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民族前途取決於今之青壯年 2017-01-17 中國好學者 
學者簡介:資中筠 資中筠,1930年生於天津。1951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 現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南京大學-約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中方主任,中美關係史研究會理事,太平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等。 學術專長為國際政治研究和美國研究。著有《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資中筠集》、《財富的歸宿——美國現代公益基金會述評》;主編併合著有《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等。 民族前途取決於今之青壯年 文 | 資中筠 來源:公眾號“資中筠” 摘要 就在這心中五味雜陳之際,傳來一向樂觀的智慧老人周有光先生仙逝的消息。應騰訊網之採訪,發表了幾句話,大意就是寄希望於後人,正表達此刻的心情。現在再重新發表兩篇與周有光先生有關的舊文,以寄託對周老的悼念。 周有光文集代序 周有光老先生一生的經歷差不多濃縮了中國的二十世紀近代史。我們這個民族多災多難,整個二十世紀內憂外患不斷。前半是外患為主,而後半主要是內憂。一波又一波的折騰,對民族精華的摧殘甚於任何一個朝代。有人比喻歷次運動就像撇奶油一樣,一次運動撇掉一層,最後幾乎剩下清湯。周老先生是沒有被撇掉的倖存者。能倖存到今天,是他的幸運,更是我們民族之幸。 由於醫學的進步,現代人的壽命比以前長了,百歲以上的老人也越來越多。但同樣是“人瑞”,不一定都有周老這樣的大智慧和貢獻。另一方面,中國百年來有大智慧、大作為的精英也不少,我的師長輩就可以數出來一些,但是多數都不幸備受摧殘,壯志未酬而英年夭折。此時我隨便舉出一位來,例如葉企孫先生,他是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學家,同時也是非常優秀的教育家,1949年以後一段短暫的時期曾任清華教務長,但是不久就不斷挨整,直到文革中淪落街頭,形同乞丐。這樣悲慘的例子數不勝數。如果這一批民族精華都能在正常的環境中得到正常的發揮,他們也許活不過百歲,但是一定能各自放出不同色彩的光芒,與周老先生相輝映,相承接。而周老能有今天,也有幸運的成分,正如他自己說的,他如果沒有被調到北京來做文字改革工作,繼續留在復旦教經濟學,絕對逃不過“反右”,那就不定被發配到哪裡,受到怎樣的摧殘,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填溝壑了。 周有光先生在中國語文現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是外行,沒有多少發言權。周老在這方面的成就、貢獻和影響當然非常了不起。不過他晚年對文化學、對人類文明的探索更顯示了他的大智慧。不久前出版的《周有光文集》從第9集到15集都是與這方面關的。這一點與他的長壽也有關係。有一些成就可以靠天賦,例如音樂、繪畫、詩歌等文學藝術可以青少年就有大成就,但是對人生的徹悟,特別是不僅限於個人而是對人類發展規律的探索達到大徹大悟,非有淵博的知識和很深的閱歷不可。不是單憑書本知識,在書齋里能悟出來的。所以周老說他的生命從80歲開始,這不僅是幽默,還是有一定深意的。 單是年齡和閱歷也還不一定能達到這樣的智慧和覺悟。這需要幾個條件: 1.從少年時期的教養和薰陶形成一定的底色——對真理的追求;對知識探索的興趣;超越一己私利的對大社會的關懷;在道德上的正義感。有了這一底色,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可以走錯路,但一旦發現錯了,決不自欺,不為世俗的種種所羈絆,就能夠唯真理是從。 2.博大精深的知識。在高層次上各種專業知識是可以融會貫通的。周老博古通今,思接千載,放眼全球,但都是有紮實的事實為依據,他原是學經濟學的,更重視數據,所以他的結論都不是空疏之論。這點很重要,事實+邏輯=常識,常識的積累逐步接近真理。如果對什麼都蜻蜓點水,隨便發議論,大體是大而無當的空疏之論。深鑽一門或多門專業,那麼條條大路都可以通向人類發展的規律。這是我體會的周老的做學問和追求真理之道。 