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有可能也是重複貼，有立此存照的意思。德皇造就了列寧，蘇共造就了毛，何等的現實和諷刺？！還有，極端的列寧主義是否也有促進西歐改良社會主義的互動作用？何為歷史功過？）
列寧主義怎麼錯的？錯在哪裡？
——接受獨立製片人楊偉東採訪的談話
作者：辛子陵 日期：2013-07-07 來源：網絡
吳越按：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混為一談，稱其為“馬列主義”。殊不知，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簡單地說，在中國所執行、所試驗的，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和不幸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
關於這個問題，因為牽扯到理論修養和對歷史資料的占有和認識，像我們這樣的人，只有感性認識，沒有理性認識，換言之，只知道是上了列寧大當，卻並不知道列寧究竟錯在什麼地方。
辛子陵先生，是黨內長期研究馬克思和列寧的專家。他的這篇文章，深入淺出、有理有力地把列寧這個人以及他所發明並強力推行的主義分析批判得頭頭是道，淋漓痛快。對於多數並不真正懂得列寧主義的人來說，是一本最淺近的教材。為此鄭重介紹給網友們。文章雖然長了一些，但是我相信：各位讀了以後，一定會收穫多多！
列寧主義怎麼錯的？錯在哪裡？
楊偉東：辛老師，您為尹振環先生的《列寧主義批判》一書寫了序言，說俄國十月革命是人類文明史的歧路。這篇序言以《十月革命的兩幅面孔》為題在《領導者》雜誌第35期發表了。引起領導人和學術界的重視。有些研究聯共歷史和列寧主義的學者對您的觀點持有不同意見。今天的採訪主要想請您系統地、展開地談一談列寧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問題。
辛子陵：您的思想非常敏銳。抓住了當今中國理論界爭論最前沿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在中國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有人認為，斯大林犯了錯誤，但列寧和列寧主義是正確的。列寧主義還被列為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之一，這在憲法和黨章中都有表現。因此，他們想保護列寧主義，保護十月革命的道路。我非常願意和您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楊：這樣很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辛：這個問題很大，很重要。否定列寧主義，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沒有來得及做這件事情，我只是開個頭，突破這個禁區。為了有根有據，有些資料，有些原文，要讀一下。我給您一個文字稿，加上注釋，給大家研究這個問題提供方便。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1] 毛澤東這句話，老一點的同志都耳熟能詳。對於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充滿了崇敬，把蘇聯看作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榜樣。蘇聯解體後，歷史檔案公開了，今天我們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一場什麼樣的革命。根據俄國學者的證實，進攻冬宮的浩大場面，都是後來的藝術化編造；實際是一支不到兩千人的赤衛隊占領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戰略要點，阿芙樂爾巡洋艦當時並沒有實彈炮擊，而是發射了一發禮花炮彈。部分武裝人員進入冬宮，政府武裝十分軟弱，臨時政府的部長們沒有任何抵抗就被赤衛隊逮捕了。1917年3月（俄歷2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爾什維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臨時政府 “奪權”，向立憲會議奪權，是一場武裝政變。普列漢諾夫認為，臨時政府已經給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權利，如引進陪審團的審訊制度，允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答應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給勞工組織以罷工的權利等等，搞垮臨時政府就等於取消了這些已經爭得的民主權利。十月革命是對二月革命的反動：二月革命俄國人民推翻了沙皇統治，獲得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則削奪了人民的民主自由，使俄國進入一黨專政時期。
列寧生於1870年。普列漢諾夫比列寧年長14歲，普列漢諾夫創建勞動解放社時列寧才13歲。1897年2月，列寧被流放到東西伯利亞葉尼塞省一個偏僻的村莊。在這裡，他結識了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俄國的著名學者普列漢諾夫。他們是亦師亦友的關係。1898年3月在明斯克，普列漢諾夫領導創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列寧沒有參加建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挑起了分裂。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是個民粹派，主張密謀、暗殺，為革命可以不擇手段，後因行刺沙皇被處死。列寧受民粹派影響很深。他主張像民粹派那樣，建立一個集中、秘密、強調紀律、限制爭論的黨。於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形成了以 “密謀組織”為榜樣的“布爾什維克派”與以西方社會民主黨為榜樣的“孟什維克派”的建黨原則之爭。布爾什維克是多數派的意思。
普列漢諾夫回憶說：“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
列寧到了歐洲，沒有在第二國際那些著名活動家中找到朋友。他與德國皇帝的情報人員建立了聯繫。列寧走到這一步，是有思想基礎的。民粹派認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從涅恰耶夫（民粹派推崇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手段。”[2][2] 我引用下面這些材料，不是要貶低列寧的人格。不能把列寧當作一個普通間諜看待。他不是一個小特務，而是一個大策略家。誠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列寧“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3][3]
列寧真的和魔鬼結盟了。
2007年底，德國《明鏡周刊》第50期以列寧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檔和十月革命旗幟為刊頭圖，以11頁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該期的標題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Revolutionaers einer
Majestaet)， 封面副題則是《被收買的革命》，並附贈有關的影片光盤。
2007年是俄國十月革命90周年。過去都以為共產主義革命跟馬克思恩格斯兩位革命導師有關係，現在才知道還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國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沒有他出錢出槍，擴大革命喉舌《真理報》的發行量，列寧的武裝政變絕無成功的可能。《明鏡周刊》組織了六位專業作者撰寫這篇文章，披露了歷史的真相，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與德皇陛下的密使聯繫，獲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資助，成功地製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說，列寧想要顛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則要取得在東線的勝利。至今不為人知的密檔證實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合作的規模。德意志帝國接連數年以千萬計的馬克和後勤援助支持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無法維持執政最關鍵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沒有蘇聯的出現，沒有共產主義的崛起。柏林用馬克、武器彈藥支持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推翻了沙皇統治。德國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支出了2600萬德國馬克，相當於今天7500萬歐元。據克倫斯基訪談錄稱：列寧總共從德國人手中獲得了8000萬金馬克。這筆錢的大部份，是由德方存入斯德哥爾摩的一家瑞典銀行，然後匯到俄國的西伯利亞銀行，該行在全俄各地設有分行，布爾什維克黨人可以徑向銀行領取款項。
文章詳盡地描述了一個愛沙尼亞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名字叫赫爾方特Helphand，他是德國情報人員。（據克倫斯基訪談錄稱：負責與列寧打交道的德國諜報機關的大間諜自稱巴伏斯，其真名則是希爾芬博士，他是列寧一切活動的幕後牽線人）從解密的檔案來看，是他向德國情報機構介紹列寧，建議給予資助，是他與列寧保持秘密聯繫。《明鏡周刊》發掘了歐洲多國的檔案資料，瑞典、瑞士和英國的安全機關檔案，普魯士警察機關的文獻，德國外交部和俄國檔案中的備忘錄，以及瑞士銀行的流水賬單。還有當時駐節俄國的歐洲外交人員留下的日記和筆錄材料。這些密檔和歷史文獻證據確鑿，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列寧與德國政府之間的真實關係。
