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誰的命？）
我的大哥饒漱石
饒玉蓮 口述 景玉川 整理
饒漱石是我同父異母的兄長，比我年長28歲，他參加革命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因為大哥1928年離家後，一直沒有音信，所以小時候父親也沒有跟我談起過他。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在南昌一中教書的父親偶然在校圖書室一份畫報上看到北平軍調部國、共、美三方代表會談的報導，畫報上刊登了共方顧問饒漱石的照片。這位顧問名字與我大哥相同，相貌也有點像，但大哥離家時沒有小鬍子，照片上的饒漱石卻留有小鬍子。因世上多同名同姓的人，所以父親一時不敢認定這位中共代表團顧問饒漱石就是他的兒子、我的大哥。雖說如此，父親還是悄悄帶着那份畫報來到臨川老家，拿出畫報與幾位堂兄弟共同辨認。大家仔細看了照片，也不敢肯定，都覺得照片中的人既像又不像。經過商量，他們決定找一位信得過的鄉間教書先生，請他幫助代筆給北平軍調部寫封信（避免我父親的筆跡被國民黨當局認出來）。信是試探性的，大意說：我們家有個兒子外出多年沒有消息，名字也叫饒漱石，不知是否同名同姓？如果不是就請原諒；如果是，就請按信上地址回一封信，免得家裡人牽掛。過了不久，果然北平來信了，信寄到了臨川老家，寫信的真的是我外出多年的大哥。信中說他外出多年，也惦念家裡的親人，曾請人探聽過家裡的情況，但都說找不到這個村莊。父親和他的堂兄弟接信後非常高興，又請那位鄉間教書先生接着去了一封信，訴說家鄉的苦難。不久，北平又回了一封信，安慰說他知道家鄉的貧困，但相信今後一定會改變，希望我們耐心等待。並告訴說他的地址不定，今後不要再來信了，怕收不到……這件事，當時我和姐姐並不知道，只覺察那幾年父親有一卷東西總是藏來藏去，很神秘的樣子，我猜測，那可能就是我大哥給家裡的回信。
1949年5月南昌解放，我們這才知道大哥當了大官，已到了上海，是第三野戰軍的政委，上海市委書記。率部解放南昌的陳賡將軍曾來中學看望我父親，說：感謝您培養了饒政委這樣一個好兒子。此後，父親才較多地跟我們談起大哥，說大哥有理想，有抱負，成績好，尤其語文、英語出眾，遇事冷靜，講話邏輯性很強……1949年秋天，父親和大哥的養母（父親寡居的弟媳，我的母親抗戰期間病逝後我也一度由她撫養）一同去上海，住了一段時間。這期間，患肺病多年的父親檢查了身體，由於江西有新安排的工作等着他，所以父親沒住多久就先回了南昌。養母本想多住些日子，但大哥說自己工作忙，無空照顧她，勸她不久也回到江西，和我們家住在一起。
南昌解放時，姐姐饒石蓮正在大學英語系讀三年級，由於敬佩大哥，她將自己名字改為饒漱芬。陳賡將軍回上海時，將她帶到上海。姐姐原本以為大哥會給她安排一個理想的工作，但大哥卻要她去“革大”學習。結業後本來組織部門準備將她留下，由於大哥不同意，她和她的男友便被安排一同去松江參加土改。土改結束後，他們雙雙被分配到無錫紡織學校教書，沒有給一官半職。我的二哥饒章泉1949年大學畢業後也想留在上海，但大哥要他回江西。當時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正人同志對我父親說想把我二哥安排在中南局（當時江西屬中南局管轄），父親說他哥哥不同意。二哥只好先進“八一革大”學習，結業後分配到中學教書，直到後來他報名參加志願軍。
父親年輕時就傾向革命，鄒努、陳贊賢、馮任等烈士都曾是他的學生。大革命時期，父親曾任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兼青年部部長，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時，他以國民黨左派的身份參加了慶祝大會，支持起義……也許由於這個緣故，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受到信任，擔任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5年和1957年，又兩次當選為江西省人民委員和副省長。
