”社長總編輯的確費了很大心思，又給刪去了29464個字，這本書進入印製環節只剩了536個字，並且全部是“吃”字。
林語堂先生手捧通篇印了“吃”字的文集，這才真正瘋掉，先是哈哈大笑，繼而嚎啕大哭，三而抓爛自己的胸膛和臉頰……林語堂先生真正瘋掉了。瘋掉了的人怎麼能成為大師呢？這句話還可以這樣說：當無數個林語堂被現有出版制度逼瘋的時候，所謂繁榮文化，所謂文化繁榮，都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寄望，它是很難成為現實的。
正如楊恆均所言：“在當今中國現有的體制下，要繁榮文化談何容易？別說中央高層的號召出來後幾乎沒有得到幾個網民的支持，就看實際情況也讓我們倍感焦慮：上面一說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文化人還沒有看完報告，那些主管文化的機構與官員倒忙了起來。這樣不行的，文化要繁榮，唯一的訣竅就是放鬆對文化的限制與控制，正如當初要發展經濟，就是從放鬆對經濟的控制一樣。”“放寬對文化的限制，任其自由健康地發展，則不愁文化不繁榮！鬆開限制文化發展、控制民眾思想解放的緊箍咒，文化才能發展，文化才能繁榮！”
這是所有中國人的願望，但願決策者聽得到楊恆均們的聲音。
4
鷹可以飛雞那麼低，雞卻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有一些東西，即使你動用國家力量也是扶不起來的。聽一聽楊恆均說於丹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他的話語中有一種深刻的洞見，這種洞見有利於我們透過迷濛去看清現實；這種洞見不是所有人都有的，這也正是楊恆均值得人們敬重的原因之一。
無論如何，中國都將往前走，一百年以後，當人們回首中國邁向自由民主之路最初幾步所經歷的艱難的時候，一定會說到網絡，說到楊恆均們通過網絡所作的有意義的工作，那時候，我想，大概不會有人記得於丹了。
這就是歷史的力量。
來源：看中國20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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