“列寧間諜案”十月革命前曾被揭露，由於證據不足未成立。1917年7月4日，曾與列寧一起在國外工作的社會革命黨人班克拉托夫在媒體上指責列寧與德國“達成某種秘密協議”，並宣稱列寧、加米涅夫、科茲洛夫斯基都是“德國派往俄國的間諜”。臨時政府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打擊列寧。彼得格勒法院引用俄軍准尉伊爾莫列科“自首”後交代的材料。伊爾莫列科宣稱，他是受德軍總參謀部直接指派負責與布爾什維克聯繫的。伊爾莫列科還公開指責列寧是一名德國間諜，他曾奉命與列寧進行過接觸。1917年7月，俄國法院下達了逮捕列寧的命令，列寧逃往芬蘭。由於赫爾方特Helphand沒有出現，列寧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沒有掌握過硬的人證和物證，推出的證人俄軍准尉伊爾莫列科是假的，就在芬蘭公布了一系列材料證明伊爾莫列科准尉的證詞沒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嚴謹高效著稱的德國總參謀部是不會找一個隨時可能叛變的准尉來與他這樣的人物聯繫的。列寧的自我辯護很有效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制和尊重證據的臨時政府就把列寧放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1914年8月1日以德國對俄國正式宣戰而爆發的，並且形成了以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為一方，俄國、英國、法國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世界性戰爭。1914年11月1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33號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戰爭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反戰宣言，在列寧起草的這篇宣言中提出了“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並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4][4] 列寧是靠這個重要表態贏得德皇的青睞的，這是他們合作的政治基礎。
在列寧鼓動軍隊反戰，農民要求土地的時候，德國情報機構從各國發回的密電都報告說，列寧正在按計划進行。布爾什維克奪權列寧上台以後，立刻與德方和談，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片土地割讓給德國。按照和約的內容，這些土地是永久割讓的。只是後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德軍在一戰後期全線崩潰，德國成為戰敗國，俄國意外地重新收回了這些土地。
以上事實已為俄國最新出版的官方歷史《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所證實。2006年俄國總統普京提出了為11年級（相當於我國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歷史教科書。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確定由安德烈·鮑里索維奇·祖波夫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劃。《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這部書是由40余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爾仁尼琴審閱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2009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出版後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再版數次。2010年6月17至27日俄國史學者潘佐夫（他參與了編寫工作）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李玉貞、陳鐵健等，與他就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一書進行了座談，進一步證實了德國《明鏡周刊》公布的史料已為俄國官方所確認，並寫進了這部新史書中。
《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從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認為這是一場政變。對於政變前後，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這一關鍵問題，該書的回答是肯定的。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1915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二月革命後，1917年4月3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5][5]
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這就是為什麼俄國人徹底拋棄了列寧和列寧主義，當我們中國人繼續緬懷列寧的時候，他們要把列寧的遺體送到中國來。
列寧主義的根本錯誤
列寧是超一流的革命家，超一流的理論家，同時還是一個超一流的陰謀家。他野心極其廣大，要當世界革命領袖。他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利用。馬克思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他進一步提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的口號。他要把全世界的窮人發動組織起來，奪取政權，打倒和剝奪富人。這件事情歷史上沒人做過，俄國的彼得大帝，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威廉皇帝，都是在列強之間爭雄，這在列寧看來是“小兒科”，他要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以俄國為中心的世界蘇維埃，把紅旗插遍世界。這就是列寧的世界觀和使命觀。了解這一點才能了解列寧這個“超人”。後來的斯大林、毛澤東，都是繼承列寧的衣缽，要當世界革命領袖。
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同時發生。列寧於1911年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中提出："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該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6][6] 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異端。
普列漢諾夫說：
“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但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着朝着一個方向(篡改的方向)、一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7][7]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8][8] 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之上的。蒸汽機的發明和運用及鐵路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技術革命，由紡織業帶頭的新的機器生產，把手工工場轉變為現代大工業，這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確立的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必定要引起生產關係和整個上層建築的變革。資本主義是先有經濟基礎，然後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推倒封建統治，建立保護這種經濟基礎的政治制度。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在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下進行的，先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再運用這個政權去創造經濟基礎。不是經濟基礎有了變革上層建築的要求，是上層建築要找個經濟基礎立足。列寧要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他手裡有什麼呢？沒有新的技術革命的支撐，沒有新的“文明”，沒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有的僅僅是劫富濟貧的義憤和實現改朝換代的革命暴力，這就註定了共產主義運動在有些國家可以奪取政權，可以實現改朝換代，也可以在改朝換代後做出一些輝煌的業績（如蘇聯參加世界民主陣營，為戰勝德意日法西斯做出重大貢獻），但不可能創造高於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的生產方式，不可能取代資本主義。
根據唯物史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所能解決的任務。”[9][9]
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基礎之上的。建造房屋總是從打地基開始，一層一層地往上蓋的，如果顛倒這個順序，先從屋頂蓋起，一層一層往下蓋，這房子肯定建不成，要塌下來。這就陷入了空想社會主義。革命是有條件的，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要有物質基礎的。當十月革命以前，列寧還堅持唯物史觀的時候，對俄國發展前途的指引是發展資本主義。他說：
“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說什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經過其它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堅定不移地排斥這類夢囈之談的。……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因此……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10][10]
把政權拿到手，列寧背棄了自己的正確的理論，把社會主義革命簡化為窮人造反，不要物質基礎，一個社會只要有窮人和富人，就能挑起階級矛盾，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就是剝奪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曲解，斯大林概括為“蘇維埃政權當時必得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11][11] 這些離開經濟基礎任意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大合了毛澤東的心意，與毛澤東的農民造反的理論對上口了。