3.更重要是完全超越世俗的是非名利,寵辱不驚。很多人自稱淡泊名利,其實不一定都能做到。也有人,不是為個人,但還是擺脫不了中國人仰望明君的慣性思維,往往會為某位權貴人物的幾句話影響自己的憂喜、判斷力,或升起幻想。我想周老已經徹底擺脫這一切,所以總能對自己的看法充滿自信,面對種種荒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無理和不公,都能付之一笑。人類發展的規律是他的信仰,他堅信凡脫離軌道的早晚要回到軌道上來。 作為超過百歲的老人,周老最鮮明的也是最可貴的特點是一直關注世界的最新發展,站在時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從世界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看世界,這同當前有些人處處強調中國特色成鮮明對比。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地球村的形勢下,人類需要面對的共同問題遠遠超過各民族狹隘的利益。強調“中國特色”往往是為一些負面現象辯護,掩蓋落後。我還有一個觀點和周老不謀而合,那就是反對把所謂“東方文化”同西方文化對立起來。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東方文化”。流行的以儒家為核心的“東方文化”的說法實際上是“漢族中心論”,連少數民族都代表不了。印度文化和漢文化是一回事嗎?古來新疆對中原而言是西域,文化更接近中亞還是中國內地?所以自以為是“東方文化”代表,排斥所謂“西化”是站不住腳的,只能固步自封。 當前我國在思想上兩大危險,一個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我現在不用民族主義,因為我們是多民族國家,含義容易混淆),一個是民粹主義。這兩個正是當年希特勒法西斯統治的兩大思想基礎。“納粹”一詞就是德文“國家社會主義”的縮寫。我說的在我國最近的表現就是借釣魚島為題的打砸搶事件。這種情緒被煽動和利用,可以起很大破壞作用,名為愛國,實際禍國殃民。所以周老提倡的地球人、世界公民、從世界看中國,不僅僅是哲理性的,在當下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們的社會現在又處於轉折點,在長年謊言蒙蔽下,啟蒙工作還是任重道遠,特別需要像周老這樣的智慧之光驅趕蒙昧的黑暗。即將出版的《周有光:我的人生》從《周有光全集》15卷中精選周有光先生與人生、信仰與研究有關的故事,匯集成一本濃縮了他的人生經歷的作品,讀者可以從吉光片羽體察和了解作者不尋常而積極有為的一生;了解他貫穿與實際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知識和智慧,理解他如何超越人生的狹窄和局限,將人類美好的目標變成每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本書中所選擇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往往從一個個生動有趣的故事開始,但都包含着豐富的對生活細節獨特的觀察體悟角度,別致的人生情趣,和豁達而開闊的人生視野。在幽默機智、簡潔明了、清新宜人的文字中,透露出他對生活和學術研究方面獨立、嚴肅和認真的思考和參悟能力,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 我希望這本書為更多人喜愛,並不斷從中得到啟示和激勵。 (2013年7月) 2015年6月,《周有光百年文萃》 版之際座談上講話 首先我要聲明,我不敢謬托知己,因為我跟周老認識很晚,是在他一百零六歲的時候。我很榮幸,由於他看了我的書,想見我,通過他的公子“召見”我,然後我就登門拜謁。非常遺憾,現在周曉平先生反而先走了,我想對周老的打擊應該是非常大的。曉平先生是一位非常儒雅、溫和的謙謙君子,他年逾古稀還為他的父親奔忙,做了很多工作。他竟先去了,令人痛惜。 出於對周老先生的敬仰,我到這裡來談談我的感想。 剛才張森根先生(《周有光文集》編委會委員)很詳細講了他對周老著作的一些看法,張先生和葉芳女士這幾年對整理和編輯周老的著作貢獻了很大的力量。周老他們兩位知道周老的價值,無私地貢獻出自己的時間、精力,所以現在我們才能有這麼多周有光的著作,今天才能夠在這兒談論他的思想。我覺得他們是功不可歿的,特別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文化環境裡。 