1950年抗美援朝期間，我和二哥在父親鼓勵下報名參軍。經過幾個月的集訓，1951年我被分配到北京裝甲兵司令部搞機要工作。1952年大哥調中組部工作，他到北京不久，就到裝甲兵司令部來看我。這是我們兄妹倆第一次見面，但我一點也不感到陌生，一見面就覺得非常親切。這以後遇到節假日，我便會上大哥家，與他共同進餐，或陪他散步，看電影。那時我已有了男朋友，但我沒敢帶他上大哥家，因為姐姐曾帶男友上他家事後受到他的批評。我的男友自尊心很強，大哥沒邀請，他絕不會主動提出登門（他沒有見過饒漱石，後來卻受到大哥一事的牽連）。1953年我從部隊轉業，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石油專業。讀書期間，到了周末，我經常去大哥家，與他有過一段不長，但非常愉快的接觸。只是我發現他這時身體似乎不大好，精神比較差，經常處於疲憊狀態，寡言少語。但他生活仍然有規律，衣着飲食簡樸清淡，他不抽煙，不喝酒，沒有高檔衣服，汗衫都是補了又補。有一次，我對他說：現在上課要做很多筆記，用蘸水筆很不方便，能不能給我買一支自來水筆？大哥說：現在大家都很艱苦，有條件用自來水筆的人恐怕不多，你還是與同學們保持一致，不要顯得特殊。我訪蘇時，帶回一支鋼筆一樣的圓珠筆，給你做個紀念。說實話，這支筆沒有什麼使用價值，只是一件小禮物而已。在北京同大哥接觸近兩年，這是他送給我的唯一一件紀念品。
1954年初寒假，我回到南昌。有一天，父親像是問我又像是自言自語：這一段時間報上怎麼不見你大哥的名字，怕是有什麼事吧……對政治我不大懂，所以也無法回答父親。寒假結束後我回到學校，不久，學校給我一項任務，要我每周周末去大哥家陪伴大哥。（當時不知原因，多年以後才猜測是當年2月高崗自殺未遂，可能有關部門擔心饒漱石自殺才派我去陪伴他）這一段時間，我與大哥接觸時光最多，他好像也沒有以前那麼忙，我陪他聊天，還陪他去看過演出。我們談話時內容比較廣泛，我們談家鄉的舊事，談父親在治學上的缺點，說到高興時，他會雙手有節奏地拍打沙發的扶手。他說父親雖說愛接受新的知識，做了很多讀書筆記，但由於探索麵太廣，所以每一方面都難精……其實這一段時光是大哥最痛苦的日子，可當時我卻懵懵懂懂，一點也不知道，他也不會告訴我。
這學期結束，我告別大哥回南昌度暑假。快開學時，政治氣氛突然緊張起來，全省傳達了8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向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傳達高饒問題的指示》，父親雖是民主黨派，但作為副省長，也聽了傳達。這消息如晴天霹靂在我們家震響，一連幾天，愁雲慘霧籠罩着我們家。大哥的出事對父親的打擊不言而喻，因為大哥是父親最喜歡的兒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可是父親還是強打精神，努力不將自己的痛苦表現出來，他對我們說：國事為大，家事事小，要大義滅親，堅決劃清界限，相信黨，永遠跟共產黨走……話雖這樣說，但他內心的傷痛是無法消解的，隨着1955年大哥又被打成“饒、潘、揚反革命集團”而下獄，父親變得終日鬱鬱寡歡，經常連續數天稱病臥床不起，直到三年後病逝。三年來，家裡人從不提及大哥，都怕觸動我們大家心中共同的痛楚。大哥的養母常惠娥在文革中淒涼辭世，至死也沒人告訴她養子的遭遇，她大概也猜到了什麼，生前從不問及。
1954年暑假結束，我回到學校，發現人們看我的眼神都變了，以前往來的朋友也在有意無意地迴避我，使我感到孤獨、寂寞，忍不住在男友面前抱頭痛哭。然而，現實不因我的痛苦而改變，甚至還影響了我的男友、現在的愛人谷思義的政治前途。谷思義是陝北人，叔叔與兄長很早就參加了革命（二人後來分別任雲南省軍區副政委和河北省軍區副政委），他和我都曾在裝甲兵司令部工作。1954年饒漱石出事，谷也開始受到冷落與不公。從1955年起，單位經過一年多的審查，沒有發現谷思義任何問題，但仍遲遲不給他授軍銜。1958年5月，年輕能幹的他被轉業到“南大荒”（東北盤錦農場）勞動，同年秋，為照顧夫妻關係隨我調到江西，在南昌的江西師範學院附中教書。他憑着自己的勤勉、努力和業務能力，從初一教起，一直教到高三，後又到大學任教。文革後任江西師範大學外語系系主任，離休前後曾長期任江西省教育學會外語教學研究會理事長和名譽理事長。我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撫順，一年後為照顧年邁多病的父親，我調到江西，先後在省石油局和石油化工局工作。父親病逝後，我被下放工廠，在基層做統計員。文革中我隨同丈夫一同被下放到江西邊遠山村，1973年才回廠，在食堂做會計，直到退休。我的二哥饒章泉，1958年從志願軍轉業回江西中學教書，文革中因大哥的關係曾被隔離審查一個多月。我的姐姐饒漱芬從中專教職考上了浙江大學電機系，畢業後在上海楊樹浦發電廠任技術員，文革中因與大哥的關係她不斷受到批鬥、毆打，最後被逼自殺，死後連骨灰也不知何處。
（責任編輯馮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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