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挑起階級矛盾可以製造一場革命，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農民革命，是朱元璋、李自成式的革命。這是改朝換代的革命，不是改變生產方式的革命。
大躍進餓死人的事情發生後，毛澤東組織高級幹部讀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了給自己辯護，他說：“先要改變生產關係，然後才有可能大大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普遍規律。”[12][12] 這個觀點一宣傳，就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共產風，不可能從根本上糾正“左”的錯誤。
當第二國際領導人批評俄國“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的時候，列寧的答覆是：
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樣，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呢？
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13][13]
列寧是個雄辯家，他又是個勝利者，布爾什維克逐漸站穩了腳跟，別人也就不便再說什麼了。他所謂先創造社會主義文明的前提，就是先用暴力奪取政權，消滅私有制，消滅地主富農和資本家。他的邏輯是：既然馬克思恩格斯說資本主義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我根本不進入那個壞制度，先把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和私有制消滅了，給生產力的大發展創造無限廣闊的天地。毛澤東也是信奉這個理論。這裡，列寧、毛澤東陷入了一個重大的、關乎社會主義成敗的理論誤區。資本主義是第一層，社會主義是第二層。你不進入第一層，就永遠在第二層下面轉悠。蘇聯轉悠了74年，中國轉悠了25年，才走出誤區，進入資本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國家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是歷史的必然，還得回到在改良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改善人民處境的現實中來。沒有這個物質基礎，就只能搞貧窮的社會主義，餓死人的社會主義，而貧窮和餓死人，是不能叫社會主義的。恢復私有制，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市場經濟，這沒什麼丟人的，也不需要掩蓋和避諱，不是後人犯了錯誤，是後人在糾正列寧、毛澤東的錯誤。由空想社會主義進入資本主義，進而進入民主社會主義，是光明正大的歷史進步。
馬克思主義是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半個世紀的與時俱進，從前期到中期和後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1883年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從事革命和理論活動的12年，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民主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是從《共產黨宣言》開篇到《<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終篇，從暴力革命開篇，在和平過渡終篇的。恩格斯的理論遺囑是：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註：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14][14]
十月革命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吵翻。兩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抓住《共產黨宣言》不放，普列漢諾夫抓住《<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不放。當然，普列漢諾夫是正確的，恩格斯逝世前他見過恩格斯，可以說，他是代表恩格斯對十月革命做出評價的。我們今天否定列寧主義，不是因為列寧拿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馬克，是因為他的理論確實錯了。僥倖的勝利是不能成為歷史普遍規律的。
在當時，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闡釋者。他說的和馬克思恩格斯不一樣了，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個新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確立起來：在亞洲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先奪取政權，把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建立起來，再發展生產力，趕超經濟發達的國家。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走的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中共八大有“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大躍進中又有“窮過渡”的指導思想，政治上批判“唯生產力論”等，都是列寧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反映。
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列寧說：能。列寧主義的精義就是這個“能”字。過去認為這是他的主要貢獻，現在應該說這是他的主要錯誤。毛澤東學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列寧版的。我們說中國要從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是要從列寧版的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
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向俄國人民和全世界宣布，十月革命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他要在俄國建立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嶄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是它的初級階段。列寧許下了兩個宏大的諾言：第一是創立比資產階級民主制“民主百萬倍”的民主
；第二是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為此，列寧進行了不屈不撓地探索。這兩大諾言成了我們衡量十月革命成敗的兩大指標，衡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成敗的兩大指標。
歷史給了列寧和他的繼承者斯大林、毛澤東等人建立新社會的廣闊的空間和充裕的時間，但是，隨着上個世紀80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共產主義實驗失敗了。總結失敗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走好今後的路，回歸人類的主流文明，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關於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在政治上的探索和經濟上的探索是怎樣失敗的。
政治上的探索：“無產階級專政”演變成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
為了回答考茨基和第二國際領袖們對十月革命的批評，列寧專門寫了一本書：《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在這本書裡，列寧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基礎。他親手建立的蘇維埃開創了黨國體制的先河。
列寧首先提出：“被剝削者能同剝削者平等嗎？”然後說：“若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推論，就應該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國家（這裡說的是民主制，即說的是國家形式之一）變成剝削階級統治被剝削階級的工具。因此，只要統治着大多數被剝削者的剝削者還存在，民主國家就必然實行剝削者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國家同這種國家根本不同，它應該對被剝削者實行民主，對剝削者實行鎮壓，所謂鎮壓一個階級，就是使這個階級沒有平等權利，不能享受‘民主’。”[15][15]
列寧的結論是：“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16][16]
列寧又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採取強迫手段。” [17][17] 因此，專政是必須的。這個專政和資產階級國家是不同的，資產階級國家講法律，無產階級國家是不講法律的。
“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18][18]
列寧還為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製造了理論根據，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又一特色。他說：“無可爭辯的歷史經驗證明：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着和執行者，是屢見不鮮的事。
“所以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與實行個人獨裁之間，絕無任何原則性的矛盾。”[19][19]
在中國，最先把蘇維埃體制識破的是陳獨秀，他說，由於布爾什維克黨人“把獨裁捧到天上，把民主罵得狗屎不如。這樣荒謬的觀點，隨着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採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作……特別是歐洲，五大強國就有三個是獨裁。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這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