現在概括幾點我的想法: 周有光先生一生是大半部中國近代史 像周先生這樣活了一百多歲當然是非常難得的,他的一生是中華民族的大半部近代史。假如我們的近代史從1840年算起的話(這個算法近代史學家有許多不同意見),不管怎麼樣,周先生一生等於是2/3的近當代史。而且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經過了很多坎坷很多動盪,他是一個活在這個時代的典型的知識分子,與我們民族共同經歷了各種沉浮和苦難。從他的文章,從他的百年口述里我們也看得到。而且他的職業跨度很大,很少人有這種情況。看他的作品或看他的經歷,就等於是看一部中國近代史,內容非常豐富。但是這個近代史不是官史,是通過一滴水看大海,通過一個人的經歷看整個民族的浮沉,這是非常寶貴的。 正如張先生講的,周老的敘述是非常易懂的。現在有些文章不說人話,或是用中文寫類似外國話的話,這種文風很多,而周先生恰好相反。什麼叫深入淺出?他這個才是真正用最淺顯的大白話來說深刻的哲理思想。所以我們看他的書很容易看,看了以後可以回味無窮。 提倡從世界看中國 周老提出從世界看中國,而不是從中國看世界。這點非常重要。我們現在已經生活在21世紀了,原來我們也提到20世紀是一個大踏步現代化的世紀,我們常常說要趕上世界的潮流,中國人已經趕了一百年了,或者不止一百年了,趕來趕去,好像天天都在說要趕上世界的潮流。為什麼就常常趕不上?就是受到非常狹隘的眼光的束縛。 由於中國在進入近代的時候,是列強的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於是中國人就老有一種受害者的感覺,天生,或者是潛意識裡,或許是宣傳的結果,總之有一種狹隘的受害感。有一種集體記憶叫做“五千年的輝煌、一百多少年的屈辱”。概括起來這麼一個感覺,於是對世界的看法就像通過哈哈鏡來看,不是真正的平視,要麼就是仰視,要麼就是仇視,要麼就是鄙視,就是不能平視,不能客觀、平平靜靜地看待這個世界。所以周老先生提出從世界看中國,換句話說,活在21世紀的中國人一想到一個事情,就應該把中國這件事情擺在整個世界範圍里,看它占什麼樣的地位,起什麼樣的作用。 我想起我在清華上學的時候,上雷海宗先生的《西洋通史》課——實際上就是歐洲史,從古希臘、羅馬開始,然後整個歐洲的變化。雷海宗先生每講到一個事情的時候,比如說公元前多少年古希臘發生了什麼事,他就在黑板上寫:XXXBC魯X公X年(按《春秋》的年代:例如魯莊公、魯哀公,等等)。現在他講的很多課的內容我已經忘了,但是我學會了這樣一種習慣,就是把中國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串起來看,每當說到中國的事情的時候就想到當時世界其他地方處於什麼狀況。比如說滿清入關是1644年,我會想到那時候英國正好發生光榮革命,這一段時間就是克倫威爾時期。這樣一對照,你就知道當時中國是什麼狀況,歐洲發展到了什麼地步,這樣,我們的心胸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21世紀的中國人,特別是你們在座的年輕人,應該有一個世界的胸懷,從世界看中國就是這個意思。要是老是從中國看世界,動不動就強調中國特色,說你們發生的事情跟我們沒關係,因為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我們的特色就是這樣的,用不着跟你相比較;如果老是這樣的話,就只能固步自封,坐井觀天,抱殘守缺。 我們已經吃虧了這麼長時間了,經過了周有光先生所講到的大事小情,他講了很多,看起來很好玩,用很幽默的筆法講的,其實是很殘酷的歷史,很悲慘的事情,而且也很不幸。我們民族經歷了那麼那麼多,有的是外患,但大多數是內憂,我覺得我們的內憂是多於外患的,大多數是自找的。所以老人從整個經歷所悟出來的道理,最後總結出來,要從世界看中國,這點非常重要,特別是對於今天,新的一輪非常狹隘的國家主義,一種狹隘的、排外的、跟現在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一種情緒和風氣正在我們國家興起,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這是很值得憂慮的。 外部世界正發生着深刻變化, 我們不能渾然不覺 現在外部世界不僅僅是歐美發達國家,還包括正在發展中的、我們看起來以為人家很落後的那些國家,實際上正在悄悄地發生很深刻的變化,而我們沒有看到,我們還自以為很先進、很了不起。