陳獨秀把俄、德、意統稱為法西斯制，將三國歸為一類，並稱“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20][20]
個人獨裁再往前走一小步，便是父傳子，家天下。這個高於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無產階級民主制，至此完全露出了馬腳，又回到了封建制度。20世紀只有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恢復了世襲制度的事情。毛澤東和齊奧塞斯庫實行家族統治，沒等完成向家天下的過渡，就被推翻了。金日成搞成了，現在已傳到了金三世。蔣介石傳子搞成了，因為國民黨是孫中山以俄為師建立起來的，蘇俄的政制也是蔣介石的老師。
這便是由無產階級專政變成黨專政，由黨專政變為領袖專政，由領袖專政變成家族統治，由家族統治向家天下過渡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創立民主原則的鼻祖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kles）說：“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和寬容的，但是在公眾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政治學》中強調：“法治應當優於人治”，“誰說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21][21] 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必然是充滿“獸性”的無法無天。
在蘇聯，先是列寧的“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後來是斯大林的“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
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定義，表面上理論嚴整，敵我分明。但有一個使整個理論體系變質的漏洞，這就是對剝削者、對資產階級、對敵人的認定問題，沒有法律的約束，當權者說了算。留下這個漏洞，是列寧式的狡猾。獨裁者有了這種認定權，就變成想抓誰就抓誰，想殺誰就殺誰了。當需要鎮壓罷工工人的時候，列寧說罷工工人是“流氓”
。“黨的印刷所，有許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這同樣也是流氓行為”。“從十個寄生蟲中挑出一個來就地槍決。”[22][22] 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論對剝削者或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23][23] 當毛澤東需要整肅老戰友彭德懷的時候，彭德懷便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再是共和國元帥，連無產階級都不是了，而是“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個人獨裁操縱着一個“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就利用這個漏洞胡作非為起來，在歷史上留下了令人髮指的罪行。
蘇聯解體後的1992年11月30日，俄羅斯憲法法院發布第9號決議，指出：
“無產階級專政、紅色恐怖、強行除掉剝削階級、所謂的人民的敵人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等概念，導致了20-50年代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摧毀了公民社會的結構，釀成可怕的社會分裂，造成幾千萬無辜人民喪生。”[24][24]
普京在2007年承認：“蘇聯實行了37年的鎮壓——只需回憶一下在內戰期間槍決人質，毀滅了幾個社會階層：神職人員、俄國農民和哥薩克就夠了。” [25][25]
十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代表的選舉中失敗。在總共707個席位中，布爾什維克得到175席，占24.7%，而社會革命黨得到410席(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占40席)，孟什維克16席，立憲民主黨17席，各民族政黨86席，其餘幾個席位屬於幾個小組織。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在這次選舉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議席。
這時候列寧翻臉，推翻了自己說過的即使在選舉中處於少數，也要在憲政範圍內活動的承諾，提出解散立憲會議，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參加立憲會議的五六個民主黨派一致反對布爾什維克篡奪政權。社會上知識分子群體反對，工人罷工反對，農民也拒絕支持。
為了保住搶來的政權， 1917年12月6日，根據列寧提議，組建了專門鎮壓反對派和人民的秘密警察機關――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契卡”。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化了。任命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y）為首任秘密警察頭子。捷爾任斯基說：“我們將通過暴力將特定的階級全部消滅。” 季諾維也夫宣稱：“處置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製造社會主義恐怖，我們將訓練9千萬俄國人站在我們一邊，對另外1千萬人我們無話可說，而是消滅他們。” [26][26] 1917年12月28日，捷爾任斯基號召各蘇維埃建立自已的契卡。1917年12月，契卡人數不到100人，但僅六個月便劇增到12000人。
1918年4月11日-12日，契卡展開首次行動，1000名特種兵突然襲擊約2000名無政府主義者，激戰數小時後520人被捕，25人被立即槍決。
1918年6月8日-11日，捷爾任斯基召開全國契卡代表大會，決定增加人員，加強對人民的鎮壓。到1918年底“契卡”增至4萬人，而到1921年又增至28萬人。1919年3月16日捷爾任斯基被任命為人民內務委員， 1921年組建一支擁有20萬人的特種部隊，專門負責鎮壓紅軍譁變、農民起義和工人暴動。
1919年3月16日，契卡部隊攻入普梯洛夫工廠，逮捕了900多名罷工工人，此後數日內未經審判即處決了其中200多人。1919年春，圖拉、奧廖爾、特維爾、伊萬諾沃和阿斯特拉罕等市發生了多次罷工。飢餓的工人要求獲得與紅軍戰士相同的糧食定量，廢除共產黨人的特權，實行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所有這些罷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槍決的方式無情鎮壓下去。
1918年夏，蘇聯農村暴發了140起大規模的暴動起義。大多與抗拒搶糧和抗議限制貿易有關。1918年8月5日，奔薩地區的農民不堪搜糧隊強搶穀物，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共產黨派出部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在此期間，列寧向奔薩地區領導人發了幾份電報。蘇聯解體後，這些電報被公諸於世。
1918年8月11日列寧發的電報如下：
“同志們！應無情鎮壓五個富農地區發生的暴亂。整個革命的利益需要這麼做，這是因為與富農的‘最後的決戰’現在正在各地展開，必須為此樹立個榜樣。
1、吊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2、公布他們的名字。
3、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
4、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
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他們正在被絞死，並將窒息而死，那些吸血的富農們。’
收到電報後回電告知並報告執行情況。
你的，列寧
找到一些真正堅強的人” [27][27][27]
列寧以革命的名義把人類文明的價值觀完全顛倒了。在他看來，搶光農民的糧食、吊死他們、餓死他們不算犯罪，不這麼做才是犯罪行為。列寧這個思想對大躍進中毛澤東的決策有深遠的影響。
在鎮壓塔波夫州農民暴動中，估計有約10萬農民起義者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可能有15000人被處決
。契卡的一份報告說：“與匪幫有關的最近的親族，不分男女老幼，全體被扣為人質。集中營里接收了大量的幼兒甚至嬰兒。” 有學者估計僅在1921年9月間，便有7萬人被監禁（不包括位於暴動發生地區諸如塔波夫的幾個集中營關押人數）。
契卡的酷刑是令人髮指的：奧德薩的契卡人員將白軍軍官用鐵鏈綁在木板上，緩慢地送入熔爐或盛滿沸水的儲槽，或是用絞盤撕為兩段；在哈爾科夫，活剝頭皮以及活剝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飯——將受害人手上的皮剝下來做成“手套”；沃羅涅日的契卡人員將赤裸的受害人放進裡面全是尖釘的大桶，然後再滾動起來；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契卡人員把受害人釘上十字架或是用石頭活活砸死；察里津與卡梅申流行“鋸骨頭”；
波爾塔瓦和克列緬丘格的契卡人員將神職人員軀體刺穿，活埋暴動農民；奧廖爾的契卡喜歡將受害人剝光衣服，把他們綁在冬天的街頭上，再向他們赤裸的身軀潑冷水，直至他們化為‘冰雕’
； 在基輔，契卡人員將老鼠籠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門處，打開籠子門，再用火加熱鐵絲籠子，老鼠便不顧一切地齧咬撕開受害人的肛門，鑽入受害人的腸子逃生，這種酷刑可以持續幾小時，有時甚至持續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28][28][28]
根據總統平反政治迫害受害者委員會負責人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的證詞，神職人員受到的酷刑是最殘暴的：教士、修士被釘上十字架，被投入沸騰的瀝青大桶中，被活剝頭皮，被絞死，被迫飲下融化的鉛做的“聖餐”，被投入冰洞淹死……僅在1918年一年，就有3000名神職人員被處死。[29][29][29]
紅色恐怖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照普京的說法是延續了37年。1922年4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召開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黨的總書記、政治局和組織局委員。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紅色恐怖由黨外轉向了黨內，誰是“敵人”的認定權轉入斯大林手中。
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聯共（布）召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成員時有270名代表對斯大林投了反對票，只有3名代表對基洛夫投了反對票，但大會宣布的結果是基洛夫和斯大林各以3張反對票的結果當選為中央委員。有人提議基洛夫擔任總書記，但基洛夫沒有接受。斯大林繼續當選為黨的總書記。在以後的幾年內，出席此次大會的1225名代表中有1108人（占90％）被捕，其中多數人死於監禁中，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人（占70％）被捕並被處決。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殺。這是斯大林指使干的，當然永遠抓不到真兇，但他操縱蘇聯最高軍事法庭，將基洛夫所信任和重用的14個幹部，作為涉嫌暗殺者處死。不久，陸續將基洛夫在世時列寧格勒的領導幹部全部消滅。隨後，便以追查刺殺者的名義在全蘇開展了大規模肅反運動。
據《米高揚回憶錄》載，蘇共二十大以後已查明，從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22日，蘇聯大約有2000萬人遭到迫害，其中700萬人被槍決（不包括死於集中營及押解途中的人）。被殺害者中有2萬多人是當局為了滅口而處死的契卡工作人員。
1936年8月～1938年3月莫斯科陸續審訊所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反蘇托派中心案”、“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包括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斯米爾諾夫、皮達可夫等老布爾什維克被當作人民公敵處以死刑。對十月革命進行過政治領導的全部24名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14人先後被斯大林殺害；從軍事上領導十月革命的60名彼得格勒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政委中，有54人被斯大林殺害；第一屆人民委員會共有15名委員，除了列寧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九人先後被以革命的名義處死；其他共產黨員共有120萬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處以死刑或被判徒刑。斯大林時期所處死的共產黨員是沙皇俄國處死的布爾什維克人數的八倍。
殘酷的黨內鬥爭不可避免地牽連到軍隊。蘇聯陸軍遭到鎮壓的有36761人，海軍3000餘人。其中包括蘇聯五個元帥中的三人、四名一級指揮員中三人、12名二級集團軍軍長（全部）、67名軍團長中60人、二名海軍最高指揮員（全部）、六名一級海軍指揮員（全部）、15名二級海軍指揮員中九人、二名一級軍政委（全部）、15名二級軍政委（全部）、28名集團軍政委中25人、97名師政委中79人、36名旅政委中35人。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被處決或監禁，還有一部分人被開除軍籍。在1938～1940年同“人民公敵”鬥爭中，各軍區司令員全部被撤換，軍區副司令員和參謀長的90％、軍和師一級管理人員的80％以及參謀長的90％被撤換。清洗的結果是軍隊高級幹部素質下降，嚴重削弱了紅軍戰鬥力，給蘇聯衛國戰爭帶來了破壞性影響。[30][30]
1952年10月5～14日聯共（布）召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使蘇聯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達到頂峰。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14～25日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特別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他還專門向大會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面批判了斯大林時期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給蘇共和蘇聯帶來的惡果。在赫魯曉夫時期，蘇共為近2000萬名受迫害者恢復了名譽。
1988年4月17日俄國官方報紙《文學報》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時期有5000萬人被殺害或被判處勞改，約占蘇聯人口總數的1/4。這就是無產階級民主或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和斯大林時代留下的記錄。
在中國，毛澤東是“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毛澤東運用他對階級敵人的“認定權”，在1930～1931年，通過肅反抓“AB團”，開始殺人立威。殺害紅軍將士1300多人。毛不光要殺光江西地方黨中反對過他的人，還要滅掉紅軍隊伍中不忠實於他的人。其恐怖手段不亞於列寧和斯大林。據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報告，當時“一切工作停頓起來，用全力去打AB團。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審訊時“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捅肛門（勝利縣）。在勝利縣，刑法計有一百二十種之多。”有一種想像豐富的刑法叫“仙人彈琴”，用鐵絲從睾丸穿過，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後用手撥拉，像彈琴一樣。殺人的辦法也多種多樣，“剖腹剜心”是常見的。此後就開始在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結果殺了“AB團”7萬多人、“社會民主黨”6200多人、“改組派”2萬多人。
建國以後，毛澤東操縱無產階級專政這架國家機器，從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紅色恐怖絕不比蘇聯遜色，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革命元勛，毛澤東運用他的認定權，把他們打成叛徒、內奸、工賊，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大軍閥、大土匪等等。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要給劉少奇做叛徒、內奸、工賊的結論，永遠開除出黨。如果按照民主程序辦事，八屆中央委員會肯定通不過，這就需要先對中央委員會動大手術，使其中的多數人不能到會，換上新選的革委會主任和造反派頭頭濫竽充數，以便毛澤東為所欲為。為達此目的，1968年7月21日，康生親筆寫給江青親啟的信中寫道：“送上你要的名單。”江青這時是個普通黨員，九級幹部（相當於司局級），康生是把她當作皇帝的代表—-皇后來伺候的。沒有毛澤東的指示。她（他）們倆敢辦這種摧毀中國共產黨的大事？名單中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有88名被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名單中，列入“靠邊站的尚未列入專案的”7名和“有錯誤的或歷史要考查的”29名，絕大多數也先後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誣陷、迫害，占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193名中的70%左右。
文革十年，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是，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人。
到鄧小平時代，鄧是“個人獨裁成為革命階級專政的表現者、代表者和執行者”。對“階級敵人”、“反革命”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認定權傳到鄧小平手裡。1989年6月4日，鄧小平一句不可更改的“動亂”，調集國防軍，把坦克和裝甲運兵車開進天安門廣場，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據當時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向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經北京市與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安部、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各高校、北京各大醫院等方面再三核實，有241人死亡（學生和群眾218人，戒嚴部隊23人）。李錫銘提供的數字顯然縮小了事態。張萬舒在八九民運期間擔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六四20周年來臨前夕，年過七旬的張萬舒在香港出版《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以每日大事記的形式，記錄了1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的情況，包括中央軍委從五大軍區調集10個軍沿六條線路向天安門廣場開進、以及兩個軍化裝進城等。書中引人關注的是張萬舒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有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死亡713人，軍隊死亡14人。譚雲鶴是站在紅十字會立場講話的，這時還沒有與北京市委對口徑，所以可信度較高。
“六四”波及全國63個城市，鎮壓後的政治衝擊波殃及千千萬萬的學生、幹部和市民。這個巨大的全民性的創傷至今不能平復。經過二十多年歷史之檢驗，那次鎮壓的長遠後果是為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保了駕，護了航，在歷史上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六四”處置之大錯特錯，已如十日並照之明。全黨上下，如果公決，95%以上的同志會同意平反，我遇到的能夠交心的黨內同志都是這個意見。
凡事就怕比較。美國1861年4月至1865年5月發生了南方奴隸主的叛亂。林肯領導了共和黨政府平息叛亂、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1863年1月1日，林肯發布《最後解放黑奴宣言》，平息奴隸主叛亂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1863年12月8日，南北戰爭尚未結束，林肯發布《大赦與重建宣言》。赦免曾與國家為敵的前南方同盟政府人員以及支持奴隸制的民主黨人。這與我們黨和政府23年不赦免為民請命的“六四” 青年，形成極其強烈的反差。