實際上我們真的去看一看外部社會,不要一天到晚老盯着什麼外交,幾個領導人互相之間的拜訪、會晤,除了這些之外,每一個國家的內部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舉一個例子,比如歐盟,我們現在看的宣傳都是歐盟遇到了困難,歐元區怎麼怎麼樣了,希臘到底退出還是不退出,等等問題,但是歐盟的形成,從50年代到現在,半個世紀一步一步走過來,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深刻的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一句話來說就是化干戈為玉帛,就是從此以後歐盟國家之間不會再打仗了,兩次最殘酷的世界大戰是從歐洲開始的,而且核心是法國和德國。歐盟的開始是法德兩國化解世仇,找出了一個共贏的辦法就是煤鋼聯營,說從此我們共同開發,不要再奪了。一些很有胸襟的政治家提出這樣一個方案,一點一點從“小歐洲”六國慢慢發展,他們每一步都克服了很多障礙,看起來好像是成功不了,最後又成功了。這樣子一步一步過來,現在又碰到困難了,但是我們不要只看到這個困難,要看到這樣一個偉大的創舉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至於他們還會遇到種種困難,是難免的,即使導致歐盟解體了,也是一次偉大的嘗試,至少作為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中心,歐洲國家之間不再打仗了。 還有就是他們的社會,就是資本主義本身,資本所產生的偉大生產力,走到這一步以後下一步怎麼辦,他們自己也正在進行很深刻的改革,這一點我們也沒有注意到。所以外部世界發生着很深刻的變化,我們如果不去注意,整天在一個非常狹隘的小事情上說來說去,並且把它無限地放大,我們自己要吃大虧的。 所以周先生"從世界看中國"這句貌似很簡單的話,裡面其實有很深遠的意義。 中華民族的前途還取決於年輕人 我覺得周老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比我樂觀得多,我跟他談話如坐春風,他就以他的樂觀精神感染了我。他經常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這個世界總是向好的方向發展的",這個"好的方向"當然我看不到,他就更看不到了。他說沒關係的,人也是這樣,一個民族也是這樣,走錯了路,走了岔道以後終究是要回來的。我說回來太晚了的話,代價就太高了,中華民族已經付出了太多的代價,由於走了很多彎路的緣故,所以希望以後少走一些彎路。如果一個人的胸懷像周老這樣"從世界看中國",站在地球之上,放眼一看的話,這個世界總是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的。但是我自己還是不能釋懷,中華民族是不是還要經歷一次劫難,還是說可以順利地跟世界接軌,隨着世界發展的潮流共同發展?這也還取決於現在的年輕人,你們這一代人有什麼樣的胸懷,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我想我們不應該辜負周老的期望。他的樂觀主義我覺得是以不打仗為條件的。人類現在再經不起大戰了。假如再發生一次第三次世界大戰,我說的是大戰,大國之間的戰爭,小打小鬧的不算,武器發達到這個程度,不僅僅是原子彈,如果真的打一仗的話,人類不知道要倒退多少,甚至不知是否還存在。所以這種輕易說戰爭,就像打遊戲機似的“打仗”,說說可以,但是認起來真是不能想像的。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最後,張先生剛才提到這本書裡《窗外的大樹風光》,我也特別注意到了這篇文章,我覺得寫得太好了,是一篇極品的散文,表現出來的是一個非常開闊的胸襟,而且有深邃的哲理,從文字到意境,都美到極致。文章最後還流露一點無奈——最後這棵樹被砍掉了,作者覺得遺憾得不得了,但是它還是被砍掉了,這也是一個老人的無奈。 平常常說人“老糊塗”。我們常常會說,某人如果早一點在什麼什麼時候去世的話,他就是一個正面人物了,可惜他活得太長了,越活到後來錯誤越大。當然,一個普通老百姓犯什麼錯誤危害不大,要是位高權重之人,禍害面就廣了。但是周老恰好相反,屬于越活越明白的人。所以年齡只是一個符號,有的人越老越糊塗,有的人越老越智慧,並發出智慧之光照耀我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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