經濟上的探索：公有制蛻化為官有制，空想社會主義徹底失敗
列寧主義在經濟政策上的致命錯誤，是消滅私有制，建立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幌子的官有制。蘇聯是因為這個制度垮台的。中國改革開放打破了這種體制，但留了一手，即所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作為官僚資產階級安身立命的經濟基礎。不斷強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以國家的名義，把全國人民創造的財富劃撥給權貴資產階級。
共產主義理論經過列寧拼命向左拉，變成對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和農民的徹底剝奪。斯大林和毛澤東從列寧手裡接過了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接力棒，變成了他們在20世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他們不顧恩格斯晚年的三次忠告：共產主義理論“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31][31] 而堅持要把被恩格斯明確否定了的共產主義理論變成了許多國家共產黨的政綱，變成了千百萬人的政治訴求和社會實踐，最終成為震撼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以為只要憑藉手中的暴力奪取了政權，就能隨心所欲地改造社會，創造歷史。
馬克思設想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道路分為兩步：第一步，把原屬於資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廠等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第二步，政府要尋找一定的形式將社會財富回歸社會，回歸人民，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這個意思見《資本論》第1卷第832頁：“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到寫《資本論》第3卷的時候，由於股份公司的出現，使馬克思不僅找到了把生產資料“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即“
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形式，這就是股票。[32][32] 股票這種占有方式，是“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 [33][33]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小小一張股票，體現了社會所有與個人所有的統一，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統一，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統一。重建的這種個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個人有份的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又包括由這個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派生出來的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是一種以個人私有為基礎的均富狀態。馬克思對公有制的定義，就是讓自然人擁有生產資料，人人有份，這就是社會化，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這些補充和修正，被有意識地忽略了。
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後，忽視或有意不執行馬克思關於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最重要的政治主張，把公有制異化為政府所有制，變成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剝奪，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敗的理論根源。他們先把大企業收歸國有，然後又對中小企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經濟體制，一切歸公。那麼誰代表“公”呢？回答是國家；誰代表國家呢？共產黨執政的政府；誰代表政府呢？被委派到企業的幹部，以及領導這些企業幹部的政府官員。名為公有制、國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一較真，一落實，實際上是一種“官有制”。把本該回歸社會的財富抓在政府手裡，由政府控制全部資源，政府包辦所有企業，政府成為高度壟斷的總資本家，全國人民都成為政府的打工仔。恩格斯早就告誡不要把“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也都是社會主義設施了。”[34][34] 不執行馬克思關於“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指示，實行俾斯麥式的國有化，社會主義國家就異化為“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僱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衝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着解決衝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衝突的線索。[35][35]
這個“手段”和“線索”就是股份制。國企工人和全國人民要求占有國營企業的一定股份，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這一在美歐諸國都已經實現了的公民擁有股份的制度，我國應該實行。光給工人一個“當家作主”的空帽子，是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的。國有制或公有制變成了官有制，這就註定了這些國家的人民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沒有熱情，註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永遠趕不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註定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將作為阻礙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落後的生產方式被歷史淘汰。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原因可以說出許多條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觀察，最根本的是沒有重建個人所有制。社會主義國家形成定製的那種政府壟斷生產資料，名義上屬於全民實際上人民沒份的占有方式，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從和政治依附的基礎” 。[36][36] 取消“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一條，就割斷了人民與“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一切聯繫。勞動人民歡呼革命之後發現，政府成了“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的壟斷者”，自己的“社會貧困、精神屈從和政治依附”地位絲毫沒有變化，所謂“全民所有”完全是欺騙民眾的空話。這使人想起了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一個著名口號──“一切為了人民, 但一切不要人民參與”。[37][37] 執政黨不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當家作主”，而且在經濟上“代表人民”掌控全國財富；在輿論上，執政黨還“代表人民”謳歌這種剝奪了人民一切的制度是“共產主義天堂”。年深日久，官有制企業必然成為貪污腐敗的溫床，成為產生特權階層的土壤。官僚資本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必然會尖銳化起來。前蘇共黨員、現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一語中的地指出：“蘇聯和蘇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38][38]
歷史是最權威的審判官。蘇聯模式在世上存在了74年，它給人類文明增加了什麼呢？留下了什麼呢？它沒有創造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生產方式和生產力，也沒有創造優於民主憲政的政治制度，在“共產主義”的炫麗外衣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全面向中世紀倒退。殘存的某社會主義國家，父傳子，家天下，已經傳到三世了。這就是十月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留下的歷史怪胎。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1919年6月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曾經盲目地自信：“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39][39] 列寧這篇文章的副題是《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他想通過發動群眾加班加點、不領工資的辦法創造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鼓動很快就失靈了。到1921年10月列寧承認：“由於我們企圖過渡到共產主義，到1921年春天我們就在經濟戰線上遭受了嚴重的失敗……這次失敗表現在：我們上層制定的經濟政策是同下層脫離的，這一政策沒有造成生產力的提高，而這一點在我們黨綱里卻被認為是刻不容緩的基本任務。”[40][40] 列寧宣布實行糧食稅、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允許自由貿易為主要內容的新經濟政策。並坦率地承認:“新經濟政策就是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轉到恢復資本主義。”[41][41] 歷史的遺憾是1924年列寧逝世後，新經濟政策就人亡政息了。後來斯大林殺了懂經濟的布哈林，用政治高壓手段保證極左路線的推行，走上空想社會主義的不歸路。現在俄國官方承認，蘇聯直到解體前糧食生產還沒有達到1913年的水平。
經過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蘇聯也沒有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來。1967年蘇聯官方公布的國民生產總值為當年美國的──32715億美元──67%，此後再未公布。據西方權威機構聯合調查，蘇聯解體前1989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只有5120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10（美國同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64319億美元）。可見當年蘇聯統計公報水分之大。[42][42] 這樣一種落後的、反科學的“科學社會主義”樣板，理所當然地被歷史所淘汰，其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隨着蘇聯的解體自然也就幻滅了。
毛澤東也深知，勞動生產率，發展速度，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生命線。他在八大的預備會上說：“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17000萬人口，我們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人家17000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麼光榮，也就不那麼十分偉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43][43]
他發動大躍進，放出豪言兩年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英國1957年鋼產量是2000萬噸，中國是535萬噸。1958年他下命令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命令9000萬人“土法煉鋼”，巨大的資源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不算，還賠了（貼補）40億人民幣，占1958年財政收入的1/10，[44][44] 生產幾百萬噸無法利用的鐵垃圾，上演了一出勞民傷財的大鬧劇。而真正在鋼產量上超英趕美，是在改革開放後的 2006年，這一年中國鋼產量上超過了英國和美國的總和（2006年中國鋼產量41750萬噸，包括英國的歐盟25國鋼產量19890萬噸，包括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三國鋼產量13350萬噸）。[45][45] 現在中國國民經濟總規模達到了世界第二，超過了英國、德國和日本。不過這不是按照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蘇聯模式趕上和超過的，而是按照受到毛澤東嚴厲譴責、據說可以導致 “亡黨亡國”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趕上和超過的。中國如不是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會像蘇聯一樣被開除球籍。
從1949年建國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萬人以上（大躍進餓死3755萬，文革非正常死亡2000萬），經濟損失14200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6500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兩倍多。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建設國家的總成績單。
有人瞎起鬨，羅列一些計劃經濟時代虛誇的國民經濟發展數字為毛澤東時代粉飾。判別制度優劣，政策好壞，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發展速度。當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趕美。趕超的結果是：1955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跌落到2.5%。1955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是日本的2倍，1960年與日本相當，到1980年只相當於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 年中國人均總產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超出中國4600億美元，到198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36800億美元。誇下海口超英趕美，落後的卻越來越遠。大躍進變成了大躍退。歷史宣告了“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代表的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建設路線的徹底破產。
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科學社會主義”階段，經過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蘇聯和中國為發展經濟趕超資本主義國家付出了餓死五千多萬人的代價（蘇聯餓死1300萬，中國餓死3700萬）。偉大使徒們的錯誤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標的現實性混為一談，把手段當作目標，殊不知奪取了政權，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不等於創造了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他們高揚“科學社會主義”旗幟，沒收資本主義工商業，消滅小農經濟，自以為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建立一個更高級的社會而鬥爭，實際上恰恰是在阻礙和破壞生產力，消滅建立更高級社會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被消滅了，先進生產力也隨着被消滅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給社會的是永遠的貧窮落後，永遠的缺吃少穿，永遠的票證經濟。這是20世紀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共同經歷。
“科學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救世學說，雖然傳播逾百年，縱橫半個世界，但最終沒有能夠改造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隨着蘇聯集團的解體而悄然淡出了歷史舞台。當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起來進攻蘇聯，企圖將“科學社會主義”的實驗扼殺於搖籃的時候，“科學社會主義”表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因為人民相信布爾什維克的宣傳：“科學社會主義”代表優於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力，代表一種比資本主義更富裕更公平的社會制度，經過一段艱苦努力老百姓可以過上好日子；當資本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和平共處了兩代人的時段，用先進生產力創造巨額財富改善人民生活，以抗拒“赤禍”蔓延的時候，“科學社會主義”——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旗幟的社會制度——的致命的短處就暴露出來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級幹部享樂的“共產主義”[46][46] 外，下層幹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獻、少拿工資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應的票證，“科學社會主義”沒有辦法造成比資本主義“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沒有辦法讓人民過上像歐美百姓那樣富足的日子。和平演變是雙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優勝劣汰。社會主義國家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是歷史的必然，還得回到在改良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現實中來。
十月革命的重大副產品――催生了民主社會主義
俄國十月革命道路在人類文明史上是一段歧路，但也有它的積極意義和歷史貢獻。普列漢諾夫是辯證法大師，他認為：“如果布爾什維克哪怕能保住幾年政權，那麼受害的是俄國及其公民，而國際社會民主黨則只會得到好處，因為西歐資產階級懾於俄國的事變，將對工人階級做出重大的讓步。”普列漢諾夫對事變的估計驚人的準確。這一重大讓步表現為：歐美等國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們，在人類主流文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加進了公平和正義，在分配方式上向工人階級和弱勢群體傾斜，於是形成了第三道路，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要推進世界革命，宣稱“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47][47]。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國際，作為世界革命的總司令部、總指揮部。到1924年在世界建立了40個共產黨。在全世界範圍內推進革命，是要有巨大的財政支持的。德國不再資助了，列寧到哪裡去搞錢？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院士曾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總統直接領導的政治迫害犧牲者平反委員會主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檔案，他的話應當是有根據的。據他披露：
打家劫舍的政權對東正教教堂的財富早已垂涎三尺。這些財富是教堂幾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歷代沙皇和帝王，貴族和富商，捐獻了很多錢財和珍寶……教堂做了很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建立免費醫院、孤兒院、養老院、收容所、中學和專科學校等。眾所周知，1921年俄國遭遇饑荒，教堂無法面對上百萬人餓死而無動於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給列寧寫信，建議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貴物品購買糧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寧對這類善舉異常反感。他認為任何善舉都是資產階級的偏見。列寧在政治局宣讀了大牧首的信，並聲稱，利用這封信譴責教會不願意幫助災民，政府必須搶劫教堂。[48][48]
打劫教堂的行動開始了。1922年5月5日《彼得格勒真理報》報道：“……共奪取30普特珍寶。最貴重的是兩件鑲滿鑽石的聖像服飾。一座聖像服飾上鑲嵌151顆鑽石，其中有31顆大鑽石，服飾上還有串起來的珍珠和無數小鑽石……另一件聖像服飾上有73顆鑽石，紅寶石17顆，綠寶石28顆，珍珠22顆。聖像頭頂的光環鑲滿寶石，價值連城……”該報同月22日報道：“5月18日對伊薩基輔大教堂的財產進行清理並沒收。被沒收的財產裝滿兩卡車……”
據檔案記載：1918年3月，即共產國際成立的那個月，俄共就撥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簡稱執委會）100萬盧布；5月——300萬盧布，數字一直攀升到1000萬盧布。從4月到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從聯共那裡收到640萬盧布，從列寧秘密基金中收到價值352萬的貴重物品，從國家銀行先後收到0.8萬和5萬瑞士和奧地利克朗，12.5萬和7.73萬德國和芬蘭馬克。秋天，斯堪的納維亞局從執委會收到100萬盧布和價值6萬克朗的珍寶。
自1920年起共產國際陸續建立了一系列組織和學校，如青年共產國際、紅色工會國際、東方勞動者大學和中國勞動者大學（即莫斯科中山大學）等，為外國培養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組織和成立學校需大批經費，全憑變賣珠寶支撐。
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產國際第一次東方民族代表大會在巴庫召開。代表們滿懷革命豪情，制定了共產國際在東方的政策：刻不容緩地在各地發動革命。要各黨仿效蘇聯，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進而組成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列寧在1920年發動“蘇波戰爭”，命令圖哈恰夫斯基元帥率領30萬大軍進軍華沙。1921年策動德國革命。[49][49] 1921年策動蒙古獨立脫離中國。圖哈恰夫斯基是這樣理解形勢和使命的：“在所有的歐洲國家中，資本主義者都在張皇失措，勞動者都在翹首期待，準備揭竿而起。那時毫無疑問的，假使我們在維斯瓦河上獲得了勝利，那麼整個歐洲大陸上的革命都會爆發。假使不是我們的戰略錯誤，和在會戰中失敗了，那麼波蘭戰爭即可能構成十月革命與歐洲革命之間的連鎖。假使我們能夠擊敗波蘭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軍隊，那麼波蘭勞動階級的革命即將成為一個既成事實，於是波蘭的邊界也決不能擋住這場大火。於是就好像狂潮一樣，會淹沒整個西歐。”[50][50] 當時歐洲的情形確實如此，歐洲資本主義世界一片驚恐，德國正在等候起義的信號，英國也像1905年的俄國那樣動盪不安，意大利的工人占領了工廠，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的工人拒絕支援波蘭的軍火經過他們的國家，法國社會黨呼呼不要為反共戰爭提供一文錢和一顆子彈。
這個革命形勢把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嚇壞了。正是在十月革命道路的威懾下，歐洲資產階級面對本國強大的工人運動，在要麼革命，要麼改良之間，選擇了改良和讓步。第二國際影響下的歐洲工人政黨，執行恩格斯晚年的指示，放棄暴力革命，接受改良主義政策。當權的資產階級政黨同工人政黨達成諒解，在民主共和國的框架內，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政黨輪流執政，保護私有制但在分配政策上向工人和弱勢群體傾斜，共享經濟成果。1924年英國工黨在大選中獲勝。1月22日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組成英國歷史上首屆工黨政府。麥克唐納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內閣成員多數是工人出身。工黨執政期間，對內通過了“惠特利住宅計劃”，增加國家補助金用於住宅建設，還改善了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增加養老金和失業補助，廢除了保護關稅的政策。英國工人階級切身感覺到恩格斯指示的正確，“看到和感覺到，如果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選舉權，就能獲得什麼東西。”[51][51] 於是在歐洲國家產生了一股民主福利國家的潮流，這股潮流強大到緩慢地改變着資本主義社會的面貌，壓迫和剝削愈來愈少，公平和正義愈來愈多。出現了資本家和工人雙贏的結局。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為民主社會主義。
普列漢諾夫說：“我從馬克思逝世時起，尤其是本世紀初起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所作的觀察表明，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做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適應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既然如此，資本主義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況下，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欣羨。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主義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民主主義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我認為設有必要嘗試預言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具體特點，在這一階段中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可能長期並存，相互競爭，互為補充，在此後資本主義可能自己會緩慢地、毫無痛苦地死亡，但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許幾百年。”
兩條社會主義道路經過一個世紀人類的選擇，當“科學社會主義”由於固有的理論闕失以及在傳播中扭曲變形，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造成國家權力異化，專制獨裁，官員腐敗，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徹底失敗，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十月革命的燈塔熄滅，主流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潮消退之後，原是社會主義運動一個支流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走上了歷史的前台。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把他們開創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這條道路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理想，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市民社會。他們憑藉議會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市場機制和福利保障制度這四大法寶，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對接，在西歐和北歐建設起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並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如福山所說是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制度，這個新制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2010.12.14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國史研究
學習資料清樣本》下卷第571頁。
轉引自蘆笛《列寧與紅色恐怖：“仇恨與復仇的讚美詩”》，這篇文獻是蘆笛翻譯的。原文如下：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РФ от 30.11.1992 № 9-п «Поделу о проверк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сти указ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3 августа 1991 г. N 79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СФСР“, от 25 августа 1991 г. N 90 „Об имуществе КПСС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РСФСР“ и от 6 ноября 1991 г. N 169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ПСС
и КП РСФСР“, а также о проверк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сти КПСС и КП РСФСР» //
«Ведомости СНД и ВС РФ», 18.03.1993, N 11, ст. 400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務》，《列寧全集》第33卷，1957年版，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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